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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学是假丑恶的坟墓，真善美的摇蓝。一代又一代青年人痴迷于文学，从中获得精神营养，满怀着憧憬走向未来；而在人生道路上遇到了艰难，不断从所敬仰的作品人物身上汲取度过困境的力量。《牛虻》对于我，就是这样一本书。 50 年代初，看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便迫不及待地想看《牛虻》。后来买到一本 1953 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李俍民翻译的《牛虻》，一口气看了四五遍。每看一遍，读到牛虻被枪毙、琼玛读他遗书的情节，总是十分感动。 那个译本的每一页上下天地、左右空白上写满了我的批注和感想，每一章第一页上都写着该章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出场人物、展开的情节。每一页上，在精彩的对话、细节、人物冲突旁边，划满了着重线和圈圈点点。 我这辈子看了许多小说，但没有哪部作品像《牛虻》那样读得那么仔细、认真。 这还不够。我后来又买到了前苏联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的俄译精装本《牛虻》（《OBOД》）。对于那本书的装帧、插图、题图、尾花爱不释子。每次翻阅，都是一次艺术享受。再后来又看到了艾·伏尼契的原著《TheGadfly》。 几十年来，《牛虻》的中译本、俄译本、原著本一直伴随着我。不管生活遇到多大变故，我总是小心翼翼地把它们带在身边。《牛虻》，成了我生活中的亲密伴侣。 二 文学之梦影响了我对职业的选择。大学毕业后我到《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当上了文学编辑。“文革”开始，“四人帮”拿《北京晚报》开刀，说它是“三家村”开办的黑店。不久，《北京晚报》被迫停刊，我被赶到郊区门头沟深山里种田、养猪、挖煤、采石、烧石灰去了。 那时我住在北岭公社山顶小石屋里。那石屋房顶铺的是石板，身下睡的是石板炕。所谓窗子，就是后墙上留出一个方形石洞，中间竖立几根小树枝，上面再糊上一层窗纸。那窗纸已破，因此常有野兔或野鸟探头探脑往里窥看。 这间简陋的石屋，原是供采石人休息用的。我是被赶到山沟里的“下放干部”，山村里房子挤，自己被分配在采石场上干活，傍晚等社员们回家之后，便独自留宿在这间山顶小石屋里。 白天，我和社员们在山坡上抡锤、把钎、放炮、崩石头。我们把一块块坚硬的石灰石推滚到山坡下，在窑坑里铺上树枝、柴草，洒一层煤屑，码上石块，窑顶用泥巴封住，便点火烧窑…… 晚上，困为无书可读，无事可做，一个人便早早地躺下睡觉了。山风在石屋外呼啸，远处山沟里的泉水哗哗地流淌。因为空虚和寂寞，冬夜分外地漫长。 这时，我就靠回忆度过难捱的日子。我想起了《牛虻》，想起了牛虻被放逐到南美后那段屈辱的岁月。想起牛虻在秘鲁利马码头上赌窟里当仆人，被歹徒打得致残的情景。想起他成了瘸子以后在甘蔗地里靠给人打零工度日。他当过跑腿，给人补过锅；和我一样，干过矿工的活，打扫过猪圈。他扮过戏班子里的驼背小丑，供人扔桔子皮、香蕉皮取乐。一个曾经在粉红世界里娇生惯养的青年人，如今陷入恐怖的地狱之中，他心灵中的痛楚可以想见。但是为了他的理想，他坚强地活了下来。牛虻那种坚毅、那种忍受痛苦和考验的意志，永远是我的榜样。 在山顶石屋里这样想着，孤独和迷惘，也就像山沟里的泉水那样，慢慢流走了。我也变得坚强起来，心想，只要活着，总是有希望的。 三 现在重新翻看 30 多年前我在《牛虻》中译本上密密麻麻的批注，又体验到一个青年人做文学梦的那种痴情。几乎每一页空白处都写满了我的学习心得。有的篇页上我写的感想，字数几乎是本文的一半。解剖了一只麻雀，也就懂得了所有的麻雀。详读详析《牛虻》，使我对小说的结构、冲突、写作技巧，有了相当的了解。比如 111 页左下角我有如下一段批注：“艾·伏尼契为什么用菊花做道具？是为了挡住琼玛的视线，不让她认出现在的牛虻就是过去的亚瑟吗？是暗示故事情节发生的时间吗？是为了渲染氛围、描写生动吗？本章先后有 10 次写到‘菊花’、‘花瓣’、‘鲜花’，可见她运思的匠心。”143 页上写着一段读后感：“作者每写过渡情节，总是异常简洁，一笔带过。而有些‘小’事，则写得酣畅淋漓，犹如路人遇一小山洞，进去之后，才发觉洞很深。再往里走，豁然开朗，阡陌纵横，有山有树，有树有河……这大概就是写小说的奥秘，就是‘选材要严、开掘要深’的手法。” 221 页天地空白处写道：“作者注意伏笔。后边发生的事，其征兆在前边已有暗示。本章亦然。牛虻对琼玛说：也许我们俩永远不能见面了，你有什么话要说吗？这时玛梯尼进门，谈话中止，高潮转移。每当情节推至高峰，随即来人介入，这一转笔手法和第二卷第八章末尾相同。” 我现在感到惊讶的是，年轻时怎么有这么多的时间反复阅读同一部作品呢？我常常想，新时期以来，我编发了那么多的获奖小说，这要归功于《牛虻》的启蒙。 四 研究《牢虻》这部小说，使我对它的作者——艾·丽·伏尼契的身世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几十年来，我一直搜集关于她的资料。我像熟悉我的好友那样熟悉她。 她的原名是艾捷尔·丽莲·蒲尔。她父亲乔治·蒲尔是一个普通鞋匠的儿子，经过自学，成为英国有名的数学家。艾捷尔生下不到 7 个月，她父亲就去世了。由于经济拮据，母亲梅丽·蒲尔只得带上她们姊妹五人去伦敦，靠教数学和写作维持主活。艾捷尔天资聪颖，敏慧好学，尤爱音乐。5 岁时，她就表现出不平凡的音乐才能。1882 至 1885 年，艾捷尔到柏林音乐学院钢琴班学习。毕业后，她到了巴黎，最喜欢到罗浮宫参观琳琅满目的艺术瑰宝。有一次她在方形大厅里看到一幅肖像画，便驻足观赏。在这幅肖像画的画面上，一个青年身穿黑衣，头戴黑帽，半倚着围墙。头上是灰暗的天空，身后簇拥着一片树林。他那隆起的眉峰显露出深沉的忧戚，紧闭的嘴角隐含着内心的痛苦。一对充溢哀思的眼睛凝视着前方。艾捷尔觉得，她从这个黑衣青年的精神气质和忍受痛苦的毅力上看到了她所向往的英雄形象的面影，—— 多年后这一形象便成了她笔下的《牛虻》主人公亚瑟的外貌。 艾捷尔从巴黎回到伦敦之后，于 1886 年年底认识了一个笔名叫斯吉普涅雅克的俄国流亡者谢尔盖·米哈依洛维奇·克拉甫钦斯基。克拉甫钦斯基是俄国民粹派的领袖，常向艾捷尔讲述他那些俄国战友的故事：有些人已为祖国的自由献出了生命，有些人被囚禁在阴森的牢房，有些人被遣送到遥远的西伯利亚矿井里服劳役，幸存者顽强不屈，坚持斗争。 1887 年春天，艾捷尔到了俄国。她在彼得堡为关押在狱中的爱国志士们送衣食、递信件的过程中，厕身于沉默寡言、泪流满面、担心受辱的“犯人” 家属中间，目睹了沙皇监狱制度的丑恶和黑暗。1889 年 6 月，艾捷尔回到伦敦不久，就和斯吉普涅雅克一起出版了《自由俄罗斯》杂志。她为杂志翻译了迦尔询的短篇小说，舍甫琴柯的诗。当时斯吉普涅雅克的寓所是革命者的活动中心。著名的画家、作家、音乐家、各国的政治活动家，都云集到他家里。 1890 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斯吉普涅雅克家里走进来一个衣衫褴褛的青年人。他是波兰革命者，名叫米哈依尔·维尔弗利特·伏尼契，刚从西伯利亚逃出来。跟主人交谈了一会儿，他看了一眼艾捷尔，便迟疑地说：“我觉得我在什么地方见过你。1887 年复活节你在华沙吗？” 艾捷尔感到惊异：“是的，我去彼得堡途中路过华沙，在那儿逗留了几天。” 米·伏尼契问她：“在华沙，你到过城堡对面那个公园吗？” 艾捷尔点点头：“到过。”她记得她曾在复活节的钟声里翘首仰望公园对面灰暗的城堡，思念着关押在里面的那些为自由而斗争的爱国志士们。 米·伏尼契笑了，说：“那时我就关押在那个城堡里。我透过铁窗眺望公园时，偶然看见了你，也就记住了你的面影。” 两人喜出望外。邂逅相遇，一见钟情，不久他们结了婚。从此艾捷尔·丽莲·蒲尔便改名为艾捷尔·丽莲·伏尼契。 俄国革命者、波兰革命者、意大利革命者的斗争事迹，使艾·伏尼契激动不已。她于是想写一部歌颂爱国者的小说。故事情节将发生在意大利。为了熟悉那时的历史人物，她钻进大不列颠图书馆研究了马志尼、加里波第的生平。她把俄国、波兰革命斗争的精神，全部镕铸到意大利 19 世纪 30 到 40 年代风起云涌的爱国浪潮之中。她未来的主人公叫亚瑟。残酷的斗争，将这个天真纯洁、富于幻想的青年锤炼成钢铁般坚强的列瓦雷士。她的小说将取名为《牛虻》。这是因为艾捷尔从小就钦佩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悲壮的一生。苏格拉底被法庭判处死刑时对审判官说：“只要我活着，我就不放弃哲学研究。真正有意义的行动是不应当考虑生命危险的。我被神派遣到这个城市里来，好比是马身上的一只牛虻，职责就是刺激它迅速奔驰……” 经过多年的紧张劳动，1897 年 6 月，第一版《牛虻》首先在纽约问世，接着在伦敦、彼得堡相继出版。此后数十年间，它被翻译成全世界数十种文学出版。而当艾·丽·伏尼契 90 岁高龄时获悉中国也出版了中译本《牛虻》，并在许多剧院里演出了同名话剧，她独坐在纽约第 24 街一座普通公寓 17 层楼的窗边，遥望东方，思绪万千。 当《十月》创刊之初，我曾在自己编辑的刊物上发表了《＜牛虻＞是怎样写成的？》，当时许多文学青年互相传阅此文。有的书刊作了转载。今年秋天，我女儿在她上学的美国北卡罗莱那州立大学图书馆里偶然发现那里订有《十月》，并看到了我写的那篇关于《牛虻》的文章。她把欣喜、亲切之情写信告诉我，我翘首西方，浮想联翩：东方、西方、互相影响，联系紧密…… 五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匈牙利著名诗人裴多菲写的这首诗，恰当地概括了牛虻的一生。《牛虻》曾被保尔和卓娅、张志新和遇罗克一代又一代革命青年所热爱。《牛虻》也把我引上了文学之路，并使我几十年来不管遇上多大的坎坷曲折，始终对美好的文学事业矢志不渝。 一部好书，犹如生活中的一盏明灯，照耀你在人生道路上坚毅地向前跋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