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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堂里的陌生人
在上海市郊的奉贤，有一座叫做“二严寺”的佛寺，规模不大，香火也只是可可。我的发现得从这个地方说起。
本人的太太素信佛教，曾多年前在此庙中烧香许愿。时光荏苒，太座一晚突然做了个华胥之梦，结果就嚷着到要去那里还愿。我乃是新“三从四德”的好标兵，当然不敢违拗，在一个初秋的清晨，天蒙蒙亮便随侍着太座命驾赴二严寺去也。
一入寺门，太座焚香执礼，肃然起敬，见佛便拜，推进速度十分缓慢。我虽是教门之外的人，却也无事，看完药师看观音，看完罗汉看方丈，袖着手四处闲看耍子。后来信步踱到一间殿外，上书“伽蓝殿”三字，心下自思，伽蓝者，梵语佛寺也，伽蓝神者，佛寺之保安神也。敕修清规念诵曰：“伽蓝土地，护法护人。”释氏要览上曰：“七佛经云：有十八神护伽蓝——美音、梵音、天鼓、叹妙、叹美、摩妙、雷音、师子、妙叹、梵响、人音、佛奴、颂德、广目、妙眼、彻听、彻视、遍视。”应该说本来都是一些印度神祗。至于三国演义里关云长的一点魂魄受到智长老点化，发愿护持佛法，其像进入佛寺，这是隋代以后的事情了。
迈步进门一看，果是琳琅满目，全部都本土化了：佛龛上分两排供着十数个小雕像，既有提着青龙偃月刀肃立的关羽，也有着着官帽官袍、五柳长须的几位官老爷，其中我只认得头上有个月牙的黑面包公，其他我估计大概是城隍土地、王灵官之类的。但是另有一人，却引起了我的注意。
此人笼手而座，眼光低垂，精白面皮，全无胡须，非僧非俗，表情特异。似乎在做慈眉善目状，但浑身却透着肃杀威严之气，真是越看越熟悉，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
电石火花，我恍然大悟，这不正是木偶剧《连升三级》里的九千岁魏忠贤魏公公吗？
可是怎么会呢，人人都知道，大珰魏阉擅权祸国，杀遍朝中忠良，贪尽四方财帛，坑足天下百姓，当真是中国历史上不多见的超级坏蛋，不要说护法善神，就是打下地狱也不足以泄民怨平民愤，就从明人话本小说中他是被正义的侠客在茅坑中杀死一事，可见向背，怎么会有机会端坐在佛堂中享受香火呢。
我再定睛细看，只见此雕像头戴一顶三山帽，身着黄蟒袍，腰系白玉带，这种打扮第一步就排除了其他朝代的可能性，因为这种服饰是明朝才有的服饰；第二排除了其他身份，做此打扮者只可能是宦官，且是位阶非常高的大宦官。《明史·舆服志》记述：“宦官在帝左右必蟒服，……单蟒面皆斜向， 坐蟒则正向，尤贵。”可以为证。再从年龄来判断，史载魏忠贤生于1568年，卒于1627年，共计59岁。此雕像脸上肌肉松弛，看上去为一五十多岁之人，正和晚年红得发紫、养尊处优的他相吻合。我左看右看，兴趣顿生，当天回家后翻阅了一些资料，包括若干尊历史上保存下来的魏的雕像照片，比对之下，果然衣着打扮、神情姿态都十分相像，尤有一尊几乎是我在庙里看到的翻版，因此当下判断此人就是魏公公无疑。
有必要补充辨析的一点是，有明一代因为功勋卓着或者被认为“功勋卓着”而被广泛予以造像的宦官，似乎只有永乐朝的三宝太监郑和与天启朝的九千九百岁魏忠贤，而郑和被排除的理由在于：与此塑像相比较，一是打扮不同，郑和身上总是有个披风，象征风风火火下西洋；二是姿势不同，郑和总是雄姿英发地挺胸一站，腰挎御赐的宝刀，手里捧着一卷地图，作踌躇满志的样子；三是容貌不同，郑和的塑像比较年轻，眉宇俊朗，不象这尊雕像笼罩着一股极贵之人所特有的霸气，却又强作收敛，作平和慈悲状。
在初步判定魏忠贤正是伽蓝殿中一像主之后，我开始思考他混入我佛之护法队伍的过程。以前只听说过金山寺的法海逃到大闸蟹肚中避风头，纳粹集中营的元凶遁身于阿根廷养天年，这魏公公身后的好福气看来还得从史传的蛛丝马迹中寻找。
《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三》记载：魏忠贤在家乡本是一个小流氓，后来欠了人一屁股赌债无处可逃，遂发奋自宫，志愿报名加入了宦官队伍。他牢牢把握住机遇，与未来的明熹宗朱由校的奶妈客氏深相接纳，买了一支最大的潜力股。小皇帝用史学家孟森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一个“至愚极不肖之子孙”，生平只有两大爱好：一是从小热爱建筑艺术，一门心思就喜欢亲自动手制做各类宫殿房屋的模型、设计各类机关喷泉的图纸；二是从小恋爱比自己大十几岁的奶妈客氏，大婚之前，她已“先邀上淫宠”，即位不过十天，便封客氏为奉圣夫人，出入形影不离。而我们魏公公正是通过积极引导和深入培育小皇帝的这两大爱好，让他心无旁骛，逐步地把统治天下的权力实际上转移到了自己的手中。这里不得不说一下，魏公公的前辈、唐朝的大宦官仇士良早就深有体会地总结过：“不能让天子闲而无事，要常常引他纵情享乐。而且娱乐要日新月异，如此，天子自无暇顾及他事，吾辈才可以得志。尤其要紧的是千万不能让天子读书，亲近儒生。他见到前代兴亡之事，心生忧惧，便会疏远吾辈。”
明代的制度是官员所上的请示和报告，先由内阁大学士票拟出参考意见，然后理论上由皇帝进行最终决策。但皇帝的批示其实是由内廷的司礼监秉笔太监用红笔代皇上写的，这是制度赋予他的权利，结果皇帝一旦只喜欢做爱做的事情，对政务大胆地进行授权，那么所有朝事的生杀予夺实际上就成了秉笔太监一个人的决断。有明一朝，几大名头响当当的权阉——王振、曹吉祥、汪直、刘瑾、张永以及我们的魏公公，他们的职务都是司礼监秉笔太监，简直可以说每个昏君背后都有一个秉笔太监在作怪。
而我们魏公公更是把自己的权力发挥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他在朝中遍树党羽，并控制了整套的行政、司法和特务机关，当真是顺者昌、逆者亡，一呼而百应。在罢黜滥杀不合作的东林党人的同时，其余的朝臣几乎一网打尽地成了他的私党：当时内阁大臣把政府大权拱手相让，甘心沦为帮凶与附庸，被讥讽为“门生宰相”“魏家阁老”；一大批高级官员紧密团结在公公膝下承欢，还有了“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称号，把朝廷上下建设成了一个超大型的黑社会。
一旦形成这样一个巨大的反动组织，组织对内为了加强控制，对外为了实行统治，一定会恶搞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前述的宠物官员除了不断上表要求给魏公公加封，提升和巩固他的尊崇地位之外，更有人挖空心思要用非常的手段来为自己邀宠：
最先建忠贤生祠的是浙江巡抚潘汝祯。他假称代表了地方人民的呼声，建祠于西湖，还请公公的好友熹宗小朋友题赐匾额曰“普德”。此举大得公公的欢心，潘汝祯立刻被提升为南京刑部尚书。而浙江巡按的奏疏晚到一天，竟被罢官。
此例一开，兴建生祠立刻成为风气。全国各地官员都争先恐后地把建生祠作为政府一号工程来抓。其中还大量涌现出各种小丑跳梁表演的事迹，例如一名叫陆万龄的监生建议以魏忠贤配祀孔子，以魏忠贤之父配祀孔子之父，在国子监西侧建立魏忠贤生祠，并把魏忠贤与孔子并论：“孔子作《春秋》，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忠贤诛东林，宜建祠国学西，与先圣并尊。”“其功不在孟子之下。”要么是谄媚、要么是跟风、要么仅仅是畏罪，几年间甚至尊贵如皇室的亲王也为魏忠贤建起了生祠。
据《明史》记载，生祠极其壮丽庄严，不但朱户雕梁，甚有用琉璃黄瓦，几同宫殿。我们的“魏圣人”不但朝衣朝冠，甚至垂旒金像，几乎等同于帝王。每建一祠，多者用数十万，少者也要数万。所用钱财，不是盘剥民众，就是取自官府。建生祠需要土地，或占民田民墓，或拆民房民舍，无人敢阻拦。开封建祠，拆毁民舍达两千余间。真是“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生祠”。
因此，上述时期便是大规模建祠、大规模为公公造像的时期。1627年8月，熹宗死，他的弟弟朱由检登极，是为崇祯皇帝。此时公公好梦犹酣，还以为可以像控制小木匠熹宗那样控制这个爱好不详的十六岁少年人，不料崇祯帝不吃这一套，上台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在当年11月将魏忠贤发配到凤阳，忠贤没料想宴席这么快就散了，大势已去，于途中自缢身亡。
真是天下事，其兴也忽，其亡也速。好多公公的生祠都未竣工，俯仰之间，已为陈迹。可也不能白折腾一场，生祠推倒毁掉多可惜，结果改作他用的例子俯拾皆是，中学课本上的《五人墓碑记》记载，苏州的一座生祠被改成了反对阉党的五名烈士的纪念馆。还有北京的“鸿勋”生祠后来改成了药王庙，通州的生祠改成了督闸署，管理通惠河上五闸之启闭、修缮等等。更多的生祠则直接改成了佛寺。我推断忠贤遗像进入二严寺的伽蓝殿可能就在这个时候。
上海在明朝时还是比较偏僻的小地方，且农业社会本身的信息系统又极不发达。例如中央政府任命某位县级官员到地方上去赴任，此人一路走走停停，一般就是好几个月才能到达目的地。而当到了地方上成为一县之主后，其主要精力也是花在赋税的收缴上交与对各类各级官员组成的检查团、调研团、交流团、过路团的迎来送往上，因为这两件大事一关政绩、二涉人脉，都和自己未来的升迁调动有着紧密的关联。至于对乡村民众层面的交流，则几乎没有。官员既不可能亲身实地地到某处与民互动，更没有精力将中央政府的精神四处宣讲。况且要紧跟中央，只有在信息发达时代才能做到。老爷他自己对中央政府最新政治动态的了解，也仅限于从正规渠道下发的驿递公文简报，显性文字下的隐性意味根本无法明白个中所以然，哪敢冒自己的政治生命的风险去旗帜鲜明地提倡什么打倒什么呢。
官员对民众的控制，一是通过衙役阶层进行具体的行政操作，二是通过乡村族长父老进行宗族血缘上的管理和道德上的统束，其中心的原则是保持形式上的稳定，大家太太平平不要闹乱子就好，余事不应多问也多问不得。因此大明帝国表面上的行政一统中其实包含了对广大乡村极度松散结构的妥协。
而从民众角度来看，官僚机构既是距离遥远，形象模糊的一种存在，也由于它对小民的生活造成的合法伤害多、有益帮助少，在心理上令人敬而远之。相反，民众的精神生活中早有自己一套久行有效的价值体系，和正统的信仰看似相似却又差之千里，这种价值体系不仅本身十分封闭，基本不受到各时期各朝代政治潮流的影响，并且能够反过来在潜移默化中至少改变部分官方的体系，前面提到过的一介武夫又道德平庸的关羽进入佛寺就是一个证明。因此，政府和基层民众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同床异梦各想各的心事，形式上或许可以一致统率，内容与本质上却已经大相径庭。对于生祠中的魏公公身份，其实基层的民众有一种天生的不在乎和漠不关心。试想当年林彪折戟沉沙，从昨天的副统帅、永远健康变成了今天的大叛徒、林秃子，中国远离政治中心的农村中有几个平头百姓能弄清其中身份的反复？要他们去修正过时的口号、在副统帅肖像上画大叉尚属容易，但要让他们积极投身于所谓的“批林批孔”运动却是注定失败的努力。何哉？他们既不关心也不理解。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与其奋力追赶，不如保持自性不变，这好像又和大乘佛教中的观念契合了。20世纪七十年代如此，何况是在十七世纪的明朝，距离政治中心的京城几千里地的僻隅。
可能魏公公进入佛堂的经历并不传奇：当时当地的人们开始只知道征了片地要出人、出工修一个敬拜“圣人”的庙，好吧那就修吧。后来这个新修的庙起了某些变故，原来放置那位来路不明的“魏圣人”像的地方现在要求改放佛家的释迦牟尼了，好吧那就变吧。至于那原来的“魏圣人”像如何处置呢？想来漫天的神佛都值得敬拜，万不敢打碎了神像亵渎了神灵，不如放在东边的偏殿中和关大刀、包黑脸一块儿安生，都是圣贤在一起扎堆总没错，共同协力来保护这里的佛土佛境佛法庄严吧。
综上所述，根据外貌分析和与同类雕像的身份比对，基本上可以确定伽蓝菩萨某甲正是魏忠贤，而我对雕像通过魏忠贤生祠的改造运动而进入佛寺的推断，虽然无从确定，但应也有一定的立论基础。行文至此，突然忆起一则清人笔记中的材料可资佐证。黄裳先生在其《关于刘谨》中说：“记得《白下琐言》中曾讲起，在雨花台边的普德寺（也是“普德”！），本是刘的生祠，后来刘败，遂改寺。和尚想念这‘衣食父母’的好处，将他的铜像改为韦驮，留一纪念，至今犹存。（今者是清代中叶）那座韦驮的像貌与普通的也大不相同。”原来这等瞒天过海的事还入不得《无双谱》，岂止魏公公成了伽蓝某甲，前辈刘公公更是客串了回韦驮。这也从旁说明了，世界上没有想不到的事情，历史比小说更加奇情。
当然，历史细节总是淹没无闻的占绝大多数，如同时间大河上的一朵朵小小浪花。或许这里供养着的魏公公雕像早已不是明朝的那个原版，经历了几百年中兵火和迁移，历经几代匠人的临摹仿制和更新替换。或者匠人师傅带着家传的造像技艺，早就把这尊金面的伽蓝像造到了很多其他邻近的大小寺庙之中，不只一个伽蓝殿中都坐着同一个佚名无须的神人。还或者，这尊雕像也并非寺庙里本来就有的，可能是某位过于热心的居士，家中祖传了这尊漂亮的神像，某天顺便贡献给了寺院……
总之，岁月流转，朝代更替，匠人全不知晓他手中雕凿的形象曾经怎样颠倒众生、杀人活人，而顶礼膜拜的广大信众更是只知道尊称他一声淡而无味的“伽蓝菩萨”，祈望他出点神力保佑阖家平安。我想，人生充满了如许多大大小小长长短短的烦恼、挫折、压迫、苦痛和愿望的落空，结果让我们无法承受它们的重量。生活太辛苦了，辛苦到无论如何需要有一个或者更多的神佛坐在神龛上倾听我们的呻吟和梦语，给我们以支撑下去的同情和慈悲；生命也太短暂了，短暂到根本无暇去计较那位倾听者的身份和来世今生，我们只是单纯地按照自己的需求来塑造他们，即便是一块无知无觉的木头也就成了观照世间苦音的佛菩萨。
倒是清闲的魏公公做梦也想不到以这样一种奇异的方式延续着世人的供奉和膜拜的香火，午后静悄悄的佛堂里，他双眼微闭，似乎是在独自咀嚼三百多年来的光阴，以及光阴中沉厚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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