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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书结缘，几乎是从零开始的。 在英雄人物焦裕禄也拿它没有办法的兰考县东北乡的沙荒盐碱地上，有一个小小的村子叫盆窑，村人烧得一手红釉粗陶，也许是仰韶文化遗风。那村子的北边，有一个更小的村子，叫绳庄。顾名思义，搓绳，该是这里的专业。究其渊流，自然可以追溯到“结绳记事”的先民之先了，而且总算和文字有些关系，甚至比长了四只眼睛、制造了中国汉字的仓颉历史还要悠久一些。就在这个搓绳子的村庄里，聚居着一个以“鲁”为姓氏的群落，这便是敝人的祖籍。此地与山东鲁西毗邻，因而我怀疑这是一个十分古老的种姓。 据鲁氏家族老年人传说，先前鲁家也出过读书做官的人，因为官场纠葛被满门抄斩，老祖宗临刑前留下话来，子孙辈再莫走仕途。从此，鲁氏家族竟再也不曾出过读书人。我们家从祖父年轻时流落进东京汴梁城后，到我的父亲，也只是靠卖力气吃饭，斗大的字，不识一石。 我在 5 岁以前，只知道家中有一本深蓝土布封面、手工制作的厚厚的大本“书”。那其实不是书，而是老祖母当年出嫁时，她的娘家陪送的一个“针线包”，是用旧账本翻拆后缝制的，一页一页，很象是书。我从小就把它当作书看，里面是些若有若无的字，书页之间，除了夹着一些鞋样、袜底样以外，还夹有各种剪花，如“莲年有鱼”、“枣得桂子”、“蝠鹿双全”、“喜上梅梢”，以及“刘海戏蟾”、“麻姑献寿”之类，间或还夹有一缕缕五颜六色的丝线和花花绿绿的绸缎的碎片。祖母早已去世，她如果活着，已经 100 多岁了，而这本“大书”，我至今仍然保存着。它是祖母告别青春少女时代的一个证物，也是我在鸿蒙之初最早亲近过的一本“书”，一本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书。 见到真正的书，是在我 5 岁半上小学的时候了。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不知读破了多少课本，课本里的内容全都漶漫不清，但每到学期开始，发放新书时扑面而来的那种气息却至今不忘。说不清是油墨的气息还是纸张里透露的木材的气息，那是一种很别致的芬芳，是我真切嗅到的“书香”。可惜的是，后来翻过的书多了，书的芬芳再也不能轻易闻到了。 在小学认得一些字后，便迷上了“小人书”，我们那里叫“连环图”。一位高大而又衰弱的老人，就把他的书摊摆在我们家西边不远的石桥口上，我是他最靠常的顾客。这老人据说是前清的一位武官，脾气古怪，然而对我却极为照顾。那时物价低，有时候他高兴起来，一分钱会让我挑选两本稍薄些的书。我最初读到了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王六郎》的故事，便是得之于和这位老人做下的半分钱的生意。赁图书的老人早已作古，而那位纯朴敦厚的打渔人与那位仁义而又善良的水鬼至今给我留下绵绵的回味。也许就是《王六郎》给我幼年的心灵播下的种子，使我体验到善良也是一种内在的价值，一种近乎审美的享受。不管后来的学问家们多么严谨地论证“恶”也是一种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以恶抗恶”又是多么值得推崇的革命斗争哲学，而“善”有时也会异化蜕变为一种统治人、剥夺人的力量，但我内心深处始终固守着的一块生命的基石，那就是善良。 我念高中的时候，开封高中的校址还在东司门。出了校门往西走，路北有一家书店，专卖古旧图书，价钱都是打了折扣的。我的第一批藏书，就得之于这家古旧书店。店面不大，四周全是书架，中间一张极大的案子，全是书，可以自由自在地翻捡。事过 30 年后，从现在尚且留吞下来的一些书看，我那时买书是很杂的，有鲁迅的《三闲集》、《二心集》、《中国小说史略》，有常任侠的《中国古典艺术》、吕凤子的《中国画法研究》、欧阳予倩的《一得余抄》，有马雅可夫斯基的《亚历山大·勃洛克死了》，还有侯外庐、杜国庠、赵纪彬等人的《中国思想通史》www.dxzw.com。还曾买过几部残缺不主的线装书，如《今古奇观》、《醒世恒言》，文革时被母亲认作“四旧”偷偷烧掉了。书虽然杂，主旨仍在文学艺术。破例的是，还有一本科学出版社 1954 年出版的“中央农业部米丘林农业植物选种及良种繁育讲习班”的讲义和苏联专家老大姐杜伯罗维娜在中国的讲稿：《达尔文主义》，也被我搜罗过来，而且居然能够读得魂不守舍。这本宽型 32 开本、厚约 400 页的书，原价 12000 元（旧币），八成新，折价 0．15 元售出，真是便宜极了。这是一本讲生命进化的书，许多术语和概念我并不懂，但书中讲的某些道理我还是领悟了。比如，书中讲到物种的“人工选择”，讲到家猪和野猪。养猪场的育种专家从营利的立场出发，认为“猪腿是赚钱最少的部分，猪腿的长度只要不使肚子拖到地上就行了，许多良种猪在育肥期肥胖得四肢几乎难以支持体重。”讲到野鸡和家鸡，野生的印度鸡每年只产 6～7 个蛋，而经过人工培育后的来杭鸡每年能下 360 个蛋，几乎天天都在下蛋。这本书的用意，当然是在向技术人员传授培育良种的方法，原则是“优胜劣汰”，下蛋少的被杀掉，下蛋多的继续努力下蛋。我却从中感到惊心动魄的残酷，心中充满了对家猪和来杭鸡们的同情，也为野猪、野鸡们感到庆幸。这全然不是杜伯罗维娜同志书中的原意，30 年后读了《阐释学》、《接受美学》，才知道这原来是一场“阅读的岐误”。 上大学期间倒是没有能够读很多的书。经过“反右派”“拔白旗”，教授们都成了惊弓之鸟，课堂教学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能避开的就避开，实在绕不过去的，就敲几声顺风锣。学生当中整天批“白专”道路，大家一脑门心思用在如何把自己染得更红一些。学雷锋，为了争着打扫公厕几乎打起架来，班里头光是钉鞋补袜子小组就成立了三四个。4 年大学生活，一年农村社教，半年下连队当兵，三年没到头，文化大革命开始，在大风浪里折腾了两年，又被下放到农场农村接受再教育，一拖又是 3 年。“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就这样过去了。早知如今，先辈们不如不走出乡村，依旧在我们那个 “盆窑”或者“绳庄”烧陶或者搓绳去，不但可以免去“再教育”的麻烦，说不定还能当当贫协代表教育教育有文化的人。 人其实是很难超越时代的。领导者其实尽可以放心，绝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跟着时代走，或者说跟着领导者走的。1970 年我被下放到沉湖军垦农场劳动，随身携带的既不是《唐诗三百首》也不是《老子五千言》，而是带了一本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立志在广阔天地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努力迎合当时的“主旋律”“主潮流”。那书我读得很认真，做了密密麻麻一本子笔记，“物质”“意识”“现象”“本质” “外因”“内因”“主要矛盾”“次要矛盾”“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一切都清楚明白。那时的生活也很单纯，很有规律：早请示，晚汇报、出操、上工、唱样板戏、开讲用会。生活与书本和谐同一，时时感到自己沐浴在真理的阳光中，感觉到自己已经把握了经纬世界的大道理。直到“永远健康的林副统帅”一下子摔死在温都尔罕，才突然感到书本之外还有着令人大惑不解的东西。那时候，流行着一句十分豪迈的话，叫做“读生活这本大书”。这话其买并不错，生活确是一本存在的大书，但这本“大书”是要靠自己独立的头脑和通体投入的生命活动去解读的，而不能只靠某些“小书”提供的概念和语录。 到了“新时期”，我自己竟也开始了写书。五六年内写了三四本关于文艺心理学研究的书，还主编了一套文艺心理学的丛书。 我怎么研究起文艺心理学来？对我自己来说，也还是一个问题。如果勉强分析起来，可能有这样一些原因。 一是天性中对于艺术的敏感和对于文学的热爱。这也许从幼儿时代对祖母那件“大针线包”的兴趣中已初露端倪。但准确些讲，这并不是我个人独具的天性。我倾向于认为，对艺术的渴求，与人的食欲、性欲一样，是人类的本能，或者说是人类独具的本能。如果说食欲和牲欲是人类的一种物质性本能的话，艺术创造和宙美的需求，是人类精神论的本能。我占了些便宜的是，在后天枯燥无味的生活中，我并没有把这种精神本能流失殆尽。在青年时代，我曾经狂热地迷恋过一阵子美术，对色彩和构成的敏感常使我振奋不已。我有时候想，如果我不搞文学理论而云从事绘画或雕塑，我也许会是一个不太平庸的艺术家。 二是性格中根深蒂固的“自卑感”。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谈起过：具有自卑心理的孩子，个性倾于内向，生活于他，常常是一种沉重的压抑。面对强大的外部世界，他耽于构筑自己内心的优势，不着边际的联想和不切实际的幻想，比正常的孩子还要多。由于自卑，心理上的自我反省意识就更浓重，事到临头，他不敢寻咎于人，总习惯性地反责诸己。自卑，是我个性上的一个弱点，但它也给我带来个性上的某些好处。我的自卑感使我较容易体验到别人的苦乐爱恶，较敏锐地感应到别人心灵深处的律动，这也就是“同情心”，即对于人的情感与心灵的认同能力。我想，大约就是这种潜意识中强烈的自卑感，以及因自卑而带来的行为模式的内向性，因自卑而强化了的情绪体验能力和心灵问通能力，在冥冥之中牵引我走进了文艺心理学的研究领域。 三是读书的偏好与机缘。对于书籍，不管它是文学艺术作品还是知识理论著述，我感兴趣的是书中那些葆有鲜活生命的东西，我相信一本好书是一个生命有机体，比如：一株生气勃勃的树。我特别注意到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中的一段话：“一首诗，可以写得十分漂亮而又优雅，但却没有灵魂。一篇叙事作品，可以写得精确而又井然有序，但却没有灵魂。一篇节日的演说，可以内容充实而又极尽雕琢的能事，但却没有灵魂。甚至一个女人，可以说长得漂亮、温雅而又优美动人，但却没有灵魂。那么，究竟什么是我们所说的‘灵魂’呢？从美学的意义来看，所谓‘灵魂’，是指心灵中起灌注生气作用的那种原则。”后来，歌德和黑格尔都反复讲过，一部真正的文学艺术作品，一件真正的精神创作，其中部分与整体都是从精神的熔炉中熔铸出来的，是由一种生命气息吹嘘过的。”这种生命气息，在我看来就是著作者“丰富而充实的心胸”，就是蕴含着著作者人格、气质、情怀、信仰的“有机天性”，就是创作主体的主观创造精神。我读书，与其说是读书中的文字、读书中的知识，读书中的理论与学问，不如说我是在感应书中的气氛、情调和神韵、律动。我曾经给别人开玩笑说，对于一本我喜欢的书，我不要一字一句地读，我只要翻一翻，拿在鼻子前边闻一闻，就能够拥有它，从此以后，它就会化作我生命的一部分。 我不会刻意辨析书中的概念和逻辑，而更偏爱书中蕴含的暗示和情绪，更珍视读书中的感悟和直觉，更迷恋文字构架间和书页空白处弥漫的那些被称作“天使的微尘”和“恍若一片神光”的东西。我认为那才是生命的创造、生命的更新、生命的邅进，是书籍赖以生存的根基，是书籍屹立于天、地、人之间的真谛。 我读书很杂，而记忆力又很差。说起来，除了文艺学和心理学方面的书之外，禅宗、道教、气功、武术方面的书我也读。一段时间，同时热上《黄帝内经》与《量子物理学》，还曾浏览过科学哲学、模糊数学、混沌学。爱因斯坦、海森堡、尼采、甘地、马尔库塞、邓肯、卓别林、达赖喇嘛、朱元璋、德拉克罗瓦和菲那尔阿本德，都曾经请教过；唯独没有结识文学泰斗莎士比亚。说到记忆能力，刚刚读过去的书，书名和作者姓名就已经不能再说囫囵。在我的记忆的库房里，只能贮留下与我的情绪、与我的体验相关的那些东西，只能贮留下那些曾经震撼过我、照亮过我的东西。 中国是低稿酬，严肃的出版物更卖不上价钱。搞文学评论、文学研究和一般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大多穷酸。随着商品经济的拓展，贫富悬殊将越来越大，文学事业还能维继下去吗？对此，我并不是很担心。“文人憎命达”、文章“穷而后工”，这些古训对于文学来说仍然是有效的。李白、杜甫都不曾大富大贵，曹雪芹更是穷得要砸锅卖铁。即使鲁迅、郁达夫们，比起今天我们的文学教授要富有一些。但和当时上海滩上的“大款”、“大腕”如吴荪甫、赵怕韬者流相比，也只能算个穷人。 以上说的贫富，其标准仍然只是物质和金钱。除却物质和金钱以外，人类不能没有另一方面的需求，那就是精神和情感。真正的文学家、文化人、知识者，应当是精神和情感、信仰和良心的拥有者。从这个意义上，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曹雪芹、鲁迅又应当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上帝往往是公平的，给了你这个，就不再给那个，问题是你需要什么，做出你自己的选择。人各有忘，不能强勉。写作，也可以成癖，可以上瘾，可以成为一种近平病态的习性，一种类乎“吸毒”的嗜好。心灵能够在写作中体验到生存的意义、体验到生命深处的极大欢乐。对于有些人来说，写作，在写作中的精神创造，就是他生命唯一的支撑和依托。 人类即将跨向一个新的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大幕进一步拉开，每个人似乎都面临一种重新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可能。我已经在人世度过 46 个春秋，回顾前半辈子后，决计不改初衷，决计一意孤行，希望自己永远在生命进化的阶梯上，做一个不辞辛苦，不计成败的跋涉者，用自己的心，也用自己的文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