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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逻辑，可以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来加以审视：温饱型——发展型——发达型。这三个阶段影响国家认同的核心变量是不同的。在温饱型民族社会中，最有效的国家认同的建构是以物质条件的改善与生活水平的提高为核心，只要有效化解了少数民族的饥饿、贫困与疾病的整体社会状态，他们对于国家的认同感自然会得以加强，这便是卡斯特所说的“合法性认同”(legitimizing identity)的建构，即“由社会的支配性制度所引介，以拓展及合理化他们对社会行动者的支配”[11](P.4)。尤其是通过新主权国家的建立，少数民族确立了自己的国家主人公身份。当然，这种国家认同建构策略与少数民族自身的境遇的大转变及发展的迫切性相呼应，因而具有了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由此也可以看出，生存的基本诉求对于任何民族来说，都是最为基础与关键的问题，对于这一诉求的满足，在特定发展阶段会成为国家认同建构的核心与关键。 现代社会中政治系统合法性的获取主要通过执政绩效获得，正如伊斯顿的观点，“如果不得不或主要依靠输出，指望人们用对特定和可见的利益的回报来生成支持的话，那么没有任何一个政体或共同体能够获得普遍认同，也没有任何一组当局人物可以把握权力”[12](P.323)，当少数民族的基本生活保障有了长足的提升之后，社会经济发展策略会因自身取得的成果而降低自我的重要价值，这种降低实际上是由经济条件改善之后的高层次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在此经济发展过程中，物质条件提升自然会产生更加多元化的民族需求，加之经济基础对于民族主体意识与价值观念的重构与重塑，使得少数民族社会变成了融经济、文化与信仰等多维诉求的需求主体。当这种多元诉求经过逐渐整合与理性化，民族自我主体意识与身份意识会自然增强，经济发展对于国家认同的建构力则会进一步降低。 (三)少数民族自我认同的逻辑：由己及人的主体意识形构 当少数民族自我主体性意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不断增强时，其与国家的融合关系就会呈现出张力，从而使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从同一性之中分离出来，走上不同的发展逻辑。民族认同曾经被现实生存压力或其他外力遮蔽的民族自我历史传统、语言文字、共同信仰及民族生存环境等主体意识与主体独立性在此刻彰显，成为对民族之存在需求的持久动力。 少数民族自我认同的逻辑体现在其价值观念中的自我与他者、自我存在本能与其他异己力量的挑战所形成的二元结构之中，正如泰勒所言，“我们的身份至关重要地取决于我与他者的辩证关系”[13](P.34)。该二元结构中，民族认同所依托的是一种对比之下的自我民族存在意识，包括在多元化的互相比照与冲突中，所产生的对自我民族的风险意识与危机意识。二元结构在具体的民族生存实践中表现得更为多元，例如：其他少数民族的存在对本民族产生实践上的挑战与威胁，他者的存在使少数民族成员强化了自身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差异性，明晰了自我为多元、多样之中的“一”，有了自我区别与他者的清晰主体意识；在这种二元结构中，有些“他者”的存在是少数民族自我存在的威胁力量，这种威胁力量可能从政治、经济、文化、生态、资源等各个方面对少数民族自我存在产生影响，因此就更加激发了少数民族的主体意识与自我认同感，民族认同往往在重大压力之下而不断加强。 经济变量有时也会成为民族认同的促进因素，比如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优势、独特的发展模式、自我经济特色在整个市场中的知名度与影响力等，都可能有助于民族认同的强化。但总体而言，一定水平的经济仅仅是民族认同的经济基础，而非核心变量。在这种二元结构中，少数民族所对应的最重要、影响范围最大的力量就是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政府。当国家与民族在应对共同的敌人、面对共同的生存困境时，两种认同具有同一性，但这种同一性并非一成不变。当国家从认同之中独立出来而成为民族自我意识中的“他者”时，国家意识形态、具体政治体制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与民族社会的治理政策，均会被少数民族视为异己力量。一般来说，信仰层面的分歧与差异是最主要的，但这种分歧是一种无法调和的一种对立存在。国家体制的设计，包括具体的民族政策成为国家认同的现实结构，现实治理行为有可能是具体冲突与矛盾的显性表现，同时也就成为民族认同加强的现实触发因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