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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后期，厦门大学特地从英国请来一位教授讲学，校长萨本栋以礼相待，以谢万里跋涉之劳的远客。但在一次送别酒会上，该教授目视破旧的会议室和土藤扎制的椅子，联想参观时所见的简陋实验设备，一时大不列颠民族的“自豪感”大生，竟得意忘形，大放厥词： “此之谓‘东南最佳大学’？竟居此蕞尔小县！这等设备，真不抵我英伦三岛之中小学校！” 萨校长出于尊重“友邻”，尽量克制着怒意，谦虚而又礼貌地回答道：“抗战期间，因陋就简，但教学质量，厦大一向从严。” 英教授一发而不可收，说：“欧美开风气之先导，执科学之牛耳。敝国有诗圣拜伦、雪莱，剧圣莎士比亚，现代生物学之父达尔文，力学之父牛顿，可叹泱泱中华，国运蹇促，岂可侈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邦乎？” 萨校长愤怒地打断道：“教授先生，您别忘了，中国的李白、杜甫如彗星经天之日，英伦还是中世纪蒙昧蛮荒之时；中国李时珍写下《本草纲目》之际，达尔文之乃父乃祖不知竟在何处！” 放肆惯了的英教授，不堪“弱国”的责难，极不文雅地咆哮道：“校长阁下，请记住，是美利坚合众国的伍斯特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造就了您的学识和才能！” 萨本栋校长微微一笑地回答：“博士先生，我提醒您，中华文明曾经震惊世界，没有中国远古的三大发明，也决不会有不列颠帝国的近代产业革命！” 英教授陡然深切感到了在贫困中仍然给人以威严，迫人以景仰的中国高大形象，也就哑口无言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