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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研:清代候选官员得官初步

http://www.newdu.com 2017-11-02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佚名 参加讨论

 

提  要


    本文截取清人杜凤治在京得官前后的日记,通过揭示清代铨选实况及官员得官上任前之所为,探讨了清代官员候选中的“遥遥无期”、“加捐花样”、“铨选程序”以及清代官员上任前的“拉债”、“荐仆”、“经营关系网”等问题,为研究清代政治与社会提供了具体生动的历史素材。
    关键词:清代  铨选  政治  社会
    《望凫行馆宦粤日记》,为清代咸同年间浙江山阴人杜凤治所撰,始于1866年5月,终至1882年10月,16年未曾间断,共41册(原缺第2册),藏中山大学图书馆。该日记稿本上年收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广东清代稿抄本》第一辑,列第10~19册,得以出版面世[1]。
    日前随手翻阅数页,不料竟被深深吸引,欲释不能。本想看完再做推介,无奈数量既大(16开9大册),字迹亦草,又是挤时间阅读,进展较慢。然正所谓“走入历史现场”,亟于“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故先截取杜凤治在京得官前后的日记,撰写此文,讨论其所反映的清代铨选实况及官员得官上任前之所为。
    而后,或拟随阅杜凤治辗转广东地方官场、历任广宁、四会、南海等县知县之日记,陆续分别撰文,深入探讨清代基层政权与基层社会、中央与地方、权力格局的演变等问题,以飨读者。
    

一、候选与“花样”


    清代铨选(即任官)之法由举人授知县分为“拣选”(以应升之员选补)和“大挑”(乾隆定制,每六年在三科不中的举人中面试,十人取五,一等用知县,二等用教职)两种。从日记中看,杜凤治属于前者。
    咸丰五年(1855),杜凤治来到京师吏部办理相关手续等候“拣选”,即所谓“赴部投供膺拣”。从那时起,杜凤治寓居京师,开始了漫长的“候选”生活。其间,杜凤治在同乡家教馆、代写笔札为生,因“馆谷稍丰”,积攒了一些余资。转眼居京7年,杜凤治益觉“拣发难凭,马齿日长”,“忽兴入资之想”,于同治二年(1862)冬,由“拣选举人”托人花钱加捐,进入选用知县不论双单月[2]且不必挨次排队的“不积班”。
    名为“不积”,实际“不积班”内仍需排队。同治三年(1864)春,杜凤治被归入37卯,七月末掣签,在“不积班”4人中名列第三,八月初“赴部投供”。通常“‘不积’到班,例选单月一人,双月一人”。当时“不积”选令正到36卯,36卯第二名归双月者尚未选。37卯接踵即到。而按例名列第一的蔡姓应选单月,第二孙姓应选双月,杜凤治第三,必须重轮,待卯次完时由第一卯轮起,然后才可按班序出选,这又得等大约七八年之久。杜凤治“自叹命蹇”,已觉“无望矣”。不料,峰回路转。冬初,杜凤治偶遇一吏部朋友,其一见杜即向之道贺,原来第二名孙姓之父(母)突然去世,须照例回籍守制,杜侥幸“拔做第二,双月可望矣”。这基本就算是落停了:选官入仕已无问题,只待双月掣签决定得到何省何县之缺。杜凤治日记中虽称:“予向不敢乐人之祸,万事前定”,“予幸而到班有期,皆命为之,无足忧喜”,但仍按捺不住内心的狂喜,立即函托在曾国藩处为幕友的姻兄徐巽翁,为他在知县上再捐加一个同知衔,有了同知衔,即可“加一级并将本身(左贝右也)封祖父母与父母共二轴(诰命),从四品封典”。
    同治四年(1865)二月,36卯第二得官而去。37卯第一的蔡姓六月才到班。时各省县令之缺由外截留的多,吏部拣发的少,每月三四缺、一二缺不等。待铨各班均壅塞延期。五月庶常散馆[3],11人中又有9人拟出任州县,俗呼“老虎班”,各项单双月顶选者都须让其先选,所以直到冬月,蔡姓“犹未果也”。杜凤治知自己到班尚早,“悠游听之”。
    同治五年(1866),杜凤治探查得知,除上月“简缺即用”及大小“银捐”不计外,确定拣选的共有10缺,可到去年腊月仅选2人,还必有8缺。当年适逢“大计”[4]查吏之年,按例各省必赶在二月二十日以前抵吏部。经考核属六法参劾被开除的各遗缺即于月末开选。当时太平天国刚被镇压,豫东滇黔甘五省余波未靖,封疆大吏无暇兼顾,多要求延期,二十日前到京“大计”的只有5省。直隶出2缺,山西出1缺,四川出3缺,湖南出2缺,湖北无出,广东应到未来,共计8缺。外加陕甘另出2缺,有10缺了。及至议选,上月“简缺即用”(可能包括蔡姓)及“银捐”大者占去4缺,仅余6缺,杜凤治到班时还欠2缺。距三月二十五日掣签前3日,广东“大计”送部复核的公文忽然到了。其中县令被参劾去职的有4缺,为翁源、永安、广宁、遂溪。议者纷纷,有说应遞入三月,有说应勒归二月,而当道以为,“大计”遗缺,向来归二月铨选,因而广东选官之缺仍照旧年勒归二月,与三月选官一并办理。后广东又来一海丰“丁艰”[5]缺,查亦系三月廿五日前到,同归二月,由候选人员掣签得选。如此杜凤治拣发的省分已定,惟不知是5缺中的哪一缺而已。
    三月二十四日,杜凤治赴吏部大堂验到,二十五日掣签,得广宁知县缺。二十六日赴午门前阙左门验看。钦差铨选大臣有兵部尚书董恂、刑部尚书齐承彦、工部尚书单懋以及载崇等8人。又例派都察院科道官8人监验。“午刻竣事”。四月初五日为逢五逢十日照例引见之期,杜凤治等天微明即进大内,到内阁守侯。午初,肃王等钦差铨选王大臣先后到,“在东旁一顺立”。吏部司官排班带领杜凤治等同班10人入内阁大堂,向上跪,口背履历,仅名某某、年若干岁两句,“片刻验毕,各散”。初九日,杜凤治赴鸿胪寺谢恩,二十六日到吏部画凭(自书上任“凭照”中须填写、核对的籍贯、履历等个人资料)。二十七日到吏部司堂领凭(领取上任“凭照”亦即委任状)。至此,杜凤治长达10年的寓京候选生活结束。
    从杜凤治候选得官的经历,可知以下数点:
    1清代中后期铨选中的“候选”成为了问题。
    清代各种官职均有定额编制。在任官员如亡故、告病(还乡)、休致(退休)、丁忧(父母之丧回乡守制)、终养(还乡奉养年迈父母)、参革(被参劾革职)等,便出现了编制缺额的现象,称为“出缺”,其相应的官职则称为“缺”。有资格的人,按出身、资历等分为“班”[6],依次排序,候选补“缺”入仕。 
    候选者“资格”的取得,分“正途”与“异途”。其中通过科考途径取得功名的进士、举人(称“科甲出身”)、贡监生、荫生、有特权的旗人以及国家大员保举的为“正途”;通过科考以外考试途径的吏员、生员、以及捐纳、军功途径的为“异途”。清朝铨选本重出身,而知县的出身直接关系到吏治的优劣,据乾隆十年(1745)《缙绅全书》,当时全国知县中进士占44.6%、举人占22.3%[7],科甲出身总共66.9%,加上占12.7%的监生,“正途”出身接近80%。事实上,清朝铨选正以科举为前提和基础。杜凤治是举人。清初规定,举人参加会试三次未中进士,即准其挑选知县;若就教职,不拘年分。但是,举人每科中额1200余人,10年就是5000余人,铨官不及1/10。加上有优于举人班的进士班(进士班选官也有迟至10余年的),乾隆间,“举人知县铨补有迟至三十年者”。杜凤治所处的咸同年间,捐例大开,“遇缺尽先”、“无论题选咨留遇缺即补”,“正途转相见绌”,甲班“往往十余年不能补官,知县迟滞尤甚”[8]。有“加捐分发”、“到省委用”的,还要到掣签省分与 “题调缺”[9]、“留缺”[10]等一起再次候选。该省督抚用木牌将指任实缺抄出挂在辕门之外,称“挂牌”,牌上有名方可“署任”(代理),半年后没有大的过错,再报吏部,改为“实任”。同治八年(1869)江苏巡抚丁日昌上《条陈力戒因循疏》[11],中有:
    即如江苏一省言之,道员可由外补之缺,不过二三员;府、州、县、同、 通可由外补之缺,亦不过十余员,而候补道约有六七十人,候补同、通、州、县约有一千余人。夫以千余人补数十员之缺,固已遥遥无期,即循资按格而求署事,亦非十数年不能得一年。
    一个职缺七八人乃数十人排队挨次候补,有的老死也未能得授实职。可知,杜凤治候选10年,绝非偶然。
    清初规定,候选者需到京赴部按月投供点卯。后一度取消,令各回原籍,由吏部查核年月前后,掣签拣选,然后将凭照寄发给当选者。然寄凭恐顶冒;遇有事故缴凭更选,都不方便;远省选人往返动辄经年,不能悬缺过久,于是“人文到部,按次铨选”终成“永制”。其间,清廷也看到候选者数年十数年“选期难料”,“往往饥寒旅邸”,而采取变通措施,允许部分应选者回籍。但候选者通常不回,因为需要按月投供点卯;而且毕竟京师交际多、信息多、机会多。
    杜凤治自咸丰五年(1855)春赴部投供膺拣10余年间,“凡遇各省拣荐,无不亲到,约计不下30余次”,均未成功,“自叹命蹇,悲叹而已”。最让杜凤治捶胸扼腕的,是他自己的失误。一次拣选时,在上秉笔者已经圈用了,又翻过来看,忽不动笔。杜以为不用,出朝扬长而归。后来方知,走后上面重呼“杜凤治”之名,无人应对,于是以“规避未到”,扣选一次。一次杜凤治因当月未投供,认为不用预拣,没有在意。拣前又“因事一夜不寐,日出熟睡”。午前吏部朋友来告,已列名候选,急呼醒,从速去!杜没睡醒既愤且烦,面斥“不去!”亦以“规避”扣选一次。报捐注册时,部友告知,今虽改捐,将来到班还须照扣。杜凤治托人在投供簿上详注:“拣发未到扣选两次”,“今既改捐,不论双单并选不积,到班时无容扣选”方才了事。
    10余年间寓京候选,当事者生活压力精神压力无以复加,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前途渺茫,乃至于进香拜神、求签问卜。一次广东不用,杜凤治出城进香,求了关圣帝一签,曰:“我虽许汝事和谐(未拣前得一佳签),谁料修为汝自乖,但改新图莫依旧,营谋应得称心怀”。杜凤治再拜诚祷,请重赐一签,曰:“焚香来告复何辞,善恶平分汝自知,呼却昧中心里念,出门无碍是亨衢”。杜凤治写道:
    “是圣心明诏我,以拣发之不能得也”。“思贵贱富贫寿夭无定,而实有定,有定而又无定,凭天所命,任人自为,固不必求签问卜,屡渎尊严”。
    何其怅然乃尔。
    2清代中后期“加捐‘花样’”左右了“铨选”。
    所谓“花样”,是“捐纳官或非捐纳官,于本班上输资若干,俾班次较优,铨补加速”。
    康熙十三年(1675),知县可花钱捐入“先用、即用班”。康熙三十三年(1694),有人请加增“应升、先用捐”,遭到了反对。御史陆机说:“前此有纳‘先用’一例,正途为之壅滞。皇上灼见其弊,久经停止。纳‘先用’者,大多奔竞燥进。多一先用之人即多一害民之人。不待辨而知其不可。”乾隆年间虽屡开捐例,但名目不多,只在“月选”中有“不论双月选用及双月先用,不论双单月即用”等“寻常班次”。这也许是当时正途铨补较为顺畅,无须加捐“花样”,捐输者也即“至是而止”。以后为之一变,道光时增加“插班间选”、“抽班间选”、“遇缺”、“遇缺前”等名目;咸丰时又增“分缺先”、“本班尽先”、“分缺间”、“不积班”(杜凤治捐的即是此班)、“新班遇缺”、“新班尽先”、“分缺先前”、“分缺间前”、“本班拟先前”、“不论班尽遇缺选补”等,又有“保举捐入候补班”,“候补捐本班先用”例,所谓“花样繁多,至斯已极”。不但“花样”班次多,而且“打折”、鼓励加捐,实际纳捐成数不及定额之半,甚至只有一成二成[12]。同治后,清廷对肯于多出钱(输银在定额6成以上)的人,另立“银捐新班”、“新班尽先”、“新班遇缺”等。同治八年(1869),吏部以银班遇缺占缺太多,改分班轮用,删“不积班”,在“新班遇缺”上设立交纳十成实银的“新班遇缺先”,叫做“大八成花样”,统称“银捐”。5缺一轮,先用“新班遇缺先”3人,再以“新班遇缺”及各项轮补班各得其一,然后周而复始。无论选、补,“大八成花样”“得缺最易,统压‘正途’、‘劳绩’各班”。光绪二年(1876),江苏巡抚吴元炳等以银捐“序补过速,有见缺指捐之弊”,请停“以救其失”。四年(1878),各项花样一律停捐。但积重难返,连“进士即用知县”班不加捐花样都难以补缺,更无论其他人了。
    杜凤治寓京候选10年,得官遥遥无期。他尝试了各种途径,做了种种努力,除前述30余次应各省拣荐外,甚至不顾自己已是拣选知县的身份,于同治二年(1862)参加了6年一次的“大挑”(日记记有:“壬戌榜发,大挑二等,即时注销”)。
    “大挑”于乾隆十七年(1752)定制,每6年举行1次,面试3科以上会试不中的举人,一等以知县用,二等以教职用。“大挑”尽管仪式郑重,由皇帝指派王大臣在内阁主持。但主要“以貌取人”[13],据《清稗类钞》描述,其时20人一班站立一排,大挑官一眼望去,便先挑出相貌魁伟的3人,唱为以知县用的“一等”,接唱不派实差、俗称“八仙”的8人,随唱随出,下一班再进,乌泱乌泱地依次循环。
    杜凤治只被挑上以教职用的“二等”,未免掉价而尴尬。这使得他下定当年即加捐花样“不积班”的决心。
    如前述,若没有37卯“不积班”第二名孙姓突然“丁忧”的侥幸,杜凤治本来或许还要等上七八年。但话说回来,若不加捐,他全无任何希望,连编入××卯、再等明确的七八年的机会都没有。
    一切都要花钱,都必须花钱。他看透这一点,转身又捐了一个同知衔,“加一级并将本身(左贝右也)封祖父母与父母共二轴(诰命),从四品封典”。咸丰初推广捐例,许“七品加等捐请三、四品封,依例加倍报捐”。光宗耀祖是头等重要的事,要钱多也得花。
    3、程序烂熟,斯文扫地
    清代铨选拣发官员的制度和程序是烂熟的,一切照章办理。有“出叙”、“掣签”、“查验”、“引见”、“画凭”、“领凭”、“赴任”等步骤。
    “出叙”,是吏部对照每月二十五日前[14]出缺应补的汉官缺之数,按班次先后,截取应补官员若干人,先于二十一、二日司议,再于二十三日堂议,确定名单;“掣签”,每月二十五日,在吏部尚书或侍郎主持和河南道监察御史监督下,应补汉官于在天安门外东华表前望阙叩首掣签确定所获官缺;“查验”,官员掣签后(俗称“月官”),需经吏部会同九卿、科、道、詹事验看,规定“查有行止为不端、出身不正、祖父有钱粮亏空或人缺不相当者以闻”;“引见”,康熙二十七年(1688)始,“州、县、同、通等官掣缺后,俱随本引见”,而皇上如乾隆在引见月官时,“辄为移易”,以“剂铨法之穷”;“画凭”,月官赴吏部登记,书写核对上任凭照所需的籍贯履历等个人材料并留“花押”[15];“领凭”,赴吏部领取上任凭照(委任状),而后,凭上任凭照“赴任”。
    从前述可知,杜凤治按部就班地经历了这些程序。只是经过漫长10余年的候选、等待、奔走、钻营,杜凤治字里行间已看不出丝毫兴奋、跃然之感,只有身心俱疲、了无意趣的麻木。而烂熟的程序,也成了虚应“故事”:“午刻竣事”;“口背履历,仅名某某、年若干岁两句,片刻验毕,各散”,没有任何意义。所谓引见验看“视为具文,无足轻重矣”。
    惟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各衙门对这些以各种途径、用各种手段、搏杀多年方出头地的新任官员,多报以轻蔑至少是轻视的态度。“引见”时,杜凤治等天微明即进大内,到内阁守侯。午初,肃王等王大臣方先后到,“片刻验毕,各散”。“领凭”时,杜凤治巳初(上午9:00)就到了吏部司堂,一直等到未正(下午15:00),凭科管股笔帖式委派的办事员才姗姗而来。气得他在日记中直书:“可恶可叹!”
    

二、“拉债” “荐仆”与“关系网”


    杜凤治三月二十七日领取上任凭照,凭照上大书“定限”:“本年八月初七日到任”(京师至广东省及肇庆府例限90日。按八月初七日核计共百日,富余十日,是到广宁任上之限)。但他没有即刻出发,迟至八月初三日方才启程,九月上旬到广东,在省城逗留一个月,至广宁任所已是十月二十四日。
    杜凤治之所以在京耽搁了4个月,重要原因之一是没钱,是要筹钱上路。与杜凤治同时获广东缺的永安知县阳晓园(名景斋)、海丰知县屈子卿(名鸣珍)亦均如此。
    而候选官员一但得缺,就有人上门,主动说合借给其钱,叫做“拉债”、“拉京债”。杜凤治四月廿一日日记中记道:一个月内“拉京债者接踵而来,不下四五十人”。杜凤治以折扣太重,一直拒谈。屈子卿则以“对扣借千二百金”,阳晓园亦“无日不奔走要求”,“数日前以五扣三成借千六百金”。杜凤治以为“二公惟恐人不肯借”,每日“央求又肯吃亏,遂为若辈所胁制”,否则广东此数缺,借项七八扣到头了。他写到:“予于此辈来从不见,传言如银主肯借,即时持银亲来,说妥即定,何来跋来报往,徒费唇舌,甚厌其烦。但屈阳既用五扣,予同省同官,必难独我便宜,颇觉棘手”。话虽如此说,合适的债实不好借。杜凤治等掣的是广东之缺,正是时人眼中的“肥缺”,所谓“时运通,掣二东(山东、广东);通又通,掣广东;时运低,掣四西(陕西、山西、江西、广西);低又低,掣广西”[16],广东的钱是好捞的,杜凤治不用想低扣低息,那怕比平常条件略苛一些借债,又谈何容易!
    四月二十七日,杜凤治记道:
    一日不出门。自选缺后,费用层出,进项毫无。假款又□,宛转无成。贫至不名一钱,家中用度顷刻难缓。一日之间,屡次走索,甚于追呼。不谅至此,殊堪恼恨。忽思及荆室娄宜人,居贫食苦,儿女嗷嗷,一文无有,时不知如何过度,我尚不堪,宜人女流,苦更可知,伤哉!欲报无路,一见无期,痛心摧骨,有如是乎?目前境遇,宜人不死,我断不窘迫至此,言之尤令我悔痛无已者也。生我者,早见背矣。即与我生者,如兄弟姊妹妻室亦无一存,勤苦作官,却是为谁?满腔悲愤,谁则知之?
    其后,五月、六月杜凤治一直在四处筹划借款。直接的、间接的、朋友牵线的、人托人的,意向不少,足有几十起,有谱的却只有一起,是刑部主事(捐)陆耦扈拉来的王青山王裁缝。王裁缝辛苦起家骤富,积有数千金,“皆从放‘官债’”。但杜凤治觉得不理想、“不合式”,折扣还在其次,那是“早有定议”(至少五扣对折)“无可如何”的事,可王裁缝啰嗦,多有附加条件,如提出须为王裁缝他事担保、本合约条款繁复琐碎等,因而中间人换了几个,往来说合商谈无数次,却迟迟没有定下来。五月十八日杜凤治在日记中记道:
    闷坐不出门,自三月以来,诸事掣肘,竟至日用不给,真是智勇俱困,奇哉!
    仍旧是峰回路转。杜凤治借款的问题,竟是一个仆人解决的。
    六月二十九日,杜凤治朋友松堂来说,有个姓梁的仆人想跟随杜凤治,求人托松堂转荐,松堂的条件是梁仆需给杜凤治“拉债”,拉成了“即为荐用”。梁仆是广东人,“往来关说”,竟成了。说定借四千两,对扣,实得借款二千,当天就先交定银。下午,松堂又来,说酉时(17:00-19:00)到裕泰银号中说合,约初四五日交银,其定银已存号中。七月初一日上灯后松堂来说,借账之局即是樱桃斜街“东口堂”对过的“万益亨”号。该号去年新用掌柜,一个姓刘一个姓陈。其中又有一赵姓,原在禄泰银号学徒,因与陈掌柜有亲,成了陈掌柜的跟包,梁仆即通过赵仆的关系而得荐。现在,赵仆亦要求杜凤治收用。松堂为之力说,杜凤治无可奈何只得应允。松堂又说,陈掌柜与赵仆说了,“准于明日下午先付半数千金”,他们“同往骡马市裕泰银号汇兑”。翌日,杜凤治与松堂同去裕泰银号,刘陈掌柜已先到。裕泰掌柜王宝晋(杜凤治原来认识)出门不在,由当值掌柜(值班经理)王友卿及伙友艾涧泉办理。杜凤治松堂及刘陈掌柜借贷双方即于号内写立字据:“市平足收四千两(对扣),押。凭约到省归还(凭中定八月初七日到任),公立一硅码固封”;杜凤治画押,即时兑银;“当日先付应银贰千金,实数千两”;所付银两一半十足银一半松江银[17],将来全还十足银;携陈掌柜同去广东(陈掌柜到杜凤治任所取还款),言明归时送盘费;现每千出3厘,计30两作中间人劳金;又取10两,做为松堂门房及杜处张仆及荣贵分润等。杜凤治将所借银两暂存裕泰银号,陆续取用。
    问题算是基本解决了。但开销很大。到初四,杜凤治已分两次取了800两。又要还债,如欠松堂即80两。松堂此时表示有急用,杜凤治写条让他到裕泰银号自取。这样,刚刚三天,借来的款项就有一半化为乌有。余剩的,杜凤治在十八日全部取完,用于打点行装、购买船票等。其间杜多方调查,托人购买便宜船票。最后为了省钱,决定家眷乘内河船归乡,自己带仆人等航海上任。借来的2000两显然是不够。廿一日日记中,杜凤治写道:
    闭户默坐,诸事上心,左支右绌,思之未得其宜,更觉劳之。月内决意就道,川资尚缺,殊口焦灼。
    然已经有了一次“5扣”借贷,杜凤治后来反倒好像想开了,洒洒脱脱,一切豁出去。先是在朋友们的帮助下,软硬兼施,几乎是强借了另一朋友原宝坻知县(褫职)章经圃“京平松江纹银贰佰金”。接着,在上船前又借了马王、梁升、赵升、单正4个仆人银340两,仍为5扣,写借据680两。最后在广东省城频频出借,欠票随开,似乎“债多不愁”,无所顾忌了。如以下二则:
    (十一月十二日) 写三欠票,陈培德堂八百两;黄江夏堂五百两;李积厚堂七百两,均每月分五厘起息,半年还。凤翁经手。
    (十一月十四日)今日又写广裕三百两,每月分半利一票;协成乾四百五十两一票……在省借款,安轩经手五百两,有票,利每月二分;孙泰由凤翁经手纹平贰千两,有票三纸,每月利分半,又百金无票;李芳由凤翁经手纹平七百五十两,票两纸,每月利分半,内四百五十金协成乾来,无利;又凤翁经手贰百两亦协号来,无年利。惟协号之款言明到任月余既归。
    尽管如此,杜凤治仍不能不心存忐忑。他在十一月十四日日记中用小字作眉批道:“借款余二千。付□来人三百金,作洋四百带回家。在省一月,竟用去千二百两, 生平何尝如此用银?做官真可危也!”
    从杜凤治筹钱上任的经历,可知以下数点:
    1清代官员从得官之日起,便套上了债务的绳索,陷入了十分可能发生贪污索贿、权钱交易的泥潭。
    “京债”问题在唐武宗时就有反映,中书奏称“赴选官多京债,到任填还,至其贪求,罔不由此”,“到任先办京债,剥下未足,而或借库银以偿之者”,因而提出由户部预支两月薪俸,到任后扣还。明初给新任官员本身及父母妻子都有赏,并给发上任路费。[18]清朝则一概没有。于是“拉债”、“拉京债”十分普遍。
    欧阳昱《见闻琐录》记有同治、光绪年间放“官债”之事,云:近见候选州县官贫困已极、饿死旦夕,“不得已借重债以救目前,苟延性命,他日何如,在所不计”。于是有放“官债”者,谓之“赌子”。言出钱以其官下赌注。“赌子探知其名次在前,三五年可署事,然后放之,非是则不放”。候选官员既已得官,可稳操胜券,“赌子”更以之为放债、下注的最佳对象。而候选官员自选缺后进项毫无(即便原有教馆等谋生之业,因有大量事务也势必放弃),到任之前交际、应酬、规费、川资等费用层出,无论多苛刻的条件,也非借贷不可。于是两下一拍即合。
    清代实行低俸禄制,《大清会典》卷二一,《文职官之俸》所载,杜凤治这样的七品知县,每年官俸只有45两。雍正后实行养廉银,广东知县每年600两-1500两。按1500两计,两项相加亦只1545两。杜凤治5扣举债,从得官到赴任所半年间,已写借据近万两。以他正当收入每年1545两来说,不吃不喝,近万两债务要还近6.5年。更何况“一家一日粗食安饱兼喂马匹,须银五六钱”[19],一年需约220两,加上数目不菲的乘轿坐车等费用,相对于官俸、养廉本为负数。幕友师爷、门房仆役,又需官员自己出钱聘雇。前者为官必不可少,州县官至少聘两名,每名年薪100两左右;后者为政必不可缺,除少数衙役从公费支领“工食银”外,大量胥吏无经费来源,需官员自行解决。七品知县杜凤治短期内(债券多言明“到任即还”,甚至有为按时拿回债款而随行上任的债主)到哪里、采用何种手段能够弄到万两白银,偿还巨债呢?
    从清朝财政体系而言,杜凤治到任上可能得到高于他法定薪酬(官俸加养廉银)的“合理”收入[20]。但是,权钱交易的种子已经播下。这一点,从一开始便现端倪——杜凤治日记中可见,一些出借“官债”的买卖如“协成乾”号等“无年利”、“不言利”。“孟禄堂”等且“大充朋友”,对杜凤治“十分誉奖巴结”,并再三当面表示:“将来有事靡不效劳”。原来,他们私下议论:“此公作官必得意,相貌意气言动俱不凡”,而且像“广宁”这样重要的肥缺,借多少都不怕。处于困境中的杜凤治不能不“颇感之”。事实上,到了有恩于自己的债主求到自己头上的时候,杜凤治必然是“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帮他拉成第一笔官债的松堂,一连向他荐了两名仆人,尽管他经费拮据,也只能照单全收;在省城帮他经手借款的凤翁,开口求他办事,他写道:“余到任后假伊千金有奇”,“万难推却之”,“予在省借银至三千三百两有零,身恩已重,实力不逮,但既亲并友,而又为予劳奔月余,势难推却,真为难也”,等等。而既有“权钱交易”,“贪污受贿”则是顺理成章、十分可能出现的事了。
    2清代吏治败坏,候选官员得官之初“荐仆”现象反映的胥吏问题应予以特别关注。
    清代候选官员得官之初,座师、同年、亲戚、朋友、同官甚至债主,为其“荐仆”、“荐家丁”、“荐幕友”的“不能计数”。又有毛遂自荐、自己央求、甚至辗转相托,怂恿该官员收录者。所谓“得缺之日,亲友属托;到省之初,同官说荐”[21]。“每遇缺分一露消息,荐者纷纭,竟有万难摆脱之势,而多年旧仆无不愿往”[22]。
    杜凤治的经历正是如此。先是被他尊为伯寅师的左副都御使潘祖荫(字伯寅)来信荐一仆林升,杜凤治不敢怠慢,特登门谒师,“面允收录”(后因故未成);接着,杜友松堂荐二仆梁升、赵升(都是辗转相托)(如前述,因助成拉债而收录);接着,杜凤治旧仆张升、教馆时的旧仆祝升都要求跟去上任;接着,帮忙拉债之胡益堂胡裁缝的仆人单成绕弯求了杜凤治之子杜葆初,葆初贸然应允;接着,杜在广东省城又多有“荐仆”之事。
    有《知府须知》一语道破天机:“若辈存心为此去发财耳。”[23]
    为达目的,有的仆人放给主人(新任官员)钱,竟公然开价码、书“议”字,别立借票:
    有放银三四百两,议为稿案门上,管一县讼狱者;议为钱漕门上,管一县征税者。其次放银一二百两,议为签押门上,管一县案卷者;议为办差门上,管一县杂役者[24]。
    新官委署到任,“彼辈皆如议而来”。愿打愿挨,新官也向仆人借钱,所谓“选官初至省城,及简县调繁,间遇资斧告匮,辄向幕友长随假贷子钱,挈以到官,分司职事”[25]。这种现象,俗称“带肚子(赌子)”,又称“带驮子”[26]。借债多的官员“署中皆‘赌子’”[27]。
    清代州县官随带长随限额20名,且规定“如违定数多带者,降一级调用”,但往往超编,有的达数十人乃至上百人。胥吏更多。柏桦以为,一般的县要二三百人,大县达千余人至数千人;刘小萌指出,清代京外经制吏员约共5.5万余人,吏与官的比例接近2: 1,加上额外吏员,吏、官之比还要更高[28]。其中,有相当部分的胥吏,特别是相当部分的家人长随,是花钱下注而来的,必要收回赌资,获取超额利润,其恶果可知,于吏治不堪设想。
    杜凤治的仆人热衷投奔他,肯定各有目的。虽不像上述那样露骨,但他们帮杜凤治拉成了债,也与杜凤治发生了借贷关系:杜凤治“5扣”借了马王、梁升、赵升、单正4个仆人银340两,写借据680两。
    杜凤治上任后,这些仆人都做些什么?后面的日记,或有披露。
    3清代官员“关系网”的经营
    在杜凤治得官后、到任前,他所经历的“拉债”和“荐仆”过程中,可以看到杜凤治有一张关系网在为他积极活动。
    关系网的核心由同年、同乡、拜把兄弟、亲友等组成,主要人物有:杜凤治、杜莲衢、周步云、孙杉麓、松堂、章经圃、胡梅卿等。
    其中章经圃是宝坻被革知县,在杜凤治等帮他谋划开复原职的同时,其他朋友反复示意他作为酬劳也好、出于义气也好,出一笔钱,资助杜凤治上任。章经圃不置可否。最后诸友公推杜莲衢、周步云、孙杉麓三人出面向他正式摊牌。章经圃先答以“久知你等启口不易,彼此同年至交,实为爱莫能助。然岂肯坐视,况重之以三公,何乐不为?无奈为自马贼扰后褫职用去近万,目下甚难,但三公异常为力说之亟切,定当竭力抟办,多少未可定耳”。杜凤治也报以希望:三公中杜莲衢是他的同宗本家,既师生又同年;周步云、孙杉麓与他同榜同年又换帖弟兄,“吾四人在京,以交谊论,真有手足所不逮者,为予办事,不必予托之,自然竭力尽心力,真难得也”。况三公中杜莲衢为二品大员兼学政,周步云为御史,孙杉麓现官户部福建司正管直隶省钱粮交代事宜(章经圃正为钱粮交代事宜被参革),章经圃亟需仰仗,趁此得交三君,何能不竭力?不料拖延一段时间后,章经圃对杜凤治直言“不能为力,难见三公”等语。此事在圈中引起大哗,甚有人写信与章经圃绝交,骂他“宁绝同年好,不名一钱事”,有“必欲倾之”之语。结果逼得章经圃“辗转思维,究恐有碍宦途,不得已而破悭囊”,称“先前虽然覆绝,终究过不去”,亲自将纹银贰佰两送到孙杉麓处,孙杉麓将章经圃大骂一顿,称:此事与杜凤治毫不干涉,你章经圃此事满城播扬,无人不知而学舌之,鄙陋吝啬,毫无朋情,科道翰詹无不知之。此时回头,已犹显晚。且银数太少!杜凤治成行在即,本用不着了,收下来不过大家光脸(给你个面子)而已!孙杉麓随之将贰佰两纹银转交杜凤治,命他写一无利借据给章经圃。杜凤治在日记中写道:
    如经圃者,真俗语所诏:请翁不吃,吃撞翁者也。如此手段,何以为一邑主(无怪一官保不住也)。可笑。
    在这样牢固的关系网中,存在环环相扣的互惠链。我为你做事,你也须为我做事。官官相护,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若有人不按规则出牌,则必会遭到集体的唾弃。
    事实上,杜凤治自得官到启程前的4个月中,最主要的事,就是经营关系网。
    上层,“朝里有人好做官”,杜凤治选缺后,首先即以拜谢座师、荐师[29]之名,三谒“滇师”太子太保许慎生;五谒“伯寅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潘祖荫(潘祖荫字伯寅)等,恭执弟子礼。此后,逢节遇寿,无不殷勤走动。在几至“日用不给”的窘况下,拜送寿礼一出手就是12两;贺节之敬亦每家2两,门房还给2吊。除此之外,杜凤治造访大理寺丞陈少湖,在其家拜读陈氏家谱,竟“偶然”找到了其祖母陈氏娘家的出处,与陈少湖成了亲戚。圈内的朋友更不用说,杜凤治看日报见广东学政刘熙载告病,觉杜莲衢有望补缺,但因广东向来只放编检、讲读等官,从未放过二品大员,又担心杜莲衢未必得此,“天明尚未睡,咄咄独坐,竟不觉也”。张仆来回,说:杜大人已放广东学台矣。正将信将疑,孙杉麓大呼而入,连叫:“大事济矣!”杜凤治这才喜出望外,大松一口气。杜凤治的努力没有白费。“滇师”许慎生送给杜凤治亲笔书写的对子。杜凤治临行前向“伯寅师”潘祖荫辞行,潘祖荫打趣说:“君何高也!凡出京官宰,无不索上游八行书者,足下独无,可云中流砥柱矣!”他主动说他与××、××有交情,有通信往来,××、××是他门生、同年,可作信托之。“将来发信必道及足下高才大雅,精明练达,夙所钦佩,本无庸八行书先为游扬也。”
    下层,杜凤治以核心圈子为基础,不断向外拓展。四个月来,几乎没有在家住过,均住寓所。每天轮番与同年、朋友,与同年朋友的同年朋友会晤、宴会,每个人的姓名、字号、籍贯、简历、官职都详细地及在日记中。核心人物更是每天必见,有时“连榻而卧、彻夜交谈”。不但天天见面,而且天天写信,一写就是十几、几十封,往往“掷笔天已明矣”。关系网越织,越大越密,从不到十人,发展到了百十开外。
    4 个月经营的“关系网”,使杜凤治基本做到了“上有根,下有蔓”;“上有后台,下有帮派”。其势必对杜凤治即将开始的实任生涯发挥预期的作用。
    至此,杜凤治日记已记到他到了广宁任所。本人将拭目向下阅读,请诸君待览下文分解。
    (原载于《清史研究》2008年第2期)
    


    [1]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编:《清代稿抄本》,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
    

    [2] 清制内外官员出缺由吏部铨选。每月开选一次,称“月选”。双月称“大选”,从“除班”(初授官职者),“升班”(升官者)之中选补;单月称“急选”,从“补班”、“改班”、“转班”、“调班”之中选补,闰月不选。
    

    [3] 清代于新科进士中选拔优秀者为庶吉士,入翰林院学习3年,考试后散馆。优秀者授翰林院编检官,其次出任科道,再次出任部曹,再次出任州县,其转迁升任,均优于他途。
    

    [4] 清制三年一次考核官员,三品以下京官由吏部、都察院负责考核,三品以上京官及总督、巡抚等封疆大吏先自察自陈,再由皇帝敕裁,称“京察”;地方官依隶属关系逐级考察,最后由各省督抚核其事状,注考造册,送吏部复核,称“大计”。考核标准为“四格”:“才”(才干,分长、平、短三等),“守”(操守,分廉、平、贪三类),“政”(指政务,分勤、平、怠三类),“年”(指年龄,分青、中、老三类);“六法:“不谨”、“罢软无为”、“浮躁”、“才力不足”、“年老”、“有疾”。列 “不谨”“罢软”者革职;“浮躁”“不才”者降级;“年老”“有疾”者勒令退休。
    

    [5]“丁艰”:遭逢父母丧事回籍守制,也称“丁忧”。
    

    [6] 如科甲出身的“甲班”(内又分“进士班”、“举人班”)、捐纳出身的“捐班”、“贡荫生班”、“散馆庶吉士班”以及根据任职经历的“除”(初任官职)、“补”(待补原职)、“转”(原品略高)、“改”(原品平调)、“调”(与“改”类似)、“升”(升任官职)6班(内中又分“服满”、“假满”、“俸满”、“开复”、“应补”、“降补”、“推升”各班)。
    

    [7] 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北京 : 法律出版社 2003年版。
    

    [8] 《清史稿》卷一百十,志八十五,选举五。
    

    [9] 本省督抚以应用之员拣选具题请补或调补。
    

    [10] 督抚将本省可供补用之人,合为一班,依次补授。
    

    [11]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十八,丁日昌:《条陈力戒因循疏》。
    

    [12] 丁日昌:“名为一成二成,核其实银到部,不过数厘,且即此数厘之中,有书吏之费,有局员之费。”( 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十八,丁日昌:《条陈力戒因循疏》)。
    

    [13] 貌以“八字”衡量,即“同”(面方长)、“田”(面方短)、“贯” (头大身直长)、“日”(体态匀称端直)、身(体斜不正)、“甲”(头大身小)、“气”(单肩高耸)、“由”(头小身大)。前4字“四平八稳”,为“吉相”,可选。后4字反之,不选。
    

    [14] 清代月选于上旬选补八旗满洲、蒙古、汉军;中旬选补笔帖式;下旬选补汉官。
    

    [15] “花押”是该月官将自己姓名用草体写成一个花体字,用于签字画押。据郎瑛《七修类稿》载,明朝铨选新任官员须到吏部将本人姓名写成一个难认的花押,“画字”3天,练熟后留部,如今日预留印鉴。
    

    [16] 金埴:《不下带编》。
    

    [17] 时北京流通十足银和松江银,松江银成色较十足银低。
    

    [18] 《清经世文编》卷一七,顾炎武:《京债》。
    

    [19] 蒋良骐:《东华录》卷九。
    

    [20] 参见张研:《从“耗羡归公”看清朝财政体系及当代税费改革》,《学术界》,2007年.5月。
    

    [21]《清经世文编》卷二一,汪辉祖:《论用人》。
    

    [22] 延昌:《知府须知》卷一,《酌带家丁》。
    

    [23] 延昌:《知府须知》卷一,《酌带家丁》。
    

    [24] 欧阳昱《见闻琐录》。
    

    [25] 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一八,汪辉祖:《学治臆说》卷上,《勿令幕友长随为债主》。
    

    [26] 《官箴书集成》7册,方大湜:《平平言》卷二,《勿借用家丁银钱》,黄山书社,1997年版。
    

    [27] 欧阳昱《见闻琐录》。
    

    [28]柏桦以为,一般的县要二三百人,大县达千余人至数千人(参见柏桦:《明清州县官群体》,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54页);刘小萌指出,清代京外经制吏员约共5.5万余人,吏与官的比例接近2: 1,加上额外吏员,吏、官之比还要更高(参见刘小萌:《胥吏》,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83页)。
    

    [29] 座师:明清举人进士对主考官的尊称;荐师:明清举人进士对向主考官举荐自己之人的尊称。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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