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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范式存在着这么几种演进的趋向,即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和后现代范式。每一范式各自所依据的理论基础,其所突出的中心线索,所属之主导性研究领域,所关注的历史主体或研究视野,以及采取的叙事类型或书写方式,概括起来,有如表格所示:
这几种范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往往被理解为相互对立、依次替代的过程,因而也就被视为非此即彼、互不相容的封闭性范式。实际上,不仅各范式内部存在着诸多意见分歧或派别之争,各自之间亦非泾渭分明,在一定程度上反有相互影响、交叉渗透之势,因而对每一个范式,都应予以“同情性的理解”和历史化的过滤。而“后现代范式”,在大陆学界,目前只是一部分青年学者的学术诉求,充其量也只是一种意欲取代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的竞争性范式。即便是在海外中国学界,此一潮流固然发端已久,且来势汹涌,以致对传统的研究形成巨大的冲击,并逐步转向后殖民范式,但迄今为止也未能取其而代之,成为主导性的范式。故而对以上几种范式,与其就各自的学术地位论长道短,不如就其间的对立与联系深入剖析之,以求更深刻地揭示中国近代历史研究方法的嬗变过程和内在逻辑。 首先来看革命史范式。它有一个阶段性的演变过程,以习惯意义上的暴力革命为标志,包括革命过程中的革命史范式和革命之后的革命史范式。尽管在这两个阶段,对革命史范式的倡导,都是现实斗争的需要,都与社会变革紧密结合,但在前一阶段,作为一种被压抑的边缘群体的话语,是历史学对革命理论的贡献,也体现了革命性与包容性的辩证统一,是历史解释体系多元化的重要表现;在后一阶段,当这种边缘话语已然占据主导地位之时,则变成了对已然胜利的革命过程的辩护,逐渐失去其创造性而带有保守色彩,竟至变成学理上的教条主义。应该说,此种辩护性论证,在1949年以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并未失去其先进性和合理性,很大程度上还起到了一种非常重要的大众启蒙和思想解放作用,至今仍发挥着不可或缺的爱国主义教育功能。其对中国历史研究的贡献更是居功厥伟,对海外的中国学也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但是作为一种定于一尊的意识形态的产物,它最终又受到这种意识形态教条化的制约与束缚,一度遭遇历史的浩劫,并在这场历史浩劫中沦为不光彩的政治斗争工具。从学术的角度来说,其研究的时段也从1949年前的当代史范畴变成了之后以1919年为下限的“近代史”,而1919年至1949年的历史则被归属于“革命史”、“党史”,两者被割裂开来,分属于不同的研究领域。其后经过多次学术争论,这后一段历史终于被冠名为“中国现代史”,一些学术论著则径直将研究的下限延伸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日或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期,但总体上并没有完全将其弥合起来,学界统称其为“中国近现代史”,即是其间存有罅隙的表征。目前教育部学科分类中的历史学二级学科“中国近现代史”,进而将“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都包括在内,显然又更进一步,但在具体的学术实践中依然将其分成几截,如“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和“中国当代史”等,真正贯穿研究的少之又少,且学界对当代史的关注和投入明显不足。这固然是对“文化大革命”期间恶名昭彰之“影射史学”的反动,但也不免矫枉过正,不仅人为割断了内在于今天仍在持续的宏大历史进程的有机联系,引起众多无谓的争论,也放弃了对流动着的当下社会主动进行冷静客观之历史剖析和学术研究的良机,更削弱了史学研究之现实批判的锋芒,遮蔽其文化省思的意蕴。 现代化范式自其引进和倡导伊始,即是对教条化的革命史范式的挑战,至少也是对其进一步的完善与改造,依据罗荣渠的主张,就是以“现代化”取代“革命化”,走出“革命范式的危机”。①他指出,“以现代化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必须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综合标志对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大变革给予新的客观历史定位”;“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两个过程’或许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最佳视角”,但“革命毕竟是近代中国变革的一个方面”,“并不能代替对社会变革全局的研究”。②这实际上也是当前大陆大多数现代化论者的共识。而此一共识的形成,如所周知,也免不了与革命史论者在学术上展开激烈的讨论和争辩。这种争论,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固然不见“你死我活”之政治斗争的硝烟,但毕竟是当时中国思想界拨乱反正之风在历史研究领域的体现,尚有比较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③其后有关“告别革命”和“走什么路”的争论,以及近年来出现的“走向共和”的讨论、“冰点”事件、上海教科书事件等等,同样体现了两者之间的冲突和张力。在这样一场争辩过程中,对革命史范式的辩护往往被指责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而现代化范式更多地流行于体制内部非主流学者,甚或民间与海外中国学者之中。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则在官方意识形态宣传和教科书领域,革命史范式的主导地位一直未曾受到怎样的撼动,但是在学术研究领域,随着现实生活中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乃至市场霸权的建立,现代化范式还是逐步取得其事实上的统治地位;与此同时,这一范式本身也在不断的学术争论和大量的学术实践中形成比较成熟的理论框架和解释体系。抑或正因为如此,亦如同革命史范式一样,它也逐渐走上了教条主义的道路。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现代化范式,越来越背离其倡导者主张的综合论、全局观,而系统性地趋向以生产力、科学技术或市场经济为核心的“去政治化”或拜物教化的经济史路径4,可谓“只见商品不见人”,且又固守西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现代化理论或八九十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信条”,其与变化、发展着的社会现实之间距离越来越大。相反,革命史范式之于改革开放时代,并未完全丧失其学术韧性与活力,而是逐渐突破“党史”的框架,涵容更加丰富、更加多样的历史事项;特别是在现代化范式隐然而成主流范式之时,其对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批判,其对民族独立和阶级分析的坚持与强调,反而以一种所谓保守的姿态,体现了老一代历史学家对社会的公正与平等、国家的主权和文化本位真诚而深切的关怀。在国际关系错综复杂、风云变幻,国内贫富分化日益扩大、官僚腐败大量滋生、社会矛盾时有恶化的现实情境下,也不失其资世、醒世、警世的镜鉴作用。可见就主流和本质而言,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之争其实是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之争,现代化范式所批判的只是教条主义化的革命史范式,而革命史范式所欲纠正的也是教条主义化的现代化范式;从两种范式新近的成果之中,还可看到一种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融合与统一之势。借用德里克的观点,“与那些将现代化与革命对立起来的人的看法相反,历次社会主义革命其实是力图依靠其他方式来实现现代性,希望通过克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缺陷和自欺而超越它”5。只是由于两种范式的倡行者往往各自抓住对方的某些极端性的表述或错误言论不放,也不乏误解之处,以致呈献给外界的是一种彼此拒斥、剑拔弩张的态势。 现代化范式和后现代叙事都属于所谓的“后革命”范式,但两者之间亦处于对立状态。现代化范式改变了革命史范式的五阶段论或目的论,代之以现代化的目的论和进化论,强调与传统的对立,其中心主题就是所谓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历史大趋势,其主要内容就是所谓的“三化”6(民族化、工业化、民主化)或“四化”,即在三化之上加一个“理性化”或“思想启蒙”7。后现代范式对规律和确定性的抵制、对启蒙与进步的质疑、对民族国家的解构、对过去或传统的怀念、对差异和边缘的关注,则体现了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以“解构现代化”或“反现代化”的形式出现的对现代化的批判和反思,可谓“后现代的现代”或“反现代的现代”。 当然,在近代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此种后现代范式与“革命史范式”的对立要大于其与现代化范式之间的对立。对于曾经教条化的革命史叙事来说,这样一种视野确实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历史的复杂性,但是由于它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彻底否定革命史范式曾经或内在的合法性、合理性的一面,就像后者曾经极端化地排斥传统一样,最终限制了它对革命史叙事的反思力度和深度,显得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甚而以其花样翻新的概念而招致主流史学的反感。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正是这样一种极端的对立,使两者客观上又成为“同一条战线上的战友”。只要对这一范式进行认真、仔细的梳理,就会发现它与革命史范式之间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它们都有“叛父情结”,即对前一辈学者中占主导地位的历史解释体系持质疑与否定的态度;它们都强调对霸权话语的抵制,即以“边缘话语”对抗“主流话语”,以地方性对抗“普世性”,其中的革命史范式固然坚持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但更强调其与具体情境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它们都关注边缘群体或被压迫被损害的阶层,同样体现出强烈的人文关怀;它们都喜欢引进或创造新名词、新概念,自觉不自觉地激发或推进研究者思维方式的变革;它们都采取同样的话语并置手法——即将过去被抑制的历史主体从主流叙事中解救出来,并与之对话或对峙,造成“众声喧哗”式的话语竞争局面,竟而取其而代之,其于革命史表现为“忆苦思甜”,人民当家作主,于后现代史学则是通过“声音考古”,让边缘群体发出“自己的声音”。很显然,后现代史学与革命史学,其书写策略毫无二致,但因其目的正相对立,故可称之为“反革命的史学”,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其实三类范式都是对中国现代性之形成过程的探讨。革命是现代性建设的前提与准备,资本主义、工业化或市场经济是现代性的核心内容,后现代性是对现代性的的批评与反省,其重点一在政治,一在经济,一在文化,三者更迭继替,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如将这种革命置于世界历史的进程之中进行考察,则其所带来的中国与西方相互关系的变化大致呈现以下几个阶段:殖民化——民族独立——和平崛起。其对于人类社会和世界文明的贡献,亦相应表现为:政治上从被动而不懈怠的抵御侵略,到自觉的革命输入,开展民族解放斗争,再到革命输出,亦即反对世界霸权,引领第三世界反殖民统治的浪潮;经济上从民族资本主义的萌动与生长,到改革开放之后主动的资本输入,再到近年来无政治附加条件的资本输出,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与危机中担负起日益重要的调节作用;文化上则从最初的自我反省与批判,到文化输入,向西方学习,再到当今有意识地综合中西文化传统而进行空前规模的文化重建。这几个不同的阶段,纵贯鸦片战争以来170余年的历史,其间有断裂,也有连续,有否弃,也有包容,有革命,也有改良或改革,是断裂与连续、革命与改良、否弃与包容的辩证统一,因而也都是革命,是一种远比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范围更加广泛的革命,是一种正在导致国内社会结构真正全面、深刻之大转型的新革命,也是一种正在引发国际关系深刻重组的新革命。其最大的特点就在于从疾风暴雨式的暴力革命向渐进的、和平的非暴力革命的转移,从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向社会革命、文化革命的转移,从征服自然的科技革命向追求人与自然动态平衡的生态革命的转移,从解放绝大多数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群众的阶级革命向关注少数群体、边缘群体、弱势群体和公民权利的公民革命的转移,等等。一句话,其以暴力革命始,几经震荡、反复与挫折,最终趋入于渐进革命之途。这既是对革命暴力的反动,也是革命暴力的产儿。显而易见,此处对革命的泛化理解,最终确立的是革命的狭义内核。以此作为观察近代中国历史的新视野,则革命并没有终结,革命仍在继续,只是革命的背景、对象、目标、途径和方式已经发生了非同以往的变化。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大都把中国革命等同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革命或暴力革命,就连对革命史范式持之最力的学者也以1949年为界,而将此前的历史归之于革命阶段,此后则归入现代化阶段,这固然有其不可否认的历史根据,而且它也确是目前正在进行中的社会革命的核心部分,但毕竟只是一种狭义的中国革命,远不能涵盖中国革命丰富而具体的内容。早在1980年代,邓小平即把中国的改革开放称之为“第二次革命”。这一论断,在经过近30年的沧桑巨变之后,还需要我们这些史学工作者做更深层次的探究与考察。 这样的革命毫无疑问是在外力冲击下发生的,生活于其间的国人面临着一个完整的现代社会与完整的传统社会之间的碰撞,而一个完整的现代社会之建设又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于是宏大的目标只能随着历史情境的变化而转化为不同历史阶段的中心目标和事件。何况历史本身又在发生似乎难以逆料的变化,特别是我们正在抗拒和学习的对手也在我们的抗拒和学习的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化,这就使得这一目标的实现显得更为复杂。作为对不同时期历史进程的实践需要,以上各种研究历史的范式,都有其不可否认的合理性,但是如果历史的脚步已然前移,而我们却仍然故步自封,或仍然各执一端,彼此不容,必然成为教条主义而遭遇现实的唾弃。须知一种范式取代另一种范式,既是前一种范式辩证发展的产物,也是历史自身的辩证法或范式转换在历史研究领域的反映。 这样说,并不代表我是站在当前流行的后现代立场,意欲全盘否定曾先后占据主导地位的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说得更清楚一些,我的确是站在后现代的立场,但我质疑的是现在的后现代立场,我所主张的是一种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相比较而言,革命史范式曾经在其倡导者生活的世界直面暴力和强权,而后现代叙事则更多地属于话语层面的革命,而且往往是“隔空发力”,即把对目前已然成为霸权的现代化叙事的批判转移到曾经同样属于边缘的早期的现代化叙事及其实践过程,从而不仅不能对现代化叙事进行真正彻底的反思,反而在很多场合成为新近霸权化了的现代化叙事的同谋。其最集中的体现就是对革命史叙事之合法性的解构,即过度的“去政治化”、去浪漫化、去阶级分析,而削弱了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及其扩张的抵制。其导向后殖民主义,又在很大程度上沦为殖民主义的守墓人。在他们眼中,对殖民主义的抵抗恰恰是一种自我殖民,是被殖民者与殖民者之间的“共谋”。这与现代化叙事中的某些极端分子,也就是把“民族独立”和“现代化”完全对立起来的学者,可谓异曲同工。其对革命暴力的近乎全面的质疑,事实上是让所谓的“精英人物”再次成为历史叙述的中心,也就是给精英人物翻案。这固然不同于新史学之倡导者梁启超所批评的“帝王将相的历史”,却也以所谓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为轴心,将研究的焦点过度集中于乡绅、学人或企业家等中间阶层,而相对忽视了对最广大的底层民众的关切,结果从梁启超所批评的“只知有国而不知有民”,变成了今日之“只见有绅而不见有民”,在一定程度上又构成对新史学的反动。这与后来教条化的革命史如出一辙,只不过在后者的历史叙述中其精英面孔换了一副新模样,即“革命精英”。进一步来说,这一范式对边缘阶层的关注,事实上只是以“声音考古”为名,将过往的制度合法化、合理化,既然那样的制度安排或社会现象,例如娼妓、缠足乃至吸毒等等,并未曾压抑底层民众的声音或历史主体性,从一定程度上甚至是其主动选择的结果,又何须以国家的强权予以管制、干涉或取缔呢?这种将一切国家行为不分青红皂白地归之于福柯式的权力安排的做法,其客观的结果就是认同对历史上现实权力不自觉的俯首与屈从,带有典型的犬儒主义色彩。此外,从研究的时段来看,由于此一范式主要是将对当今后殖民时代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投影至殖民时代被殖民者身上,因此与革命史范式一样,也是一种“断尾巴蜻蜓”。 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些范式,都忽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维度,那就是人与自然之相互关系,尽管可以从这样的视野对上述模式做一番强制性的包装:如革命史范式关注的资源的分配(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现代化范式关注的资源的生产(以生产力为核心)和流通(以市场为中心),而后现代范式则隐约指向资源分配和生产的主体,也就是对人的状况的关注。然而所有这些范式又都脱离了与人不可须臾分离的自然,而把人与自然本身都抽象化了。 历史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时候。一方面,凡属革命史和现代化范式的合理内核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其于当时历史情境的解释自然大体准确,但另一方面,革命史范式,既因其囿于一种特定的时段而无助于把握当下,或突出政治史的内容而不能全面透视过去,其对历史进程的解释效应远不能适应新时代历史研究的要求,更以其一度对阶级斗争的过分强调而背负恶名;稍后的现代化范式,同样因为研究模式的刻板化、模式化而渐失其创新的活力,也因为当今中国现代化过程负面社会效应的不断放大而难以为继;所谓的后现代范式,更是以其总体上的犬儒主义态势而难成大器。怎么办? 纵观国内外的最新研究或思考,似乎有很多替代性路径: 一种趋向是继续在现代化叙事上做功夫,或许可以称之为“新现代化叙事”。大致有两类:其一是创立“广义现代化理论”,即首先考察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历程,将其分为第一次现代化(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经典现代化”)和第二次现代化(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非工业化为主导的“新现代化”或“后现代化”),再依据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追赶型现代化”的境况,提出一种协调发展第一次现代化和第二次现代化的“综合现代化”理论。8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科学发展观”亦属此种类型。其二是从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意欲效仿欧美殖民帝国的“持剑论商”与“拳坛哲学”,将“现代化范式”进行到底,建立所谓以中国为主导的“国际新秩序”。9这一类型原是纯而又纯的西方现代化模式,可对中国来说实乃前所未闻,也算是一种新的视角了。当然,以上两种类型,关注的焦点主要是现实与未来,但也与作者对过往历史的认识紧密相连,在一定程度上当会促进或刺激读者对近代中国历史问题的重新认识。 另一种趋向是在所谓的“传统”上做文章。至少有三类:其一是复古主义的道路,把孔子从“革命化”或“现代化”的历史车轮之下解救出来,重新奉为偶像,视为治国要道,并对过去的历史进行重估;其二是以所谓的“多元现代性”为名,将鸦片战争以前至明清,乃至唐宋、秦汉、战国、春秋时代的历史,统统纳入中国自发内生的现代化道路之中,彰显儒家文化的“自我转化”功能;其三是所谓的“通三统”说,力求把古代传统、革命传统、现代化传统融合在一起,视之为“同一个中华文明连续统”,以求在全球化时代自觉地“挺拔中国文明的主体性”。10 第三种趋向是目前正流行的“新革命史范式”。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革命的批判,将以往被过度浪漫化的革命进程置于具体的历史的情境之中,着重揭示中国革命的消极面相,意在去除革命的神圣化色彩,其极端者进而走上妖魔化革命的道路;二是旧革命新叙事,也就是用社会史、文化史的方法重新研究革命过程中的历史问题,揭示被以往的革命史研究所遮蔽、压抑的诸多方面;三是美国学者裴宜理倡导的“重访革命”,即把革命特别是共产党革命重新置于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中心,探讨革命对于过去以及当代中国的影响;四是对革命的浪漫化研究,如美国学者黄宗智的现代新传统理论、德里克的后革命范式等。前两类要么对革命史范式予以彻底的否定,要么为旧革命史范式换上新的包装,添些许奇闻轶事,依然局限于狭义的革命史范围;第三条路径在一片“告别革命”的声浪中“重访革命”,从以往一味地追究或预测中国革命或中共政权的危机与失败改而探析共产党政权长期稳定的根由,显然别具一格,但其重点仍倾向于讨论革命的消极遗产在当代中国改革进程中的连续性,在显示中国革命的复杂性的同时又对中国革命作了简单化的理解,而非从一种辩证的角度对革命作出更加合理的解释。11德里克的研究,对中国革命给予高度的评价,但是对于近30年的中国社会变迁则持否定性的看法,带有浓厚的悲观主义色调。至于黄宗智的最新研究,则代表了一种综合革命、现代、后现代等各种趋向而重建历史新范式的尝试。12 我的立场当然是呼唤一种新革命范式。在当今中国新革命潮流涌动之时,历史研究亦应投身于其中,以一种反思的形式成为这场新革命的组成部分。这是新时代赋予历史学家的任务,也是新时代史学工作者必须直面的重大理论课题。 这样一种范式的创立,以一己之浅见,至少似应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以不断变动着的近代或当下为节点的通变史观,即将历史时期的划分与历史视野的贯通结合起来,打破1840、1919、1949、1978、1989乃至2009等年限,从历史的长时段探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历程,着重解决历史的连续与断裂问题。是谓研究时限的“历史化”。 二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史观,即把中国置于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进行考察,着重解决中国历史变迁的内在动力与外部冲击的相互关系问题,对现代中国的由来与未来,对其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与作用,做出新的解释和观照。是谓研究空间的“全球化”。 三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生态史观,着重解决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问题,即不仅要关注被以往研究所忽视的地理环境问题,更要以此种互动关系作为一种视角重新审视以往研究的主要问题——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为建设生态文明社会提供历史的智慧与借鉴。是谓研究对象的“生态化”。 四是以反思和对话为核心的多元史观:首先,辩证处理政治立场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在遵守国家宪法的前提下,尊重学术研究的相对独立性,尊重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重振史学研究的经世传统,把对中国历史问题的探讨与对现实的关怀有机结合起来,促进社会实践与学术研究的良性互动;其次,自觉地保持长期以来客观上已经形成的各种理论或范式相互竞争的基本格局,改变以往非此即彼、互为拒斥的两极化思维模式,对传统、现代、后现代等各类问题进行多重反思;其三,在严守学术规范的前提下,尊重不同的声音,倡导学术创新和学术争鸣,共建一种和而不同的新型学术生态或学术共同体。是谓研究主体的“多元化”或“民主化”。 五是以复杂性理论和生态系统分析方法为主导的新辩证史观,姑且称之为生态辩证史观或生态辩证法。这是在后现代史学的冲击之下,通过对一系列与史学研究密不可分的重大哲学问题,如实在与精神、现象与本质、整体与部分、结构与过程、必然性与偶然性、有序与无序、斗争与和谐、建构与生成、循环与进化、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等各类范畴的相互关系进行再思考,重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重要途径。是谓历史哲学的“复杂化”。 六是以相对真理与视域交融为中心的叙事史观,注重处理文本与历史、概念与叙事、话语与存在、主位与客体、历史与现场、“同情性之了解”与“时间距离”等相互关系问题,一方面永不放弃对历史真相的追求,一方面也要更加清醒地意识到历史研究自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性,正视历史过程的不确定性。是谓研究目标的“相对化”。 七是以口述历史与田野调查、资料集成与数据库建设为重点的新史料观,即对史料或历史研究资源进行生态学的阐释,这种阐释不再将史料整理、史学研究、史学理论以及历史哲学视为一种等级分明的学术体系,而是把它们看成一个完整的历史学生产、消费与还原的过程,同时高度重视史料的发掘、整理与利用,并借助电子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促进历史资源的生产、累积与共享,争取资源利用效应最大化。是谓历史资源的“数据化”。 八是超越本土与西学之争的开放史观,即冲破所谓“中华性”与“西方性”之间过多无谓的纠葛、缠结,将国家主权的有界与文化交流的无界、知识产权的有界与文明创造的无界区分开来,统一起来,对一切外来的理论与方法,以更加博大的胸怀学习之,借鉴之,容纳之,以锲而不舍的精神砥砺之,转化之,逐步累积起近代中国历史研究,乃至中华文化创造性转换的基石。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不知这样的研究,是否可以称之为中国史界的新革命?至少在我看来,近30年来各路中国学者的不懈努力正是这一新革命潮流当然的组成部分,只是需要我们有一个更加自觉的意识而已。 限于篇幅,有关问题留待以后再作详论。不当之处,恭请赐教。 ①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510—511页。 ②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本),第488、252页。 ③参见戴逸《关于历史研究中阶级斗争理论问题的几点看法》,《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2期;李时岳《中国近代史学科的改造与建设》,《广州研究》1988年第11期;李时岳《马克思主义的再学习和历史的再认识》,《史学集刊》1982年第2期。 4参见夏明方《老问题与新方法:与时俱进的明清江南经济研究》,《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5阿里夫·德里克:《欧洲中心霸权和民族主义之间的中国历史》,《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2期。 6参见虞和平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第1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绪论”,第25页。 7参见周东华《正确对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和“革命范式”——与吴剑杰、龚书铎等先生商榷》,《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5期。 8参见何传启《东方复兴:现代化的三条道路》,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9宋晓军、王小东等:《中国不高兴:大时代、大目标及我们的内忧外患》,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0参见甘阳《通三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11参见裴宜理著,刘平译《“告别革命”与中国政治研究》,《思与言》第44卷第3期, 2006年9月。 12黄宗智:《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转引自《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