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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彝及其《道咸以来朝野杂记》

http://www.newdu.com 2017-11-01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 newdu 参加讨论

    崇彝及其《道咸以来朝野杂记》
    孟彦弘
    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整理出版时,书前《出版说明》对其来历、内容及作者有一个简要说明:
    近人崇彝的《道咸以来朝野杂记》,是一部记载清道光、咸丰以来直到本世纪三十年代北京的掌故旧闻的笔记,内容涉衣朝野的各个方面。
    崇彝,姓巴鲁特,蒙族,字泉孙,号巽庵,别署选学斋主人。清末官户部文选司郎中。着有《选学斋书画寓目笔记》、《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辑有《雅颂诗赓》。
    作者为清代道光、咸丰间大学士柏葰之孙,柏葰字泉庄,故崇彝字泉孙。
    本书作者手稿,原藏已故著名历史学家邓之诚先生五石斋,中华书局据以录副,石继昌同志曾迻录一份,进行标点,并对其中明显的错字作了校正。现即用点校者抄本印行。
    邓之诚先生曾于一九四七年撰文,对本书稿加以评论,现作为代序,刊于书前。[①]
    《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曾予立目,但内容大致抄自《出版说明》,只是在生卒年一项,作“?—光绪末年间在世”[②]。偶阅金毓黻日记,1956年6月4日有关于崇彝的记载:
    在宝会斋书店见《杜樊川诗注》二册,经满洲崇彝用朱笔点勘一过,非常精细。闻书店主人范君言,此人已于一九五一年下世,平生最喜读书,如《春秋左氏传》讽诵至于数十过,并将讽诵日期及遍数注于每册之尾,可谓勤矣。其于樊川诗之佳者皆加密圈,间有极少数批校,亦有少数未经圈识之诗,盖以为不必诵读者。余得此甚喜。
    王会庵言,崇彝字巽庵,喜吟咏,尝向杂志投稿,但不详其他事迹。[③]
    书估范氏称崇彝逝世于1951年,但于崇彝生平,金毓黻除得于王会庵的说法外,其他已不甚了了,且将八旗蒙古误作八旗满洲。
    书前邓之诚《代序》,评价此书“字字珍秘,皆亲见亲闻,当与《啸亭杂录》并传,非《天咫偶闻》等书所能望其肩背也”,末又称“此事当今无第二手,当仁不让,万勿妄自菲薄。千秋事业,即在此数卷书”云云,颇似鼓励语。检《桑园读书记》,有“柏葰自定义年谱”条,称“一卷,稿本,从其孙崇彝借读”[④];知二人确有往还。《桑园读书记》早在1943年即已“订之成册”[⑤],则二人订交当在此之前。
    崇彝出现于邓之诚的日记,是1941年11月16日:“托王钟翰往城中访崇黻丞,借其祖《柏葰自撰年谱》手稿。”(页123)托学生往访借书,显然不是订交之始。日记中所涉及的崇彝,邓氏都称为“崇黻丞”,偶作“崇黻臣”,则黻丞,恐是崇彝的又一表字。这部年谱稿,正是《桑园读书记》所评述者。此后,邓之诚又向崇彝借得乃祖的自供状。1943年4月13日,“至(崇)黻丞处。慨然以其祖《柏相国静涛亲供》见假,此予求之不可得者,喜极,与黻丞久谈共饭”(页189)。
    柏葰,《清国史》、《清史列传》、《清史稿》有传,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清代档案中有其传包[⑥]。咸丰八年(1858)顺天乡试案,柏葰为主考官,次年被查出“以家人干请,辄即撤换试卷……就所供情节,详加审核,情虽可原,法难宽宥”[⑦],被议处极刑。伯葰的供状,是颇难得的史料,邓氏借到,高兴之情溢于言表,于次日即抄出。14日:“抄柏葰亲供,尽一日之力毕。”(页189)16日:“柏葰所记东陵纪略,为之排比一过,录而存之。”(页189)
    5月28日,邓之诚作《柏葰传》,传末称“孙一,崇彝,官吏部文选司郎中”(页199)。5月30日,“晨书致崇黻臣,以所撰传稿交阅”(页199)。6月1日:“访崇黻臣丞,还年谱、同年录、笔记……渠亦以其祖《薜菻吟馆诗存》为赠,非我所欲也。久谈,即在其处饭。”(页199)
    此后,二人常有往还。如1943年10月5日:“得崇黻丞书,言渠所藏顾侠君全集,有《书馆续吟》之目,并无《书馆闲吟》之诗。即作数字复之,明日交邮。”(页209)1944年3月1日:“崇黻丞来,以新刻诗见惠,过玉■(虫+东)桥七律一首极佳。”(页249) 6月18日:“崇黻丞来札,劝予刻滇语,此何可能耶。”(页263) 7月10日:“为崇黻丞之女刻一印。”(页265)8月4日:“作字致黻丞告以清漳夹宅,出《南史·刘面+力传》,乃张融、周颙、刘绘三人共宅事。”(页271)8月24日:“晚诣崇黻丞闲谈。”(页272)9月7日:“傍晚访黻丞闲谈,以南华山人诗钞示之。此书不易得,东方〔图书馆〕所藏者,正集尚少一卷”(页274-275)
    他们还曾相约一起游故宫。10月25日:“下午诣崇黻丞定明日故宫之游。”(页275)10月26日:“午至二女处饭,携二女往游故宫,崇黻丞父女亦至。古物南迁后,此尚是第一次之游。所游为中路西路,而外西路则不开放。……黻丞为言,昔官吏部时,带领引见俱在干清宫,……黻丞又言,所谓干清门侍卫,指在门内者而言,门外则为大门侍卫。又言御门即御干清门,有御几无宝座,皇上当门南面而立。下午四时归。”(页275-276)11月15日:“午饭后,偕潘婿往游故宫东路,黻丞父女相待久矣。宁寿宫结构极佳,在西苑之上,所陈列内阁档案,有清室绿头牌,宽三寸许,为向来所未见。”(页277)
    他们有时闲谈,有时诗文唱和,有时鉴赏文物。如1944年11月3日:“下午往访崇黻臣,不值,遂至二女处。归,复访黻臣,示以《词苑撰文》,黻臣谓确是道光时写本,孙跋确是莱山手书,或真是戴文节录本,亦未可知。即使非戴笔,而其书亦有足贵也。”(页276)11月11日:“晨至黻丞处略坐,遂至二女处(黄化门)午酌。……晚归家(大经厂)已九时许。”(页276)11月24日:“下午一访崇黻臣,托其代询故宫尚有圣训否。久谈始归。”(页248)12月19日:“崇黻丞书来,言予所求南园书联,五百尚不肯售。即复书作罢。”(页280-281) 1945年1月16日:“午后,勉步至黻丞处,观人托售田白三纽,……又田黄辟邪纽,垢道人刻印一纽,鸡血方及六分者一纽。二者共索十万,人已还价四万,尚不肯让出也,真石妖矣。黻丞以奕绘书扇面见惠。”(页283) 1月23日:“访崇黻丞,取回所题顾太清诗扇。”并附词《和黻丞题顾太清诗扇渔家傲》(页284)。 3月6日:“昨崇黻丞以挽孟劬诗见商,因亦成五律四章。”(页287) 4月6日:“午饭后,过崇黻丞,以《感旧集》与之。遇高名凯携示王烟客画,予雅不悉其佳处。黻丞定为真迹,窃未所喻。”(页290)4月20日:“傍晚诣黻丞闲谈,以巾箱小品及经海真源(质邦王夫妇写刻本)赠之。”(页291)
    1941年日本袭击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日宣战后,燕京大学作为美国的校产,被日本军队占领,燕大校长司徒雷登,教授洪业、陆志韦、邓之诚等被日本宪兵逮捕囚禁。次年释出,邓之诚住在城里的大经厂胡同,直到抗争胜利后的1945年11月,迁到西郊成府村燕京大学校舍。邓、崇密集来往,就主要集中在邓氏城居的这个时期。
    在他们的交往中,邓氏日记中有多处记录了宗彝对清代掌故的熟悉。这正是与《道咸以来朝野杂记》相关的材料。1943年4月23:“归访崇黻丞,长谈。此君于清代掌故,所知甚多,记忆力甚强,颇为难得。”(页190)1945年则多处记有崇彝谈及的清代掌故。1945年2月19日:
    晨过崇黻臣,偶谈及福佑寺,黻臣谓闻之内务府人云,寺乃纯帝封宝亲王时所分之府,未居,后改为寺。又谓俗所谓福佑祀雨神,非是,雨庙在西苑时应宫。(页286)
    3月12日:
    午后,过崇黻丞闲谈。端方被劾事,……其事始末,皆黻丞亲见。(页288-289)
    4月20日:
    傍晚诣黻丞闲谈……黻丞言,王庆祺,宝坻人,……黻丞又言,穆宗之谴恭邸,实由力沮复修圆明……(页291-292)
    5月17日:
    晨访崇黻丞……黻丞谈数事,内务府大臣非曾任外官及科甲出身者,官止吏部侍郎,唯立山例外……唐绍仪绰号唐半截,言其遇事皆有始无终也……
    宣统末,盛宣怀夤缘瑞澄以通于载泽,瑞澄为载泽姊夫,载泽力保宣怀为邮传部尚书……宣怀纳郑孝胥铁路国有条陈,转以说载泽,见之实行,清遂以亡。……陈弢庵善为联语,其寿郭则沄五十云……陈居乡专横,颇不为清议所许,督学江西时,庇其同年龙文彬欲提南昌赈款四万修理学宫,黻丞之兄□□方守南昌,力持不可,后竟为陈、龙嗾御史假他事劾之去官。(页295)
    5月20日:
    诣黻丞,问盘磵为谁,渠谢不知。乃问我宝董斋,云昨见田黄石刻此三字,似是沈均初物。我亦不知也。(页296)
    6月21日:
    晨崇黻丞来,谈数事。攀桂,举人出身,……关防衙门在大高殿西间壁路北,为内务府交租处。部院大臣派有同一差使者,常借此处会议。曹润田说数事,袁世凯未称洪宪前,已有叫起、请起、带起等名目,群下私称为上边。朱尔典一日不经外交部,径由礼官蔡廷干领之见袁,力赞称帝。临别握手曰,下次再见,即不敢行此礼矣。……(页299-300)
    6月25日:
    黻丞言,徐会澧,山东人,极无学,室中无一书,即八股亦无之。日唯手长旱烟代,吞云吐雾而已,接人多巽辞和颜。与文廷式同放江南主考,事事唯文主之,受侮不少,亦不计也。……徐用仪以乙未议和预定赔款,磅价亏损过巨,为孝钦所恶,庚子之诛,盖理前恨,不与袁、许同罪也。用仪为翁文恭所挤……用仪,字筱云,与张荫桓皆工画,颇有法可观。(页301)
    崇彝于晚清掌故甚为熟悉,故邓氏曾让研究生就有关问题登门求教。如1947年3月19日:
    作书致崇黻丞,交许大龄携去。许欲问铨选法,黻丞曾官吏部文选司掌印,故为之介。(页419)
    在1946年10月5日,提到了崇彝拟将其所知掌故辑为一书的事:
    得崇黻丞书,言已纪清季旧事数十则,成一小册,尚拟续纪。闻之甚喜,当复书勉之。黻丞记性好,见闻多,若能成书,必传无疑。(页394)
    10月7日:
    晨起访崇黻丞,与之商定所撰《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体例、门类,先付《北方日报》登载。(页395)
    1947年丁亥六月,邓之诚就此书写了一篇读书记,标点本《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作为“代序”排出,末署“丁亥六月之诚谨注”。这大概是崇彝此书成书的时间。此后,邓之诚又为此书的刊载等事,颇费心力。如1948年3月13日:
    晨访齐思和,以崇黻丞所撰《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一册示之,托其在天津《民国日报》投稿,冀得酬金,以舒黻丞之困。未知得当否也,久谈而归。(页446)
    金毓黻得之于王会庵,说崇彝有文字于杂志发表。倘若发表,那就该是这部《杂记》中的内容吧。但我翻检了几种论著目录,未能检得。到了1956年,邓氏日记中又提到这部书。丙申八月初四(1956年9月8日——自1950年庚寅正月起,邓之诚日记不再用民国纪年,但也未改为公元纪年,而是用干支纪年):
    阅崇黻丞笔记一过,当稍文饰,不分类。(页956)
    这应该是钞本的定稿了。中华书局从邓氏传钞,大概是一九五九年。日记是年六月廿四日(7月29日):“中华书来,言将择印崇黻丞笔记。”(页1170)
    石继昌《旗人姓名琐话》,引夏仁虎《旧京琐记》所记一联“六部三司官,大荣小那端老四”,称大荣为荣禄;石继昌引其舅氏逸庵尝闻庆博如之说,大荣指荣铨,并说“后阅崇巽庵先生《道咸以来朝野杂记》稿本,亦有文辨其误,且谓荣禄约长于此人三十岁。《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排印本无此条”[⑧]。北京古籍出版社的排印本,正是石氏据中华书局钞本整理的,但石氏说钞本有此条而排印本无,或许排印本所据乃中华拟“择印”的钞本,而非全钞本?
    崇彝在抗战期间,生活还过得去。抗战胜利后,生活则日渐困窘,几乎是靠卖书度日了。1948年3月26日:“以崇黻丞《雅颂赓选》稿本八册交齐思和托卖。”(页447)3月30日:“晚招齐思和来谈,言本校图书馆可收崇黻丞之《雅颂赓选》原稿。”(页447-448)4月3日:“崇黻丞所著《雅颂赓歌》稿本卖与本校图书馆,价一千五百万,今日先送收条去。”(页448) 4月16日:“还崇黻丞五百万。此彼卖《雅颂赓选》之值,予挪用五百万,故还之。共以彼一千五百万存修绠堂,月息二十五分,每月可得息银三百七十五万,可以稍资弥补矣。予为之谋可谓甚忠。存折交友仁王估带交黻丞,嘱其无论如何不能提款也。”(页449)4月23日:“以崇黻丞所藏八旗人诗文集七十余种列目交齐思和托卖。”(页450) 10月26日:“以崇黻丞所藏八旗人诗集二十五种、六十四本由通学(斋)书估代交清华,前日高贻帉谐值百圆也。”(页461)11月5日:“清华送崇黻丞书款百元来,即交与之。”(页462)1949年11月8日:“为崇黻丞代卖皇历八册与图书馆。今日取得书款万元,即托文禄(堂)王估转交黻丞。本已送我,乃为筹得此款,于彼穷困中不无小补也。”(页491)1950年1月23日:“得崇黻丞书,言书板共六十片。”(页502)1月27日:“为崇黻丞卖《选学斋书画过目记》板片于图书馆,得人民券十六万元,交大雅书估带交。”(页503) 庚寅九月十二日(1950年10月22日):“聂崇岐来,与讲定崇黻丞托卖其祖稿本《薜菻吟馆律赋》、八股,其价千万,此亦可谓撞木钟矣。”(页536)九月十九日(1950年10月29日):“下午王希翰来,托其致十万元于崇黻丞,《薜菻吟馆律赋》、时文稿之值也。”(页546)
    燕京大学并入北大后,藏书亦并归北大。善本著录有《雅颂续集》三二卷,八册,“崇彝选编,清稿校正本(一名《雅颂诗赓》,继《熙朝雅颂集》而作,选录八旗先贤之诗,起自嘉庆九年,迄于宣统三年)”;《薜箖吟馆存稿二卷》,“清柏葰撰,稿本”,六册[⑨]。售予清华大学的八旗人诗集二十五种,据《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书目》,未能检得。或许不属善本吧。
    邓之诚除为他联络卖书事宜,还帮他促成家教事,甚至直接接济。如1948年4月14日:“下午崇黻丞去,赠一百万。”(页449) 9月2日:“孟昭诚、傅伯庸来。昭诚欲聘崇黻丞教其弟,予为酌定束修月四十金。”(页457)庚寅正月廿七日(1950年3月15日):“赠崇黻丞五万。”(页509)
    他听说中央拟设文史馆,曾几次托人说项,请关照崇彝的生活。庚寅年正月廿一日(1950年3月9日):“张伯驹来,言彼托章士钊向中共建议救济燕市穷老文人,嘱填崇黻丞住址、年岁。”(页508) 七月廿五日(1950年9月7日):“张东荪来……因托代崇黻丞觅噉飰所,彼允商之章士钊。”(页529)八月初五(9月16日):“前托东荪为崇黻丞说项,谋文教馆事。今日彼向符定一进言,已得允,唯未知何日成立。”(页530)九月廿五日(11月4日):“晨,致书张东荪,托为转达符定一,为崇黻丞谋文史馆之事。”(页547)
    但终于没有等到这一天。辛卯十月初四(1951年11月2日):“得讣,崇黻丞昨日亥刻逝世,为之不乐。”(页591)
    邓之诚庚寅七月初六(1950年8月19日):“访叶誉甫,尚殷殷,自言来住家,唯官气与牢骚未除……访何孟祥、崇黻丞皆晤。……今日所访皆老人,叶、何、崇三君皆七十,余只六十七,尚较予长三岁。”(页527-528)邓出生于1887年,则崇当生于1884年。
                                          二○一四年十月
    (原刊《中华文史论丛》2015年第4期)0.65万字。
    


    [①]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页1-3。
    [②] 陈玉堂《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全编本),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页1149。
    [③] 《静晤室日记》卷一五七,沈阳,辽沈书社,1993年,页7157。
    [④] 邓之诚《桑园读书记》,北京,三联书店,1955年,页90。
    [⑤] 《邓之诚文史札记》1943年7月13日:“晨起,草桑园读书记自序一篇,录于卷端,订之成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年,页203。按,此书由邓之诚之子邓瑞据邓氏日记整理而成,以下所引,径出页码。
    [⑥] 《故宫博物院藏清代文献传包传稿人名索引》,台北,故宫博物院,1986年,页249。
    [⑦] 《清国史》,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嘉业堂抄本,1993年,册9页610。
    [⑧] 《春明旧事》,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页225-226。
    [⑨]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书目》,北京,北京大学图书馆,1958年,集部页26、页112。按,新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古籍善本书目》,“薜”误作“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页497。《邓之诚文史札记》“箖”作“菻”。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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