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古代文学史，和尚形象为负面，是元明清三朝以来的现象。比如杂剧《竹坞听琴》《桂枝儿》《女贞观》，小说《水浒传》《金瓶梅》、“三言二拍”，都出现了犯色戒的僧尼形象。《水浒传》写到裴如海和《金瓶梅》写到潘金莲请和尚为武大郎做法事时，都出现了“一个字便是僧，两个字是和尚，三个字鬼乐官，四字色中饿鬼”这首打油诗。
    那么是好好的和尚什么会变成这种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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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尚形象的转变和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与统治者对宗教的态度有关。佛教初传入中国时，其组织方式沿袭了印度的僧团制度，和尚只尊行僧团内部规定—犍度，组织脱离于世俗政权，自成体系，但很快就招致世俗统治者的不满而引发灭佛事件。
    从东晋开始，世俗统治者与僧团之间的主导权之争从没有停息过，直到唐玄宗开元年间，二者之争才以王法的胜利而终结。其结果是，从此宗教人士成了世俗世界的“另籍之民”，不仅要接受王法的管理，还要被王朝价值观予以改造。
    对僧道的身份管理制度称为“度牒”，也就是身份证明文书。这项制度南北朝时就有，一直延续后世。元朝皇帝多崇佛，在法律上确定了喇嘛们的崇高地位，打喇嘛要砍手，骂喇嘛要拔舌。上行下效，普通僧人们也就乐得不守戒律，且因为当时僧籍管理不严，导致僧人数量一度超过两百万，其中鱼龙混杂，难免生出是非。而数量庞大的僧人又与民间宗教结合在一起，成为煽动民间起义的宣传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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