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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17—18日,由《近代史研究》编辑部主办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三十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各近现代史研究重镇的六十余位知名学者参加会议。本次研讨会不仅具有广泛代表性,而且展示了国内一流学者的若干最新思考。① 一、回顾三十年 在本次会议的开幕式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金冲及教授充分肯定30年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取得的成绩。他指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不但有了很大进步,而且同其他历史学科相比,它在1978年后的迅速走向繁荣,更加引人注目。在讲到存在的问题时他强调,外国学者在理论思维方面,在思辨方面,确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可以从中获得启发的地方②;但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史学优良传统的国家,有着丰富的史学遗产。尤其是研究中国的历史,中国学者对史料的掌握,对中国语言文字的感觉,对中国社会生活的熟悉,是外国学者或长期生活在外国的学者不容易相比的。现在,中国的史学工作者在国际史学界似乎还没有多少话语权,我们如果只是跟着搬用外国的一些理论框架来讲话,而用中国的史料为那些理论框架作注脚,那就永远也做不出多大的名堂来。我们应该在国际史学界有中国独立的声音,形成自己的特色。这是新中国史学工作者理应担当起来的责任。对于金冲及的这个认识,有与会学者表示赞同,并认为我们现在还只是在与西方边缘化的东西进行交流,不符合取法乎上的古训。 中国人民大学李文海教授则专门就如何看待唯物史观与史学研究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他认为, 20世纪中国历史学有两个大变革,一是梁启超所提倡的新史学,其核心是社会的进化;二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其核心是唯物史观。他还指出,当前对唯物史观有两种不能令人满意的现象,一是用不屑一顾的态度予以排斥和否定;二是将唯物史观作为史学论著中空洞的标签,而不是分析历史进程的强有力的工具。李文海最后强调,对一种理论的认同和信仰,从来不是靠政治压力,而是靠理论本身的真理性的吸引。提倡研究者学习、接受和运用唯物史观,关键在让人们真正了解唯物史观的深邃内容。 在开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步平教授对于30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进展做了较为完整的概括:第一,研究领域大大拓宽;第二,研究人员素质提高;第三,大批资料整理出版;第四,学术刊物水平提升。他同时指出了今后一段时间近代史研究领域亟需解决的若干问题。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虞和平教授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科创新的角度做了全面总结。他将这些创新归纳为四个方面:第一,学科时限和研究时限,下限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扩展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二,从一个研究主题发展到一主(反帝反封建革命)一次(近代化)两个主题。第三,从“三次高潮”、“八大事件”的事件史结构,发展到与重大事件相结合的时期史结构、发展阶段结构和年代结构;从政治斗争史的一枝独秀,发展到百花齐放。第四,从“冲击反应(回应)”论到“中国中心”论,再到外因内因结合论;从封闭的中国史研究到中外比较史研究、跨国的地域史研究和全球史研究;从单一的文献史研究方法扩大到文献史与田野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本次研讨会上,有更多学者是对中国近代史的某一分支学科的研究进行总结和展望,其中有多篇论文属于中外关系史领域,故这里以此类综述为例,管窥今后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应努力的方向。华南师范大学左双文教授讨论了50年来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中华民国外交史研究的过去与未来。该文提出,在今后的研究中,首先要重视开展中国与多国关系的综合研究,因为在民国时期,实际上并没有单一的、纯粹的中国与某一国的关系史,比如抗日战争研究就一定要有国际眼光,要放在世界反法西斯进程中研究。其次,要对不同来源的、多方面的史料综合利用、研究,互相参证。例如关于1930年代中期蒋介石的外交路线与外交策略问题,根据德国档案与前苏联档案,就可以看到两个面孔不同的蒋介石。类似这种情况,如果只看一个方面的材料,就不易掌握。复次,研究民国外交还要研究国内政治风云,与内政的变化、政局的动荡相结合,与国共斗争的变化相结合,不仅要看国民政府方面的材料,还要看中共方面的材料,国共两方面的材料互相参证,交叉解读。最后,要加强对大量相对次要的、处于中层或中间偏上层的外交人物的研究。 湖南师范大学李育民教授在梳理30年来废约史研究的论文中指出,今后亟需加强相关的理论探讨,注重相关概念的规范性界定,并且需要加强与国际法学的融合。3东北师范大学权赫秀教授以细密笔触总结了30年来中韩关系史研究,并强调:第一,不宜把中国近代史的分期直接套用到中韩关系史上;第二,尽管近代以来中、韩两国人民都曾抵抗日本的侵略,但不能讲近代中韩关系史就是中韩两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历史。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荣维木教授在《近三十年抗日战争研究述评》的发言中指出, 30年来,抗日战争研究发生了两个明显变化。第一是视角的变化:这首先表现在关于抗日战争主体的评判方面超越了党派的视角;其次,抗日战争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发生了什么影响也成为人们审视历史的一个视角。第二是内容的变化:政治与军事研究的著述明显减少,而关于经济、文化,尤其是社会方面的研究明显增加;另外,战争遗留问题作为新的研究内容,也取得了较多成果。 与会学者对今后中外关系史研究提出了许多颇有价值的建议,笔者以为,这些建议对于其他近现代史领域也具有启发性,因此将之转述如下: (1)近代中外关系史乃至中国近代史不可能孤立于全球化进程之外,但是又不能简单地还原成抽象的全球化;需要在具体的中国近代史中抽绎出全球化的“理路”,而这个理路又惟有透过中国近代的历史才能显现自身。(2)研究双边关系时必须同时利用双方的文献,例如在分析中英条约时必须分析中、英两种条约文本。(3)双边关系研究离不开多边关系观察,这不仅可以对民国外交史的复杂性有更深切的认识和更准确的把握,而且可以避免在双边关系研究中容易出现的以中国为中心,以另一国家为“他者”的偏见;与此相关,今后应加强跨国的区域史研究。(4)不能以今天的“中外”观念讲昔日的“中外”;换言之,不宜将古代中国的“天朝上国观”与近代中国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下所产生的大国心态等同起来,也不宜将近代中国外交思想和外交战略的变化简单地视为从中国中心向与国际接轨,或从闭关锁国向对外开放的线性进步,实际过程要复杂得多。(5)要区分国家间关系与国际关系,后者是17、18世纪才开始在欧洲逐渐形成的。(6)要区分“天下”观(无民族国家概念)、“国家”观(有民族国家概念,但无文明国家概念)与“世界”观(民族国家、文明国家两个概念皆有)。(7)要辨析中外关系与东西方关系(如“亚洲主义”概念)之异同。(8)对列强不可一体视之,即对欧洲、美国、日本、沙俄(苏俄)等需分别进行分析。(9)需注意中国同周边国家关系与中国同列强关系的差异。(10)外交史研究需以对国内政治、经济等的考察作基础。(11)应更多关注对“小人物”的研究,不能将他们简单视为外交决策的机械执行者,事实上他们在执行决策中充满主动性与创造性,其与决策者不是单向的因果关系,而是隐含变数的互动关系。 二、范式之争 近年来,有关近代史研究的所谓范式之争,即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并存与争鸣,一时颇受关注,许多论者复将之与近代史教材的编撰相联系,以至于出现了究竟应当按照哪种范式来书写的争议,从而使问题似乎变得更显复杂与沉重。对此,北京师范大学郑师渠教授提出,革命史书写尚有范例(即权威学术论著),而现代化史则连范例都没有。4但无论如何,革命与现代化是近代历史这一整体的不可分割的两个侧面,如果用“范式”这个源自自然科学的概念构建近代史框架,对于史学来讲具有过强的刚性,会使这两个侧面只有对立而无联系,变得水火不容。因此不但要突破革命史的框架,而且要超越范式之争,向通史的本义回归,突出“通”的特点:纵向上要能体现一以贯之的历史发展脉络,横向上要能体现近代中国社会各主要板块间的有机互动与综合发展。 对于郑师渠的上述观点,有学者表示,虽然在教科书中可以不使用范式,但过去的近代史研究侧重政治和革命,近30年来转而侧重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整个国家的这种转型必然且应当在学术研究中反映出来。复旦大学朱荫贵教授的论文就反映了这一变化,该文提出应以“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演变”为中心线索来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5作者表示,抓住这一中心线索,不仅有助于推进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而且可以使近代与现代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接轨;从长时段的角度出发,还可以更清楚地发现“中国特色”的国情和特点,发现当今中国市场经济建设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深层次原因。该文在重视历史与现实紧密联系的同时,还强调了中心线索对于史学研究的意义,这与郑师渠的观点亦有些许差异。朱荫贵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内中总有某种规律可循,因此在研究经济史的过程中,找准经济发展的中心线索就显得相当重要。这样,才可以有效地联结经济发展中的各个部分,有助于认识经济总体发展的性质、水准和趋势,获得“提纲挈领、左右逢源”之功。一部历史著作,无论是通史还是专门史,在论述中有没有中心线索贯穿其中,给读者留下的印象往往是一串项链和一袋土豆的差异,其高下之别,不须赘言。不过该文又表示,赞成采用多条主线多种视角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可见,作者想表达一种既有中心又不失于片面的历史观。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李洪岩教授的论文谈的虽然是史学流派问题,但实际上与范式问题密切相关。他认为从1919年至2009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恰好可以划分为三个30年。这三个阶段,既有一以贯之的基本内容与形式,又在巨大社会变动的作用下而各具独特性,因而可以看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三个形态。他进而提出,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从来都是随着社会性质的变化而不断创新,所以,当前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也就预示着与时代相适应的新史学样态将产生出来。该文最后指出,新样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需要克服三大问题,即玄学化、形式主义和碎片化。6有与会学者对李洪岩的报告表达了若干不同意见。一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既有一以贯之的基本内容和形式,又有与时俱进的新形态,不好理解。二是不赞成划分学术流派,有人曾将学者分为史观、史料、会通三派,但属于史观派的郭沫若也做了许多考证,属于史料派的谭其骧也有不少观点,而有成就的史学家都属会通派。三是更不赞成只讲一派,似乎不属该派者就是犯了错误。当然,也有学者的观点与李洪岩接近,认为范式或理论框架的解释力是可以比较的,而研究者一般都使用最具解释力的范式,其他范式只好被淘汰,因此范式只能有一种。 郑师渠认为“范式”这个概念过于严格,在史学领域并不适用;中国人民大学夏明方教授则反过来,认为自然科学其实也具有很大的社会性和人文性,其对“范式”概念的使用同样是模糊的,不确定的。故而,史学研究不仅可以使用范式概念,而且可以有多个范式同时并存。7他指出,中国近代史研究大致趋向于这样几个范式:革命、现代化、后现代。这几种范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往往被理解为相互对立、依次替代的过程,因而也就被视为非此即彼、互不相容的封闭性范式;实际上,对每一个范式都应予以同情的理解和历史化的过滤。8首先,革命史范式就有一个变化过程:在前一阶段,作为一种被压抑的边缘群体的话语,是历史学对革命理论的贡献,而在后一阶段,当这种边缘话语已然占据主导地位之时,则变成了对胜利的革命过程的辩护,逐渐失去其创造性而带有保守色彩。其次,现代化范式一开始是对教条化的革命史范式的挑战,继而自己也逐渐走上了教条主义道路,演变为对整个革命史范式的颠覆,以致形成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之间激烈的争辩。9其三,现代化范式和后现代范式都属于后革命范式,但两者之间亦处于对立状态。后现代范式对于规律和确定性的抵制、对于进步的质疑、对于传统的怀念、对于差异和边缘的关注,体现了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对现代化的批判和反思。另一方面,在近代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尽管后现代范式与革命史范式以对立为主,然而二者又有诸多相似。它们都有叛父情结;都以边缘话语对抗主流话语,以地方性对抗普世性;都关注边缘群体或被压迫被损害的阶层;都喜欢引进或创造新名词、新概念,等等。夏明方随后表示,由于时代在变化,它们都不再适用了。在当今中国,革命并没有终结,只是革命的背景、对象、目标、途径和方式已经发生了非同以往的变化。其最大的特点就在于从疾风暴雨式的暴力革命转向渐进的、和平的非暴力革命,从政治革命、经济革命转向社会革命、文化革命,从征服自然的科技革命转向追求人与自然动态平衡的生态革命,从解放绝大多数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群众的阶级革命转向关注少数群体、边缘群体、弱势群体和公民权利的公民革命,等等。在这样一种新革命潮流涌动之时,历史学家亦应构建新的革命范式。 清华大学蔡乐苏教授不同意用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为中国近代史论著分类,作为替代选择,他主张类似于学术研究取向/现实政治取向的二元分析。前者发源于名牌高等学府,后者发源于上海大学、农民运动讲习所和黄埔军校政治课讲义10;前者重学术、重历史,后者重宣传、重现实;前者倾向改良,后者倾向革命;前者的美国背景深,后者的苏俄背景浓;前者强调治史方法的严谨、历史叙述的全面和史料的尽可能翔实,后者强调理论逻辑的统率地位、政治意图的贯彻和宣传效果的实现;前者属于教育文化,后者属于政治文化。他还强调,从政治或宣传出发还是从学术研究出发,对于历史的叙述确实有所不同,但两种历史叙述不分轩轾,各有其使用范围,互相不能取代。对于蔡乐苏提出的两分法,有学者认为类似于史料派与史观派之区分。还有学者怀疑其能否成立,指出同刘大年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稿》相比,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并没有表现出更全面的历史叙述,其对政治、经济、外交讲得更多,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内容较少,而经济方面的内容则基本没有。另一方面,陈垣与陈寅恪两位学术大师,都曾肯定致用是史学的重要社会功能,并强调学术与现实政治的关联。 近年来,学界有时将范式等同于理论。笔者认为,范式与理论固然都需要对史实和史料有所取舍并加以贯通,但范式除了要有一些若明若暗的核心概念和前提假设之外,还需包括一些特定的研究对象、学术目的、工作方式、具体手段11,以及特定的学术问题,等等,这些都要靠学术共同体的集体实践方能创造出来,绝非一两个思想家的发明。此外,范式必须包括若干成功的范例,这些更不是思想家头脑思辨的产物。因此,要搞清楚革命史范式的内涵,就必须回到“十七年(1949—1966)”史学研究的现场,了解当时的研究者都设定了哪些前提假设、核心概念、研究对象等,特别是主要在研究什么样的问题——如中国历史分期、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封建土地所有制和汉民族形成问题等“五朵金花”。因此,郭沫若与吴玉章在1950年代初提出的十条似可作为革命史范式的基本内容:一、由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二、由个人研究转向集体研究,三、由名山事业转向群众事业,四、由贵古贱今转向注重研究近代史,五、由大汉族主义转向注重和研究少数民族历史,六、由欧美中心主义转向注重亚洲史及其他地区历史的研究,七、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八、注重现实及近三十年革命史,九、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十、反对在研究工作中的八股作风。 范式总是在学术实践中逐步构建的,因此四川大学罗志田教授讨论的文革前“十七年”史学研究,与当下的范式之争有密切关系。该文认为,第一,旧式学人同新政治、新文化的关系十分复杂,不似今人想象的那样简单对立。当年很多“旧社会”过来的史家,或主动或被动,在学术层面大都采取了认同新时代、试图配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姿态,至少大家都经历过一个学习社会发展史以了解唯物史观的过程。当事实似乎证明他们即使努力学也学不会时,不少“老先生”才可能最终放弃了置身于新潮流的努力。第二,对不少人来说,学习新的宏大理论(如唯物史观)确实带来一些此前未曾注意的新视角,并得出此前意识不到的解悟。一些史学基本功扎实的学者,受新见解的启发,在学术研究上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第三,我们也许过高估计了政治权力对“十七年”史学的控制力与影响力。比如,按“十七年”话语,应从“贵古贱今”转变为注重近现代史的研究,然而实际的情形是,讨论最为热烈的“五朵金花”全都在古代史领域;又如,不论研究者数量还是论著数量,古代史都远远超过近现代史。这说明,尽管厚今薄古得到自上而下的提倡,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学术积累的惯性却是强有力的,无形中仍影响着研究的走向。有些讽刺意味的是,这样的情形在文革后政治干预明显减少时却被颠倒过来,厚今薄古虽未被提倡,却得到实现。12 三、本土取向与区域社会史 自从中国中心观传入国内后,引发了许多争论,但这里使用“本土取向”一语,是由于中国各地区之间本就存在巨大差异,近代以来这些差异又被西方的冲击所加剧。因此,学者对何为“中国”歧见迭出。如有学者认为,从社会和政治方面看,近代的江南不仅与四川或湖南区别很大,且与“中国”也有一定距离,因此江南不能代表中国。又有学者指出,从经济方面看, 18世纪的江南更接近英格兰,而迥异于中国的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故不宜以国家作为经济史的整体研究单位,而应以地区为研究单位。还有学者表示,同上海、天津等沿海城市相比,山西农村蕴藏着更多的中国“本质”。因此,在学界对“中国”这个概念的定义聚讼纷纭之际,用“本土”一词取而代之似乎是较为妥当的。笔者还认为,本土取向或可作为一种“准范式”,至少,与现代化范式相比,有明显“本土取向”的区域社会史似更有资格被视作一种范式:且不说其特有的核心概念和前提假设,它的研究对象(侧重民间社会)、学术目的(揭示长时段的社会与文化变迁)、工作方式(重建历史情境)、具体手段(强调田野调查和对民间文书、地方档案的解读)等等,都具有独特性,只是公认的范例似还不多。 罗志田在上述论文第三部分特别集中地论述了本土取向问题。他认为:首先,相当多的学者一方面对“十七年”的研究及其学术成果基本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并由此造成自身学术传统的中断;另一方面,为获得学术资源,一些学者又转而“与国际接轨”,从外国学者那里重新输入在几十年前的中国曾经存在过的取向,或追随讨论一些“新兴”问题,而不知这些问题曾为中国学者所争论,亦即他们所接之轨,几十年前就已然存在于本土(虽表现形式不甚相同)。13以近年来热议的中国中心观为例,其实“十七年”史学在某种程度上就已经是以中国为中心了。例如,若将“两个过程”和“三大高潮”的提法作一对比,即可看出“三大高潮”说淡化处理了19世纪三个重大涉外事件——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和甲午中日战争,实际确立了本土倾向(不一定是有意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定性,“两个过程”将“反帝”与“反封建”并置,而“三大高潮”显然更多呼应了“反封建”的一面。其次,学术传统一旦中断,不仅失去了创新的基础,且难以认识和理解既往研究与今日论述的关联,导致邯郸学步的结果。譬如,范文澜在当年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争论中提出,秦汉以下的汉族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民族,中国也同时成为统一的国家。相反,西方学界关于“民族”的思考,大体都是以欧洲及其殖民地的历史为基础的,与西方“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有直接的关联。也就是说,范文澜的见解直接挑战了所有这些理论,故其意义远不止于“汉民族的形成”。如果不认为关于人类的道理都只能依据某些地域(如西欧)经验所产出才算真理,或放弃人类社会中的民族只能产生于某一时段(如16—18世纪)的定见,则秦统一后的中国历史未必就真特殊,而中华民族很早形成也未必就很独特。按笔者的理解,罗志田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根据欧洲的历史经验,民族国家只能是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产物,由于西方是资本主义的发源地,所以从逻辑上说,中国不可能先于西方形成民族国家;然而实际上,中国在秦汉时期已形成民族国家。二是,不应把这个挑战仅仅视为用中国的地方经验对抗西方的普世真理,中国的经验并非必定是地方性的,西方的经验并非必定是普世性的;换言之,地方性与普世性并非必定是冲突的。 对于本土取向与欧美取向的关系,清华大学李伯重教授在讨论“大分流”史观(即“加州学派”的观点)时做了相对更清楚也更复杂一些的表述。该文指出:第一,工业革命以前,欧亚大陆有少数地区(英格兰、中国江南等)在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等方面大体相似;而且有相似的经济特征,如比较自由的市场制度,普遍的手工业发展,高度商业化的农业,等等。但这几个地区同其相邻地区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异很大(例如,长江三角洲地区与长江中游地区或与华北地区差异就非常大)。此外,其经济发展与其文化传统和社会经济制度没有紧密联系。第二,近代经济成长有两种类型,一为斯密型成长,二为库兹涅兹型成长。两种成长都体现为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但二者又有本质差别:前者主要是手工工匠的技术创新,依靠传统技术,经济制度也是传统的,动力主要是市场;而后者则是以科学家和技术专家为主的技术创新,除市场推动外,还经历了急剧的结构变化、制度创新和新技术的持续发展与使用。第三,经历斯密型成长的地区不一定出现库兹涅兹型成长(换言之,后者的出现必须具备其他一些必要条件,如能源和金属矿物),而经历后者的地区则必定先要经历前者。14从历史上看,在上述发生了斯密型成长的少数地区中,只有英国顺利走上了库兹涅兹型成长,因此英国经验是非常独特的,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如果以此独特经验作为普遍模式来研究其他地区,那么,在方法论上是有问题的。李伯重由此批评了西方经济史学界主流观点中的各种西欧中心论,例如把从“西欧”(实际上主要是英国)经历得出的经济发展模式(被称为“斯密—马克思模式”)作为经济成长的普遍模式或者“正常”模式,又如把资本主义视为近代以前经济演变的最终归宿。他认为这些观点实际上是建立在错误假设之上的。第四,尽管斯密型成长并不必然导致库兹涅兹型成长,但经历过前者的地区比未经历过的地区更容易接受后者——正是由于工业革命前的遗产(即斯密型成长),今天的江南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且已接近发达国家;在此意义上,可以称这种现象为江南与西欧经济发展水平的“大合流”。李伯重最后写道:“大分流”史观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来看待江南的过去,由此而得出的新认识也是我们了解今天的“大合流”的起点。笔者认为,此文似提出了以下几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第一,斯密型成长并非只能出现于西欧的政治、社会、文化环境中。第二,即使像工业革命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也不是必然发生的,如果英国没有北美殖民地,就很可能会像江南一样,在斯密型成长的道路上蹒跚而行。第三,以往我们在分析经济落后时,总是在生产关系或上层建筑方面找原因;亦即我们已经预设了,若无社会方面的阻碍,生产力会像植物一样,从萌芽自动长成大树,但这个假设现在看来靠不住。第四,从斯密型成长和“大分流”看,“本土取向”和历史的多元主义是有道理的;而从库兹涅兹型成长与“大合流”看,冲击—反应模式和历史的普世主义也有道理。 罗志田从“十七年”史学看到了本土取向,然而,同样具有本土取向的区域社会史,其学术资源似乎很少取自“十七年”,而是更多地受到了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影响。北京大学赵世瑜教授讨论明清史与近代史关系的论文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作为一种研究模式的区域社会史诸要点。笔者认为,该文以下观点似值得注意。第一,对历史怎样分期与学者采用何种史学范式有关。“明清史”和“近代史”这两个概念在标记时间的同时,也指示着不同的时代性质——落后抑或进步,传统抑或现代,唯独“社会史”有所不同,只有“史”还是时间标记,而“社会”二字则要突破被某种意识形态因素限定着的时间范围。因此,这三个概念代表着不同的史学范式。15第二,由于“近代史”概念是西方的舶来品,这就决定了近代史研究主题的外部性质,中国传统的典章、纪传、风土、五行等问题便让位给了政治、军事、经济、法律、文化等问题。这又导致本土话语的缺失,导致对“反侵略”、“革命”和“现代化”等概念的狭隘理解,只是把它们视为对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一种被动反应。而且,强调外因还支持了一种偏见:中国靠自己已经无法变化,只有凭借外力的推动。第三,研究者视角的本土/外来之别,又会造成其视野的长/短时段之异。该文认为,近代史学者有时会不自觉地将明清史视同于唐宋甚至更早时期的历史,其具体表现就是较多考虑近代史下限的问题——跨越1911年,前后的两个时期有明显的连续性,而较少考虑上限的问题——1840年作为标志,与以前的时代有明显的断裂。这个断裂体现在哪里呢?那就是帝国主义的入侵及其影响。相应地,明清史长期以来讨论的问题都被局限在一个传统社会的、“古代史”的框架内,讨论明清社会如何衰落,新的因素如何受到制度的阻滞而夭折,以此为近代史的主题做一些铺垫。这一方面是忽略了明清史与晚清以降的历史之间的连续性16,另一方面则是将社会变革的多面性和复杂性简化了,简化为只有与西方资本主义的碰撞才是真正的或唯一的剧烈社会变革17。作者强调,近代的历史并不仅仅是东南沿海和开埠城市的历史,近代的主题也不仅仅是帝国主义侵略和近代化。如晚清时期大规模的西部移民开发以及由此而来的“边村社会”的形成,同样也是这一时期这一广阔地区的剧烈变化,然而这一变化如果不从明朝、至少是清雍正以后的移民浪潮去把握,我们就看不到自云、贵、川渐次而至蒙古、青海、新疆甚至西藏,从“新疆”到“旧疆”的过程,看不到其在19世纪中国历史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18第四,强调外因和短时段又导致研究者将传统与近代、蒙昧与觉醒对立起来:因为有了对“近代”的追求,才有了“启蒙时代”,有了“萌芽”等等,它们都是以“近代”为旨归的。而对历史时段的这些划分及其关系的表达都是掌握了话语霸权的先知先觉者发明的,他们并不考虑在其之前的那些失语的人如何思考他们自己的时代。第五,区域社会史是跨区域、跨学科的,亦即它是整体史。该文指出,区域社会史的途径是推重问题的,故其不仅要跨时段,且其最终一定是跨区域的,因此是整合性的。中心与边缘、精英与庶民的相互作用与转换,不仅存在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的中国,存在于全球化时代的今天,而且也存在于明清时期的中国。第六,区域社会史不是依据政治来理解社会,而是从社会去看政治,看其他。19作者谈到,对于1900—1911年的社会—政治变动,给他以真正深刻印象的,并不是其所读到的有关辛亥革命史的著作,而是鲁迅的小说。从那里他才真正知道小知识分子、农民、市民、商人、军官……各色人等是如何经历一场变革的。在那里,辛亥革命不是一个被神圣化了的事件,而是每一个经历者生活的一部分。这便是社会史关心政治的方式。 对于赵世瑜文中的观点,有学者表达了类似看法。中山大学刘志伟教授表示:明清史与近代史研究确实需要打通,不过,在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前辈学者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是打通的,并没有在明清与近代之间筑起藩篱。例如五六十年代出版的几种近代经济史资料,也是明清经济史研究最重要的入门书,尽管在具体的内容上也存在历史脉络的断裂,但问题的逻辑从来都是贯通的。研究者不必要事先划定一个时间断限,而要依研究的问题伸延时间上的视野。如农业经济史研究中,赋税问题和租佃问题自明清至民国时期始终是一脉相承的,要弄清这类问题的来龙去脉及变化的逻辑,就必须贯通起来做研究。对于古今贯通的问题,与会学者似已形成共识,只是说法有所不同。或认为,视野和方法要依问题类型而定;或认为,重要的不在于所研究的问题属于哪个时期,如能有广阔视野,则小问题可以做出大文章,近的问题可以有远的脉络;或认为,通与不通的问题也许不那么重要,在实际研究当中,只要研究者有不断追问的治学态度,贯通的问题便可以自然而然地解决;或认为,任何人的生存方式都不会中断,只要把握住这一点,无论研究精英还是草根,皆不会产生断裂的问题。 除赵世瑜外,其他一些学者做的多是偏重实证的区域社会史研究。中山大学程美宝教授通过研究中国木制帆船模型等物品,发现其中一部分有明显的“西方”成分,留下了较少为人所注意的早期“西学东渐”的痕迹。她由此得出如下认识:第一,历史研究中的分期是必要的,但不能为其所束缚。实际上,就某个具体的历史时空而言,新旧总是并存的;而且新时期的旧事物也都曾经是旧时期的新事物。20第二,“近代”不仅具有时间含义,还被后世学者赋予了与“近代性”有关的丰富含义。第三,“近代性”议题往往与“西学东渐”的议题息息相关。21第四,近代史学者在讨论“近代性”时,经常集中在个别人物的思想和论著,或清廷自上而下的政策方面,因而不免漠视了民间日常用品或偶一尝试的发明所呈现的细微变化,忽略了民间社会在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延续与创新,忽略了许多无心插柳的技术模仿为后来刻意追求西学或新学所奠定的基础。总之,重精英,重思想;轻庶民,轻实物。22第五,过往的近代史研究似乎很少顾及海洋的世界,也很少注意在鸦片战争前,广州及其邻近地区的地方社会已经出现了具有“近代性”意义的变化。于是关于“西学东渐”的讨论,由明末清初一跃而至晚清的洋务运动,未能看到中国与西方的民间联系在清中期并未中断23;甚至不少论者还认为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社会落后封闭,是西方人的船坚炮利将中国国门打开,才有迈入“近代”之可能。 厦门大学郑振满教授的论文也是从海洋、物质、民间与生存的角度入手,而所研究的是近代闽南侨乡社会既国际化又地方化这种看似矛盾的双重变化趋势。所谓国际化,是指闽南侨乡的社会经济中心不断外移,其与海外世界的联系日益密切;所谓地方化,是指海外华侨成为闽南侨乡的地方精英,闽南侨乡的政治权力中心不断下移,侨乡建设与地方公共事务受到空前重视,本地社会文化传统得到强化和延续。24作者强调,这一社会变迁的动力及其机制,显然来自闽南侨乡的社会文化传统及其与海外世界的互动关系,而非源于自上而下的政治革命和社会改造运动,亦未有效纳入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轨道之中。具体而言,这一变迁机制有两个要点:一是,闽南华侨的经济活动主要在海外,闽南侨乡经济模式的维持主要依赖海外的侨汇收入;但是华侨的根却始终留在原籍,侨乡才是其安身立命的最后归宿,因此他们热衷于将海外赚来的钱财投入地方公共事务,并由此成为地方社会的权势集团。二是,海外的华侨社会与原籍的侨乡社会具有高度同构性,海外华侨对地方事务的干预大多也是借助于原有的乡族组织;此外,不同于旧式的士绅阶层与新式的知识精英,海外华侨大多出自社会底层,较少受到正统意识形态与国家认同的困扰,却深受乡土社会文化传统的熏陶,当其在侨乡社会占居主导地位后,便使得乡土社会文化免遭“现代化”的冲击,得到了持续不断的传承与更新。我们经常把从地方观念到国家观念,再到全球化,设想为历史进步的三个阶梯,但郑振满的论文却表明,一百多年前的闽南华侨就已经在“全球”与“地方”之间往返穿梭,既有国际视野又有乡土关怀了。有学者就此指出,我们在谈到“地方”与“中国”的关系时总有一种“向心”的观念,于是闽南侨乡与“中国”的关系就被视为“离心”。其实,“中国”这个概念是不断重新构建的,不应用今天“中国”的含义来评价前人。就像内地在传统上有着更多的内向型联系一样,沿海从传统上就有着更多的通过海洋来实现的外向型联系(在云南等地,则是与东南亚、南亚的传统陆路联系)。这与贬义的离心倾向无关。还有一点亦可注意,该文指出:晚清政府之华侨政策的转向,对闽南华侨的跨国生存状态及其与侨乡之间的密切联系,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然而,有学者在评论该文时认为,晚清、民国时期,闽南侨民只是来去自由了,清政府政策的改变对侨民的生活方式基本没有影响。另外,上述程美宝文也强调了对于清代中期的中西交通,不可用官方层面的中断遮蔽民间层面的活跃,并批评了西方的船坚炮利迫使中国打开国门的观点。可见,国家与民间社会的关系尚需进一步研究。 郑振满从空间的角度叙述了出现在沿海侨乡的变化,而江西师范大学梁洪生教授则通过考察一批渔民保存下来的历史资料,特别是分析1835年、1946年和1988年三次重修家族宗谱,阐释了江西鄱阳湖边某个张氏宗族在近代发生“渔民化”的过程。所谓渔民化是指这个家族在20世纪40—80年代,以诗书传家自诩的“四林”支系被边缘化,而以打渔为生的“三张”支系在数十年中从被收入宗谱到最后竟然占据了宗族的支配地位。依据该文,在造成这次“斯文扫地”的权势转移得以发生的诸多因素中,既有长时段方面的,也有短时段方面的。笔者认为,该文的学术价值之一便是,这两类因素均十分重要,不可偏废。在长时段因素中,有各类群体对生存资源的传统争夺;有随着现代化进程宗族在更新中延续,就是说,现代化并没有使古老的宗族消失;也有乡民习以为常地通过对历史文书的构建和家族谱系的拟制25来确定彼此的权利、义务。就此而言,诚如作者所说,研究乡土社会绝不可忽视长时段因素——在江西农村,经常祠堂是明代的,民居是清代的,家谱从明代到当代都在修,因此做江西乡村史,从16世纪到20世纪都需打通。但是另一方面,至少在民国时期,历史变化得非常快,因此同样不能忽视短时段因素。在该文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许多与短时段有关的因素:例一,清末开始推行的新式教育给乡下人带来了新的机遇,使“四林”的“族运随时势风会而有以光大焉”。例二, 1946年以后县参议会选举对各地家族力量的借用和整合,使“三张”被收入张氏宗族。例三,近几十年来大学毕业生的计划分配及干部身份制加速了对乡村知识群体的抽空,因为村镇以及县城里考取的大中专学生越多,就意味着越多的读书人远离乡土,而不能参与乡村地方事务的管理;这种效应削弱了文化人比较多的“四林”支系在宗族内的权势。例四,由于国家的政策,当地渔民在70年代城居化后变成了准县城人,在城市化和城乡差别日益扩大的背景下,这种新的社会身份意味着社会地位的跃迁,使得“三张”更有资格和实力去实现这个宗族的渔民化。总而言之,我认为,在研究晚清以后的历史时特别需要注意短时段因素,因为这是一个从农业立国到工业立国、从乡土中国到城市中国、从以内地为中心到以沿海为中心、从村庄或宗族共同体到民族国家的一个漫长而迅速、至今尚未完成的巨变过程。短时段并非仅仅是泡沫——时而产生,随即破灭,时过境迁之后了无痕迹——相反,短时段的因素也会影响人们的行为,从而更新或重建传统,并溶入长时段。有学者谈到,西方学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近现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以至化作一种潜意识,使中国人日用之而不觉。这是“泡沫”化为“潜流”的又一例证。此即所谓路径依赖——无论路径是长是短,都会影响历史长河的方向。26 四、社会史与区域社会史的关系问题 1980年代初,社会史研究开始在中国大陆复兴;到80年代后期,具有诸多特点的区域社会史研究发轫,并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其中部分学者并不认为区域社会史只是社会史的一个分支,而将其视作一种史学的新范式,争论遂由此而起。需要特别说明,本节介绍的各篇论文并非一概反对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方法,而只是在不同问题上持有或多或少的不同理解。 对于什么是社会史的问题,北京师范大学朱汉国教授谈了三点意见:其一,社会史应该是一门专史,而不是通史,不应成为把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组织、社会生活方式等都包罗在内的综合性学科。它作为社会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只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其区别于其他分支的一个显著特点,即是从社会学的视角来观察人类历史上的社会。其二,社会史研究究竟是学科的创建还是研究范式的革命?其实,二者并不完全冲突。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发展,中国的历史学普遍出现了新的转向和趋势:由精英历史转向民众历史,由政治的历史转向社会生活的历史。这种转向无疑是史学研究范式的革命;而这种范式的革命,恰恰是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兴起而出现的。其三,社会史以社会本身为研究对象,目的是科学揭示社会构成和社会运行发展的历程及其客观规律。 南开大学王先明教授也讨论了三个问题,这里介绍前两个问题。首先是双向整合。他表示,社会史研究不能只讲“历史学的社会学化”。现在的许多近代社会史论著均呈现为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社会职能(或社会意识)三个板块的结构,这样的结构其实是完全移植西方社会学的理论框架来建构中国近代社会史,从而失落了社会史的历史学特征。这等于是从三个侧面表现的历史的静态社会,而不是社会的动态历史。另一方面,在反对单纯社会学化的同时,我们也要批判既有的以革命史、阶级斗争史为主线的中国近代史模式。比如,现有的中国近代社会史分期仍守定于1840年,即中国近代史的分期,这是需要反思和质疑的。总之,我们应该在保持历史学特征的前提下实行双向整合:既使历史学社会学化也使社会学历史学化。其次,社会史是史学中的一门分支学科而非一种史学范式。与现代物理学相关的“范式”理论,主要是对自然科学发展规律的把握和归纳,社会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当然可以挪用范式理论,但历史学的情况却不一样。为说明社会史不是一种史学范式,作者举出三条理由:一是史学与科学不同,社会科学可以使用假设,而历史学不支持假设;二是新范式所标示的是一个学术新时代,却并不标示一个新的社会史学科;三是社会史并无统一的范式,而且其范式一直处于变动之中。 同王先明一样,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闵杰教授也谈到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引入。他认为,社会史是个特别需要理论引导的领域,所以, 30年来各种外来理论在此争奇斗艳。这是好事,所有的理论都可以引入,没有什么可怕的;横竖挑毛病,左右看不惯,是故步自封的表现,学术进步之大敌。一种理论,试了不行,会自行退出,不必硬行干预。此外,新理论大多来自欧美学界,也不必动辄批评,声称中国社会与欧美不同,责怪引用者生搬硬套。但另一方面,同样不足称道的是追新逐异,不加深思。要借用某种理论,引用者首先自己要深刻了解它,其次要能够清晰地表达出来,最后要能用它来揭示史实的深层意义。 山西大学行龙教授也对争议问题做了辨析。首先是碎化或碎片化问题,他认为传统史学偏向实证,注重叙述事件而缺少推理分析;注重抄录史实而不作概括归纳;注重研究个人而忽视集团;注重上层人物而忽视下层民众,有人将此概括为“事件的历史”。社会史研究在批判传统史学的基础上异军突起,其核心就是总体史。于是乎,社会史研究大大拓宽了传统史学的研究领域,其选题一时间给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之感,遂有学者批评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碎化。应该说,这是在总体史的旗帜下自然产生的一种学术现象。问题在于研究者需要正确地理解和把握总体史:社会史意义上的总体史并不是五花八门、包罗万象,也不是单个社会要素连续相加重叠的混合体,而是多种结构要素相互联系和作用的多层次的统一体。社会史的选题没有大小之分,关键是要以小见大,在总体史的眼光下,在多学科交融的视野中,寻找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作用。其次,关于“进村找庙,进庙找碑”的田野调查方法。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兴盛固然受到了西方史学思潮的影响,但社会学、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理论和方法更是其直接的学术资源。正是因为其研究对象主要在农村在基层,所以对村庄及庙宇的田野考察成为一道风景,有学者将此描述为进村找庙,进庙找碑。在行龙看来,这样的描述毁誉参半,它一方面提醒研究者不能一头钻进村庙而不顾其他,一方面又在激励这样的田野工作。我们不能把田野工作与解读文献割裂开来,或对立起来。离开基本的历史文献就不可能拥有社会史意义上的总体的眼光;反过来,田野工作则可以把文献上死的历史变为有了切身感受的活生生的历史,从而真正理解文献的含义。 苏州科技学院小田教授通过研究1936年出版的《中国的一日》,阐述了他对整体史的看法。该文认为:历史由诸多要素共同刻画,而时间、空间、主体(人物)、行为(事件)是四个基本要素。当研究者像《中国的一日》那样把时间要素压缩到一日之中时,其他历史要素便会相应发生变化:人物要素由社会精英变成了平民百姓,庞杂的个体行为构成了无数的社会角色;事件要素由重大社会现象变成了日常生活,重复的琐事敷演为碌碌的生活影像;空间要素由抽象的全盘世界变成了具象的生活共同体,通过芸芸众生的人际关系呈示出鲜活的历史情境。小田把通过上述方法写出的历史称作“一日史”。该文同时指出,为了避免因描述小人物日常生活而出现碎片化现象,研究者需要既关注曾经被精英史观所忽略的民众、共同体和日常,又要将之与精英、全盘和非常等传统要素相联系。这里,“全盘”是指共同体所嵌入其中的宏观社会层面;而“非常”则是指重大历史事件,这样的事件以划分历史进程的政治事件为多,从而呈现出清晰的时代特征。重大政治事件会或深或浅、或快或慢地改变日常生活,而日常生活也同时会发展出一系列应对策略,以其具体生活状态反映重大历史事件,从而体现时代特征——实际上,日常事件在体现时代特征的同时,也将自身系统化,把大部分日常碎片整合进特定时代的社会整体中。小田似乎认为,在其所理解的整体史中,民众与精英一起构成历史的“主体”要素,共同体与全盘社会世界一起构成空间要素,日常行为与非常事件一起构成行为(事件)要素。有学者在评论该文时提出:第一, 1936年某日的客观历史与《中国的一日》反映的当时文人对当时生活的认知,二者不是一回事。第二,在“中国”一词的含义上,该书作者与今天的研究者是有区别的。27 五、近代史研究的分期与分科28 对于分期问题,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姜涛教授提出了几点新看法。第一,近代是指距离自身所处不远的时代,因此近代史本质上是相对史,它必须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与特定的绝对历史年代重合或分离。29第二,近代史活的灵魂就是“近”,这个“近”乃相对于研究者而言,因此,近代史研究中的问题都是以研究者所处时代为基点提出的。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来说,近代的核心问题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第三,在目前,中国近代史至少应当包括整个清史、中华民国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故近代史的上限当为明清之际,下限暂可定为1976年(即文革结束之年)。30 近代史是否要分段以及如何分段也同样存在争议。姜涛未谈及这一问题,而夏明方则明确主张,应将“中国近现代史”贯穿起来进行研究,不宜把它分成“近代史”、“现代史”和“当代史”三截。不过也有许多学者在将近代史的下限延伸到1949年后,顺势把1919年作为将近代史一分为二的分段界限。而北京大学房德邻教授则表示赞同以1912年划分近代史的主张。他认为,首先,“中国近代史”是一个通史的概念,而不是专门史的概念,它与上古史、古代史属同一序列;其时段是1840—1949年。第二,作为通史的中国近代史,应该全面叙述110年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法律和社会生活;而叙述的基本线索就是中国谋求独立发展资本主义。31第三,这一段历史以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划分为前后两个不同时期。从通史的视角来观察,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的意义远远超过1919年五四运动,两者不可同日而语。中华民国的成立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年的帝制,它在中国通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840—1912年的近代史其实只是“前近代”, 1912—1949年才是“近代”,因为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才建立了一个近代的国家政体。32第四,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晚清史和中华民国史实际上是晚清政府史与民国政府史,因此,二者简单相加并不是中国近代史。第五,以1919年划界的中国近代史其实是中国近代旧民主主义革命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统称为民主革命史,这是专门史,而不是作为通史的中国近代史;而且,作为专门史的近代革命史也应该以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以前是如何推翻帝制的历史,以后是如何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的历史,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告了一个段落。第六, 1919年作为文化史的标志性年代是合适的,但是对于经济、政治、社会、外交等专门史, 1919年不能作为标志性年代。该文将1912、1949年作为两个分期的界限,其中似乎有着在王朝体系下按朝代分段研究这种传统做法的影子。因此有学者表示,史学研究有两种分期方法,分别以朝代或以时代来断限;前者很少有争议,而一旦用“时代”分期,争议就出来了。尽管如此,后者是对前者的超越,它使历史研究达到了学科和学理的层面,因此是更高层次的争议。“近代”就是在时代的意义上提出来的,就此而言,回到以朝代分期是一种退步。另外一些学者同意历史编撰中存在这样两种不同的分期方式,但认为断代史系古今中外通行的编史方式,与倒退没有什么关系。33 有学者虽然在形式上坚持近代史以1840年、1919年和1949年划分的传统观点,但其内涵已经很不一样了。其观点可以归纳为,首先,通史分期有大朝代(如唐宋史、明清史)与小朝代之别。中华民国是一个小朝代,格局不大,基础不雄厚,动乱不止;而近代史分期应从大历史、长时段着眼,故而近代史应是跨越中华民国的一个漫长的过渡阶段。其次,这个过渡阶段一定要有一个逻辑上的主线和基本内容,这就是革命。革命就是过渡,从李鸿章到共产党都是革命;因此不赞成将革命史只当作专门史,而另有一个作为通史的近代史的看法。其三,赞成将整个过渡时期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之前近代史的主流是革命,之后的主流是中华民族复兴;所以1949年才是中国近代史的真正转折点,此后的中国才有可能达到汉、唐的规模和格局。其四,强调1919年的重要性有一定道理,但不是说它本身在当时就立刻改变了中国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道统是马克思主义,二者皆植根于五四运动。 北京大学王奇生教授从革命史的角度既强调了1920年代的断裂性,又强调了1949年之前与之后的关联性。他指出,首先, 1920年代是现代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型时期,西方议会政党体制经过民初短暂的尝试后即被认为行不通而遭到中国人的全盘拒绝,列宁主义政党体制取而代之。中国共产党诞生于这一时期,中国国民党也在这一时期改组“再造”。整个20世纪上半期,以俄为师的国共两党之互动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中国政治的走向。其次,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将中国革命的下限延伸到文革结束。1949年只是国家政权的更替,并非中国革命的终结。此后大规模的革命运动仍在继续:此前的革命只在中国的局部地区进行,而此后的每场运动无不席卷全国;此前的革命主要是武力革命,参与革命的人数尚有限,而此后的革命则是全民性的社会革命,中国的老百姓无一例外被卷入。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看, 1949年以后的社会革命更剧烈,更复杂。 如果说在分期问题上学界存在不少分歧,那么,对学科壁垒森严的批评则可谓众口一词。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何友良教授在评论苏区史研究的论文中就明确指出,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只是在党史、革命史的视域内考察苏区史,因而造成了其与作为这一时期整体史的民国史的分割,致使苏区史学者视野狭窄,许多问题得不到合适的反映和解释。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历史进程发生突变的时期,各种社会思潮、政治观念、新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广为流布、竞相奔逐,政治与社会制度亦争雄兴替。苏区革命及其政治社会制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出现的一种模式、一大变动。34因此,唯有从民国整体史的角度观照与研究苏区史,把苏区史放在国共两党发展中国的政略和道路构想的大视野中去考察,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和发展大势上去认识和总结苏区革命,才能解释苏区革命的发生、发展和消退与民国历史构成什么样的联系,哪些受到了民国史的影响甚至由民国史所决定,哪些是中共自身的选择(也包括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影响);同时,也才能解释苏区革命对民国历史的影响。该文最后提出了诸多课题,例如,苏区革命秉持的是什么样的革命理念,与苏联所赋予的内涵有什么异同;这个革命是怎样消失或转型的;它是否具有中国的特点;其连续发生的左倾思想和政策是苏维埃制度的内生物抑或是革命者个人因素的产物;苏区革命对整个民国范围内的农村和农民产生了什么影响;各个相对独立存在的苏区相互间有何差异,这些差异是否由当地社会条件所造成;苏区与国统区的互动关系如何,等等。 通过回顾20年来的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李长莉教授强调了融合学科界限的必要性。她认为,近代以来的史学学科体系,形成了综合性的通史与分领域的专史的学术路径,成为迄今史学研究的基本范式。而社会文化史范式则与此二者皆不同。它从社会史与文化史相结合的交叉视角,以文化视角透视历史上的社会现象,或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历史上的文化问题。它并没有严格的学科定义,始终是一个开放性的学科概念。它与通史和专史不是替代关系,而是补充关系。李长莉还认为,“社会文化交叉视角”不只适用于“社会文化史”领域,也可以作为一种新史学范式,对于以往通史、专史单一视角的史学范式提供有益的补充。此外,该文又将我国史学界的“社会文化史”与欧美史学界的“社会文化史”(或称“新文化史”、“新社会史”)做了比较。共同方面兹不赘述,对于双方的差异,她指出了三点:他们更注重个体研究,而我们更注重群体研究;他们更强调对旧范式的反叛与替代,而我们更强调对原有范式的补充、并存和交融;他们属于西方后现代的文化潮流,而我们则属于现代化的文化潮流。 像社会文化史一样,河北师范大学王宏斌教授在评论禁毒史研究时也指出了学科融合与交叉视角的必要性。他说,我们不应仅限于从侵略与反侵略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应增加新的维度,如从体质人类学的维度比较欧亚人种对毒品的依赖程度。对此,与会学者或表赞同,或表怀疑。笔者认为,说亚洲人吸毒易上瘾恐怕根据不足,因为日本人似乎很少表现出对毒品的依赖,而当今却有许多欧美人在吸毒,因此,也许还需要从社会和文化方面找原因。如果把禁毒史放到社会史中进行研究,似可提出一些新的问题。比如,禁毒话语是怎样构建起来的?再如,鸦片战争前对吸食鸦片者的严禁政策,是否削弱了个人权利?另有学者建议,可以将鸦片种植同火山爆发引起的气候变化及谷物种植的变化联系起来研究。如此看来,禁毒史作为交叉学科,理所当然地要求研究者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中外关系、自然环境乃至人类体质统统纳入视野之内。 环境史是直接研究人类与自然界互动关系的一门学科。上海交通大学曹树基教授对环境史研究的评论,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传统视野中看来杳不相关的事情,在环境史中可能有密切联系。比如,中国近代的衰落或许同印度尼西亚坦博拉火山喷发导致的中国冷期有关。二是,环境史将人与环境放在同一个系统中进行研究,这样,人在改变自然的同时,自然也通过环境的变化改变了人。不能只讲现代化高歌猛进,还要研究现代化对环境的影响,比如,在描绘一个富裕江南的同时,还需要描绘一个病态的江南,并依此建立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新指标。35 南开大学江沛教授在评介中国近代交通社会史研究时特别注意到,这一新兴的学术领域对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和知识储备提出了尖锐的挑战,因为从“交通”方面看,它与地理学、经济学、交通运输学、交通经济学相交叉,从“社会”方面看,它还需要熟悉社会学理论,对新文化史、新社会史及区域史的诸多新方法有所了解。过往的交通史往往是“物质史”而非人的活动史,未能看到工业化的影响并不限于技术方面,如铁路之修筑就必然改变人的活动范围、出行选择及思想意识。交通社会史的出现正是要纠正这类偏向,但由此也造成了其研究者多是历史学或经济学出身,知识背景主要限于人文方面,对于技术性较强的现代交通体系的内在运作规律及特征缺乏深刻认知,难以真正意识到技术性因素对于现代社会变革的决定性意义,常常会不自觉地以传统社会变革的模式去理解现代交通体系的功能。目前的研究成果中,几乎看不到对于铁路、港口、水运的技术性理解,对于当时铁路的宽窄轨区别、车厢大小、动力参数,港口吞吐量、船舶大小、机帆船与风力帆船的区别等都语焉不详。 即使在人文社会科学内部,这类隔膜依旧存在。中国政法大学郭世佑教授在发言中认为:贯通很重要,却很不容易,姑且不说在不同学科之间,即使在一些交叉学科内部,也还没有打通。比如法律史,法学出身的学者与史学出身的学者之间就很隔膜,双方各有自己的规范、问题、概念与线索,难以构成行之有效的对话。对于某些法律史的学术论文,法学出身的学者可能认为很有价值,甚至“填补空白”,史学出身的学者就有可能觉得作者不过是把老问题换了“法”的说法而已,没那么重要。法学出身的学者不太关注史学领域的学术积累,史学出身者无论是研究近代法律史,还是研究近代政治史,一般都对法学、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感到陌生,甚至连“权力”、“权利”等基本概念都没有区分清楚,不懂“法言法语”,漏洞不少。至于个人在纵、横两路的贯通,更是我们这一代的软肋。很多新的研究领域之所以貌似热闹,却深不下去,甚至了无新意,往往就在“通”的层面上出了问题。虽然行内都承认“史识”的重要性,但“识”从“通”来,如果没有“通”,哪有“识”?有与会学者就此评论说,现在做交叉学科研究的越来越多,其结果是学科越分越细,越分越专,很容易造成学科之间的分割和分隔。因此不要致力于创立新学科,而是要去创立新学派,要将视野放得宽一些,做跨学科的研究。还有学者表示,学派似亦无必要形成,只要依据所研究问题临时组合,如此方真正有利于学科间的融通。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学科还是必要的,彻底的开放等于没有具体的方向和趋向。有了学科,才会产生共同的概念、视角、方法等。但研究者不要让学科的界限把自己束缚起来,不敢越雷池一步。 学科分隔造成的问题明显反映在通史与专史的编撰上。四川大学杨天宏教授认为,历史要成为一门成熟学科,便应该有认识论的基础和系统的分析套路,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现在的学术取向则强调专深精细,注重对历史个案作微观剖析,虽于具体问题的深入发掘有所裨益,却忽略了对历史的整体性把握,作茧自缚,将认识局限在一个狭窄的研究领域,不能从普遍联系中去认识具体的历史事件与人物,以至史学研究中系统性严重缺失。随后,他对这种缺失的表现做出概括:一是通史不通,没有将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梳理清楚,贯穿始终;二是专史过专,失去了与其他方面历史的内在联系。杨天宏似认为,专史的不系统固然由于撰写者的理论驾驭能力不足,但更是由于研究越来越深入,而个人精力和知识都不可能同时深入考虑整个领域的所有问题。另一方面,通史的不系统有三个原因,一是主编预设的研究范式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在认识逻辑上并不周延;二是主编与分卷作者各行其是;三是具有跨代组合特征的编写法本身就是一种缺乏共同话语的学术著作生产方式。如此看来,人们用有机互补的团队研究来解决“要深化还是要系统化”这个两难选择的设想,其前景似乎不妙。 杨天宏认为对历史做政治、经济等分门别类的探讨是深化学术研究所不可避免的,困难在于“分割”之后如何整合。而复旦大学章清教授则认为,用科学(分科治学)的方法治史,把整体历史按政治、经济等分割,这种做法本身就是造成专门史碎片化的原因。他注意到,随着专门史画地为牢的弊端日趋明显,学界正在努力克服之,新社会史、新文化史的流行,就构成了对专门史的消解。说起来,社会史与文化史也可归于专门史之列,然一个“新”字,却将多重因素都纳入论域之内,体现了对“全面的历史”的追求。无疑,章清对这样的努力是赞赏的,他认为,凡涉及专门史的研究,皆有必要嵌入“大社会”之中,分析产生影响的诸多因素。然而,他也注意到了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既然要写全面、整体的历史,势必会注重研究对象横向与纵向的广泛联系,而不得不缩小历史研究的单位。由此又势必导致历史研究选题的碎片化。章清略显悲观地表示,无论确立怎样的研究对象,所谓“整体的历史”或“全面的历史”或许都不过是历史学家高贵的梦想。然心存这样的愿望,了解各种研究方式的局限性,或许就够了;重要的是,以怎样的视野提出和解决问题。36 六、治史的理论与方法 理论既可以帮助研究者深化对历史的认识,又可能歪曲历史,加之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运用的理论多来自西方,遂使得理论的这种双刃剑效应更加明显。华中师范大学马敏教授指出,可以允许借鉴西方有用的概念,但又要防止食洋不化,避免掉进西方概念和西方话语的陷阱而不能自拔(如商会与市民社会的讨论中便有这样的现象)。固然,中国近代以来所发生的变化是世界近代一体化发展的一部分,许多改革都是对西方的模仿和效法,这一点决定了可以将西方的某些理论用于对中国近代社会和组织的分析。但这种分析要说明的毕竟是中国的问题,其中自然会有种种不同和变异,故不能削足适履,一味照搬。换言之,借用西方的概念必须结合中国历史的实际,赋予新的解释。例如“城市精英”、“地方精英”、“市民社会”等,都应作如是观。当然,更理想的办法是直接从中国历史本身抽象出某些概念,从而真正建立中国自己的话语。如“绅商”,便是从文献中直接抽绎出的概念,设若能围绕这一关键词进行种种厘清和内涵外延的重建工作,或许有望形成“以我为主”的理论解释框架。遗憾的是,目前这种能自成一格、土生土长的“理论框架”和“话语系统”实在是少之又少。37马敏对“本土理论”的呼吁同上文所述的“本土取向”明显一致,可见“本土研究”已成为国内学者的共识。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郑大华教授对滥用西方理论的批评更为尖锐。他认为,有些学者视中国传统的治史方法为陈旧落后,在研究中非西方的研究方法不用,非西方的理论不采,呈现出一种学术上“全盘西化”的倾向。除此之外,还存在对西方理论或方法使用不当的现象,如一些学者将西方学界对“主义”分类的理论不加思索地拿来分析中国问题,没有认识到产生自由、保守、激进三大主义的特殊的西方语境,即这三大主义在西方是作为政治思潮出现的,是属于同一层面的。而近代中国与西方不同,这三大主义并不是作为政治这一相同的层面出现的,更由于时代语境与个人思想经历对思想家的影响,思想家政治、经济、文化取向会出现多岐性,并不能简单地对一些思想家进行“主义”的定位。一些政治上坚持自由主义的人在文化上可能是保守主义者,政治上激进的人可能在文化上表现出温和、保守的一面,反之亦然。 与郑大华所批评的现象不同,华东师范大学茅海建教授注意到,从最近十多年的情况来看,近代史学界有一种风气的转移。大体说来,似可称之为“学问越做越近,方法越用越老”。回想30年前的近代史研究,主要集中在晚清,民国史已属新鲜。30年之后,晚清史的研究已呈衰落之象,更多的学位论文选择民国史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为题。大家对越来越近的历史感兴趣。而在另一方面,二三十年前,学术界对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新方法极有兴趣,当时流传各种“新论”,各类“新名家”也创造出许多“新学科”。这些人物与思潮在台上转一大圈后,大多沉寂。而传统的方法在历史学界复兴起来。“史实的、材料的、说明的”,这类古老史学方法重新为青年学生所看重。从司马迁、修昔底德就采用的方法,流传了几千年,似乎没有必要放弃,考据学也被捡了起来。社会科学对史学的影响是必要的,但还不能代替史学本身的方法与传统。 数十年来,学界有不少学者,甚至是多数学者都在提倡历史学需要科学化,但中山大学桑兵教授不赞同这样的观点。他指出,治史不宜归纳,而要贯通。近人治史,受“科学”即是分科治学以及社会科学泛化的误导影响,好用归纳或附会式比较,所论看似有理,其实相当危险。为此,他提出三条理由:一是,历史事件均为单体,绝无可能重复发生两件完全相同的史事,除非削足适履,无法归纳。二是,所有个别事件相互之间存在着无限延伸的直接或间接联系,史料越多,可以重现的相关联系的可能性越是复杂。不仅正确的指向可以征实,错误的联接有时也居然可证。三是,史事已经发生,不可改变,但发生过的史事须由当事者的相关记述来探求(或分别称之为第一历史和第二历史),所得著述实为第三历史。无论怎样详尽的记述,也不可能完整覆盖全部史事的各个层面,而且当事者利害各异,立场有别,所记的罗生门现象相当普遍。由此衍生层垒叠加的史书,实事往往无直接证据,可以征实的部分相对简单,其余只能近真。而近真使得一事多解的情形常常发生。38如何认识归纳法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与会学者见仁见智。有学者认为,其实自然科学领域也不存在两件完全相同的事物或事件,却仍旧可以使用归纳法,故此,似不能说由于不存在完全相同的史实便不能将归纳法应用于史学研究。以研究思想史为例,只有将吹万不同的思想世界归纳成思潮与思想流派,并选择有代表性的思想家,才能做有条理的深入研究。也有学者表示,由抽象或归纳得到的概念在历史研究中十分重要,但概念的含义是可变的,即所谓“概念的漂移”,因此如果对归纳所得之概念做教条式的理解,那么,归纳对于史学研究确实是不利的。还有学者认为应区分完全归纳(仅自然科学适用)与不完全归纳(史学也可使用)。笔者以为,桑兵尽管否认存在“完全相同”的史事,但似乎还是承认近似性的,只是反对将二者等同。他对归纳法的批评恐怕也有为纠正学界的某种偏向,极而言之、针锋相对之意,因为归纳与比较其实都与分类密切相关,而桑兵不可能也不曾全盘否定分类。如该文表示,限于材料,群体的历史以类像方式处理,有其不得不然的苦衷或道理。而但凡归类,都要一定限度的求同不存异,所以异的存在不断挑战类的合理性。该文又谈到,史学着重见异,有别于社会科学的主要求同。可见在桑兵看来,“同”与“异”是一种对立统一关系,二者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相互转化;而所谓“着重”,所谓“主要”,显然都是在讲史学与科学侧重不同,而非绝对排斥对方。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指出,见异并非仅仅关注具体,反而更加注重整体,要在整体之下研究具体,探寻个别的普遍联系,显示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个别的普遍联系”,“个体与群体”都是在讲对立中的统一。 桑兵认为,贯通才是治史的正确方法。对此,社科文献出版社徐思彦教授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达到什么程度就是通了?就是说,“通”的界限在哪里?其标准是什么?第二,在学科壁垒森严的状态下训练出来的学者能否做到“通”?第三,如果研究者像现在这样“不通”的话,他们怎样继续从事近代史研究?笔者觉得,桑兵所说的“贯通”是指研究者通过求索而把握具体历史现象所蕴含的普遍联系,由于这种联系是无穷无尽的,所以求索也是永无止境的。因此,贯通只是史学研究者努力或追求的方向。而这些联系,或明显,或隐晦,初学者可从揭示明显的联系入手,逐步深入探究。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治思想史必须知人论世,中共中央党校张太原教授的论文即从一个侧面疏解了这种主张。张太原以为,做人物研究需走进对象的心灵,去发现史料之外的历史,但这不是不需要史料,而是需要更多的史料甚至穷尽史料,去以实证虚。随后他阐述了“虚”的三个方面:其一是探求人物的无意识心理。该文指出,欲达此目的必须有一定的心理知识和训练,不能凭空去想象。其二,言有隐曲,言有未尽之意,言有前后之变,因此要探寻研究对象言之真意,言外之意,未言之思;还要注意其言之前提、时间、场合、对象和用意。其三,要注意其行中所寄,未行所系。就是说,其想的未必能做,做的未必符合所想。甚至说的,写的,做的,与内心想的,都可能不一致。说,写,做,都可能有明确的记载,而内心真实之思,则不可能都有所附载,并且有时其本人对内心所想也未必清楚。 华东师范大学杨奎松教授着重分析了史学研究中的人性问题,可以说,这也呼应了上述夏明方关于当今中国正在发生从阶级革命向公民革命转向的论断。首先,杨奎松认为,不论是共产党人,还是国民党人,若摒除他们的党派政治背景,每个人其实都和生活在我们身边的张三李四毫无两样,有血有肉,有长有短,很难用好坏来区分。其次,他强调了回到历史现场的必要性,指出:历史研究和现实政治研究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就在于道德评判的价值基点不同。历史中人所处的时代、环境及其生长的经历和思维逻辑的意识形态背景,都与今天的我们有极大差别,研究历史人物首先需要站在同情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的所思所为及其原因所在。其三,正是在这里,人性视角显示了其在历史研究中优长于社会政治视角之处,因为后者将随时代而变化,前者则不会。他说:传统的革命史观,着眼于政治的是非,往往只见阶级不见人;新近的现代化史观,着眼于生产力及其相应的经济政治发展,又往往见物不见人。流行的阶级史观,或民族国家史观,着眼于某个阶级、民族或国家的发展与命运,往往只见自己不见他人。既然历史的主体是人,既然人都有共同的特性,那么,研究历史就不仅需要注意那些表面的不同,如精英和民众、友人和敌人、国族和外族、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还必须注意他们作为人的共性之所在,并基于对人类共性的理解,和对人的生命与权利的尊重,学会以一种同情的态度来看待历史中的人。 上述第二点和第三点最后都归结于“同情”这个概念上,而与会学者对历史研究要关注人性并没有太多争议,却恰恰在“同情”的问题上有异议。杨奎松似乎认为,在历史研究中唯有一视同仁地同情所有研究对象方为客观,对此有学者表示,研究政治史恐怕还是需要超脱一些,要保持中立客观的学术立场,不能同情某一方。比如当年的国、共两党,还有其他一些政治派别,都在讲革命,都认为自己是革命派,而对手则是反革命。如若我们陷入某一派的立场,很容易使自己的研究失去学术性,沾染政治宣传的色彩。也有学者认为,“同情之了解”是陈寅恪针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提出来的,但在研究政治人物时要均衡地同情对立双方恐怕很难。例如, 1931年蒋介石扣押胡汉民,二人互相斥责对方,研究者能否既同情蒋又同情胡?更麻烦的是,怎样评判汪精卫伪政权?按陈公博的说法,汪之投靠日本,责任在蒋介石;而且,汪的这种行为可以减少中国人民的苦难,与其战败之后再求和,不如早一点实现和平,中国的损失较少。虽然汪精卫主观上也许确是这样考虑问题的,但他客观上错了。还有一些更为极端的情形,比如南京大屠杀,日本兵烧杀奸淫,若从“人性”的角度看也可以理解,但决不可以同情。总之,在政治史研究中,首先要了解研究对象为何要这样做,而不是那样做;其次,也要有是非判断。39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汪朝光教授赞同历史是研究人的历史,既然是人,自必有七情六欲,而且,领袖的性情还可能影响历史。但他似乎又认为,正因历史是人文科学而非社会科学,研究者与研究对象难以避免在人情、人性方面或彼此吸引,或彼此排斥,研究者作为有爱有恨的个人,似乎很难对自己所痛恨的人产生同情之了解和换位思考;换言之,人皆有情,但此“情”与彼“情”有时却难以相通。40 杨奎松有时将人性视角看做比政治或经济等视角更为基本或更为进步,与他不同,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王建朗教授似乎更为平衡地看待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他指出,在任何时代人都是多侧面的,过去的政治史研究更多地是从社会的角度讲历史上的人,讲其职务行为,重视普遍性,而轻视个性、特殊性;甚至往往将社会人等同于自然人。实际上,一个曾对历史发展有所贡献的社会人未必一定是一个好的自然人,也许个人品质不值一提;而一个好的自然人在社会人的意义上也未必一定是个好人。一个好父亲可以同时是一个暴君。如果我们在研究中充分发掘历史人物的这两个侧面,既注意到二者的相通与联系,又注意到二者的分别,便可以使史学作品更加丰满,更加有血有肉。 与杨奎松强调“同情之了解”类似的是上海大学陶飞亚教授对于30年来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一个评论。他认为,由于研究主体始终是史学出身的学者,因其对圣经、神学及教会礼仪、组织等属于基督教本身的东西了解不够深入,遂使得大陆的中国基督教研究多为一种外围研究,围绕基督教与社会、政治、文化、中外关系等各个方面展开。这又往往使研究者忽略了教会内部的许多东西。要摆脱这种残缺与研究的不平衡,必须加强对基督教自身的理解及神学知识的训练,从内行的角度来研究基督教。陶飞亚的意见得到了部分学者的呼应,他们认为,确实很少见到真正基督徒式的基督教史研究,因为这涉及宗教情感和移情。还有学者谈到了“进去(移情)”与“出来(客观)”的辩证法:为了读懂研究对象的思想、情感、意图,正确解读其语言,就需要“进去”,换位思考;然后再跳出来,站在客观立场上平衡地看对立各方。张太原也主张,研究历史人物,要做他的恋人、仇人和路人。所谓恋人,就是要与其处于同一境界,思其所思,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所谓仇人,就是要搜集一切不利于他的材料,揭示他最隐秘的心态。所谓路人,就是在前两项工作的基础上,摆脱自己的任何主观,作为一个路过这段历史的旁观者或见证人,把他的一切都供述出来。但也有学者表示,这种同时扮演多种角色、“来去自由”的设想很难做到。首先,有时几乎无法进去,如研究黑社会或妓女,而且我们作为生活在今天的人,本质上是没有办法进入昨天的;其次,进去之后恐怕也不容易“全身而退”,总会留下烙印;最后,无论在里面还是在外面研究,各有其弊,但也各有优势。作为替代办法有两条:一是研究者同研究对象若即若离,太远时观察不真切,太近时会由于物我界限消失而使对客观事物的判断受主观影响。第二条办法是,在里面的学者不必出来,在外面的学者也不必进去,同时研究,优势互补。 上海社会科学院程兆奇教授在回顾南京大屠杀研究时也涉及同情与客观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他指出,比狭义政治正确更难超越的是民族大义,由于民族情感对历史记忆和历史写作的渗透与影响,在不同国家的历史研究者之间通常都横亘着难以逾越的鸿沟。这不仅表现在意识形态上,甚至也表现在如何看待证据上。为与日本学者进行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和交锋,为进一步推动南京大屠杀研究,他建议:第一,在时隔七十余年后的今天,史学工作者应该有权把南京大屠杀作为一个不必与情感纠缠的历史事件来研究;第二,对日本否定派提出的“证据”不能只以“大义”来回应;第三,重建南京大屠杀史实不能只在于己有利的材料中寻章摘句,必须处理相反证据。 南京大屠杀研究中的争论焦点是中国军民遇难人数的问题,与之近似,杭州师范大学袁成毅教授讨论了抗日战争研究中的计量化问题。该文指出, 30年来“计量化”研究手段的广泛应用使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一些传统观点受到挑战,也使很多问题的研究得到了深化或有了更为理性的学术表达,这较之既往口号式的宣教无疑是一个巨大进步。不过也要注意到,由于研究者受民族集体记忆影响等原因,“计量化”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该文认为,解决此类问题需注意以下四点:首先,计量化本身并不能排除主观任意性的可能。任何计量的方法都是运用计量工具的研究者在起着支配作用,研究者总是按照自己事先设定的某种假设去收集和选择数据。其次,计量化的研究必须将计量的对象尽可能做到概念清晰。比如,我们往往是将“敌”和“伪”、“伤”和“亡”并提,实际上这是不够科学的;又比如在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的研究中,也存在着对于“南京城区与南京周边”、“平民”等一系列概念的界定问题。再次,要注意处理好定性和定量的关系,没有计量分析作为基础,有时候定性的判断就缺乏依据;但是也只有通过定性的分析,计量化的研究才会被赋予意义。最后,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计量化,也要尽可能防止一些情绪化的宣泄。对于程、袁二文所表达的实证研究与感情记忆的矛盾,不少学者均有同感;但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则各有主张。有学者指出,历史研究首先要搞清楚历史事实。抗战时期我们民族经受了很大苦难,确实有部分人形成了夸大苦难以博得同情的定势,似乎抗日战争不是一部可歌可泣的斗争史,而只是中国人民的苦难史。然而另一方面,研究者应尊重数十年来形成的民族记忆,而且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记忆。也有学者表示,历史研究中必有主观性和主体性,完全消除它,既无可能也不必要;但是需要加以控制。对于一时无法说清楚的数字问题可以绕过去不讲,也可以直接引用原始材料,研究者不必做出判断。另有学者主张,为追求历史的真实和精确,还是要加强定量研究。至于方法,可以先从有限区域、小规模的战斗等做起,铢积寸累,聚沙成塔。而且在比较不同数据时,在某些情况下也还是有规律可寻的,如抗日战争中的战争规模、歼敌数字、己方的伤亡数字和财产损失,一般说来,中方多有夸大,日方多有缩小。 从上述袁成毅论文可知,史学研究中的统计数据问题实际上又可分为两个问题,一是数字本身是否可靠、精确、系统、全面,二是定性分析为统计数据提供意义,仅有数字什么都不能说明,还需要一个判断数字意义的标准,或曰参照系。南开大学李金铮教授在评论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研究的论文中就特别强调了这一点。文中他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如:对人地比例关系,如何计算“临界点”并判断人口压力?对地权分配关系,如何看待地权分配中的分散与不均的关系?在农业经营中,生产条件和生产技术有无变化,变化程度有多大?租佃比例和雇佣比例与土地占有规模是什么关系?洋货进口和本国机器工业对手工业以及整个农村经济的影响有多大?这些问题都是统计问题,也都涉及判断标准。参照系的重要性特别表现在该文下面这段文字中:目前农村经济增长论、农民生活提高论在学术界大有称雄之势,但对农村经济发展的程度,仍需要冷静分析,否则如果无限拔高,中共社会革命的基础就无从说起。事实上,即便有所发展,也是一种缓慢的、有限的阶段性增长。中国农村为什么发展如此缓慢,原因是什么,应当是我们关注的重点。该文的这几句话在两个方面涉及判断标准,首先,什么样的年增长速度才是缓慢的? 2%还是1%或更低?其次,农村发展缓慢与中共革命的关系如何?就是说,前者是后者的必要条件吗? 除以上所述外,本次会议还有几个相对较为集中的话题。 一是要加强当代史(1949—1976)研究,因为这一时期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当今中国人的意识和潜意识,研究者如果不搞清楚自己身在何处,也就难以回到历史现场。 二是要加强这一时期乃至更早时期资料的整理与抢救。这类工作以团队形式进行似更为有效,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对贵州清水江流域文献的搜集整理,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对集体化时代山西百余农村基层档案的搜集整理,或可视为这种“集体调查”的开始。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对1950年代县级档案的收集已完成了大约100万页,目前仍在进行当中。有了这些资料,不仅为学者研究这一极其重要时期的历史提供了前提条件,而且因为大量调查资料涉及此前很长一个时期,所以对重建民国乃至更早时期的历史亦大有裨益。现在不少学者都在倡行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但他们遇到的主要困难便是缺乏资料,因此,系统地、海量地收集包括完整记录和统计数据的地方档案和民间文献,确是功德无量之事。 三是加强学术批评。在去除了政治禁忌和理论上的教条主义之后,符合学术规范的批评是创新的主要推动力。本次研讨会上就有学者对于近现代史某些问题没有“不同”意义上的争论表示担忧,认为不宜只讲学术论著层出不穷,使用资料广征博引;观点与结论如果呈现一边倒的情况,就可能是学术研究生机不足的先兆。此外,学者进行温文尔雅的交流固然必要,而直言不讳的学术对话更不可少。笔者认为,目前不仅对话偏少,而且即便有,也多是各说各话,这只不过是聋子间的对话。争论就像比赛,需要的是同场竞技,而不是你跑100米,说你跑得快,我跑200米,说我跑得长。笔者还认为,争论的主要功能恐怕不在说服或压倒对方,而在使其他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通过了解其所争论之问题和论证之理路,发现其与自己研究课题的关联,甚或在研究思路上得到意外的启发。会议开始时李文海教授曾表示,《近代史研究》不仅应是发表新研究的园地,而且应成为开展学术争论的平台。我想,本次会议的生动活泼或许未辜负前辈学者的期望,当然还需继续努力。 ①本文依据与会学者提交会议的论文进行综述,其与在本期《近代史研究》刊发的文章,具体表述容有出入。另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曾业英教授提交会议的论文因已发表,这里不再赘述。 ②有学者指出,西方学者重理论,我们重实证的说法有片面性,其实多数西方学者比我们更重实证。 3笔者认为,仅从近代化的角度研究近代中国人对国际法的接受过程似还不够,中西冲突既有传统/现代的矛盾,也有中西文化的差异和国家利益的冲突,因此,不存在抽象或唯一的平等/不平等标准。此外,所谓“废约”是指废除不平等条约,这就需要加强对平等/不平等问题的研究。关于不平等问题,笔者以为可从两个角度分析。首先从性质上看,不平等可分为两类,一为通过战争或战争威胁强加的;二为自愿的,如二战后美国与英国,形式平等,但实际上美国是领导者,英国是小伙伴。其次从不平等程度看,亦有不同,如有“父子关系”与“兄弟关系”之别。此外还应注意一百多年来“平等”标准的变化。 4意即,没有范例,就谈不上范式。笔者认为,现代化史的研究没有范例,是因为对于中国,特别是中国内地来说,经济方面现代化的起飞只是近三十年的事。有学者曾指出:现代化的内涵虽十分宽泛,基础却是也只能是工业化,但近代中国工业化程度极度低下,直到1949年,工业产值也不过占经济总量的5%左右,中国仍然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这还只是就经济方面来说的。更重要的是,现代化不能只是建几个工厂,修几条铁路,它还应表现在社会方面和思想文化方面,表现在人们的思想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上,表现在人的现代化上。从这个意义上说,直到今天我们才可以在中国的大中城市里看到现代化的人和现代化的社会。因此,用现代化理论研究没有现代化的近代中国,就难免无的放矢。 5笔者认为,此一中心线索是现代化范式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的具体应用。 6李洪岩的看法似与上述其他学者的观点皆有所不同。虞和平赞成以革命史范式为主,适当结合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朱荫贵主张以现代化范式为主,吸收其他视角;而郑师渠则要超越范式的争论,对各种理论均持开放态度,而不认同以某一范式为主,同时吸收其他范式优点的做法。 7有学者指出:新旧范式之间既有很大区别,又有密切联系,甚至有若干相似性。此与夏的观点类似。 8按笔者理解,“历史化的过滤”是指,每一种范式在其产生时都曾适应当时历史的需要,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又不可避免地不再适应变化了的历史条件。 9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前后变化似值得注意。在笔者看来,所有范式都有这种危险;而一旦其成为教条,便会削弱史学之现实批判的锋芒,从而使学术研究成为歌功颂德的工具。 10有学者认为,从历史的实际情况看,区隔历史研究者的因素,与其说是不同范式这样的思想或理论因素,还不如说是社会经历和学术经历这样的社会因素(即人脉),亦即认为主要应从史学研究者的来源(如来自解放区、国统区左翼、大学教授等)来区分这一学术共同体。这种观点与蔡乐苏有相通之处。 11这一点其实相当重要,下述罗志田的论文就提到,相比较而言,旧式学人对于在新时期应当研究什么的问题解决得较好,但对于怎样研究,似尚未能真正领会那时的唯物史观方法——就是说,具体掌握属于某一范式组成部分的研究手段并非易事。 12另外,即使有些看似属于政治干预下出现的学术新动向,实际上也与传统因素有关。罗志田提到,在“十七年”期间,中国史学在(以苏联模式为主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框架下探索历史发展规律,这既是对清季以来“新史学”试图寻求历史公理、公例做法的继承,也受到更为久远的以史为鉴传统的影响。 13在笔者看来,这还意味着文革前史学研究的本土取向被文革后的欧美取向所代替。 14常常有人讲“后发国家的优势”,过去更有一句名言,“一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若据两种成长的关系来分析,事情似并不是那样简单。我们都知道,在文化和制度的移植上,往往是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现在看来,经济成长也需要本土条件。有学者曾谈到:近代中国的铁路、港口等是在西势东侵、西学东渐的背景下舶来的,并非完全产生于近代中国经济转型的内在要求,故其建成之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因民众生计中断、线路不成网络、贸易或经济需求不旺、战乱征用或人为破坏等原因,一些铁路或港口难以正常运营,常常处于亏损状态,对乡村经济转型、城市化进程的影响有限。这或可作为李伯重文的注脚。 15赵世瑜将其所主张的“社会史”称为一种范式,对此有学者表示了异议,认为称之为社会史诸多范式的一种则可,称之为唯一的范式则不可,社会史应允许多种范式并存。 16该文给人一种印象,似乎近代史中的所有问题都具有连续性,只是被当代的研究者打断了,他们只讲这些问题在晚清、民国时期的表现,于是许多问题都说不清。笔者认为,有些近代史问题,如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似可放在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的脉络中研究,不必上溯更早时期。 17笔者认为,至少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农业文明内的变化确实比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变化要小。 18笔者认为,近代政治史论著中也有一些对传统因素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如茅海建在研究鸦片战争和戊戌政变时,就以大量篇幅讨论了绿营兵制和君臣体制问题。 19这两种视角的主要区别似乎在于,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 20笔者认为,对新与旧之关系的这种认识似应引起注意。有学者谈到近代经济史研究时也指出,除了新事物外还需要更多关注旧事物,那些旧事物同样规定了近代中国的面貌。比如研究近代交通,不能只讲铁路和轮船,还应关注旧的运输方式,像水利工程所需石料和木材怎样从山里运到河边,粮食怎样在南方与北方之间调剂。不过目前许多近代史学者还是在新陈代谢的社会进化论逻辑中谈论近代中国到处存在的新旧并存。这种观点认为,旧事物在进步潮流下的顽强存在只不过是消亡前的回光返照。 21据此,则在近代史研究中,侧重外因亦未尝不可。当然,程美宝所指与冲击—反应模式迥异。 22帆船之类不仅是物品,且为船民谋生必不可少;而研究物品与考古学相似,同语言研究很不一样。 23精英视角与民间视角确实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如有学者认为,从广东等地的地方社会、地方经济和民间文化来看, 19世纪后半期未必是衰落期。 24赵世瑜主要讲时间上的打通,郑振满主要讲空间上的、国外与国内的打通。有学者认为,郑振满文中的“国际化”意谓一种非殖民主义的“殖民化”,与现在一般意义上的“国际化”不同。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从中受到启发,即如果借用新词指谓旧事物,往往可以由此看到新旧事物之间的联系。 25据笔者的理解,“拟制”就是按照现实需要,依据实际情况,遵循惯常套路,通过“合理”想象,来构建家族谱系。 26梁洪生曾谈到,“四林”在成为书香门第之前也曾以打渔为业。因此,这个张氏宗族的变迁,从短时段看完成了一次“渔民化”的沉浮,从长时段看,则是完成了一次“再渔民化”的轮回。短时段与长时段就这样交融在一起了。 27笔者认为,只关注某一时间节点可能导致忽略时间维度,从而使史学变成人类学;其实,目前的人类学者在研究时也会考社会和文化的变化。 28这里讲的是传统通史和专史意义上的分期与分科,区域社会史研究者似乎很少考虑这类问题。 29有学者认为,这里虽将分期相对化了,但仍是在学科意义上讲分期,仍是以中心线索立论。如果根据不同问题分别探究同线索,比如民族国家、社会、家族、工业、农业、技术等等,则会有各不相同的分期。 30笔者认为,若以资本主义做分期标准,则以1949年或以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为下限似较妥当;不宜以1976年下限,因为不能说改革开放之前发展资本主义,之后却不这样做了。 31对于资本主义化与近代化或现代化的关系,有学者认为,二者是一回事,中国的“近代”就是从小农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渡;也有学者认为二者不是一回事,因为现代化的过渡至今尚未完成,谁也不知道今后的历史会向哪个方向发展。 32有学者赞成用1912年将中国近代史分成前后两段,但同时表示,这只是为了对历史的叙述更符合实际,也更清晰,这样分与用1919年划分一样,并不具有本质的规定性。 33笔者认为,房德邻既然强调发展资本主义是近代史基本线索,就说明“朝代”与“时代”均为其“近代史”概念的构成要素,且以“时代”为主。 34有学者补充说:还应将革命史放在整个近现代历史中研究,不讲革命,近现代史就讲不清,反过来,不讲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革命史也讲不清。革命不是孤立发生的,革命史也不应该孤立地研究和书写。同时,不仅要研究“革命”,同时也要研究“不革命”和“反革命”。只有如此才能再现其“众声喧哗”的历史本相。 35笔者认为,工业化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也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人突破了自然的旧的限制,而自然又会给人以新的甚至更加严酷的限制。随着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迅速崛起,自然资源瓶颈问题日益突显,大量贫穷的人要富裕,富有的人又不愿降低消费水平,矛盾越发尖锐。 36章清所谓“整体的历史”似指宏大研究单位的全面历史。因此,研究者凭借个人之力,可以做一个村庄的整体史,却无法完成一个国家乃至更广大地域的整体史。也许,他这时想到了年鉴学派对地中海世界的研究。 37笔者对此亦有同感。以中国近代社会结构的研究为例,目前主要是套用西方的社会理论,然而这些理论都是西方学者根据西方的社会结构抽象出来的,中国社会所特有的群体,比如绅士、宗族、帮会等等,在西方的社会理论中不可能出现,照搬照抄必然方枘圆凿,格格不入。 38笔者认为,三类“历史”的看法似应引起注意。如果只讲“第一历史”,则势必只谈“求真”,不谈“求其近真”;如果只讲“第三历史”,则无法区分学术研究与纯粹的主观臆测。 39笔者认为,从上述这几个例子似可以分辨出“同情”的三个层次:一是最为抽象的与人性有关的哲学层次,二是与利害直接相关的政治层次,三是国家、民族层次。 40此处根据会议录像整理,仅综述汪朝光发言大意,未经本人审阅。 （转引自《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