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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两本中共党史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及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在 1991 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的日子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先后正式出版。对于党史工作者来说，这是一件很不寻常的大事情。我适逢其会参加了这两本书的编写工作，感到非常的光荣和幸运。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这是我一生从事党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的一个总结。 由于中国共产党艰苦曲折的奋斗历程和光照千秋的辉煌业绩，以及她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和地位，写出一本能比较正确地反映党几十年来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道路的党史，是广大党员和全国人民的殷切期望，尤其是党史工作者的共同心愿。但是，由于党史本身的特殊性、复杂性以及现实的政治敏感性，又使党史研究增加了特有的难度，甚至常常被视为畏途或禁区。特别是要写出一本既为党中央认可又为广大读者满意或通常所谓的“正本” 党史，就更加困难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各阶层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热切要求学习革命理论，了解党的历史和党的方针政策，在全国形成了一个学习革命理论和革命历史的热潮。适应这种形势的需要，1951 年，胡乔木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简要读本，随后又陆续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到第三卷，成为这个学习的基本材料。就在这年 7 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征集党史资料的通知》，并决定由中央宣传部党史资料室编辑出版期刊《党史资料》，开始为系统地研究和编写党史积累和准备资料。1956 年党召开八大期间，毛泽东曾提议由董必武主持编一本党史。当时正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方针，毛泽东还说，全党都可以来编，编出一百本来，总可以挑出一本好的。当然，由于当时条件不具备，这样的党史书没有也不可能编出来。但是，为了满足全国高校、党校和军事院校党史教学的需要，这期间曾先后出版了几本很有影响的中国革命史讲义，如何干之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史》和胡华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都是以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为核心，按照《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框架和要点来叙述中国现代革命的历史，初步形成了一个科学的体系，在一定意义上起了党史讲义的作用，也为中共党史的研究和编写提供了基本的素材。对这一时期的思想宣传工作和政治理论教育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但自 1957 年以后，由于党的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不断发展和个人崇拜、个人迷信逐渐泛滥，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革命性和科学性统一的原则开始受到破坏，对党史研究也带来了消极的影响。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 十年动乱中，党史研究更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极大破坏，个人迷信被推到极顶，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大肆泛滥。他们歪曲篡改党的历史，把党史变成为其篡党夺权服务的路线斗争史，出现了将毛泽东朱德会师井冈山篡改成毛泽东林彪会师井冈山之类的海外奇谈。既败坏了党的形象，也败坏了党史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党史被许多人看成是不可信的假党史。这是党史研究和党史工作者一段最沉痛最屈辱的日子。 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回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党史研究也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轨道上来。这时，广大党史工作者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鼓舞下，批判、澄清林彪、“四人帮”在党史领域中制造的种种邪说谬论，正本清源，拔乱反正，恢复党史的本来面目，党史科学获得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党中央在经过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挫折之后，痛定思痛，决心清理“文化大革命”以及“文革”以前的“左”的错误，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探索自己的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1979 年 10 月，党中央在初步回顾建国三十年来所走过的历史道路的同时，决定起草和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像 1945 年中央作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样，对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作出正式的决议。1980 年 1 月，中央又决定成立中央党史委员会和党史编审委员会，并成立中央党史研究室作为其工作机构，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胡乔木兼任研究室主任，承担起党史的研究和编写任务。1980 年 7 月，中央党史研究室正式成立，从全国各高等院校、科研单位抽调或借调的数十名党史工作者来到研究室。我也于此时奉调到研究室（先是借后是调），共同投入了这项有重要意义的工作。 我开始接触中共党史是 1949 年春夏在河北正定华北大学政治培训班学习的时候，王可风同志担任我们的党史课教员。党的艰苦曲折的斗争历程和光辉业绩，使我这个在大学学历史的人很开眼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当时并没有想到要终生从事这一工作。当时正是解放军大军南下，急需大批干部的时候，华北大学政治培训班同年夏、冬两批毕业的学员，绝大多数都是参加南下工作团。我深感自己一直在学校读书脱离实际，很想去多参加实际的革命斗争，也报名积极要求南下。这时已在酝酿成立中国人民大学，以适应培养国家各方面建设人才的需要。可能就因为我是大学历史系毕业的缘故，没有让我南下而留在华大。1950 年 1 月，人民大学成立后，我就被分到由何干之任主任的中国革命问题教研室，担任中国革命史的教学工作。后教研室改为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又改为中共党史教研室。从此我就和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人民大学，有何干之、胡华等著名的老一辈党史工作者主持党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他们的帮助和指导下，我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作为一个党史课教师，我深知这门课对提高学生的政治思想水平，培养又红又专的建设人才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我热爱这个专业，努力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除担任教学工作外，还从事科研和教材编写工作。先后参加过《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中国党史专题讲义》和教育部政治理论教育司组织编写供全国高校使用的《中共党史教学大纲》等教材的编写。但是，一则受当时党的指导思想“左”的错误的影响，档案文献基本上没有开放，二则也受学校条件的局限，党史研究很难充分地开展起来，党史上的很多问题也难以弄清楚。当时先后出版的党史、革命史讲义、著作也不下数十种，但大都是大同小异，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亟需有一本水平更高和更有权威性的党史。因此，党中央决定成立在中央领导下的党史研究室时，我内心有说不出的高兴，也愉快地服从组织的安排，调到党研室工作。 中央党史研究室成立后，中央档案馆基本上是向它开放的，可以查阅利用馆藏的文献档案资料。这对于弄清历史文件的真相，了解历史发展的来龙去脉，是一个基本的必备条件，是过去几十年所没有的有利条件，它为党史研究打开了一个新天地。除了利用现有的历史档案外，为了广泛地收集分散在各地各单位或个人保存的各方面的党史资料，1980 年 5 月，中央还决定成立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并在全国各省、地、县都成立了相应的党史资料征集机构，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党史资料征集活动。在征集工作中，特别强调要实事求是，要求资料必须反复核实，真实可靠，叫“存真”、“求实”。陈云同志曾经指出：为了编写党史，首先要把党史资料立好、立准确。这是资料征集工作的指导思想。在这期间，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其他社会科学研究单位和社会学术团体，都陆续编辑出版了大量党的历史文献资料，党的领导人的文集、日记、回忆录、传记及其他各种专题资料等等，这一切，都为编写党史作了较好的资料准备。 中央党史研究室利用这些有利条件，于 1981 年 7 月党成立六十周年时编辑出版了一本简要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以后，即转入《中国共产党历史》（当时叫《中国共产党的六十年》）一书的编写工作。一开始新民主主义时期部分和社会主义时期部分是同时分头进行的，后来考虑到社会主义时期研究的基础较差，很多问题还必须从收集基本的资料起步，工程很艰巨，于是决定集中力量先写出新民主主义时期部分，即《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1985 年党成立了上卷本的第一次讨论稿，1987 年和 1988 年又进行了两次讨论和修改后，1988 年基本定稿。后又几经波折，于 1991 年正式出版。这本书从 1981 年着手准备到 1991 年出版，前后历时 10 年，连同初期从各地院校借调参加收集资料、起草部分初稿的编写人员共 20 余人，先后三次参加讨论和审改书稿的专家学者共 100 多人。它不仅继承和吸取了前辈党史工作者研究的优秀成果，也是汇集当代众多党史专家的集体智慧而取得的。它的出版，可以说是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史研究的一个基本总结。 我原是参加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研究和编写工作。1984 年为了加快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史的编写，我被调去参加上卷部分初稿的起草工作，随后又参加全书的统改。从 1984 年到 1988 年四年多的时间，我基本上是全力投入了这本书的修改工作。这本书最后能够出版，我内心是感到快慰的，因为多年来所盼望的比较全面、准确因而也比较更有权威性的党史著作终于出来了，而我也为之尽了自己的努力。从我参加这部书稿工作的体会，这本书主要有以下两个优点： 一、比较全面、真实地反映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发展的历史面貌。这本书从征集、准备资料开始到书稿的多次讨论审改，始终都把材料数据、史实叙述的真实性、准确性作为第一位的基本要求，坚持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原则，按历史的本来面目反映历史。小到一个人名、地名、一个数字、一次会议的时间、地点、参加人员等等，到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真情实质，都要尽最大的努力把它弄清楚。一时弄不清楚的，宁付阙如，也决不妄加忆断，不给后人留下一条不真实的材料。对过去历史上被误传、误写、误断的史实，都按调查考证核实的材料把它改正过来。例如党的一大和遵义会议的开会日期，二战时期中央苏区的肃清“AB 团”、“社会民主党”斗争的实情，都得到了改正和澄清。当然，由于客观或主观的原因，还不能说已经是百分之百的准确，但从总体上说，这本书的材料和叙述是可信的，是人们所期望的“信史”。这是这本书的一个主要贡献。 二、比较注意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和分析党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胡绳同志在主持修改这部书稿的过程中，多次强调研究历史要有正确的观点和方法，强调研究历史绝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而是为了认识过去，指导现实，预见未来。研究历史不仅要说明历史的本然，还要说明历史的所以然，要通过历史现象说明历史的本质，历史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这本书从第一章开始，就注意把党的产生和发展放在中国近代社会演变发展的历史潮流之中。它的前进和后退，胜利和失败都有其客观和主观的原因。它历经曲折艰辛而赢得最后的胜利，其经验教训异常丰富，其意义也是十分深远的。这本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历史地全面地再现了党的历史，比较清楚地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产主、发展、直到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历史道路，是有说服力的。可以说是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著作。 但是，这本书也有两个大的弱点：一、在基本的结构和布局上比较陈旧呆板，还没有完全突破 50、60 年代党史、革命史教科书的模式，创新还不够；二、文章基本上是平铺直叙，缺少生动活泼、波澜起伏，引人入胜的精采场面，读起来比较沉闷、枯燥。这些缺点，当然是同包括我在内的编写者们自己的弱点分不开的。 胡乔木同志审阅《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部分书稿的过程中，在肯定它的主要优点的同时，针对以上的缺点也提出了他对编写高水平的党史书的基本要求。据我的体会，其要点就是：一要大胆创新，更富新意；二要改变文风，讲究辞章，增强可读性。同时鉴于上卷本只写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因此在 1988 年中央党史领导小组会议上，就提出要写一部完整的即包括新民主主义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党的发展全过程的党史，并考虑最好是先写出一部篇幅不太大的党史简本，以便于广大党员、干部阅读。经过 1989 年的政治风波之后，写这样一本书的需要更见迫切。于是 1990 年春中央党史研究室在准备纪念建党七十周年的工作安排时，就决定集中力量编写一本《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并立即成立编写组开始工作。在讨论编写提纲时，胡乔木又特别强调：要针对当前现实，回答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文笔要夹叙夹议，议论风生，全书就宛如一篇长长的论文。他的这些重要意见实际上就是编写的指导思想。 起草《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初稿的时候，建国以前部分吸取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加工改写，建国以后部分也参考利用了党史研究室原社会主义时期编写组提供的部分草稿。到 1990 年底，各章初稿都先后经过一次到两次讨论修改后，于 1991 年 1 月提交由胡绳主持的统改小组修改。统改组在党研室有关同志的配合下，又对全书进行了较大的修改，特别是在文字风格和分析议论方面对原稿有很大的修改和提高，并形成了全书统一的风格。虽文出多人，稿经数易，仍然条理清晰，文字流畅，如出一人。基本上达到了胡乔木同志提出的具有较高水平的党史读本的要求，既保持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已有的优点，又弥补了它的不足。概括地说就像胡乔木在《七十年》的题记中所说的：“它既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本然，又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所以然，夹叙夹议，有质有文，陈言大去，新意迭见，很少沉闷之感。”是一部“明白晓畅而又严谨切实”的史学著作。这不是说这本书已经十全十美，毫无缺点。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我在上卷本基本定稿后，仍回到社会主义时期编写组，随后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编写，负责第六章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的初稿起草工作。在写作时，我根据乔木同志的多次谈话，力求克服上卷本的弱点，尽可能有些新意和可读一点。初稿写出来后，自己觉得还是有相当的改进。但这也只是自我感觉而已。事实上在一开头写新中国成立后的形势时，仍然离不开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等这一些老套套，面貌依旧。统改组讨论时，胡绳同志提出能不能改变一下写法，写出党在执政后面临的新考验、新困难，如能不能巩固政权、能不能管好经济、能不能顶住帝国主义的压力、党自身能不能经受金钱和权力的考验防腐的拒变、等等。我按照这个思路修改后，果然面貌改观，意境提高了，全章的纲也提起来了。这一章由龚育之同志统改后，整个水平又大大提高了一步。胡绳同志对此是比较满意的，没有作多少改动就定稿了。 从以上《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成书的过程可以看出，这本书应该说是几十年来广大党史工作者长期辛勤耕耘，一步一步积累，一点一滴创造，最后又得到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的直接指导和帮助而完成的。它能够得到全党上下基本上一致的肯定是得来不易的。 从参加《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两书的编写工作，我深深体会到，作为一本称得上是高水平的比较理想的党史著作，它必须达到胡乔木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题记中所说的“可读、可信、可取”三条要求，实际上也就是中国传统史学讲术的“信、雅、达”三字。这里首先是要“可信”，即它必须是符合历史的实际，是真实可信的，是信史而非伪史。党史由于它的政治性很强，受现实政治的影响也较大，特别是曾经遭受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歪曲篡改，因而使不少人对党史是否可信总是抱着某种怀疑或保留的态度。这实在是很大的误解。根据我 40 多年从事这一工作的体会，党史虽然与政治关系密切，但党史作为历史科学的一个分支，它是一门严肃的科学。它的生命力首先在于它的科学性。真实可信的史料是它的基础，从史料的收集、鉴别到选择、运用，确实是经过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功夫。如果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这一方面还有不足，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已经大为改观。这两本书在写作和修改过程中，始终都注意材料的准确性，可靠性。分析议论都是建立在可靠史料基础上的科学分析，而非乱发空论。所以不能因为它的政治性强就怀疑它的科学性。我们的原则是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这也是我毕生遵循的原则。而且必须首先是科学的，它才是有说服力的，才能发挥革命的作用。也只有这样，它才能成为“可取”的著作，即能给人以思想的启迪，给人们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但如果仅仅有了可信、可取两条，而没有较好的可读性，人们不愿意看它，也是无用的。特别是处在当今信息时代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是不会拿出宝贵的时间去读那些枯燥乏味的东西。这一点，我自己或者可以说大多数的党史工作者过去是注意不够的。胡乔木同志把它突出地提出来，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但必须这样去努力。我现在已从党史研究的第一线上退下来，希望继续在这条路线上工作的广大党史工作者能循此目标，写出更好的党史著作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