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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星移斗换。新中国成立65年之际，我们迎来了历史所建所60年的喜庆日子。60年一个甲子轮回，在中国人的记忆中有着特殊回味。60年来，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在海内外史学同仁们的支持下，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奋斗，不懈努力，历史所不仅为新中国历史学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也奠定了历史所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中的地位。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每位曾经在历史所学习、工作或关心、支持过历史所的人，都会从内心发出许多由衷的感慨！我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来到历史所，在这个神圣的殿堂里学习和工作，转瞬已有20余年。我与每位同仁一样，深受着前辈学者治学为人精神的熏陶，沐浴着前辈、同辈学者的关心与帮助，在这个大家庭里生活与成长，这是一份难得的温馨！在建所60年之际，我们继《求真务实五十载》之后，再编《求真务实六十载》，其目的不仅是要记录下同仁们对这个大家庭点点滴滴的感情，记录下曾经岁月里的成就与艰辛，更是希望今天的历史所人能够继承与弘扬60年来的优良传统，不负党和国家与人民的希望，不负历史所前辈学者的希望，不负关心与支持历史所建设与发展的海内外学者的希望，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要做到不辜负这三个希望，我们就必须铭记史学工作者的历史责任，铭记我们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家历史研究所，铭记我们是在为国家和民族、为人民群众而研究历史。借同仁们给予我的这个机会，就这个问题谈几点自己的感受，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一、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传统史学的根本区别 古往今来，史学与所有学问一样，是作为一门对人类社会有用的学问存在着的，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所服务的主体内涵不同而已。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史学研究由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构成，但这二者并不是截然分开的。通常认为，事实判断是寻找个别事物的真实历史状态及其内在联系，具有纯粹的客观性，实际上，我们在承认事实判断具有客观性特点的同时，也应注意到不同历史时期史家对历史事实研究的选择性。史家选择什么样的历史事实作为其关注、研究、分析的对象，是与其历史观、价值观相联系的。因此，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实际上也很难分离。从这个角度来看，将历史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纳入史家科学研究的视野是唯物史观产生以后的事情。20世纪唯物史观传入中国后，中国史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突出特征就是发现并承认人民群众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在这种科学理论指导下的价值判断不仅使中国史学在研究方法、对象和内容上焕然一新，也为近代以来的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与思想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研究百花齐放，就中国古代史领域而论，以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为基础，以新材料、新角度和多学科交叉而带动的研究使中古史在众多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中古史研究中存在的两个方面问题：一是对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关注不够；二是研究的存在的碎片化倾向导致史学与时代主体的脱节。前一个问题与我们当前研究中普遍的理论缺失有关，后一个问题本质上也牵涉到理论问题，与前一个问题有紧密的联系。这两个问题都使我们身处这个时代的史学工作者的史学研究，与党和国家、与人民的愿望要求仍然有差距。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坚持史学研究的方向性和目的性，特别是史学研究如何贴近人民群众、走进人民群众，是史学工作者，特别是我们国家专业史学研究机构的学者应当思考的问题。 中国是一个史学大国，传统史学（指清代以前的史学）体裁多样、内容丰富，是我们祖先史学智慧的象征。但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看，传统史学的宗旨是资政，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瞿林东先生有一本论文集，叫《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很值得看看。在《论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这篇文章中他对中国古代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有三句话： “在久远的古代，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突出地表现为它对于政治统治的重要。”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更加扩大了和加重了：政治仍占有主要的分量。” “盛唐以下，关于史学作为兴亡治乱之借鉴和惩恶劝善之参照的社会作用，已成为统治集团、士人阶层以至于更多人的共识。” 瞿先生的这个看法，是符合中国古代史学实际状况的。我国史学起源时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记的是君主之言之事，即《左传》说的“君举必书”。孟子说“《春秋》，天子之事也。”表明传统史学自其起源之始，是服务于君主等统治阶级的。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看似超越了阶级性，但他的史学主旨仍在于政治统治。大家熟悉的《资治通鉴》从书名上就可看出其编撰目的。此类编撰思想贯穿于历代官方史著中，大家想必也不会否定的。 传统史学的内容当然不都是资政的，而且传统史学强调资政也不是没有其积极意义。传统史学的资政宗旨在我国历史上的许多时期对统治阶级总结历史经验，肃清吏治，完善制度，保持社会的相对稳定与发展起到过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举例说，春秋时期的鲁国大夫臧文仲从汤、禹因“罪己”而兴盛，桀、纣因“罪人”而速亡的历史观察中，总结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经验。臧文仲关于禹、汤和桀、纣行为的总结是劝戒鲁君的资政性总结，积极意义值得肯定。这种总结治乱兴衰经验的思考在后世历史上的许多时期还有很多，特别是其中的“民本”思想尤为珍贵。“民本”思想的推动，传统史学功不可没。不晚于西周，我国思想家将神（天）与君的关系转化为民与君、政与君的关系，提出了重民的思想，史书中记载不绝，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夫民，神之主也”等等，影响了很多统治阶级中的帝王和有识之士，文景、光武、唐太宗、明太祖等都是代表，“民本”思想不仅对古代历史，即使对我们今天仍有借鉴的意义。 但是传统史学对治乱兴衰的历史总结和其中的“民本”思想并不能改变其基本价值观。传统史学中告诫统治阶级重视“民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服务人民群众而是为了如何更好地统治和管理人民群众，说白了是为了让人民不起来抗争。因此，在传统史学中，人民群众是没有主体地位的。在他们所认为的历史发展规律和动力上，无论是“五德终始说”还是“三统说”，只有君权神授，圣君贤臣的历史作用，而不会有人民群众。对“食货”的重视是传统史学的卓识，但传统史学家不可能认识到生产物质资料的人民群众和由物质资料生产所构成的该时期的经济基础，是决定历史的根本因素。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传统史学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传统史学的体裁、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以及其“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都有现实意义。但又与传统史学有着本质的区别。如果简单概括为一句话，就是肯定还是否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一个根本标识。 二、人民群众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地位 在中国，率先质疑并改变传统史学的内涵而重视社会大众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而是以梁启超等为代表的新史学。梁启超批判了传统史学的四大弊端，并在西方进化论的影响下提出历史要“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几乎在同时，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开始出现。马克思主义在历史观和方法论上与传统史学根本不同，其对历史的解释范式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但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那个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更多的是对中国近代国家民族危亡的思考，其反映就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论战。在抗日战争，这场中华民族空前危机中，马克思主义在艰难的环境中茁壮成长，体现出对国家、民族未来命运的深刻忧虑。即使是关于中国古代历史的思考，马克思主义史学，甚至包括一些实证史学的代表人物，都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林甘泉先生在《20世纪中国历史学》这篇文章中已有论述，大家不妨读读。 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与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从其起源开始所思考的问题，即国家独立、民族富强，本身就代表了当时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它诞生之始就与人民大众血肉相连。如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开天辟地的提出，人民“生产衣食的方法”是历史发展决定性因素。 人民群众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地位并不仅表现在对国家民族现实命运的关注，而在于其历史观，在于它所创立的唯物史观中所赋予人民群众的科学阐释上。在唯物史观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不是偶然历史事件的堆积，而是有规律可寻。一切社会历史因素，如政治、法律、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等，都是相互作用的，但归根结底，它们都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必然性基础之上的相互作用。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类社会是运动变化发展着的，要用运动、变化、发展的辩证观点把握研究对象之间的基本历史联系，同时又要把研究对象放在一定历史范围之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历史变化的动因不应单纯用人们的思想动机来解释，而应着重考察这种变动背后的物质生活条件。生产方式的变革是一切社会制度和思想观念变动的基础。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这一变革的推动力之一。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杰出人物在历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决定历史前进方向与国家民族命运的最终是人民群众。 在这些基本原理中，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虽然只是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之一，但实际上与其他各条原理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系。因为唯物史观中的“人民群众”，所指的是“生产者阶级”，无论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还是导致生产方式变革而引发的人类社会运动变化等最基本因素中，这个“生产者阶级”都是最终决定性的力量。这与马克思主义所肯定的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最终决定力量在逻辑上是完全一致的。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过一次关于人民群众是否是历史创造者、是否是历史主人的争论。这次争论中的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只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而没有说过“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句话。所有的人都参与了历史的创造。人民群众只能创造人民群众的历史，英雄创造英雄的历史，他们都不能创造一切历史。人民群众在历史上实际是被奴役的地位，而不是历史的主人。人民群众只是历史物质条件的创造者，不是全部历史的创造者等等观点。 这场争论在当时对纠正过去某些教条式的、“左”的历史认识有一定作用，但也造成了很多认识上的误区。我以为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基本理论是一个与唯物史观紧密相连的问题。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与唯物史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推动人类历史前进动力的马克思主义核心理论一致的。不承认这一理论，也就谈不上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理论。我体会并赞成从以下三点来看待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问题： 首先，马克思虽然没有说过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句话，但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绝不是人人是历史创造者的含义，而应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其背景：一是从自然史与人类史相区别的角度说的。与自然史不同，人类是有目的地创造自己的历史；二是从“神”创造了历史还是人类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角度说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是把人的历史还给了人；三是从历史不是哲学家们所喜爱的那些思想观念的逐渐实现，不是检验他们逻辑结构的工具，而是要求把人的历史还给人这个角度说的。因此，马克思的话有其产生的历史背景，不能将“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截然对立起来。的确，这里的“人们”应当包括了人民群众之外的其他群体，但马恩在论证这一命题时仍多次强调，“经济条件”、“经济的前提”是“决定性的”，而人民群众正是最基本的经济生产者。这说明，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决不是人人都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决定因素的含义。 其次，马克思强调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是要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创造，人民群众也不例外。按照有些人的逻辑，既然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那么人民群众为什么从一开始就不创造出一个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制度而要创造出一个剥削压迫自己的制度呢？这是不正确的，忘记了马克思所强调的人们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创造历史的基本原理。人民群众同样也只能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创造历史。恩格斯在一篇文章中说到：“在17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甚至资产阶级的最光辉的成就都不是它自己争得的，而是平民大众，即工人和农民为它争得的。”历史上的人民群众当然只能在既有的生产力的状态下创造历史，甚至是受剥削的历史，但终究是他们推动着历史的前进。包括以一种剥削制度替代另一种剥削制度的前进。 再次，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是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最基本原理出发得出的结论，但决不能做机械的、狭隘的理解。唯物史观的最基本原理就是强调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历史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决定性因素，人民群众正是这一基础的创造者。不能以每个人都在创造历史，人民群众只创造人民群众自己的历史这种模糊、似是而非的说法来替代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理论。可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但决不是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创造者。 唯物史观从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角度来看历史的创造者，因此在唯物史观中“人民群众”的概念也是发展变化的。历史上的“人民群众”指什么？当然还可以深入研究。 马克思和恩格斯充分肯定生产者的历史作用。他们在《神圣家族》一书中说“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我理解这里的“群众”就是直接生产者。但是，唯物史观还并不是简单地从这种概念来看待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而是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最基本的规律，即生产力是人类历史发展最基本动力的经济形态理论出发的，人民群众正是生产力的创造者。不管个人的主管想象或如何去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规律，奴隶制替代封建制，资本主义替代封建制，都是不可抗拒的规律。这正是马克思唯物史观揭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意义和永恒魅力所在。 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史学与人民群众产生联系的必要的、科学的理论前提。我们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理论的真正目的在于：要坚持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推动人类历史向前发展的科学观点来分析、研究和观察历史。为人民群众研究历史是一个史学与现实的问题，但根本是一个理论方法问题。为人民群众研究历史并不是说我们只去研究直接生产者的历史，或者说只去做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而是应当在历史研究的全部过程中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探求历史发展的科学规律，使史学研究服务于国家和民族，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当代使命。 三、当代中国为史学研究提出了重大命题 历史是人民群众的事业。当代中国深刻而伟大的变化，正是人民群众历史创造力的证明。时代变化业已凸显出对史学的真诚渴求。今天，我们无论是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解决所面临的许多重大现实问题，都离不开从历史的角度加以审视，离不开对许多重大历史问题的认识。因此，不能正确地阐释历史，就不能科学而合理的认识现在。史学工作者作为人民群众的一部分，应自觉承担起时代赋予的责任，不能做袖手旁观者。 史学研究给时代变化提供历史借鉴和智慧支持，从来都是史学发展过程中的永恒主题。我国史学有着悠久的求真务实、经世致用传统。在许多重要历史时期，史学家都肩荷重任，用自己的笔触，记录、总结并传承历史。汉代司马谈临终前感慨地说：“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深刻体现出一位史学家强烈的时代意识和责任感。国家和民族需要史学，是因为史学记录和传承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是凝聚全民族的精神财富，是每一个国家和民族前进的必然起点，无法舍弃。政治需要史学，杰出的政治家总是善于继承历史，能够从历史中看见未来的方向，从丰厚的历史遗产中寻求到治国理政的方法。社会需要史学，是因为历史本身是社会大众创造的，人们可以从历史中吸取智慧和经验，开阔视野，陶冶情操，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改革开放以来，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党和国家对繁荣和发展包括历史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社会大众也表现出空前的“历史热”。对此，一些史学工作者提出“崛起的中国需要历史学家在场”，强调历史学“要关注民族与人类的命运”，呼吁史学工作者要承担起“社会责任”，这是完全正确的。这不仅是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需要，更是史学工作者为人民群众而研究历史这一根本宗旨的需要。我想如下几个方面值得我们思考和关注： 一是史学要关注与研究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正确阐释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我们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问题，与我们的所走过的道路密不可分，需要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总结。习近平同志在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的多次讲话中提到三个时间点：5000多年、170多年、30多年，这三个时间点所对应的时间段，正是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鸦片战争和改革开放以来三个时期。5000多年是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历史，170多年是鸦片战争以来仁人志士寻找救国救民道路，并最终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30多年是改革开放，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这三个时期是一个有着内在必然的历史联系的过程。正是以这样的历史眼光，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远景。中国梦离不开中国历史文化背景，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要正确理解中国梦，也离不开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正确认识，史学应当为弘扬这一时代主题发挥出自身的学科优势。近来，有的史学工作者对史学远离现实而呈现出边缘化的状况表现出忧虑，这种担心不无道理。中国崛起和中国道路业已展现的世界意义，给史学研究带来了新的视野，提出了新的问题。但根本的问题还不是边缘化，以历史虚无主义为代表的史学领域中的某些“研究范式”，丑化中国历史文化，曲解中国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历史发展道路，其所造成的历史价值观的混乱，要比“边缘化”更为严重。阐释中国历史发展道路、阐释中国梦、中国崛起的内含和意义，必须摒弃历史虚无主义，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总结历史规律，科学回答和解释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这是时代对历史学的呼唤和要求。 二是史学应结合现实，探讨当代社会伟大变革历史进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承担起史学工作者应尽的责任。史学研究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有着强烈的个性色彩。每一项严谨的具体问题研究都有其合理的科学价值，探讨个别事物及其相互间的联系无疑也是必要的。但史学不应只成为史学家自己手中的艺术品，研究的“碎片化”是导致其经世致用作用丧失的必然结果。改革开放以来，环境史、区域史、文化史、社会史、边疆史、海洋史的崛起，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产生了积极的社会作用。但仍有许多问题有待深入。从宏观上来说，对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统一性和多样性问题的认识，随着中国的崛起而显得越发重要；探讨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进而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历史发展的动力进行再分析，已经是摆在史学工作者面前的重大问题。从中观或微观上来说，历史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问题、边疆与民族问题、“三农”问题、城镇问题、区域发展问题、基层社会管理问题、环境与灾害史问题、海洋与中国历史发展道路问题、丝绸之路与中外关系问题，都是有待开拓或深化并与现实有重要联系的课题。 三是史学工作者要重视普及科学历史知识，传播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史学的研究成果不能只局限在史学研究者的范围之内。多年来，由于史学工作者淡出历史知识普及领域，致使错误的历史价值观和错误的历史知识在各种媒体上传播，误导了广大读者和观众。用科学的历史观、正确的历史知识普及传统文化已是社会真诚的渴求。历史文化资源与自然环境资源同等珍贵，史学工作者应当为优秀历史文化的传播做点自己的贡献，使人们更加敬惜历史文化资源，而不是滥砍滥伐。这一点我们应当向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吴晗等马克思主义前辈学者多学习。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历史与传统文化发表过一系列重要观点，体现出中央对史学研究的高度重视，其中的许多问题既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研究阐述，也需要我们结合具体史实，通过普及方式传播给社会。 四、做好新时期的历史所人 成立于1954年的历史研究所是在中央直接关怀与指导下建立的，1960年一所、二所合并，称为历史研究所，这在《求真务实五十载》一书中已有论证。在新中国百废待兴的初始岁月，中央即决定在大学之外建立国家历史研究专门机构，并指派郭沫若同志兼任一所所长、陈垣先生任二所所长，足见对历史所的厚望。也正是因为中央及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在建所之初，能够汇聚、凝聚一批史学大家，他们或在历史所工作，或在历史所兼职，或与历史所共同合作项目、教授学生，为历史所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60年来，一代又一代历史所人，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秉持求真务实，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取得了很大成就，与新中国史学同前进，共命运，是新中国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林甘泉先生在《五十年的回忆和思考》（载《求真务实五十载》）一文中对此已有详细论述，大家可以参看。 今天工作在历史所的同仁，包括我自己在内，已经是以上个世纪60、70年代出生的人为主。我们属于历史所第几代人，大家还可以排一排、算一算。我们是幸运的，今天的历史所，无论是物质条件还是学术研究环境，都是前辈学者们不曾拥有的。但面对前辈学者高山仰止的学术成就，面对前辈学者为国家与社会所做出的贡献，面对党和国家以及社会对历史学的需求，我们身上的担子还很重。作为新时期的历史所人，唯有兢兢业业，鞠躬尽瘁，牢固树立起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大众而研究历史的信念，才能真正做好本职工作，为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贡献出历史所的力量。 最后，我也借此机会，向所有关心支持过历史所建设的海内外专家学者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