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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中注定似的，这一生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识字、读书，然后是教书 ——小学教书、中学教书、大学教书，并伴之以作文写书。虽或失业流浪，穷愁潦倒奔波于硝烟炮火之中，倥偬于文稿编组之务，蹀躞于粉笔黑板之间，稍有条暇，总不忘披阅诵读，自得其乐；除非横祸飞来，天昏地暗，折磨凌辱，日月无光，未尝与书卷分离。如今年虽耋耄，视力且差，于“余热”中舞文弄墨之余，也下象棋，打麻将，却以为那趣味远不如阅读悠长。 儿时，为什么要读书，绝对没有明确目的。既未赶上考秀才举人，也没有“学而优则仕”的奢望，无非依从传统习俗：小孩子总得上学。国民学校不收学费，也符合贫穷人家利益。于是读书了。 国民学校新来的校长是位自命不凡、却连秀才也未捞到的文士。高年级学生激赏这位曾先生之处，是他勤勤恳恳讲授“国文”的教学态度和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这所国民学校，名义上四年毕业，实际并无毕业期限，只要学生高兴，可随意久读，和私馆没有什么不同。当我升上四年级的时候，曾先生授完了《共和国国文教科书》第八册即最后一本，他教我们读《古文观止》、《幼学琼林》以及《左传》、《读史随笔》、《东莱博议》等书。先生讲得津津有味，学生也听得兴味盎然。一周一次的作文——自然是文言文的——在先生的精心批改和激励之下，我对此道倍感兴趣。给小孩子的鼓励似乎是可以不惜工本的。对我的作文的批语，先生常赏以溢美之词，效果倒是不坏的。连续在曾先生门下学习四五年，读了一大堆古书，写了好几个作文本。当我 14 岁半时，县里招考一年制“师范讲习所”学生（考试科目只作文一门），几百人投考，二三十岁的不少，录取的 30 名学生中我以第一名独占鳌头，乐坏了父母，轰动了乡里。 读国民学校时，我的课外读物是《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和《聊斋志异》等书。《三国演义》我看得十分起劲；《聊斋》更使我入迷。一段时间，我很欣赏民间通俗唱本《清官图》，曾摹仿它的叙事模式，以乡绅林某的丑行为题材，编写了一篇唱词，打着金钱板在夏夜的院坝演唱，使邻里听众赞不绝口。这个唱词，可算我早已失踪的第一篇“创作”。 越年，我考入新办而又短命的县立三年制师范时，国文教员是一位思想开放的廪生。他在课堂上讲“五四”运动，要学生写白话作文，且不允许作文中有稍带“文气”的字眼，一定得把“颇”字改为“很”字，使我很有些迷惑。 1926 年我 18 岁时到重庆学习英文，意在跳出毫无保障的小学教员生活，投入银行或邮政，谋求“铁饭碗”。殊知在熟读《天方夜谭》和《莎氏乐府本事》之际，接触了新文化。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诸公的作品及其他新作改变了我的生活航向。特别是创造社——郭沫若的诗和郁达夫的小说固然使我激动，就是张资平的“△”，在诱我进入现代文学之门方面也起过作用。生活的艰辛，人世的不平，使我在新潮的推动下渐渐懂得了对黑暗社会的抗争精神，高兴从新闻媒介中关于“赤匪”活动歪曲报道的文字缝隙间寻找光明和希望。我开始在重庆的报纸副刊上发表文章了。 1930 年，于小学教师行列中被挤出之后，与三数亲友合伙在渝开设了一家以经营新文学书籍为主的小书店，将郭沫若的诗集《前茅》给它命名曰“前茅书店”，自然不是偶然的。 “近水楼台先得月”。白天在店堂营业，空闲时我可以随意从书架上花花绿绿封面的书林中抽出一本浏览，晚间则在小楼的煤油灯下潜心阅读。兴来时便牵纸运笔，抒怀遣兴。 不久，书店蚀本关门，我浪迹东下了。有一段时间寄居南京一位长年在白下补习英算、投考中央大学而屡试落选的杨君寓所，常到花牌楼书店游转。一天，一本文学期刊（什么名字，早已忘记）吸引了我。站在那里是看不完的；囊中空乏，又不能将它变为己有。焦急之余，顿起不良之心。以洁身自好，没作过亏心事自命的人，生平第一次萌动邪念，觑着店里没人注意之时，将那本东西揣进了自己的怀里，并若无真事地踅出店门。虽以孔乙己“窃书不能算偷”的诡辩抚慰自己，惴惴不安的心情仍延续了好些时辰。 有了职业，生活较为安定之后，又渐渐拥有自己的一些书了。 那时，我读新文学书籍的兴趣虽较广泛，注意力的中心已然倾向鲁迅。早已脍炙人口的鲁迅小说，固然耐人寻味，不断发表的鲁迅杂文，则如一杯杯芳烈的美酒，不断陶醉和振奋我的心胸。逛书店的时候，只是为了阅读鲁迅的一篇文章而购买某一本刊物的事是经常有的。 侵略者是不允许我们安坐读书和写作的。于是挈妇将雏在日寇的炮火下仓皇逃难了。与书架上的书籍和写字台上的文稿匆匆告别，以不久就可回来的话欺骗自己的时候，那滋味是可想而知的。 此后，在“大后方”转徙迁流，每离开旧址，总要丢掉一些书——或赠送朋友，或寄存熟人处而终于散失。抗战胜利之后，生活愈加动荡不安。流亡转徙之不暇，哪还顾得上书籍一类的事。 解放后，编、教生活安定，逐渐又积累了一些书。然而来了“严重扩大化”。于惶惑沮丧之中，不得不与书卷疏远。迨至以“文化大革命”名义肆无忌惮地实行文化大破坏，书读得愈多愈反动或愈愚蠢之说甚嚣尘上的年月，我虽也曾苦读《反杜林论》等经典著作，希望从中悟出一些道理而终不济事。书架上的书则被明拿暗偷，散失殆尽。自己已发表或未发表而可能发表并辑集成书的东西更惨遭浩劫：搜索以去之后，在一些字里行间莫名其妙地画上红杠杠，展览示众，意在将作文写书的人搞得比狗屎还臭。非始料所及的是，不少相识者初先尚惶惑于疑信参半之中，及至见到被糟踏过的原作，便由疑惑而省悟，偶与作者相遇于途，大抵示以意味深长的微笑，迨平反昭雪，就公开嘲笑英雄们的荒诞与无知了。 此后，我书架上的书又多了起来，其中就有少年时喜读的《聊斋》，每当意倦笔涩，信手翻来，兴味不减当年。而里弄声喧，工地沸腾之际，大抵遁入书丛，一诵“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岭清松”或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等唐人佳句，则顿觉远离尘嚣，且不知老之已至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