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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唐代初年（太宗、高宗时期）唐与高句丽之间的战争，当今学界已有较为丰硕的成果[①]，学者们对于这一场战争的起因也有着不尽相同的认识[②]。与今天学者们的认识相比较，唐初士人是如何看待这一场战争起因的？其认识与历史实际有无差异，以及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何在？这是本文欲探讨的主要内容。而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学界少有涉及[③]，故笔者欲通过对唐初参战将士碑志材料的分析[④]，来还原当时士人对于这场战争的认识[⑤]。由于历史记忆是有选择性的，不管当事人还是事后人，他们永远是从某种片段去理解历史。因此，利用碑志材料我们尽量回到当时的语境，去看看哪些出兵原因为唐初士人所看重，而哪些出兵原因被他们所淡化，由此可以窥知当时士人对于这场战争起因的主流认识，以及他们对于唐与周边民族关系的理想期待。 一 笔者共收集到初唐参战将士的碑志约99方，在这些碑志中，未记载墓主出征原因者有44方，另外3方墓志所载原因含混不清，其余碑志文献，部分初唐士人谈到了这场战争的起因。尽管使用文字有限，而且用词都相对笼统模糊，但都略有陈述。从这些碑志文献的记载，我们大致能够看出当时士人对于这场战争起因的一些主流认识，以及他们对于这场战争的思考。 1、“背诞”、“逆命”、出兵进攻新罗 这是唐初士人对于唐与高句丽之间战争起因的主流认识，在交代唐与高句丽战争原因的52方碑志中，有27方碑志提到了此点[⑥]（其中有5方碑志认为这是激励墓主从军作战的动因）。碑志常用“玄夷背诞，黄钺伹征”[⑦]；“高丽逆命，王师问罪”[⑧]；“辽阳放命，戎车薄伐”[⑨]；“青丘背命，玄菟挻灾”[⑩]之类的简短话语交代双方战争的起因。有的碑志则对唐朝的出兵原因叙述相对详细，如卒于太宗贞观年间的幽州都督张士贵，墓志云：“洎朱蒙之绪，玄夷之孽，背诞丸都，枭镜辽海，王师底伐，属想人雄。”[11]就当时的朝鲜半岛而言，“枭镜辽海”，当指高句丽进攻新罗一事。卒于永隆元年（680）的上柱国张素，“去龙朔年中，属三韩作梗，凭凌鳀海之隅；九种孤恩，旅拒狼河之外”[12]。狼河也在高句丽境内，其“凭凌鳀海之隅”，也当指半岛诸国之间的战争。卒于天册万岁二年（696）的樊廉，“俄属卞马挻祆，黏蝉逆命。狼顾青丘之塞，鸱张碧海之滨。扙剑横行，弯弓且进”[13]。“卞、马”当代指高句丽和百济，它们“黏蝉逆命。狼顾青丘之塞，鸱张碧海之滨”，显然指违背唐朝命令，联合进攻新罗一事。结合唐朝初年的历史，碑志中所云之“背诞”、“逆命”、“放命”、“背命”、“作梗”，即指高句丽不听唐朝的休兵调解，出兵进攻新罗一事。史书记载： （贞观十七年）九月，庚辰，新罗遣使言百济攻取其国四十余城，复与高丽连兵，谋绝新罗入朝之路，乞兵救援。上命司农丞相里玄奖赍玺书赐高丽曰：“新罗委质国家，朝贡不乏，尔与百济各宜戢兵；若更攻之，明年发兵击尔国矣！”…… （贞观十八年正月）相里玄奖至平壤，莫离支已将兵击新罗，破其两城，高丽王使召之，乃还。玄奖谕使勿攻新罗，莫离支曰：“昔隋人入寇，新罗乘衅侵我地五百里，自非归我侵地，恐兵未能已。”玄奖曰：“既往之事，焉可追论！至于辽东诸城，本皆中国郡县，中国尚且不言，高丽岂得必求故地。”莫离支竟不从。[14] 正是由于高句丽拒绝了唐朝的休兵调解，因此部分唐初士人认为这是导致唐朝出兵的重要原因，附表中有12方碑志持这样的观点。还有10方碑志直接认为，朝鲜半岛三国之间的战争是唐朝出兵的重要原因。如《马宝义墓志》云：“洎以三韩肆虐，恃玄菟以蜂飞；九种挻妖，阻黄龙而蝟聚。圣上愍兹萌庶，方申吊伐”[15]。认为高句丽在半岛的军事行动以及唐朝皇帝对当地百姓的同情是唐朝出兵的重要原因。《姬温墓志》和《成俭墓志》撰者都持同样的观点，前者云：“于时，三韩蚁聚，惊涛阻于白狼；九种鸱张，凝氛晦于玄菟。兴师薄伐，命将龚行。”[16]后者云：“时河孙[17]作孽，啸群凶而举斧；天子凝威，命将军而授钺”[18]。卒于光宅元年（684）的刘公绰，其墓志亦认为：“属以九夷不靖，五部忽惊。蚁结青丘之隅，鲸奔沧海之浦。而皇赫斯怒，爰征侠窟之雄”[19]。指出高句丽的不顺服和在半岛的军事行动是唐朝出兵的重要原因。 上述碑志表明，部分初唐士人认为，由于高句丽不听唐朝的休兵调解（背诞、逆命），联合百济进攻新罗，即所谓的“东夷群寇，不息干戈”[20]，是唐朝出兵高句丽的重要原因。2、不宾、未附或缺贡、缺朝仪这也是唐初士人对于唐与高句丽之间战争起因的重要认识，附表中有21方碑志持这样的观点。撰者在碑志中常用 “辽东未宾”[21]、“九种不宾”[22]、“海夷未宾”[23]、“狼顾不宾”[24]、缺贡、缺朝仪等词语来概述双方战争的起因。如《忤钦墓志》认为高句丽的“不宾”是太宗的出兵原因：“太宗文皇帝纫地垂则，维天闡化。睠昆丘之不宾，吊东夷之多僻。长毂亘野，雷动玄兔之郊；高锋篲云，电照狼河之曲。”[25]卒于高宗朝的冯师训，其墓志云：“顷以扶余之国，地僻辰韩。据鲸海而不宾，恃鳌山而缺贡”。[26]认为高句丽的“不宾”、“缺贡”是唐朝的出兵原因。卒于贞观廿二年（646）的梁基，其墓志云：“近以东夷小丑，暂缺朝仪。圣上方命将徂征，问罪辽碣。” [27]认为太宗出征高句丽的原因是其“暂缺朝仪”，即不来朝贡。终于载初元年（689）的左卫亲府中郎将屈突诠，其墓志云：“桃都杂种，桂娄遗噍，凭马韩之险隔，傲鳀壑之深阻。周王楛矢之贡，缺而不供；汉帝楼船之师，征而不袭。”[28]认为缺朝贡是唐朝出兵高句丽的重要原因。另外，《冯师训墓志》[29]、《陆仁俭墓志》[30]、《南郭生墓志》都持同样的观点[31]。 “不宾”，即不臣服于唐朝；在东亚，唐朝“实以东方共主之姿态出现，四夷君长群尊中国皇帝为天可汗”[32]。故高句丽的“不宾”、“背诞”、“逆命”或“作梗”无疑对唐朝在东亚的盟主地位构成了严重威胁，也对唐朝所建立的东亚国际新秩序构成了挑战。“缺贡”、“缺朝仪”即不来朝贡，更是损害了唐朝的大国形象和权威。因为在部分唐代文士看来，“远人未附，疆场唯忧”[33]，体现了他们对于唐朝周边民族安全的认识，故部分初唐士人认为，高句丽的不臣服、不朝贡是唐朝出兵的重要原因。 3、高句丽内乱 正如我们今天的部分研究认为，高句丽内乱不过是唐朝出兵的借口或导火索而已[34]，唐初士人绝大部分也不太认同高句丽内乱是唐朝出兵的重要原因，因为仅有4方碑志在志文中认同这一出兵理由。如高宗时期杨炯所撰《唐右卫将军魏哲神道碑》云：“胜残去杀，上凭宗庙之威；禁暴戢奸，下藉熊罴之用。”[35]其所撰《李怀州墓志铭》也持同样的观点：“属阿孙南走，凭斗骨而为城居；卫满东亡，界朝鲜而为役属。乘舆乃诛后至，讨不庭，申命六事之人，以问三韩之罪”[36]。强调高句丽内乱，是唐朝的出兵之由。高宗朝卒于战阵的从善府旅帅董师，其墓志云：“往以龙朔年中，三韩雾起。孙泉窃号，据鳀壑而挻妖；卫满称尊，怙鲸波而起祲。所以天王命将，饮马辽川；大帝兴威，扬兵海岛。”[37]结合龙朔年间高句丽的历史，其内部所谓的“孙泉（权）窃号”、“卫满称尊”，当指高句丽莫离支泉男生兄弟争位一事，“男建自为莫离支，发兵讨之。男生走保别城，使其子献诚诣阙求救”[38]。这次内乱成为高宗出兵高句丽的绝佳时机。《唐刘仁愿纪功碑》也提到出征原因是：“高丽贼臣盖苏文，独生携贰，鸠聚亡命，招纳奸回，囚其君长，举兵称乱。”[39]将内乱作为唐朝出征高句丽原因的碑志，与前两项原因相比，接受这一出兵理由的士人相对较少，表明这不是当时的主流认识。 4、同情当地百姓、开疆拓土、高句丽在边境修建军事工程 还有2方碑志提到，因为唐朝皇帝同情当地百姓而出兵，如《魏哲神道碑》云：“玄兔白狼之野，来奉衣簪；蟠桃析木之乡，尚迷声教。太宗文皇帝操斗极，把钩陈，因百姓之心，问三韩之罪”[40]。此“百姓”所指不明，高句丽抑或新罗？不得而知。《马宝义墓志》提到：“洎以三韩肆虐，恃玄菟以蜂飞；九种挻妖，阻黄龙而蝟聚。圣上愍兹萌庶，方申吊伐。”[41]此“萌庶”当指受高句丽军事进攻之新罗百姓。 另外有2方墓志直接或间接提到唐朝的出兵，与开疆拓土有关。如《娄敬墓志》提到高宗朝的征讨行动时云：“我国家张天御辩，括地开英”[42]。直接将唐朝的军事征伐行动与“括地”的目的联系起来。《左卫亲府中郎将屈突诠墓志》中，作者在叙述征讨原因之前，先云“马卿好事，拥犀节而开边；潘岳闲居，兼虎贲而直省”[43]。间接提到了朝廷的这次征讨，应当带有“开边”目的。 还有1方墓志认为与高句丽在边境修建军事工程有关，如《宇文干墓志》云：“贞观年，（宇文干）陪驾讨辽。蠢尔牛加，跨柳城而作镇；安兹豕荐，拥蓬渚而为池。”[44] 总之，从碑志对唐朝出兵高句丽原因的记载频率来看，初唐士人的主流认识是由于高句丽的不臣服（缺贡、缺朝仪也是不臣服的表现之一）、不听唐朝的休兵调解、出兵进攻新罗，这是唐朝出兵的重要原因；其它原因如高句丽内乱、唐朝皇帝同情当地百姓、开疆拓土等，并不是他们所认为的朝廷出兵的主要原因。上述士人的观点与官方发布的出兵缘由是否存在一定距离？士人所述唐朝的出兵原因是否完全符合历史事实？这是以下所要探讨的问题。 二 唐朝官方发布的出兵理由主要在战前动员诏令中，详检太宗和高宗朝出征高句丽而发布的诏敕或文告，我们发现，现存文献主要是太宗时期的官方文告，高宗时期的较为少见。大致而言主要有贞观十八年十月的《讨高丽诏》，诏文提到出征原因是：高句丽内乱（臣弑君）、虐害臣民、窃据边隅、毒害他人他国[45]。贞观十八年十二月的《亲征高丽诏》，更详细地说明了出征原因： 其臣莫离支盖苏文，包藏凶忒，招集不逞，潜兴计谋，奄行弑逆。冤酷缠于濊貊，痛悼彻于诸华。纂彼藩绪，权其国政，法令无章，赏罚失所，下陵上替，远怨迩嗟。加以好乱滋甚，穷兵不息，率其群凶之徒，屡侵新罗之地。新罗丧土，忧危日深，远请救援，行李相属。朕愍其倒悬之急，爰命輶轩之使，备陈至理，喻以休兵，曾不知改，莫遵朝命。窥窬亭障。首鼠窟穴，完聚更切，赋敛尤繁。丁壮尽于锋刃，羸老弊于板筑，久废耕桑，咸罹饥馑。生肉表异，显其亡徵；雨血为妖，彰其数尽。比室愁苦，阖境哀惶，华发青衿，不胜苛政，延颈企踵，思沾王泽。[46] 此则诏文谈到的出兵原因大体而言是：第一、高句丽内乱，臣弑君；第二、高句丽进攻新罗，并不听唐朝的“休兵”调解；第三、新罗求救；第四、高句丽在边境完固军事工程；第五、高句丽国内人民遭受着残酷的统治，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贞观十九年四月《破高丽诏》云： 而岛夷陪隶，虐弑其君，毒被朝鲜，灾流濊貊。幼孤者不胜苛暴，忠概者仰我来苏。朕言念匪人，深怀夕惕，亲御戎轩，躬执金鼓。意在以杀止杀，仁育被于群生；用刑清刑，义征戡于不惠。廓滔天而调雨露，禽猾夏以正封疆。用此佳兵。事非获已，仰申天罚，遂乃龚行。[47] 也提到出征原因是高句丽国内发生了臣弑君的事件，以及现任统治者暴虐其民。贞观十九年六月，太宗在进兵攻打辽东安市城的诏书中，也指出了同样的出征理由[48]。显然上述内容与唐朝碑志所书双方战争原因有一定的出入，但也有部分原因得到了士人的认可。 首先，大部分士人认可唐朝出兵高句丽的原因与高句丽不听唐朝的休兵调解、进攻新罗有关；少数士人则认可与高句丽的内乱、高句丽在边境修建军事工程等有关。至于高句丽国内统治者暴虐其民以及人民的生活状况，碑志很少将此作为唐朝的出兵缘由。新罗向唐朝求救一事，碑志也较少提及。可见，唐初士人对于官方的出兵理由是有选择性地接受的，他们并不完全认同官方的言论，而只是认同其中的一些出兵理由。即便认同内容，也有主次之分，碑志显示，高句丽不听唐朝的休兵调解（“逆命”、“背诞”、“放命”）、进攻新罗成为唐初士人普遍认同的主要出兵原因。而其国内内乱则不是唐朝出兵缘由的主流认识，因为接受这一观点者人数较少（附表仅3人）。至于开疆拓土，唐朝在出征诏书中并没有直接提到，只是在《破高丽诏》和《降高丽颁示天下诏》中，前者提到轩辕黄帝等先人出征作战，最后达到了“斥土开疆，威加四海”的目的[49]；后者则云：“则天弘化，环四海而开宇。义非获已，由是举兵”。[50]提到祖辈辛勤作战所成就的功业。这些文字背后透露出来的信息无疑应该是太宗对于祖辈开疆拓土业绩的向往，但他并没有将此作为出兵理由，碑志中也仅有个别士人认为这是唐朝的出兵目的（《娄敬墓志》）。可见，就唐初出兵高句丽的原因而言，官方言论与民众认识之间存在着一定距离。 不仅如此，唐初士人对于这场战争起因的认识甚至还有自己的一些独立思考和想象。如少数初唐文士认为，双方战争的起因与高句丽“缺朝仪”、“缺贡”有关。事实上，这并不完全符合历史。因为唐朝建立之初（武德四年，621），高句丽王建武就遣使入贡[51]；武德七年（624），唐朝一并册封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为辽东郡王、带方郡王和乐浪郡王[52]。而且在贞观十六年（642），亳州刺史裴行庄奏请伐高丽时，太宗还云：“高丽王武职贡不绝，为贼臣所弑，朕哀之甚深，固不忘也。但因丧乘乱而取之，虽得之不贵。且山东凋弊，吾未忍言用兵也。”[53]贞观二十二年（648）房玄龄进谏太宗东征一事也提到：“向使高丽违失臣节，诛之可也；侵扰百姓，灭之可也；他日能为中国患，除之可也。今无此三条而坐烦中国，内为前代雪耻，外为新罗报仇，岂非所存者小，所损者大乎！”[54]表明从唐朝建立之初，高句丽就未曾主动缺贡。高宗朝永徽三年（652）春，正月，“吐谷浑、新罗、高丽、百济并遣使入贡”。[55]即便在高句丽灭亡的前一年——麟德二年（665），双方已经处于紧张状态的情况下，高宗封禅泰山，“刘仁轨以新罗、百济、耽罗、倭国使者浮海西还，会祠泰山，高丽亦遣太子福男来侍祠”。[56]因此，就唐朝出兵征讨高句丽的原因而言，初唐士人所描述的高句丽“缺朝仪”、“缺贡“是双方战争的起因，不尽符合历史事实。然而，这恰好从侧面体现出，由于浓厚的“中华意识”的思维模式，故在当时士人看来，缺朝贡可以成为唐朝征讨周边四夷的“正当”理由。唐朝士人的这一思想观念表明，唐朝所建构的天下秩序得到了国内普通士人的支持和认可，并得到了他们的极力维护。故他们用“高丽小丑，紊我大猷”[57]这样的词语来表达其对高句丽破坏唐朝天下秩序的不满情绪，反映了他们不能容忍高句丽的桀骜不驯以及蔑视唐朝天下秩序的态度，这反映了当时士人对于唐与周边民族政权之间理想关系的期待和愿望。即如若“朝贡脱略”，则“无藩臣礼”[58]。 最后，经由碑志文献我们还可以发现，尽管唐初士人对于唐朝出兵高句丽的原因认识并不完全统一，但是他们却几乎站在了朝廷的立场，认为朝廷的征伐行为是合理的，这与我们今天的教科书都指责隋炀帝、唐太宗出征高句丽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从唐初士人频繁使用“问罪”一词以及一些轻蔑高句丽的词语，表明他们大体上认同朝廷的征讨行动，也反映出唐朝征讨高句丽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这在传统文献中也有所反映，贞观后期，唐太宗征伐高句丽，当时民间就出现“不求县官勋赏，惟愿效死辽东”的现象[59]；一些墓主在参战时，也抱有“鲁连夷难，无取千金；冯异论功，高居大树”的胸怀和气度[60]。而且从碑志书写的语言也可以看出初唐士人对高句丽带有强烈的仇恨情绪。如墓志称高句丽为“东夷小丑”、[61]“高丽小丑”[62]、“高丽余孽”、[63]“玄夷之孽”[64]。为何唐初士人在朝廷征讨高句丽一事上会抱有如此浓厚的民族情绪和大国意识？这恐怕与“隋朝灭亡直接与征伐高句丽有关，数以万计的隋朝俘虏仍然身在他乡，……同时，唐朝要重新建立中国的‘天下秩序‘，而高句丽权臣当道、进攻新罗，特别是辽东的归属问题被重新提出，这些问题都触发唐朝人怨恨高句丽的神经”[65]。而且，唐太宗初年所取得的一系列征服行动的胜利，当也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国内民众的大国主义意识，故在朝廷征讨高句丽一事上，从碑志材料来看，绝大多数士人都站在了朝廷的立场，支持朝廷的军事行动。上述事实表明，唐朝出征高句丽得到了普通士人的广泛支持，这也是其获得战争胜利的群众基础。 概言之，唐初士人的主流认识是由于高句丽的不臣服（“不宾”、“缺贡”）、不听唐朝的休兵调解（“背诞”、“逆命”）、出兵进攻新罗是唐朝出兵高句丽的主要原因。而朝廷发布的其它出兵理由如高句丽内乱、国内人民遭受统治者的暴虐统治、高句丽在边疆修建军事工程等出兵理由，则没有得到唐初士人的普遍认可。这一现象表明，对于朝廷出兵高句丽的军事行动，唐初士人并没有完全受官方舆论所左右，而是有选择性地接受官方言论，故才会出现一些出兵理由被士人广泛接受，而一些出兵理由并不被大多数士人所认可，甚至还会出现一些士人“添加”的出兵理由，这正反映了当时民众对于唐与周边民族政权之间的理想关系的期待和愿望，即希望周边民族政权能够臣服于唐朝、听命于唐朝、遵守唐朝所建立的国际新秩序。唐初士人之所以拥有这样的认识，是由当时的历史背景决定的；然而其普通士人身份，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他们这场战争的全面认识，这是由他们的阶层地位决定的。无论民众心中这场战争的起因如何，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们几乎都站在了朝廷的立场，支持朝廷的军事行动，对高句丽带有强烈的仇恨情绪。民众的立场和观念，对朝廷在战争中的胜负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碑志中七世纪征伐高句丽之唐代将士表
作者简介：刘琴丽，女，1972年生，四川省邻水县人，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 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石刻文献及隋唐五代史研究。 通讯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5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邮编：100732 Email:liuqinli412@163.com 移动电话：13693358889 [①] 蔡靖夫《就<三国史记>评“唐丽战争”》，《北方论丛》1983年第6期等。解如智《试论隋唐时期对高丽的战争》，《社会科学（甘肃）》，1989年第6期。刘进宝《试论唐太宗、唐高宗对高丽的战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5年第3期；韩昇《唐朝对高丽政策的形成与演变》，《东北亚研究》1995年第2期。拜根兴《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作者在附篇第二章第二节，探讨了唐与高句丽战争的原因，“建立不久的唐王朝，奉行自汉以来中国中心的天下秩序观念，在结束对西北少数民族的征服及交涉之后，为了自己的利益，关注朝鲜半岛事态，积极游说高句丽、百济，劝解其放弃灭亡新罗的企图，希望三者和平共处。高句丽拒绝唐朝的劝解，于是战争爆发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12页。 [②] 刘进宝认为唐朝之所以出兵高句丽是因为：第一、为了拯救汉民；第二、为了声讨弑逆；第三、为了恢复旧疆；第四、为了预防后世之忧；第五、海东三国关系的影响；其中贯穿始终的最主要一条原因，则是双方政治利益的冲突，即唐政府想以中原为根据地，实现全国统一，而高丽为了保持其政治利益，不被中原王朝政府所兼并、统一，总是千方百计地阻碍中原王朝统一全国。分别参见刘进宝《“唐丽战争”初探》，《兰州学刊》1990年第5期，第84-86页；刘进宝《试论唐太宗、唐高宗对高丽的战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5年第3期，第36-43页。祝立业《简论唐丽战争中的唐罗同盟与丽济同盟问题》，作者更强调唐朝的旧疆恢复问题，认为这是出兵的主要原因：“统一和解除了西北边患后，对东北特别是辽东地区形成了既定的政策，即将整个辽东之地纳人王朝的直接统治体系中。”《东北史地》2004年第4期，第18页。解如智《试论隋唐时期对高丽的战争》，作者认为太宗所云“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 高丽雪君父之耻”这不过是其出兵的借口而已, 夺取辽东之地，进而制服高丽，巩固唐王朝东北部的边疆，加强唐王朝封建中央集权君主政权的统治，才是其真正的目的。《社会科学》（甘肃）1989年第6期，第91-92页。李德山《唐朝对高句丽政策的形成、嬗变及其原因》，作者并不全赞同上述观点，而是认为救助新罗，稳定朝鲜半岛局势，这才是唐太宗义无反顾地征讨高句丽的原因，《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4期，第26-29页。张暾《唐朝与高句丽、百济关系的恶化及其原因》，认为高句丽对唐态度强硬；以及高句丽“对唐之藩国新罗又开始大肆扩张，尤其是联合百济、勾结日本妄图消灭新罗，这与唐所维系的东亚秩序是大大相悖的，一旦新罗灭亡，唐在东亚的地位会一落千丈，颜面无存。高句丽与百济、日本的勾结无疑是对以唐为中心的东亚秩序的严重威胁”，这是唐朝出兵高句丽也是后来平北济的重要原因；另外，也与新罗开展的外交活动有关。《北方文物》2008年第2期，第53-56页。 [③] 拜根兴、侯振兵《论唐人对高句丽及高句丽遗民的认识》，文章主要探讨了唐人（包括君主和臣民）对于高句丽政权的认识，即蔑视高句丽，认为高句丽必须臣服中原王朝，唐人对高句丽抱有愤恨情绪；对高句丽遗民的认识，则从最初的满怀华夷观念、复仇、幸灾乐祸心理，到高句丽遗民融入唐人大家庭后，逐渐适应、接受，以至于没有区别地首肯欣赏；最后作者探讨了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唐史论丛》第13辑，三秦出版社，2011年，第15-24页。 [④] 关于这些参战将士的碑志，主要出现在太宗、高宗时期，武周以后逐渐减少，开元以后，则较为少见。笔者通过对《唐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全唐文补遗》（1－10辑）、《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以及《全唐文》中的碑志材料，将凡是参与唐对高句丽之战的将士碑志单独辑出，列为文后附表。不过由于碑志材料在记述时喜欢用典，故文章对于征讨对象是否高句丽，则根据太宗时期一些碑志材料的叙述来进行判断。另外还有3方碑志材料征讨地点较为模糊，它们是附表中的张德、王玄和纪会墓志。 [⑤] 在这99方碑志中，绝大部分都没有标明撰者，显然为当时的普通士人。标明者仅13方，即附表中的《常何碑》（中书侍郎兼修国史弘文馆学士李义府撰）、《张士贵墓志》（太子中舍人弘文馆学士上官仪撰）、《魏哲碑》与《李怀州墓志》及《梁待宾碑》（皆为杨炯所撰）、《李勣碑》（朝散郎守司文郎崇贤馆直学士刘祎之撰）、《阿史那忠墓志》（秘书少监崔行功撰）、《阎庄墓志》（太子率更令李俨撰）、《张仁祎墓志》（洛州司功参军郎余令撰）、《冯师训墓志》（族弟前恭陵丞直麟台观正院供奉冯敦直撰）、《程思义墓志》（女婿曹琰撰）、《王庆墓志》（嗣子瀛洲司户参军王皦撰）。 [⑥] 本文的统计数据，是指碑志中出现的频率次数，由于部分碑志在记载唐朝出征原因时会提到两个甚至两个以上的原因，因此笔者在统计时进行了分类计算。 [⑦]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以下简称《补遗》）第3辑，三秦出版社，1996年，第404－405页。 [⑧] 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以下简称《汇编》）开元314，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374页。 [⑨]《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第23-24页。 [⑩]《补遗》5，第213页。 [11]《补遗》第1辑，第42页。 [12]《补遗》第6辑，第344页。《汇编》神功008，第918页 [13]《补遗》第5辑，第225页。 [14] 〔宋〕司马光撰，〔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197，贞观十七年（643）九月庚辰条、贞观十八年（644）相里玄奖至平壤条，中华书局，1956年，第6204、6206—6207页。 [15]《补遗》第5辑，第157页。 [16]《补遗》第3辑，第434页。 [17] 赵振华、闵庚三《唐高质、高慈父子墓志研究》：“于是后来唐人在行文时将 ‘日子’、‘河孙’作为高句丽的专用代词了”，《东北史地》2009 年第2期，第24页。 [18] 《汇编》文明004，第716页。 [19]《补遗》第5辑，第258页。 [20]《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第58页。 [21]《补遗》第4辑，三秦出版社，1997年，第407页。 [22]《补遗》第5辑，第166页。 [23] 《补遗》8，第373-374页。 [24] 《补遗》2，第231-232页。 [25]《补遗》第6辑，第311－312页。 [26]《补遗》第3辑，第6页。 [27]《补遗》第2辑，第96页。 [28]《补遗》第8辑，第300－301页。 [29]《补遗》第3辑，第6页。 [30]《补遗》第5辑，第217页。 [31] 《汇编》证圣006，第870页。 [32] 严耕望《唐代文化约论》，《严耕望史学论文集》（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814页。 [33] 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唐李思谅墓志》，编号39—41—ly2—51。 [34] 李德山、解如智等先生就持这样的观点，李德山《唐朝对高句丽政策的形成、嬗变及其原因》，《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4期，第26-29页。解如智《试论隋唐时期对高丽的战争》，《社会科学》（甘肃）1989年第6期，第91-92页。 [35]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194，杨炯《唐右将军魏哲神道碑》，中华书局，1983年，第1969页。 [36]《全唐文》眷196，杨炯《李怀州墓志铭》，第1981页。 [37]《补遗》第5辑，第205页。 [38]《资治通鉴》卷201,，高宗乾封元年（666）“高丽泉盖苏文卒”条，第6347页。 [39]《全唐文》卷990《唐刘仁愿纪功碑》，第10249页。 [40]《全唐文》卷194，杨炯《唐右将军魏哲神道碑》，第1969页 [41]《补遗》第5辑，第157页。 [42]《补遗》第5辑，第142页。 [43]《补遗》第8辑，第300－301页。 [44] 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唐宇文干墓志》，编号48—ly2—02。 [45] [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130《讨高丽诏》：“高丽莫支离盖苏文，杀逆其主，酷害其臣，窃据边隅，肆其蜂虿。朕以君臣之义，情何可忍，若不诛剪遐秽，何以惩肃中华？”，商务印书馆，1959 年，第703页。 [46] 《唐大诏令集》卷130，第703-704页。 [47] 《唐大诏令集》卷130，第707页。 [48] [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159《帝王部·革弊一》：“自莫离支为主，官以贿成，单贫之家，困于税敛。一马匹布，只菟纤鳞，或进域主，或输耨艺，其有自给，类加箠楚。编户饥寒，莫知告诉。至斯责罚，即用夷刑，反接鞭笞，下手无数，疮生快意，然后乃已。所以陈兵伐罪，兼畅皇风，……”中华书局，1960年，第1920页。 [49] 《唐大诏令集》卷130，第707页。 [50] 《唐大诏令集》卷130，第708页。 [51] 《资治通鉴》卷189，高祖武德四年（621）“乙丑，高句丽王建武遣使入贡”条，第5923页。 [52] 《资治通鉴》卷190，高祖武德七年（624）“丁未，高丽王建武遣使来请班历”条，第5976页。 [53] 《资治通鉴》卷196，贞观十六年（642）“亳州刺史裴行庄奏请伐高丽”条，第6181-6182页。 [54] 《资治通鉴》卷199，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司空梁文昭公房玄龄留守京师”条，第6260页。 [55] 《资治通鉴》卷199，高宗永徽三年春正月己未朔条，第6277页。 [56] 《资治通鉴》卷201，高宗麟德二年（665）“上命熊津都尉扶余隆与新罗王金法敏释去旧怨”条，第6344页。 [57]《补遗》3，第6页。 [58] 《资治通鉴》卷195，太宗贞观十三年（639）“高昌王曲文泰多遏绝西域朝贡”条，第6146页。 [59] 《资治通鉴》卷197，贞观十九年（645）“丁巳，诏谥殷太师比干曰忠烈”条，第6218页。 [60] 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唐宇文干墓志》，编号48—ly2—02。 [61] 《补遗》2，第96页。 [62] 《补遗》3，第6页。 [63] 《唐文拾遗》卷22《唐故朝议郎行登州司马上柱国王府君墓志铭并序》，第10613－10614页。 [64] 《补遗》1，第42页。 [65] 拜根兴、侯振兵《论唐人对高句丽及高句丽遗民的认识》，《唐史论丛》第13辑，第16页。 [66] 卒葬年，以碑志中最后的出现时间为准。 [67] 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68] 赵力光主编《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线装书局，2007年。 [69] 赵振华、闵庚三《唐高质、高慈父子墓志研究》：“于是后来唐人在行文时将 ‘日子’、‘河孙’作为高句丽的专用代词了”，《东北史地》2009 年第2期，第24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