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又被称之为乞丐皇帝，他从一个穷到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平民到南征北战拼搏了近二十年一朝登上龙位的皇帝，这样前后身份的悬殊想必历史上并不多见，然而也许正是因为自己是谋反起家，正是因为自己出身贫苦对失去权力有着异乎寻常的恐惧，朱元璋在打下江山后，选择了对身边那些当初共患难同生死的兄弟们下毒手。
    对于朱元璋大肆诛杀功臣、卸磨杀驴的举动，人们是很自然地要将他与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刘邦相提并论的，俗语言“汉家待功臣薄”，朱明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刘邦杀的功臣不过了了，再说株连也没有如此之广，而且刘邦杀的基本都属于“异姓王”，并非他手下的功臣集团。
    由此可见，我们不能将朱元璋的用心轻易地与刘邦做简单的比较。在我看来，朱元璋之所以如此不遗余力地诛戮功臣集团，起码有这样几点考虑：
    首先，一般来说，功臣集团是打天下的班子，他们的能力且不说，只说他们所掌握到的人脉关系、政治军事资源，实际权威等等，这都是让一个君主不能放心的；他们有随时绑架皇权的能力，这就要严重地威胁到皇权的稳固。
    这里也引申出一个问题来，就是中国与其他国家政权的生成有个很大的不同的地方，这就是“槍杆子里面出政权”——打江山的，就必定要坐江山，就要实行专政（而按照西方人的理解，专制本是没有多少合法性的）——为了防止被人再拿槍杆子推翻，当政的君主就应该竭力巩固自己的统治，消除那些潜在的危险。
    
    第二，我们需要注意，所谓的功臣集团都有一个最为普遍的心理，就是他们自认江山是自己打下来的，当然自己就要坐江山，起码要保有一定的政治经济特权。洪武年间本是国家草创时期，新兴的文官集团才刚刚孕育出来，他们对于功臣集团的制衡力量还很有限（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慢慢提高），这样一来功臣集团的强大存在就危及到了君主的中央集权。
    不过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宋太祖传“长君”宋太宗，对于宋初政治的稳定确实是大有裨益的，且好文的太宗为北宋文官政治的成熟也提供了时间与便利条件。就像柏杨老先生所发现的那个历史规律：历来中国的王朝，都会在二、三代君主时期出现一次大的震荡，挺得过去这次危机则王朝以后便顺风顺水，反之就速亡。北宋初期政权的相对平稳，应该就与传长君有莫大关系吧。
    第三，功臣集团容易形成为特权阶层（“压力集团”），以至对于国家的政治、经济诸方面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干预政治、经济资源的再分配，这也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现实。
    像光武帝刘秀由于一意保全功臣，结果东汉就成为了一个相当贵族化的朝代，皇权被绑架成为家常便饭，地方分裂倾向也相当严重，乃至其灭亡后仍旧尾大不掉（唐初也是如此，只是到了手段严厉的武则天当政时才有所改观）。朱元璋惟恐功臣集团将来尾大难制，所以才出此下策，这实际上可以看做是他打击豪富的一种延伸。
    朱棣可以保全自己的功臣，但是作为开国皇帝的朱元璋相对就困难些，因为老子在前稳固了根基，之后子孙才可以相应地放宽自己的统治，才可以给功臣集团多留些余地。而且，永乐的功臣班子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应该都比洪武小得多。
    第四，不可否认，就像汉武帝一样，其晚年朝堂为之一空；朱元璋也是越老越有疑心病，“太祖春秋高，多猜忌”。权力是可以异化人性的，可能年轻时的朱元璋本来并没有多少残忍和猜忌，但是随着他一步步登上权力的顶峰，以及在这个顶峰上度过了那么漫长的岁月，他的思想及个性势必就要受到很深的异化。
    朱元璋的寿命问题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比之刘邦，他多做了十几年的皇帝，而且他的精力也相对旺盛；这也就使得他有充分的时间去做一些自己原本不想去做也考虑不及的事，大权在握、高高在上的他可以由着自己的性子和想法折腾。
    从明初的一系列大案看来，其时间跨度还是相当大的，这就可以说明朱元璋起初并未有一个全局的深入的盘算；而且他很多事情可能并非是事先策划好的，不过是头痛医头、想一出是一出罢了——虽然这些事情背后往往都有一个相同的政治逻辑。
    第五，为自己即将接班的孙子着想。朱标死后不久，他的次子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其长子已夭折）。此时的朱元璋已届六十五岁高龄，而朱允坟却只有十五岁，其个性酷似乃父，仁柔宽厚甚至有所过之。朱元璋自然要担心自己百年之后，这个年轻的继承人会控制不往局面；一旦那些开国元勋不买小皇帝的账，后果将不堪设想。
    
    《国朝典故·翦胜野闻》中就为我们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朱标眼见父亲诛戮太过，于是就跑去请求父亲手下留情；朱元璋眼见自己的苦心得不到儿子的理解，于是便将一根上面满是刺儿的荆条丢到地上，然后让儿子去捡，结果朱标半天才捡起来拿给父亲。朱元璋于是将荆条上的刺儿全部削去，然后意味深长地对儿子说道：“这样你再去捡，不就容易得多了吗？”
    以上这则故事讲述的就是朱元璋的“荆条除刺”理论，虽然它未必是真实的，但反应出的却的确是朱元璋的真实心态。朱元璋不能不替儿孙们做长久打算，也算是替国家社稷做长远打算，哪怕最后会背负上嗜杀的恶名。
    矫枉必须过正，这是朱元璋一贯的思维特点和行事风格。
    另外，还有一个长期不为人们所重视的方面，那就是朱元璋要彻底瓦解淮西集团的权力基础，使其在政治上永远不得翻身。
    朱元璋打天下靠的主要是淮西集团，治天下时也不能不考虑树大根深的淮西集团的政治影响力，他之诛杨宪便是为了不致引起淮西集团的强烈不满。
    然而，由于朱元璋为人刻薄，对下属要求严格，因此并不是很得人心，他自己也非常明白这一点。假如将来有人站出来振臂一呼，用重利笼络淮西集团，那么到时朱家的江山就会很不稳固了。
    淮西集团多为乡党，又有同打天下的深厚情谊，所以互相容易买账，这是让朱元璋很头疼的地方。假如朱元璋只是将李善长、胡惟庸这样的一两个头面人物清洗掉的话，那么将来还是不能不考虑换上淮西系的人，这样就等于治标不治本，不能将隐患彻底清除。
    因此朱元璋在有生之年，为防患于未然，就必须将整个淮西集团连根拔起，对于整个统治阶层来一次大换血，借机以笼络各方，使统治阶层处于一种权力平衡状态。后来发生的“南北榜事件”，就是朱元璋这一心态的又一反映。而且，杀人还起到立威的作用。
    
    显然，朱元璋并不是个特例，武周之取代李唐的过程，也是一个忠于李氏的关陇集团被武则天不断剪除的过程，原有的山东豪杰集团的代表人物李勣等则选择了投靠武则天。另外，武则天通过大兴科举来实现统治集团的大换血（这倒成了她的一大历史贡献），以此达到巩固自身统治的目的。
    此外，从朱元璋借空印、郭桓等案之机发飙，从而严厉打击官僚阶级、富裕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上看，他也是要大力消弱国家的上层建筑，以造成其相对于皇权及社会中下层的相对弱势，使得国家的上层阶级暂时形成不了一个巨大的相对稳固的统治集团——这样也就利于维护朱元璋的极权统治，以这种朝局反复动荡的“大乱”换得政权稳固的“大治”。
    不过需要我们注意的是，悲剧的发生，一方面的确主要是朱元璋的责任，可另一方面也是蓝玉等人自己的责任。
    谷应泰就指出：“然而推其始初，胡以倾邪升鼎耳，蓝以宠利居成功，不学无术，器小任重，宜其及也。”如果胡、蓝等人都能拥有徐达的那般忠志无疵，李文忠的好学饬行，汤和的听命唯谨，沐英的居贵不骄，那么从他们个人的角度而言，想来其结局就不会那么悲惨了。
    然而对于朱元璋的滥杀无辜、残暴血腥，赵翼便曾指出：“独至明祖，藉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取天下?之人而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盖雄猜好杀，本其天性。”（《廿二史札记》）
    谷应泰也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乃论者以光武保全功臣，所封不过大县数四，所加不过特进朝请，故君臣之恩，始终不替，《鹿鸣》、《天保》，若鱼水焉。然予考（明）太祖之分封也，至尊贵者，无过韩国（公）食禄四千石，魏国食禄五千石，未尝裂土自王也。至任用者，出师则本于庙算，还军则归之禁旅，亦未尝得专征伐也。凡此内安外攘，势若犬牙；强干弱枝，何难控御。”朱元璋比之刘秀待功臣已经很微薄了，其控制也已经非常严密，可是他仍然“以一人跋扈，遂疑尾大之图，仓卒启机，傅会难明之事，株连者四万，失侯者二十，周纳深文，亦云惨矣！”（《明史纪事本末》）这就让人很难为朱元璋多说好话了。
    从这个角度上说，即使蓝玉等人真的决定谋反，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了，“而伏甲之谋起，是则胡、蓝之衅，抑亦凤德之衰也。”这就像淮陰侯韩信当年被刘邦一步步逼反一样。
    但是，刘邦在对于谋反等问题上，确实处理得并无多大的过错，因为作为政治家就不能按照一般人的思维、感情去考虑问题——仁慈、义气对于普通人也许是值得提倡的美德，但对于政治却未必是这样！
    然而这一切的悲剧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呢？对，是专制，是专制制度所导致的权力系统的封闭。
    历史学远远不是科学，甚至连经济学的那种表面的科学性也没有。从形成原始材料的那一刻，历史光线的传播就已经发生了折射。最后，历史成为一种在人们心中的映像，这个映像随着人自身各种认识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然而，历史的“客观性”还在于，越是放宽历史的视界，就越容易理解的历史演进的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