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交替时，十世班禅到各地参观访问，发现了人民公社等运动的消极面以及执行民族、宗教、统战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他质问四川省的有关领导："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你们为什么不为老百姓说话？为什么不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为什么在人民的苦难面前闭上眼睛？"随后的一次谈话，周恩来总理告诉班禅：运动中出了点"左"倾，这是不可避免的……你们回去后还要注意纠正"左"的错误。班禅觉得，他了解的情况，还应该给中央写个全面的系统的书面材料。1961年底，他开始草拟书面报告。五个月后，有了所谓"七万言书"。
    "七万言书"的对与错
    在写书面报告时，班禅的汉语仍然不是很好。他先用藏文写作。到1962年5月初，藏文稿已基本写完，班禅又亲自组织人翻译成汉文。
    对于班禅写作书面报告一事，周恩来早有耳闻，也很关心此事。当班禅报告的汉文翻译基本结束并开始校对之际，周恩来于1962年5月18日下午特约班禅、阿沛·阿旺晋美和帕巴拉·格列朗杰等人详谈，并通知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参加。
    在周恩来约见前，班禅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思考报告的内容、语气甚至递送的方式。得知周恩来要约见后，他更是加班加点地组织翻译、校对工作。原本想等周恩来接见时就把报告呈上，但是由于工作量大，校对工作未完，报告没有赶在5月18日这天完成。
    谈话一开始，周恩来便开门见山地问："听说你要写个书面报告给我？"班禅把书面报告的进展情况作了汇报。周恩来请班禅把报告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看法直言相告。
    周恩来始终侧耳细听。听完班禅、阿沛·阿旺晋美等人的发言后，周恩来认为，班禅和阿沛·阿旺晋美俩人肯定了西藏和平解放十一年来的成绩是主要的，至于在具体工作上，尤其在平叛以来出现了一些缺点和错误，这是第二位的。"这一点我们的看法一致。"当然，对缺点的估计多少、和事实符不符、范围广不广，彼此在认识上是会有出入的。"看法有出入则是思想问题"。
    在这次谈话中，周恩来也诚恳地给班禅指出："不是说对你说错的通通听。说错了，要给你指出来的。不这样就不是同志的态度。"
    因为自己马上要到东北考察，周恩来与班禅约定，等班禅报告的汉译和校对工作全部完成，他回京仔细阅看后，再谈一次。
    周恩来后来看到报告。对于"七万言书"，周恩来以敏锐眼光和求实精神，精辟指出："班禅的报告……七个认识有许多错误，八个问题都是事实，宗教五项原则很好，可以拿过来。"这里，有批评，有肯定，更有赞赏。对于周恩来的批评、教诲与解决问题的措施，班禅心悦诚服。
    "七个认识"包括：一、对自治权利的认识；二、对中央和地方干部过问西藏问题的认识；三、对是否要消灭藏族问题的认识；四、对是否要消灭宗教问题的认识；五、对叛乱原因的认识；六、对地方错误的认识；七、对国家前途问题的认识。
    在"七个认识"中，班禅对西藏及其他藏区工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指责，言辞尖锐、激烈，带有刺激性。他认为，平叛和民主改革中出现的错误和问题是极其严重的。
    5月下旬，周恩来赴东北。行前特别交待中央有关方面领导同志及中央统战部、中央民委、西藏工委的同志，要与班禅多加协商、谈心。"七万言书"印出后，班禅分别送给中央有关领导和有关部门，引起了高度重视。
    周恩来坦率地回答了班禅"七万言书"中提出的问题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多次召开有西藏工委和自治区筹委会领导同志张经武、张国华、王其梅、夏辅仁、阿沛·阿旺晋美、帕巴拉·格列朗杰以及平杰三、刘春等人参加的会议，与班禅共同研究"七万言书"中提出来的问题，商讨解决的办法，在7月19日形成了四个重要的文件。
    周恩来从东北回京后，再次仔细地研究了班禅的"七万言书"，又审阅了上述四个文件。7月24日下午，周恩来再次约见班禅等人，详细地回答了"七万言书"中提出的问题。
    周恩来坦率地说：在"七万言书"中，"问题摆出来了，就必须要解决。但并不等于说你提的问题都对，有对的，有不对的。因为有这两方面的情况，所以要慎重研究。对的就接受过来，不对的正面给你提出意见，提出批评。你有意见可以保留，也是许可的。"
    周恩来还把班禅"七万言书"中提出的八个问题归纳成六个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这次谈话，使班禅疑虑顿消。8月初，班禅一行返回西藏。班禅到达拉萨后，西藏工委于8月13日至9月2日召开了第六次扩大会议，传达了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关于西藏工作的意见，讨论了如何贯彻四个文件精神的问题。会后成立了四个小组，分别着手贯彻，班禅专门负责宗教政策小组。这期间，班禅心情是舒畅的，对西藏工作充满了期望。
    班禅出狱后坦露，"我在监狱里没有死掉，主要是周恩来先生的恩情"
    然而，一年多以后，事态发生了逆转。班禅的"七万言书"被说成了"反动纲领"，与彭德怀的上书相提并论。
    1964年9月18日至11月4日，班禅在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期间受到了严厉批判，被撤销了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代主任职务，扣上了"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蓄谋叛乱"三顶帽子。随后，又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四届政协一次会议上被撤销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职务，只保留了全国政协常委一职。
    就在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批判班禅后不久，周恩来担心班禅在西藏会发生意外事故，特意批示有关部门，让班禅离开拉萨到北京居住。1964年11月，班禅全家搬到北京。周恩来亲自安排他们住在已故副委员长沈均儒的寓所里，这实际上仍然是按副委员长的待遇安排班禅。周恩来还特意交代有关部门，要照顾好班禅的生活。
    在周恩来的批示下，中央有关部门对班禅的问题采取了极其慎重的态度。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初期，班禅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由于周恩来的极力劝阻，红卫兵也未能擅自冲击班禅。
    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周恩来保护干部的工作越来越艰难，危局也越来越难以支撑。1966年8月下旬的一个晚上，中央民族学院的一些人不顾周恩来的指示，强行冲进班禅住处，将班禅押到学院。之后，又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批斗大会。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派自己的联络员会同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和解放军代表，到中央民族学院去制止批斗行为。周恩来向各派红卫兵组织做了很多说服工作后，把班禅转移到北京卫戍区"监护"。两个多月后，局势稍微好了一些，周恩来指示卫戍区把班禅送回了寓所。直到1968年夏天，班禅又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
    1968年，班禅再次被带走，被隔离监护起来。这次与上次不同，完全与外界隔离开来。就连周恩来的关怀，也几乎被"四人帮"一伙隔断了。直到1977年10月，他才得以获释。这时，他所尊敬的周恩来已长眠于九泉之下了。
    在狱中以至出狱后，班禅一直在反省自己的"七万言书"的是是非非。对自己认识上的错误他是清楚的。同国家的灾难和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的遭遇比较，他并不感到委屈。他说："过去我确实犯了错误，说了一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今后我准备好好总结一下，再给中央写个检讨报告。"他坚信，自己写"七万言书"的出发点是好的，周总理是理解自己的，党和国家是会对自己作出公正结论的。这种信念，使他熬过了九年多的铁窗生涯。
    1980年9月，在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上，班禅与彭冲、习仲勋、粟裕、杨尚昆一道，被补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重新走上了国家领导人的岗位。
    1988年4月，班禅在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在回顾自己的历史时，向全世界表露了他对周恩来的感激："我在监狱里没有死掉，主要是周恩来先生的恩情。"
    多少年来，每逢周恩来1月8日的忌日，他总要早早地起床做好祈祷的准备，然后在上午十点左右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为周恩来献上精致的花圈和洁白的哈达，以寄托自己深深的哀思与怀念。在他的心目中，周恩来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而且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杰出代表，是自己最亲密、最崇敬的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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