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西辽王朝，由于史料的贫乏和舛误，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纪年问题。从现有的史料，如不加以分析，很难看出西辽王朝建于何年，亡于何时，更不要说其帝、后各自在位的年代了。这一问题如不解决，就有碍于探讨其政治史以至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方面的情况。因此，几个世纪以来，中外学者对这一问题反复做了探讨，取得了很大成绩，基本查清了西辽王朝的纪年，但是有些问题尚未取得一致意见。笔者拟根据前人研究的成果和个人学习的体会，提出一些看法。下面先把基本史料列出，然后分述前人的推断和考订以及尚有异议的问题，最后做一小结。
    一、基本史料
    这里所说的“纪年”是指西辽王朝的建立和灭亡的年代与各帝（后）在位的年代及其年号，而不涉及一些重大事件的年代问题。关于这方面的史料现分别叙述如下：
    见于汉文者：
    （一）《辽史》卷二十九“天祚皇帝纪三”：
    ［保大四年（公元一一二四年）秋七月］，天祚既得林牙耶律大石兵归，又得阴山室韦谟葛失兵，自谓得天助，再谋出兵，复收燕云。大石林牙力谏……不从。大石遂杀乙薛及坡里括，置北、南面官属，自立为王，率所部西去。
    （二）《辽史》卷三个“天祚皇帝纪四”附“西辽本末”：
    保大二年（公元一一二二年），金兵日逼，天祚播越，［耶律大石］与诸大臣立秦晋王淳为帝。淳死，立其妻萧德妃为太后，以守燕。及金兵至，萧德妃归天祚。天祚怒诛德妃而责大石……。大石不自安，遂杀萧乙薛、坡里括，自立为主，率铁骑宵遁。北行三日，过黑水，……西至可敦城，驻北庭都护府，会……七州及……十八部王众。……遂得精兵万余，置官吏，立排甲，具器仗。
    明年二月甲午，……整旅而西。……所过，敌者胜之，降者安之。兵行万里，归者数国，……军势日盛，锐气日倍。
    至寻思干，西域诸国举兵十万，号忽儿珊，来拒战。……三军俱进，忽儿珊大败，僵尸数十里。……
    又西至起儿漫，文武百官册立大石为帝，以甲辰岁二月五日即位，年三十八，号葛儿罕。复上尊号曰天祐皇帝，改元延庆。……
    延庆三年，班师东归，马行二十日，得善地，遂建都城，号虎思斡耳朵，改延庆为康国元年。……康国十年殁。在位二十年，庙号德宗。
    子夷列年幼，遗命皇后权国。后名塔不烟，号感天皇后，称制，改元咸清，在位七年。子夷列即位，改元绍兴。……在位十三年殁，庙号仁宗。子幼，遗诏以妹普速完权国，称制，改元崇福，号承天太后。……普速完在位十四年。
    仁宗次子直鲁古即位，改元天禧，在位三十四年。时秋出猎，乃蛮王屈出律以伏兵八千擒之，而据其位。遂袭辽衣冠，尊直鲁古为太上皇，皇后为皇太后，朝夕问起居，以侍终焉。直鲁古死，辽绝。
    （三）《圣武亲征录》：
    戊辰（公元一二○八年），春，班师至自西夏。避暑于龙庭。冬，再征脱脱及曲出律可汗。时斡亦剌部长忽都花别吉不战而降，因用为乡导，至也儿的石河，尽讨蔑里乞部。脱脱中流矢而死。曲出律可汗仅以数人脱走，奔契丹主菊儿可汗。
    己巳（公元一二○九年），春，畏吾儿国王亦都护，闻上威名，遂杀契丹所置监国少监，欲求议和。
    （《王忠慤公遗书内编•圣武亲征录校注》叶四十七、四十八）
    见于穆斯林史料者：
    （一）伊本•阿西尔《全史》：
    菊儿汗活到五三七年拉贾勃月（公元一一四三年一月二十日至二月十八日），他死于这一月。……在他之后，他的一个女儿继位。但她的［在位］时间不长，便死去了。在她之后，她的母亲——菊儿汗的妻子和他的儿子穆罕默德继位。河中地区在契丹人手中一直持续到花拉子模沙赫阿老丁•摩诃末（穆罕默德）在六一二年（公元一二一五／一六年）从他们手中夺取它。
    （《全史》多伦堡本，第十一卷，第五七页，转引自《吉尔吉斯人和吉尔吉斯地区历史资料》第一辑，俄文版，第六七页）
    （二）朱外尼《世界征服者史》：
    菊儿汗进抵八剌撒浑（巴拉沙衮），登上那不费他分文的宝座。他从阿甫剌西牙卜后人那里接受汗的称号，授与后者夷离堇•突厥蛮（土库曼伊利克）。……他出兵拔汗那（费尔干）和河中，这些州邑也臣服他，……他就派他的大将额儿布思出师花拉子模，……额儿布思班师回朝。菊儿汗不久死了，他的妻子阔阳作为他的继承人登上宝座，开始颁发敕旨。百姓都服从她，后来她因为淫乱，和跟她通奸的人一起被处死。还活着的菊儿汗两兄弟之一被选择来继承他。另一个兄弟企图篡国，因此给除掉。
    ……他向屈出律称臣，在他面前屈膝；但屈出律不受这个，而是以礼待他，尊他为父，……一两年后菊儿汗去世了，在他们繁荣昌盛地统治了三合恩（注：据英译者波伊勒注释，一合恩(qorn)等于三十年，“三合恩又五年”等于九十五年，此为伊斯兰历法之阴历年。事实上该朝统治仅八十九阳历年（现在一般学者认为西辽王朝统治时期为八十八年。——良注），即合九十二伊斯兰历法阴历年（见汉译本，上册，第424-425页。注19））又五年后，那个王朝之风熄灭了……
    （《世界征服者史》第二部第十章；汉译本，上册，第四一八——四二二页）
    （三）拉施都丁《史集》第一卷第二册第二编“契丹和秦的国王和汗们的编年史”章“在这一时期的突阀斯坦和河中地区国王们的编年史”节：
    据述，当女真国王进攻哈剌契丹国王并灭亡他的时候，哈剌契丹有一位有势力的艾米尔，名叫图西大夫（Туси　Тайфу），从那里（哈剌契丹）逃出来，进入吉尔吉斯、维吾尔地区和突厥斯坦。他是一位聪明而又很有才能的人。他用适当的方式从这些地区为己自集募了一支军队，并统治了整个突厥斯坦。［因此］他号称菊儿汗，即伟大的国王。这一事件发生在伊斯兰历［五二二］——五二三年（公元一一二八——一一二九年）的月份中。在这以后，菊儿汗死去；他有一个八岁的儿子；［人们］把他扶上父位，同样称为菊儿汗。他活的时间很长，以突蹶历法计算为九十二年，相当于伊斯兰历法九十五年。他死于伊斯兰历六一○年（注：伊斯兰历610年，相当于公元1213年5月23日——1214年5月12日。）。成吉思汗诞生之年（注：《史集》定成吉思汗生于公元1153年，见俄译本第1卷，第二册，第74-75页。），这位菊儿汗应为出生三十四年，而他在位的二十五年左右（注：此节《多桑蒙古史》第一卷之附录六“哈剌契丹”亦载入，见冯承钧先生汉译本上册第179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与俄译本在若干细节上不同，请参照。）。
    （《史集》，苏联科学院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第七八——七九页）
    此外：
    拉施都丁《史集》第一卷第二册第二编“成吉思汗编年史”章“屈出律背叛菊儿汗”节：
    双方投入战斗。塔阳古落入算端（苏丹）摩诃末（穆罕默德）之手，他的军队被粉碎。当屈出律听到菊儿汗处于困境的消息后，他准备会战。他急出发，进攻他（菊儿汗），当时后者的军队已分散开，于是包围了他（菊儿汗）。因为菊儿汗没有［别的］出路，他想恭顺地向他（屈出律）下跪。屈出律不让这样做，并把他看作自己的父亲，表面上给他以荣誉，而自己用［为自己］辩解的方式把菊儿汗统治的突厥斯坦地区和他的皇位攫取到手。菊儿汗过了两年，因忧伤归天，而国库、产业、军队和动产，这些在三百零五年期间积聚起来的东西，全部落到屈出律手中。他在这一皇位上过了几年。
    （苏联科学院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第一八二页）
    在拉文迪的塞尔柱王朝史中也有西辽纪年的材料，说第一菊儿汗的女儿一直统治到十三世纪初。巴尔托尔德认为这“不可能是正确的”（注：《巴尔托尔德文集》，第5卷，第545页。）。
    二、纪年的推算和考订
    我国明代学者根据汉文史料，首先推算了西辽王朝的纪年。完成于成化十二年（公元一四七六年）署名商辂等编撰的官修《续资治通鉴纲目》，对西辽王朝的纪年做了推定；为醒目起见，代为列表附后（见表一）。
    根据这个纪年表，西辽王朝共存在七十七年，起于公元一一二五年，迄于一二○一年。《续资治通鉴纲目》独于两位女主未列年号，这可能是所谓“正统”的笔法。清初学者万斯同的《纪元汇考》基本接受了这个纪年表，只是给感天太后和承天太后分别添补了“咸清”和“崇福”的年号，而且两后和夷列都是即位当年改元。这样各帝在位的年数就成为：耶律大石十一年，萧氏六年，夷列十二年，普速完十四年，直鲁古三十四年，共计七十七年。
    《续资治通鉴纲目》的西辽纪年所依据的材料是上列的汉文史料（一）、（二），即《辽史》卷二十九和卷三十有关西辽纪年的部分；但是这部分材料在剪裁、编排上有许多问题，如不详加考核，并参证其他史料，必然会产生某些错误。乾嘉时代的学者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中指出：“唯《辽史》于延庆三年建都之后，即云改延庆为康国元年，又云康国十年殁，似大石在位止十二年。明人续《纲目》续《通鉴》者，大率因此致误，曾不一检照后文何也 ！商氏《续纲目》，薛氏、王氏《续通鉴》，所载岁月俱未足信。”他举出五条论据，证明西辽之亡绝不在辛酉宋嘉泰元年（公元一二○一年），而在屈出律奔契丹之后［见上列汉文史料（三）］，即在戊辰（公元一二○八年）之后。钱大昕对西辽世次纪年研究之后，做了如下表述：
    “大石以甲辰岁自立，改元延庆，即宋宣和六年；在位二十年而殂，则宋绍兴十三年癸亥也。其妻称制，号感天太后，当是绍兴十四年甲子，称制七年而卒，则宋绍兴二十年庚午也。大石子夷列嗣位，在绍兴二十一年辛未，立十三年而殂，则宋隆兴元年癸未也。其妹称制，号承天太后，当在宋隆兴二年甲申，称制十四年而被杀，则宋淳熙四年丁酉也。夷列子直鲁古嗣位，在宋淳熙五年戊戌，立三十四年，而为乃蛮所灭，则宋嘉定四年辛未也。《辽史》称大石建号万里之外，虽寡母弱子，更继迭承，几九十年。以大石在位二十年，合二后二主年数，恰八十八年。然则延庆当有十年，并康国十年，乃合在位二十年之数。”
    （《十驾斋养新录》卷八“西辽纪年”条）
    其后，汪远孙于一八二二年又“推钱氏之意，辑《西辽纪年表》”。该年表是逐年排列，现简化附后（见表二）。
    钱大昕一汪远孙的《西辽纪年表》为许多学者所接受，如陈垣先生的《二十史朔闰表》和一九七九年新版的《辞海》所录的《中国历史纪年表》。但是许多学者对耶律大石的“延庆”年号从何年开始和承天后普速完被杀于何年（或者说直鲁古即位后是否次年改元）尚有异议。
    国外学者对西辽纪年的推断、排定，因受史料的限制则比中国学者晚得多。瑞典学者多桑在其一八二四年出版的《蒙古史》第一册中排列出西辽的纪年，现代为列表附后（见表三）。
    多桑的西辽纪年表主要是根据冯秉正的《中国通史》，而冯秉正之书所依据的材料又是《续资治通鉴纲目》，所以多桑的西辽纪年表则不可避免地受到《续资治通鉴纲目》的影响。多桑虽然不能直接阅读汉文原始材料，受到了限制，但是作为一位卓越的史学家，他并没有全盘接受《续资治通鉴纲目》的纪年表，而是考虑到我们上列的汉文史料（三），即《圣武亲征录》的材料，并且利用了他当时所掌握的穆斯林材料，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指出西辽亡于伊斯兰历六○八年（公元一二一一／一二年）。这同中国卓越的史学家钱大昕在他之前做出关于西辽灭亡年代的判断是一致的。他们的判断为今天所发掘的新的穆斯林史料证明是正确的，下面我们将讨论这一问题。
    马尔夸尔特也是对西辽纪年表的确定做出贡献的学者之一，但是笔者对他的《东突厥方言研究》一书未得寓目，只能作一间接介绍。马尔夸尔特的西辽纪年表发表于一九一四年《东突厥方言研究》一书中。他首次使用了我们上列的穆斯林史料（一），即伊本•阿西尔《全史》关于第一位菊儿汗死于公元一一四三年的材料。他认为《辽史》关于西辽的年代大部分是错误的，“特别是王朝的结束年代一二○一年”。这是由于他本人不能直接使用汉文史料，而凭借译成西方文字的汉文史料的原故。当时这些译成西方文字的汉文史料，有的汉文史料本身有问题，如《续资治通鉴纲目》，有的翻译上有问题，如布莱特施奈德尔关于《辽史》卷三十“西辽本末”的译文，这引起一个治学谨严的学者的怀疑是很自然的。但是他还是离不开汉文史料；他叫中国学生仔细地分析了《辽史》卷三十中决定性条文，得出五位帝后的在位年数，以第一位菊儿汗死亡之年公元一一四三年为基点，上推十九年为西辽王朝建立之年；下推七年为感天后在位下限年代，再推十三年为夷列在位下限年代，再下推十四年为承天后在位下限年代，再下推三十四年为直鲁古在位下限年代，即西辽结束之年代。其年代附后（见表四）。
    我们如把马尔夸尔特的纪年表同钱大昕一汪远孙的纪年表相比较，可以看出是完全一致。正如魏特夫和冯家昇先生所指出的：“他（马尔夸尔特）的结果比他认识到的更接近汉文年表。”（注：以上对马尔夸尔特西辽纪年研究的介绍均依据魏特夫和冯家昇《中国社会史——辽》，第620-621页，纽约，1949年。）但是，根据巴尔托尔德引用的马尔夸尔特的年表，承天后普速完结束统治的年代为公元一一七八年。（注：见他为《伊斯兰百科全书》写的“哈剌契丹”词条——《巴尔托尔德文集》第5卷，第545页。）这样则与钱大昕一汪远孙的年代相差一年。钱大昕一汪远孙年代定普速完被杀于公元一一七七年，直鲁古立于是年，次年（公元一一七八年）改元；而巴尔托尔德引用的马尔夸尔特年表普速完被杀于公元一一七八年，直鲁古立于是年，并当年改元。
    巴尔托尔德对西辽的纪年也进行了探讨，他在一九○○年出版的《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一书中指出：屈出律俘获直鲁古“不迟于一二一一年的上半年”（注：《巴尔托尔德文集》，第1卷，第431页。）。这是他根据一些穆斯林史料推断出的结论。他在以后为《伊斯兰百科全书》写的“哈剌契丹”词条中肯定马尔夸尔特的西辽纪年“一般说来是正确的成果”。
    魏特夫和冯家昇的《中国社会史——辽》附录“哈剌契丹”，对西辽纪年也做了探讨，并详列了大事年代。他们基本上是采用了钱大昕一汪远孙的年代，即耶律大石之后的统治者都是即位次年改元；但在耶律大石采用“延庆”年号问题上取公元一一三一年为延庆元年。当然，他们同时也肯定了马尔夸尔特的年表，并认为该年表“完全同钱大昕创立的、汪远孙进一步充实的年表一致”（注：《中国社会史——辽》，第621页。上面我们已引巴尔托尔德的间接引文，在普速完被杀年代上似不一致。很遗憾，笔者未睹原文，只能暂予存疑。）。
    三、对几个问题的探讨
    一个外国人，又不懂汉语，想真正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很难的。具体到历史纪年，也是这样。如中国的统治者不仅有“王”、“帝”这些等级不同称号，而且还有“年号”以及“建元”、“改元”这些规矩，这对一个外国人来说都是很不易理解并且也不会给予应有注意的一些概念。所以多桑的西辽纪年也好，马尔夸尔特的西辽年表也好，对这方面都很少给予注意；魏特夫由于同中国学者冯家昇先生合作，才注意到这些问题。
    日本在历史上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所以它的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些问题。根据中国的文化传统，西辽纪年至少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耶律大石称帝及其建元延庆的年代；普速完被杀年代，即直鲁古是否于即位次年改元。此外，关于西辽结束的年代也有必要进一步证实。现分述如下：
    （一）耶律大石称王于公元一一二四年，已为汉文史料所载明。如《辽史》卷二十九：“［保大四年，秋七月］，大石遂杀乙薛及坡里括，置北、南面官属，自立为王，率所部西去。”又如《金史》卷三：“［天会二年，十月］，午辰，西南、西北两路权都统斡鲁言，‘辽详稳挞不野来奔，言耶律大石自称为王，置南北官属，有战马万匹。……’”《金史》卷一百二十一也有同样记载：“天会二年，辽详稳挞不野来降，言大石称王于北方，署置南北面官僚，有战马万匹，畜产甚众。”辽保大四年，金天会二年，都岁在甲辰，等于公元一一二四年。
    但是耶律大石称帝仅见于《辽史》卷三十附“西辽本来”：“……又西至起儿漫，文武百官册立大石为帝，以甲辰岁二月五日即位，年三十八，号葛儿罕。复上汉尊号天祐皇帝，改元延庆。”又是“甲辰岁”，它在这里也只能是公元一一二四年，因为干支纪年法的一循是六十年，其上一循的甲辰是一○六四年，其下一循的甲辰是一一八四年，都不可能是耶律大石即位的年代。但是根据上引的《辽史》卷二十九的材料，耶律大石一一二四年七月才离开天祚帝，率部西去的，怎会在此前五个月就到了万里之外的起儿漫，并当起皇帝来呢？而且穆斯林史料载明在寻思干（撒马尔罕）之北的卡特万会战是发生于公元一一四一年（注：见伊本•阿西尔《全史》，多伦堡本，第11卷第536页。），清代学者钱大昕认为这段史料很有问题，是传闻互异所致（注：《二十二史考异》，卷八十三，“天祚帝纪”条。）。笔者认为更有可能是《辽史》编纂者在剪裁、排列和连缀西辽王朝的原始史料时，因闇于史实又疏忽不慎所致。由于这段史料的模糊，所以对于耶律大石称帝的年代说法不一：商辂等编纂的《续资治通鉴纲目》定为公元一一二五年，钱大昕一汪远孙的《西辽纪年表》定为一一二四年，羽田亨的《西辽建国始末及其纪年》定为一一三二年（注：冯家昇先生译为汉文，载《禹贡半月刊》第5卷，第7期，1936年。羽田亨并认为：是年“亦即西辽开国之年”。），丁谦《西辽立国本末考》、唐长孺《耶律大石年谱》（注：《国学论衡》，第1卷，第8期，1936年。）与魏特夫和冯家昇的《中国社会史——辽》附录“哈剌契丹”定为一一三一年。
    笔者认为，耶律大石离开天祚帝北走后便称王；西征站住脚后始称帝；他的称帝与建元延庆是同时。现论证如下：
    一、汉文史籍中在耶律大石西征之前从未提到他称帝，只说他称王。这说明他是先称王，后称帝。
    二、耶律大石在召集的七州及十八部王众大会上声称“我天祚皇帝蒙尘于外”，“借力诸蕃”，“共救君父”（注：《辽史》卷三十附“西辽本末”。），这明显地是以臣子自居，不容置疑。
    三、从穆斯林史料看，耶律大石从可敦城出发西征明显地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一一二八（？）至一一三四年，主要是征服喀喇汗王朝的东部汗国、高昌回鹘汗国以及吉尔吉斯，建都城于巴拉沙衮。第二阶段从一一三七至一一四一年，主要是征服喀喇汗王朝西部汗国和花拉子模。但是《辽史》编纂者却把这两个不同阶段的一些史实揽杂到一起，并且压缩在很短的时间内。根据梁园东先生的详密考证，耶律大石西征开始于一一三○年春（注：梁园东译注布莱特施奈德尔《西辽史》，第35-40页。），这为学者普遍接受。朱外尼说，耶律大石先攻吉尔吉斯，遭到抵抗，因而转向西进，直到叶密立，在这里修建了新城，招致突厥语各部落，户数达到四万（注：《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上册，第417页。）。显然他在这里已站住了脚，并且势力和统治范围比在可敦城时大得多了。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才可能受到部属的拥戴，高升一级，“文武百官册立”他“为帝”。但是要完成上述一系列的活动——征战、招抚、建城——看来一年的时间是不够的，至少要二年的时间。
    四、由上述史料推断，耶律大石当于公元一一三二年在叶密立称帝（注：唐长孺先生《耶律大石年谱》：“大石遂西进，建城于叶密尔河旁。是年（一一三一年）二月甲午文武百官册立大石为帝。”（《国学论衡》，第1卷，第8期，1936年。））。因为他的臣民绝大多数是突厥语部民，所以他采取了突厥语称号“葛儿汗”（菊儿汗），而汉尊号天祐皇帝只是“复上”，以示不忘辽朝传统。这说明耶律大石称帝绝不是辽帝国的上京道镇州（可敦城），因为辽朝从太祖阿保机开始没有一个皇帝采用或兼用过“汗”的称号。现在耶律大石是身在西域，处于突厥语部落聚居的地方，称“汗”是随乡入俗，这也正是耶律大石作为一个卓越的政治家的明智之处。
    五、根据伊本•阿西尔的记载，耶律大石死于公元—一四三年。根据《辽史》卷三十记载，耶律大石死于康国十年。这就是说康国十年为公元一一四三年，那么康国元年则为公元一一三四年。《辽史》卷三十载：“延庆三年，班师东归，马行二十日，得善地，遂建都城，号虎思斡耳朵，改延庆为康国元年。”这段话的意思是很明白的，如果没有“先入为主”的成见，一定会理解为把延庆三年改为康国元年。这是历史常见的现象，倒是预定于次年改元的例证不多。根据中原王朝的传统，一般情况下称帝才建元，反过来说，建元即返证了称帝。耶律大石“通辽、汉字”，做过翰林应奉、承旨，一般情况下也会遵循中原的文化传统。
    这样，笔者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归结如下：耶律大石于公元一一二四年离开天祚帝北走后便称王；于一一三二年在叶密立始称帝，建元延庆。
    （二）承天后普速完统治到何年，即直鲁古即位后是否次年改元的问题，也是一个涉及到中国文化传统的问题。按照中原的传统，合法继承人在即位后一般是次年改元，如果皇帝被废、被杀则继承人一般当年改元。但这只是“一般”，也有不少“例外”。如辽朝多数皇帝即位的当年即改元。大多数西辽史研究者认为耶律大石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可能他及其后代采取中国正统的改元方式，即继位次年改元。诚如是，则因淫乱遭杀的承天后普速完的继位者直鲁古应该当年改元才是。明代《续资治通鉴纲目》的编篡者和清初学者万斯同就是持这种观点，定普速完被杀与直鲁古改元为同一年，即天禧元年。钱大昕则认为普速完被杀于崇福十四年，直鲁古继位后次年改元为天禧。他批评万斯同的《纪元汇考》，“是承天后称制实十五年，与辽史尤不合”。但是客观讲，钱大昕的这种批评并不正确，因为根据中国传统的纪年方法，统计在位年数是根据年号。承天后普速完在崇福十五年（公元一一七八年）被杀，直鲁古继位当年改元，即改崇福十五年为天禧元年。这样在纪年表上崇福还是只有十四年，即承天后在位年数仍为十四年，绝不会成为十五年。看来马夸尔特的中国学生也是同商辂、万斯同的认识一致，所以在马尔夸尔特的西辽年表中把承天后普速完统治结束年代定于公元一一七八年（注：见巴尔托尔德《哈剌契丹》（《伊斯兰百科全书》词条）——《巴尔托尔德文集》第5卷，第545页。）。
    （三）西辽王朝结束于公元一二一一年，自从多桑提出这一推断至今已有一个半多世纪。在这期间又有一批穆斯林史料被发掘、整理、翻译和研究，使我们有可能证实多桑这一推断的正确性。上列穆斯林史料（三），即拉施都丁《史集》第一卷第二册第二编“契丹和秦的国王和汗们的编年史”章“在这一时期的突蹶斯坦和河中地区国王们的编年史”节指出：最后的一位菊儿汗死于伊斯兰历六一○年。上列穆斯林史料（四），即同书、同卷、同册、同编的“成吉思汗编年史”章“屈出律背叛菊儿汗”节载：在被屈出律俘虏后，“菊儿汗过了两年，因忧伤归天”。按伊斯兰历六一○年，相当于公元一二一三年五月二十二日至一二一四年五月十二日，减去直鲁古被俘后活的两年，那他的被俘，即西辽的结束，应在公元一二一一年下半年至一二一二年上半年之间。《辽史》卷三十“西辽本末”载明，直鲁古被俘是在“秋出猎”时，这样则应为公元一二一一年的秋天，即伊斯兰历六○八年的上半年。看来巴尔托尔德推断直鲁古被俘“不迟于一二一一年上半年”，是不正确的。因为公元一二一一年上半年是伊斯兰历的六○七年的下半年，这与拉施都丁的记载则相差伊斯兰纪年一年，即六○七年加二年等于六○九年，而不是六一○年。上列穆斯林史料（二），朱外尼说，被屈出律俘虏“一两年后菊儿汗去世”。这说明他被俘后活的时间绝不可能超过二年。
    辽亡于公元一二一一年，还有一个旁证材料，即上列的史料（四）。拉施都丁说：菊儿汗的“国库、产业、军队和动产，这些在三百零五年期间积聚起来的东西，全部落到屈出律手中”。《史集》在一般情况下都是用突厥历法，即太阳历，否则均予标明伊斯兰历，这里应是突厥太阳历。那么从公元一二一一年上推三百零五年，则为公元九○七年，恰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称帝之年，这不能认为仅是一种偶然的巧合。人们知道，《史集》的作者接触过一些秘府典籍，其中有可能包括金、辽的材料。拉施都丁把辽与西辽都称为“哈剌契丹”，认为他们一脉相承，所以把西辽与辽朝连在一起计算，从公元九○七年耶律阿保机称帝至一二一一年直鲁古被俘去位，一共三百零五年。
    四、小结
    现在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及笔者的一些看法，制成西辽纪年简表一张（见表五），作为小结。
    附：
    　表一
    {K23C175.JPG}
    （此表材料来自《续资治通鉴纲目》卷十至卷十六）
    {K23C176.JPG}
    {K23C177.JPG}
    转自《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04期第121-131页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