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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夜读了一本《黎阳郁氏家谱》。线装，分十二卷，180 页，订成三册，仿木刻的铅印本。 我本姓郁，这本书就是我所属那个家族的家谱。 我一直看不起这样的书。它在我身边有十年以上的时间，我从没有产生过想去读一读它的念头。说心里话，我从来没有把它看作是一本可读的书。我只是从它的外形来看，不能不承认它也还是一本书罢了。 在“文革”中横扫的“封资修”的反动书刊中，这样的书是属于“封” 字头的。文革中哪家家中保存有这样的东西，被红卫兵抄出，那是有挨斗危险的。因此那时我妈妈把家中仅有的一本书烧掉了。家谱《自序》中写道：“校勘既竟，印 20 份，分贻族人，为传世之宝”。我妈妈烧掉那一本就是一下子烧毁这传世之宝的二十分之一。但是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可惜。 我弟弟对这部家谱比我关心一些。当复印机在我国开始使用后，他从某本家那里借到另外的一个二十分之一，复印了一套，送给了我。 虽然文革中红卫兵那样的做法我从来都认为不可取，但是我还是认为把这样的书算作带“封”字头的是很公正的。昨夜“读”了一下，我还是这么看。读后我有这么一个感想：时间已经到了 20 世纪的 30 年代（这家谱付印的时间是 1934 年，印出的时间不详，只知道 1949 年我与分离十多年的父母团聚时，家中已有一部了），地点是在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上海，还会有这样一部家谱问世，说明要到建的东西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的确不是一下子可以做到的。同时还看到，过了从 30 年代到 90 年代这 60 年，情况的确起了很大的变化，在今天之上海，恐怕再也找不到写这样家谱的事了。现在的人对家谱写的东西完全陌生，连看也看不那么懂了。 在这本书中可以看到： 1．对祖宗的崇拜。这家谱只记载了 11 代 200 年的历史。整个家族中并没有显赫的人物，只有一支曾经有两代人算得上是上海的富豪。论官职，即便是空头衔，全家族中最高的不过是“盐运史”。论学位，清代最高只中了举人，而且只有一个。到 1934 年，大学毕业的一个也没有，大专程度的也只有一个。论文，只有一个祖宗为几本古书写了前言，出了一本诗集，还有一个祖宗写了一不《牛痘指南》。我所属的那个家族，祖先中实在没有值得夸耀的。可是编这部家谱的目的，则是要在家谱中使“吾祖宗 200 余年来治谋传世之永经营缔造之迹悉具于斯”。 2．重视名位。那怕只是芝麻绿豆的官职，或者毫不足道的称号，如什么 “登仕部”、“修职郎”，什么加衔的“国学生”等等都不遗漏，更不要说有过什么三品、五品、七品、九品的衔头了。我们这个家族世代以经商为主，也许因此特别重视官与学两方面的名位，以此装装门面。 3．维系血统。《族党规约》规定：“凡无后而立兄弟之子为嗣者，以昭穆相当之侄承继，先尽同父周亲，次及大功小功缌服，如俱无，方许择立远房之贤及所亲爱者，毋许乞养异姓义子，以乱宗系”。同时规定，不仅“为异姓子者”，而且“以异姓为子者”不得列谱。 4．讲求名分。如“无子而纳妾生子者，妻故其夫……得以妾为继室”。（《族党规约》） 5．重视全族财产。祠堂、飨室、墓、卢、祭田。 6．讲究一套族规、仪式等等，连祭祖时上什么供，磕几次头，都有极为详细的规定。 虽然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到建制已经瓦解，规定这一套已经没有多少人重视，但族中还的确有那么一些人，对维持这套到建的东西很感兴趣。印这样一部书，虽然只出 20 本，总得花一笔钱。钱从哪里来，书中并未说明。那时家族已经衰落了，估计还是有人拿出些钱来。这是为什么，我说不清楚。我觉得从家族的角度了解半到建半殖民地社会，是对整个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了解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虽然不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也还是有意义的。所以读后我想记下这一千多字。 读这本书，对家族生活中那套封建的东西，可以得到不少具体的知识，同时也可以看到，直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还有这样一部家谱出现的情况。我没有读到其他家谱，也不具体知道人们常说的“续家谱”是怎么一回事。不过我想除了在港澳和台湾那些地方，很可能还有人热心做续家谱的事。在中国大陆，这本也许是家谱中印出得比较晚的一部了。因为它是抗战前夕才印出的。抗战后，我想“修家谱”的事就会停下来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更不会有什么人去做这种事情。从这点上说，这本书还有它特殊的价值。究竟还有没有比这更迟印出的家谱，这一点可以设法了解。 昨夜促成我翻阅这本书的，是我想为《上海滩》写一篇《小刀会在上海起义前后的南市郁氏家族》。最初我在写这篇文章时，本来只想把我父亲给我讲的故事写下来，后来看到台湾作家高阳先生写的小说，看到他的小说中有几处涉及我的家史，才知道对我想写的这段故事，有不少文献应该查一下。我请两位同志帮我收集了一些材料，也希望高阳先生告诉我一些他掌握的线索，可是一直没有想到去查一下家谱。昨夜读了之后，才知道原来家谱中的确有一些有用的材料。 读了这本家谱不但对于研究我的家史有用，而且也可以从中看到当时上海社会一些情况。比如家谱中记载，我的一个祖宗叫郁泰峰的，因为在小刀会占领上海县城期间他给了小刀会许许多多两银子，清军攻破上海城之后，就一次罚他捐 20 万两银子修上海城墙。这次他不敢请赏。以后一不做二不休，他又捐了 20 万两银子给宫廷，就风头十足。事后他给清朝政府提出增加松江府和上海县的“文童”（即“文秀才”）和“武童”（即“武秀才”）的名额的要求，得到批准。我原先知道这件事，但不具体。读了家谱之后才知道，在郁泰峰提出这个请求前，松江府每年中取 25 名“文童”，15 名“武童”，上海县每年中取 14 名“文童”，9 名“武童”，郁泰峰提出请求后，松江府每年文童、武童各增加 10 名，上海县增加 10 名文童，9 名武童。这样一府一县文武童总数从 63 名增加到 102 名。从这儿不但可以看出郁泰峰的手腕（他因此得到了表彰，还加了个盐运史的官衔），也可以知道当时松江府和上海县每年中文武秀才的人数。这样的材料，我不知道是否容易得到。从这方面来说，我觉得没有白花那两个小时。 此外还有一种收获，那就是它可以帮助我回忆自己少年时的一些情况。这是我事先没有想到的。这家谱编成付印时我已经 19 岁了。在这家谱中有七，八处提到我自己名字的地方，还有有关我父母、祖母和我本来几乎一点不知道的关于我祖父、祖母，以及我的父亲的某些情况。当然，有些事只有我本人才会注意。一个人对与自己直接有关的事情当然会有一种特别的兴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