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九三二年夏我从欧洲归国，去天津南开大学任教。下一年秋季开学不到一个月，某天早晨，我正在家中读书，预备功课，门房通知有客来访，竟是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朱湘。他似乎行装与衣衫同样的不整齐。他的灰白色的脸显得苍老。原来，为某种缘故，他早已辞去安大教职，去北平住一个时期，访友，谋事，没有结果，现在要去上海。我留他在家中，在谈话中他露出对于南开的希望。当时我已新任英文系主任，但对学校的人事情况并不熟悉，尤其是学校已上课，教员都到齐，实在无能为朋友帮忙。我送他一点路费。下午他就离去，自天津首途南下。两三月后，我接到了如晴天霹雳一般的消息，说在从上海到南京的长江轮船上，诗人朱湘投河自尽！ 我大概是他的朋友中最后见到他一面的。在这个崇拜物质的世界，他怀才不遇，孤高不群，从穷途而最后走入绝境。他那时的情绪、那心地、那谈吐、那脸色，历历入目地在我的记忆中永远不忘。我不能留他在南开多住一个时候，总觉得有些“我虽不杀伯仁”的疚心。 在上海的赵景深是朱湘的朋友。他是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的连襟，正办着一个以青年读者为对象的杂志。他除了为朱湘办理身后事务外，在他的刊物上出版了一期追悼朱湘的专号，许多朋友都有文章（好象也有闻一多的），我也写了一篇（《我所认识的子沅》）。这里，我要离题一下，连带叙述从清华出身的文人，以及二罗、朱湘与我的关系。历年来，清华造就的人才不少，但大多在理工及其他方面，从事文学的可以屈指而数。前辈学人如楼光来、张歆海①虽长于西洋文学，并不写作新文学。一直到朱湘上学的时候，承继着五四运动新文学开始抬头时，清华园内始出了一些作家。与他同时或较早的，有闻一多、梁实秋、顾一樵（专读工程，但同时也创作话剧）、孙大雨（以写长诗及翻译莎士比亚《黎琊王》一剧闻名的诗人）；比朱湘后出的作者，比较多一些，①抗战后他在美国居住，以英文出版有关赛金花的小说 TheImperialConcu-bine。——原注其中以罗皑岚、罗念生与我受到朱湘的启发与影响最大，也与朱湘比任何人为接近。朱湘死后，二罗陆续回国，我邀皑岚来南大，念生也在北平的大学内找到事情。 同在北方，大家就热闹起来，虽然已失去了一个领导者。 以平津为根据地，南开为出发点，我同罗皑岚，还有一些南大的讲师和学生（有现在伦敦的刘荣恩、散在美国各地的曹鸿昭、李田意、王思曾）①，办了一个“人生与文学”社，出版杂志及丛书。同时，我在天津益世报主编文艺副刊，罗皑岚在大公报上发表连载年余的十万字长篇小说《苦果》，颇受读者欢迎。在北平的罗念生，也大谈其荷马的史诗，原来他是极少数攻读希腊文学的中国学人；同时，他也在收集朱湘写给亲友的书信。这样，我们就有两部现成的丛书：罗皑岚著的《苦果》，罗念生编的《朱湘书信集》，由人生与文学社发行，大公报推销。 《苦果》畅销，我们用赚来的钱津贴《朱湘书信集》的出版。一直到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时，在我的门房间内，还堆积着许多本没有卖出的好几期《人生与文学》杂志，与《朱湘书信集》。现在呢，这部宝贵的朱湘遗文，恐怕己走遍天涯无觅处了。 《朱湘书信集》是我们几个人为纪念一位大家景仰的朋友凑钱出版的。这部书收集着朱湘写给他的太太霓君、罗念生（在朱湘生活的后期，他与念生的关系似乎①刘荣恩是 SixYuanPlays 的译者；曹鸿昭从联合国翻译组退休，最近完成了荷马的长篇史诗《I1iad》的中译；李田意与王思曾同在俄亥俄州立大学任事，王编日中西文图书（现已退休），李曾任东亚语文系主任。——原注很密切，往来书信也多）、罗皑岚和我的一些信件；念生也从朱湘的其他友人如赵景深那里找到些材料。在这些书信里，我们可以看出朱湘的为人，他与朋友中间真挚的交情（当得君子之交谈如水），他从事学问的坚强的决心；但最令人感佩，是他为诗歌贡献生命，牺牲一切的精神。 除此以外，据我所知道的，朱湘曾出版一部重要的书籍：《草莽集》，他最初的新诗集；《石门集》，好象是他的诗文合集；《番石榴集》，西诗中译集。出版者，是开明及商务。他还有其他的书籍，及零星的作品甚多，散见《小说月报》、《青年杂志》、《晨报诗镌》及其他的刊物上。此中有几篇文章已收集在《朱湘文选》内。我当时曾读过一些朱湘的诗文，现在就记忆所及，写出我对于他写作的印象，从而论述他的诗歌理论及成就。 首先要提到的，是朱湘对于文学创作的精神与态度。我读过一篇他的散文，谈到“咬菜根”的苦尽甘来的味道，也所谓“吃尽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的意思。这里，我不想谈论他在人世的经验，这似乎是苦尽而甘不来的生活，只是把这个观念应用到他的创作方面；这里，最能表达出他的咬菜很的刻苦的毅力。他写作时一点也不疏忽，不草率，一句一字都细细的推敲，斟酌，从不含糊。在我们同住的几个月内，我亲自看见他写诗时在字句方面一再更改的情形。每诗数易稿纸，方始完成，但大部分时候他仍不满意。当时，我们二人都喜欢英国浪漫诗人，对于济慈 Keats 所谓在每行诗内要字字藏金的说法，尤为向往。这也是杜甫所启导的苦吟派诗人共同的信条，而为朱湘所信奉。因此，在他的作品中，他的情绪可以洋溢，但从不泛滥；他的想象力虽然丰富，却被约束着，并未如野马无羁地狂放。 乍看起来，朱湘的诗有些冷淡，有些刻板。但是在他的一些成功的作品内，却蕴藏一股热忱；一些理智的火星，不时会射出光芒来。他的诗给人以刻意求工的感觉，不论对他的毁者或誉者，都有同感，但我以为这不是一个缺点。关于这一层，我得先把新诗创造的历程来简略地叙述一下。当胡适与郭沫若——他们代表两个不同的极端——提倡白话诗时，他们同时受着西洋文学的影响，虽然其来源不尽相同，有来自英美的，法国的，由西方移植日本的。以胡适而论，他读书时在美国所接触的是当时风行欧美一时的所谓自由诗（freeverse），那些新从严格的西方传统诗律解放出来的、没有音节与韵脚的自由诗。英国古典诗人如莎士比亚、弥尔顿的十四行诗，甚至浪漫诗人的作品，胡适似乎没有欣赏或仔细研究过，只偶然地随着梁启超、马君武、苏曼殊之后，以并不自由的诗体翻译了拜伦的《哀希腊》。但是，到了二十年代与三十年代的中间，新起了一批从事西洋文学的中国青年，一大部分是象我在前面所提及的从清华出去留美的诗人，如闻一多、朱湘、孙大雨、罗念生。此外，我还可以提及一度在南开任教法国文学的梁宗岱，德国文学的冯至①。他们对于西方诗的感受，与胡适、郭沫若等初期的诗人不同。他们深入西洋诗的领域，发现着最美的古典与浪漫的英、法、德诗也是有音韵与格律的。因此，从这时候起，新诗的创作有了一个极大的转变，表现在诗人兼理论家的闻一多和纯诗人的朱湘、孙大雨、梁宗岱、冯至、卞之琳、罗念生等人的作品中。他们写作着要在脚镣手铐中追求自由的有格律的新诗（如闻一多所说的），这就是一般反对者所加以绰号的“方块诗”或“豆腐干诗”。其中最显著的例子是仿效英诗而以中文写作的十四行诗。 从他自己的文章内，可以看出朱湘就是当时“新诗形式运动”的一员健将，他有一个信仰，是从研究西洋诗得来的：新诗写作的关键与企图，在于探求、创造、与改进中文诗歌的规律，并不是把诗的音韵与形式全部推翻消灭。新事物的产生要经历一段把旧事物毁灭的过程，文学的创作并不在例外，在破坏旧诗格律的工作上，胡适尝试着，郭沫若大胆的实践着，但是破坏是一个暂时的阶段，并非最后的手段与目标——那个目标，是新的诗律、形式、与音韵的重建。照我看来，这就是我们一群清华出身的读西洋文学的人（并不一定是新月诗人）的共同的信条。尤其是朱湘，他对此点有正面的肯定的主张，他要以写诗的实际行动来证明这个理论原则①梁宗岱（他的夫人沈樱）是我请去南开任教的；冯至在抗战后去南开，那时我已在美国了。他与卞之琳一样，后来都离津去北平。——原注的可行性；同时，他的诗与诗论不无对于朋友或后一代的影响。以我自己而论，在这时候也追随着他，不但写作有规律的、算行数与字数的、有形式的白话诗，而且也依照同一的原则翻译着莎士比亚时代的抒情诗，也包括着几首十七世纪时弥尔顿写的十四行诗— —在这种新诗的创作方面，以冯至的作品最有成绩。朱湘在《草莽集》及《石门集》内试以各种新形式写白话诗（他对十四行却没有特殊兴趣）；在他的西诗中译的《番石榴集》内，如我的记忆还可靠的，也依照此原则把有规律的西洋诗译成有规律的中文白话诗。在这种情况下，不论创作与翻译，诗人哪能不刻意求工呢？虽然他的诗成绩好坏不一，与一般诗人相同，但我们可以断然的说，朱湘写诗是有工夫的。有训练的；他的态度，象我在苹果里时见到的，是严肃得令人敬爱。 我知道，也可以证实，朱湘对于西洋文学的爱好与丰富的知识；在《朱湘文选》内他的几篇论文也可作一佐证。他是以诗人的观点来体验着西方文学的优美性，正如我是依照美国大学科班出身的程序来从事西方文学的研究，当作一种学问与职业——此中有显著的区别。我当时所不知道的，是朱湘对中国传统文学的根基与兴趣。这兴趣，表示在《朱湘文选》内好几篇的诗论与剧评，把这些他的古典诗论、新诗论、西洋诗论，及新诗的创作与西诗的翻译综合起来，毫无疑问地我们可以说，朱湘是一个完全的诗人：象我在本文题目内所说的，他是“诗人的诗人”。 最后，我们可以这样概括地形容这位诗人的一生。活跃于想象的文学领域内，沉醉于诗歌美妙的音调、形象、气氛与意境中，朱湘超越了也脱离了实际的人生，不断与现实相搏斗；结果，他被打倒，丧失了生命。用世俗的眼光看来，在人与人的微妙的关系中，他的行动是天真得有些可爱的幼稚。可是，他对生活的态度是庄严的，他的情绪是恳挚的，人格是纯洁的。他没有被政客或文人的恶习所污染。他虽然与新月派诗人有精神及文学理论上的联系，却超出于他们中间的门阀之争，独立着自成一家。他的个性是倔强、坚韧的，他受不了任何方面对他的约束与压力，不论其来自社会或文坛。等到他被窘迫的经济、不良的健康、与白眼的人们所围困而遇着四面楚歌的时候，他不惜追踪二千年前的大诗人，以一死结束了人生的悲剧。但，这是一个美丽的悲剧，为诗歌所美化与纯化的悲剧。我确信着，他不至于白白的活着，白白的死去。他的身体虽被水所毁灭，他的名字并不是写在水上的。 是的，诗人的荣华是永久的，并不因岁月的折磨而如流水一般地消失。中西都有前例：早夭的诗人如李贺、济慈、朱湘，虽然他们的一生耿直寡交，死时也湮没无闻，仅为一些朋友所哀悼着；但是他们并不完全为时代所遗弃。适当的时间与机会来了，会有下一代的作者、批评家给予他们公正的评价，有力的提倡；那时，他们将开始为人们所注意与赏识，他们的作品也将获得了广大的读者群的爱好。依照过去的经验，痖弦——他自己也是一位诗人— —所编的这册《朱湘文选》，应是一部划时代的出版物。它将是朱湘的著作亦将继续传世的一个先声、一个明证。我这样相信着、期望着、预言着。 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七日印第安纳大学附记：看到我这篇文章后，捷克汉学家 MarianGalik（他专门研究中国近代文学，著作丰富）来信，说他手头有朱湘的《夏天集》（诗集，一九二五年出版），《永言集》（诗集，一九三六年出版），及《中书集》（散文集，一九三四年出版）。这使我特别高兴，意想不到的，朱湘的作品已传播海内外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