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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明嘉靖朝“大礼议”的过程中，出现了《大礼奏议》、《大礼集议》、《大礼纂要》、《大礼要略》、《大礼全书》、《明伦大典》等紧扣议礼而进行的系列礼书编纂活动，从个人倡导而到国家行为，最终《明伦大典》以国家政典的形式刊行，为“大礼议”进行了一次官方理论总结，成为打击反对派、传播大礼定论的工具，显现出了朝内政争与官方史学之间的特殊联系。 关键词：大礼议，《明伦大典》，官方史学，明世宗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杨艳秋（1971—），四川彭县人，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硏究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明武宗朱厚照驾崩，由于皇帝没有后嗣，经皇太后与大学士杨廷和等人商议，武宗叔父兴献王的独子朱厚熜被确定为皇位继承人。朱厚熜即位后，更年号嘉靖，是为世宗皇帝。世宗以藩王入继大统，即位伊始，便要求追崇他的本生父母，为其生父兴献王定尊号。以杨廷和为首的一批大臣为了维护孝宗一系大宗不断，主张世宗继嗣孝宗。一些朝臣则迎合明世宗追尊兴献王为帝之意愿，进言鼓动，由此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礼议”之争。随着争端日趋激烈，嘉靖三年七月十五日，终于酿成了左顺门哭谏事件。世宗不惜运用血腥暴力，以杖杀十七人的酷烈代价，为生父加上了“皇考恭穆献皇帝”的尊号，取得了尊崇本生的胜利。他的愿望也因此不断膨胀，不但要为生父争得天子名分，还要求祔享太庙，享受皇帝祭祀。兴献王生前仅具藩王资格，奉其神主入太庙，在严格的宗法制度下，无疑为乱帝统、坏名分的举动，更激起了朝臣的群起反对，又引发了庙祀之争。争论的结果是，嘉靖五年九月，于皇城太庙外建世庙为兴献帝专庙，永享子孙奉祀。 我们发现，随着“大礼议”的进行，嘉靖三年（1524）末开始，一批书史纂修活动逐渐展开，除却嘉靖四年三月至五年六月纂成的《献皇帝实录》之外，还有《大礼奏议》、《大礼集议》、《大礼纂要》、《大礼要略》、《大礼全书》、《明伦大典》等紧扣议礼而进行的系列礼书编纂，展现出了朝内政争与官方史学之间的特殊联系，在此，谨以《明伦大典》纂修为中心，探讨其在史学和政治上的效能和影响。一 从《大礼奏议》到《大礼集议》、《大礼纂要》 世宗尊崇本生的大礼议，最终如愿以偿地获得了成功，但其间的过程却非常曲折。他依靠张璁、桂萼、方献夫、席书等少数低级官员的支持，与举朝大臣相抗，致使辅臣杨廷和、蒋冕、礼部尚书毛澄、汪俊等人先后被迫去职。又采用高压手段，以左顺门的廷杖压服众议，在皇帝的铁腕强权下，兴献王被加上了皇帝的尊号。张璁等人虽然依靠议礼受到赏识和重用，但却为舆论所不齿，被目为躁进小人、媚君奸邪。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方献夫、张璁等都曾上疏求退，以避开争端。 嘉靖三年十二月七日，屡次以病请辞，赋闲在家的翰林院侍讲学士方献夫将自己与张璁、桂萼、霍韬等五人所上议礼奏疏汇辑成册，始以礼官之初议，终以近日之会章，编成上、下二卷上呈世宗。他在奏书中言明编纂意图说：“大礼之议，仰赖圣明独断，大伦已明，但礼意尚微，国是靡定，彼心悦诚服者固有，而腹诽巷议者犹多。盖缘臣等之议，尚未播之于人，虽朝端达士未睹其说之始终，即闾阎小民何知夫事之曲折。臣为是纂补学士张璁等五臣所奏，首以礼官之初议，终以近日之会章，编成上、下二卷，冀得刊布天下，使观者具之颠末，而是非自见，不必家喻户晓而圣孝光四海，传后世矣。”［1］卷46，嘉靖三年十二月丁酉从中我们亦可见当时编写这部会奏的背景，虽然世宗皇帝以高压手段确定了父母尊号，但是却很少有人真的心悦诚服，方献夫希望通过汇编支持世宗议礼的奏疏，来传播议礼派的议礼主张，影响舆论导向，其间亦有自明心迹的目的。 方献夫所纂汇编名为《大礼奏议》，一卷为奏议，载录张、桂等五人奏疏。二卷为会议，为礼官集议，世宗诏下礼部刊行。 或许是受到《大礼奏议》编纂的启示，不久，世宗即命礼部尚书席书编纂《大礼集议》。席书受命后，先确定了收录人员范围和收录奏疏的时限。《大礼集议》仍然收录支持世宗的议礼诸臣所上奏疏，但扩编了收录的范围。席书、张璁、方献夫、桂萼、霍韬等首倡大礼的五人所上奏疏被作为正取，礼科右给事中熊浃、南京刑部郎中黄宗明、都察院经历黄结、通政司经历金述、监生陈云章、儒士张少连及楚王、枣阳王等宗室六人为附取。后来，席书又奏请收入锦衣百户聂能达、昌平致仕教谕王阶的奏疏，收录的时限为嘉靖三年二月张璁、桂萼赴京师以前，此后则不取，其意在杜绝“望风希旨，有所觊觎”之辈。同时建议者，监生何渊、主事王国光、同知马时中、巡捡房浚等人的上疏，因“言或未纯，义多未正”，亦不在收录之列。 《大礼奏议》纂辑过程中，学士张璁等又建议依《春秋》编年法，系以年月，始于正德十六年迄于嘉靖四年，大书其纲，细书其目，开附已意于下，席书乃因此纂为《大礼纂要》。嘉靖四年十一月，《大礼纂要》成，为上下二卷，附录遗议数篇，古今考证数篇。十二月，《大礼集议》成，一卷为奏议，二卷为会议，实为学士方献夫所纂辑《大礼奏议》。又增加侍郎胡世宁所奏及前人议论有关典礼者为第三卷，再特增建世庙之议为第四卷。乃并《纂要》二卷，通为六卷上进，诏颁布中外。［1］卷58，嘉靖四年十二月辛丑闰十二月，颁布天下。因诏：“大礼已定，自今有假言陈奏者，必罪不宥。”［2］卷197《黄绾传》二 《大礼全书》与《大礼要略》 《大礼集议》颁布后，由于奏疏收录的限制，引起了一些赞成世宗议礼而奏疏未收入官员的不满。上林苑监右监丞何渊在嘉靖四年建议为兴献帝立世室，引发世室之议，其奏疏却被席书视为偏陋，未被收入《大礼集议》。嘉靖五年十二月，何渊奏请将世庙议行礼仪如修正尊号，按照《大礼集议》的凡例续编刊布，以纂辑《大礼全书》，在其中收入自己历年所进章奏。又陈言，席书排斥异己，对自己先后所上诸疏，多阻格不覆。世宗认为“议定世庙实与尊号相同”，诏内阁草敕，命儒臣纂成《全书》，并命令缴回先前所颁行的《大礼集议》。 席书抱病上言，《大礼集议》中已有建世庙内容，只是其后开神道、毁坏神宫监，及迁主谒庙之议，因众论不一，未能载入，非如何渊所说全无收载。且论何渊章奏文义悖谬，无足可采。他陈请世宗，停止收缴《大礼集议》，俟缮完刊定，昭示中外，以成一代之典。［1］卷71，嘉靖五年十二月己未席书还表明了他对世宗欲图任用内阁及翰林院官为编纂人员的担忧，他告诫世宗，这些人皆为当日左顺门事件中的哭谏者，任命他们，将会事起纷更。他主张在编修中仍用礼部官员，“即敕原议礼官如方献夫、霍韬、黄宗明、熊浃、黄绾同本部官增修续之”，并建议起用南京兵部尚书王守仁协同编纂。 按照席书的设想，这部《大礼全书》将在《大礼集议》、《大礼纂要》的基础上进行编纂，在《大礼集议》中增入建兴献帝世庙的奏疏，编次为两卷；而在《大礼纂要》中，则“次第岁月，提纲分目，据事直言，续附原编之后”。也就是说，席书设计的《大礼全书》是以《大礼集议》和《大礼纂要》为蓝本并进行续编，仍然希望由礼部来主持完成。 张璁亦上奏，力请免缴《大礼奏议》，认为这种做法会使天下臣民怀疑皇上更改已定之礼，毁坏已成之书，而使人心惊疑。与席书的担心一样，张璁也向世宗提出：“无烦开馆，以取纷更”［3］《奏书》卷2《论免缴大礼奏议》。 世宗接受了席、张二臣免缴《大礼奏议》的建议，但他们以礼部官员来完成《全书》编纂，无需开设史馆的建议却最终未被采纳。嘉靖六年一月二十二日，世宗颁诏，开馆纂修《大礼全书》，任命大学士费宏、杨一清、石珤、贾咏，礼部尚书席书为总裁官，吏部左侍郎张璁，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学士桂蕚为副总裁官，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方献夫、霍韬，原任河南布政使司右参议熊浃，福建都转运盐使司运使黄宗明，翰林院修撰席春，编修孙承恩、廖道南、王用宾、张治，南京工部营缮司员外郎黄绾、礼部仪制司主事潘潢，祠祭司主事曾存仁为纂修官。世宗敕谕费宏等曰：“朕自继承大统即位以来，朝夕之间，惟我皇考、皇母尊亲未定，命诸礼官考详大礼，辄引后世继祠之说，名实不称，废坏纲常，尚赖天赐良哲正直之士，力赞朕一人正厥大伦，尊尊亲亲各当其宜，位号已定，庙祀已成，岂可无一《全书》以示后世，虽前命礼官席书纂成《集议》，其中或有未备，朕心慊焉。”希望纂修各官“勉尽忠爱，深体朕心，上稽古人之训，近削弊陋之说，参酌诸臣奏论，汇为《全书》，前《集议》所编，不得更改，可略加润色，以成永久不刊之典。”［1］卷72，嘉靖六年正月庚子 专门组建史馆，任用内阁辅臣和翰林官员，这无疑是国家编纂大型史书的格局，编纂规模已经远远超过了《大礼集议》。其间原因，是世宗对这部议礼之书的重视程度超过了以往，他敕谕张璁：“大礼者，乃天子之礼，书册者，乃一代君臣之行也。重其事，所以命官纂集，其曰命官，还用建礼之臣掌其文意。” 在《大礼全书》的编纂过程中，我们还应当注意张璁所纂《大礼要略》在其间的作用。嘉靖六年正月，世宗颁诏开馆纂修《大礼全书》不久，张璁将“自建议以来，履历所知”辑为《要略》109条，后增至315条，装潢成帙，呈请圣览。所谓《大礼要略》，“撮大礼之要而举其略也”，张璁自称在议礼过程中每事必书，备录所识，“固将有所待焉”［3］《奏疏》卷3《进大礼要略》，《大礼要略》即其个人闻见的简略汇集。在《进大礼要略》中，张璁向明世宗陈述了他对《大礼全书》的编纂设想： 窃以此礼之失非今日也，自汉、宋诸君失之矣。此礼之争、非今日也，自汉、宋诸臣争之矣。皇上之改非改今日也，改汉、宋诸君也。臣等之诤非诤今日也，诤汉、宋诸臣也。是宜皇上之欲为《全书》以昭一代君臣之行也。夫前之《集议》成于礼部，犹从案牍之文，有司之书也。今之《全书》，出于史馆，宜从典则之体，天子之书也。有司之书，所以行于一时，以晓凡愚，不可遂废也。天子之书，所以传于万世，以著令典，不可苟为也。伏乞皇上严谕馆阁，开诚布公，必仿史书凡例，以年月日为纲，凡于大礼有关者，每事必书，每书必实。至于诸臣奏议，如礼者必采其精，不如礼者亦存其概，备载圣断以裁成之，以见非天子不议礼，其权非臣下所得而窃之者也。 由此可以看出，《大礼全书》的编纂原则和此前《大礼奏议》、《大礼集议》已然不同，《大礼奏议》、《大礼集议》由礼部主持编纂，为一个部门代言的有司之书，其目的在于辨明一时是非。《大礼全书》由朝廷开馆纂修，是为皇帝代言的“天子之书”。张璁提出“宜从典则之体”、“必仿史书凡例”、“备载圣断以裁成之，以见非天子不议礼”，几大原则，从义例上对《大礼全书》进行了提升。意味着《大礼全书》不但要从文献汇编上升到典制之体，而且要成为流传百世的史书。“非天子不议礼”则表明只有世宗本人具有这部著作的裁断权。 在《大礼要略序》中，张璁又将《大礼全书》与《春秋》进行对比： 昔孔子作《春秋》，必先明五霸之功罪则事有统理。夫《春秋》，鲁一国史也。今大礼之书，为天子之礼，一代君臣之行也。是宜圣心有在而欲为《全书》也。臣孚敬实为迂愚之儒，尝从建议之后，每事必书，因将有待焉者。兹仰承德意，罔敢或逞，于是辑为《要略》，亦惟明夫统理而已。庶同志者于是乎会通，于是乎致详。其于《大礼全书》未必无少补云。［3］《文稿》卷1《大礼要略序》 我们知道，《春秋》一书，最引人注目的是“使乱臣贼子惧”的褒贬意义，进行褒贬，需要有评断，这也在以后的编纂过程中得到了贯彻。通过呈进这部《大礼要略》，张璁将《大礼全书》的纂修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世宗敕命将张璁的《大礼要略》被发给咨问诸臣，人各一部，令以所知，如例开详，于旬月间送付史馆，以备采择，“集众见以成《全书》”［3］《奏疏》卷3《论撰修》。更为重要的是，《大礼要略》的引导，改变了此前议礼之书编纂奏议汇编的性质，使《大礼全书》从文献汇编上升为体例严谨的史书，以“非天子不议礼”被赋予了严格的政治意义。三 《明伦大典》的编纂 嘉靖六年六月，《大礼全书》初稿六册呈览，世宗留览数日后，敕谕内阁，欲将《大礼全书》更名为《明伦大典》，敕曰： 朕复思斯礼也，不但行于今日，实系乎万世法。欲使明人伦，正纪纲，所关匪轻，若以《大礼全书》四字题之，似为未善，朕欲名之曰《明伦大典》，未知可否，卿等便会璁、萼议可否来闻。［4］卷1，P57 这表明，世宗对这部著作的期望不仅仅是要昭示当代，还要以此贻鉴将来。他希望要达到的目的是向天下后人表明，“大礼”之议是维护纲常伦理之举动。张璁在回奏中对“明伦”二字的意义进行了阐发，认为三代之教皆所以明人伦也，明太祖设学校以教天下，太学名彝伦，府州县学名明伦，正是祖述尧舜之意。极力赞扬世宗对《大礼全书》名称的改动，称：“《明伦大典》提纲挈领，开示顽慝，诚可为万世法也，夫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尧舜之主其复见于今日矣。”需要指出的是，《大礼全书》名称的改动，带来的是意义的变化，名为《大礼全书》，其意在收录完备，称之《明伦大典》，其意在义理之严明，按照张璁的说法则是“顾先名《大礼全书》，宜事核而备。今改《明伦大典》，宜义正而严”［3］《奏疏》卷3《进明伦大典初稿》。 《大礼全书》更名后，总裁官的任命亦发生了变动，张璁与大学士杨一清、谢迁、学士翟銮被任命为总裁官，尚书桂萼、方献夫为副总裁官，都御史熊浃、詹事霍韬、少詹士黄绾与修撰席春等被任命为为纂修官。 世宗皇帝对《明伦大典》一书极为重视，并积极参加到编纂中，予以亲自指导。嘉靖六年七月初五日，世宗认为书中所载席书前所注论有缺略之处，特以黄票标出，令张璁等人通查详定。并敕谕：“其先儒所论并魏诏汉宋诸事，果于礼合，则褒进之，使后人有所守，否者则贬斥之，亦使后人无所惑。”［4］卷1，P58为《明伦大典》定下了褒贬标准。不久，嘉靖皇帝又派司礼监太监鲍忠于左顺门传谕：“凡古人欧阳修诸儒之论，于父子君臣大伦有所发明者，俱要增录。”欧阳修是宋代“濮议”论的反对者，世宗此举，不外乎是为自己尊崇生父，找到古人论据的支持。七月初十日，世宗谕张璁，将世庙乐章编入《明伦大典》。 于是，张璁等依照世宗所示撰稿，嘉靖六年八月初二日，《明伦大典》初稿完成进呈，在《进明伦大典初稿》中，张璁将《明伦大典》看作是“法天下、昭万世”的一代典制，其间对《明伦大典》一书的意义，对世宗谕旨的理解，以及编纂方式进行了详细陈述，据称： 顾先名《大礼全书》，宜事核而备。今改《明伦大典》，宜义正而严。……是诚皇上虑正论未明于今日，横议再肆于将来也。臣等仰承明命，日夜不遑，于是援汉司马迁作《史记》事例，凡每条所当发明处，各为论断，用小书以附其后，然皆即其所自为说，据礼折之，其心固宜无不服者也。止称史臣，不用录臣名氏者，以示天下后世之公言也。其席书论注，仍多采择附录，互相发明，使凡开卷者，于邪正是非燎然不昧矣。兹重写成稿，共六册，上干圣览。伏乞裁示，庶体式有所遵依矣!［3］《奏疏》卷3《进明伦大典初稿》 由于张璁意识到世宗的种种指授，“是诚皇上虑正论未明于今日，横议再肆于将来也”。所以必须要有人站出来为皇帝代言，因此仿照《史记》加入了史论，即“史臣曰”的评断，这就又带来了编纂过程中体例的变化，《大礼全书》仍是以收采奏疏为主，《明伦大典》则加入议论褒贬，以官方评断的面目，用“以示天下后世之公言也”的名义，使之成为了带有褒贬意义的史书。 嘉靖六年八月十四日，览毕《明伦大典》初稿，世宗谕张璁，《明伦大典》要直书是非，敕谕云：“览所撰，具见尔等尽心典礼，纲常所系。但诸臣所奏，或自疏，或连名，或会官，或奉旨议，或渎乱破礼，宜皆一一直书，以明是非邪正之辨，尔等仍会总裁官详议，用心纂修”［4］卷1，P61。世宗之谕，在此后编纂中得以切实贯彻，并著为凡例之一：“诸臣或自疏，或连名，或会议，仿汉书例，俱备录姓名，遵圣谕也。”［5］卷首《凡例》张璁亦据此疏请各科奏缴与“大礼”有关的奏疏，送付史馆，以便考据。 嘉靖六年十月初八日，世宗又密谕内阁辅臣张璁，《明伦大典》易撰处可令翰林院詹事霍韬代撰，紧要处须张璁亲撰写。张璁进言，《明伦大典》已经完成大半，并坚称撰写过程须要经其一手，方得首尾融会，脉络贯通，是是非非乃可传天下后世。嘉靖七年四月十八日，世宗又谕，《明伦大典》专论大礼，稿中不可附以别事，虽皆与礼涉，止可以一二言述之。这使得身为总裁官的张璁、杨一清等不胜惊惧，连日翻阅。张璁删除了自己为陈洸之狱所写的《大狱论》，并将《大礼要略序》及《刊增要略进呈疏》删削，原来写入的论世庙乐舞的奏疏，只保留自己与桂萼《论世庙乐舞第一疏》以尽其意，第二疏删去，恐致重复。然后上书世宗：“其凡于大伦大义是非邪正所当辨别者，一事不敢遗，一人不敢失，且各为论断，以附其后，不敢少有隐讳，所以据事直书，示至公也。”［4］卷6，P114-115尊照圣谕重新删削的《明伦大典》，缮写为草稿二十册，五月初八日，由张璁将呈送御前，请世宗“通加从容垂览”，并表明：“有未当圣意处，更乞一一裁示，务求精当，乃敢缮写正本进呈。” 世宗阅后，发现其中没有收录奉迎圣母的两道诏书，下令用心查附。张璁乃于内阁底簿检出编入，仍各附论断于后。其余尊奉圣谕，逐一删补，五月初十日，再将书稿封进，待世宗览毕发下，缮写正本。 《明伦大典》将成之际，世宗亲为之撰序，由于对北宋力主“濮议”的司马光、程颐等理学名臣深为不满，序文中有“坏礼之臣，司马、程二氏，罪人也”，“司马光、程颐谬论”等语［6］《秘谕录》卷2《礼论上·论明伦大典前序奏对》，谢迁、张璁、杨一清认为几人皆为今古大儒，人所尊信，不能抑之太过，主张去掉“罪人”、“谬论”等字，世宗皇帝却坚持己见，敕谕云： 夫司马光、程颐，虽是先贤大儒，伊之心未能全其仁耳，终不及孔孟之圣。司马氏首倡变纲常、隳人伦之说，而程氏中习之，今之廷和、毛澄不过又承习之也，原起是司马程氏之言，迁（谢迁）之意，泥于尊师，近于回护，恐不当如是也。夫天不可欺，朕不必复辩矣！卿其思之。这一场事，今日若不断了，将来恶顽徒必兴毁议，朕实忧也。［6］《秘谕录》卷2《礼论上·再论明伦大典序文奏对》 世宗欲从反对派立论的根本进行反击，因而追根溯源，对于北宋司马光、程颐等 “濮议”中主张濮王之子当继仁宗之嗣的大儒，不惜彻底否定，显示出将现今争议置于整个历史视野上予以批判的长远眼光，目的是不留后患，免于后世“毁议”，这与将《明伦大典》编纂为史书的宗旨一致。 嘉靖七年六月初一日，《明伦大典》最终完成，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杨一清等拜表进呈，世宗附亲制序文，命宣付史馆，刊布天下［1］卷89，嘉靖七年六月辛丑。明世宗是《明伦大典》编纂的操控者，正如实际执笔的张璁所云：“今《明伦大典》实一代盛制，皆出圣明指授裁正。”又称：“大礼之议，父子大伦，实皇上亲自提挈，臣不过因事推明而已。《大典》之成，是非大权，实皇上亲自总揽，臣不过因文纂述而已。”［4］卷6，P116、P119 四 《明伦大典》编纂的作用和影响 《明伦大典》二十四卷，仿《资治通鉴》体例，编年记事，“以年系月，以月系日”［5］卷首《凡例》，始正德十六年三月迄嘉靖七年三月,载述“大礼议”经过，前冠嘉靖七年御制序，下接圣谕手札六则、皇帝敕俞三道、嘉靖七年杨一清等进书表、纂修职名、《凡例》五则、历代帝王传授总图、大明万世传统图，卷末末附杨一清、张璁后序[①]。其中收载有关兴献王尊号及建立世庙等争议奏疏，多达三百余件，涉及官员七百余人［7］《绪论》，P34。由于收录丰富，无论是研究“大礼议”事件本身，还是嘉靖朝政局，《明伦大典》一书都有不容忽视的史料价值。而由于特殊的编纂背景，其政治意义更值得我们进行探讨。明世宗在御制序文中指出：“朕以斯礼关系帝王为治，建极之要，当有纪述，以昭示后人……今幸编成，遂定名曰《明伦大典》，以是书专为明大伦而作也。”［5］卷首《御制明伦大典序》 与《大礼奏议》、《大礼集议》只收录支持世宗议礼的奏疏不同，《明伦大典》一书备述诸臣建议本末，“邪正具载”，完整地展现了大礼的过程，或者说是世宗尊崇本生取得胜利的过程。其中以“史臣曰”的评断之语，为大礼议进行了理论总结。并且为明朝廷的处理措施加以辩解。 其一，“史臣曰”试图从理论上为世宗尊崇生父提供依据。这通过批评议礼反对派的言论来实现。如议礼反对派依据《皇明祖训》“兄终弟及”，强调世宗须继孝宗之嗣，为孝宗之后乃可与武宗为亲兄。“史臣曰”对此进行了新的解释，认为：“《祖训》兄终弟及，可推之无穷，而施由亲始，先及同父，次及同祖，皆所谓伦序也，非专指同产言也。惟议者必欲称孝宗为皇考，故必欲强武宗为亲兄，则愈谬矣。”［5］卷4“为人后者为人子”是反对派所持的立论基础，“史臣曰”亦进行驳斥，指出为人后之礼乃士大夫之礼，非天子之礼，“天子无为人后者，安得假律文以断之乎？”并一再申明“非天子不议礼”，批评杨廷和等人“辄据宗法论天子礼”［5］卷9。在立世庙的争议中，“史臣曰”则立足于尽孝和尊亲，引据汉宣帝、光武帝为生父立家庙故事，引述世宗本人的敕谕：“世庙不得不作矣，笃尊亲也，仁也。”［5］卷19极力论证建立世庙合乎礼法，是世宗孝思无穷的表现。 其二，以“史臣曰”的评断，指斥议礼反对派，强加其欺君、不忠之罪名。大礼议中，力持“濮议论”的杨廷和等人为世宗深恶，他在《御制明伦大典序》中集中讨伐，指责杨廷和等“辄据汉宋之事，悖逆天道，欺忤朕在冲年，坏乱纲伦，鼓聚党类”。［5］卷首《御制明伦大典序》杨廷和也首当其冲成为“史臣曰”的攻伐对象，杨廷和倡言“濮议论”，“史臣曰”指斥其目无君主，“是不知有君也，不知有君是不知有天命也”［5］卷1。又指责他“首设异论当斩之言，盖协众以必从”，是乱祖宗成法的“奸邪”［5］卷2。杨廷和等人心灰求去，又被指为要挟君主，“史臣曰”评断说：“君子群而不党。杨廷和、蒋冕、毛纪复求罢以期必胜，要君之罪，于是乎益大矣！”［5］卷7翰林院修撰吕楠、编修邹守益因上疏反对兴献帝立庙大内，下狱被贬，“史臣曰”评论两人“言多谬妄而不自知，更相标榜，以入狱为豪迈，以外贬为孤高，故一时之众翕然与之，迨不知复有君父者矣”［5］卷12。 其三，为左顺门事件定论。左顺门事件是嘉靖“大礼议”中至关重要的事件，在议礼双方的矛盾激化后，群臣跪伏左顺门，以哭谏的形式集体抗议。世宗以暴力梃杖解决问题，逮系五品官员一百余人，先后杖杀十七人。参与哭谏的朝臣，列入《明伦大典》者达二百二十九人［7］P81。对左顺门事件的评议，实际上是关乎“大礼”是非的重要标准，《明伦大典》对此暴力事件的评论曰： 史臣曰：於乎，礼争至此，天理存亡之几决矣，夫自汉人之争未决也，而流祸于宋，宋之争未决也，而流祸于今日。夫汉人也，宋人也，为争犹可说也；今人也，为争不可说也。……记曰：“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唯我皇上英明果断，含弘光大，洞察群情，薄示惩戒，此人心所以知悟，而天理所以长存也。於乎，兹其弭祸于万世者乎！［5］卷16 这里，“史臣曰”的评论将明世宗的廷杖暴行赞誉为刚断果决，是挽天理于存亡、弭大祸于万世的英明举措，在这样的辩护下，议礼反对派再无任何申诉和表白的余地。 可以看出，《明伦大典》以官修史书的面目，以“公论”的形式，为大礼之议作出了议礼胜利一方的总结。《明伦大典》所明的“大伦”即是“史臣曰”为大礼所下官方定论，亦即皇帝意愿。最后，我们看到的“大礼”结论是“绍武宗十有六年之统，而兄弟之义尽”；“复献帝十有五年之嗣，而父子之恩完”；“都宫有奕，太庙与世庙相辉。祀事孔明，大礼与大乐并作”［6］附录一《进明伦大典表》。 《明伦大典》直接的政治功效，是被用作对议礼反对派进行定罪的工具，成为“奉天行罚”以垂训的依据。在《明伦大典》的编纂过程中，世宗即开始酝酿对议礼反对派的问罪处罚。嘉靖六年八九月间，在处理了李福达之狱后，世宗敕谕张璁：“但惟大礼一事，众奸党尚未问罪，今日之狱，实自议礼处起，待修书完日，朕自有处”［4］卷1，P67。十一月，世宗与张璁商讨翰林院官员的选任。密谕张璁：“主‘濮议’大小正副之奸，待修《大典》完日，指名录其奸恶，分别情罪，使后来之学于是非邪正皎然明白，不致再蹈前辙，而后方可久安长治也。”［4］卷1，P67 嘉靖七年五月二十九日，《明伦大典》将成，世宗令张璁等撰写纂修等官效劳恩典，指示说：“今次比别项不同，赏功于善，降罪罚恶，在此举。”［4］卷6世宗还一再赐敕谕张璁、杨一清等开议“邪议”一干党恶罪名，以差定罪，其情极为迫切。杨一清《论差定议礼官员罪过奏对》中记录世宗的密谕云：“先因《大典》将完，朕书次谕卿，令与少保张璁开议邪议一干党恶罪名，以差定罪，今写正之期，卿等奏谓在是月内进呈。而开议一事，尚未写来，岂不负朕？” 嘉靖七年六月一日，《明伦大典》修完进呈，两日后，世宗即敕命定议礼诸臣之罪。谕曰：“凡三更诏令，而大礼始定，纲常伦礼，灿然大明于天下矣。比者命官纂理《明伦大典》，书成进览，其间备述诸臣建议本末，邪正具载，奉天行罚以垂戒后之人，乃朕今日事也，然犹不欲为已甚之举，姑从轻，以差定罪。”［1］卷89，嘉靖七年六月癸卯于是，内阁首辅杨廷和被定为罪魁，其罪名是怀贪天之功胁制君父，以定策国老自居，以门生天子看待皇上，依法当戮市，念其为辅臣年久，削其生前官职，其余各官凡列名者，分别处以革职等惩罚。同时，世宗颁布《议大礼敕》诏告天下，谕称： 呜呼，叙典秩礼，圣贤之大道，赏善罚罪，天子之大权，若一概置而不问，无以彰上天讨罪之公，必如是而或可。都察院便刊布天下，使凡为臣工者皆知伦理之不可干，名义之不可犯，共襄人文之化，以成熙皞之治于无穷焉。 世宗在此强调对议礼反对派的定罪，是行使天子之权，他警示群臣 “伦理之不可干，名义之不可犯”，等于又重申了《明伦大典》中“非天子不议礼”的思想。皇权，才是大礼定议的支撑点。 《明伦大典》还发挥传播大礼官方定论的作用。杨一清在《进明伦大典表》中叙述说：“人道之大经虽明于今日，而人心之迷惑，恐误夫后来。”［6］附录1《进明伦大典表》世宗也一再强调，《明伦大典》需要贻鉴将来，杜绝今后的毁议。在《明伦大典》成书五个月后，世宗敕谕大学士杨一清：“朕惟《明伦大典》与诸书不同，所以明人伦之至要，分邪正之所为，辨公私之得失，论统、嗣之不同，着忠欺之情状，昭古今之是非，于以俟来者之圣而不惑者也”［1］卷95，嘉靖七年十一月丁巳，谕令将《明伦大典》一书遍给亲王及各衙门官员。 于是杨一清与礼部尚书方献夫等上言，“《大典》一书，乃一代典礼，万古纲常所系，凡内外官属师生均宜颁给”。由于内府所印有限，难以遍及，而抄录又恐导致差讹，因此，计划在京文武大臣宜人给一部，五品以下官员则令礼部翻刻小本以遍给之，在外各王府及各布政司直隶诸府俱给一部，令再翻刻遍予。嘉靖七年十一月，颁给《明伦大典》于各王府并两京文武诸臣及天下诸司所属，十二月，世宗又下诏，以《明伦大典》赐建议诸臣及发明典礼者，并将《明伦大典》发福建书坊刊行［1］卷96，嘉靖七年十二月壬申。此后，《明伦大典》广为流布，形成了多个版本[②]，其政治影响与文化影响波及一时[③]。 《明伦大典》的编纂既是嘉靖朝的史书编写活动，又是嘉靖“大礼仪”的一部分，表现出了史学与政治的紧密结合。比起朝廷的“大礼”裁断，《明伦大典》的编纂显然眼光更为长远，这不仅要统一当前舆论，更要造成永远不变的历史定案。这种官方控制史书解释权，不顾史实而以强权裁断控制舆论的修书方法也被后世所效仿，明天启朝，得势的阉党势力即“如《明伦大典》例”［8］卷13《三朝要典》，纂修《三朝要典》，记述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事件，其间党同伐异、歪曲事实，较《明伦大典》有过之无不及，业已衰落的明朝官方史学由此更加丧失了公信力。官方史学走向颓势，私家史学则兴起波澜广阔的普及性潮流。 嘉靖朝《明伦大典》的编纂，将政治伦理与修史活动完全附庸于最高统治者的利益，并且运用到极致。世宗希望 “《大典》广布，而大礼益明，无异议矣” ［1］卷95，嘉靖七年十一月丁巳。然而，随着时势的推移，明世宗欲控制舆论的目标，却是难以实现。在《明伦大典》中受到打击的议礼获罪诸臣陆续获得谥号，明人赞誉议礼获罪者的碑传文章也在世间流传。至清代，对“议大礼”是非曲直的评断更与《明伦大典》相去甚远，明世宗将生父升祔太庙的举措亦受到指责。史学与政治间的这一轮矛盾运动，未能也不可能摧毁述史求真的准则。 参考文献 ［1］《明世宗实录》[M]. 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 ［2］《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张璁撰、张宪文校注：《张璁集》[M].上海：上海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4］张璁：《谕对录》[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5］《明伦大典》[M].北京图书馆藏微缩胶片，嘉靖内府刊本. ［6］ 杨一清：《杨一清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1. ［7］胡吉勋：《大礼议与明廷人事变局》[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8］孙承泽：《春明梦余录》[M].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 [①] 按，卷首各篇次序据嘉靖内府刊本，与此后嘉靖镇江府刊本不同，卷末后序，镇江府刊本多桂萼、方献夫序。 [②]今存 《明伦大典》有四种版本，一为明嘉靖七年内府刻本，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台北中央图书馆有藏；一为明嘉靖镇江府刻本，现藏于北京图书馆及上海图书馆；一为有嘉靖八年四月湖广刊本,有台北中央图书馆及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本。一为民间收藏的嘉靖经厂本，一度出现于拍卖市场，现不知归属。参见胡吉勋《大礼议与明廷人事变局》第一章《议礼与定罪》；马静《明伦大典的编纂始末》，《江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③]按：沈越《皇明嘉隆两朝闻见记》、范守己《皇明肃皇外史》、徐学谟《世庙识余录》、之大伦《皇明永陵编年信史》等当代史书皆引用《明伦大典》，对大礼议的评判亦断受到“史臣曰”的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