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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建设伊始，法学家张友渔在社里担负社会科学方面的领导工作。1979 年 3 月，张老让我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规划会议，这就意味着《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从此筹备上马。我对张老说，自己虽然是法学院毕业的，但不是读的法律系，只修过几门部门法，完全不具备编法学卷的能力。可是张老说：“你先联系着，等将来进了法律系的人，你再交给他。”当时社里人手极少，无可推托，就去了。时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立法、司法、法学科研与教学，都在需人。先后虽有两位法学家进社，又先后被一个省、一个自治区的大学请去当了法律系主任。于是，大百科全书法学卷的编辑工作责无旁贷，我只好顶了下来。 因为没有读过法律系，对我来说，编书的 5 年也就是学习的 5 年。最初我读不懂所编法学书稿的全部学术内容。例如国际法，过去虽听过邵循恪先生的课，但时隔 30 年，国际法与国际法学都有了长足的发展，读稿时遇到了许多新的问题。经查阅参考书仍有不理解处，就注在送审打字稿边。当年国际法专家陈体强先生审稿，在提问处都一一作了解答。书稿上就留下了先生答疑的许多亲切笔迹。又如国际私法，过去我更从无接触。感谢外交部老专家李浩培先生，他执教有年，循循善诱，他的文章往往从案例开始说明概念。拜读先生手稿，有如听名师讲学，得到如坐春风那种快慰。那几年我还有幸参加了一些有关的学术会议，旁听过为法学卷解决一些具有较大分歧的学术问题的讨论会。每一次会上一代权威济济一堂，各自提出独到的精辟见解，我从而得到了学术界同意和支持的问题解答，大开眼界。这都是当今我国许多博士生以及博士后都难于得到的学习机会。 改稿则是更好的学习。法学卷书稿不少出自名家之手，我读稿时常暗自惊喜，从而确信书稿将无愧于国家水平。但这些文章虽好，却不能随即定稿。一是文风不同，若不经编改则出版后将是一部文集而不是一卷工具书；二是稿长，法学卷规定不超过 900 余页，如按原稿发排，当不止 2000 页，好稿捧在手上，势在必改，不禁心悸手软，最大的心理障碍是“学生怎么能改老师的稿件？！”在这种思想压力下，我只能熟读原文，吸取精髓，酝酿大百科全书文体，铺开稿纸，另行抄改。说我当时的心境有临渊履薄之感，并不过分，改完送请作者复审时，我又总是诚惶诚恐地说明苦衷，恳请原谅。感谢学术界前辈的宽容，他们对改稿一般首肯。当我捧着稿件告辞出门，一次次都如释重负。记得北大国际法教授王铁崖先生复审后曾亲切地告诫说：“这次拿回去可不能再改一个字了啊！”是的，一个字也不会再改了，不应该、不需要也不可能再改了。我对法学者每一篇书稿，都看成讲义；每编改完一篇，都觉得自己又掌握了一个问题的要点，不禁想起读书人中流传已久的一句话：“买书不如借书，借书不如抄书”，并想到了自己的深切体会：“抄书不如编书”。抄书还可以照猫画虎，不求甚解，而编书若想不致妄加一字、妄改一字、妄删一字，必须深入懂透不可，所以编书比抄书是更好的学习。 对不同的书每人都有不同的感情。对业已问世的《大百科全书·法学》卷，我就具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它宛如我的同窗，由它陪伴，我读了 5 年法律系，印象且比当年学习本专业尤为深刻。我深自庆幸此生中担任过《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的责任编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