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逢历史研究所建所一个甲子轮回，将应苑峰先生嗣哲极井之约为《张政烺先生学行录续集》所撰《缅怀苑峰先生，追思问学往事》一文稍加添改，与《尹达先生与郭沫若交往中一些罕为人知的往事》一文，一并作为对历史研究所六十寿诞的纪念！
    一
    1961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本科，在文史楼听过张政烺先生授课。1978年考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在历史研究所小礼堂听过张政烺先生讲版本学。而登门问学苑峰先生，则是1982年入冬以后的事，这还得从我的研究生导师尹达先生说起。
    1982年11月16日是郭沫若诞辰90周年，史学界拟定召开纪念学术报告会。尹达先生作为郭沫若的“私淑弟子”，与郭沫若共事25年，无论如何都要对“郭老的业绩”作一次“系统总结”，但因久病住院，指定由我起草报告文稿。10月22日下午，在协和医院病房，尹达先生谈郭沫若近两小时，具体到报告稿的写法。文稿起草完成经审阅后，由我在纪念学术报告会上代尹达先生宣读。河南四家刊物，三家都已刊登了尹达先生当年4月河南行期间的报告，唯独没有文稿给《史学月刊》，便决定将纪念郭沫若诞辰90周年的学术报告稿修改后寄给他们发表。其中，有关甲骨文、金文方面的问题，尹达先生让我直接找胡厚宣、张政烺两位先生，说已经跟他们交待过了。于是，我便有了登门向胡、张两位先生问学的机缘。当时，胡、张两位先生都写有纪念郭沫若诞辰90周年的论文。尹达先生《郭沫若所走的道路及其杰出的学术贡献》一文在《史学月刊》1983年第2期发表后，一位在文博系统的昔日北大历史学系同窗传话给我，说文章中关于金文的一些提法是张政烺先生的观点。当时尹达先生已经卧病不起，不允许探视，7月1日便离世了。我没有能够将这一情况汇报给尹达先生，但在稿件寄出之前，尹达先生已叮嘱我注明“此稿是根据尹达同志在郭沫若诞辰90周年纪念会上的书面发言由谢保成同志修改而成”。当时以为是先生提携弟子，此时方才明白其另有含义。现在看来，这反倒成了我问学苑峰先生的一项明证。
    时隔不久，河南人民出版社邀请苑峰先生主编一部古代职官辞典。苑峰先生的弟子吕宗力找到我们几个研究生院的同窗，赖长扬（师白寿彝）负责先秦，吕宗力负责秦汉，我负责隋唐五代，商传（师谢国桢）负责明代，中国历史大辞典编纂处李世愉（师商鸿逵）负责清代，组成一个编写小组。
    
    （注：图略）
    我保存的这张照片，是职官辞典各断代稿件集中后，苑峰先生来到历史研究所三号楼，在我住的办公室——史学史研究室，与编写组主要成员一起商议通稿事宜。
    二
    1987年10月，苑峰先生写定《中国古代职官大辞典·前言》（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我也分到住房，搬至永安南里。苑峰先生住8号楼，我住9号楼，登门问学更近了一步。从这时起至1995年，是我问学苑峰先生的主要阶段。
    问学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郭沫若的金文研究，二是有关版本的相关问题，三是了解苑峰先生的治学经验。
    有了先前为尹达先生起草文稿的教训，我从拜读郭沫若的三部金文著作——《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金文丛考》入手。弄不懂的地方，再向苑峰先生请教，渐渐有了入门感觉。在1995年出版的《郭沫若评传》和1999年增订出版的《郭沫若学术思想评传》中都有“凿破彝铭之‘混沌’”一章，对郭沫若的金文研究有了一个较为系统的把握。论述郭沫若取得创获同时存在的某些偏颇，引述了苑峰先生最新研究成果——关于“易卦”问题的观点。同时，把苑峰先生为新发见的郭沫若《商周古文字类纂》所写“后记”写入两本郭沫若评传。
    版本问题，细琐、繁杂，没有实物，很难明白、系统。1995年夏，侯外庐先生的女公子、北大历史学系同年级同学、近代史研究所的“黄埔一期”侯均初，将一部明版《文苑英华》交我请苑峰先生鉴定。这对我来说，是一次问学版本的绝好机会。前后近20天的时间，我数次登门，从用纸、版式、装订，到书口、鱼尾形状、刻工以及与宋版书的区别，得到一次比较系统地了解。因其书缺页，是明后期（隆庆年间）的本子，苑峰先生就没有写书面鉴定。此后数年间，我以海内外见存四种刻本、日本见存三大抄本汇校而成《贞观政要集校》。虽然是受陈寅恪先生关于《贞观政要》版本问题论述的启发，但关于版本知识的积累和运用却多源自苑峰先生、受益苑峰先生。因此，在纪念苑峰先生九十华诞之际，写成《〈贞观政要〉的流传与版本》一文收在《揖芬集》。《贞观政要集校》一书2003年由中华书局精装初版、2009年精装再版、2011年第三次印刷，成为我在古籍整理方面的一本代表作。
    这里，特别介绍一下发表在《史学史研究》1994年第1期的《张政烺先生谈治史》，这是一篇访问记，可算作对《张政烺文史论集》的一点点补充。
    1993年12月10日下午，赖长扬受《史学史研究》委托，约我一起访问苑峰先生，从如何走上治史道路谈起，涉及最早发表的论文，在古文字、金石、版本等领域取得的成就，历史学与现实的关系、历史分期主张、史学史与文献学，以及对青年史学工作者的希望等问题，间有傅学苓先生的插话。谈基础史学和应用史学问题，苑峰先生强调“历史学究其基本作用说，它应当是运用的，不然它就没有什么存在的价值”，“社会的要求不同，历史学家所讲的内容也不同。就一个普普通通的史学家来说，也是根据社会和人们的需要来选择自己所研究的内容的”，“除了社会和人们的需要之外，还有学术上的需要，学术上提出的问题、难题需要解决，也是需要”。“历史学家不可能不关注社会注意的问题，社会也不可能不影响历史学家研究的重点”。“历史学应当加强基础方面的研究，这包括基本理论、文献的考订整理、年代的确定、事件真实的过程等等方面的研究，但做这些都是为了应用”。谈史学史与文献学，苑峰先生认为“文献学大体可以和史料学相当，虽然范围有大小，但基本范围相同。搞史学史很难。过去写的史学史著作大体上是史料学、史部目录学，基本上是将《四库提要》抄出来发挥一下。不过，教学与研究有区别，学生有用的、需要的就应当讲”，“史学家流派应该讲，社会背景也应该讲”。说到对青年史学工作者的希望，苑峰先生颇具感慨地说：“我希望青年学者加强基本功，尽可能多读些书。过去搞旧学的人在文字上没有多少障碍, 都可以读原文。现在很难，连读原文都有困难。学中国史的，从《史记》到《明史》都可以看一看，这是过去。现在就不行了。学外国史的，也是这个问题。读得少，搞研究就难了。另外还有个问题，就是面太窄。研究汉代就只看汉代的书，汉代以前不管，汉代以后也不管，那是不行的。”同时强调：“史学研究要发展，还是得从培养学生做起，从训练他们的基本功做起。现在教学上很困难，学生的基础差，特别是古文基础差，教起来困难，学起来也很困难，水平很难提高。这个问题不解决，今后的古史研究就无从发展。就现在说，全国搞历史研究的人不是多，而是少，就是这么少的人当中，能起点作用的，也只是一小部分。”直至采访结束时，仍在强调：“治史还有个目录学、文献学的问题，由此才能展开问题的研究。还是要读书多，积累多。”
    苑峰先生不止一次以皇室宬作比喻说，过去所留下的东西很多，“集中累积起来，但不总都是有用的”，“平时存放材料，到用时需要什么取什么”。对于教授学生，苑峰先生更有极为可贵的卓识和实践：“学生需要补充什么知识就应当给他们补充什么知识”，要做到“跟皇史宬、档案馆一样”。傅学苓先生说，“张先生就这么个人，把时间都给了别人，有些人上门求教，他总是放下自己的事，给人查资料、回答问题。有个别人上门讨教后，还剽窃张先生的观点写成文章发表，甚至还在文章中装腔作势地表示不同意张先生的某个观点。有些好心人劝张先生说，不要理睬这种人，少接待甚至不接待求教的人，张先生却总改不了，人家来了，照样不厌其烦地帮忙。”这里，追述一件往事。《职官大辞典》出版后，有一天傅先生打电话说张先生有事找我。原来是一位读者就《辞典》中的问题写信给苑峰先生，宗力已经出国，我以为要我处理回信事。其实，苑峰先生已经写好回信，让我再看一看，说如果可以，就把信寄出，甚至连信封都亲笔写好。我看过之后，就到邮局把信寄出了。后悔没有留一份复印件，仅记得是一位河南的唐姓读者。
    此外，《张政烺文史论集》中有两篇文章涉及“今注二十四史”问题。《关于今注本〈金史〉工作问题的通信》一文，是苑峰先生带病写就交到我手的一封写给张博泉的信。信末署1996年1月6日，但1月5日苑峰先生即已犯病，12日交我转《〈今注本廿四史〉通讯》，13日我即为苑峰先生起草住院报告，30日陪傅学苓先生送苑峰先生住院。另一篇《关于古籍今注今译》说对于今注二十四史的工作只是“挂名”，“既不‘总’，也不‘裁’”。其实，从上面关于今注《金史》写给张博泉的信，足以证明苑峰先生并非“不‘总’不‘裁’”。我当时参与其事，负责经籍艺文志今注。1995年夏，拟就一份《今注六史经籍志细则》并写出几篇样条，9月23日下午与今注二十四史执行负责人赖长扬，就经籍艺文志今注的体例及样条，登门听取苑峰先生的意见。后经修改，刊于《〈今注本廿四史〉通讯》，成为指导今注工作的规范之一。《关于古籍今注今译》一文，苑峰先生既肯定“作今注以总结迄今研究《二十四史》的成果，条件是成熟的。几十年来很多有声望的断代史专家已各有厚积，还可以组成精干的班子”，又以一半以上篇幅论证今注工作是一项具有“一系列高难度的工作”，“必须有充裕的时间。绝不能急于求成”，同时警告说：“如果注者迫于时限而草草成书，将贻害读者，愧对后人。”这篇文章，完全可以说是指导今注二十四史工作的一篇总则。
    在三大问学收获之外，苑峰先生淡薄名利、默默无闻的严谨治学精神，留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对我的影响至今犹存。
    三
    问学苑峰先生，得见苑峰先生在一些书上写有批语，便向傅学苓先生建议，把苑峰先生写有批语的书清理一下。后来，傅先生把有苑峰先生亲笔字或印章的五本郭沫若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美术考古一世纪》、《奴隶制时代》给我，说：“送你作纪念。有机会顺便清理一下。”我写了一纸借条，借回这五本书，如今成为我藏书中的“善本”。
    （注：图略）
    这里，仅就《奴隶制时代》（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版）说一件问学的故事，并将苑峰先生在书中的批语摘录出来。书中《申述一下关于殷代殉人的问题》有一整段引文，郭沫若只说1935年春同蒲路开工得一瓦盆，盆内四周有丹书219字，没有注明出处。苑峰先生告知，查郭象升《汉熹平二年张叔敬墓朱书壁央瓦盆文考释》。后来，有好几人向我问到这一引文出处，我都按照苑峰先生的指示如实转述给他们了。
    苑峰先生写在书中的批语，一共六处：
    第7页两处，在郭沫若引《殷契粹编》1221片“己巳、王 （锄）……”下有钢笔所写“杨树达释掘矿”；在引《殷契粹编》1222片“王令多……”下有钢笔所写“多羌，此是俘虏作生产奴隶”。
    第8页，在郭沫若说“周代农事诗中无牛耕痕迹”、周武王灭殷之后“也还未言用牛耕”上端，有钢笔字眉批“周易周礼亦无”。
    第9页，在郭沫若节录《曶鼎》第三段铭文上端有钢笔字眉批：“众与臣有别。”
    第32页，在郭沫若叙说公私家争取人民，除齐晋之外，别国的情形时，举“鲁国的季孙氏，他也很会收揽人心”句旁有钢笔所写“季氏世脩（修）其勤”六字。
    最有意思的是一处在第53页上端，用红墨水写下一组西汉京城及京畿的户、口数字，并相加计算：
    （注：图略）
    长安    户80800                          口246200
    京兆尹    195703                            682468
    左冯翊    235101                            917822 ﹜ 2436360
    右扶风    216338                            836070
         647180
    这是对应于郭沫若《附论西汉不是奴隶社会》一题关于“西汉是有大量的奴隶存在”，但“已经不是奴隶社会了”的结论，查考西汉京城及京畿的户、口之数进行的统计。
    四
    受惠苑峰先生，我有幸两次得到题字。1990年8月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栾保群、吕宗力校点的《日知录集释》，书名题字是吕宗力1989年4月完稿时就已约请苑峰先生题写。不久，宗力出国。书名题写后，由我转寄给在石家庄的保群。当时即想，日后出书也请苑峰先生题写书名。
    时隔不久，得见巴蜀书社出版的《记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中苑峰先生《“十又二公”及其相关问题》一文，文章第二部分“法天之数”在列出《史记》十二本纪之后有这样一段论述：
    这个目录可以说是乱七八糟的。其原因在于十二这个数字不能增减，内容虽然经过考虑，拼凑而成，免不了杂乱无章。刘知几认为《秦本纪》（自伯翳至于庄王）、《项羽本纪》当为世家，称本纪自乱其例，事实上司马迁也未必看不到这一点，只是为了把十二个座位填满，才作出这种安排的。
    再三拜读之后，带着疑问冒昧向苑峰先生请教。
    我的基本想法是：《史记》十二本纪在司马迁是自成体系的，这就是《太史公自序》所说“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司马迁用十二本纪纪“王迹”，展示治乱兴衰的原委，并非后来刘知幾所想像，用本纪纪皇帝。十二本纪分三种类型：其一，《五帝本纪》记传说时代，将当时所知最早的传说作为“古今之变”的开端；《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记三代，夏、殷仅有世系，《周本纪》自厉王始有年代。四篇本纪，越古越简略，并非一“帝”一纪，亦非“系日月以成岁时”，这就是所谓的“略推三代”。其二，《秦本纪》最能体现“王迹所兴，原始察终”的原则。周尚未亡，秦作为诸侯不可以入“本纪”，但秦始皇统一天下必须立《秦始皇本纪》，而考察秦之“王迹所兴”，“原其始”没有《秦本纪》又不行。后来《魏书》创“序纪”、《金史》创“世纪”都有这个因素在内，应该说《魏书》、《金史》实际效法的正是《史记》创“秦本纪”的做法。项羽是一度“号令天下”的“王”者，写“王迹”不能不写项羽。秦统一天下前后的“王迹”，恰恰分为三个阶段：《秦本纪》纪统一天下的漫长岁月，《秦始皇本纪》纪统一后暴虐天下加速灭亡，《项羽本纪》纪楚亡汉兴再建统一。三个环节，缺一不可。第三种类型，高祖至孝武，一个皇帝一篇本纪，才如刘知幾所想像的那样。用《太史公自序》来看十二本纪，其编纂思路很清楚，并不见“拼凑”痕迹；用刘知幾所想像来看十二本纪，才会有“杂乱无章”或“拼凑”之感。我们评论司马迁的著作，首先要看司马迁本人的思路，不应该用后人的观念来理解司马迁本人的思想。
    苑峰先生听我陈述之后稍事沉默，即问我是否写有成稿，我回答没有，只是读《史记》的一写想法，我正在写《隋唐五代史学》一书，写好以后想来请教。
    1993年秋冬之交，我的第一本代表作——《隋唐五代史学》交付出版，冒昧造访，请题书名，苑峰先生当即问横写还是竖写，“学”字写简体还是繁体，我回答说都行，苑峰先生让我过一两天去取。12月14日下午，到苑峰先生书房，桌面上摆着三条，两条竖写、一条横写，都不太满意，问我要不要重写。我连说不要重写，只是看着三条不知怎样选取。傅学苓先生来书房，建议把横条上的“代”字剪下来，贴到较满意的那一竖条上，然后用印，《隋唐五代史学》1995年2月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第1版。12年后商务印书馆增订再版时，苑峰先生已经过世，我便在2006年1月“改版引言”中写下这样一段文字：“文本书初版本题写书名的张政烺先生去世整整一年了，此次改版沿用初版本题签，以表对张先生的缅怀之情！”为沿用初版本题签，征求傅学苓先生意见，傅先生不但表示非常支持，还特地提供了苑峰先生的另一印章，说可以与初版本有所区别，于是商务版《隋唐五代史学》封面便有了两方苑峰先生之印。不过，封面设计者把用印的位置给移动了。
    （注：图略）
    关于《史记》十二本纪的问题，直至2003年撰写《中国史学史》一书时，才写成《〈史记〉体系再考察》一文，发表在《求是学刊》2005年第6期，但已经不能当面向苑峰先生讨教了。好在傅学苓先生告诉：张先生对你说的《史记》“秦本纪”影响《魏书》“序纪”、《金史》“世纪”的问题，住院前一直没忘，希望看到你的文章。
    另一幅题字，完全是机缘。1995年4月中旬，河南濮阳县政府以濮阳为张姓老家，通过我在北大的一位张姓朋友找我引见，陪他们向苑峰先生求字。恰逢收到《隋唐五代史学》样书，5月5日下午送书给苑峰先生，见此篆书——“弘扬中华文化优良传统”（106×34cm），无题款，无日期。
    （注：图略）
    我把条幅拿到历史研究所照相室拍照，月底将照片寄给濮阳。6月底濮阳来请题字，加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公章后在濮阳展示至11月7日归还，苑峰先生嘱我“放起来”。苑峰先生病逝，我将条幅送至傅学苓先生处，傅先生说“难得你认真保留张先生的遗墨。当年张先生不落题款、不写日期，你最了解实情，最有资格留作纪念！”
    五
    我1997年2月出国讲学回来后，苑峰先生时断时续住院，入冬以后基本住院。我的问学，如果从1982年秋冬之交算起的话，至此整整15个春秋。之后，苑峰先生住院长达七八年之久，虽然不再可能问学，但苑峰先生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却一直延续着。
    不论问学期间，还是苑峰先生住院以后，每逢宗力回京，我二人都一定同去家中看望或到医院探视。每逢中秋、春节，我都和郭沫若纪念馆郭平英或赵笑洁到家看望苑峰先生伉俪。苑峰先生住院、过世以后，依然按时看望傅学苓先生。苑峰先生病逝，宗力未能赶回来，家祭、公祭我都代为参加。2010年夏傅学苓先生入院，我与宗力、平英、笑洁一同前去探视，竟成诀别！
    （注：图略）
    这张合影是1994年7月宗力回来，在苑峰先生家后院由傅学苓先生拍照，借此表达对苑峰先生伉俪的深切缅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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