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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沙里看出一个世界一朵野花里一座天堂把无限放在你的手掌上永恒在一刹那里收藏梁宗岱译勃莱克：天真的预示诗人彭燕郊教授送我一册他作序的小书：《宗岱和我》。这是梁宗岱先生的夫人甘少苏女士的回忆录。甘少苏女士原是粤剧演员，她谦逊地自称“半文盲”，和梁宗岱先生结婚以后，才开始学文化。或许是由于她天资颖慧，且和梁先生共同生活了近四十年，相儒以沫，至情所钟，这位“半文盲”记述的名震一时的诗人和学者生活经历的书，写得异常质朴、动人。当然，论述梁宗岱先生著译成就、学术思想等等，非她能力所及，对一些文化史实的论述与鉴别，也非她所长，读者自不会在这些方面加以苛求的。 梁宗岱先生早就人为地被中国的诗坛和翻译界遗忘了。还在一九八○ 年，湖南人民出版社译文编辑室规划出版《诗苑译林》丛书时，我曾参与了这套丛书的规划设计、选题审定等方面的讨论。其中除冰心先生、罗念生先生、卞之琳先生等许多名家都有专题的译作外，出个人译诗集的那时暂定了戴望舒、梁宗岱、徐志摩、朱湘、孙用、戈宝权、施蛰存等先生。讨论选题时，有人问：“梁先生还在世么？”一位毕业于广州外语学院的青年编辑说： “还在。在广外呢！不过，病得不轻。”译文编辑室其他同志，对梁先生近况，则一无所知。结果，决定委托彭燕郊教授和他联系。一九八三年便出版了由唐荫荪兄担任责任编辑的《梁宗岱译诗集》，除去毁于十年浩劫的《浮士德》第一卷外，几乎包括了他所有的译诗，印了二万七千五百册。书出版后不久，梁先生就辞世了，但他总算亲眼看到了那集子，虽然那书也只能算是一九三四年商务出版的《一切的峰顶》的翻版。 除了一九八二年第三期《新文学史料》发表了张瑞龙同志的长文《诗人梁宗岱》之外，可以这样说，《梁宗岱译诗集》的出版，使读者重新记起了这位“五四”以后颇有些影响的诗人和翻译家。而《宗岱和我》的出版，则使读者们比较系统地了解到这位诗人和翻译家的坎坷际遇，阅后不能不使人一掬同情之泪。甘少苏女士记述的梁宗岱先生的前半生，才华横溢，奋发有为，十八岁时，由于在文学创作上崭露头角，得到了郑振铎先生和沈雁冰先生的赞赏，被邀参加“文学研究会”随后到欧洲留学七年，在法国，同时得到了两位思想、艺术倾向迥然不同的大师保罗·梵乐希（今译瓦勒里， PaulValely，一八七一——一九四五，去世后，法国曾为他举行国葬）和罗曼·罗兰的赏识。梵乐希与他结为至交。罗曼·罗兰非常欣赏他法译的陶渊明的诗，在给他的信中称这种翻译是“杰作”，“令人神往”；并在瑞士的寓所，破例接待过他。梁宗岱先生也一再提到这两位大师给予他不可磨灭的影响。一九三一年回国后，他先后在北京大学法文系、南开大学英文系担任教授，抗战时期任复旦大学教授。那时，他生气勃勃，努力想在学术上有所建树。 甘少苏女士这些记述，与温源宁教授在三十年代所写的《一知半解》一书中，对梁先生的记述，大体吻合。温源宁这样写道： “万一有人长期埋头于硬性的研究科目之中，忘了活着是什么滋味，他应该看看宗岱，便可有所领会。万一有人因为某种原因灰心失望，他应该看看宗岱那双眼中的火焰和宗岱那湿润的双唇的热情颤动，来唤醒他对‘五感’ 世界应有的兴趣；因为我整个一辈子也没见过宗岱那样的人，那么朝气蓬蓬，生气勃勃，对这个色、声、香、味、触的荣华世界那么充满了激情。”（温源宁著《一知半解》，南星译，第 56— 57 页） 温著作于三十年代，那是用英文写的，中译本是一九八八年十二月才出版，其时，梁先生去世已过五年，我估计，甘少苏女士不一定读过，可是他们两人的记述不谋而合。 后半生的遭际与前半生就颇不相同。这位虽不服膺共产主义，但却颇想在共产党领导下，为中国做些有益事业的著名的知识分子，却屡遭打击，以至一蹶不振。先是在广西的一个专区，蒙受近三年冤狱，经党中央干预后，才得平反。平反后，为了谋生，也为了济世，潜心研究中草药；一九五六年才到中山大学教书。不久，又是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在“文化大革命” 中，抄家，囚禁，挨斗，罚跪，被打，致伤，几乎送命。他性情刚烈，宁折不曲，在这样的处境中，当然就也只能选择了一条自我麻醉的道路：皈依了宗教。但也就在被斥为“草包教授”，弃若敝展的时候，在海外，特别是在法国的知识界，却把他作为一种智慧的象征在怀念着他呢。彭燕郊教授为甘少苏女士此书作的序言，颇为深刻地描述和分析了梁先生从乐观向上到痛苦幻灭的“精神旅程”以及其私人感情生活的曲折道路，写得悲凉、沉痛，读后不能不引起一番深思。 “一颗沙里看出一个世界”。我想，除了彭燕郊教授的序言里明睿地提出的一些问题外，对这场看似是个人，其实是中国众多知识分子的悲剧，还应该反思些什么呢？ 从一九二七年开始，到一九四九年引导中国革命获得最后胜利的那两场国内革命战争，主要目的之一是推翻封建统治，但它自身却不能不带着农民革命战争的色彩与封建的局限和烙印，战争的一切轨迹和伤痕，光焰和阴影，喜剧和悲剧，都不能不在这以后的历史上得到折光的反映。梁宗岱先生个人的遭遇和悲剧，反映了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一战争过后的遭遇和悲剧。梁宗岱先生在五十年代初期的近三年冤狱，正是这种状况的反映。那时，他生活在广西一个边远的专区，正积极地拥护新政权，为新政权献力献计献策，由于对“左倾幼稚病”提了些直率的意见，得罪了这个专区一个头头，一个 “最高权力的代表”。（其实，代表那个地区的最高权力的，是人民代表大会，那个头头只是一个公仆呢。）这就种下了构成冤狱的祸根。那正是一个被誉为“和尚打伞”的时期，在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其危险程度，不言自明；而这个“权力的代表”当然不可能知道什么是诗的价值，精神的力量，什么文学研究会，什么罗曼·罗兰，梵乐希。以后，还是梁先生在监狱中偷偷写了一封长信，由好心的看守所长私下递给甘少苏女士，再用双挂号由最高法院副院长张志让转呈毛主席，最后，才由党中央，中南局，广西省派了调查组，查清了这是冤案，下令放人，派人到监狱里向梁先生道歉了事。这时，近三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读到甘少苏女士的这些记述，我不禁捏了一把汗，假如那封信没有送到毛主席那里去呢？这就不堪设想了。这实在可怕。应该特别说明的是，在制造这场冤狱的过程中，确也有一些爱护知识分子、敢于主持公道的共产党干部，挺身而出，保护这些社会上的宝贵财富。据甘少苏说，梁宗岱还曾得到胡乔木同志的关照。但在某一领导者的意志就能体现法律时，他们提的意见，又能起多大作用呢？这大概就是多少知识分子的悲剧在农民战争中酝造出来的症结所在。 梁宗岱先生的遭遇还使我们想起：“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个口号，是新的历史时期的新的口号，是承认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后提的口号。它是总结了多少历史上的痛苦的经验和教训得来的，但实现这口号又何等不易！许多深刻的见解，往往貌似异端而实是真理。压制一时不同的意见，并不能使不同方面趋于一致，趋于和谐。没有和谐又如何能发展呢？这应该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核心所在。 可敬的巴金先生一九三五年在日本横滨曾写过一篇名为《繁星》的散文，记述了他和梁宗岱先生的交往，那时，梁先生也在日本。在横滨，他们一起从木下走到了逗子车站，在满天繁星之下，在宽阔安静的马路上，梁先生一路上起劲地谈贝多芬，谈尼采，谈悲剧与音乐，谈梦与醉。巴金先生写道： “我和他在许多观点上都站在反对的地位，见面时也常常抬杠。但是我们依旧是朋友，遇在一起时依旧要谈话。”时过半个多世纪，我们仍然觉得表现我们民族良知的巴金先生，在处理这类问题上树立的典范，仍然值得我们好好地想一想。 由于梁宗岱先生的遭遇，还使我们想起了如何重视文科知识分子问题。所有的、各种门类的知识分子都重要。没有备种门类知识分子的努力，社会就不能发展，国家就不能强盛，人们就不能生活富裕，精神充实。记得圣西门说过大意是这样的话，假如法国不幸失去国王的兄弟和王公大臣，省长，大财主等等，并不会因此给国家带来政治上的不幸，但假如法国的优秀的数学、物理、化学等方面的学者，优秀的诗人、作家，优秀的工程师等等，突然各自损失了五十名，法国马上就会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圣西门说的是知识的价值，说的是社会需要各种门类的知识分子。从实用主义的见地看，需要从事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还容易理解。因为他们中间除了从事基础理论等研究的以外，所有科学技术活动的成果，往往容易直接在物质生产领域很快生效，容易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过，也不要忽视，即使是比较有价值的科研成果，获得了公认，在落后的体制中也不一定会立即被采用。）而文科知识分子从事的活动则不是这样，他们活动的潜在的、巨大的影响，在一个短见的社会里，不容易一下子被觉察。应该客观地说，自从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影响的程度在不断缩小，现在，当然很少人再相信主要是只办理工科大学（连医科、农科大学也不要？）而不要办文科大学的主张了。能够设想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里，缺乏出类拔萃的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教师、文艺理论家、诗人、作家、建筑师、画家、音乐家、书刊编辑、新闻记者、导演和演员……等等、等等么？精神上的无知当然不能建成现代化。从梁宗岱先生后半生的遭遇中，不能不使我们又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 据在北碚夏坝和梁先生接触过的朋友说，那时沉樱女士大约与他已经分居。春去夏来，常见梁先生身穿短袖开领汗衫、短裤衩，赤脚着凉鞋，雄纠纠地走进课堂，用咬字清楚的粤调讲授法国文学。也见他不时出现在男女学生们组织的诗歌朗诵会上，听着女学生高唱他的译诗：“要摘最红最红的玫瑰……”兴致勃勃，不让青年。调皮的学生看他那股劲儿，戏称之曰“性细胞”，显然是源于弗洛依德的“里比多”，代表一种力量的说法。归真反璞，质朴自然，表现了他的生活态度。到了晚年，甘少苏回忆录中写道：“宗岱还是有一股倔强脾气，像年轻气盛时一样，想争强，不服‘输’。”（第 237 页）说到秋末初冬的广州，已微露一丝凉意，他却仍然光膀子，短裤衩，右手摇着大葵扇，和来客谈古论今。这种个性和必须学会撒谎的风气当然是相冲突的了。而他却又总是充满乐观精神，甘少苏说：“宗岱已经七十三岁了。他相信打倒了‘四人帮’经过一段时期的恢复，中国会走上正轨，从此尊重知识，尊重人材，经过长期文化饥荒的中国人民，会像渴望阳光和空气一样渴望书籍。他把制药赠药的事全部交给我，自己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翻译工作上。”（第 221 页）然而，历尽各种磨难之后，生命很快达到了尽头。这位在文坛上沉默太久的人，最后得到的是他不能看见的一大堆惨白的花圈。 一九九一年元月，我和我的妻子到了广州，特意去了外语学院，有机会瞻仰梁宗岱先生的故居。甘少苏女士亦已于去年谢世。门扉紧闭，人去楼空。我在窗外只见屋里仍到处悬挂和堆满中草药，据说，这是甘少苏女士为继承她丈夫的遗志，生前仍孜孜不倦地继续这项研究。梁先生制作的叫做“绿素配”的药物，据说对治癌有效，不知经国家医药部门鉴定了没有？据说，法国方面早些年还给他寄来了关于药学和植物学方面的书籍。在法国和日本，在他旅居过的地方，朋友们还在想念着他，罗曼·罗兰的亲属打听过他，象征派大师瓦雷里的儿子小弗朗索瓦，女作家玛塞尔·奥克莱在怀念他。然而，诗人和学者梁宗岱已经成为历史的过客，他一生先是轻快后是艰难的步履引起人们的深思。 一九九一年四月九日长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