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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古代地图是如何绘制的？”这应是中国地图史研究最为基本的问题之一，但按照当前的研究成果，则难以对这一问题给予明确的回答。几乎所有关于中国地图学史的著作，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于测绘技术、绘图理论和地图之间的相互影响或传承关系，但是掌握测绘技术、提出绘图理论并不等于这些技术、理论可以用于绘制地图；此外绘制地图需要一套制图数据，当前除了极个别学者之外，几乎没有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至多只是提到根据测绘而来，但到底是否进行了测绘以及如何进行的测绘则基本没人研究。 为了能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回答“中国古代地图是如何绘制的？”这一中国古代地图史研究的基本问题，本文选择《广舆图》作为研究对象，尽可能的复原《广舆图》的绘制方法和数据来源。 选择《广舆图》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基于以下四点考虑：1、前人已经对该图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使得本文的撰写有着大量可资参考的研究成果；2、除了《广舆图》之外，明代保存下来了一些全国总图，前人已经对这些舆图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这些也是本文重要的参考资料；3、明代保存下来的与地图有关的文献、方志数量也较前代丰富，使得这方面的研究成为可能；4、《广舆图》在中国古代地图史中具有重要地位，该图可能参考了大量之前绘制的舆图，而且对明末和清代舆图的绘制也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因此对于《广舆图》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明清时期传统舆图的绘制方法和数据来源。 本文没有选择资料更为丰富的清代舆图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从继承关系而言，清代很多舆图都参考了《广舆图》，因此只有研究《广舆图》才能追本溯源；康雍乾时期由官府绘制的全国总图（即《皇舆全览图》和《内府舆图》）使用的是西方绘图方法，与传统舆图存在一些差异。不过，需要注意明末清初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绘制的地图，以及清代中期之后以《皇舆全览图》为基础绘制的一些全国总图，这些地图利用了西方绘图技术，但又融合了中国传统舆图的某些元素，它们的绘制方法和数据来源也非常值得探讨，这当另文论述。 在进行具体分析之前，应当首先对以往关于中国传统舆图绘制方法和数据来源的研究进行评述。对此本人已另撰文叙述[①]，在这里只对一些关键问题，尤其是与明代有关的问题进行一些介绍。 二、对以往中国传统舆图绘制方法和数据来源研究的简要评述 1、“制图六体”的影响 由于认为裴秀的“制图六体”在中国地图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地图测绘的准则，因此近代以来学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进行了广泛的论述。如中国地图学史研究的奠基者王庸对“制图六体”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进行了解释，即“所谓‘分率’就是比例缩尺，在地图上一寸或一分，代表实际地面上多少里；‘准望’就是方位，各地的方位必须明确，而后各地的前后、左右和距离才可以确定；‘道里’是人行道路的实际里数；‘高下’、‘方邪’和‘迂直’，是由于地势的高低和道路之邪正、曲直，而影响到道里的远近”[②]。李约瑟遵循清代胡渭《禹贡锥指》中提出的观点，将“制图六体”与“计里画方”联系起来[③]。上述观点，尤其是王庸的观点为后来的学者所遵从，虽然这方面的论文较多[④]，但以往的研究者都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即如果裴秀的《制图六体》在中国地图史中具有重要地位，对古代地图的绘制产生了重要影响，那么为什么到了清代还需要胡渭在《禹贡锥指》中长篇大论来解释，为什么近现代学者对“六体”的具体涵义展开了长期的讨论，对其具体涵义至今依然存在争议？这似乎说明裴秀的“制图六体”其实影响力并不大，可能基本上没有用于地图的绘制。我们再看一些宋代以来，尤其是明代全国总图的序跋和图记： 《九域守令图》图记 按班固地里志，黄（帝）（方）制万里，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尧遭（洪）水，（天）下分为十二州。禹平（水）土，又制九州，列五服。周爵五等，自公侯至附庸盖千八百国。周室既衰，诸侯转相吞灭陵夷。至于战国，天下分而为七。秦并四海，变易古制，始为郡县。更汉、晋分裂，至隋灭陈，天下方合为一，凡郡一百七十，县一千二百。唐高祖改郡为州，然海宇初定，权置州郡。太宗始（并）省之，分天下为十道。至（开）元盛时，凡郡府三百二（十）有八，县一千五百七十（三）。及五代丧乱，离为十国，（郡）县之数，莫可考究。（圣）宋龙飞，天下复并（为）一，（迄）今百有余年，其（间）州县（废）复不常。世传（守）（令）图数本，肰其废（复）郡邑（多）未改正，兼州县（箸）（望），罕（得）其详。今当以九域（志）为（定）。谨案志云：凡一（州）之内，（首）（叙）州封，次及（旁）（郡），（彼）此（互）（举），（弗）相混淆。（总）二十五（路），（京）（府）（四），（次）府十，州二百（四）（十）（二），（军）三（十）（七），监四，县（一）千一百二（十）（五）。志之所（载），（自）（有）（东）（西）南北之分，加以善（本）（校）正。（因）命刊勒，以“（皇）朝九（域）（守）令图”为名。其（如）（绍）（圣）（间）（收）复诸郡，志所（不）（载）（者），（莫）之所据。故不（录）云。宣和三年岁次辛丑，十一月壬戌朔，八日已（巳），（朝）请大夫知荣州军州，（管）（勾）神霄玉清万寿宫，（兼）（管）内劝农事，赐紫金鱼袋。右宋昌宗重立石。[⑤] 朱思本《舆地图自序》 予幼读书，知九州山川，及观史司马氏周游天下，慨然慕焉。后登会稽，泛洞庭，纵游荆、襄，流览淮、泗，历韩、魏、齐、鲁之郊，结辄燕、赵，而京都实在焉。繇是奉天子命，祠嵩高，南至桐柏，又南至于祝融，至于海。往往讯遗黎，寻故迹，考郡邑之因革，核山河之名实。验诸滏阳、安陆石刻《禹迹图》、樵川（《广舆图》中作“建安”）《混一六合郡邑图》，乃知前人所作殊为乖缪，思构为图以正之。阅魏郦道元注《水经》、唐《通典》、《元和郡县志》，宋《元丰九域志》，《皇天一统志》（《广舆图》作“今《秘府大一统志》”），参考古今，量校远近。既得其说，而未敢自是也。中朝夫士使于四方，冠盖相望，则每嘱以质诸藩府。博采群言，随地为图，乃合而为一。自至大辛亥迄延祐庚申，而功始成。其间河山绣错，城连径属，旁通正出，布置曲折，靡不精到。至若涨海之东南、沙漠之西北，诸蕃异域，虽朝贡时至，而辽绝罕稽，言之者既不能详，详者又未必可信，故于斯类，姑用阙如。嗟夫！予自总角，志于四方，及今二毛，讨论殆遍。兹其平生之志，而十年之力也。后之览者，庶知其非苟云（《广舆图》后有“是岁日南至，临川朱思本初父自叙”）。[⑥] （元）乌斯道《刻舆地图序》 地理有图尚矣。本朝李汝霖《声教被化图》最晚出，自谓‘考订诸家，惟《广论图》近理。惜乎山不指处，水不究源，玉门、阳关之西，婆娑、鸭绿之东，传记之古迹，道途之险隘，漫不之载’。及考李图，增加虽广而繁碎，疆界不分而混崤。今依李图格眼，重加参考。如江、河、淮、济，本各异流，其后河水湮于青、兖，而并于淮；济水起于王屋，以与河流为一，而微存故迹。兹图，水依《禹贡》所导次第而审其流塞，山从一行《南北两戒》而别其断续，定州郡所属之远近，指帝王所居之故都，详之于各省，略之于遐荒，广求远索，获成此图。庶可以知王化之所及，考职方之所载，究道里之险夷，亦儒者急务也。所虑缪戾尚多，俟博雅君子正焉。[⑦] 建文四年（1402）权近《历代帝王混一疆理图志》 天下至广也，内自中国，外薄四海，不知几千万里也。约而图之于数尺之幅，其致详难矣。故为图者，率皆疏略。惟吴门李泽民《声教广被图》，颇为详备；而历代帝王国都沿革，则天台僧清濬《混一疆理图》备载焉。建文四年夏，左政丞上洛金公士衡，右政丞丹阳李公茂，燮理之暇，参究是图，命检详李荟，更加详校，合为一图。其辽水以东及本国疆域，泽民之图，亦多阙略，方特增广本国地图，而附以日本，勒成新图，井然可观。诚可以不出户而知天下也。夫观图籍而知地域之遐迩，亦为治之一助也。二公所以拳拳于此图者，其规谟局量之大可知矣。近以不才，承乏参赞，以从二公之后，乐观此图之成而深幸之。既偿吾平日讲求方册而欲观之志，又喜吾他日退处环堵之中而得遂其卧游之志也，故书此于图之下云。是年秋八月日志。[⑧] 叶盛《水东日记》卷十七“释清濬《广舆疆理图》” 袁伯长谓唐僧一行陋《周畿》、《汉志》之狭，始定《南北两戒》，而山川之肇源止伏，一览可尽。且言其身至开平，见所谓衍迤平旷，靡有纪极，始谓视《两戒》之说倍蓰不足议也。予近见《广舆疆理》一图，其方周尺仅二尺许，东自黑龙江西海祠，南自雷、廉、特磨道站至歹滩、海西，皆界为方格，大约南北九十余格，东西差少。其阴则清濬等二诗，严节一跋，因悉录之 …… 此图乃元至正庚子台僧清濬所画。中界方格，限地百里，大率广袤万余。其间省路府州，别以朱墨，仍书名大川水陆限界。予喜其详备，但与今制颇异，暇日因摹一本，悉更正之。黄圈为京，朱圈为藩，朱竖为府，朱点为州，县繁而不尽列。若海岛、沙漠道里绝远莫可稽考者，略叙其概焉。时景泰壬申正月，嘉禾严节贵中谨识。（郡邑间有仍旧名者，既不尽列，不复改也）。[⑨] （罗洪先）《大明广舆图序》 ……访求三年，偶得元人朱思本图，其图有计里画方之法，而形实自是可据，从而分合，东西相侔，不至背舛。于是悉所见闻，增其未备，因广其图，至于数十。其诸沿革统驭，不可尽载者，虽经络升降，腑脏表里，关窍隐注，殊名异称，不可揣契，然庸医透以艾石，无不中其会而动其机者，岂非图之尺寸有据哉！朱之画方似已！ …… 按朱图长广七尺，不便卷舒，今据画方，易以编简……[⑩]。 （明）罗洪先《跋九边图》 某大夫遣画史从余书图，冀其可语此者，因取《大明一统图志》、元朱思本、李泽民《舆地图》、许西峪《九边图》、吴云泉《九边志》、先大夫《辽东蓟州图》、浦东牟钱维《阳》、《西关》二图、李侍御《宣府图志》、京本《云中图》、新本《宣大图》、唐荆川《大同三关图》、唐渔石《三边四镇图》、杨虞坡徐斌《水图》凡一十四种，量远近，别险夷，证古今，补遗误，将以归之，盖再浃旬而就。然非饱食无所用心者矣。昔陶侃运甓，比于惜阴，将以致力中原议者，取其志而未与其学。某君如有志也，其必贤余于博弈而无自画于运甓矣乎！[11] 《乾坤万国全图 古今人物事迹》 尝谓为学而不愽夫古，无以尽经理之妙。好古而不穷夫远，无以尽格致之功。是以禹贡之书，历乎九州；职方之载，罄乎四海。班氏因之而作《地理志》。则图史之从来久矣，考古证今者所必资也。此图旧无善版，虽有《广舆图》之刻，亦且褂一而漏万。故近覩西泰子之图说，欧罗巴氏之镂版，白下诸公之翻刻有六幅者，始知乾坤所包最钜。故合众图而考其成，统中外而归于一。 《杨子器跋舆地图》 ……间常参考《大一统志》及官制，而布为是图，比诸家详略颇异。若京师，若省，若府、州、县，若卫，若所，若卫所之并居府州县者，若内外夷方之师化与宾界者，势同异其形，远近险易，一览可视。愿治者常目在焉，则于用人行政，谅能留意。慈溪杨子器跋[12]。 李之藻序 舆地旧无善版，近《广舆图》之刻，本唐贾南皮画寸分里之法，稍以缜密。然取统志、省志诸书详为校□，所载四屡远近亦复有漏。缘夫撰述之家非凭纪载即访輶轩，然纪载止备沿革，不详形胜之全，輶轩路出纡廻，非合应弦之步，是以难也。禹贡之内且然，何况绝域！[13] 陈组绶《皇明职方地图大序》 元人朱思本计里画方，山川悉矣，而郡县则非……罗念庵先生，因其图更以当代之省府州县，增以卫所，注以前代郡县之名，参以桂少保萼、李太宰默二公之图叙，广以许论之边图，郑若曾之海图，易以省文二十有四法，可谓精意置制，略无异议。但以天下幅员之广，道里无数，则东西南北莫辨。[14] 从上述这些地图的跋文或者图记来看，其中提到的绘制地图的依据不外乎是之前的舆图或者地理志书，方法只提到有“计里画方”，而根本没有提及裴秀的“制图六体”。即使是当时推崇的罗洪先的《广舆图》，其计里画方的方法，也被认为来自唐代的贾躭，而不是裴秀。因此可以认为在中国古代，至少是在明代舆图绘制中，裴秀的“制图六体”并没有什么影响力。刘献廷在《广阳杂记》中记“自晋頠作‘准望’，为地图之宗，惜其不传于世”，从《广阳杂记》中关于地图的诸多记载来看，刘献廷对于地图绘制是非常熟悉的，因此他的这一记载也佐证了至少在清初对“制图六体”就已经不了解了。此外，采用“制图六体”需要进行大范围的测量工作，至少从文献中我们看不到中国古代曾经进行过以此为目的的大规模测绘活动，也见不到保存下来的与此有关的用于地图绘制的数据集，而且也难以想像宋代至明代那些个人绘制的全国总图曾经进行过这种测绘工作[15]。 此外，朱思本《舆地图自序》中提到了“阅魏郦道元注《水经》、唐《通典》、《元和郡县志》，宋《元丰九域志》，《皇天一统志》，参考古今，量校远近。既得其说，而未敢自是也。中朝夫士使于四方，冠盖相望，则每嘱以质诸藩府。博采群言，随地为图，乃合而为一”，从文意来看，“量校远近”依靠的是文献材料，而不是实地测绘，所以朱思本才会说“未敢自是也”；除了文献之外，他所依据的就是前往全国各地的官员的口述材料，肯定不是测绘数据。由此，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一个猜想，也许中国古代仅仅依据文献材料，就可以绘制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些地图。 2、“计里画方”到底是什么？ 绝大部分研究中国传统舆图的学者都对“计里画方”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如李约瑟就将中国的“矩形网格”（即“计里画方”）与西方的经纬方格相比照[16]。此外，研究者一般认为使用计里画方绘制的地图其准确度要高于不用计里画方的地图[17]。也有些学者认为“我国古代的‘计里画方’制图法，是以西晋裴秀的‘制图六体’为制图理论的科学方法”[18]，但计里画方作为控制网格的绘图法，与作为测绘和数据校正的“制图六体”之间似乎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且对于“计里画方”的传承关系，以往的研究基本上只局限于舆图本身，如王庸对朱思本画方法的评价“不过画方之法是承袭裴贾，只在贾图没落以后，朱氏又‘重振旗鼓’罢了！”[19]但实际上至今依然没有学者对“计里画方”的来源以及如何运用于地图绘制进行过研究[20]。 “计里画方”类似于现代绘图（不仅仅是地图）时采用的控制网格，也即是通过方格网来控制点与点之间的位置和方向的准确性，实际上这种方法也应用于中国古代建筑绘图和绘画，建筑中如清代样式雷的“地盘图”，绘画中的“界画”[21]。甚至明代学者刘献廷还将用“计里画方”绘制的地图等同于“界画”，如《广阳杂记》卷三“紫廷欲作四渎入海图，取中原之地。暨诸水道，北起登莱，南至苏松，西极潼关为一图。苦无从著手。余为之用朱墨本界画法，以笔纵横为方格，每方百里，以府州县按里至填之。府州定而水道出矣”[22]；同书“壬申春日，于茹司马署中，与虞臣卧地看《楚地全图》。图纵横皆丈余，不可张挂，而细如毫发。余既短视，立则茫无所见，遂铺图于地，而身卧其上，俯而视之，楚地全局，见其梗概矣。命虞臣执笔于侧，书身所经历诸水道，所恨者无界画则里至不能详尽耳”[23]。熟悉中国传统舆图绘制的刘献廷将舆图中的“计里画方”等同于界画，因此可以认为“计里画方”至少并不为中国古代舆图绘制所独有，今后对其来源的研究应当与中国古代建筑绘图以及绘画技法的发展联系起来。此外，这段文字中还值得注意的是“府州定而水道出矣”，这似乎提示了我们中国古代舆图中河道的绘制方法，即在确定了府州县位置之后，通过地理志书中的数据就可以定位河道的走向。 当然并不能否认“计里画方”在地图绘制中的价值，如果没有这一方法的话，要在表达大量相对位置的地图上控制点与点之间距离的比例和方向是非常困难的，因此使用计里画方确实能将地图绘制的准确一些，这也是在建筑图和界画中使用控制网格的原因。 但是由于中国古代舆图绘图数据的问题[24]，“计里画方”运用于地图绘制时依然会让人因数据之间的矛盾而感到困惑，如《广阳杂记》“自晋頠作‘准望’，为地图之宗，惜其不传于世。至宋朱思本，纵横界画，以五十里为一方，即‘准望’之遗意也。今之《职方图记》，即用此法，非此则方向里至皆模糊不可稽考。然其事甚难，至十里一方，则竟无从著手。四至八到，方方凑合，求其毛发不爽，难矣。今之舆图，奉旨所写，如此已足。彼若为界画，是自穷之术也”[25]。从这段叙述来看，用计里画方来绘制地图，确实可以绘制的更为准确，即“非此则方向里至皆模糊不可稽考”，但同时对数据精度的要求更高，由于中国舆图绘制数据本身存在问题，数据之间的矛盾层出不穷，尤其是大比例尺地图（十里一方）这一问题会更加突出，甚至刘献廷最后感叹如果用这种方法来绘制地图是自寻烦恼。 还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计里画方”并不能作为断定地图准确性的标准，以《广舆图》的《北直隶舆图》为例，三河位于通州的西南，但实际上三河应该位于通州的西北；房山位于良乡的西北，实际上应该是西南。这种相对位置的错误在《广舆图》上还能举出很多。而且现在看到的某些没有“计里画方”的地图，不等于原来地图绘制时没有使用计里画方。正如曹婉如在讨论胡渭、王庸等人把“分率”与计里画方联系到一起的观点时所指出的，“画方固然是分率的具体表现，但有分率的图不一定都画方”[26]，同时从中国古代绘画的技术而言，临摹一幅图画（地图）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那些没有“计里画方”的地图，不等于在原图绘制时没有使用“计里画方”，因此用“计里画方”来判断地图绘制的准确性是不恰当的。如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大清万年一统地理全图》，根据右下角的识文，该图据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黄千人（证孙）的旧图摹刻，该图注记“全图内每方寸百里”，但图面并无画方，可知其摹绘的原图必定是画方的，而摹绘时去除了画方[27]，此外有学者认为“或从地图内容的绘画精度上，判断其制作过程中曾应用了‘画方’制图法，如杨子器跋‘舆地图’、《地图综要》中的‘朔漠图’、‘西域图’、‘东南海域图’”[28]。 不过在中国古代，至少在明代《广舆图》之前，这一方法流传不广，甚至在《广舆图》绘制之后，依然如此，如《广阳杂记》“紫廷欲作四渎入海图，取中原之地，暨诸水道，北起登莱，南至苏松，西极潼关为一图，苦无从著手。余为之用朱墨本界画法，以笔从横为方格，每方百里，以府州县按里至填之，府州定而水道出矣”。而罗洪先在《大明广舆图序》中对朱思本《舆地图》的推崇正是因为其使用了“计里画方”的绘图方法，而且确实自《广舆图》之后，使用“计里画方”绘图方法的地图数量才逐渐增加。 3、中国古代舆图绘制的数据 关于中国古代舆图绘制的数据，以往的学者极少关注这一问题。最早注意到这一问题是汪前进，他在《现存最完整的一份唐代地理全图数据集》[29]中提出“虽然历史上流传下来大量高水平的地理全图，但迄今尚未找到一份具体用来绘制这些地图的原始数据集，也不清楚古人如何绘制成这些地图”，作者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明显，但在之前中国古代地图研究中被忽略的问题。作者通过分析认为《元和郡县图志》中的方向和里程数据就是用来绘制地图的，并认为这是一种极坐标投影法，而且这种绘图数据和方法不是孤立现象，为中国测绘史上所普遍采用。虽然该文并没有彻底解决中国传统舆图的绘制问题，比如两点间的道路距离在绘图时是否以及如何转换为图上的直线距离，但却为中国传统舆图绘制的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他的这一观点还存在一些旁证，如上文所引宋代《九域守令图》中题记就记录其绘制时参考了《九域志》；明代《杨子器跋舆地图》的题记中记载其参考了《大明一统志》；还有李之藻提出的《广舆图》参考了一统志和各省的通志等。 本人也认为中国古代的全国总志和地方志等地理志书是舆图绘制的重要参考资料，但问题在于，地理志书中记载的这种数据以及汪前进提到的“极坐标投影法”，其数据特点就是地理要素位置的确定主要依赖要素之间的相对位置（距离和方向）关系，数据之间不仅相互依赖，而且这种依赖关系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单一的，一个地理要素通常与很多其它地理要素之间具有数据上的依赖关系（即“四至八到”）。这种数据结构，不仅由于相对位置关系的复杂性会使得数据之间矛盾百出，而且随着极坐标投影的逐级叠加也会使得数据误差被逐渐放大。不仅如此，中国传统舆图绘制使用的两点之间的距离数据实际上是道路距离，而不是直线距离，虽然裴秀的“制图六体”从理论上能解决这一问题，但是这仅仅只是一种理论，其中的“高下”、“方邪”和“迂直”在没有其它大量辅助测量的情况下，实际上很难将道路距离转化为直线距离。正是存在这一问题，前文所引《广阳杂记》中刘献廷就将这种绘图方法评价为“是自穷之术也”。 那么，中国古代舆图绘制时如何将道路距离表现为（本文没有使用“转换为”，因为可能并不存在所谓的转换）直线距离是中国地图绘制中一个重要的关键性的问题，也是本文力图解决的重点问题之一。 此外，按照上面所引自宋代至明代各种全图总图的题记和序跋以及之前学者进行的大量工作，可以认为中国舆图绘制时，必然存在对之前地图的参考，这点也是毋庸置疑的。 总体来说，本文试图从《广舆图》入手，来实证《广舆图》绘制数据的来源，以及如何将这些数据绘制为地图，即从当前我们所掌握的文献、舆图资料入手，试图复原《广舆图》的绘制过程；或者我们现在是否可以按照当时的条件（依据地理志书和地图）绘制出《广舆图》，由此就可以揭示出中国古代是否可以在不进行大规模测绘的情况下，仅仅凭借地理志书中的道路距离和方向就可以绘制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些地图。 三、《广舆图》绘图数据的可能来源 下面首先介绍《广舆图》的基本情况和版本情况： 明罗洪先以元代朱思本《舆地图》为基础，综合了明代其它一些地图绘制而成的地图集。图幅尺寸平均约为34厘米见方，计里画方，“舆地总图”每方五百里，折合比例尺约为1：1500万；分省图每方百里，其余九边图和各种专题图每方大小不等。初刻本约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前后，共有地图40种，48页，即“舆地总图”一幅，“两直隶和十三布政司图”16幅，“九边图”和“诸边图”16幅，“黄河图”3幅，“漕河图”3幅，“海运图”2幅，还有“朝鲜图”、“朔漠图”、“安南图”、“西域图”4幅。此外还有序文和文字表格68页，总共117页（首页序文已佚）。该图现藏于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另外，在辽宁省博物馆也藏有初刻版的一个印本，与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相比，几乎相同，只是装订形式略有差异。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合订为一大册，而辽宁省博物馆藏本则散装，分为四夹，其中第二夹的48至61页佚失，但保存有首页朱思本的《舆地图》旧序及罗洪先《广舆图》的原序，可补国图本之缺。 由于《广舆图》绘制精准，刊行后造成巨大的影响，此后直至清末出现了大量不同的摹刻本。除了初刻本外，现在可以见到的明代主要刊刻本有： 1、嘉靖三十七年（1558），南京十三道监察御史重刊本，不分卷，地图种类和页数与初刻本相同，只是在末页上有“南京十三道监察御史重刊”，藏于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美国国会图书馆。 2、嘉靖三十四年刊本的摹绘稿，地图种类和页数与初刻本相同，现存于日本东京内阁文库。 3、嘉靖四十年（1561），胡松刊本，增加了日本、琉球二图，并在各图空白处添加了一段评论文字，藏于河南省图书馆。 4、嘉靖四十三年（1564），吴季源刊本，地图种类和页数与初刻本相同，但将《舆地总图》中画方的纵线和横线任意减少了一半，仍注为每方五百里，藏于浙江省图书馆。 5、嘉靖四十五年（1566），韩君恩刊本，两卷（42种），图幅缩小，因此每幅地图不得不改为由两个半版组成，图数和内容与胡松刻本基本一致，文字部分增加图叙和九边论，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和南京图书馆等处。 6、万历七年（1579），钱岱刊本，两卷，为迁就版面，将画方改为长方形，《舆地总图》中增加长城，黄河源由三个湖泊改为葫芦形，地图的内容与韩君恩刊本基本相同，只是增加了一幅“四夷总图”。 明后期衍生出一些与《广舆图》形式相近的地图集，大都受到《广舆图》的影响。最明显的莫过于明万历年间汪作舟的《广舆考》，该书显然系摹仿《广舆图》而作，全书编次和图的形式与《广舆图》基本一致，只是增加了考述部分的文字而已。又如明末吴学俨、朱绍本、朱国达、朱国干等人编制的《地图综要》，从编次和图式分析来看，所有地图不仅都以《广舆图》为蓝本，甚至能够看出是以《广舆图》万历钱岱刻本为基础，粗略绘制而成。此外，还有崇祯年间陈组绶的《皇明职方地图》、天启年间程道生的《舆地图考》以及潘光祖的《舆图备考》等，显然都是采取《广舆图》的材料而各有增损。 此外，还需要注意收藏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大明舆地图》。该图绘者不详，绢本色绘，18幅地图，叠装成册，每页图幅纵75厘米，横84厘米。用形象画法，按明代二直隶、十三省分幅，各具图题，描绘大明王朝的疆域、政区、山川形势，兼及周边国家与地区，未绘台湾。首页“舆地总图”，计里画方，每方500里。图序为：舆地总图、北直隶、南直隶、山东（二幅，一幅为辽东）、山西、河南、陕西（陕、甘各一幅）、浙江、江西、湖广、四川、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用统一的图例符号分别表示府、州、县、卫、所和土司的治所。《舆地总图》中用黑色套红的长方框表示省会，右下角题注：“每方五百里，止载府州，不书县，山止五岳，余别以水，不复概书”，黄河用黄色双线表示，长江用蓝色双线表示，其它河流用蓝色单线表示。分幅图中，府州用深蓝套红的长方框表示，县城用浅蓝色方框表示，文字皆为黄底黑字，府、卫所边界用红色线条表示，山脉用浅蓝色形象画法表示，河流用双曲线表示。图内澳门未见标注，湖广安陆州已标作承天府，福建大田已置县；北直隶隆庆县尚未改称延庆，广东四会县尚未改称广宁，推断该图反映的是明朝嘉靖年间的行政区划建置。该绢本舆图被裱糊在有墨书题记的清代官府档册纸上，其中出现“康熙七年（1668年）五月初上纳”、“南阳县监”等文字，因此李孝聪教授认为可能此图在清朝年间曾被修复过。现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为华纳（Warner）1927年购入[30]。 通过将《大明舆地图》中的《舆地总图》与《广舆图》中的“舆地总图”进行对比，会发现两者存在很多相似之处，如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的形状，黄河河源的形状，甚至黄河的形状也非常相似，而且在“河套”两字附近，黄河与方格网交叉的位置也都一致，此外还有海南岛的形状，北方沙漠的形状、走向以及附近几个湖泊的位置，甚至图中右下角的注记文字都相同，只是在具体地名标注的位置上存在稍许差异。两者分幅图的数量也几乎相同，《大明舆地图》多出了山东舆图的辽东部分，但《广舆图》中有“辽东边图”。就具体分幅图的绘制来看，两者也都大致相同，如《广舆图》和《大明舆地图》中的《广西舆图》，两者府卫边界绘制的大体相同，河流的走向，甚至地名标绘的位置也都大体相当。因此，《大明舆地图》与《广舆图》之间不单单是简单的参考关系，而可能具有前后承袭的联系。 《广舆图》的刻绘时间，据任金城考订，大约在明嘉靖三十四年前后。而《大明舆地图》中，广东四会县分置会宁县是在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图中没有表示；福建大田县置于嘉靖十四年（1535年），图中已经体现，由此《大明舆地图》所表现的时间与《广舆图》应当大体一致。此外虽然《山东舆图二·辽东图》，并不包括在《广舆图》的政区图中，只是与其中的《辽东边图》近似，但是从长城、河流的走向，以及地名标注的位置来看，两者也大致相同，仅仅是《大明舆地图》的《辽东图》中地名的数量远远少于《广舆图》的《辽东边图》。而且从《广舆图》各版本中的序言来看，《广舆图》的绘制在当时是一件众所周知的事情，罗洪先断无抄袭《大明舆地图》的可能。所以基本可以肯定《大明舆地图》是根据《广舆图》刻本摹绘的，其表现的时代应该是嘉靖三十四年或之后不久。此外，从图版形式、计里画方的方格网的形状以及黄河河源的绘制方法来看，该图应是根据嘉靖四十年（1561年）胡松刊本之前的某一版本摹绘的。 这幅地图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广舆图》系列中唯一一套彩绘本舆图集，不过虽然其背后裱糊有带有“康熙七年”字样清代官府档册纸，但其绘制时间依然难以确定，存在后世摹绘的可能。 （一）、罗洪先可能参考的舆图 当前发现的流传下来的明代全国总图中绘制时间早于《广舆图》的大致有以下几幅，现作简要介绍： 《大明混一图》。 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绘制，绢底彩绘，作者不详；清朝初年，将全部汉文注记用满文标签覆盖；地图长347厘米，宽453厘米，方位上北下南，未注明比例尺，据测算比例尺纵约1：106万，横约1：82万。地图描绘范围东起日本，西达欧洲，南至爪哇，北抵蒙古。图中着重描绘明朝各级治所、山脉、河流的相对位置，镇寨堡驿、渠塘堰井、湖泊泽池等共计数千余处。明初十三布政使司及所属府州县治用粉红长方形书地名表示，其它各类聚居地均直接以地名定位，不设符号；蓝色方块红字书“中都”（今安徽凤阳）、“皇都”（今江苏南京）表示首都所在；山脉以工笔青绿山水法描绘；全图水道，除黄河外，均以灰绿曲线表示，黄河则以粗黄曲线表示。此外该图并没有明显的疆域界线，仅以地名方框的不同颜色区别内外所属，域外部分以西方描绘的最详。该图现藏北京故宫第一历史档案馆。 《杨子器跋舆地图》，绢底彩绘本，绘者不详。原图无图名，因其下端中部有杨子器的跋文，因此被命名为《杨子器跋舆地图》。图幅纵165.6厘米，横180厘米。图中未使用计里画方，但系统地使用了二十余种符号来表示各种地理要素。这是保存至今最早系统使用地图符号的地图。该图所表示的时间据考证约为明正德七年（1512年）；地图的凡例中有“嘉靖五年岁次丙戌春二月吉日”（1526年），这是凡例所撰写的时间；此外，由于该图下缘的三段文字与日本东京宫内厅书绫部藏《混一历代国都疆理之图》上的文字基本一致，但存在缺字，因此有学者认为该图并不是原图，很可能是摹本[31]。此图范围，东至大海，东北至塔山一带，北至鞑靼，西北至哈烈一带，南达南海。图中所示地名连同两京、各省、府、州、县、卫、所，以及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行政、军政各级地名共1600多个。图下方除跋文和“凡例”外，还记述了两京十三省的部分都司卫所322个。图中除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的海岸线轮廓不够准确外，其它江河水系以及山东半岛以南的海岸线轮廓绘制的比较正确。该图现收藏在大连市旅顺博物馆。1935年，日本学者青山定雄在他的《古地志地图等的调查》（日文）一文中，公开发表了杨图。《杨子器跋舆地图》绘制后不久，就传入朝鲜，此后不久又传入了日本，产生了“混一历代国都疆理之图”这一类型的地图。 《古今形胜之图》，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福建龙溪金沙书院重刻本，据考证原图为喻时绘制，木刻墨印着色，纵115厘米，横100厘米，图幅四边的中间部分标明东、西、南、北，未标注比例尺。此图依《明一统志》而作，以表现明朝天下形势和古今要害之地。绘制范围包括两京十三省及周边地区，东至日本、朝鲜，西至今乌兹别克东南铁门关，北起蒙古草原，南达南海，包括爪哇、苏门达腊等地。用不同符号和文字标注府、州、县、卫、所及域外国家地区的各级地名近千处，古地名用阴文，今地名用阳文以示区别，因此该图具有历史地图的性质。山脉、长城用形象画法。在图中的空白处，用简捷的文字把各地区的历史沿革与地理形势作扼要的说明，尤其对周边各民族地区的说明最为突出，全图共有说明文字一百五十余条。该图采用传统的形象画法而未用计里画方绘图法，所以水系和海岸线的轮廓粗略而不够准确。该图现藏于西班牙塞维利亚市(Sevilla) 的印度总档案馆。日本学者榎一雄于1976年首次披露了这幅地图，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除了在明隆庆时期流传至西班牙的《古今形胜之图》之外，清代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卷六“地理类”中著录了“喻时《古今形胜图》”，可能是《古今形胜之图》的另一版本。 《皇明舆地之图》，图幅135厘米*63.5厘米，木刻墨印。该图上段为中国全图，下段为文字图表，写出两京十三省名称及各省行政建置的数量，如右边注“天下府百四十八，州二百三十七，县一千一百六十、军民府十三、宣慰司十四、宣抚司安抚司十一、招讨司一、长官司三十四”，中间注南北直隶及十三省所辖府州县数目。图中绘有长城、省界，各省的省会和名称用六边形符号标注，京师顺天府和南京应天府用绘有城墙的八角形符号表示。中国以外地区，绘制的非常简略。左边注“嘉靖丙申金溪吴悌校梓，崇祯辛未孙起枢重刊，林全堂翻刻”，由此可知该图是在嘉靖十五年（1536年）初刻的，崇祯四年（1631年）重刊。该图收藏于日本东北大学的狩野文库和神宫厅的神宫文库[32]。 在介绍了现存明代绘制于《广舆图》之前的全国总图之后，再对以往关于这些全国总图的数据来源以及相互影响的研究进行简要介绍。 作为现存明代最早的全国总图，以往对于《大明混一图》关注的较多，对其绘制数据的来源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 汪前进等人认为该图“国内部分依据朱思本《舆地图》绘成，非洲、欧洲和东南亚部分依据李泽民《声教广被图》绘成，而印度等地可能依据札马鲁丁《地球仪》和彩色地图绘制。北部还可能参照其它地图资料”[33]。 周运中《<大明混一图>中国部分来源试析》一文，通过舆图不同部分绘制方法和形式的比较，提出了《大明混一图》中国部分资料来源的几点认识：“（1）、《大明混一图》的整体比例源自《禹迹图》，可能是通过朱思本《舆地图》这个途径；（2）、《大明混一图》上圆形的山东半岛最早可以追溯到咸淳明州《舆地图》，与《杨子器跋舆地图》和《广舆图》同源……；（4）、《大明混一图》华南沿海部分比宋代地图详确得多，来源无疑是元代地图，和《广舆图》有近似之处，可能来源朱思本《舆地图》；（5）、《大明混一图》长江和宋代地图、《广舆图》都不同，不是来自朱思本《舆地图》，而和一行《山河两戒图》相似，所以很可能来自乌斯道的《舆地图》或李泽民《声教广被图》”[34]。 李孝聪则认为“《大明混一图》上的南亚印度次大陆、中亚内陆、西亚阿拉伯半岛、非洲及欧洲几块地域的绘制表现出不一致，沿海地带相对准确，内陆地区相对模糊，应当是不同的回回地图拼合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大明混一图》是根据元朝留存下来的混一图而做了文字方面的修改，也可能是一幅摹绘图”[35]。 《杨子器跋舆地图》，郑锡煌认为，该图除参考了《大明一统志》之外，应当还吸收了其它地图和地理资料的成果，而且还可能参考了朱思本的《舆地图》[36]。 任金城提出，《广舆图》除参考了罗洪先在自序、《跋九边图》中以及陈组绶在《皇明职方地图大序》（即桂萼的《大明舆地指掌图》、李默《天下舆地图》[37]）中提到的舆图之外，其域外部分还参考了元代清浚的《混一疆里图》和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38]。 杨晓春《<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相关诸图间的关系——以文字资料为中心的初步研究》主要基于文字史料，不过其中关于《广舆图》中《舆地总图》的来源依然遵从于传统的观点，即来源于元代朱思本的《舆地图》，不过他又根据地图某些局部的比较，认为朱思本的《舆地图》主要受到《禹迹图》的影响[39]。 总体来看，上述研究构成了本文中《广舆图》可能参照的舆图的研究基础。从上文的研究来看，《广舆图》与元明时期的地图都可能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不过以往对于明代全国总图数据来源的研究，基本上分析的是地图之间的相关传承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切入点也是正确的，但并不全面。因为，这种研究视角关注的是这些地图中“不变”或者“继承”的部分，而没有关注在某种意义上更为重要的即“变”的部分。如无论《大明混一图》、《杨子器跋舆地图》和《广舆图》资料来源如何，以往研究关注的基本上是地图的轮廓、大的河流的走向（主要是长江以及黄河的河源）、域外部分的轮廓等框架性的内容，这些地图框架可能确实具有传承关系的，毕竟没有太大的必要进行重绘（但并不是不能根据文献材料进行绘制，尤其是中国的轮廓，这点也是本文分析的内容之一）。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地图毫无疑问重点表示的是当时的地理情况，即“行政区划”，而这才是《广舆图》绘制时更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内容，那么《广舆图》在这些方面是否参照了上述介绍的舆图，尤其是那些明代绘制的舆图，以及参照的方式和程度，这是以往研究所忽略的，也是本文关注的重点。当然，除了明代地图之外，罗洪先还有可能参阅过明代之前的地图，如上文任金城提到的元代清浚的《混一疆里图》、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杨晓春提到的宋代的《禹迹图》等，当然宋代保存下来的地图数量较多，在这里不再一一进行介绍。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讨论，即除了上述这些舆图之外，是否存在大量已经散佚的明代及其之前的总图？因为如果存在大量已经散佚的明代及其之前的总图的话，那么《广舆图》很有可能所参照的舆图并不是上文所介绍的，或者可能只是参照了部分。而且除了总图之外，还存在大量的分省舆图，罗洪先《广舆图》中的分省图很有可能参考了这些舆图。对于上述问题现在很难进行回答，因此只能根据现存的舆图进行推测，这也是本研究最为薄弱的一个环节。今后，对于现存舆图（尤其是总图）在中国古代曾经绘制过的舆图中所占比例的估计，应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主题，这是中国地图史很多重要问题的研究基础。 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虽然与宋代的舆图相比可以发现，由于现存宋代全国总图或者没有标绘县级政区，或者没有绘制当时辽国疆域内的地理要素，因此至少《广舆图》中的某些分幅图，如《北直隶舆图》应当没有参考现存宋代的全国总图。但问题是，《广舆图》既然是在朱思本的《舆地图》基础上绘制的，那么就存在罗洪先根据地理志书，将元代的地名改为明代的地名的可能，此外，陈组绶《皇明职方地图大序》中也提到“元人朱思本计里画方，山川悉矣，而郡县则非……罗念庵先生，因其图更以当代之省府州县，增以卫所，注以前代郡县之名”，当然陈组绶的这一叙述正确与否也是需要考虑的。但如果这一情况属实，那么《广舆图》中的分幅图应当与《舆地图》之间可能并不存在太大的差异，这种可能性根据现有的材料难以排除。如果存在上述情况的话，那么本文所得出《广舆图》分省图绘制数据来源和方法的结论也就会存在问题，研究得出的结论可能会转变为我们是否可以根据现存的史料绘制出一幅类似于《广舆图》的中国传统舆图，当然这一结论依然具有学术价值，毕竟本文证实了不依靠“制图六体”和大规模的测绘，古人确实可以绘制出我们所见到的传统舆图，由此可以使今后中国传统舆图的研究视角得以发生根本性的改变[40]。当然，本文在结论中也会对尽可能的对这一可能性做出评估。 2、地理总志和地方志 明代编纂的地理总志有《寰宇通志》和《大明一统志》，两部志书都保存了下来，可能是绘制《广舆图》，或者其中《舆地总图》的基础。我们先分析两部著作中记载的各行政治所之间方位距离的数据结构。两志在记载府与府之间相对位置时只使用了四个方向，如顺天府和保定府。 《大明一统志》：“顺天府，东至永平府滦州界三百九十里；南至河间府任丘县界三百五十里；西至山西大同府蔚州界三百五十里；北至延庆州界一百六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三千四百四十五里”。“保定府，东至河间府静海县界三百里；西至山西大同府广昌县界三百里；南至真定府安平县界一百二十里；北至顺天府涿州界一百里。自府治至京师三百五十里，至南京三千一百里”。 《寰宇通志》顺天府“东至永平府滦州界三百九十里；南至河间府任丘县界三百五十里；西至山西蔚州界三百五十里；北至延庆州界岔道屯百六十里”。保定府“东至河间府静海县界三百里；西至山西大同府广昌县界三百里；南至真定府安平县界一百二十里；北至顺天府涿州界二百里。” 府治之间相对位置仅使用四个方向，理论上用这些数据绘制地图非常困难。具体到《舆地总图》，图中保定府位于涿州的西南，而《大明一统志》记载为“北至顺天府涿州界一百里”，《寰宇通志》记载为“北至顺天府涿州界二百里”，显然上述两志不是绘制舆图的资料来源。因此，可以推测《舆地总图》的资料并不来源于明代的两部全国总志。 虽然《大明一统志》、《寰宇通志》府与州、州与县之间的数据在方向上增加了四个方位，但与府级政区不同，州县级政区的方位和距离数据仅有一个，即与上级政区的位置和方位数据。将两志顺天府的内容与《广舆图》“北直隶舆图”相比较，发现这一舆图的绘制数据应当不是来源于这两部总志，原因如下： 《寰宇通志》通州下属的“武清县，在州城南五十里”、“漷县，在州城南四十五里”，但图中两者位于通州的西南；类似的还有顺天府属“永清县，在城南百五十里”、“东安县，在城南百五十里”，但在图中两者都位于顺天府的东南，同时永清县更位于东安县的东南，与《寰宇通志》记载不符[41]。从数据结构而言，由于两志中缺少平级政区之间的数据，因此无法对数据进行进一步的校正或细化，因此就无法确定永清县和东安县之间的相互位置关系，因此两志基本不可能是《北直隶舆图》的数据来源。下表进一步比较了《北直隶舆图》与《大明一统志》、《寰宇通志》之间的数据，进一步说明两者不太可能是《北直隶舆图》绘制的数据来源。其它分省舆图大致也应如此，具体参见后文对分省舆图的分析。总体而言，用于绘制舆图的方位和距离数据，不应当是单一的横向或纵向数据结构，而应该是一种具有多重关系的数据结构，这样才能更为细致的确定点与点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
明代保存下来的方志数量很多，其中一些应当是绘制分省舆图的数据基础，如下文对《北直隶舆图》的介绍。在这里不做过多介绍，具体可以参见后文的具体叙述。 此外，明代可以使用的文献材料还有当时编纂的一些路程记和路程书，如明初官修的《寰宇通衢》[43]，民间编修的隆庆四年（1570）黄汴修撰的《一统路程图记》等。这些路程记记载了各驿站之间的道路距离，由此可以计算出各个治所城市间的道路距离，但缺陷就是这些书籍中不太重视方位的记载，因此至多是绘图的辅助参考资料。 四、《广舆图》分省图绘制数据的来源 按照排列顺序首先应当分析《广舆图》中的《舆地总图》，但《舆地总图》有可能是以分省图为基础绘制的，因此需要先对分省图进行分析，然后才能对《舆图总图》的绘制情况进行研究。下面即对分省图进行分析，不过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并没有对《广舆图》所有分幅图的绘制资料和方法进行全面的分析，因为一方面这样一来篇幅会非常大，二是很多地区可能并没有能够进行充份分析的资料。下文只对一些资料较为充份，又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分幅图进行分析，目的是说明这些分幅图绘制时可能使用到的各种数据来源和绘图方法。 还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用来对照的《广舆图》尽可能使用国图收藏的初刻本，使用其它版本时将在叙述中说明。仔细比对的话，《广舆图》的不同版本在地名标注位置上存在细微的差异。 （一）《北直隶舆图》 如上文所述，《北直隶舆图》的绘制资料不可能来源于《大明一统志》和《寰宇通志》，其绘制资料可能来源于当时编纂的府志。这里以顺天府为例进行分析，当前可以使用的嘉靖之前的《顺天府志》只有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永乐《顺天府志》[44]残本。由于该书材料缺失，使得全面整理其中记录的府州县相对位置存在一定的困难，下面是从中整理的府州县之间相对位置的表格。
从上表的分析来看，《北直隶舆图》中绘制的顺天府的内容与永乐《顺天府志》中的记录大致符合。而且，根据从图中和文献进一步总结制作的下表来看，其中各县与其属州的位置关系以及与顺天府的位置关系基本都是准确的。由此推测其采用的绘制方法应就是前文介绍的汪前进提出的“极坐标投影法”，即先确定顺天府的位置，然后再以顺天府为基点绘制属州，并根据各属州之间的数据对位置进行调整；最后再以属州为基点绘制各属县，然后再对各属县之间，尤其是属县与各州之间的位置关系依据资料进行调整，但前提是要保持与属州位置关系的正确性。
对于这一推测，图中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证据，即永清与东安之间的位置关系。永乐《顺天府志》卷十二“大兴县”下载“南至东安县界门家庄六十里，自界首到东安县治九十里，共计一百五十里；至寺垡店一百二十里，自界首到永清县治四十里，共计一百六十里”，仅有这条来看，东安县和永清县都位于顺天府的南侧，只是永清县稍远；同卷“永清县”条下载“东至东安县北隐村界三十六里，自界首到东安县治一十二里，共计五十里”；卷十四“东安县”条下载“西至本府永清县界横亭村一十二里，自界首到永清县治三十八里，共计五十里”，由此很容易判断东安县位于永清县的东侧，但《北直隶舆图》中将这一位置关系颠倒了。按照上文总结的绘图方法，可以大致推测出这一错误产生的原因，即东安县位于顺天府以南150里，但又位于同属顺天府的固安县东南100里，因此将东安县绘制于顺天府以南偏东；而永清县的定位首先要符合大兴县（顺天府）以南160里，但又要符合位于霸州东北60里，而按照绘制顺序霸州在图中已经定位位于大兴县正南，因此将永清县标于大兴县的东南而不是正南。由此造成本应位于东安与固安之间，东安县西侧的永清县，被标于东安的东南。 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一对绘制方法的推测，下文依据上文总结的数据，采用“极坐标投影法”，尝试复原绘制《北直隶舆图》顺天府部分的过程，并与图中的实际位置进行比较，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在纸上画上方格网，每方代表百里。 第二，仿照《北直隶舆图》，将顺天府标定在居中的方格网的左上侧。 第三，确定顺天府所辖通州、昌平州、涿州、霸州和蓟州的位置。通州位于大兴县以东50里，也即半个方格的位置；昌平州位于顺天府以北90里，也就是大约一个方格的位置。其余三州，现存的永乐《顺天府志》中缺少与顺天府的直接位置数据，在这里我们采用《大明一统志》和《寰宇通志》的数据。即，涿州位于顺天府西南140里，即顺天府西南约1.4个方格；霸州位于顺天府以南210里，即2.1个方格；蓟州位于顺天府以东200里，即2个方格。有两点因素会在绘图时导致产生差异：一是由于《北直隶舆图》中将顺天府绘制为一个占据了1/4方格面积的方框，而不是一个点，因此如何计算距离的起止点可能会引起一些差异；二是，由于永乐《顺天府志》的残缺，我们缺少可以用来校正各州之间相对位置的数据。不过总体看来，由此绘出的地图与《北直隶舆图》差异不大。 第四，标注各州所属县的位置。这里存在的问题就是，永乐《顺天府志》残本中没有记载当时属县的情况，根据现有史料也难以复原永乐时期的分属情况。此外，《广舆图》绘制时应当采用的是嘉靖时的政区，现在也没有这方面的相关资料。下文的分析以牛汉平《明代政区沿革综表》[45]和《大明一统志》为基础，即使与嘉靖时期的政区所属存在一些差异，但应当不大。 顺天府：良乡，顺天府西南70里，超过0.5个方格；固安，顺天府以南120里，1.2个方格，通过与同属顺天府的良乡（东南80里）数据的矫正，可以标记的靠西一点；东安，顺天府以南150里，1.5个方格，通过与同属顺天府的固安（东南100里）数据的矫正，因此绘制的偏东一些；永清，顺天府东南160里，1.6个方格，通过与州级行政单位霸州（东北60里）的数据矫正，绘制于东安的东南，这也造成了对永清位置标绘的错误，并忽视了与其它县级单位相对位置的错误，不过这种绘制错误也可以来源与对与《杨子器跋舆地图》有关舆图的参考；香河，顺天府东南120里，1.2方格，也符合位于通州东南90里。 通州：永乐《顺天府志》残本中缺少所属各县与通州及其属县和其它州的位置关系，只能进行大致推测。三河，《大明一统志》和《寰宇通志》记载位于通州以东70里，即0.7方格，位置大体与图中相符；武清，资料同样缺乏，但位于顺天府东南120里，即1.2方格，与香河（西南60里）和东安（东50里）的相对位置大体符合；漷县，顺天府东南80里，且要符合香河以西40里，因此标于武清县西北，与武清距离少于0.4方格的位置；宝坻，《大明一统志》和《寰宇通志》记载位于通州东南120里，图中距离大约有1.6方格左右，也不符合永乐《顺天府志》香河以东60里，不过宝坻县的资料过少，因此不知道确切的绘制资料。 霸州：永乐《顺天府志》残本中基本没有霸州属县的材料，在此不进行复原。 涿州：房山，永乐《顺天府志》中与顺天府和涿州位置关系的数据缺失，但《大明一统志》中记位于涿州西北40里，图中位置基本符合。 昌平州：顺义，昌平东南90里，基本符合，而且也符合与顺天府的位置关系（东北70里）；怀柔，昌平东南90里，距离大致符合，但方向为正东偏南，但考虑到与顺天府的位置关系（东北70里），图中的绘制基本符合要求，但显然忽视了与通州等州县的位置关系；密云，昌平以东130里，图中所绘位置的距离、方向基本符合，但与怀柔的距离过近。 通过上文分析，可以认为，利用永乐《顺天府志》中的数据，完全可以绘制出《北直隶舆图》中顺天府的部分。 此外，还需要将《北直隶舆图》中顺天府的内容与明代其它总图进行比较。《北直隶舆图》顺天府部分最具有代表性的特点就是永清县和东安县相对位置的错误，这一点《北直隶舆图》与《大明混一图》、《杨子器跋舆地图》相同，这种错误也许是巧合，但更可能存在某些联系；《古今形胜之图》绘制内容较少，两者差异很大；《皇明舆地之图》没有绘制县级政区；与万历二十一年版《顺天府志》中的《畿辅图》存在差异。因此，大致可以认为《北直隶舆图》可能还参考了《杨子器跋舆地图》的内容，没有参考与《古今形胜之图》、万历《顺天府志》中“畿辅图”有关的地图。不过其与《杨子器跋舆地图》之间并不完全一致：例如固安、东安与霸州之间的相对位置；顺义与顺天府之间的相对位置等。 总体来看，可以《北直隶舆图》中顺天府部分的绘制可能存在以下两种情况： 1、参考了永乐《顺天府志》或其后与之一脉相承的材料，当然也有可能是其它具有相似记载的地志材料。 2、除了地志材料之外，还参考了与《大明混一图》、《杨子器跋舆地图》有关的地图。 上述两种情况皆有可能，但通过分析可以认为依据地方志中的材料完全可以绘制出类似于《北直隶舆图》这样的地图。当然，由于对矛盾数据校正时的随意性，因此不同的绘图者所绘地图可能会存在细节上的差异。还要强调的是，通过上文分析也可以看出，《广舆图》绘制时，采用的是道路距离，这就证明了中国古代舆图绘制可以不进行实地测量，也可以完全不使用裴秀的“制图六体”，由此裴秀的“制图六体”确实很可能对中国古代舆图的绘制没有太大的影响。 [①] 成一农：《中国传统舆图研究评述》，待刊。 [②] 王庸：《中国地图史纲》第三章《裴秀制图及其在中国地图史上之关系》，三联书店，1958年，第19页。 [③]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地学》，科学出版社，1976年，第110页。类似观点的论文有如杨宪光：《古代地图源流与裴秀“制图六图”》，《沧桑》1994年第4期，第29页；高隽：《试论我国地图的数学要素的表示方法演进特色》，《测绘学报》第六卷，1964年。不同意上述观点的有卢志良：《“计里画方”是起源于裴秀吗》，《测绘通报》1981年第1期，第46页。 [④] 除了王庸、李约瑟等学者著作中的论述之外，还有曹婉如：《华夷图和禹迹图的几个问题》，《科学史集刊》第6期，1963年，第38页等。 [⑤] 郑锡煌：《<九域守令图>研究》，《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元）》，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35页。 [⑥] 引自，杨晓春《<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相关诸图间的关系——以文字资料为中心的初步研究》，《<大明混一图>与<混一疆理图>研究——中古时代后期东亚的寰宇图与世界地理知识》，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77页。作者对这一自序的不同版本进行了校勘，在这里本人列出了一些版本之间的重要差异。 [⑦] 同上，第79页。 [⑧] 同上，第80页。 [⑨] 同上，第81页。 [⑩] 同上，第82页。 [11] 同上，第84页。 [12] 郑锡煌：《杨子器跋舆地图及其图式符号》，曹婉如主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64页。 [13] 转引自汪前进：《明清时期的地图学批评初探》，《空间新思维—历史舆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故宫博物院，2008年，第39页。 [14] 转引自汪前进：《明清时期的地图学批评初探》，《空间新思维—历史舆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故宫博物院，2008年，第43页。 [15] 具体参见成一农：《中国传统舆图研究评述》，待刊。 [16] 但中国的“矩形网格”只不过是绘图（不仅是舆图，还包括绘画）时一种掌控比例和方向的方法，而与地图的测绘无关。持类似观点的还有阎平、孙果清等编著：《中华古地图集珍》，西安地图出版社，1995年，第31页。 [17] 但基本上没有学者真正论述过为什么“计里画方”的地图更为准确这一基本问题。 [18] 阎平、孙果清等编著：《中华古地图集珍》，第39页。 [19] 王庸：《中国地图史纲》，第64页。 [20] 虽然有学者对计里画方的来源进行过推测，但基本上出于臆测，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根据。如以李约瑟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将“计里画方”归结于“井田制”（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地学》，第116页）。 [21] “界画”即亦称“ 屋木”，主要以亭台楼阁及宫室等建筑物为主要表现对象，因绘制时一般须用界尺引线作画，故而得名“界画” 或“ 界作”，界画讲求比例尺，如（宋）李廌《德隅斋画品》中记界画“以毫计寸，以分计尺，以寸计丈，增而信之，以作大宇。皆中规度，曾无小差”，四库全书本。关于界画，具体可以参见游新民：《中国界画技法》，江西美术出版社，2000年。 [22]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三，中华书局，1997年，第158页。 [23] 同上，卷二，第55页。 [24] 参见，成一农：《中国传统舆图研究评述》，待刊。 [25]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二，第55页。 [26] 曹婉如：《华夷图和禹迹图的几个问题》，《科学史集刊》第6期，1963年，第38页。 [27] 李孝聪：《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古地图叙录》，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19页。 [28] 阎平、孙果清等编著：《中华古地图集珍》，第51页。 [29] 汪前进：《现存最完整的一份唐代地理全图数据集》，《自然科学史研究》1998年第3期，第273页。 [30] 李孝聪：《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古地图叙录》，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5页。 [31] 郑锡煌：《杨子器跋舆地图及其图式符号》，曹婉如主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64页。 [32] 孙果清：《木刻<皇明舆地之图>》，《地图》2008年第6期，第121页。 [33] 汪前进、胡启松、刘若芳：《绢本彩绘大明混一图研究》，曹婉如主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54页。 [34] 周运中：《<大明混一图>中国部分来源试析》，《<大明混一图>与<混一疆理图>研究——中古时代后期东亚的寰宇图与世界地理知识》，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117页 [35] 李孝聪：《传世15-17世纪绘制的中文世界图之蠡测》，《<大明混一图>与<混一疆理图>研究——中古时代后期东亚的寰宇图与世界地理知识》，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174页。 [36] 郑锡煌：《杨子器跋舆地图及其图式符号》，曹婉如主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61页。 [37] 桂萼的《大明舆地指掌图》是在嘉靖初年以李默的《天下舆地图》为基础绘制的，该图将“天下分为十七图，各具叙记，府州卫所之额，王府之制，户口钱粮、军马之数，四夷附末，以见大一统之义也”（高儒：《百川书志》卷五“史志二”，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74页），分幅形式与《广舆图》和《大明舆地图》近似。《大明舆地指掌图》可能已经散佚。韩国可能藏有《天下舆地图》的一个副本，本人掌握的照片模糊，难以进行具体的判断。不过该图图记虽然记为“乾隆丁卯孟冬”，但图中所列各府州与北京距离的表格中出现有“宁夏卫”、“辽东都司”，甚至出现了“女真”；介绍历代政区的部分，下限截止到宋；历代都城的部分下限截止到元，因此可以认为该图的原图很可能是明代绘制的。此外，“隆庆州”已经改名为“延庆州”，因此绘制时间当在隆庆及其之后。图名为《天下舆地图》，由此推断该图可能是与李默《天下舆地图》有关，韩国的这一藏本可能是根据李默《天下舆地图》的一个明后期摹本摹绘的。 [38] 任金城：《广舆图在中国地图学史上的贡献及其影响》，曹婉如主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文物出版社，第73页。 [39] 杨晓春《<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相关诸图间的关系——以文字资料为中心的初步研究》，《<大明混一图>与<混一疆理图>研究——中古时代后期东亚的寰宇图与世界地理知识》，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76页。 [40] 参见成一农：《中国传统舆图研究评述》，待刊。 [41] 《大明一统志》中的记载与此类似，在此不再列出。 [42] 由于图中距离只能估算，所以在这里只给出方位。只在图中距离与文献存在较大差异时，才列出量算的距离。 [43] 杨正泰考订成书于永乐十一年（1413年）之前。杨正泰：《明代驿站考》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35页。 [44] 这一残本是从缪荃孙从《永乐大典》中抄出的，其成书时间一般认为是在永乐时期。此外，万历二十一年版的《顺天府志》在卷一中虽然记载了各州县至顺天府的距离，但非常简略，而且没有记载方位，因此至多只能作为绘图的辅助材料。参见《顺天府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 [45] 牛汉平：《明代政区沿革综表》，中国地图出版社，1997年，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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