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精神几乎接近崩溃的原弗莱堡大学校长、著名的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神情沮丧地坐在被告席上，倾听着“清除纳粹化委员会”提交 的一份有关他在纳粹期间所作所为的总结报告。经过一系列长时间的听证会，弗莱堡大学最终作出了一个严厉的裁决：剥夺海德格尔在大学授课的权利，取消名誉教授的头衔，但仍允许参加大学的其他活动。从根本上说，海德格尔的教学生涯从此结束了，连同他的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的纳粹思想一起，被尘封到历史的记忆之中。
         海德格尔（1889—1976年）是西方哲学史上一位有独创性的、影响广泛的思想家。在20世纪上半期，他的名字几乎就是哲学的代名词。
         海德格尔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他从小就对哲学有浓厚的兴趣，而且表现出了在哲学上的早熟和天赋。在18岁的一天，海德格尔从一个乡村牧师手中借到了一本题为《论存在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的多重含义》的书，立刻迷上了它。由此，便产生了20世纪以来最激动人心的思想。这个让年轻的海德格尔如此着迷的问题，就是“存在是什么”。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困扰了不知多少位哲学家，但海德格尔希望自己能给它一个解答。
         1909年，海德格尔来到了弗莱堡大学学习 神学。他马上发现神学是一门枯燥无味的学问，而哲学对他却有无比强烈的吸引力。当时，胡 塞尔的现象学正在学术界兴起，海德格尔马上对它产生了很浓的兴趣。胡 塞尔的两卷本哲学巨著《逻辑研究》也成了他反复阅读的案头必备书。不久，海德格尔决定放弃神学学习 ，转攻哲学。
         在以后的日子里，海德格尔大量阅读了尼采、克尔凯戈尔、陀思妥耶夫斯基、谢林、黑格尔、狄尔泰等哲学家的著作；广泛地了解了当时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成果。在此过程中，海德格尔受到了李凯尔特、舍勒等人的影响，并完全接受了胡 塞尔的现象学。1913年，海德格尔获得了弗莱堡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两年后做了母校的讲师。
         1916年4月，享有盛名的现象学哲学创始人胡 塞尔来到弗莱堡大学担任哲学讲座教授。这时海德格尔得以有和胡 塞尔直接交 流的机会，这对海德格尔对存在问题的思考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相互的学术交 流中，他们两人都得到了思想的发展，以至于胡 塞尔说出了“现象学，这就是海德格尔和我”的话。
         1925年冬，马堡大学提名海德格尔担任该校的教授，但教育部没有批准，理由是他没有正式的著作出版。于是，海德格尔便将他对存在的多年思考所得，选其中成熟的部分写了出来，整理发表了。这就是使海德格尔一举成名的、20世纪划时代的哲学巨著——《存在与时间》。在这本书中，海德格尔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存在是什么的问题，和存在与时间的关系问题。这本书在出版时有40多万字，但只是原写作计划的1/3。由于种种原因，后面的部分没有续补。但海德格尔宣称他后来发表的一些研究成果，已基本展现了他哲学思想的全貌。由于这本书，海德格尔被视为现象学学派的发展者、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
         随着《存在与时间》的发表，海德格尔声名大振。在胡 塞尔的力荐下，1928年，海德格尔接替了老师，任弗莱堡大学哲学讲座教授。在这段时间，海德格尔发表了一系列的著作和讲演，对存在与时间的问题进行诠释和展开。正在此时，海德格尔的政治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影响他一生的大事。
         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取得了政权。而差不多就在同时，风华正茂的海德格尔当选为了弗莱堡大学的校长。和许多正直科学家不同的是，海德格尔采取了和纳粹政权合作的态度，并在公开场合为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鼓吹。这直接导致了文章开头一幕的发生。
         海德格尔的这些行为，虽然与他的种族主义情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也同他的哲学思想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因为他的哲学思想中一个最为核心的因素，便是宣称存在与时间的密不可分，存在本身就包含了一个无法剔除的时间维度。作为一种“生存哲学”，它意味着人的戏剧性——此在的“现实的”到达在场——不只是出现在历史中，它本身就是历史。“历史性”是海德格尔创造的一个术语，用以描述人生在世的固有历史特征。然而，如果真的是这样，这种纯粹的生存哲学与生活实践的关系，就变得彼此远离，或者说变成了一种无足轻重的“理论哲学”。但这种结论却非常适合于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因为在他的哲学中，克服“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这两者在传统哲学上的划分，已转化为一个有计划的理论目标。所以，海德格尔总是不断地告诫我们，在慎重地面对世界时，“此在”就已经是哲学性的了，而“思”本身也已是实践性的了。著名思想家哈贝马斯一针见血地指出，从海德格尔1933年校长就职演说开始，他的哲学本身就经历了重要的转变：这一哲学不再是一种原来的“第一哲学”，而是变成为一种真正的世界观。至此以后，人们就越发难以为海德格尔那种假定的纯粹性或“哲学自足”加以辩护，相反，这些思想却逐渐与某些意识形态和历史哲学的考虑融合起来了。
         众所周知，哲学和生活行为之间的关系从来都不是直接性的，而是必须借助于某些中介性因素。在海德格尔这一个案中，它的中介性因素便是由他的“政治哲学”所提供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他的那种纳粹化的“国家社会主义政治思想”，为他对这个世界的政治形势的理解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托。在他的“西方——日耳曼历史此在”的单一性理论中，海德格尔的哲学信念是，只有日耳曼人“此在的复兴”，才能把西方从持续的虚无主义没落中挽救出来。但是，他并没有想到，这一信念不仅很快灰飞烟灭，而且还给全人类的存在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