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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必翻译的《名利场》如期交卷，出版社评给她最高的稿酬。她向来体弱失眠，工作紧张了失眠更厉害，等她赶完《名利场》，身体就垮了。当时她和大姐三姐住在一起。两个姐姐悉心照料她的饮食起居和医疗，三姐每晚还为她打补针。她自己也努力锻炼，打太极拳，学气功，也接受过气功师的治疗，我也曾接她到北京休养，都无济于事。阿必成了长病号。阿七和我有时到上海看望，心上只是惦念。我常后悔没及早切实劝她“细水长流”。不过阿必也不会听我的。工作拖着不完，她决不会定下心来休息。而且失眠是她从小就有的老毛病。假如她不翻译，就能不失眠吗？不过我想她也许不至于这么早就把身体拖垮。 胜利前夕，我爸爸在苏州去世。爸爸带了姐姐等人去苏州之前，曾对我说：“阿必就托给你了。”——这是指他离开上海的短期内，可是语气间又好像自己不会再回来似的。爸爸说：“你们几个，我都可以放心了，就只阿必。不过，她也就要毕业了，马上能够自立了。那一箱古钱，留给她将来做留学费吧，你看怎样？”接着爸爸说：“至于婚姻——”他顿了一下，“如果没有好的，宁可不嫁。”爸爸深知阿必虽然看似随和，却是个刚硬的人，要驯得她柔顺，不容易。而且她确也有几分“西碧儿”气味，太晓事，欠盲目。所以她真个成了童谣里唱的那位“我家的娇妹子”，谁家说亲都没有说成。曾几次有人为她向我来说媒，我只能婉言辞谢，不便直说阿必本人坚决不愿。如果对方怨我不出力、不帮忙，我也只好认了。 有人说：“女子结婚忧患始”。这话未必对，但用在阿必身上倒也恰当。她虽曾身处逆境，究竟没经历多少人生的忧患。阿必最大的苦恼是拖带着一个脆弱的身躯。这和她要好、要强的心志调和不了。她的病总也无法甩脱。她身心交瘁，对什么都无所留恋了。《名利场》再版，出版社问她有什么要修改的，她说：“一个字都不改。”这不是因为自以为尽善尽美，不必再加工修改；她只是没有这份心力，已把自己的成绩都弃之如遗。她用“心一” 为笔名，曾发表过几篇散文。我只偶尔为她留得一篇。我问她时，她说：“一篇也没留，全扔了。” 文化大革命初期，她带病去开会，还曾得到表扬。到“清队”阶段，革命群众要她交代她在国际劳工局兼职的事。她写过几次交代。有一晚，她一觉睡去，没有再醒过来。她使我想起她小时不肯洗脸，连声喊：“逃逃逃逃逃！”，两脚急促地逃跑，总被妈妈捉住。这回她没给捉住，干净利索地跑了。为此她不免蒙上自杀的嫌疑。可是我知道阿必的脾气，她决不自杀。军医的解剖检查是彻底的，他们的诊断是急性心脏衰竭。一九七九年，复旦大学外语系为杨必开了追悼会。 阿必去世，大姐姐怕我伤心，先还瞒着我，过了些时候她才写信告诉我。据说，阿必那晚临睡还是好好的。早上该上班了，不见她起来。大姐轻轻地开了她的卧房门，看见她还睡着。近前去看她，她也不醒。再近前去抚摸她，阿必还是不醒。她终究睡熟了，连呼吸都没有了。姐姐说：“她脸上非常非常平静。” 一九九○年六月二十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