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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孔乙己先生一样，我也曾有过偷书的经历。 事情又要追溯到那不堪回首的年代去。 “文革”初，父亲被打成“牛鬼”，一夜间，家被抄得乱七八糟。毁坏的家具，抄走的财物他不心痛，唯使他痛心的是那些书。 父亲是一旧文人，原在江南的一所大学任教，抗战内迁，随学校到了当时陪都重庆。来时他丢去了许多东西，唯有他的书舍不得扔下，托一个在国民党辎重团当军官的同学，好不容易把那四口白木书箱运到重庆。 解放后，他继续教书，又陆续添置了些书。父亲不染烟、酒，唯嗜茶和书若命，每日下课回来，小院葡萄架下，一卷一壶，怡然自乐。 偷看他读书最有趣，读到得意处，摇头晃脑，尾音拖得长长，真像戏剧里那些酸秀才。平时，他很少出门，即使出门，不过会会文友或逛逛书店，出门一趟，总要挟一两本书回来，或是借的，或是买的。 他爱书，也很惜书，每年梅雨过后，云开日出天气，他就要晒书了。 他晒书总要把我叫到他身边帮忙打杂。我们一摞摞地把那些砖头样沉的洋书和发黄的线装书运到院坝去，一本一本摊在竹席上，晒一会，翻翻书页透气儿，边晒书，他边给我讲一些要爱惜书的道理，念叨些“书犹药也，可以治愚”之类难懂的话。那时我还很小，哪里理会这些，只是觉得帮大人做事好玩，现在想来，是父亲在熏陶我，让我濡染些书香、墨香。 晒了的书他还要把那些破损的书一一修补。父亲做家务很笨拙，拣菜都不行，唯有补书很灵巧。他补书专门有一套工具：小剪刀、挖补刀、针、线、锥子、浆糊……他拿起一本书先摸娑小孩似的抚摸一阵儿，然后把虫蛀、脱钉、脱线、残损的书放到一边，逐一修补。虫蛀坏的地方，他先用蝇头小楷抄好，然后用挖补刀挖去残破的地方补上，再用镇纸抚平，补得天衣无缝。封面磨损的，他换上封面或包上书皮。他包书的功夫也极到家，我每个新学期发了新书，他都要一一为我包好。一边替我包书，他一边讲鲁迅先生如何爱惜书，每次读书前都要洗手的故事。 父亲爱书若此，他那祖上传下和自己半生置下的上千册书被破“四旧” 破掉，他怎会不揪心的痛！ 禁不住红袖章的诱惑，因我有会拉二胡的一技之长，我这个“黑六类” 的“狗崽子”也被造反派宣传队吸收为队员，混进了“革命队伍”。 一天，我发现小号手躲在宿舍里不出来，蹑足蹑手走近他，原来这小子在偷食“禁果”，在津津有味地读卢梭的《忏悔录》，这可是“大毒草”，他见我想藏，但没来得及，我说藏啥，这些书好看。后来他告诉我，图书室窗户的风窗是活动的，里面有很多书。 我把这一新发现告诉了好友春。春也是个书迷。下午，我们一人带上一个军挎包，从图书室的风窗翻了进去。 图书室也被红卫兵们革过命，除马列著作还整齐地排在那里，其他的书架被推倒，书扔得满地都是，可惜那些贵重的书如《辞海》、《辞源》之类，也被撕得七零八落，我们各选了几册名著，塞进军挎包带回去。 像一个饿汉扑在黄油面包上，我们贪婪地读那些人类文明的精华，读完了，我们又去“偷”。一天夜里，我抱着《红与黑》看着看着就睡了，不知什么时候，父亲摇醒我，神气严肃地问我这些书是从那里弄来的，我一时懵了，几经盘问，我只得以实相告了。父亲听了很恼怒，说我没出息去偷。我不服气，我说这些是人家要毁掉的，您以前不是说要爱惜书吗？我们是对它们采取保护措施……父亲听我言之有三分歪理，也就不说了。临走时从我那儿拿走了几本书，清晨我起来，见父亲房里的灯还亮着。 过了几天，父亲来问我有没有别的书，我说哪里有，难道叫我又去偷？父亲一下给呛住了，良久，才脸红着说：“这年头，是非给颠倒了，偷，窃书不能算偷……嘛？”不知老父亲怎么把孔乙己的理论也搬出来了，看到父亲的酸劲儿，我简直要笑。 后来，他还开书目叫我去找书，但看到这些属于公家的书他又很不安，他说：“拿回来的书要登记起来，一到情况好转，我们就去还……”我又笑他愚，说：“天下大乱，革命形势大好，什么好转不好转，管它的，总比烧掉毁掉好！”但是，父亲还是细心地把那些“偷”来的书一一编了号登了记。当时我看得不远，对将来没有信心，认为父亲这是徒劳，父亲却说：“大乱后必有大治，这是客观规律……”可是令人揪心的是对将来充满信心的父亲没有等到“情况好转”，在“清队”中服了大量安眠药，匆匆地去了，父亲的死因主要是“外调”干部逼他交待他同学——一个走资派的叛变问题，他不愿诬人清白。 父亲常爱对我念一段莎土比亚的名言：“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现在阳光明媚，书也有了，父亲却永远生活在那没有阳光的幽冥之地，想起这些，能不揪心的痛？可告慰父亲的是，“偷”来的书我都按照他登记的全部交还了学校图书馆，我们的“偷”书为学校保护了一大批精神财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