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论是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还是作为一种政治运动，民粹主义都将行动主体定位在“民”和“众”上。“民”是相对于社会精英而言的，侧重于突出行动主体身份和社会地位的平常和一般；“众”则强调行动主体的规模之大。“平民+大众”成为民粹主义行动合法性的来源，因而民粹主义往往被政治精英利用和操控。 依据不同的群体分类标准，人们被区分为民族、种族、部族、原住民、族群等族类群体。在进行族类群体辨识时，族性被视为族类群体所具有的特质。族性因为具有被族类群体成员普遍认同的一般性的品质，从而具有集“群”汇“众”的纽带功能。族性及其蕴含的情感往往被当作政治动员的工具，以致于英国民族学家安东尼·史密斯感叹：族性是一种重要的力量。通过政治动员的方式，依据共同的族性，将一个民族整体组织起来的行动和过程，就是族性动员。值得注意的是，在反全球化的对外关系、隔阂敌对的族际关系等特定关系结构中，民粹主义往往借助族性动员的方式，试图将自身与民族主义结合起来。 一、动员口号：以民族群体的名义 没有动员，个体就无从形成群体。民粹主义者的动员是通过对民众施以持久、有针对性的影响，引导和促使大众的态度、期望与价值取向趋向一致的过程。政治科学家保罗·德雷克指出，民粹主义者总会利用“政治动员、不断重复的辞令和精心设计的符号”去感染、激励民众。 在反全球化和民族纷争中，民粹主义者在遵循民众动员规律的基础上，还会掺杂族性动员的方式，“以民族群体名义”呼吁本民族的同胞们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尤其是当一个国家或民族受到外来威胁时，民众动员会转化为民族动员，共同的民族忧患意识会促进民粹主义向民族主义转变，表现为推崇民族认同与团结，共同抵制和排斥外来力量和外族力量。 1994年，在100天的时间内，卢旺达发生了现代历史上蔓延最广的一次种族大屠杀，受害者的数字介于80万至100万之间。这一事件被称为刺痛人类良心的“20世纪的悲剧”。悲剧的制造力量源于胡图民粹主义者的民族动员，胡图民粹主义者认为本民族温和派的政治精英失去了保卫本民族的立场，成为了需要以民族的名义予以惩罚的民族叛徒。胡图民粹主义者还利用杂志《康古拉》告诫胡图族民众：“你的团结，你的相互了解，你的统一就是你胜利的武器，你应知道，当大多数人被分割时，少数就变成多数。图西人和胡图人之间战争的唯一解决办法，就是公众（胡图族）的觉醒。”可以说，是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交织、激荡，共同酿成了卢旺达大屠杀的悲剧。 政治学家皮尔-阿德列·塔奎夫认为，所有形式的民粹主义都有一种民族关怀。因此，“所有民粹主义或多或少是一种民族民粹主义”。在一些排拒外来移民的案例中，民粹主义时常转变为民族民粹主义或民粹民族主义，大众认同转为民族认同，“人民的—反人民的”思维逻辑遂转变为“国内—国外的”逻辑，其批判的重点也随之从国内的政治精英转变为外来群体，从上层阶级转变为“吃里扒外”的内奸。而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以民族群体的名义”成为了最具感召力的动员口号。 二、动员基础：族际关系结构性紧张 族性以及族性认同着眼于民族成员的统一，强调一个民族或族类群体集体认知与行动的一致性。在族性政治动员中，共同的族性认同被置放于优先位置，强调本民族社会内部不分阶层、地位、职业的团结。在共同的族性及其认同的基础上，“同胞”成为“我们”，而族性不同的他者 成为“他们”。以族性分群，强调“我者”群体与“他者”群体在语言、文化、历史记忆等方面的不同，往往导致社会在横向方面的区隔与断裂。而民粹主义进行族性动员的基础就是族际关系的结构性紧张。 族际关系结构性紧张是指在一个多民族的社会，民族之间的界限被凸显，民族意识被强化，不同民族成员的忠诚各自内附于本民族，民族之间的群体关系表现为猜忌、隔阂、对立，民族之间沟通和协商的渠道关闭。在不同的民族分别居住在相应的地理边界内且彼此隔离、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之间存在民族差异、处于主导地位的民族倡导过强的民族主义、处于边缘地位的民族出现族群民族主义、劳动力市场分层及群体收入差异与民族群体边界重合等情况下，容易出现族际关系结构性紧张的局面。 民粹主义生成源于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是社会底层与社会上层之间关系的断裂，以“我们人民”和“他们精英、统治者”的对立为话语模式。族性动员则依托于特定的族际关系断裂结构，以“我们民族”和“他们民族、外来移民”的对立为话语模式。一旦出现民粹主义和族性动员的交织，就容易演化为群众性、民间性的族际排斥言行和群体疏离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