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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过半百，细细思量起来，这多半辈子在和书桌打交道。我向无贪欲，不敢奢望拥有诸如豪华书房一类的神仙世界，也没有《世说新语》上记载的郝隆正午仰卧夸示“晒书”的那种浪漫。对于我来说，读书、写书、编书，但求有任我自由支配、自由翻阅、自由挥毫的一角天地，也就满足了。“暴发户”往往贪得无厌，我常对侪辈文朋戏言：读书人极易打发。 按说我也出身于书香门第。祖父是清末秀才，父亲教了一辈子书，母亲亦是有知识的女子。堪称书生之家，“书香”却实在谈不上。因为“书香” 一般是指松烟油墨印上毛边连史，从不大通风的书房里散友出来的那股怪味，既非桂馥兰薰，亦非霉烂馊臭，且只有富家书屋才有些难以名状的味道。 不堪回首的是，小时候家居上海郊区农村的陋舍寒窗。天天穿着母亲缝纳的布鞋或打光脚，穿过曲曲穹弯的乡间土路到小镇上学，回家后兄弟姐妹挤在一张无漆无色、支架起来的“八仙桌”上做功课。这陋桌既是餐桌，也是母亲剪鞋样、筛米虫、赶面条以及改作业的案头，不过等儿女回家，就被擦抹干净成了我们的芳草地。童年自有童年的欢乐与梦想。有一次在这块“芳草地”上做完作业，兄弟俩竟也议论起这张书桌来。我对母亲说：“长大了，我挣钱买书桌，让家里人一人一个！”弟弟说：“我在这书桌上长大，将来要当一名作家，比爸爸写豆腐干文章写更多更多的文章。”后来他果然成了诗人、作家兼编辑家。 这张旧桌子后来搬到了上海市区。全家迁居至租得的一条小弄堂内一大间里外连通的陋室。旧桌成了全家的公用书桌——不过只能轮流使用罢了。我们都尽量早早把作业做完，以便腾出地盘让父母亲批改作业。我和弟弟毕竟还处在淘气的年龄，书桌被我们偷偷改造过一次，那就是把桌面翻过来，画上“康乐球”的格谱，趁父母不在时，用扫帚把、象棋子儿痛快地玩一阵 ——那是在陋室里唯一的课余娱乐了。这个小动作后来被母亲发现，她不但不生气，反而为我们买了两根木杆，书桌也真的多功能了。 中学时代我到地处龙华的有名的上海中学寄读，大约一周或半月回家一次。每次在家里度周末，也是在书桌上跟父亲下一盘象棋，或跟“好战分子” 胞弟“杀”几回陆战棋。母亲总是优惠我这个长子，待她收拾完家务，就催促家人把书桌腾给我。无数个周末，夜深人静时，母亲打着毛线或纳着鞋底，伴着我在灯下读书或作文。我开始练习写点小诗，后来曾突发奇想，尝试写篇小说——用了五个周末，写成了 5000 字左右的《母亲》，在这张书桌上，在微弱的灯光和慈祥的脸影的辉映下。小说中有点实事，但多属虚构。母亲看过后收藏了起来，也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只是微微带点凄然的一笑。是笑我少作的幼嫩，还是勾起了她苦难的回忆？我不知道。不过，这次书桌上的劳动并非无数。也许是运气，同年我报考北京大学时，语文试卷上的作文题恰好是《我的母亲》，我完成得轻快愉快，几乎是一气呵成。 北上的第三年，母亲来信说，分到了教工新房，那张旧桌更新了。这好让我心酸了几天，怀恋了几回。旧的坛坛罐罐可以处理掉一些，把那张方方的、多功能的桌子留下作个纪念，该有多好！但新的来了，旧的放不下，也着实是没有法子的事情。 那张四方的桌子仿佛成了我心中永远缥缈的春梦。而立之年成家时，或许是出于一种“童年情绪”，加上房间窄小，容不下两张桌子，手头又不宽裕，一位好心的老木工，帮我找来堆陈木旧板，七拼八凑制作了一只四四方方的桌子，食餐与书写两用，心里倒也舒坦。这张书桌陪伴了我多年，读书，写作、批改学生作业，还有“天天向上”的儿子趴着画画习字，利用率一如我童年时代那记忆中的家宝。70 年代后期起，它成了我专用的“书写车床”，那本发行了 10 万册的著作《战士与诗人郭小川》，就是在这陋室、这车床上生产的。http://www.dxzw.com/ 这张书桌毕竟因陈木旧板，桌面经不起登高刷墙或安装灯管的踩踏，渐渐地裂缝了，变形了，即使按上坡璃板，也得左垫几层纸，右塞几团棉。贤妻想为我买一张新的书桌，我坚持先买餐桌，方方的，厚厚的，不怕烧不怕烫的，可以两用且可以折叠的——因为依然屈居陋室，因为依然有那份恋旧的情思。 新的书桌——餐桌，是我跑了京城许多家具店精心选购的，坚固，厚重，漆片贴面很地道，如今的价格翻了四番，也不一定能赶上这张桌子的质量。每当大碟小碗一推，它就是我的天地。我思想自由驰骋的舞台。8 年光景，在它上面生产了 100 多万字的学术著述，我对它的感激之情是难以形容的。外省的作家学者来访，看到我趴在它上面从事文字创作，多笑我有失气派。一旦我讲点“城南旧事”，讲点关于书桌的观念与心态，友朋之间，顿时平添了感叹和欢乐。我还为友人举出“出借书桌”的故事：有一年我出远门，一位青年学者借用我的房间，也就在这张桌上，他爬格子竟出奇的顺，仅仅一个多月，就完成第一部 12 万字的专著，并且立即被出版社接纳了。年轻学子要感谢我，我说：要感谢，就感谢这张书桌吧。于是，请他来一起聚了一次，为这张桌子助人远游的功效，也为年轻人探索的成功，干杯。 感谢生活，感谢阳光。1992 年春天，我从两间终年不见日照的旧居，迁至三室向阳的新舍。书房和书桌的问题，自然成为我和妻子首先计议的家政。在妻子的精心安排下，面积最大的房间作为书房，并且每间屋都安置小巧玲珑的书桌——妻说：“你可以自由自在，想在哪张桌子上趴都行”。妻子还买了新的小餐桌置于小厅：“旧的大桌子怎么办？”我断然作出决策：“那好办，放到阳台上，读书写作新天地。”莫非书房不能读书写作？只是“内助立了规矩：不准在书房抽烟，不准在书桌摆摊儿，不准……不准……书房遂成了会客之地，小书桌成了写信夏函的案头，因为不需要摆摊，不需要天天打扫卫生。 我心灵的、书写的自由，就在那三平方米的阳台上，在那不足一平方米的大大方方的旧书桌上。这里光线充足，空气流通，又可以自由自在地摆摊、泼墨或困倦时咬上一根烟提神。不到一年，我竟也在它上面有 10 万字学术论文的收成。 家里人或说我不会享受生活，或讪笑我迂阔、犯傻、赶不上潮流。积习难改，恋旧难消，是此谓矣。我在这张舍不得丢弃的“餐桌——书桌”上，获致了如同闻一多先生在诗作中描叙的乐趣：字典呻吟我汗水渍湿其背，毛笔控告我不该把它伸到烟灰缸里沾灰，饭菜抱怨我对它们的冷淡，稿纸责怪我书写三五行字就三番五次地揉成一团废物，桌面也常常提醒我出现了新思路不要对它拍打过猛……而当我为一篇论文划上一个句号，或者审完一部书稿的最后一章，支撑着书桌抬头远望时，眼前有多么明丽的亮光，有层层拔地而起的楼群，还有闪动着的书桌和陋室的影子——可不，在远处，在夜幕下无数个寒窗孤灯前，我的相识或未曾相识的文朋诗友还在伏案劳作，他们不用红袖添香，却濡笔记录着世态炎凉，也播撒着人间光明。 我不悔自己的一点执拗：思想要新，生活要旧。这只旧书桌还能陪伴我走多少人生之路？在书海里还能经历多少苦旅？我说不出，似乎还没有到想它的时候。我欣赏已故的长辈式的朋友郭小川的两句诗：“占三尺地位，放万丈光辉。”我并无大志，也不求光辉，但这“三尺地位”既然为我拥有，我自然要努力使自己的精神尽可能的富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