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从契丹族统治者到平民百姓普遍信仰佛教,以往学界对佛教与辽代社会的关系进行过大量研究。[①] 但是对于辽代的藏经与读(诵)经还未见有专文研究[②],笔者不揣简陋,仅对此二问题进行简略介绍。 一、 藏经 历代藏经自然以寺院为主,辽代也不例外。辽代最著名的寺院藏经应属云居寺石经,以 往对此研究很多,就不再赘述。 除了石经外,辽代寺院大量收藏的是纸本经卷,大的寺院所藏有大藏经也就是契丹藏,其中流传至今的有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佛像中发现的10余卷61件经卷。从题记中看,有坊刻本,如“燕京仰山寺前杨家印造”,更多的是寺院刻本,如圣寿寺、弘法寺、弘业寺、大昊天寺、大悯忠寺等。这些寺院都在燕京(辽南京,今北京市),在刊刻大藏经的同时,它们也必然都藏有大藏经。 1987年在对河北省丰润县辽代天宫寺塔进行维修时,发现了十余种辽代佛经,有几种刊有千字文编号:《佛说炽圣光消灾经》,“卿”字号;《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壁”字号;《大方广佛花严经》,从“平”至“伏”字号。[③]可见这些佛经也属于契丹藏,辽代的天宫寺也应藏有大藏经。 学界一般认为,契丹藏“约开雕于辽圣宗统和时期(公元983~1012年),完成于辽道宗清宁年间(公元1055~1064年)或咸雍四年(公元1068年)之前。共收经1373部,6006卷,分作579帙,千字文函号自‘天’至‘灭’,本藏属卷轴装,每版正文大抵为24行,亦有27~28行不等者,每行字15~18不等。每版另有小字所刻经题、卷数、板号、千字文编次等。”[④]其中的579帙,是得自北京西山大觉寺辽代《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碑的记载: “阳台山者,蓟壤之名峰,清水院者,幽都之胜概。……今优婆塞南阳邓公从贵,善根生得,幼龄早事于熏修;净行日严,施度恒治于靳惜。咸雍四年三月四日,舍钱三十万,葺诸僧舍宅……又五十万,及募同志助办印大藏经,凡五百七十九帙,创内外藏而龛措之。”[⑤] 于辽道宗咸雍四年(1068)向清水院(今大觉寺)施舍五十万钱刷印大藏经的邓从贵全家是南安窠村(今北京市海淀区南安河村)人,该地距大觉寺很近。五十万钱也就是五十缗或五十贯,用这些钱只能是印刷579帙经卷,而不可能是既雕版又刷印,否则是难以负担的。因此邓从贵刷印大藏经的经版应该是燕京城内各寺院所有,这从最后的题名“燕京右街检校太保大卿大师赐紫沙门觉苑”也可看出,作为燕京僧官的觉苑应该是负责协调刷印所需各寺院的经版。“古代僧人便仿照传统书籍的方式,将佛经每十卷左右分作一个小单元,称作“一帙”,用一块帙皮包卷起来。”[⑥]房山石经也大多十卷为一帙,如《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记载的“通理大师所办石经小碑四千八十片,经四十四帙。”[⑦]其每帙大多为十卷。因此清水院的579帙大藏经应该有将近5790卷左右。 同样在辽道宗咸雍四年(1068),涿州范阳县歧沟关(今河北省涿州市松林店镇歧沟村)的天王院也立了一座《新赎大藏经建立香幢记》经幢,记载“大辽国涿州范阳县歧沟关天王院大众等,各舍净财,赎杂宝大藏经,圆满周毕。”[⑧]据张国庆先生研究:“所谓‘赎杂宝大藏经’,是指该院僧人集资,以‘赎’的形式,购买、收藏了《大藏经》的一种。道宗朝政府大力扶持佛教,为减轻该院僧人因赎购《大藏经》而造成的经济负担,便决定减免该院寺庄一定时期内一定亩数的‘田税’,作为补偿。”[⑨]天王院这次购买大藏经的行为应该与邓从贵刷印大藏经有关,一次刷印不可能只刷印一部大藏经,天王院与清水院相距不远,同属燕京所辖,天王院入藏的大藏经应该与清水院所藏是同一次印刷的。 咸雍六年(1070),涿州归义县丞相乡柳林庄(今河北省高碑店市东柳林庄)的洪福寺也入藏了大藏经。“次西北有大杂宝经藏一坐……内函则龛经六百帙,外费则椟价一千缗。赤轴霞烂,黄卷金融。载传者灭七返之罪,礼看者免无间之狱。”[⑩]洪福寺所藏大藏经有600帙,与清水院的579帙大藏经相差不多,很可能是同一版本同一次印刷,而所谓的“六百帙”是取其成数。 辽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契丹贵族出身的和尚志智在燕京募化钱财造经一藏。“以糯米胶破新罗墨,方充印造,白檀木为轴,新罗纸为幖,云锦为囊,绮绣为巾,织轾霞为绦,斫苏枋为函,用钱三百万。谈笑之间能事毕□。在持安厝於寺中。适值天火焚寺。□□间运经於阡陌。即日无暇收寘。火后。遍语诸人。请经还寺。惟欠般若一轴。卒难询访。月馀。有村翁梁永於惠济寺道周之左。获经一卷。如神力所策。直□师前拜纳。即所失之经也。昭应如□□”。[11]志智所刷印的大藏经用钱三百万远远超过了清水院五十万钱刷印的大藏经,是因为其原料都极为高级。也正因为志智是契丹贵族出身,他才能得以印造如此昂贵的大藏经。此经后应藏于志智主持的燕京大昊天寺(址在今北京市西便门内路西)。 现有史料表明,收藏有大藏经的寺院大都位于南京道辖区,这与南京道是辽代五道中经济、文化最为繁盛有关,其信徒多有余资能够帮助寺院刊印大藏经。除了前引邓从贵外,涞水县的董姓家族也有雄厚的家产帮助金山演教院刊印了一部大藏经。天祚帝乾统三年(1103),“时有县之豪士董生,数诣参访。仰师德之孤高,嗟山坊之阗寂。遂罄其家产,构大藏一座,印内典五百余帙,在中龛置。”[12] 其他寺院也有佛经收藏,如蓟州沽渔山寺“经律论三学之内典,皆悉备矣。”[13]安次县祠垡里寺院“内置千帙之教,后留万载知名。”[14] 南京道之外,也有个别寺院藏有大藏经。辽兴宗重熙二十二年(1053),兴中府安德州(位于今辽宁省朝阳县西营子乡五十家子村)灵岩寺“有寺僧潜奥与悟开上人鸠集净财,缔结信士,与邑人尹节、李敬、张士禹、高耸等购经一藏,用广流通。”[15] 除了寺院藏经外,辽代信仰佛教的高官显贵们的家庭中也有大量藏经。曾任奉陵军节度使的王泽笃信佛教,“自夫人疾殁,迨越十稔,继室无从,杜门不仕。惟与僧侣,定为善交,研达性相之宗,熏练戒慧之体。间年看《法华经》千三百余部,每日持《陀罗尼》数十本。全藏教部,读览未意。”[16]王泽所看佛经,应该都是其家族所藏。受此影响,王泽夫妻的三个女儿中,长女与第三女都出家为尼,第三女崇辩,“亦出家,诵全部莲经,习讲经律。”[17] 二、 读经 诵读佛经的目的不外乎消灾祈福,辽代读经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佛事活动中的读经, 二是僧尼的日常读经,三是佛教信徒的在家读经。 由于辽代普遍崇信佛教,上至王公贵族下至于平民百姓都热衷于佛事活动,而佛事活动 中,又以诵读佛经为主要内容。道宗朝的“尚父大王”耶律仁先家族所举办的一次佛事道场堪称辽代最盛大的一次私家佛事活动。 “起建道场六十二昼夜,斋僧四千四百人,维持开菩萨戒经讲三席,目看却经二、大□明王经七十三部、华严经六百七十卷、金光明经二百三十五部、阿弥陀经二千卷、无量寿经一百二十六遍、菩萨戒经一千一百四十遍、诸经要集二十八帙、药师经四十六遍、法华经七十三部,诵观音经四百二十六卷、多心经一千二百三十六遍,念大悲心陀罗尼七千四百二十卷、生天陀罗尼五万八千四百六十遍、破地狱真言三千一百八十遍、灭外障真言一千八十遍、灭内障真言一千八十遍、灭罪真言三千一百八十遍、文殊五□真言一千八十遍、无量寿真言一千八十遍、满愿真言一千八十遍、无垢净光真言四十九遍、一切如来真言七十遍、大佛顶真言五千二百遍、阿閦如来真言一万□千六十遍、天门真言七遍、护身真言六千二百六十遍、大随求真言一千四百遍、佛顶尊胜陀罗尼四千四百五十遍、梵本心真言四千二百遍、大轮真言一千八十遍、圆三聚真言一千八十遍、摧碎真言四千二百遍、百字明真言四百八十五遍、摩利支天真言四万六千六百遍、如意轮真言八千四百遍、灭恶业真言一万一千八十遍、观音应愿真言一千八十遍、炽盛光真言一千四百遍、六字真言三万二千四百遍、五字真言一千遍、一字真言一千遍、诸杂真言并佛名一十万遍、持课两个月□诸佛名号二百四十五万四千四百□。”[18] 由此可见一场盛大的佛事活动中诵读佛经在其中的重要性。 另外一个显贵萧闛去世后,其家人为其举办的超度道场虽然不能与耶律仁先家族相比,但也规模宏大,诵读佛经也是其主要内容。 “……将军顷逝,自来资荐去灵功德,具下项开……生天道场一个月,斋僧四百人。 开梵……日。持陀罗尼并诸真言二万一千……佛名七万□,已上功德男勃特钵里。…… 僧五百五十人看读经、律、论一千四百六十部……百六十五帙。次道场三昼夜,斋僧四 十人……三卷计七遍。持陀罗尼并诸真言一百八十六……次陀罗尼并诸真言并佛菩萨名 号计一百七十……一千八百四十遍。已以功德,弟阐疏道场七昼夜、斋僧九十八人、持 诵诸经四帙计六十遍、持大悲心四十九遍、诸佛名号三万□。”[19] 汉族的富裕家庭,也往往热衷于读经等佛事活动。如立于辽道宗大康四年(1078)的 《大辽析津府良乡县张君于谷积山院读藏经之记》记载:“清河张君讳文绚,良乡县之绣户也。妻田氏,皆性钟纯,吉名闻乡闾。家有馀资,靡好奢华之乐;身惟积善,颇信浮图之法。越一日,谓亲族曰:我兴佛刹,飰僧徒修植善根,鸠集福聚固亦多矣。然于藏典,似阙胜经。乃启白司空大师,议于谷积山院,请众僧侣读大藏经,便从今年四月十五日为启读之始,他时亦然。乃将县北公村别墅一所,田土园林约近陆柒顷,庄院房舍依旧住佃;掳所收地利斛粟果实等,并元买券契,共壹拾陆道,并分付院司常住收附,以充逐岁蒭流蒲塞之费。约曰:若僧徒不怠,经课无阙,及不别将货卖典质他,后子孙无得取索;苟或反此,取之可也。仍刻贞珉,以贻后来者。”[20]张文绚将田园家产大部捐出,以供延请谷积山院僧侣读大藏经之用,可见其信仰之虔诚。 辽代女性也笃信佛教,在举办读经等佛事活动中,也不甘人后。如某位清河公之女张氏“与父同兴善道,于重熙二十二年,去当村开化院内,独办法堂一坐。兼请到十方高上法师,于冬夏开花严法华经约三十余蓆,乃于崀山灵峰院内请大众读了经一十藏。其余善道,不可具述。”[21] 诵读佛经是僧尼每日必做的功课,很多僧尼也以诵读大量的佛经成为其生平主要事迹。如和尚季攴“自小出家。受具后,住山一十五年。诵六门陀罗尼大般若经、明王经、大小乘律等经,诵满万部。”[22]和尚可兴之师傅“诵莲经二万部,持菩萨戒经数千遍,并诸陀罗尼难可备录。”[23]和尚玄枢“暨大安初,俗年四十有二,遂斋心禁足,以日系时,召集徒众,发菩提心,诵观音弥陁梵行大悲心密多心等经。历数十年间,各不啻万卷。”[24]善兴寺花严座主“于是读□四万六百卷,念大悲心唯提与支□□等真言共一百三十六万遍。”[25]和尚守常“日诵大悲心呪以为恒课。”[26] 笃信佛教的居士们在家也是经常诵读佛经不断。河北宣化辽墓是一处辽代富裕汉族地主张氏家族的墓地,该墓出土多方墓志记载了这一家族有崇奉佛教的传统。张世卿于辽道宗大安年间,因为遭遇饥荒,他向朝廷进献粟二千五百斛,而被授予右班殿直之虚职。他“特于郡北方百步,以金募膏腴,幅员三顷。尽植异花百余品,迨四万窠,引水灌溉,繁茂殊绝。中敞大小二亭,北置道院、佛殿、僧舍大备。东有别位,层楼巨堂,前后东西廊具焉,以待四方宾客栖息之所。”[27]除了自己享乐以及接待宾客外,他的园林还有一大用处,那就是每年四月二十九日天祚皇帝的生日也就是天兴节期间,张世卿要在园内建道场一昼夜,邀请僧尼以及男女信众为皇弟祈福。由于园内花木众多,张世卿还特制了500个琉璃瓶,从春天到秋天,每日采花装于瓶内,贡献于各寺的佛像前。张世卿日常生活中也诵经不断,“诵法华经一十万部,读诵金光明经二千部。”张世卿的堂兄弟张世古“自幼及耄,志崇佛教,常诵金刚、行愿等经,神咒密言,口未尝掇。请僧转金光明经千余部,维持经律论讲一十席,请尼万部,斋供终身。诵妙法莲花经三十余秊,至今未阙。”[28]张世古之子张恭诱“常诵金光明经五百余部。”[29]其家族中的张匡正、张世本也是日常生活中诵读佛经不已。宣化辽墓中的另外一个家族韩氏家族的韩师训墓志也云:“公自幼及髦,志崇佛教,延供苾刍,读经六藏,金光明经一百部,法华经五百部……躬读大华严经五十部,及读金刚经、行愿、观音、药师、多心经等□不计其数。”[30]由此可见,辽代归化州(今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佛教在一般民众中的广泛传播。 原载《阳台集——大觉寺历史文化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12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局副研究馆员 [①] 较新的论著有:张国庆:《佛教文化与辽代社会》,辽宁民族出版社2011年;陈晓伟:《辽以释废:少数民族社会视野下的佛教》,《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1期等等。 [②] 张国庆的《佛教文化与辽代社会》一书中对辽代的诵经活动有简短介绍,见该书第145—146页。 [③] 参见郑绍宗:《丰润天宫寺发现的辽代刻经》,《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 [④] 觉真:《佛教〈大藏经〉散论》,载http://www.foyuan.net/article-96401-1.html。 [⑤] 向南编:《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32页。 [⑥] 觉真:《佛教〈大藏经〉散论》,载http://www.foyuan.net/article-96401-1.html。 [⑦] 向南编:《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671页。 [⑧] 杨卫东:《与〈契丹藏〉有关的一件石刻———读辽咸雍四年刊〈新赎大藏经建立香幢记〉》,《文物春秋》2007年第3期,第77页。 [⑨] 张国庆:《辽代的寺田及相关问题探究》,《中国农史》2010年第4期。 [⑩] 《洪福寺碑》,载向南编:《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45页。 [11] 《妙行大师行状碑》,载向南编:《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586页。 [12] 《金山演教院千人邑记》,载向南编:《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533页。 [13] 《蓟州沽渔山寺碑铭》,载向南编:《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54—255页。 [14] 《安次县祠垡里寺院内起建堂殿并内藏埤记》,载向南编:《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19页。 [15] 《兴中府安德州创建灵岩寺碑》,载向南编:《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593页。 [16] 《王泽墓志》,载向南编:《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61页。 [17] 《王泽妻李氏墓志》,载向南编:《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41页。 [18] 《办集胜事碑》,载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辑注:《辽代石刻文续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17页。 [19] 《办佛事碑》,载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辑注:《辽代石刻文续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34页。 [20] 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辑注:《辽代石刻文续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64—165页。 [21] 《清河公女坟记》,载向南编:《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01页。 [22] 《沙门可训造幢记》,载向南编:《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04页。 [23] 《可兴等建尊胜悲心陀罗尼塔记》,载向南编:《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81页。 [24] 《宝胜寺前监寺大德遗行记》,载向南编:《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603—604页。 [25] 《易州马头山善兴寺花严座主塔记》,载向南编:《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678页。 [26] 《六聘山天开寺忏悔上人坟塔记》,载向南编:《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13页。 [27] 《张世卿墓志》,载向南编:《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655页。 [28] 《张世古墓志》,载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辑注:《辽代石刻文续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94页。 [29] 《张恭诱墓志》,载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辑注:《辽代石刻文续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96页。 [30] 《韩世训墓志》,载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辑注:《辽代石刻文续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80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