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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关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穆克登立碑的位置，中韩两国学者持不同的观点。韩国学者一般认为，穆克登立碑的位置在长白山天池东南十余里处，碑文记载“西为鸭绿，东为土门，故于分水岭上勒石为记”，确定以西边的鸭绿江源、东边的土门江源为界；碑以东连置土石堆，连接到松花江上流，碑文中的“东为土门”指松花江上流，而不是指豆满江（今图们江），即主张土门、豆满为二江。中国台湾学者张存武、大陆学者杨昭全等，虽然不认同韩国学者所谓土门、豆满为二江的主张，但是对于碑址位于天池东南十余里处，并无异议。[1]近年来一些学者不断对位于天池东南边的碑址提出质疑，提出所谓的“移碑说”，主张碑最初立在鸭绿江、图们江真正的分水岭——小白山顶上，定西边的鸭绿江和东边的图们江（指红丹水）为界，后来朝鲜人意在拓地，将碑从小白山顶暗移至天池边。[2] 本人通过2005年发表于《欧亚学刊》的论文：“康熙年间中朝查界交涉与长白山定界”，对中朝两国的定界思路和碑址等做了考察和辨正。针对近年来一些学者所主张的“移碑说”，本文试利用康熙年间的第一手资料，包括跟随穆克登参与定界的朝鲜译官的日记和行记，清朝画员绘制的地形图的模本，并结合光绪年间的勘界报告等，对于穆克登立碑的位置，以及碑址是否被移动的问题，再做深入的探讨，以求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 一、康熙年间的史料所记碑址康熙五十年（1711年）、五十一年（1712年），清朝两次派乌喇总管穆克登调查中朝边界和长白山地区，主要是为了编纂《一统志》和制作《皇舆全览图》。[3]有关这两次踏查活动，中方留下的文献资料极其有限，以致于后来光绪年间勘界时（1885年、1887年），中方因找不到康熙年间的旧档，所以怀疑康熙五十一年清朝派穆克登到长白山查边、定界是否确有其事，不仅如此，中方甚至对存在于天池附近的碑的真伪产生怀疑。[4] 然而实际情况是，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穆克登到达长白山调查鸭绿江、图们江水源和立碑于分水岭上，不但绘制了地形图，还写有奏本，[5]可惜这些资料由于内阁大库的失火而荡然无存。[6]中方文献记录穆克登查边活动的，只有《清圣祖实录》康熙五十年（1711年）五月癸巳条和八月辛酉条。其内容为：康熙帝谕令穆克登前往调查鸭绿江、图们江边界和长白山地区，要求他溯鸭绿江而上到达长白山，再调查土门江；还谕令他在第二年即1712年春前往调查，如果遇到道路不通处，可以“令朝鲜人供应”。[7]除此以外，中方文献再也找不到有关穆克登查边活动的记录。尽管其后编纂的康熙《皇舆全览图》“朝鲜图”，乾隆《会典图》，以及乾隆年间齐召南编的《水道提纲》等，多少反映了穆克登查边、定界的结果，但是这些都属于间接资料，不是亲历的第一手资料。 与之相比，朝方留下大量穆克登定界时的第一手资料。比如陪伴穆克登参与定界的朝鲜译官金指南写了记录整个查边、定界过程的日记——《北征录》，同样担任随行译官的其子金庆门托友人洪世泰写了《白头山记》，记录了穆克登登山及下山查水源、立碑的过程。另外，为接待清使而派出的朝鲜接伴使朴权也写了《北征日记》，虽然内容不如前者详细，但仍可以参考穆克登行进路线等状况。金指南、金庆门父子还编写了朝鲜时代司译院的志书——《通文馆志》，初刊于1720年，[8]书中多处提到1712年穆克登定界之事。此外，朝鲜官方史料《朝鲜王朝实录》、《备边司誊录》、《承政院日记》等，还收录了穆克登行查时接伴使朴权、咸镜道观察使李善溥的状启，以及参与定界、设栅工程的朝鲜差使员（许樑、朴道常）的口供等，这些都属于朝方当事者的亲历的描述。 在这些史料中，最详细地描述穆克登立碑过程的，当数金指南的《北征录》和洪世泰的《白头山记》。金指南的《北征录》以日记体的形式，记录了穆克登溯鸭绿江而上登上长白山顶天池，下山查水源、立碑之后，顺图们江而下，一直到达入海口的全过程。《北征录》内容的真实性，可以通过《朝鲜肃宗实录》、《同文汇考》等相互印证。考察《北征录》的版本，它是由金指南的另一个儿子译官金显门于1713年抄写完成的，之后由其后孙秘藏保管，直到1930年才由朝鲜总督府“朝鲜史编修会”抄录和公布于世。[9] 据记载，金指南本人由于年老的关系，没有和穆克登一起登上长白山顶，也没有参与查水源、立碑的过程，但是《北征录》转引了陪同穆克登一起上山的朝鲜军官李义复、译官金应瀗、金庆门等的驰报和手本内容。其中，军官李义复的驰报如下： 十一日（五月十一日——笔者注），总管（穆克登——笔者注）登白头山巅，则鸭江之源，果出于山腰南边，故既已定界。而土门江源，则白山东边最下处有一微派东流，总管以此为豆江之源。两水间岭脊上欲竖一碑，以定界限。而竖碑定界，出于皇旨，重臣、道臣亦当刻名于碑上，探问可否。[10] 如上文，穆克登登上长白山顶天池，发现鸭绿江源出于山腰南边，即长白山山腰南边，因此定为水源。土门江源，则在长白山东边最下处指定了一条东流的小水，并在鸭绿、土门二源之间的岭脊上欲立碑，以作为两国界线，他还要求朝鲜接伴使朴权和咸镜监司李善溥在碑上刻名。从上引文可以确认：鸭绿江源位于长白山天池南边不远处，图们江源则位于天池以东稍远的地方，而立碑处就在此二源之间的岭脊上，估计离天池也不会太远，位于天池南边的一个岭脊上。李义复的这份驰报后来被写进朴权的状启，载入《朝鲜肃宗实录》，实录只是把其中的“总管登白头山巅”，简写为“总管登白山巅”，[11]省略掉了“白头山”的“头”字。有的学者据此认为穆克登登的是小白山顶，而非长白山顶，主张穆克登立碑于小白山顶，而非长白山顶，[12]可见该学者对史料的把握不够全面，分析出现错误。 洪世泰的《白头山记》是根据金庆门的口述而写成的，较为详细地描述了穆克登登山及下山查水源、分水岭上立碑的过程。据《白头山记》记载：穆克登登上长白山顶观看天池，之后率领众人向东行，“从岗脊冉冉而下，约三四里，而始得鸭绿之源，”这是鸭绿江西源，即史料中的西泉。他由此向东“转逾一短岗，得一泉”，这是鸭绿江东源，史料中所指“中泉”。从这里别出一个微派向东流，穆克登向东行过一个山岗，发现此微派与另一条东流之水（史料所指东泉）汇合，流为图们江。于是穆克登“坐中泉汊水间”，即鸭绿江东源和图们江微派之间，对金庆门等说：“此可名分水岭，立碑以定界乎。”金庆门回答：“甚善明。公此行此事，当与此山而终古矣。”这里的“此山”指长白山，表明金庆门完全赞同穆克登立碑于长白山南麓分水岭的作法。接下来，由于“土门源流间断，伏行地中”，穆克登要求“土门源断处，可筑墩，接其下流，以表之。”[13]《白头山记》的这一段描述同样指出穆克登从天池岭脊下来后，首先找到了鸭绿江源。鸭绿江源有东、西二源，穆克登指定的是东源，并且在东源和图们江源之间的分水岭上立了碑。只是图们江源有所谓“源断处”，他要求在“源断处”要筑墩。 除此以外，1712年由清朝画员绘制的地形图的模本——《白山图》，也为我们考察立碑处和穆克登所定的江源提供了依据。《白山图》现收藏于首尔大学奎章阁，收录于《舆地图》（古4709-1）中。《舆地图》由十几幅图构成，除了这张《白山图》以外，还包括朝鲜八道图，即“京畿道图”、“忠清道图”、“全罗道图”、“庆尚道图”“咸镜道图”、“黄海道图”、“平安道图”、“江原道图”等，以及“天下诸国图”、“中国图”、“东国八道大总图”、“盛京舆地全图（康熙二十三年《盛京通志》插图的模本）”、“琉球图”、“日本图”等。这些图按照顺序前后粘连起来，便构成了折叠式的《舆地图》。 考察《白山图》，图的右上端有如下题记：“康熙五十一年我肃宗三十八年壬辰穆胡克登定界时所模朴权定界使”，说明该图是1712年穆克登定界时绘制的山图的模本。该图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绘制了两条不同的登山路线，其中一条是穆克登带领家丁、朝鲜军官、译官及指路人等，登上长白山顶和下山查水源的路线，另一条是清朝的侍卫及朝鲜的接伴使朴权、咸镜监司李善溥等年老者从甫多会山北路，经过三池渊、天坪一带，来到茂山的路线。这两条路线分别用小三角形和小圆圈标注了一行人的住宿处，这些标注内容与《北征录》的记载完全吻合。 仔细观察此图，在图的左上端有长白山天池，标示为“白头山”。从长白山发源的三大水系分别为北流的松花江，南流的鸭绿江，东南流的图们江。其中，松花江作了简化处理，鸭绿江、图们江上流则标示得很详细。鸭绿江主要标示的是惠山以上的水流，图们江主要标示的是茂山以上的水流。碑立在天池东南边，其西边标有“鸭绿江源”四个字，东边标有“土门”二字，碑的下方标有“江源碑”三个字，表明这里就是鸭、图二江的发源地。此外，立碑处的西南还有“小白山”，往东有“妍芝峰”、“大角峰”，再往南有“虚项岭”，往东有“三池渊”，再往东有“长坡水”等。从虚项岭、三池渊一直到长坡为止，是一个平坦的地带，朴权等经由此路来到茂山。从三池渊再往南有“甫多会山”，往南有“缓项岭”，再往南一直到达镜城“长白山”。以上所举的山脉，自天池向东南方向展开，构成了鸭绿江、图们江两大水系的天然分水岭，其两边分别有鸭、图二江的支流向东西两边分散流去，逐渐汇聚成为大河。 图1：《白山图》，收入《舆地图》中（首尔大学奎章阁收藏，古4709-1） 再看一下此图，在图们江上源有一个断流处，图上标为“入地暗流”，在甘土峰上标为“水出”，在甘土峰右侧则有四派水流汇合成为图们江。其下有“长坡水”与之汇流，汇流处标为“大红丹水”。大红丹水又分为南北二流，南流即“长坡水”，显然指小红丹水；北流的水量稍大，最上源为甘土峰下的三派水，这就是史料中所说的图们江“涌出处”，也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红土山水。[14]此图的大红丹水下面还有“鱼润江”、“朴下川”等汇入，一直流到茂山。 从这幅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穆克登溯鸭绿江而上登上了长白山天池，之后从天池南麓下来，找到了鸭绿江源。鸭绿江源有东西二源，他指定的是鸭绿江东源，并在这个东源和图们江源之间设立了“江源碑”。立碑处就在天池东南山脚下，西边为鸭绿江源，东边为图们江源。从图中清楚地看到，图们江源有断流的部分，向东到达甘土峰下才复流为图们江。据史料记载，穆克登查找图们江源时，未及“涌出处”十余里，找到了一派东流的小水，指定其为图们江源。[15]然而穆克登回国后，朝鲜发现这条东流之水向东流过一段后，继续向北流入松花江，而不入图们江，表明穆克登定错了江源。他原以为东流之水与甘土峰下“涌出处”的水汇合成为图们江（指红土山水），他的行进路线也是沿着图们江（红土山水）顺流而下，经过甑山（位于小红丹水以北）、芦隐东山（位于小红丹水以北、甑山以东），来到鱼润江（今西豆水，其汇入处位于崇善附近）边使臣等候处的。[16]然而他却误定了流入松花江五道白河的水为图们江。据考证，穆克登错定的水源为松花江五道白河的支流——董棚水的可能性大。[17]另据史料记载，董棚水距离红土山水大约八里，它是一条伏流、复出之水，向“东北流二十里，仍散漫自尽，即山中断流”，复流后继续向北流，与斜乙水、黄花松沟子水一起流入松花江，构成五道白河水系。[18] 除了以上列举的译官的驰报、行记及《白山图》以外，1712年6月穆克登回国以后，同年8月北评事洪致中为从事设栅工程而从茂山驰进长白山时所描述的“白头山形便”，也为我们了解立碑处提供了参考依据。洪致中描述如下： 自茂山七十里至临江台，又十里渡渔润江到山下。地广漠无人烟，路险百折而上，及其登览，则非山而即野也。白山渔江之间，杉树蔽天，不分天日者殆三百里，行五日[19]始到立碑处。碑甚短狭，厚不过数寸，琢磨不精，竖之亦不牢。穆差（指穆克登——笔者注）以贵幸臣奉命定界，而虚疏至此，其无致力之意可知矣。自立碑处望见，有斗绝最高峰，攀附而上，十四峰罗立拱抱成一洞府。有大泽，色深黝，不知其几丈。舆志中称以八十里周回，而以臣所见，亦当为四十余里。山体皆沙石，而草树不生，积雪四时不消，白头之名，似以此也。[20] 如上文，洪致中从茂山走了七十里到临江台，从临江台走了十里到渔润江（今西豆水，崇善附近），渡过渔润江后又走了三百里到达立碑处，共计花了五天时间。来到立碑处他见到了前面的“斗绝最高峰”，登上去便是“十四峰罗立拱抱”的天池。可以看出，立碑处就在长白山山脚下，当他来到立碑处时，就见到前面有最高峰，此即天池。 同样由译官金指南、金庆门父子编写的《通文馆志》所描述的立碑处，则与前面见到的《北征录》、《朝鲜肃宗实录》、《白头山记》及《白山图》有所不同。《通文馆志》记载穆克登定界的过程，往往指出穆克登登上长白山顶天池，“立碑潭畔”，或者“潭水边刻石立碑”。该志的“金指南”条记载如下： 壬辰帝令乌喇总管穆克登，行审鸭绿江以上至土门江入海处，查明边界。先是，我东虽知两江为界，而白头（中原人则谓此山为长白）以南、长白（位于朝鲜镜城境内的一座山——笔者注）以北，幅员几千余里，自古荒废。舆志所载语多谬误，故朝野骇惑多过虑，至于交章论说。接伴使朴尚书权启带公（指金指南）往与论辨，公谓穆曰：夫两江作界，自古已定。而两江之源出自白头山顶潭水，潭之北为上国之界，其南即吾地。反复晓告，穆果大悟。遂导至山巅，立碑潭畔，以为界。又画山形疆域作为二本，一进皇帝，一置本国，以为左契。[21] 如上文，金指南强调中朝两国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自古已定”，只是两江之间的地方不明，而两江发源于长白山天池，故天池以北属于中国，以南属于朝鲜。1712年行查时，穆克登登上长白山顶天池，“立碑潭畔，以为界”。此外，《通文馆志》肃宗三十八年（1712年）条也记载：穆克登“穷江源至白头山顶，潭水边刻石立碑”。[22]然而从前面的叙述我们已经了解到，穆克登立碑的位置就在天池南麓下的鸭绿江东源附近，那么，作为亲历者金氏父子为何如此记载呢？其用意何在呢？这恐怕是为了强调此次定界的结果以长白山天池为界，天池以北属于中国，以南属于朝鲜，这是此次定界时包括金氏父子在内的朝鲜人极力争取而未得的。因为穆克登立碑于天池南麓下的分水岭，定西边的鸭绿江源，东边的图们江源为界。 二、康熙年间的史料所记碑以东的堆栅 我们在考察立碑处的位置时，除了要注意到碑立在天池附近和靠近鸭绿江东源以外，还要注意到按照穆克登的要求朝鲜在碑以东的图们江“断流处”设置了堆栅。下面一段引文是1712年穆克登向朝鲜二使（朴、李）询问设栅便否的咨文，内容如下： 奉旨查边大人穆等移咨朝鲜接伴使、观察使为查边事。我亲至白山审视，鸭绿、土门两江，俱从白山根底发源，东西两边分流。原定江北为大国之境，江南为朝鲜之境，历年已久不议外，在两江发源分水岭之中立碑。从土门江之源顺流而下审视，流至数十里不见水痕，从石缝暗流，至百里方现巨水，流于茂山。两岸草稀地平，人不知边界，所以往返越境结舍，路径交杂。故此于接伴、观察同商议，于茂山、惠山相近此无水之地，如何设立坚守，使众人知有边界，不敢越境生事。庶可以副皇帝轸念生民之至意，且你我两边无事。为此相议咨送。康熙五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23] 如上文，穆克登指出鸭、图二江从长白山根底发源，东西两边分流，江北属于清朝，江南属于朝鲜，立碑于两江发源的分水岭上。而图们江源，流至数十里断流，“不见水痕”，至百里方现巨水，一直流到茂山。他要求朝鲜在图们江源无水地段“设立坚守”，“使众人知有边界，不敢越境生事”。从穆克登上面的表述来看，他认定两国以鸭、图二江之源和分水岭为界，为了明确边界，他不仅在分水岭上立碑，还要求朝鲜在图们江“断流处”设立坚守。显然，这一段表述和金指南、金庆门在《通文馆志》里的记述不一样，穆克登认为两国以二江源和分水岭、堆栅等为界，而金氏父子认为两国以天池为界，为了强调这一点，金氏父子还歪曲事实，记载穆克登在潭水边刻石立碑。 对于穆克登询问设栅便否，朝鲜二使（朴权、李善溥）的答复如下： 朝鲜国接伴使议政府右参赞朴权、咸镜道观察使李善溥等谨呈，为审定境界、树栅立标、以杜日后之弊事。伏以佥大人钦承皇命，辱莅敝邦，跋履险阻，查明交界，分水岭上立碑为标。而又虑土门江源暗伏潜流，有欠明白，既以图本亲自指示立栅之便否，复为面询，犹恐其不能详尽，有此送咨更问之举。其所以仰体皇上一视之仁，俯轸小邦生事之端，委曲谆复一至于此，感激钦叹无以为喻。日者閤下以设栅便宜，俯赐询问。职等以木栅非长久之计，或筑土或聚石或树栅，趁农歇始役之意，及大国人监董与否仰禀。则大人以为既已定界之后，则立标之时，似无大国人来监之事。而农民不可出役，且非一日为急之事，监司主张随便始役，虽至二三年后完毕亦且无妨。每年节使之来，以举行形止言及通官，传至俺处，则或不无转达皇上之道为教。故职等辞退后，以此意状闻于国王。咨文中两边无事之道，此外更无所达矣。且回咨则有所不敢，谨以呈文仰答。伏惟閤下曲加恕察，不胜幸甚。合行具呈，须至呈者。右谨具呈。康熙五十一年六月初二日。朝鲜国接伴使议政府右参赞朴权、咸镜道观察使李善溥。[24] 如上文，穆克登问：立碑处和图们江源之间是否要设立木栅，朝鲜二使回答：“木栅非长久之计，或筑土或聚石或树栅，趁农歇始役”。朝鲜二使又问：清朝是否派人来监役，穆克登回答：不会派人来，由咸镜监司负责使役，趁农闲慢慢举行，不要给农民增加负担，只需把举行的情况，由冬至使通过通官转告穆克登，再由穆克登转奏皇帝。据记载，后来按照穆克登的吩咐，朝鲜在碑以东的图们江断流处设置了堆栅。然而在动工之前，朝鲜差使员发现穆克登指定的“初派”水出了差错，此水向东流过一段后，继续向北流去，而不入图们江。问题在于，朝鲜发现水源错误后没有向清廷通告，而是擅自变更水源移设了堆栅。据记载，朝鲜设栅的水源为“初派水”南边的第二派水，移栅的结果使朝鲜领土向内边退缩了“几二十里许”。[25]即便如此，朝鲜认为这是值得的。因为朝鲜认定此次定界时多得了领土，即长白山天池以南空地自女真人撤走后长期以来归属不明，经过此次定界大部分归属了朝鲜。如此一来，朝鲜担心一旦把水源定错的事实通告清朝来重新划界，就有可能使这块地方得而复失，于是朝鲜决定隐瞒不报。 后来到了光绪年间（乙酉、1885年）勘界时，朝方代表李重夏在红土山水发现了木栅相连的痕迹。由此他认识到土门、豆满实为一条江而非两条江，1712年定界、设栅的水就是土门江即豆满江。[26]当年穆克登本想定红土山水，却误定了相近的松花江五道白河水，朝鲜发现水源错误后移设木栅的“第二派”水源，就是红土山水，这也许是朝鲜设栅于第二派水而心安理得的原因之一。红土山水的名称是光绪年间勘界时命名的，由红土山（今赤峰）附近的数条水流构成，包括今天的母树林河、红土水、小时令河、弱流河（圆池水）等。根据1964年签订的《中朝边界议定书》，中朝边界是从母树林河、红土水的汇合处开始，沿红土水而下的。[27]据考证，当年朝鲜设栅的第二派水似为今天的红土水。[28] 图2：1887年勘界图（首尔大学奎章阁收藏） 那么，后世发现的碑以东黄花松沟子里的土石堆又是什么呢？光绪年间勘界时，中朝双方代表发现碑位于天池东南十余里处，[29]碑以西有一沟为鸭绿江源，碑以东有一沟被称作“黄花松沟子”，此沟连设有石堆、土堆，相沿数十里。[30]此沟向南最近者是红土山水，有缓坡相隔开，相距大约四十余里。另外，此沟向东北距离松花江五道白河也不远，相隔也有数十里，[31]沟子的走向和五道白河的水流方向一致，都是东北向，二者明显以沟道相连。因此，当时越垦的朝鲜人和朝方代表均认为松花江上流是“土门江”，以对应碑文中的“东为土门”，而否认“土门”为豆满江（今图们江）。然而实际上从黄花松沟子的堆尽处到红土山水之间设有四十余里的木栅，可惜这一段木栅年久朽烂，加之红土山水位于沟以南四十余里，二者的走向互不相接，所以才造成似乎碑东的堆栅只与松花江上流相连，而不与图们江源相连的错觉。[32] 基于以上，我们在判定立碑处的位置时，除了要考虑到碑址靠近长白山天池和鸭绿江东源以外，还要考虑到从立碑处到图们江上流之间设有堆栅。光绪年间勘界时发现的碑址，位于天池东南十余里处，碑的西边有一沟连接鸭绿江源，此即鸭绿江东源；碑的东边有一沟（黄花松沟子）设有土石堆，此沟至图们江头源红土山水之间设有木栅（李重夏发现的），即碑东的堆栅与图们江上流是相连的。这些均符合康熙年间定界时的情形，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康熙五十一年穆克登立碑的位置，至光绪年间勘界时没有变动，天池东南十余里的立碑处就是当年穆克登的初立位置。只是由于碑以东的黄花松沟子既靠近图们江发源地，又靠近松花江上流，另外，从此沟到红土山水之间的木栅尽朽，所以才造成此碑与松花江上流相连，而不与图们江源相连的错觉，以致使人们误以为碑址与碑文内容不符。光绪年间勘界时中方代表提出的“移碑说”，以及朝方代表提出的土门、豆满二江说，均与此有关。 三、小白山的地理形势分析 光绪年间勘界时的中方代表，以及后来担任延吉边务督办的吴禄贞，还有当今一些学者，主张所谓的“移碑说”。他们依据碑文所记“西为鸭绿，东为土门，故于分水岭上勒石为记”，认为小白山才是鸭、图二江的真正的分水岭，穆克登当年立碑的位置应该在小白山顶，定西边的鸭绿江和东边的图们江（红丹水）为界，后来朝鲜人意在拓地，将碑从小白山顶暗移至天池边。那么，我们不妨看一下，小白山及其东麓发源的红丹水或者石乙水，与前述天池东南十余里的立碑处及长白山东麓发源的红土山水，差在哪里和相差多少。 其一，从小白山所处的地理位置看，它位于长白山天池以南五十余里，显然不如天池东南十余里的立碑处那样靠近天池。小白山西边虽有鸭绿江支流，但已然不是靠近天池的鸭绿江源头，在它之前已有三四条支流汇入，不符合史料所载穆克登从天池南麓下来确定鸭绿江源的过程。 其二，后人指出天池东南十余里的立碑处不是鸭、图二江发源的分水岭，小白山东西两边的鸭绿江、图们江源相对，这里才是真正的分水岭。但是小白山东西两边也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二源紧紧相靠和相对，如石乙水和鸭绿江相距42里，[33]红丹水和鸭绿江相距48里[34]（朝方认为是75里[35]），因此即使上了小白山顶也看不到“西为鸭绿，东为土门”的一幕。相反，天池东南十余里的立碑处，东西两边的沟子“分作人字”，[36]所谓“西为鸭绿，东为土门，故于分水岭上勒石为记”，实指此。 如前述，考察鸭、图二江的分水岭，自长白山天池开始向东南方向由一系列的山脉构成，包括立碑处的“分水岭”、胭脂峰、小白山、虚项岭、甫多会山等，都是二江的分水岭。其中，立碑处的“分水岭”，位于天池南边初开的东西沟壑之间，[37]这里是鸭、图二江头源的分水岭。由此向南行约四十余里，才是小白山、三池渊分水岭，但已不是头源的分水岭，可以算做次源的分水岭。因为无论是小白山西麓发源的鸭绿江支流，还是东麓发源的图们江支流——石乙水、红丹水，都只能算做次源。就图们江上流而言，只有长白山东边发源的红土山水才是头源。而这个头源（北支），比起次源（南支，小红丹水）来，水量也大得多。很明显，当年穆克登立碑的位置就是靠近长白山天池的二江头源的分水岭，此即天池东南十余里处。我们相信小白山、三池渊一带的确是鸭、图二江天然的分水岭，但却不是头源的分水岭，也不是唯一的分水岭。 其三，考察康熙年间的查界资料并无多少记录小白山的内容，如果像后人所说的，小白山顶真的是当年的立碑处，那么不应该对此山如此疏忽。史料上但凡记做“白山”的，主要指长白山，也就是朝鲜所谓“白头山”，小白山则明确记作“小白山”。另外，史料更没有穆克登立碑于小白山顶的记录，所谓朝鲜人暗移碑址也是子虚乌无，属于后人的推测。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朝鲜人暗移碑址不止一次，大概有二三次，主要依据是后人游记所录碑址。后人游记记录的碑址因人而异，相差三四里或者数里，如果是目测的结果，大可略而不记，却据此指出碑址被挪动二三次，显然有些欠妥。[38]更何况，长白山以南数百里之内都是崇山峻岭、森林密布，海拔也较高，其中不少地方气候寒凉，不适宜人居和从事农业生产，有何利益要移动数次来占据这些地方呢？ 其四，小白山的东边没有土石堆的标记，这也说明小白山不可能是碑址所在地。而主张碑最初立在小白山顶的人，往往否认黄花松沟子里的堆栅为界标，如有人指出它是武默讷为“登山记路所筑”（1908年刘建封），[39]也有人指出清初作为封禁的标识物先有了黄花松沟子里的堆栅（1907年吴禄贞），后来朝鲜人意在拓地，将碑从小白山顶暗移到了天池边的堆栅旁，等等。[40]但是这些主张难免有些牵强附会，因为清初武默讷的登山路线是沿着松花江上流松江河溯流而上到达天池的，归途也是原路返回，他不可能到达天池以东向东北而去的黄花松沟子。[41]另外，清初作为封禁的标识物，也不可能在黄花松子里设置土石堆，这些都缺乏史料根据。总之，“移碑说”的提出，既与中方缺失康熙年间的定界资料有关，还与中方试图确保长白山天池领域的考虑不无关系，因为长白山是象征清王朝发祥的圣山。 结论 考察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穆克登立碑的位置，应该从当年留下的第一手资料入手，进行仔细的比对和分析。由于清朝内阁大库失火，中方缺失相关资料，但朝方保留着大量当年的第一手资料，包括随行译官的日记和行记，差员、军官及译官的驰报、手本，以及接伴使的状启等。首尔大学奎章阁还藏有清朝画员绘制的山图的模本——《白山图》，这些都属于亲历的第一手资料。 根据这些资料来分析立碑处的位置，需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一，靠近长白山天池；二，靠近鸭绿江东源；三，立碑处和图们江上流之间设有堆栅。过去人们一直以为碑以东的黄花松沟子连接的是松花江上流而不是图们江源，但实际上从黄花松沟子的堆尾到其南边的红土山水之间设有四十余里的木栅，只不过这一段木栅年久朽烂，才造成碑东的堆栅只与松花江上流相连而不与图们江源相连的错觉。因此我们可以确认康熙五十一年穆克登立碑的位置就在天池东南十余里处，这一碑址到光绪年间勘界时没有变动，后世所谓“移碑说”是不成立的。 而小白山分水岭从地理位置看，位于天池以南五十余里，显然不如天池东南十余里的立碑处那样靠近天池。另外，小白山西边虽有鸭绿江支流，但已然不是靠近天池的鸭绿江源。另外，小白山和其东麓发源的石乙水或者红丹水之间，也没有堆栅相连。因此我们认为小白山、三池渊一带，虽然不失为二江天然的分水岭，但不是头源的分水岭，也不是唯一的分水岭。相反，长白山天池东南十余里的立碑处，其东西两边的沟壑相对，“水势分作人字”，所谓“西为鸭绿，东为土门，故于分水岭上勒石为记”，实指此，这里是穆克登当年的立碑处。 [1] 张存武：“清代中韩边务问题探源”，《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期，1971年。杨昭全、孙玉梅：《中朝边界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 [2] 徐德源：“穆克登碑的性质及其凿立地点与位移述考——近世中朝边界争议的焦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1期。刁书仁：“康熙年间穆克登查边定界考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3期。马孟龙：“穆克登查边与《皇舆全览图》编绘——兼对穆克登“审视碑”初立位置的考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3期。陈慧：《穆克登碑问题研究——清代中朝图们江界务考证》，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 [3] 有关康熙年间清朝的查边活动，详见李花子：《清朝与朝鲜关系史研究——以越境交涉为中心》，延边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四章。 [4] 有关光绪年间乙酉、丁亥勘界，详见李花子：“光绪年间中朝两国的乙酉、丁亥勘界的再评析”，韩国文化历史地理学会编：《文化历史地理》第21卷1号，2009年。 [5] 金指南：《北征录》（朝鲜总督府“朝鲜史编修会”手抄本，国史编纂委员会收藏），五月十七日在茂山记载：“笔帖式苏尔禅率从人三名，赍持总管（指穆克登——笔者注）之奏本，从白山而驰到。”五月二十三日记载：“总管以出山图示余（指金指南——笔者注），曰：‘此白山以南朝鲜地方图本也。画出二本，一则归奏皇上，一则当送国王，而缮写未完，完后出给。你告重臣（指朴权——笔者注），归达国王前可也。”此外，《朝鲜肃宗实录》肃宗三十八年六月乙卯（六月三日）条所载朴权、李善溥的状启，也有相同内容。 [6]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五卷，1972年，第1961-1962、2041-2042页。 [7] 《清圣祖实录》卷二四六，康熙五十年五月癸巳，页九——十；卷二四七，康熙五十年八月辛酉，页九，中华书局版1986年。 [8] 《通文馆志》金庆门序，页二，世宗大王纪念事业会1998年影印本。 [9] 参见金指南：《北征录》序，以及李相泰等译：《朝鲜时代士人的白头山踏查记》（慧眼，1998年）译者序言。 [10] 金指南：《北征录》，五月十五日。 [11] 《朝鲜王朝实录》肃宗三十八年五月乙巳条记载：“总管登白山巅审见，则鸭绿江源，果出于山腰南边，故既定为境界。而土门江源，则白山东边最下处有一派东流。总管指此为豆江之源，曰：此水一东一西，分为两江，名为分水岭可也。岭上欲立碑，曰：定界立石，乃是皇旨，道臣傧臣，亦宜刻名碑端。臣等以既不得同往看审，而刻名碑端，事不诚实为答矣。” [12] 刁书仁：“康熙年间穆克登查边定界考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3期，第52页。 [13] 洪世泰：《白头山记》，引自梁泰镇：《韩国国境史研究》，法经出版社，第37-38页。 [14] 据《朝鲜肃宗实录》肃宗三十八年六月乙卯条记载，朴权指出穆克登定的水不是真豆江，而是大红丹水上流。从《白山图》来看，大红丹水指“长坡水”和甘土峰下三派水的汇流之水，而长坡水通常被称作“小红丹水”，如此看来朴权所说的“大红丹水上流”应指甘土峰下三派水，即穆克登所指定的水，亦即后来人们所说的红土山水。这里的“真豆江”似指在红丹水、西豆水之间汇入图们江的今红旗河。 [15] 《朝鲜肃宗实录》卷五十二，肃宗三十八年十二月丙辰。 [16] 金指南：《北征录》，五月二十一日。 [17] 笔者在“穆克登错定图们江源及朝鲜移栅位置考”（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编：《韩国研究论丛》第十八辑，2008年）一文中指出，穆克登错定的水为黄花松沟子水，其后从距离的远近分析，指出不是黄花松沟子水（距离红土山水约四十余里），而是董棚水（距离红土山水约八里）。详见李花子：《明清时期中朝边界史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第二章。 [18] 李重夏：“图们界卞晰考证八条”，《土门勘界》，奎21036（奎章阁收藏，以下同），胶片第33-34页。《勘界使交涉报告书》，闰四月十九日、闰四月二十五日、五月十一日、五月十三日，奎11514之2。 [19] 《朝鲜肃宗实录》记载“行五里始到立碑处”，这是误记。《承政院日记》记载“行五日始到立碑处”，这是正确的。参见《承政院日记》第475册，肃宗三十九年一月二十二日。 [20] 《朝鲜肃宗实录》卷五十三，肃宗三十九年正月庚子。 [21] 《通文馆志》卷七，人物，金指南，页二十四——二十六。 [22] 《通文馆志》卷九，纪年，肃宗三十八年，页五十七——五十八。 [23] 《同文汇考》原编卷四十八，疆界，页八，国史编纂委员会1978年影印本。金指南：《北征录》，五月二十八日。 [24] 《同文汇考》原编卷四十八，疆界，页八——九。金指南：《北征录》，六月二日。 [25] 《朝鲜肃宗实录》卷五十二，肃宗三十八年十二月丙辰。 [26] 李重夏：“追后别单”（乙酉，1885年），《土门勘界》，奎21036。 [27] 参见1964年《中朝边界议定书》，徐吉洙：《白头山国境研究》，与犹堂出版社，2009年，附录。 [28] 有关朝鲜设栅的水源，详见李花子：《明清时期中朝边界史研究》第二章。 [29] 朝方史料记载碑位于天池东南约十三里处，参见李重夏：“乙酉状启”，《土门勘界》，奎21036。《勘界使交涉报告书》（丁亥，1887年），五月十一日，奎11514之2。 [30] 后世对黄花松沟子的沟长看法不一，光绪年间勘界时双方代表称土石堆相沿八九十里，1907年吴禄贞踏查时，认为沟长三十余里，1908年刘建封等踏查时，认为沟长四十余里，实录记载康熙年间定界以后，朝鲜设栅的总长度为九十余里，估计前四十余里为此沟长度，后四十余里为此沟到红土山水的木栅的长度。1907年日本测量手测量的沟长，也有四十多里（国史编纂委员会编：《统监府文书》2，第111条：来电“白头山探险测量手的现地状况报告件”1907年10月2日，第369页）。 [31] 以往学者们认为黄花松沟子和松花江五道白河是相连的，实际上据记载，二者相隔也有数十里。另据1907年日本测量手的记载，相隔约二三十里。参见《吉朝分界案》，“照录吉林将军等来文，光绪十二年正初七日到”，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国家图书馆藏清代孤本外交档案续编》第5册，第1810-1814页。李重夏：“乙酉状启”、“乙酉别单”，《土门勘界》（奎21036）。《白头山定界碑关系书类》（朝方照复），光绪十一年十一月八日（奎26302）。《统监府文书》2，“白头山探险测量手的现地状况报告件”，第369页。 [32] 有关穆克登错定图们江源及朝鲜移栅，详见李花子：“穆克登错定图们江源及朝鲜移栅位置考”，以及李花子：《明清时期中朝边界史研究》第二章。 [33] 《吉朝分界案》，照录致北洋大臣文，光绪十三（应为十四）年正月初九日，第1848页。 [34] 《吉朝分界案》，照录吉林将军来文，光绪十三年七月初二日到，第1852页。 [35] 《李重夏牒呈》，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六日，《土门地界审勘誊报书》，奎26677。 [36] 洪世泰在《白头山记》里记载，分水岭的“水势分作人字”，即指东西两边的沟子成人字形相对。 [37] 《问答记》（乙酉，1885年），“答送另幅”，奎21041。 [38] 陈慧：《穆克登碑问题研究——清代中朝图们江界务考证》，第165-177页。 [39] 刘建封：《长白山江岗志格》，李澍田主编：《长白丛书》初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370页。 [40] 吴禄贞：《延吉边务报告》，李澍田主编：《长白丛书》初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73-75页。 [41] 有关清朝的长白山踏查活动，详见李花子：《明清时期中朝边界史研究》第四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