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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的书籍 谁都知道，弗兰西斯·培根说过一句著名的话：“知识就是力量！”。 而知识，来源于对生活的细致观察，来源于实践；知识也来源于书本。 对我来说，由于年轻，由于经历比较简单，后一点就显得格外重要。 我爱读书，比小孩子爱吃糖果更甚。每天的空闲时间，哪怕只有五分钟、十分钟，我也要找一本书来读上几段；每天临睡之前，不论这一天是多么疲倦、多么累，我总要读上一小时的书。如果碰到一本好书，那就会通宵达旦地读下去。在家里是这样。在旅途上、在开会的旅馆里，我也是这样。这种读书的嗜好，是我从小养成的习惯。 中小学时期，我读了很多有趣的书，并且对每一本书，或多或少地做了一些笔记。书本要我学做一个正直诚实的孩子，不要撒谎、不要阿谀奉承、不要人云亦云，要脚踏实地、要独立思考；书本开阔了我的眼界，它告诉我，除了我自小看到的马路、电车、外滩，除了我熟悉的上海，这个世界上还有无数壮丽的河山，还有很多闻所未闻的事物；书本也陶冶了我的精神，我在书上读到“人只有献身社会，才能找出那实际上是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等等格言警句。当然罗，书本使得我从小就向往丰富多采的生活，向往有山有水的大自然。这一切潜移默化似的影响，对我后来在艰苦的插队落户生活中潜心奋斗，起了多大的作用啊。 我离开上海到贵州上山下乡时，正值十年浩劫，社会在大动乱，知识青年的生活条件极差，周围丝毫没有学习的空气，可我因为自小的爱好，从来没离开过书本。是手里的书，告诉我要不怕困难、不畏挫折，百折不挠地学习创作，学习把生活变为小说的表达方式。是手里的书，鼓励着我不断地感受山乡的事物，不断地往方格稿纸上填字，逐渐地找到了目标。是手里的书，伴随着我一天一天地走过来了。 当我开始走上创作道路的时候，我已经在比较有意识地读书了。在过去杂乱无章地读了许多书的基础上，我对自己喜欢的书，花了很大的功夫去读，一遍两遍，甚至五遍、六遍。我觉得，每一个人由于出身、经历、趣味、气质的不同，喜爱的书本肯定也有所不同。当我喜欢某一本书时，我总发现，那本书里有什么吸引着我、激动着我。多读几遍，我就找到了那本书激动我心灵的是什么东西，消化了那本书，我能感觉到作者在怎样反映生活、怎样提炼概括、怎样揭示主题。这样读书，对我的创作大有帮助和启示。我喜爱的书有泰戈尔的《沉船》，巴 279279 尔扎克的《邦斯舅舅》，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寒夜》，左拉的《金钱》，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三部曲。高尔基的书以他那渲染气氛的特殊功力，深深吸引着我；易卜生剧本的回顾式写法，使我惊叹不已，甚至在写小说时也想学一学。自然，要写书单子是写不完的，因为很多好书都使我爱不释手。读书越多，使我越来越觉得，在这些好书中，作家们从来不曾去图解政策，他们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用自己的心灵感受，根据现实生活万花筒似的画面，用手中的笔写下自己的独立见解。在这些好书中，作家们总是通过自己塑造的形象，展示社会上重大的政治、经济的变革，展示那个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达同时代人的感情和思考。这些感触，也强烈影响着我的创作。 书海浩瀚，扑进去其乐无穷。除了文学作品，我也读一些其他的书。历史书给我展开了各个时代的画卷；哲学书教会我深入地思考；地理书是我喜爱的书籍，它使我熟悉各个地区的地形、气候、环境；游记能补充我缺乏的生活；诗和散文里面，总有发人深省的诗眼和如画的景致。 在我构思一部新的小说时，我总要读一读屠格涅夫的书，《父与子》或是《前夜》。他的书情节取单线条发展，故事开展的时候，从来不拖泥带水。这种艺术上的特色，使我神往，并且不知不觉学习这种表达方式。在我的作品讨论会上，有人提出长篇小说要象史诗，要是历史的画廊，要有众多丰满的人物和错综复杂的情节，这话没错。可要我改回来，实在很难。 在我每天坐在桌前写作时，我总要读几页名著。经过漫长时间考验的世界名著，字眼都经过锤炼，文句都经过反复斟酌，读上去琅琅上口。读了几页之后再埋头写，使我在造句措词时会不知不觉地严格一些。 在我写不下去的时候，我更是手不释卷，带着书到河边、树下去读，坐在屋子旁边读，躺在床上读。倒不是书本能告诉我怎样写下去，而是书本能激发我的想象，启发我的思路，叩动我的心扉，而这一切，对写作本身都是极有益处的。 总之，书本带给我的东西多着呢！在一篇短短的文章中，是叙述不尽的。我只想说，我和书本自小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它仍将伴随着我一天一天地走向明天、走向未来。 二、书随我跋涉 由于自小爱书，几十年来也便没有弃书的习惯。小时候的书，全是省下零花钱，一本一本买来摆上书架的，好不容易积攒起一排一排书的队伍，怎肯轻易丢了。故而去插队落户时，在随身带往遥远的山乡的物品中，比其他的知青就多了两只大木箱，箱子里装的，全是我喜爱的书。在当时，这满满两箱书中，大多数属于“封、资、修”的禁书。怕惹出意外来，在整理下乡行李时，我专门腾出半天时间，找来一个自小特别要好的同学，买回一大捆草绳，把两只大木箱结结实实、密密麻麻扎了个遍。到了我落户的寨子，帮着知青们抬行李包裹的农民们，都说我带的东西最多，箱子最重，家里必定也最有钱。及至守着我解开行李，打开箱子，发现是满满两大箱书时，他们又纷纷传开了，说我是个“书虫子”，憨得够呛。 在漫长的插队落户生涯中，这些书真正成了我最好的精神食粮。她们不但解了我的渴，还解了不少和我同去下乡的知青们的渴哩！ 呆足了整整十年半的乡间岁月，总算可以离开偏远的乡村时，什么东西都不要了，连睡觉的铺盖，吃饭必用的锅碗瓢盆，一齐都送了寨上的农民。唯独那些在乡居岁月里翻旧翻破了的书，舍不得送人。瞅着漆斑早己剥离的木箱子，装进书去，真正地重得难扛，最终还是硬着头皮请队上派了辆马车拖到火车站，随身带出了蛮荒的山乡。 进了省城，由于在贵阳逐年添置了无数书箱，也由于住房宽敞，四室一厅的居室里竟然有了两个书房，写小说在里面那个书房，读书和写一些散文、随笔之类的文字，就在外面那个书房。到调归上海时，明知上海的家里这么多书是无处存放的，就是塞床底下也塞不下，在花了整整一个月时间整理书籍之后，装了 80 纸板箱的书，但仍有很多书倚着墙堆迭起来，要同我告别。不忍心将它们卖进废品回收站，于是就让同事和妻的同事到家来，拣喜欢的拿回家去。本意是希望这些书的寿命多少长一点，但对于我来说，这批书终旧是“拜拜”了！因而现在想起来仍然心痛。 初初回上海，80 箱书无处存放，恰好一位好友“两处调一处”的房子其中有间暂时不用，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把 80 纸板箱的书全堆了过去，整整占了半间屋。存放期间虽说仅前后半年，但我也不敢怠慢，买来喷雾杀虫剂、每隔两三星期，就跑去喷洒一阵，生怕蟑螂或是什么虫子，把书页咬坏或污染了。 搬了新居，最大的那间首先拿来安顿我的书。重新把在纸板箱内委屈了多日的书籍一本本安顿上书架，瞅着这些书按照我的心愿和工作需要排列好了，终算了却一桩心事、心头也相对平静下来。坐在前后都是书的房间里，人都踏实多了。 哪晓得才一年多点，打开最大的那扇书橱门，竟然发现有几格书受潮发霉了，急得我又在家里大动干戈，拿出书来吹风晾干，四处打听老作家们如何保护他们多年的藏书。并且怎么也想不通，往“天无三日晴”的贵州书没发霉，而在上海，却还要防止书受潮发霉。于是乎，除了要在书橱里放进干燥剂，以后每年又添出一桩事来，那就是让书吹吹风，晾个一天两天。总要让书的寿命长一些啊。 可能是受了我的影响吧，与书为伴的好习惯也传给了我的孩子。现在他也有了几百册书，在家里的书橱中，有他专门的几格。每当看他空闲下来把书分门别类理得整整齐齐，或是小心翼翼地修补不慎撕坏的书页，一股欣慰之情便油然而生。是呵，书伴随着我跋涉了半辈子，孩子还小，才 10 岁出头，也愿书籍作为良师益友，能陪伴着我的孩子度过许多幸福的时光。 三、从失败中走出的路 一年一度的凉秋又来到了。这是 1973 年的晚秋，我插队落户的第五个年头快过去了。在多雾多雨的贵州山区偏僻村寨上，秋收之后，照例有一段农闲的时节。我在这段寂寞、枯燥的农闲时间里，干些什么呢？除了学习着写点东西，我还能怎么样呢？总不能让大好的光阴，白白地虚耗去呀！ 可写作真难啊。在这之前，我寄出的稿子，收到的总是退稿、退稿…… 难道劳动之余挤出的时间，难道无数个不眠之夜付出的耕耘，仅仅只能得到一张退稿笺，仅仅只能看到排列成行的一、二、三、四、……条意见吗？ 我心情抑郁，情绪低落，但还有些不服气儿，我那些在上海工作的同学、朋友，好心地写信劝我，在这个年头，只有疯子才梦想着当作家，还是现实点吧，趁着农闲，和大队、公社的干部搞好关系，早早地让人推荐出去，不论是读书、当工人、当教师，有个工作，有个归宿才是上策。话不是没有道理，可我学不来那一套，还是埋头写我的吧！躲进茅屋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可这回写什么呢？ 在 5 年插队落户的日子里，我时常听到一些老贫农告诉我：嗨，现在变多了，工作组喊开会，哨子吹几道，人也到不齐。清匪反霸那年头，工作队喊开会，我们穷得穿条单裤儿，打着光脚板，在雪地上跑得可欢哪！话是简简单单一句，可这句话是个多么清晰的画面，穷苦人对党的信赖，对工作的信任，对清匪反霸闹土改的热心，都出来了。类似的话，我听得多了，对解放初期的山寨形势、人情风俗，逐渐逐渐有了底儿。 在苗岭腹地修建湘黔铁路的日子里，我借住在一户苗族老乡家里。冬夜，苗家老人陪我在火塘边摆龙门阵。讲道，如今你们汉族老大哥成千上万人进到我们苗岭深山，帮我们修“铁龙”，汉苗之间亲如兄弟。解放前，可不同，没一个汉人敢走进我们这里来，一进来，莫想活着出去。历代反动统治者搞汉苗隔阂，造成的民族怨仇，在这句话里体现出来了，解放后的变化，也体现出来了。还有一次，一个苗族汉子告诉我，清匪反霸时，一个解放军飞行小组的战士，负伤后被土匪追赶，幸亏当地苗家出头保护了他，让他躲进山洞，给他送吃的、喝的，还给他采草药，才把他救了。 从铁路工地回到山寨上，我在一次田头歇憩时，又听一位社员说，隔邻有个公社的供销社主任，当年还是个少年，为送信，被土匪围在一所寺庙里，亏得他是木匠家的孩子，会脱榫头，趁着天黑脱落了寺庙的后壁，钻进树林脱了险。 在我刚插队第二年的夏天，县里面下令，全县出动围捕逃跑的罪犯，每个山洞都要搜，我也随着民兵，钻进了山洞，这使我对贵州山区溶岩形成的喀斯特地形，有了非常形象的感性知识，知道了这些洞中奇妙无比，洞中套洞，别有一番天地。 所有这些零零星星的感受和体验，在农闲时节到来的那些日子里，全部浮现在我的脑子里，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构思。我七拼八凑地买了几本练习簿，找了几张白纸裁开，把同学、朋友的来信也利用上——在反面写。在山寨外的一所破庙里，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想好了的构思写了出来。 这就是我的处女作《高高的苗岭》的草稿。 两年以后，在上海改稿的日子里，我把它誊抄在稿纸上，送到了少年儿童出版社。 我碰上了两位热心的责任编辑姜英和周晓，他们给我提意见、出主意，理清人物的思想脉络，前后经过三次不大的修改，在文句上作了比较详尽的润色，竟然定稿了。 经过画插图、看校样和一番波折，这本薄薄的小书，在 1977 年的春天出版了。 小说第一版 20 万册。1979 年 5 月印行的第二版 17 万册。上海美术出版社很快改成连环画本，北京电影制片厂和北京电影学院又根据小说拍摄了儿童故事片《火娃》公映，以后又译成了盲文、朝鲜文。 所有这些，都是我当初写这本小说时做梦也想不到的。从那以后，我的书一本一本印出来了…… 回想《高高的苗岭》的写作经过，有一点是我深有体会的，那就是不要怕退稿，不要怕失败，要有“韧”性，锲而不舍地写下去，从失败中走出自己的路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