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伍兰花是一个极善良的陕北妇女，竟敢诅咒毛泽东。问题严重，逐级上报，直到中央保卫部。保卫部为此判了她死刑，决定枪毙。毛泽东从《情况汇报》看到此事，出人意料，竟召见伍兰花，调查民情，不仅 为伍兰花平反昭雪，还由此引出一项大举动，简直震惊了世界—— 1941 年 6 月 3 日，陕北地区政府正在召开县长联席会议。开会前还好端端一个天气，晴空万里，岂料会议开了一半，突然天空阴云密布，电闪雷鸣，下起雨来。突然间，一个炸雷爆响，雷电穿入会议室，造成数人死亡。 消息不胫而走，传遍四邻八村。当时，延安尚处在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之中，枪炮声不时传来；再者，延安附近的村子里，又混进了一些敌特坏人，于是不久便借此传出了谣言，说这是老天爷对共产党、红军的惩罚。对此，中央社会部认为是一件重大事件，不可掉以轻心，因而派出好多人到处调查，追查制造谣言的坏人。 延安城北面有一个村子叫傻村，村里有一个女人叫伍兰花。伍兰花的男人又呆又傻，生了三个孩子却活蹦乱跳，一个也不傻。傻男人领不了家，一个六口之家（还有一位白发苍苍的婆婆）的担子全落在了伍兰花的肩上。 陕北本来就是很苦的地方，加之三十年代受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伍兰花是怎样把一家人养活，其中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汗，是一般人所难以想象的。只是红军到了延安，实行土地革命，她家才分得 5 亩坡地。 陕北是个靠天吃饭的地方，风调雨顺，农民所产的粮食尚可果腹，遇到天旱雨涝，就只有挨饿的份了。历史的脚步走到四十年代，偏偏连年大旱，加之这里又突然来了几万人的红军，都要张嘴吃饭，因此粮食问题显得尤其突出。在前方天天打仗的红军战士，不吃饭是不行的，粮食问题再突出，边区政府也得派人到各村催要公粮。 伍兰花家是村里有名的贫困户，第一年公粮任务公布后，伍兰花实在无力完成任务，就去找村干部诉苦。村干部知道她家的情况，但又不敢开免缴公粮的口子，经研究答应把缴公粮的期限推迟到下一年。 谁知第二年又欠收，伍兰花别说缴上年的公粮，就是当年的公粮也难以缴上。 每年秋天，县，乡、村三级干部的主要任务是催缴公粮。一天，乡里的几个干部来到傻村，检查公粮上缴情况。村干部们汇报说，别的人家都好说，只是伍兰花家不好说，求乡里的干部们出面去动员。 村干部领着乡里的干部来到伍兰花家。伍兰花正盘腿坐在炕上飞针走线纳鞋底，见村里、乡里的干部找上门，不问也清楚是催缴公粮的，就板着脸不理睬，仍然纳她的鞋底。 乡干部们对着伍兰花，讲了不少革命道理，启发她为革命做贡献，主动上缴公粮。可乡干部们说得口干舌燥了，伍兰花仍一声不吭，像乡干部们不是跟她说话一样。 村长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抢上去把伍兰花手中的鞋底夺过来，扔在炕上，然后气狠狠地说：“人家乡里的干部跑了几十里路来找你谈话，你怎么能这样？” 伍兰花是个烈性女人，手里的鞋底被村长夺去后，一股怒火直冲脑际， “唬”的一声站起来，从炕上跳到地上，嘴里说一声“缴吧，缴吧，缴了我 就等死！”然后气呼呼地从地洞里提出一小口袋粮食。 她把粮食扔到门边，用颤抖的声音说：“拿去吧，这是我们一家人一年的口粮……” 乡里、村里的干部见伍兰花从地洞里拿出了粮食，认为这是“私藏粮食”。一个乡干部生气地宣布：“马上把粮食没收充公！” 一直蹲在地上的傻子丈夫，听说要把粮食没收充公，立刻“哇哇哇”地嚷叫开了，人们虽然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心里明白，他是在替妻子伍兰花辩护。 伍兰花也猛地扑到粮食口袋上，用双手紧紧抓住粮食口袋，生怕别人抢去。 “你真是一块榆木疙瘩！”一个乡干部怒不可遏地训斥道，“前方的部队为咱们穷人打仗，已经快要断粮了，可你们还忍心把粮食藏起来……” 伍兰花嘴里讲不出多少道理，但她心里清楚，这一小口袋粮食是她全家人的命根子，粮食一旦被没收，全家人就得被饿死。想到此，她再也忍不住了，就脱口高声说道：“天那……黑啊……没了粮食我可怎么活啊……” 她说着眼里流下两行凄楚的泪水。 “你……你敢骂我们的共产党和红军！”村长大声质问。 “骂了又怎么样！”伍兰花收住眼泪不服气地说，“骂了共产党，还骂毛主席哩。——前一阵打雷，咋不把他打死哩……” “好，你骂毛主席！”一个乡干部火扑扑申斥一声，然后命令村干部说， “你们还呆着看什么，快把她给我抓起来！” 伍兰花被抓起来后，她的问题逐级上报，一直报到中央保卫部。 事有凑巧，当时正赶上中央社会部大张旗鼓地追查谣言，伍兰花便被定为典型，问题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此，中央保卫部给她定了一个“反对共产党、反对毛主席”的罪名，决定枪毙她。 当时，中央办有一个内部刊物叫《情况汇报》，是送给中央首长看的。伍兰花事件被登在了《情况汇报》上，康生看到后就报呈给毛泽东看。 住在枣园办公的毛泽东，日理万机，每天要看很多电文、文件和材料，但当他看到《情况汇报》后，还是抽时间把保卫部决定枪毙伍兰花的那篇文章详细地看了一遍。当他发现伍兰花是因为骂了他而被判死刑时，一股说不出的滋味涌上心头。他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觉得这件事他必须过问。于是，他喊来他的秘书，吩咐把伍兰花带到枣园，他要亲自问问情况。 伍兰花被带来了，她并不知道坐在自己对面的人是谁，只好低头不语。 “你为什么要骂我，让雷打死我呢？”毛泽东微笑着问。 听口气，伍兰花已明白，坐在自己对面的人就是毛主席。她慢慢抬起头来，不满地瞥一眼毛泽东，想说什么，但只是嘴唇动了动，却什么话也没有说出口。 “我这个脑壳真值钱喽！”毛泽东风趣地说，“国民党要它，用枪用炮；你倒好，要用雷打……”他想了想，又接着说：“要我死嘛，很简单，可你总得说出一个要我死的道理来嘛！”说罢，他倒一杯水，送给伍兰花。 伍兰花气犹未消，也不喝水，双目怒视着毛泽东，恶狠狠地说：“雷打不死就让火烧死，火烧不死就让水淹死，反正咱活不下去嘛！” “活不下去？”毛泽东似乎从伍兰花嘴里听出了什么问题。就坐下来，用极认真的口气说：“有什么你就说出来让我听听。”伍兰花见毛泽东并没有生她的气，就把她缴不上公粮，一时气愤骂了毛主席的情况诉说了一遍，然后又把村里的老百姓因负担过重，生活苦不堪言的情况也说了不少。 毛泽东认真地听完伍兰花的话，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 他满脸怒气，像有什么事惹恼了似的，什么话也没有说，就大步向窑洞外走去。 保卫处长钱益民一直站在窑洞外，见毛泽东生气地走出来，弄不清是什么原因，想问又不敢问，只好拉开一定距离，悄悄跟在毛泽东的后面。 毛泽东一直走到延河边，眼望着翻滚的延河水，嘴里大口大口地吐着气。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扭头把站在远处的钱益民叫到身边，若有所思地问： “益民，你的名字是谁给你起的？” “是我爹给我起的。”钱益民立刻回答说。 毛泽东又问：“你爹为什么给你起这么个名字？” 钱益民弄不清毛泽东为什么要问这个，想了想还是如实回答说：“家父当年给我起这个名字，大概是希望我长大能多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情吧。” “是啊，”毛泽东重重地点了点头说，“连一个老父亲都知道让自己的儿子多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情，何况我们一个党呢！”稍停片刻，他又吩咐钱益民说：“那位叫伍兰花的妇女，马上护送她回去……” 钱益民不解地看着毛泽东。 毛泽东解释说：“她是好人，敢讲真话，是为我们提意见的好同志。把她送回去，请你告诉地方政府，在生活上要照顾她。她家的生活是很苦的。” 就这样，伍兰花被送回家里。 释放伍兰花后，毛泽东便给西北局宣传部下达了指示，要他们深入群众，认真调查一下延安群众的负担问题和生活状况，并将调查情况及时报告。 两个月后，一份来自张家村乡的调查报告，放到了毛泽东的案头上。在这份调查报告中说：1941 年，张家村乡的负担，尽管比革命前的 1934 年有了大幅度的减少，但从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政府征收公粮数额的增加，群众的负担又逐年加重。1938 年，征收公粮 1 万石；1939 年，征收公粮 5 万石； 1940 年，征收公粮 9 万石；1941 年，征收公粮 21 万石…… 看毕这份调查报告，毛泽东又找来几份自然灾害的报告。那上面有保安遭受雹灾的情况，有延安等地遭受瘟疫的情况。报告中说，仅盘龙一区，就有五万多人因瘟疫而丧生。 望着这两份报告，毛泽东心事重重，一个劲地抽着烟，一支抽完又接一支。他知道，照这样下去，人民是难以生活下去的，共产党和红军也会失掉人心的。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摆在了毛泽东的面前，需要他作出果断的处理，提出解决的办法。经过久久的思考，毛泽东宽广的额头终于舒展开来，他叫来一个通讯员吩咐说：“你立刻到延安去，让西北局和延安留守处的负责人明天来这里见我。” “是”。通讯员敬一个礼，转身就走了。 第二天凌晨，西北局负责人高岗、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八路军留守处负责人肖劲光等同志急如星火地骑马来到枣园。他们走进毛泽东住的窑洞，发现炉子上放着几个烤芋头，心里都不是滋味。 毛泽东脸色阴沉地坐在办公桌旁，招呼大家坐下后，便把那份来自张家村乡的关于农民负担的调查报告和枪毙伍兰花的报告丢到大家面前，然后语气沉重地说：“这个请你们看看。看我们是来陕北干什么的！” 几个人匆匆地把两份材料传阅一遍。 他们一个个屏声敛息，谁也不说一句话，不时偷偷看一眼毛泽东。窑洞里的空气变得凝重而沉闷，静得连每个人的呼吸声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一口，终于开口说话了。他说：“不错，我们到这里是来革命的……”他又陷入了沉思，再不说什么了。又过了好一阵，他才接着说：“现在，日本军队。国民党顽固派要困死、饿死我们。怎么办？”他用目光巡视大家一圈，见没有人说话，就接着说：“我们死了不要紧，总会有人站出来革命的。但人民死了谁来革命呢！” 在座的几位负责同志已听出了毛泽东召他们来枣园的意思了，不由赞许地点点头，表示同意毛泽东的看法。 毛泽东又猛抽一口烟，提高声音说：“我说有三个办法：第一是革命不下去了，那就不革命了，大家解散回家；第二是不愿解散，又没有办法，大家一起等着饿死。”说到此，他喉咙哽咽，声音发抖，稍稍停一下接着说： “第三嘛，那就是靠我们的两只手，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大家共同克服困难！”说到这里，他把手一挥，像指挥千军万马前进一样。 高岗、林伯渠、肖劲光等同志都认为毛泽东提出的意见很好，很有价值。他们认为，只要按毛泽东提出的第三种办法去做，眼前的困难一定可以克服，人民群众的负担也可以大大减轻。交换意见后，他们不愿过多地耽误毛泽东的时间，就告辞而去了。 此后不久，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向边区党、政、军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要求人人参加生产，解决吃饭、穿衣问题。 发生在 1942 年那场震撼世界的“大生产运动”，便由此而诞生了。 两年后的一天，一位干部要到基层去搞调查研究，临行前向毛泽东请示，问还有什么指示。毛泽东不知怎么，突然想起了他替伍兰花翻案的事来，就吩咐说：“你路过傻村，去看看那位要让雷打死我的伍兰花。看她现在的生活好了没有，还让不让雷把我打死呀！” 这位干部几个月后回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没有忘记临行前毛泽东的吩咐，专门汇报了伍兰花一家的情况，然后说：“伍兰花一家现在的日子好多了，自己种的粮食自己吃，政府免了她家的一切税，还有意照顾她，派了互助组，帮她种地。她呀，像变了一个人似的，逢人就说毛主席是神，还说毛主席就是让雷打，也是打不死的！” 此时，抗日战争即将进入反攻阶段，八路军有了很大的发展，各个战场打胜仗的消息频频传来；经过“大生产运动”，共产党、八路军粉碎了敌人的经济封锁，变得丰衣足食，形势一派大好！毛泽东站在延安的黄土坡上，听了这位干部转述伍兰花的话，不禁放声大笑起来。 他笑得那样爽朗，他笑得那样开心……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智略交锋五十年代后期，国际共运波诡云谲，中国和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两大主要力量，主宰着国际共运何去何从命运的铁腕人物就是毛泽东和赫兽晓夫。苏共“二十大”后，中苏出现分歧，两党主要领导人物的较量拉开序幕。一组组珍贵镜头，生动地再现了历史的原形—— 苏共“二十大”闭幕不久，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为使各国共产党、工人党接受苏共“二十大”提出的路线，决定邀请 12 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党的领袖在莫斯科召开一次会议。并在此基础上，召开 64 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签订《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以此确立苏共在国际共运中的领导地位。 1957 年 11 月 2 日，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为团长，以宋庆龄为副团长的中国代表团，乘坐“图 104”专机，从北京飞往莫斯科，参加上述两个会议。 经过 8 个小时的飞行，飞机飞到了莫斯科上空。这一天，天气十分晴朗，从舷窗向下眺望，地面上的田野、河流、树林、公路都尽收眼底。 坐在毛泽东主席身边的翻译李越然不失时机地报告说：“主席，到莫斯科了。” 毛泽东只是点了点头，并没有作出准备下飞机的表示，而是扭头吩咐他的卫士长李银桥说：“给我点一支烟吸。” 李银桥点一支烟，递给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主席伸手接过烟，不紧不慢地吸着，像是在认真考虑什么问题。 飞机降落在伏努克机场，缓缓停在候机楼前。 候机大厅内，由赫鲁晓夫率领的苏联党政军高级领导人和提前来到莫斯科的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等为迎接毛泽东主席，已等候多时了。当他们听到外面飞机降落的声音，便匆匆走出候机大厅。赫鲁晓夫和胡志明走在最前面，一起迎着飞机走上去。 从候机厅到飞机脚下，铺着鲜红色的地毯。前来迎接毛泽东主席的苏联领导人，按照职位高低依次排列，整齐地站在地毯上。胡志明主席站在赫鲁晓夫的后面。 舱门开处，出现了毛泽东主席高大魁伟的身影。他礼节性地向迎接他的人们招招手，迎接他的是一片热烈的掌声。他已看到，机场上站着很多迎接他的人，不由微微蹙了蹙眉头，觉得这样做太张扬了。 赫鲁晓夫一边鼓掌，一边仰视着毛泽东。见毛泽东只顾低头看着脚下的舷梯，对他没有任何表示，也微微蹙了蹙眉头。 毛泽东走下舷梯，依然保持他固有的走路速度，不紧不慢地向赫鲁晓夫走去。此时，他的脸上堆上一层友好的笑容。赫鲁晓夫早已伸出双手，等着同他握手，而他却只伸出一只手。这次握手，便为后人留下一个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留一手”的谈资。 握手毕，毛泽东不失热情地把一只手搭在赫鲁晓夫的肩上。这一细微的动作，使毛泽东在气势上明显压倒了赫鲁晓夫。入乡随俗是外交工作中遵从的原则。毛泽东与赫鲁晓夫拥抱吻颊。从拥抱的姿势看，毛泽东俨然像一位兄长。此时此刻，苏联“老大哥”的尊容，无疑被毛泽东所嘲弄。 对此，赫鲁晓夫似乎没有觉察，他高兴地对毛泽东说：“感谢您能够来参加莫斯科会议！”因为他事先曾担心毛泽东拒绝来莫斯科参加会议。 毛泽东从容地说：“形势起了很大变化，各国共产党应该互相通气，重新肯定十月革命的普遍意义。” “您说得很对！”赫鲁晓夫点头说道。然而，他说这句话的同时，不由心头颤抖一下，已经意识到这是毛泽东给莫斯科会议定了基调，先跟他打招呼。 接着，毛泽东和胡志明拥抱。这两位党的领导人是老朋友，早在延安时代，他们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因此，他们的拥抱，自然更亲热一些，而且边拥抱边说开了私情话。 “身体还好吧？”胡志明把嘴贴在毛泽东的耳边低声问。 “好着哩。”毛泽东自信地回答，然后又变换口气问：“你怎么样？” “比上次会面要好些。”胡志明也自信地说。 毛泽东：“上次是夏天。” 胡志明不无调侃地说：“这次不用脱汗衫了。” 毛泽东解嘲地说：“上次是在家里嘛。” 他们说的上次，是指此前胡志明到北京进行国事访问，毛泽东在勤政殿接见他那一次。当时正值盛夏，天气太热，毛泽东见胡志明汗水淋淋，就让胡志明脱去汗衫，赤裸着上身跟他讨论国际形势。 拥抱结束后，毛泽东坦诚地向赫鲁晓夫解释说：“我们是亲戚。” 赫鲁晓夫微笑着点点头，但他的内心却涌上一股醋意。他嫉妒毛泽东和胡志明的特殊关系，却又无可奈何。 毛泽东与苏联党、政、军最高领导人——握手，又检阅了仪仗队。在赫鲁晓夫的陪同下，他走到仪仗队前，脱去头上的礼帽，交给李越然，然后用激越高昂的湖南腔，向仪仗队的队员们高喊：“同志们好！” 仪仗队立刻发出震耳欲聋的喊声：“乌拉！乌拉！乌拉！” 毛泽东像检阅中国的三军仪仗队那样，没有显出过份的激动，只是点一下头，表示感谢。他伸手从李越然手中接过帽子，重新戴好，就一点也没有停留，大步走向汽车——他讨厌这些不必要的繁文缛节！ 在国际外交舞台上，赫鲁晓夫留给各国领导人的印象并不良好，大多数人认为他一是狂放，二是粗暴。他说话总是放开嗓门，像跟人吵架；高兴时又喜形于色，手舞足蹈，全不顾场合，也不顾自己的身份。他很少有看得起别人的时候，趾高气扬，目空一切。为人熟知的典型事例，是他以苏联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参加联合国大会，在台上演讲中，竟然当着世界各国领导人的面，从脚上脱下皮鞋摔桌子。然而就是这个狂骜不羁的赫鲁晓夫，却在毛泽东面前从不敢放肆。他此次接待毛泽东，自然更是装出一副庄重沉稳的样子，诸事都显得彬彬有礼。二 赫鲁晓夫陪同毛泽东坐在一辆“吉斯”轿车内。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坐在后排，前排是司机和克里姆林宫的警卫局副局长谢尔巴阔夫——他被指派为毛泽东的卫士长。前后两排间的距离较大，可以拉出一排活动椅，李银桥和李越然坐在这一排。 路上，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一直说着话。赫鲁晓夫扳着指头介绍着已经来到莫斯科参加会议的各国党的领导人。当他说到陶里亚蒂（意大利）和多列士（法国）时，毛泽东感兴趣地问：“你安排他们住在了哪里？” 赫鲁晓夫说：“安排他们住在了市郊别墅。”说到此，他用讨好的口气补充说：“安排住在克里姆林宫的只有您。住的地方离会场很近，那里有一条走廊可直通乔治大厅，行动方便，便于警卫。住在克里姆林宫的还有胡志明同志……” 毛泽东的眼里掠过一丝疑问的光，随之眉头微微皱了一下。他的这一细微表情还是被赫鲁晓夫看到了。赫鲁晓夫马上意识到，他前面刚刚说了克里姆林宫只安排毛泽东住，而后面又说胡志明同志也住在克里姆林宫，这岂不是矛盾吗？为此，他立刻向毛泽东做出解释：“你们是亲戚嘛！” 毛泽东释然地微微点一下头，身体依然躺在背靠上，岔开话题又说开了别的事。他说：“我们这次来莫斯科参加会议的还有宋庆龄、郭沫若。宋庆龄是副团长。他们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参加我们共产党的会议是有好处的，希望你们在接待中对他们尤其要……” 没等毛泽东把话说下去，赫鲁晓夫就打断说：“这我们知道。宋庆龄也安排在克里姆林宫住，中国代表团的主要成员也都安排在克里姆林宫住。我们还为宋庆龄选派了专门的卫士长，有专用餐厅。”说到此，赫鲁晓夫不无得意地笑了笑，接着说：“我知道，她很喜欢吃煎甜饼子。” 毛泽东一直紧绷着的脸放松了。他为赫鲁晓夫对中国代表团的看重而感动，态度颇为友好地说：“那好，那好。感谢你们的热情和细心！” 毛泽东在出发前就跟苏联有关部门打过招呼，要他们不要组织大规模的欢迎活动。可是，他一路上发现，每到一个转弯处，就有不少人手持红旗和花束在迎接他。他感到很是过意不去，就对赫鲁晓夫说：“我不是请你们不要搞什么仪式，少来人迎接吗？怎么还这么隆重！” 赫鲁晓夫从毛泽东的表情上，想弄清毛泽东说这番话是责备，还是感激，抑或是别的什么意思。他从毛泽东的目光里看出，似乎是抱歉的意思，便立即作出解释说：“是啊，我们收到了尤金的报告，说您有这样的请求。为此，我们作过讨论，认为不行。您想想看，其它国家的领导人来了都这样迎接— —这是我们的惯例——对您这样的客人，怎么能简化欢迎仪式呢！” “谢谢你们的盛情。”毛泽东微笑着用感激的目光看着赫鲁晓夫，停了停又说：“我看共产主义实现了，这一套也就没有用了。”他说毕，吮了吮下唇。 汽车驶入市区，毛泽东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把上身向赫鲁晓夫靠了靠，压低声音问：“你们对于贝利亚……当时能不能留下来呢？” 贝利亚是斯大林执政期间，苏联的一位高级领导人，斯大林逝世后被赫鲁晓夫为首的政治势力所杀害。 提到贝利亚，赫鲁晓夫颇显激动地说：“不能留，绝不能留他！他个人太危险了，手里掌握着公安部队，他有野心，想当最高领导人。斯大林逝世后，连尸体入棺都等不及，就开始摆进宅酒了……”他滔滔不绝地讲说着贝利亚的罪行，不时夹杂一些诅咒和谩骂贝利亚的话。 毛泽东提及贝利亚的事，原本想跟赫鲁晓夫交换一下他本人对这件事的看法。可是，当他看到赫鲁晓夫对贝利亚如此深恶痛绝，是不允许有第二种意见出现时，就什么话也没有说，也没有再提什么问题，只是听赫鲁晓夫一个人说。 直到汽车驶入闹市区，毛泽东把目光投向窗外的建筑时，赫鲁晓夫才停止谈贝利亚，把话题转入介绍莫斯科的建筑上来。他说：“这几年我们盖了许多新房。过去是以克里姆林宫和红场为中心，现在已改变原来的建设格局，正向多中心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住宅区。但是，目前仍然满足不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毛泽东一边听赫鲁晓夫介绍，一边向窗外看着，始终没有回头。过了好一会儿才抒发感慨地说：“是啊，比我上次来，这里的事情又有了很大进步！从人们的精神面貌看，他们生活得都很愉快。人们的穿着都不错。”说到此，毛泽东终于把目光从窗外收回来，扭头看一眼赫鲁晓夫，又补充说：“看得出，成就不小啊！” 赫鲁晓夫从上车起，就有点惴惴然，始终正襟危坐，生怕毛泽东对他有傲慢的印象。当他听到毛泽东这番赞美之词后，才暗暗吁一口气，也学着毛泽东仰躺在靠背上，脸上露出一抹天真的笑容。 汽车停在克里姆林宫前，中国代表团的主要成员也先后到了，大家先到一个大厅小憩，服务员及时送上香槟酒招待。在简单的欢迎仪式上，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分别代表中、苏双方讲话。赫鲁晓夫的欢迎词热情洋溢，令人感动；毛泽东只讲了几句感谢苏联领导人的盛情迎接的话，接着就是频频的碰杯声。碰杯开始，大厅里的气氛开始活跃，大家互道谢意，说着各种各样的客气话。 在此同时，苏联方面的查哈洛夫少将和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舍尔巴科夫，陪同中国方面的杨尚昆、叶子龙，把中国代表团成员的住处都一一看过。杨尚昆、叶子龙特别留心地看了毛泽东的住处，当他们看到这里特意安放了木板床，卫生间特意安置了蹲式马桶，颇为满意地向苏方人员表示： “你们想得很周到，谢谢！” 舍尔巴科夫和查哈洛夫一直担心他们有什么考虑不周，工作中出什么纰漏，因此心情很紧张。到此，他们放心了，不约而同地吁口气，然后说：“那就请毛主席早点来休息吧。”叶子龙“嗯”一声，又叮嘱说：“开水一定要保证供应。毛主席喜欢喝茶，一刻也离不开开水。”大厅内，毛泽东同伏罗希洛夫正在热烈地交谈。杨尚昆、叶子龙走进来，请毛泽东和中国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去休息。查哈洛夫和舍尔巴科夫也走到赫鲁晓夫面前，低声汇报说： “一切安排妥当，他们也表示满意。”赫鲁晓夫等毛泽东和伏罗希洛夫的谈话告一段落，及时开口说：“请毛主席和亲爱的中国同志休息吧，我们也该告辞了。”苏联领导人听到赫鲁晓夫的话，都纷纷站起，和中国代表团成员握手告别。苏联方面特意安排本国文化部部长福尔采娃陪同宋庆龄副主席。她是一个十分活跃的女人，今天把自己着意打扮了一番，一直不停地跟宋庆龄说话。当她跟宋庆龄告别后，还特意走到毛泽东面前，和毛泽东热情握手，并说了不少欢迎毛泽东的话。赫鲁晓夫对福尔采娃的表现很满意，不由转面对站在他身边的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小声说：“她真是一位天才的外交家！”勃烈日涅夫笑着点点头，表示同意赫鲁晓夫的话。当福尔采娃走向邓小平，赫鲁晓夫才和毛泽东握手告别。到此，赫鲁晓夫才向毛泽东透露说：“亲爱的毛泽东同志，我们给您安排的寝室，是沙皇曾经住过的地方。” “这是什么意思？”毛泽东面露不悦之色，把手立刻抽回来。赫鲁晓夫已觉察到毛泽东并不领他们这番人情，就立刻解释说：“没有别的什么意思，只是考虑到这套房子最好。这是我们苏联同志对您的一番好意，请您别误会……” 赫鲁晓夫带着苏联高层领导们离开后，毛泽东并没有休息。他先到他住的房间巡看一遍，然后到走廊上踱步，像在想什么问题。卫士长李银桥紧跟在后面；苏联方面派来的卫士长谢尔巴阔夫也跟在后面。 翻译李越然、保健医生李志绥，住在楼下的一个房间里。这个房间不很大，但一应生活设施齐备。他们把带来的物品放置好，正想休息，忽然见毛泽东推门走了进来。两人立刻走上去迎接，李越然问：“主席，有什么事吗？” 毛泽东没有说话，只是摆了一下手。他把这间房子上下左右审视一番，仍未说话，转身又走了出去，向楼上他住的房间慢慢走去。 李越然和李志绥好一阵猜测，各抒己见，正自低声争论着，一个说毛主席关心工作人员，是来看他们住的房间安排得怎样；一个说毛主席像有什么心事，不便公开宣示。就在这时，李银桥走了进来，对李越然说：“你来一下，主席找你有话说。” 李越然跟着李银桥走上楼，来到毛泽东住的房间，只见毛泽东一个人静坐床边，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 见李越然来了，毛泽东向李越然招招手，意思是让他走近他。李越然走到毛泽东的身边，毛泽东压低嗓音说：“请你帮我办件事。” 李越然问：“什么事？” 毛泽东说：“你去告诉苏联的同志，就说我住的这间房子太大，请他们给我调一下。” 李越然面露难色，反问一句说：“给您调房子？” “是的。”毛泽东点点头说，“你告诉他们，让我搬到楼下你们住的房间去住，你和李志绥搬到我这里住。” 李越然面露惊愕，慌不迭地摇着头说：“这可不行，这可不行……” “你看看”，毛泽东说服李越然道，“你这个人阿，还没有去讲，也不知道人家是怎么想的，就说不行，主观主义。” “说也不行。”李越然口气坚定地说，“您住的房间，是人家花了好大劲儿，专门为您准备的……” “你去说，先去说说看。”毛泽东坚持着自己的意见，催促李越然说， “听话，快去嘛。” 李越然不敢固执己见，只好答应着转身走了。走出房间，他觉得实在没法跟苏联的同志谈这件事，就去找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当他把毛泽东要求换房间的事向杨尚昆汇报后，杨尚昆也觉得不妥。但他又不敢擅自作主，就邀集了几位代表团的领导同志，一起去见毛泽东。 大家来到毛泽东住的房间，你一言我一语地劝说毛泽东不要再提换房间的事，应客随主便，仍住在原来安排的房间里。 毛泽东是很有主见的，一般情况下他提的意见一定要坚持到底，可这次他却作了让步，不再坚持换房。三 毛泽东在莫斯科停留期间，赫鲁晓夫陪他进过四次餐。 第一次共进午餐是在起草《莫斯科宣言》陷入僵局的情况下进行的。在有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参加的讨论会上，中国代表邓小平率先提出与苏联相左的意见。他在发言中说：“我们不同意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提法，没有这个先例。资产阶级当权者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他在工作中一贯敢作敢为，在这次讨论起草《莫斯科宣言》中，也从始至终坚持原则，不屈服于苏联的压力。 对邓小平提出的意见，受到不少国家代表的赞同，会议不得不宣布暂停。苏联的代表苏斯洛夫和彼斯别洛夫向赫鲁晓夫汇报了这一情况，并说：“（邓小平）这个人很厉害，不好谈。他话虽不多，但专抓你的要害和漏洞……” 赫鲁晓夫明白，邓小平之所以敢这样，是因为他的背后有毛泽东。因此，他认为要做就做毛泽东的工作，只要毛泽东思想通了，邓小平的工作不做也会通的。于是乎，狡猾的赫鲁晓夫便想出了与毛泽东共进午餐的办法，想借此机会说服毛泽东。第一次共进午餐，赫鲁晓夫把他的用心藏得很深，只谈一些客气话、废话，尽量跟毛泽东套近乎。毛泽东是讲求实际的人，对赫鲁晓夫所说的客气话不感兴趣，就相机把他的话题导入另一轨道。他问：“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到齐了？”不等赫鲁晓夫回答，他又接着问：“铁托会来吗？” 毛泽东知道，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不主张讲“阵营”，也不准备参加这次代表会议。他这样问，是有意试探赫鲁晓夫的态度的。 赫鲁晓夫把手中的餐具放下，停了停才少气无力地说：“我们给铁托发了邀请，他可能不来……” “要理解他们。”毛泽东用劝解的口吻说：“斯大林整了人家，情报局把人家赶跑了，人家肚子里能没有气！” 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话并不赞同，但又不敢反驳。他知道，得罪了一个铁托，就惹来了不少麻烦，若再得罪了毛泽东，那麻烦就更大了。于是，他绕开铁托这个话题，故意用幽默的口吻说：“要是每个劳动者的碗里都有了土豆烧牛肉，我看就到了共产主义了。” 毛泽东原本对赫鲁晓夫的所谓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论调有看法，现在听他又老调重弹，就揶谕道：“我只吃土豆。”略停片刻，他又笑着补充说： “共产主义如果是烧牛肉，那我宁愿要红烧肉。” 赫鲁晓夫能听出，毛泽东是借此嘲笑他的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的提法，心里老大不舒服。他想争辩一番，但只是张了张嘴，倏忽间改变了主意，把涌到喉咙口的话又咽了回去。 “铁托不来，别人来不来？”毛泽东把赫鲁晓夫岔开的话题又拾起来，再一次向赫鲁晓夫提问。 赫鲁晓夫对自己一直处于被动地位很不满意，但又没法摆脱毛泽东的制约，只好回答说：“听说卡德尔要来。他是一个笔杆子，文章写得不错，南共的一些重要文件，多数出自他的笔下。” 毛泽东立刻接过话头说：“那好啊！我倒很想会会他，听听他有什么见解。” “谈谈好，诙谈好。”赫鲁晓夫违心地附和着毛泽东，接下来又谈开了闲话。直到午餐快要吃完时，他才开始谈起他要谈的话。他说：“苏、中两党是大党，文件要早些搞出来好，各兄弟党都在等着。” 毛泽东听出，赫鲁晓夫的言外之意是要中国代表团跟苏联配合，不要老提意见，把问题搞得复杂化，使文件起草的进度受到影响。他也不愿跟赫鲁晓夫把关系搞僵，就用超脱的口气说：“那些具体事情让邓小平和苏斯洛夫他们搞去，对下面不要干涉太多。干涉多了，会束缚人家的手脚，影响他们的积极性。” 赫鲁晓夫万万没有想到会用这样的话来回答他。他仍不情愿，就张了张嘴，想把他的意思再说得明白一点。可没等他把话说出口，毛泽东就又开口了。毛泽东把身子倾向赫鲁晓夫，推心置腹地用关心的口声说：“你这个人脾气大，说话伤人，这很不好，不能这样。我自己也犯这个毛病，总和人争辩，很讨人嫌。这种做法，看似强硬，而实则是一种软弱的表现。天下惟至柔者至刚……” 赫鲁晓夫听翻译把毛泽东的话翻给他，才听了几句，就皱紧了眉头。他实在听不下去了，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就激动地把手一挥，口气不友好地说：“我是有这个毛病。不过你要知道，有些事我是很生气的！这次会议我们尽了最大努力，根据苏共‘二十大’的精神……” 毛泽东不便批评苏共“二十大”，只是从客观实际出发，谈他的看法。他仍平静地说：“各个党都有他们自己的实际情况。情况不同，说法自然也会不同。有什么意见，能提出来不是坏事。发文件是一件大事，要慢慢来，慢慢讨论，着急不行。” 话谈到这种地步，显然不能再深谈下去了。两个大国、大党的最高领导人，又是两个各有个性的政治家，都努力克制着自己，不愿走到谈崩的那一步。他们不得不把他们的谈话就此暂时打住。 赫鲁晓夫临出门时，才体会到还是毛泽东高明，让邓小平和苏斯洛夫谈，比他和毛泽东谈回旋余地大得多。 第二次共进午餐，赫鲁晓夫总结了第一次谈话陷于被动的教训，改变了策略，一开始就采取主动，开门见山地谈实质性问题。他走到餐桌边，还没有来得及坐下，就说：“毛泽东同志，兄弟党的同志都很关心文件起草情况呢。” 毛泽东也是早有准备的。他用筷子指着服务员刚刚端到桌子上的一盘热气腾腾的饺子，绕着弯子回答说：“今天吃饺子。中国吃饺子，苏联也吃饺子，这是我们的共同点。” 赫鲁晓夫敏锐地眨眨眼，立刻接过毛泽东的话题加以发挥。他说：“我们的共同点很多。在社会主义阵营里，目标一致，利益一致，我们面对的敌人是共同的。” “我们要加强联系。”毛泽东把一个饺子拦腰夹成两半，然后用筷子指着夹开的饺子说：“乌兰巴托到北京的铁路修通后，加强了我们的联系。我们感谢苏联对我们无私援助。” 赫鲁晓夫为了顽强地表达他的谈话意思，摇着头说：“不，是有私的。这条铁路修通对我们也有好处。”他想以此说明，苏联是不会干对自己没有利的事的。 毛泽东借题发挥，提出他早已酝酿于腹的一个想法。他说：“不过，这条铁路对我们中国来说，作用还不是很大。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从北京向西北穿越崇山峻岭，通向哈萨克的一条铁路。有了这条铁路，对我们双方来说，都会收到更大利益的。” 赫鲁晓夫的思维十分敏捷，他由此立刻想到一个绝妙的主意：答应毛泽东的这一要求，用以换取中国代表团对苏共“二十大”路线的支持。但是，他很快就自己否定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毛泽东这个人虽然办事灵活，但原则性很强，是不会答应他的要求的。退一步讲，即使他暂时答应了，今后还会有麻烦的。更何况，修一条从北京到哈萨克的铁路，不是说一句话就能办到的事，而是要投入很大财力的。他觉得这样做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便马上改变了主意，委婉地对毛泽东说：“我们原来考虑乌兰巴托这条路对你们来讲比较近……”说到此，他用餐巾擦擦嘴，借此思考着如何回答毛泽东提出的要求。眨眼间，他想好了，满面笑容地接着说：“中国的土地当然您比我更清楚，也许这条路修成更有利。我们也愿意通过哈萨克再开条通到中国的铁路。咱们共同修这条铁路好吗？你们境内的由你们建，我们境内的由我们建，然后在边界接轨。” 毛泽东听到最后两句，便开始吃饺子。等赫鲁晓夫说完，他嘴里塞满了饺子，不能明确表态，只从鼻子里发出不置可否的两声哼哼。 赫鲁晓夫也挟一个饺子塞进嘴里，边吃边等着毛泽东表态。可是，等毛泽东把饺子咽下，说出的已是与修铁路风马牛不相及的另一个问题了。他问赫鲁晓夫：“你对我们提出的‘百花齐放’的口号怎么看？” 对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呜”的口号，赫鲁晓夫一直是持反对意见的。为此，他曾请伏罗希洛夫捎话到北京，说他对这一口号引起的后果表示担忧。这就是说，毛泽东对他的态度是知道的，是用不着再问的。可毛泽东偏偏要问，这是什么意思呢？他百思不得其解。但他是个直爽的人，还是把他的看法如实说一遍。他说：“毛泽东同志，我想你们提这样的口号，本意可能是说在文化艺术领域中允许不同的倾向发展，允许不同的学术思想争鸣。可是，花是有各种各样的，有美丽的，也有丑恶的。对于有毒的花就不能让它开！”说到此，他伸出自己小而胖的双手，作了一个掐掉的动作。 毛泽东微笑着解释说：“我们不掐死它，让它留下来作对比，做反面教育。” 赫鲁晓夫显然不能接受毛泽东的这种解释，但他不便再说什么，只好用沉默表示他的意思。 毛泽东并不想把他的认识强加于赫鲁晓夫，显出一种豁达大度的长者气度，仍然微笑着说：“苏联报刊不发表这个口号，我们是理解的，赞同的。因为各国有各国的实际情况，这个口号适合于中国的情况，也许不适合于苏联的情况。情况不同嘛，都要从各国的实际情况出发。” 到此为止，赫鲁晓夫才恍然大悟，明白了毛泽东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目的仍在于告诉他，各国有各国的实际情况，自己的观点不能强加于人。由此，他预料到他想争取多数兄弟党接受他的“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论的企图将要落空。想到此，他的心不由颤抖一下，把他预先准备好的跟毛泽东要谈的话再不敢说出口。 第三次是共进晚餐。赫鲁晓夫特邀了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和米高扬等苏联领导人一起参加。这一次，赫鲁晓夫觉得软磨是不能奏效的，必须采用强硬态度，给毛泽东施加一点压力，也许会发生奇效的。 来到餐厅，赫鲁晓夫走到毛泽东身边，连客套话也没有，就开门见山地说：“毛泽东同志，你是知道的，我们现在建设中遇到不小的困难，技术人才不足，很紧张。中国的经济建设已初具规模，有了足够的、独立的力量。所以我们想……想跟你商量一下，撤回我们的专家。” 李越然把赫鲁晓夫的话翻译给毛泽东听。当他翻到赫鲁晓夫要撤回专家时，毛泽东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不由反问一句：“他说什么？”李越然又把撤专家的话重复说一遍。1953 年，苏联就提出过撤专家的话。当时，毛泽东听了坚决不同意，还为此发了脾气。可今天，他却显得十分平静，连一点激动的表情也没有。他用很平淡的语气对赫鲁晓夫说：“我同意。这样好嘛，解决苏联的困难，中国也可以更好地自己办自己的事。”毛泽东的这种态度，是赫鲁晓夫始料未及的。当他听到翻译把毛泽东的话翻译完后，不知是何种目的，他笑了。他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绢，连用也未用就又放回到口袋里。显然，毛泽东的回答，打乱了他的思维。过了一会儿，他才猛省过来，大吵大嚷地说：“克里门特、尼古拉、还有你——亲爱的米高扬，你们都听到了吧？毛泽东主席同意我们撤专家了，你们给作证！”“我做证。尼基塔一闻到酒就想开玩笑。”伏罗希洛夫担心毛泽东生气，急忙替赫鲁晓夫作解释，并请毛泽东入席。 “穆热克的玩笑。”布尔加宁冷冷地说一声，似乎是对赫鲁晓夫有点不满。 米高扬不愧是外交家，热烈地招呼大家入席，并风趣地说：“还是让我们为苏中友谊干杯吧。” 在场的人中，数赫鲁晓夫尴尬。为了摆脱这种尴尬，他伸手抓起桌子上的酒杯，接过米高扬的活茬说：“对，让我们为中苏友谊干杯！为国际共运的团结干杯！” 在说“国际共运团结”这句话时，赫鲁晓夫觉得特别别扭。因为他明白，他这次和毛泽东闹翻，必将使苏联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受到损害，也为他国内的政敌打倒他提供了最有力的武器。 毛泽东也举杯在手，跟赫鲁晓夫碰杯，但喝酒时却只喝了很少一点。— —他极不善酒，连喝一点葡萄酒也会脸红。但拿起筷子时，他却后发制人，批评开了赫鲁晓夫。他说：“赫鲁晓夫同志，我跟伏罗希洛夫讲过，我在报纸上看到苏联的国防部长朱可夫的讲话，说哪个社会主义国家遭受帝国主义进攻，你们都将迅速回击。这个说法不对。国家都是独立的，没有邀请你们，怎么能出兵！” “我们是社会主义阵营嘛。”赫鲁晓夫努力使自己的口气变得友好一点说，“朱可夫不是代表他个人说这番话的，他代表中央委员会表达了集体的决定。我自己也这样说过。” “谁决定也不对！”毛泽东口气坚决地反驳说，“我们是社会主义阵营，但每个国家又是独立的。” 赫鲁晓夫又不服气地辩解说：“既然是社会主义阵营，那么两军交锋，敌人打你的左翼，中军和右翼难道不该一齐行动吗？” “这种比喻不确切吧。”毛泽东仍用温和的态度，却又软中带硬地说： “我想，起码对中国不允许这样的。你们照顾好自己就行了，我们的敌人我们自己会打的。把他们打回到他们出发的地方去！” “可是，你想过军事力量的对比吗？”赫鲁晓夫有针对性地说。 毛泽东略显激动地提高声音说：“我们曾经遇到了外国帝国主义的武装力量的威胁，我们不吃那一套！我们攻打济南，进入青岛等地的美国第七舰队就没敢动。我们打北平、天津，驻在溏沽的美国舰队没有等我们的部队来，就带上国民党军队逃跑了。他们如果在中国的领土上敢打我们，我们就毫不客气地把他们消灭！” 赫鲁晓夫也略显激动地说：“过去的经验现在不适用了。请你别忘记，现在美国有了原子弹！” 毛泽东忍不住用俄语说：“原子弹？原子弹不过是纸老虎！”但他的“湖南俄语”赫鲁晓夫听不懂，不由茫然地环顾四周，最后把询问的目光落在李越然的脸上。李越然用标准的俄语重复了一遍毛泽东所说的话。 赫鲁晓夫听了后，不由惊叫一声，然后嚷着说：“原子弹是纸老虑？克利姆、米高扬，你们听到了吗？他说原子弹是纸老虎！”说到此，他把脸转向毛泽东，不无调侃地接着说：“亲爱的毛泽东同志，你这样的观点使我很吃惊！在原子弹面前，双方军队的数量和力量的对比失去了任何意义，谁的军队愈多，他的炮灰也愈多。在原子弹的阴影下，没有军队可言，有的只是一堆烂肉和炮灰！”他说得耸人听闻，似乎在吓唬一群无知的孩子。 毛泽东那淡淡的眉毛逐渐聚拢，他对赫鲁晓夫的这番话也同样感到震惊和愤慨。他真想用强硬的态度驳斥他的论调，但倏忽间改变了主意。他认为他此时此刻发火是最无力的表现，于是他立刻舒展眉头，用一种政治家特有的处惊不变的平静神态说：“照此说来，战争就没有正义和非正义的区别了。 如果出了战争狂人，你就只有投降了？赫鲁晓夫同志，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无非是乱扔原子弹，就算是死一半人，剩下的一半人还可以在废墟上建我们的家园。” 谈到此，连赫鲁晓夫自己也发现，他和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已无形中否定了他的“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论，再谈这个问题就等于自投罗网了。他直到吃饭毕，也没有敢提这个问题。 召开莫斯科会议，一个主要目的是在《莫斯科宣言》上肯定苏共“二十大”的路线，不达此目的，赫鲁晓夫是不甘心的。因此，他又安排第四次与毛泽东共进午餐。 毛泽东经过与赫鲁晓夫的几个回合的交谈，审时度势，已决定不再和赫鲁晓夫磨下去了。为此，当赫鲁晓夫烦躁地坐到餐桌前时，他就及时给他递来了妥协的讯息：“赫鲁晓夫同志，文件可以照顾你们‘二十大’的观点。我们搞个备忘录，算是保留意见吧。你看怎么样？” 只要在《莫斯科宣言》中体现苏共“二十大”观点，不管中间生什么枝节，赫鲁晓夫都不计较。因此，他爽快地答应说：“可以。我看可以。”他说这句话时，早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笑容堆满了他那胖胖的脸盘。 因为高兴，在这次午餐中，赫鲁晓夫完全失去了控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毫无顾忌。他狂妄到公开批评起斯大林来了。他说：“毛泽东同志，你大概也看过有关苏德战争的影片吧？我告诉你，那全是假的，斯大林根本不会指挥打仗。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与他没有关系，他的那些干涉，只是使我军遭到一次次的重大损失。” 毛泽东不想听赫鲁晓夫吹牛，一直低头吃饭。等赫鲁晓夫把话说完，他王顾左右而言他，突然说“我愿意和你们哲学界真正有学问的名流交谈。” 他的这句话，显然是在讽刺赫鲁晓夫的无知浅薄。 可是，赫鲁晓夫没有体会到，竟答应安排哲学界的人会见毛泽东。 他对斯大林的批评还言犹未完，继续接着说：“斯大林对西南前线的指挥，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当时我作出正确决定，就是停止包围哈尔科夫地区的作战行动。但是斯大林蛮横地拒绝了我的正确意见，下令继续进行哈尔科夫包围战。我打电话给华西列夫斯基上将，请求他拿出地图向斯大林讲明形势。你要知道，斯大林指挥作战是从不看地图的，他是用地球仪来制订作战计划的。地球仪上的哈尔科夫还没有针眼大！可是华西列夫斯基在电话里对我说，斯大林已研究了这一问题，对此问题他不能向斯大林说什么了。我知道，他是害怕斯大林，害怕斯大林的粗暴和歇斯底里！还有总参谋部那位胆小如鼠的沙波什尼科夫无帅，他一见到斯大林，两腿就打颤。吃败仗就是因为这个人只会报告和俯首听命。但我不怕斯大林，还是在另一个地方勇敢地向他打了电话……” 毛泽东一边喝汤，一边向翻译李越然使一个眼色，并报以一抹苦笑。 赫鲁晓夫不顾毛泽东爱听不爱听，依然滔滔不绝地说：“斯大林不接我的电话，却让马林科夫接。我在电话里愤怒地说，我想和斯大林直接通话。事后我听说，斯大林当时就站在电话机旁，就是不肯接我的电话……” 毛泽东继续喝汤，故意把声音弄得很响，用以表示他不想听赫鲁晓夫把话再说下去。 赫鲁晓夫仍不知趣，继续他的话题：“在电话里，我重申了我的正确意见，然后由马林科夫转达给斯大林。我想，斯大林当时一定在那里拨弄他的 地球仪呢。这个白痴，他听马林科夫转达了我的意见，给我的答复却是：‘一切按原计划执行……’” 毛泽东已吃完了饭，用餐巾擦着嘴，不无调侃地说：“赫鲁晓夫同志，我的饭已经吃完了，你的西南战线还没打完呢。” 赫鲁晓夫终于发现毛泽东对他的话不感兴趣，只好把话题就此打住。 在离开餐厅，来到会客室里，毛泽东用庄重的口气对赫鲁晓夫说：“我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 赫鲁晓夫早在半年前就听伏罗希洛夫传给了他这个消息，所以并不感到意外。他问：“由谁接替呢？” 毛泽东说：“我们党里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可以胜任国家主席这个职务。”接着，他说出了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和朱德的名字。并对此四人的情况作了简要介绍。当他提到刘少奇时说：“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来到你们这里学习，1921 年转入共产党，无论能力、经验，还是声望都完全具备条件了。他的长处是原则性强，弱点是灵活性不足。” 提到邓小平时他说：“这个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柔中有刚，棉里藏针，很有发展前途。” 提到周恩来时他说：“这个人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但是周恩来有个弱点……他是个好人。” 提到朱德时他说：“朱德同志年龄大了。他德高望重，威望很高，但不能指望他主持工作办大事了，年龄不饶人啊！” 说到最后，毛泽东说：“总之，这些人不管谁到这里来，希望你们都把他们像我一样来对待，都看作是你们的老朋友。” 赫鲁晓夫点头答应说：“那好，我们一定会这样做。实际上，他们也是我们的朋友。” 告别时，赫鲁晓夫问：“毛泽东同志，关于文件和备忘录的事，我们什么时候再谈？” 毛泽东想了想说：“就安排在明天早上谈吧。” 晚上，毛泽东突然决定他不跟赫鲁晓夫谈了，让邓小平跟他谈。于是，他叫来李越然，让李越然代他给赫鲁晓夫写信。 李越然来到毛泽东的卧室，时间已是午夜了，毛泽东还未睡。毛泽东让李越然坐在床边的一把圆凳上，从床头柜上拿一个长方形中号信封和一支红蓝铅笔递给李越然，便开始口授信中内容：“赫鲁晓夫同志，我已经睡了，关于文件的事，请你明天与邓小平同志谈谈，我不参加了。好吗？” 李越然迅速用中文把毛泽东的话记了下来，然后交给毛泽东过目。毛泽东看后说：“哎，哪个叫你写中文，我是让你写俄文的。” 李越然把那一段话又写成俄文，并翻译给毛泽东听。 作文大全网：www.dxzw.com 毛泽东听了说：“好，就这样行了。” 这段话的中文、俄文都是写在信封上的，自然不能就此交到赫鲁晓夫的手中。李越然准备拿着去找杨尚昆，等打印好了再转给赫鲁晓夫。可是，当他正要告辞时，毛泽东却说：“把信封给我，我还没签字哩。” 李越然迟疑一下，还是把手中的红蓝铅笔和信封交给毛泽东。 毛泽东在信封上签了名，便催促说：“你请苏联的同志把信即刻转交给赫鲁晓夫同志。即刻！” 事后，李越然就此事发表感叹说：“主席不拘小节，就那么随随便便把一个写了字的信封交给了赫鲁晓夫。这也许就是伟人的一种风度！” 晨曦微露时，赫鲁晓夫从梦中醒来，工作人员就把毛泽东写给他的信送到了他的手中。他接到信后，最早的感觉是不高兴，认为毛泽东这样做是对他的轻慢。可是过一会儿，他的感觉就变了，开始怀疑毛泽东这样做可能是以此隐寓什么意思。他费神地猜了好一阵，但始终猜不出来。后来，他见到苏斯洛夫和米高扬，竟紧皱眉头，抱怨地说：“毛泽东这个人，谁也拿他捉摸不透。”他把信封拿出来，在手里晃着继续说：“你们看看他写给我的信吧，这就是他写给我的信，他不知又要搞什么名堂！”米高扬接过信封，仔细看过上面写的字，忍俊不禁地笑了。他用手拍着赫鲁晓夫的肩膊宽慰说： “你就放心吧，亲爱的尼基塔，以后的事情会一切顺利的，我们准备在文件上签字吧。”说到此，他把声音压低，极其认真地说：“我了解，毛泽东就是这样，从来不拘小节。” 米高扬早在四十年代就到过西柏坡，后来又来过北京，会见过毛泽东。毛泽东两次访问莫斯科，他都与他接触过，他自信他是了解毛泽东的。 赫鲁晓夫仍半信半疑。然而，后来的事实完全证实了米高扬的判断是对的。 四在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胜利 40 周年活动中，毛泽东在列宁山向集会的群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演讲中，他有意回避了斯大林的问题和“和平过渡”问题，盛赞列宁和十月革命的普遍意义，高度评价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为世界革命的发展所作出的伟大的历史性贡献。高声欢呼中苏友谊牢不可破；高声欢呼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友谊永存！他还满脸热情地颂扬了苏联人民在苏共“二十大”路线指引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毛泽东那洪亮的声音和磅礴气势在列宁山的上空，在莫斯科上空回荡，地球上凡有无线电的地方，都可以听到他那激动人心的讲话。他的讲话，使在场的苏联人民无不受到强烈鼓舞，不时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 赫鲁晓夫真想不到毛泽东会发表这样令他激动的演讲。等毛泽东演讲毕，他迫及待地走上去，紧紧地和毛泽东拥抱。他如此激动，除了刚才毛泽东的演讲有力地支持了他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从有关方面获悉，在他和毛泽东争论最激烈的时候，毛泽东却在许多兄弟党的代表中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仍然坚持“以苏联为首”的提法。 8 月 7 日，赫鲁晓夫与毛泽东并肩站在列宁墓前，共同检阅了苏联的军队，受到广大苏联人民的欢迎。 莫斯科会议终于在克里姆林宫乔治大厅举行了。12 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聚在一起，按理应该以赫鲁晓夫为中心，可事实上却是以毛泽东为中心。对此，赫鲁晓人当然有点嫉妒，但又无可奈何。人心所向，是不可强求的。 会议开幕，没有谁作过特别的安排，也没有谁打过招呼，毛泽东自然而然被视为最权威的人物。每当他出现到乔治大厅时，各国共产党领袖便不约而同地起立，甚至一齐鼓掌欢迎。当毛泽东坐下后，大家才坐下。每次散会，毛泽东站起来后，大家才站起来。大家站起来后都不动，等毛泽东先走。有时，毛泽东礼让赫鲁晓夫先走，赫鲁晓夫也不好意思先走，总是礼貌地坚持让毛泽东先走。 随后又召开了 64 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情况也一样，毛泽东受到特别的尊重和崇拜。 在前后两个会议中，赫鲁晓夫对毛泽东，嫉妒毕竟是次要的，而感激却是主要的。他感激毛泽东以他个人崇高的威望和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运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支持了他，支持了苏联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在 64 个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所作的即席讲话，更使他感到激动。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高度赞扬了苏联发射人造地球卫星所产生的伟大意义。他竖着大拇指说：“苏联又有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了。了不起啊！美国吹得神乎其神，为什么连一个山药蛋都没有抛上去呢？这个意义很大，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信心十足地问赫鲁晓夫，苏联经过努力，能否用 10 年时间在主要经济指标方面超过美国。 赫鲁晓夫想了想，点头说：“我们努把力还是可能的。” 毛泽东也表态说：“看到卫星上天，我就一直想这个问题。我们都选择一个目标，你 10 年赶上美国，我们 15 年赶上英国！” 毛泽东在会议发言中说：“赫鲁晓夫这朵花比我毛泽东好看！中国有句俗话：“‘荷花虽好，也得绿叶扶’，我看赫鲁晓夫这朵花是需要绿叶扶的。” 意大利共产党领袖陶里亚蒂同志带头鼓掌，使大厅里很快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表示大家赞成毛泽东的主张。 赫鲁晓夫感激地看一眼陶里亚蒂。 毛泽东对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关系颇为重视。他双目注视着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卡德尔，友好地笑了笑，然后说：“一个和尚两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起来嘛，有了什么事，还是朋友靠得住。我相信你们迟早是会回来的。” 卡德尔十分感动，向毛泽东频频点头，眼里流泄出对毛泽东的无限崇敬和感激的目光。 两天前，毛泽东利用吃饭的机会，曾和多年在美国工作的浦寿昌作过一次谈话。他一边品尝着烤鹌鹑，一边询问了美国的经济状况，浦寿昌回答了不少数字，他以惊人的记忆全部记在了脑海中。发言中，他分析了世界两大阵营的力量，把浦寿昌告诉他的有关美国经济状况的数字和苏联作了对比。从数字对比中看出，美国明显优于苏联。说到此，他话锋一转说：“但是，苏联打败了法西斯，是世界反法西斯的主力！现在苏联又发射一颗卫星上天。而美国呢？别听他吹得神乎其神，可他连一个山药蛋也没有抛上天去！” 会场上立刻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并杂以喧哗声。显然，各国代表为苏联的成就受到莫大的鼓舞，情绪变得异常激动。 借此机会，毛泽东以他高亢的嗓音说出了现在世界的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的著名口号，并把他步入会场时跟赫鲁晓夫交谈的话也搬到桌面上，颇为自信地说：“中国要在 10 年到 15 年内超英赶美！ 赫鲁晓夫坐在毛泽东的身边，不时为毛泽东鼓掌。但对毛泽东的谈话内容，他并不是全部赞成的，有些内容甚至是他和毛泽东争论过的。不过他已被毛泽东对他的宽容所感动，也不得不投桃报李，对毛泽东给予宽容。 讲到战争问题，毛泽东说：“要警惕出战争狂人，他们有可能到处乱扔原子弹和氢弹。我相信，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永远不会在战争中充当侵略者。我和外国的一位国务活动家（尼赫鲁）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说如果打起一场原子战争，整个人类都会被消灭。我不同意他的这种悲观的说法。我说，如果遭到不能再糟，一半人都死了，那另外一半人还活着，帝国主义将被夷为平地，全世界将为社会主义所拥有；多少年内又会有 27 亿人，而且肯定会更多。我们中国人还没有完成我们的建设，我们希望和平。可是，帝国主义一定要打仗，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下决心在进行我们的建设以前奉陪到底！如果你每天怕战争而战争最后来了，那么你怎么办？……” 讲到此，赫鲁晓夫的脑海里跳出一个奇怪的想法——他后悔在一个月前跟中国签订了一个合同，苏联答应向中国提供一个原子弹样品以及生产这种原子弹的技术资料。他一边想，一边伸手摸着他那光亮的头顶，表情相当复杂。 莫斯科会议，以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在《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这两个文件上签字而宣告圆满结束。赫鲁晓夫作了许多让步，毛泽东作出必要的妥协，但双方都认为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都感到满意。 五 1959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赫鲁晓夫亲率苏联代表团来北京参加庆典活动。9 月 30 日，苏联代表团抵达北京，两个共产党大国的领导人又一次见面了。 当晚，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都来到颐年堂，同赫鲁晓夫一起会谈。 赫鲁晓夫这次来北京，也许因中国的经济建设出现了困难，苏联已处于明显的有利地位，因而有一种狂傲的情绪明显地表现出来。他从下飞机到走出颐年堂，不时说一些俏皮话，有时又莫名其妙地哈哈大笑，说话也吵吵嚷嚷，很不安分，像体内注射了兴奋剂。 会谈的第一项内容，是由赫鲁晓夫向中国领导人介绍刚刚结束的苏美戴维营会议情况。赫鲁晓夫突然变得严肃谨慎起来，因为他毕竟了解毛泽东，在谈及重大国际问题时不得不有所收敛。 介绍完情况后，果然不出赫鲁晓夫的预料，毛泽东那深沉得令人望而生畏的眼睛，紧紧地盯住了赫鲁晓夫。他缓慢而有力地说：“你们跟美国人谈，我们不反对。问题是你们有些观点，什么‘三无世界’呀，‘戴维营精神’ 呀，这怎么可能呢？事实也不是这样。” 赫鲁晓夫没有直接回答毛泽东的话，而是避实就虚作了一番表演。他向毛泽东身边挪了挪，脸上露出一种神秘的表情，像要报告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似的说：“你们没有接触不会知道，美国人还是很想和我们缓和关系的。他们确实很富，我这次可是亲眼见了的。真的，我亲眼看到美国的工人很富，很富！”他完全是一种赞美的口气。 毛泽东不无嘲讽地淡淡笑了笑说：“去看一看我们还是赞成的，我们不反对。我关心的是你仅带回这些东西！” 赫鲁晓夫已听出，毛泽东的话里似乎隐寓着对他的批评，立刻不自在地解释说：“当然，他们是帝国主义，他们的财富是靠侵略和掠夺而得来的。” 他觉得这个问题再谈下去，他又会陷于被动的，就先发制人，眨眼间转移话题，批评中国不该让达赖喇嘛逃走，使西藏问题变得复杂化了。 毛泽东摇摇头，张开双臂说：“那么大的边境线，我们怎么看得住他呢？” “你们就该看住他嘛！”赫鲁晓夫固执地说。 “我们看不住，也不能像你想得那样去看他。”毛泽东不想接受这个批评，继续申辩着。 1958 年那次会谈，赫鲁晓夫一直记着，事后他总结那次会谈的教训，认为他当时之所以处于被动，是因为当时苏联在国际、国内所处的形势不利。今天，他决定借当前是中国国内形势不佳之机，在会谈中把主动权紧紧抓在自己手里。因此，他又在另一个问题上向毛泽东提出批评。他说：“你们也不该和印度闹嘛！尼赫鲁这个人还是反常的，在资产阶级领导人中还算是进步的。你们应该团结他。你们为了那么一块不毛之地，跟尼赫鲁闹冲突，这是很不值的。” 毛泽东断然回答说：“这是个原则问题。”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林彪插嘴说，“办事总得讲个原则嘛。” 赫鲁晓夫仍坚持他的意见，说：“你们应该团结尼赫鲁，你们不应该和印度闹冲突。” “我们从来主张和平解决问题，可他们是要侵略我们。”外交部长陈毅激动地站起来，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你们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事先我还和你们打过招呼，可你们为什么要站在印度资产阶级一边！”他这样质问赫鲁晓夫，是针对苏联发表声明，公开袒护和支持印度的侵华举动的。 “我要争取和团结尼赫鲁，我们不同意中印之间发生冲突。你们这样做，会把他推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赫鲁晓夫毫不退让，大声叫嚷着说。 陈毅早被激怒了，也大声回敬赫鲁晓夫说：“中印边境，他们是侵略！” 赫鲁晓夫见陈毅这样咄咄逼人，心里不由发怵。他怔怔地看着陈毅，几秒钟后觉得陈毅这样讲话是对他的蔑视和不恭，不由把一张脸涨成一块猪肝子，像一个无赖之徒似的大叫大嚷起来：“干什么？比军衔，你是元帅，我是中将；但是在党内，我是第一书记，是第一书记！” “你是第一书记不错，”陈毅仍然态度强硬，并用手指着赫鲁晓夫说， “但你对的，我们当然会听取；你说得不对的，我们当然不能听！” 赫鲁晓夫也许因在中印问题上讲不出更有说服力的道理，就又转一个话题，想以此压服中国领导人。他说：“你们对金门打炮，这么大的事情，事先就没有和我们打招呼！” “我通知你们了！”陈毅大声回敬说。 赫鲁晓夫近似吼叫地说：“是我派普罗米柯来的！” 陈毅也大声说：“金门打炮，我们事先通知你们了。再说，这是我们自己内部的事情……”言外之意是说，这是中国的内政，用不着苏联干涉。 赫鲁晓夫用警告的口气说：“你们不要想通过武力去试探资本主义世界的稳固性！” 陈毅不依不饶地说：“在你们那里，还有没有社会主义原则性了？” 赫鲁晓夫发现他这样和陈毅硬顶不会捞到什么便宜，就丢开陈毅转而面对沉静的周恩来质问：“你们派周恩来去莫斯科，去东欧，处理涉凶事件，回来就给我上课……” “我不是上课，”周恩来不像陈毅那样激烈，但毫无怯懦，朗声反驳说，“是讲很好处理兄弟党的关系。你当时对某些兄弟国家、兄弟党的领导人，有许多片面看法，讲了许多不该讲的话。” 赫鲁晓夫像被人揭了隐私似的，恼羞成怒，挥舞着拳头，捶打着沙发扶手，嚷叫道：“没有，我没有说！” “你说了。”周恩来不屑一顾地微笑着，显出一种政治家的沉稳，慢慢地说出这三个字，然后又不慌不忙地点出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的领导人的名字，并颇有份量地说：“你说他们了，说得很片面，是错误的。” 坐在毛泽东身后的李越然为赫鲁晓夫这种蛮不讲理的态度激得火扑扑 的。他忍不住对毛泽东附耳低声说：“主席，赫鲁晓夫讲得这些话，是我翻译的，我可以作证。” 毛泽东轻轻点头说：“可以。” 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李越然立刻站起来，大声说：“当时的翻译是我，我作证，赫鲁晓夫同志是讲了这些话的。”接着，他把赫鲁晓夫当时怎么说这些话，以及说这些话的气氛、环境，甚至连表情都一一讲了一遍。 赫鲁晓夫被震得目瞪口呆，无话可说。为了打破尴尬，找一个机会下台，只好佯装随意的样子说：“我是这么说的吗？记不清了……” 长时间冷眼旁观的毛泽东，这时把抽剩的烟蒂在烟灰缸里捻灭，不慌不忙地开了口：“赫鲁晓夫同志，我听了半天，你给我们扣了好些帽子，没有看住达赖，没有团结尼赫鲁，不该向金门打炮，大跃进也不对，就是说我们左。那么我也送你一顶帽子，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赫鲁晓夫在毛泽东开口讲话时，心弦就开始颤动起来；听了毛泽东的话，一颗心已提到胸前，脸上的肌肉不由抽搐着，然后憋足了劲喊道：“我明白，你们要标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 久经世面的李越然，是第一次经历这样激烈争论的场面，不知是太激动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竟一时翻不出“正统”二字，急得脸都红了。精通俄语的王稼祥见状，急忙提醒说：“正统。”赫鲁晓夫见自己步步处于下风，不由挥手在场内划一个圈说：“你看，你们全体政治局常委，你们多少人？我这儿才几个人？这种谈判是不对等的！不对等的！”事后毛泽东曾私下跟人评价赫鲁晓夫说：“他这个人有胆量，但也能捅漏子，多灾多难，估计他的日子也不好过。”后来的不少事实，完全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见，1964 年被勃列日涅夫赶下了台。第二天，我国举行国庆游行活动，赫鲁晓夫应邀登上天安门。在休息室里休息时，他冷冷地对毛泽东说：“关于生产原子弹，我们是不是把他们撤回去？”他说的：“他们”，是指帮助中国制造原子弹的苏联专家。事实上，早在 6 月份，苏联已单方面宣布与中国签订的核协议无效，现在提出撤回专家已没什么实际意义了。因此，毛泽东也以冷对冷地说： “我们可以自己试试，这对我们也是个锻炼。”说到此，他觉得这是一件重大的事，应持审慎态度，便又补充说：“我们说的话都要记住。我们需要是需要（指苏联专家和制造原子弹的技术资料），撤回去也没什么大关系。如果在技术上能帮助一下更好，不能帮助就是你们考虑决定的事了。” 毛泽东送走赫鲁晓夫一行后，就立即南下视察各地。他的专列先到山东，继而到安徽……一路上，他再也看不到“大跃进”出现的那种热火朝天的景象了。田野上一派萧条，土地干裂，盐碱白花花地覆盖着地面，当年炼铁的土高炉随处可见，没有丰收的庄稼，只有少数人在地里干活…… 他不住地吸烟，手指薰得焦黄，在列车上整日整夜不休息，苦苦思索着什么。他很少说话，更不与外人交谈。据他的随行卫士们说，他们听到他长叹一声，说过一句话：“天灾人祸啊！”这里，他所说的“人祸”，有多少是指苏联、赫鲁晓夫；又有多少是对他本人以及党内别的领导人工作失误的反省与自责呢？只有他自己知道，别人是不得而已的。 车到合肥，已是晚上，整座城市断电，黑沉沉一片，不见任何灯火。 地方党政领导汇报，说合肥地区用的水力发电，因长江水源枯竭，已无法发电。毛译东凝视着漆黑的城市，只顾抽烟，好一阵不说话，空气像凝固了似的。 过了好一会儿，毛泽东给他的卫士们讲起了历史上几次有名的大灾荒： “公元 17 年，荆州大饥，饥民到野地掘草根……”讲到后来，他略显激动地说：“现在我们也到了这个地步。有人趁火打劫，落井下石，想逼我们屈服。没骨气的国家是不敢顶的。”说到此，他问卫士们：“你们敢顶不敢顶？” 卫土们齐声回答：“敢顶！” “他越逼我们，我们越要顶！”毛泽东的巨掌有力地拍着桌子说。那气势仿佛要挑起泰山，要把一切反动势力一掌击碎似的…… 历史的脚步已走过 30 多年了，两个大国、大党的领导人的交往给后人留下的思考却是很多很多的，评说自然也不尽相同。不过，不管毛泽东有无过失，过失大小，人们还是永远信赖他的，理解他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