朱德与格达活佛一次又一次的交心恳谈，使格达活佛懂得了什么是革命以及为什么要进行革命的道理，坚定了他相信共产党、永远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
    1936年3月初，朱德率领红四方面军到达甘孜，决定在这一地区作短暂停留。于是，一位身披红袍手捻佛珠的活佛走进了人们的视野，成为煌煌中国革命史中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他，就是格达活佛。
    格达活佛帮助红军的事迹传遍各地
    红军北上抗日经过藏区，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勾结藏区的反动喇嘛和土司头人，组织反动武装，企图阻挠红军北上，并对共产党和红军大肆进行造谣污蔑，严令群众不准卖粮给红军、不准给红军带路、不准给红军当通司（翻译），胁迫群众逃离家乡上山隐藏，妄图置红军于绝境。所以当红军到达甘孜时，大部分群众都丢下牲畜等离开家园隐藏到深山里去了，红军所到达的城镇、村寨到处都空空如也……
    此时正值高原寒冷的隆冬季节。3月15日上午，朱德把各部负责人召集起来，对大家说：“目前，我们全军几万人的口粮还没有着落，许多人还没有棉衣，困难确实很大。即使这样，我们也应该坚决执行我军的纪律和民族政策。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爱护藏民的一草一木；在藏民没有回家之前，不准进他们的屋；看管并喂养好藏民留在家中的牛羊。同时，我们要做好宣传解释工作，动员藏民回到自己的家园。”
    在甘孜，所有部队都严格按照朱德总司令的要求，没有住进藏族同胞家，也没有去动他们留下的东西，而是把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把被单撑起来当帐篷，露宿在树底下或屋檐下。没有粮食，就到附近采蘑菇、挖野菜充饥。
    甘孜县城附近有一座白利寺，寺里的住持是五世格达活佛。
    五世格达活佛，原名更嘎益登、法名洛桑登真·扎巴他耶，1902年出生于甘孜县一个贫苦农奴家庭，7岁时被认定为甘孜白利寺五世格达活佛，17岁时去拉萨甘丹寺学经，8年后获格西学位，既精通佛教经典又熟谙藏医药学，在文学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他不仅学识渊博，而且极富正义感，自己生活俭朴，却常常扶弱济困，时人称之为“普度众生”、“慈悲为本”的活佛。
    红军进驻前夕，受反动谣言蛊惑的人中，也包括格达活佛。但可贵的是，他并没有逃跑，更没有组织护寺的铁棒喇嘛与红军为敌，而是深居简出，暗中观察红军动向。经过一段时间的耳闻目睹，他感到红军并不像国民党和一些土司头人宣传的那样烧杀抢掠，不仅对群众秋毫无犯，而且还十分注重保护寺庙。
    一天，格达活佛巧遇几位红军，其中一位年轻长官主动上前与他攀谈。从这位年轻的红军长官口中知道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主张民族团结、保障宗教自由，现在要北上抗日等情况后，格达活佛当即表示：“只要像你们所说的那样，尊重宗教自由、为穷人办事，我再也没有什么顾虑，听红军的话，叫逃往山里的村民群众回来照常生产。”
    格达活佛派喇嘛给红军送去了青稞一百三十余石、豌豆二十二石，不仅倾白利寺所有，而且还亲自前往附近的亚龙寺、更龙寺，动员两寺出钱、出粮支援红军。随后，格达活佛又亲自到山里召回逃匿到深山的村民，并动员他们尽力支援红军。这时候，藏民们也感到红军是一支好队伍，他们互相转告，畏惧情绪也逐渐消失了，陆续回来和红军一起春播种地。
    格达活佛热忱帮助红军的事迹很快传遍各地，也传到了红军总部，得到了朱德等红军首脑的高度关注。
    朱德和格达活佛的九次畅谈
    一天，朱德带着总部机关人员到白利寺看望格达活佛，并与这位在藏区极富声望的开明宗教界人士亲切交谈。这是一次促膝交心的长谈，正是这次长谈，不仅让格达活佛进一步认识了红军，进而懂得了什么是革命以及为什么要进行革命的道理，而且从此更加坚定了他相信共产党、永远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
    当格达活佛见到朱德这位红军的最高长官如此朴素、如此亲切时，他从内心油然地升起了一种深深的敬仰之情。而此时此刻，让朱德大感意外的是，身披红袍手捻佛珠出现在自己眼前的在藏区极富声望又十分开明的五世格达活佛，居然是一个才三十出头的年轻人！
    他俩一见如故，促膝交谈。据说在这次交谈中，他俩曾有一段十分精彩的对话：
    格达活佛问：你们红军是什么队伍？
    朱德答：我们红军是为天下穷人救苦救难的队伍。
    格达活佛问：谁是你们最大的领导人？
    朱德答：最大的领导人是我们的老祖宗，叫马克思，是一个外国人。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
    格达活佛说：我们的佛祖也是一个外国人，他叫释迦牟尼。我们佛祖的普度众生和你们红军的解放全人类是一样的呀！
    朱德说：是呀，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所以我们是好朋友嘛。
    夜已经很深了，朱德和格达活佛还坐在酥油灯下，不知疲倦地畅谈着。时年50岁的朱老总像一位慈祥的兄长，用他自己曲折坎坷的身世和一生追求真理的艰难经历，以及终于找到共产党的经过，使格达这位开明的佛学专家、宗教领袖，得到了深深的启迪。史料记载，红军在甘孜的几个月时间，朱德先后共九次与格达活佛进行促膝交谈。一次又一次的交心恳谈，使得朱德和格达活佛成为了亲密的朋友并维系终身，谱写了一段被汉藏同胞久久传唱的民族团结之歌。
    1936年6月，藏族人民自己的政府——中华苏维埃博巴政府在甘孜成立，格达活佛被选为副主席。从此，格达活佛更加自觉、积极地投身于支援红军的行动之中。由于格达活佛亲自出面做工作，在朱德的带领和藏族同胞的支持下，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经过几个月的共同努力，不仅解决了自己需要的大部分御寒装备，还给将要到来的红二、六军团的战友们织了两万多件羊毛衣裤。
    红二、六军团齐集甘孜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在庆祝两大主力会师的盛大联欢会上，朱德深情地说：“我们能在这块土地上生存、发展，靠的是藏族同胞的支持和帮助。我们还要继续北上，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要跋涉茫茫的草地，但是只要有了藏族同胞的支持，我们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困难。”
    1936年7月1日，红二、四方面军继续北上。临别前，朱德挥笔在红缎上为格达活佛写下“红军朋友、藏人领袖”的题词，还将自己的八角军帽和一副望远镜赠送给格达活佛，对他说：“这顶帽子和望远镜留给你，看到它，就像看到了红军……”而格达活佛送给红军总司令的则是一首诗歌：“崎岖的羊肠小道啊/你要放宽，让红军好走/愿救苦救难的巴武（巴武，系藏语中的英雄，指红军）/顺利到达目的地……彩云是红军的旗帜/山峰是红军的臂膀/红军啊/你给我留下金石的语言/愿佛祖保佑你/盼你早日回来。”
    看完诗歌后，朱德感动地向格达活佛许下诺言：“少则5年，多则15年，我们一定会回来。”
    营救红军迎难而上
    红军北上后，国民党和反动土司卷土重来，阴霾重新布满康藏高原的天空。就在红军离开甘孜后的第二天，喇嘛生龙多吉一伙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支持下，便公开出来抓捕和屠杀博巴政府的组成人员及为红军办过事的积极分子。当时，还有208名红军留在甘孜治病，同样也遭到了国民党军队和当地反动势力的追杀，处境十分险恶。
    对于反动势力的残酷暴行，格达活佛感到十分震惊，他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挺身而出，前往甘孜县城阻止反动派的暴行。一方面，格达活佛组织群众和喇嘛巧妙地把红军伤病员掩蔽起来；另一方面，格达活佛靠着自己精湛的藏医术，踏遍雪山寻草药、挑灯夜战治病伤，很快使伤病员痊愈。之后，他又凭着自己在佛教界的声望和交情，把治愈后的红军分散安置在道孚、炉霍等县。格达活佛还给这两百多名红军伤病员起了藏名。
    李立寄是红二军团的一位作战参谋，格达活佛给他取藏名卓布仁钦，见他精明能干，待李病好后，便重用他当上白利寺的管家，还给他娶了藏族妻子，从此生活在寺中。有的伤病员恢复健康后想回家乡，格达活佛便派出白利寺僧人，带上他亲笔给沿途寺庙堪布与土司头人的信，将他们安全地转送到了内地。
    出于对红军的深厚感情，格达活佛冲破世俗观念和门第偏见，把自己的亲妹妹依喜拉姆嫁给了流落在甘孜的红军战士陈少林。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格达活佛为妹妹按藏族风俗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大摆喜庆宴席，并亲自主婚，祝愿这对患难中的恩爱夫妻扎西德勒。
    格达活佛思念北上的朱德总司令和红军，除了竭尽全力收留保护红军伤病员外，他还精心收藏好红军发布的各种文件、布告和博巴政府印章等。一位当年在格达活佛身边的人回忆说，“红军离开甘孜后，格达活佛的心一天也没有离开过红军，他将红军留给他的一张军用地图挂在自己的宿舍里，时不时就会盯着地图发呆，他在挂念着长征途中的红军，计算着他们的行程。”他对红军、对共产党始终保持着坚定的信念，他一直惦记着朱德总司令临别时对他说的话，他坚信，红军一定会回来！
    1937年，国民党派往康藏的督导员马其武到甘孜巡视时，马其武特地带上军统西昌站站长徐远举到白利寺“拜会”格达活佛，要格达活佛参加国民党，以此“挽回影响”，遭到严词拒绝。不久，国民党又派人来动员格达活佛担任西康省参议员，同样遭到拒绝。
    为了摆脱国民党反动派的纠缠，格达活佛于1937年以朝佛为名到了西藏拉萨。格达活佛在拉萨一住就是十年，直到1947年才返回甘孜白利寺。
    “等西藏问题解决以后，再去北京见总司令”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喜讯传到康北高原后，他兴奋异常，马上派代表穿过封锁线，绕道青海赴京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总理献旗致敬。
    1950年3月，西康解放。格达活佛先后就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康定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务。4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北路先遣支队（五十五师）到达甘孜，格达活佛高兴万分，立即从白利寺赴甘孜县城拜会吴忠师长和天宝同志。吴忠师长向格达活佛介绍了中央关于解决西藏问题的方针和政策，并征询他的意见。格达活佛详谈了他所掌握的西藏方面的情况，以及他对实现和平解放西藏的一些想法。他说，西藏上层人物中，他有不少熟人，为了减少进军西藏的阻力，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他经过反复考虑，决心赴拉萨向西藏当局宣传解释中央的政策和主张。吴忠师长和天宝同志向西南局和中央报告了格达活佛去西藏的请求，不久收到朱总司令复电，对格达活佛的爱国热忱深表嘉许，但认为他目前入藏安全无保障，邀请他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尔后再作决定。
    收到复电后的格达活佛十分激动，他马上就可以见到老朋友朱总司令了，但他说：“为了西藏早日解放，现在什么都顾不上了，我要等西藏问题解决以后，再去北京见总司令。”并要求先遣支队再次给朱总司令发报，重申初衷。朱总司令为他这种以国家、民族大局为重，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的精神所感动，同意了他的请求。7月10日，格达活佛和他的几名随从扬鞭起程，吴忠师长和天宝同志一起上马，与格达活佛并辔而行，十里送别。
    山路迢迢，困难重重，8月5日，格达活佛长途跋涉到达昌都。一到昌都，他立即四处奔走，向地方当局和各族各界人士宣传讲解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受到当地绝大多数上层爱国人士和僧俗群众的热烈欢迎。但是，格达活佛的行动也引起昌都地方当局反动分子的恐惧，他们竭力阻挠格达活佛的行动，要挟昌都有关部门不给格达活佛办理去拉萨的通行证明。对此，格达活佛十分气愤，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希望通过昌都无线电台台长、英国人罗伯特·福特打电报同拉萨当局直接联系。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罗伯特·福特是个特务，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收集有关西藏的军事、政治、经济等各项情报，并培植亲英势力、怂恿西藏独立。
    1951年7月，在重庆磁器口松林坡西南公安部第二看守所，罗伯特·福特交待了自己的罪行：“我向昌都总管拉鲁、财务官和康、总管府秘书楚嘎五等说，‘我坚决反对西藏当局与中共进行谈判，决不能让格达喇嘛前去拉萨，应立即阻止，不令前行，惟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干掉他。’最后，我们决定采用暗杀的方式……”
    解放军十八军政委、中共昌都工委书记王其梅在给中共中央西南局关于“格达被害实情”等报告中，以及格达活佛的管家李立寄、随从白嘎和甘孜大金寺喇嘛提供的证言，记述了格达活佛的被害经过：“1950年8月5日，格达活佛一行到达昌都。第二天，会见拉鲁交换和平解放西藏的意见，未得要领，决心去拉萨继续谈判，派人去‘西藏边使府’办理护照，也无结果。13日，格达拟发电报和拉萨当局直接商洽，电台台长福特接待了格达、和康、楚嘎五，并一改平时由两名西藏仆人招待的惯例，由尼泊尔厨师献上茶点。格达回到住所后，发寒热，吐黄水。16日，和康、楚嘎五邀格达到福特楼下同住。21日，拉鲁派私人医师前往替格达诊病，付药一剂，服后便不能言语。22日，格达气绝圆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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