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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青年中年时期，逛旧书店是一件乐事。那时无论是国内或国外，旧书店主人一般都很和蔼。你走进店门，主人任凭你巡视翻阅，不加干涉，有时还跟你攀谈，主动取出你感兴趣的书给你看。人们从中感到温暖，好像不是在进行商品交易。因此也就往往有意外的收获，这些收获对于别人或许微不足道，自己却总觉得回味无穷。 记得 1932 年，我在柏林，正以极大的热情读里尔克的诗和散文。里尔克早期的专著《渥尔卜斯危德画派》没有收入当时六卷本的《里尔克文集》里，我很想知道这是怎样一本书。正在这时，我在一家旧书店里忽然发现这本书的初版。店主人觉察出我愉快的神情，他又从书架上取出一本硬封面的小书，是里尔克《罗丹论》的上部，也是最初的版本。这两本书，价钱不贵，我不加考虑，便都买下来了，虽然六卷本的《里尔克文集》里已收有《罗丹论》上下两部。如今这两部著作都已收入十二卷本的《里尔克全集》，很容易读到，可是它们初印的版本如今在德国的旧书店已不容易找到，纵使找到恐怕已成为稀世的珍品了。 与此同时，我起始读丹麦思想家基尔克郭尔的书。也是偶然，在一家旧书店里遇见一整套基尔克郭尔著作的德文译本，是欧战以前出版的，久已绝版。店主人告诉我，这套书原来的所有者是一位文艺评论名家布拉斯，现双目失明，把藏书都变卖了。我用廉价买了这套书，见每册书的扉页上都有布拉斯的签名。在翻阅时，从一本书里掉下一页纸，上边写着：“我刚从电影院回来，还要到电影院去”。没有署名，下边只写着一个“吻”字。我用不着猜想这一纸留言是什么人写的，只觉得它给这套不大容易读的书增添了一点人间的情味。 我在德国时有个德国朋友名鲍尔，他曾向我称赞岛屿出版社出版的袖珍本《歌德全集》印刷精美，便于携带。抗日战争初期，他来中国在昆明教过两年书，后来去北平取道西伯利亚回国。我在 1946 年回到北平后，一天在东安市场专门出售外文旧书的中原书店的书架上见到鲍尔向我称赞的那部袖珍本《歌德全集》，但已残缺不全，只剩下几本，这几本内都印有鲍尔的戳记，书后还有他的笔迹。我又是不加考虑，从中买了两册，作为对于一个音讯久疏的朋友的纪念。到了 1982 年，我去德国，得与鲍尔重逢，我向他谈到《歌德全集》事，他说那时他回德国，因旅途不便，曾把一箱书和什物寄存北平一个德国人的家里，至今下落不明。我回北京后立即托人把我买的那两本给他带去，可以说不是“完”而是“残”璧旧赵了。 到了 50 年代，我还是常去旧书店，有一次我在琉璃厂买到一部辛文房的《唐才子传》，书后有一简短的跋语：“庚寅春正月廿三日海上收”，署名 “黄裳”；下边又补写两行：“此董授经景日本五山本也，系玻璃版皮纸所印，原定价 14 元，今于其书目中见之，因更记此”。我读到这跋语，又见书中有黄裳藏书的印记，不禁愕然。黄裳在 40 年代后期与我有文字交往，庚寅系 1950 年，他怎么得到这部书不久又把它卖掉呢？也许这里的黄裳是另一个人？不管怎样，这部书在我的手里仿佛增添了份量。 类似的事，我也从旁人方面略知一二。友人吕德申在 40 年前曾向我说，他买到一部“四部丛刊”本的《论语》，到面上写有“赠废名兄隐居西山， 冯至”字样，这使我想起，是 1929 年的事，那时废名常到北京西山去住。不独有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 年第二期里有朱金顺的一篇文章《冯至的十四行集》，说他在冷摊上买到一本土纸初版的《十四行集》，这本小书“没有旧主人藏书印记，只在封面上有‘从文用书’四字，是毛笔写的，不知是不是当年沈从文先生的收藏。”关于《十四行集》在书海里的浮沉，还有一事可记。1988 年舒婷向我说过，她藏有一本破旧的《十四行集》，不是在旧书店买的，却是在市场上一家菜摊子那里拣来的，那时菜商正用几本旧书垫菜筐，她从中友现了这本诗集。 茫茫书海，无边无际，一本本的书在其中的确是浩渺沧海之一粟，但它们好像有一种磁性，吸引着书的“有情人”向它们那边走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