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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北归来后，我居然有了一个书斋。虽无苔痕上阶、草色入帘之胜，却是明窗粉壁、坐北朝南，加上窗外阳台，不仅可读书写字，还可莳花养鸟，得视听之娱。登上阳台，则郊野风光，尽收眼底。总之，这书斋确是相当不错的。 书斋，我并不陌生。儿时，住在上海郊区，父亲的书斋名曰静观书屋。门上有父亲自题的匾额，室内左字右画，架上玉轴牙签，案头文房四宝。记得正面一副对联是张问陶的手笔：“岩前拄杖看云起，松下横琴待鹤归”。门联是隶书“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这书斋，我 8 岁以前是常去的。家乡老宅也有一个书斋，格局与沪宅相似，只是门上无匾。正面对联是梅调鼎的手书：“此处多奇花异草，其人如霁月光风”。门联则是隶书“惜花春起早，爱月夜眠迟”。与上海书斋的门联同出于唐良史诗句。父亲病故后，沪宅易主，母亲带着我和姐姐回到镇海乡下，我就自然地成了老宅（包括书斋）的主人。 这个书斋，我仍然名之为静观书屋。它同我关系亲密。在这里，我断断续续地盘桓了七八年，度过我的少年时代。这期间，我受到它的熏陶，培养了读书兴趣，奠定了半生从文的基础。父亲遗下的书画，给了我灵气。父亲圈点过的为数可观的线装书，我还消化不了，但一些笔记、小说和诗词歌赋之类，却使我眼界大开，简直如醉似痴。父亲没来得及教给我什么就撒手而去，他正是凭借他生前构筑的书斋及众多的藏书给了儿子以巨大影响的。 离开乡下老宅已快半个世纪了。这次万里归来，跑到村子里一看，我和母亲、姐姐住过的那座名曰“倚翠”的楼房，只剩下一堆瓦砾。原来的书斋，连同它的内部陈设以及图书、字画等，早已不知去向。连书斋旁的那座小花园也无从寻觅了。当年，这里曾经是前花后竹，光影会合于轩户之间，给书斋提供了一个恬静幽雅的环境。50 年沧桑剧变，这些都已恍加一梦了。可如今，我又分到了新房，就在市郊，距我老宅所在的村子不过 4 公里许，而且仍另辟一室作为书斋。这个书斋，我仍名之曰静观书屋。尽管它的面积不比旧的书斋大，现代建筑门上不宜有匾，壁上也并无何绍基的字和郑板桥的画，而高爽明敞则有过之。何况，窗前还多了个 6 平方的阳台，上面放半排盆花，挂一笼小鸟，朝迎日出，暮送落霞，听四邻琴声，揽千顷翠色，这却是旧的书斋所不具备的。尤其是夜深人静后，凭栏小立，尚可隐约望见甬江上的点点渔火和声声入耳的江潮。所以，这实在是个饶有诗意、能予人以美的享受的好去处。 我非常钟爱这个书斋，这不仅是由于它来之不易，而且还由于它构筑在家乡的热土上，并将帮助我度过愉快的晚年。而今天，在全国各地，这样的教师宿舍还不很多。据我所知，在我的一辈老师中，三代同堂，五六口人挤在一间斗室里的，颇不少见。至于生活在某些大城市里的同学、朋友们，人均居住面积在 4 平方以下，父母子女合用一张径尺之桌，甚至以缝纫机代替写字台的，也绝非仅有。他们或根本不需有过自己的书斋，或虽亦有过，却终于被赶了出来，至于我本人从 40 年代初因避战祸而仓皇离家，以后多年住在上海普通里弄里，室陋而人稠。50 年代后期起，则远谪黄河源头，在风雪高原挖过地洞，钻过帐篷，沙眠露宿，与坚冰严霜为伍达 20 余年。可说久已不知书斋为何物了。不料垂暮之年，竟又重新回到书斋之中，而且经过这 16 年的着意购求积累，我又拥有了 4 大架的图书，包括我父亲也不曾拥有过的《左氏百川学海》、《笔记小说大观》和《清明家词》。至于壁上，则有好友冯其庸的水墨葫芦、林锴的红梅图和前辈李宗海、包谦六的字。从此，我可以在这 15 平方的天地里，“阅金经，调素琴，”研墨挥毫，吟诗作赋，还我书生本色。“形骸既适，观听无邪”，文思也自然而然地趋于活跃而汩汩不绝了。这几年，虽年事日增，精力日衰，而教学、科研、业余写作方面所完成的工作量及其取得的成果，却远远地超过前 20 年，这除了大气候这一因素而外，恐亦与我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生活环境和一个属于个人的书斋有关。想想过去，看看现在，比比别人，感到这其实是够幸运的了。 好像是曾巩说的，文人（即知识分子）的荣辱遭际，往往是测量一个时代的明和暗、清和浊、盛和衰的标杆。这也可见，书斋虽小，却关乎大局。所谓一室之微，国脉所系，它足以反映时代和政局的变迁，足以反映文运的兴衰和知识分子社会地位和待遇的实际变化，这内涵就相当深广了。 我怀念记忆中的旧的书斋，更无限珍惜眼前的新的书斋，但愿普天下像我一样，或与我有类似经历的文人和广大教师，都能在自己拥有的心爱的书斋里“静观自得”，并愉快地从事对社会有益的创造性劳动，直至生命最后一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