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达先生的人生道路和学术道路深受两个人的影响，一是郭沫若，一是梁思永。这里，披露几件尹达先生与郭沫若交往中罕为人知的往事。
    一、未谋面前有“神交”
    尹达先生一生亲笔写过两篇关于郭沫若的文章，一篇是1945年3月写于延安清凉山的《郭沫若先生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3月13日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4月重庆《群众》第10卷第7、8期转载；一篇是1980年11月30日写于北京的《郭沫若与古代社会研究》（以延安所写为“前篇”，新写为“续篇”）。
    “前篇”回顾与郭沫若的交往：“大革命失败之后，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不少的青年知识分子大都彷徨歧途，无所适从，他们对中国革命的信心是减低了，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动向存在着一些糊涂观念。这时候，正迫切地要求着这一问题的解答。”郭沫若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锋利的文学手法，把枯燥的中国古代社会写得那样生动，那样富有力量，对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正象打了一针强心剂。”紧接着写到：“郭先生这一本书的功绩绝不止此，在中国，这是以唯物史观的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部巨著，从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上看，它确是一部划时代的作品；由于它的诞生，才把陈腐的中国古代史料点活了，才奠定了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基础。”特别强调“郭先生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态度是非常审慎的，他深刻地了解古籍特点，并不曾醉心于那些真伪莫辨的古书，而别辟生面，从最可靠的史料着手研究”，“在国外那样困难的条件下”研究甲骨文字，写成《卜辞通纂考释》一书，“成为中国空前的、综合性的、关于甲骨文字的杰作，每一个研究古代社会和古文字学的人，都依靠着它作为最可靠、最珍贵的读物”。同时，肯定董作宾“将卜辞分为五个时期”是“中国古文字学上的创见，同时也正是研究殷代社会的学者所必须重视的收获。”[①]
    尹达先生在延安写成《中国原始社会》一书，扉页为《从考古学上所见到的中国原始社会》，以别于其它关于原始社会的论著，由作者出版社1943年5月出版。全书分三编，第一编从考古学上所见到的中国原始社会，第二编从古代传说中所见到的中国原始社会，第三编补编，由已发表的文章三篇组成：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起源、关于殷商社会性质争论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关于殷商史料问题。
    第一编第二篇中国氏族社会，1955年改写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长篇论文，反映深受梁思永的学术影响。第一编第三篇在崩溃过程中的中国氏族社会——小屯文化的社会，“不称之为‘殷代文化’而更切近事实的称之为‘小屯文化的社会’”，显示与其他原始社会史著述的不同。这一篇反映深受郭沫若的影响，但又有与郭沫若不尽相同的认识。
    首先，这一篇的结构与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三篇《卜辞中的古代社会》的结构几乎完全相同：一、经济结构，包括农业、牧畜、狩猎、工艺、贸易与交通五项；二、社会组织结构，包括氏族组织、战争、阶级和私有财产的发生、国家的初期形态四项；三、意识形态，包括宗教、历法、文字、艺术四项。引用基本史料，主要依据郭沫若《卜辞通纂考释》，并“借重”“彦堂先生的成果”。
    贯穿这一整篇，有一个长期被人们忽略但又非常重要的观点，即把“帝王”遗存与一般居民遗存区分开来的观点：
    我们不能将所有的材料等同看待：其中之甲骨文字、精制的铜器、细腻的石雕、伟大的葬地、以及小屯村北的房基遗存等等，我们不得看作一般居民的遗存，不得根据这些材料就直接的肯定的推断小屯文化之一般的社会情况；因为，这些是当时所谓“帝王”们的东西，质的方面高出于一般居民之上。小屯附近的十个遗址，大部分可以代表当时的社会一般的生活。[②]
    这是一个很值得从事考古工作注意的问题，即如何用考古材料看待古代社会，是以“帝王”的遗物为依据，还是以一般居民的遗物为依据？
    经济结构一章，明确表示：
    我们并不否认青铜器的存在；但是，当时青铜器的所有者是所谓“帝王”，并没有普及于一般社会之中，且当时的“帝王”和其辅佐者很明显地已经完全脱离生产了，铜器的制作仅限于兵器和礼器，便是很清楚很有力的凭证。因此，我们以为铜器在当时的生产事业里并不曾起更大的作用，它不是当时的主要的社会性的生产工具；而只是少数脱离生产事业的“帝王”的用品，……我们不能因此就和一般的生产工具联系在一起。[③]
    农业一节，指出“殷末的‘帝王’虽然脱离了生产，但是其生活的基础主要的还是建筑在一般氏族成员的农业生产上”。通过对卜辞等“许多材料的分析”，认为“殷代末期农业已经发展到相当的高度，它是当时社会的主要产业部门，我相信这是正确的结语”。牧畜一节，认为“殷末‘帝王’对于畜牧没有对于农业那样的关心，可知当时畜牧已经降到次要的地位了”，“帝王”祭典“偶尔用三百家畜作为隆重的祭典的牺牲”，并不能证明“殷代牧畜必为主要产业”。狩猎一节，虽然完全移录了《卜辞中的古代社会》中甲骨文里形容“猎用的工具”的字，并引用了郭沫若的一段论述，认为“当时的‘帝王’很喜欢田猎”，但“这些只是他们行乐的一个部门，和一般的社会生产事业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所以我们不能根据这些材料去推测当时一般氏族成员的狩猎生活”。工艺一节，将“帝王”用品与一般氏族成员用品区分开的论述，更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帝王”的用品，不是一般氏族成员的用品；它们固然可以说明小屯文化在工艺方面高度发展的现象，但不能够代表一般工艺的情况。小屯村周围的许多遗址里的遗物虽较小屯简单，却足以代表当时一般氏族成员的工艺。我们将这两部分材料配备在一起，分类说明，从各类之一般状况说到其各类特别发展的部分，这样才能够使我们对于当时的社会有更具体的了解。[④]
    不能单凭某一方面的遗物来判断社会发展水平，而要将“帝王”用品与一般氏族成员用品“两部分材料配备在一起，分类说明”，从“一般状况说到各类特别发展”的情况，才能对当时社会有最接近事实的了解。这既是针对那种仅凭片面考古材料便下结论的研究方法，更是针对那种只追求有“豪华”出土物的“大发掘”而不愿进行仅有“一般”遗物的“小发掘”的偏向，以致失却考古发掘的目的和意义的做法。贸易与交通一节，比较谨慎地表示，在“一般氏族成员居住的遗址，似已有贝；但其数量的多少和其余各遗物的关系，还没有经过相当的研究”，“至少当时的‘帝王’与其他部落有着贸易的事情”。
    社会组织结构一章，较比郭沫若《卜辞中的古代社会》第二章“上层建筑的社会组织”，各有侧重。氏族组织一节，仅仅认为有“彭那鲁亚家族的亚血族结婚制的痕迹”，“就殷代后期全部‘帝王’的亲属关系和婚姻关系讲，我们还不能因此就肯定的说这现象是当时的特征”，推测“那时候很可能是从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推移的一个过程”。论述偏重于战争、阶级和私有财产的发生、国家的初期形态三个方面。战争一节，着重指出“最初对外的战争是为了整个氏族联盟的利益”，“联盟的军事领导者，在战争濒（频）繁的过程里，巩固了他的地位，扩大了他的权威，为氏族联盟而举行的战争，变成为‘帝王’自身利益和爱好而举行的战争了”，“这现象就是氏族社会行将崩溃的特征”。阶级和私有财产的发生一节，从小屯村附近的墓葬进行考察，分作四类，“从墓室的大小、深浅和遗物多少精粗上可以看出阶级相互的差别；那被杀头殉葬的人们正是当时沦为奴隶的俘虏”。从毫无顾忌的残杀奴隶的现象分析，认为“当时对于奴隶并不过分重视，并没有将他们看作生产工具”，因此说“小屯文化的社会是氏族社会渐趋于崩溃的道路，奴隶的使用在生产过程里并不占重要的地位。”[⑤]虽然引用了《卜辞通纂》中“奴隶用作耕牧”的三片甲骨材料，但认为“仅四事，且辞较含混；于此可知当时驱使奴隶从事生产事业还不是主要的目的，并不曾将奴隶看作重要的生产工具”。国家的初期形态一节，强调小屯文化的社会已经“可以看出一个初期的国家的影子；但我并不是说当时已经产生了健全的国家组织，我只承认国家在氏族社会行将崩溃的母体内已经是胚胎了”，“殷代的灭亡结束了小屯文化的社会里正在发育着的国家形态；这并未发育健全的胎儿，便在外部侵扰的情况下夭折了。”
    意识形态一章，“依据着考古学和古文字学上的一些材料来研究”当时的文化生活，为郭沫若《卜辞中的古代社会》拟作考察却未作出论述的内容。
    鉴于将“帝王”遗存与一般居民遗存加以区分，尹达先生不同意郭沫若《卜辞中的古代社会》中“商代是金石并用的时代”的结论。经济结构一章开篇即针对“铜器和石器都存在着，因而就等量齐观的，名之曰‘金石并用时代’”的观点提出质疑：“这样，固然能够将事实部分的表现出来，但究竟在当时的生产过程里起主导的作用的是铜器呢，还是石器呢？看到这‘金石并用’的名子，并不能替我们解答这样的问题；相反的，使我们觉得似乎两者都是主要的东西。这样，模糊了事实的真象，忽视了它们在生产过程中的性质和作用，这是不妥当的说法。”[⑥]
    第三编补编中《关于殷商社会性质争论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针对当时争论的主要问题，将第一编、第二编基本观点提炼出来，更加明确地表示对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等人的一些观点的不同意见。在“殷代社会的生产工具是铁器，是青铜器，还数石器？”一节，不同意郭沫若的“商代是金石并用的时代”、吕振羽的“殷代之为青铜器时代”、范文澜以“殷虚发掘只是开始，断定‘必无’铁还有些太早”等说法。在“殷代主要的经济基础是牧畜还是农业？”一节，不同意郭沫若“商代的产业是由牧畜进展到农业的时期”、范文澜“首牧畜而次农业”的说法。其“简短的结语”的基本点是：
    殷代后期的生产工具不是铁器，也不是铜器，而是石器；……
    主要的产业部门不是牧畜而是农业；但牧畜业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也起了它应有的作用。
    社会的本质还是氏族组织；但是，在它的内部胚育着新的社会的胎儿，私有财产和阶级正在逐渐地发展着。
    殷代后期的社会是在崩溃过程中的氏族社会；是没落的氏族社会走向坟墓里去的前夜。
    同时，特别提到：
    郭沫若先生对于殷代后期社会性质的估计，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他对于个别问题——如强调牧畜及彭那鲁亚家族等——的解释还不能够令人满意。
    吕振羽先生把握着殷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面，强调了氏族社会内部孕育着之新的社会的因素，因而认为殷代后期是奴隶社会；这是不合于全面的具体事实的推论。[⑦]
    以上是尹达先生1943年5月以前阅读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形成的基本认识。当读到郭沫若1944年10月新发表的《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文后，便在1945年3月发表《郭沫若先生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文，称赞“郭先生绝不曾以已知的事物为限，而是不停滞地在追逐着新的史料、新的发见，尤其是真实而可靠的考古学上的收获”，认为《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这篇文章从郭先生自身研究的经过里，检讨了中国古代社会中的许多问题，把十几年研究的菁华简要的写出来了；这的确是古代研究中的一件极宝贵的文献”，“我觉得特别值得提出的，正是郭先生严肃的科学的治学精神”，文章结尾处引录了郭沫若《新陈代谢》一文中“我们应该要比专门家还要专家，比内行还要内行，因此不可掉以轻心，随便的感情用事。不要让感情跑到了理智的前头，不要强不知以为知，一切的虚矫、武断、偷巧、模棱、诡辩、谩骂，都不是办法，研究没有到家最好不要说话，说了一句外行话，敌对者会推翻你九仞的高山”的一段话，说“这段话正是今后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人们的正确方向”。
    尹达先生回忆，在发表《郭沫若先生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篇文章不久，“周恩来副主席从重庆回到延安，写信给我，要我把自己的著作给他一册，他返回重庆时好转给郭老；同时还要我继续写文章，以便使重庆和延安两地文化工作者相互配合，开展工作。”1946年5月，尹达先生调往晋冀鲁豫北方大学任教，兼图书馆馆长，“8月间接从延安转来郭老的来信和《十批判书》”。截至此时，尹达先生尚未见过郭沫若，却总结说：
    从三十年代起我就在郭老的影响下，逐步走上了用新的史学观点探索古代社会的道路；在相当时间里，在我虽说从事具体的考古发掘，但由于郭老的影响我始终尽最大可能读了一些进步的理论书籍。应当说，在治学的精神上，我已成为郭老的私淑弟子了。[⑧]
    二、谋面以后作“助手”
    在《郭沫若与古代社会研究》一文“续篇”，尹达先生回忆：
    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郭老从东北来到北平。这时候，我认识了郭老，得到了面受教益的机会。一九五三年，中国科学院要我帮他筹建历史研究所第一所，并筹办《历史研究》。从此，我在郭老的领导下，工作了近二十五年，直到郭老去世。
    协助郭沫若创办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根据尹达先生手稿和有关书信披露几件相关往事。
    （一）1955年6月，尹达先生作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常务委员，出席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10月，因历史研究所第一所已创办一年多，高级研究人员调配问题尚未得到解决，便起草了一份拟聘所外兼任研究员的报告，全文如下：
    张副院长并
    转郭院长：
    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成立业已年余，而高级研究人员至今未能调配，工作进行甚为困难。年来亦曾多方设法，但调配的专任高级研究人员，最近几年恐仍不甚可能。
    我们考虑至再，认为聘请在京及京外的科学家以兼任本所研究人员，使在一定期间完成一定研究任务，是十分必要的，同时为他们配备一定助理人员，协助工作，也能够在三五年内培养一些青年干部。只要计划搞得适当，组织工作搞得周密些，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切合实际的方案。另拟“办法草案”请审阅批示。
    根据这一原则，拟聘北京大学教授张政烺、四川大学徐仲舒、山东大学杨向奎以及武汉大学唐长孺四位兼任我所研究员；另详附件。山东大学已为杨向奎于应届毕业生选配了两位助手。
    以上四人都和高等教育部黄副部长交换了意见，他已初步同意。我院如果同意，望能与高等教育部函商，以便早日确定。
    这一办法是否可行？望批示。
    敬礼！
                                                   尹 达
                                                       五五.十月五日[⑨]
    
    同时报送的还有两个附件：附件一、高等学校的科学家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所兼任研究员的暂行办法（草案）；附件二、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拟聘兼任研究员名单。
    不久，报告得到落实，张政烺、徐仲舒、杨向奎、唐长孺四位教授成为历史研究所一所兼任研究员。再后，张政烺、杨向奎正式调入历史研究所为研究员。
    （二）与起草调配兼任研究员报告的同时，尹达先生会同有关方面拟出一份《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拟聘学术委员名单》报送郭沫若，名单如下：
    1 郭沫若  学部委员
    2 嵇文甫  河南师范学院院长
    3 翦伯赞  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学部委员
    4 吕振羽  学部委员，党员
    5 张政烺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6 周一良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7 邓  拓  人民日报总编辑，学部委员，党员
    8 徐仲舒  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
    9 杨向奎  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党员
    10 顾颉刚  历史研究所一所研究员
    11 尚  钺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教研室主任，党员
    12 唐长孺  武汉大学历史系主任
    13 唐  兰  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工作
    14 尹  达  本所，学部委员
    郭沫若在名单上批示如下：
    尹达同志：一所事，连所长名义我都久想辞掉。学委中千万不要列名。我最怕开会，耳朵聋，实在也没有办法。我并非消极，我天天也在做事。但空头名衔太多，于心实难安。其他各位都同意，□顾既可列入，则上海的周、广州的容，似亦可考虑也。  郭沫若 十、十一、[⑩]
    （下略）
    根据郭沫若批示，名单增加了周谷城、容庚，由16人组成历史研究所第一所第一届学术委员会。1956年7月，郭沫若复函尹达先生：“一所的学术委员会同意召开一次，恐怕是第一次吧，即可作为成立会。”[11]至此，历史研究所第一所学术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
    （三）自1958年始，尹达先生与吴晗负责组织、谭其骧主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即《中国历史地图集》）。1960年2月26日，历史研究所第一、二所合并，郭沫若任所长，尹达先生任副所长。为培养历史舆地图绘图人才，尹达先生致函哲学社会科学部，强调历史地图绘制“要有专门的人材”，“要配套成龙”。
    君辰同志并
    有渔同志：
    这件事，我考虑至再，认为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历史地图的制图是历史学科中的一项必不可少的东西。目前实在缺乏这样的人材。
    “历史地理”的人材，已由复旦“历史地理”专业培养，且已分配给十名，这对于一个新的学科说，是完全必要的。“历史地理”人材，只能为历史地图提供“编稿”，提供编绘草图，并不能绘制或清绘历史地图！
    因此，历史地图的绘制就要有专门的人材，才能说是配套成龙了。
    目前，国家测绘总局虽说已有“历史地图绘制室”，已有二十多人在工作，但就历史地理及历史学科的需要说，还是远远不能满足需要的。
    就最近几年说，“历史舆地图”的清绘就会因人力不足拖延下来。且“中国大地图集”中的“历史地图集”还未开始，将来会迫切需要比较熟练的绘制历史地图的编绘人材！如果不早作打算，就会影响今后的工作。
    从历史学的发展看，全国有这么二三十位绘制历史地图的专门人材，对各主要历史系都是完全必要的。
    从科学院历史学科各所说，不论是历史所，近代史所或考古所，都需要这样的人材。
    所以，我希望能从学部编制中增加五个名额；放在测绘总局，在编制“中国舆地图集”的过程，培养这一方面人材，是完全必要的。
    切望加以考虑，是为至盼。
    布礼！
                                                         尹 达
                                                       1965年2月4日[12]
    由此，历史研究所相应成立了历史地理研究室。
    （四）协助郭沫若“筹办《历史研究》”，自1954年2月创刊至1960年历史研究一、二所合并，尹达先生兼《历史研究》主编长达6年之久。从郭沫若的两封信可见尹达先生是如何协助办好《历史研究》的。
    1、1954年11月16日，郭沫若复信尹达先生，称“杨向奎同志的《释“不玄冥”》，可成定论”，并表示“愿意替他补充一点意见”，即甲骨文的玄字，“乃镟之初文，象形”，“正象两手操镟而旋转之”，认为“原稿似可登《历史研究》，请斟酌。”[13]杨向奎的《释“不玄冥”》一文，发表在《历史研究》1955年第2期。
    2、1955年2月18日，郭沫若复信尹达先生，说“读了一遍”贺昌群的《论西汉的土地占有形态》一文，写了“大小意见十八条，提供作者参考”，以“第九条特别重要”，同时指出原稿二页1行的一段叙述“大有语病”。信末嘱“此意见请送贺昌群先生阅”。[14]尹达先生将信转致贺昌群，贺昌群根据郭沫若的意见对原稿进行了认真修改，正式发表在《历史研究》1955年第4期，后收入《中国历代土地制度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7年）。
    3、1953年12月汪篯先生自广州带回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和两篇新作、四首诗。两篇新作《记李唐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和《论韩愈》，郭沫若转给尹达先生，随即刊登在《历史研究》1954年创刊号和1954年第2期。同年9月30日郭沫若致函陈寅恪，在表示“蒙慨允担任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曷胜欣幸”的同时，告知“尊著二稿已在《历史研究》上先后发表，想已达览。”[15]
    尹达先生协助郭沫若组织编写《中国史稿》，已有拙文《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收入《求真务实五十载——历史研究所同仁述往》，此处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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