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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拙作刘松龄研究之二，介绍乾隆朝钦天监正刘松龄的两封私人信件，讨论的主题，正是乾隆十三年——空前严重的教案未已，又发生金川之役、皇后薨逝风波，以及政府大政策收敛，等等——这一非同寻常的年份。其中提到若干中国史料没有谈到的史事，就是对同一个问题，也有着不同的看法。无疑，作为耶稣会士的刘松龄具有他不同一般的眼光和立场。这是不难理解的，也是不多见的。如何对待类似的史料，也就成为我们清史研究的一个新的问题。 乾隆十四年十月十九日（公元1749年11月28日）傍晚，西洋传教士刘松龄（Augustin F. Hallerstein）在南堂（宣武门教堂）西侧居室昏暗的灯光下，写了两封信。就好像一个秘密工作者，他总是在“信差”临走之前写信，然后立即交来人带走，以策安全。 第一封信是写给意大利拿波里耶稣会士、耶稣会“拿波里省”负责人Nikolaju Giampriamu的。[1] 写信人刘松龄，身份则是耶稣会“东亚省”（管辖中国和日本）的负责人，同时又是大清国钦天监监正，官居正五品。他们已经有一年多没通信了，刘松龄依然希望着，现在驻在中国这些人的报道会给欧洲同胞带来令人愉快的消息，但实际情况却远远出乎他的想象： “一片乌云聚集在中国的天空之上……” 原来，传教士曾经抱有一点新的希望。在康熙、雍正年间的“礼仪之争”之后，中国奉行了严厉的“禁教”政策。今上即位之初，因辅臣议请，除内廷供奉的西洋人外，满汉军中布教者禁止居留。因此京师及各省都有不少教民被拘禁。乾隆元年（1736年）五月，意大利人郎世宁乘皇上来如意馆观赏作画之机，跪求缓和教禁。上谕：“朕未尝阻难卿等之宗教，朕惟禁旗人信奉。”十日后，又召教士入宫，传达圣旨：“唯禁旗人信教，他皆不问。”《燕京开教略》一书直誉“郎世宁片言之功，有胜千百之奏疏”。[2] 不过，事情却没有那么简单，果然，可怕的事态出现了，甚至比雍正时犹有过之。乾隆十三年， “在福建，他们用刀和绳索杀死了属于多明我会的一个主教和他的四个助手；在南京，我们耶稣会的两位神父也被杀了；还有在江西，一个方济各会的人也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说用他们的谬论来欺骗老百姓。对信天主教的人也发生了不那么厉害的迫害，有的被折磨死了，有的丢了房子和被发配，有的则被鞭打。 “我们虽然受到皇帝的保护，也不完全安全。我和葡萄牙的Feliks De Rocha 被叫到刑部，因为承认给天主教徒发放了一些书籍和画册，鼓励他们信教。但皇帝保护了我们，没让审判。 “这个风暴大部分已经过去了，但我们还不能肯定，它会不会在什么别的地方爆发。” 据中国方面的史料记载，乾隆十一年（1746年）六月，闽北福安县破获了一起西洋教士秘密传教的案件，四位神父费若望、德方济各、施方济各、华若亚敬被抓了起来。在酷刑拷问之下，他们供出了现住福宁府城的福建教区主教白多禄（又名桑主教，桑斯主教）。他是雍正年间被驱逐出境，乾隆初潜回传教的。闻知消息之后，白多禄到官府自首。 福建巡抚周学健向以维护纲常，仇视洋教著称。他在给皇帝的奏摺中渲染传教士“招致男女，礼拜诵经，以番民诱骗愚氓”种种不法之事，引起了皇帝的重视，并由福建一省如此，推想到外国人亦必潜赴他省传教，于是密谕各省大吏：“如有以天主教引诱男妇，聚众诵经者，立即查拿，分别首从，按法惩治；其西洋人俱递解广东，勒限搭船回国。” 周学健却不愿遵旨了结福建教案，在其督责之下，大小审判多达九十四次，被捕获的传教士每次均受重刑。他再次摺奏问题的严重性：“西洋人精心牟利，独行教中国一事，不惜巨金。现据白多禄口供，澳门共有八堂，一堂经管一省，每年由西班牙国拨出银款，运交吕宋会长，再由吕宋转运澳门各堂散给。”并请旨“将白多禄等按律定拟，明正国典。” 据福安一县教徒多至两千余人，推定全国“何能悉数”，皇帝觉得有点危言耸听，于是用朱笔在奏摺上批了“未免言之过当”几字，对所请“明正国典”，却加上了“然照律定拟，自所应当”的朱批。第二年（乾隆十二年）五月，白多禄主教被处斩。其余四名教士的死刑暂缓执行，留待当年秋审再定。 被“缓决”一年以后，乾隆十三年秋，皇帝终于作出决定，将监候待决的费若望等四名传教士在狱中秘密处决。为了防止消息外逸，下达这项绝密指示时都没有通过军机处，而是让陛辞回闽的将军新柱将旨意直接传达给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然后以“瘐毙”——在监狱中正常死亡——奏闻。 但消息毕竟走漏了一部分，据天主教方面描述四教士之死的《流血记》说：是年秋，乃谓西洋教士四人系病死狱中。德（方济各）神父系十月某夜勒死于狱中；华（若亚敬）神父在闽县监狱，以石灰塞住五官，使其窒息而死；费（若望）、施（方济各）二神父则同被绞死狱中。 白多禄主教等被捕的第二年，乾隆十二年，江苏昭文县亦查获了秘密传布天主教的意大利人谈方济和葡萄牙人王安多尼，江苏巡抚安宁以宣传邪说、诱惑居民，请旨将其处以绞刑。皇帝为此密谕安宁：此等人犯若明正典刑，转似于外夷民人故为从重；若久禁囹圄，又恐滋事，不如令其瘐毙，不动声色，而隐患可除。今王安多尼、谈方济二犯，亦应照福建之案速行完结。但此等信息，稍不慎密，恐不待传播而彼处已知。应于接到谕旨之日，即传司府，密谕遵照办理，不得稍稽时日，以致泄漏。于是两名西洋传教士均以“在监病故”之名，于乾隆十三年闰七月二十日在狱中绞死。 在江苏南京，稍后又有西洋王神父被囚，已定绞罪，蒙恩递解澳门，驱逐出境的案件；他如四川、山西、山东、江西、广西、湖南都发生了大大小小的仇教事件。[3] * * * 如同晴天霹雳，这一系列案件在京外国传教士中引起的感受可想而知。为此刘松龄愤慨的写道： “一片乌云开始聚集在中国的天上，不久就要像一个血雷一样打下来了！” 何以这样说呢？原来这不是没有缘故的，“上帝的报复”已适时的来到了， “阁下必定已经从其他的报告里知道了，上帝对这些基督教的敌人，是怎么的报复了！ “讷亲，第一亲信大臣和最了不起的尚书，在皇帝签发的文件中，说了很多羞辱他的话，并在他带领的部队前当众被砍了头，首级被放在杆子上示众。 “福建的汉人总督被绞死。[4] 因为在皇后丧仪期间他剃了头，按照满洲的习惯这是不允许的。 “两江总督，满洲人，[5] 被发配到满洲，他被没收了土地房产，拿着扫帚在宫廷扫地，每月只有一两银子的生活费。” 据说天主教人士认为，这次教难的罪魁祸，首为福建巡抚周学健。乾隆十三年，周学健已升任南河总督，因为犯了皇后丧内百日不准剃头的禁令，又查出其他种种贪污劣迹，而被乾隆皇帝赐令自尽，教内人士闻之额手称庆，说是“天主之罚”。[6] 更可怕的报复还在后头， “皇帝还丧失了正宫皇后为他生的一个儿子，这是上帝的要求！这还不够，因为他们有不少儿子，都是跟妃子生的。尤其使皇帝感到恐惧和难受的是它发生的时间，第二天就是中国的大年初一，这对中国人是特别糟糕的事情。如果这天死了孩子，这家长肯定是一个受到诅咒的人。 “皇帝为了避免舆论的羞辱，发表了一个布告，先说自己和皇后如何了不起，然后承认这个灾难的原因是自己曾作出一个伟大的决定，想让正宫皇后的儿子继位，而清朝以前的继位人都是妃子生的，因为他太得意了，所以出现了这样的不幸。” 据中国史料记载，乾隆十二年除夕，皇七子永琮突然出痘而亡（年仅二岁），他虽未经册立，但已默定继承帝位。而在这之前，曾定为皇太子的次子永琏，也于乾隆三年患病不治（九岁）。两位皇子又皆为皇后富察氏亲生。面对一连串的打击，皇帝表示：“嫡嗣再殇，推求其故，得非本朝自世祖章皇帝以至朕躬，皆未有以元后正嫡绍承大统者。似此竟成家法。乃朕立意私庆，必欲以嫡子承统，行先人所未曾行之事，邀先人所不能获之福？此乃朕过耶。”[7] 据记载，就在皇子夭折之后，钦天监曾奏：“客星见离宫，占属中宫一眚”，预示中宫皇后将有祸殃临头。在随后东巡的路上，皇后常常梦见碧霞元君在召唤她，遂与皇上一齐许下心愿，亲往泰山碧霞灵应宫还愿。[8] 但是， “上帝对他的野心的第二个报复，不比第一个小，是他丧失了自己的皇后！他们在山东时，去往一个庙里祈祷，在回来的路上，皇后突然生了可怕的病，一天就死了，给皇帝带来极大的羞辱。因为那些神不要听他的祷告。这个可怜的皇帝感到这么严重的丢了脸面和难以忍受，于是就变成了一个很厉害的仇恨的爆发者。” 爱子与爱妻的相继过世，使皇上一反常态，据说，他变得暴躁易怒，严苛无情，动辄大发雷霆。首先成为他的目标的就是皇长子永璜和三子永璋。他们因在丧礼中没有哀伤的表示，“于人子之道毫不能尽”，被宣布“断不可承继大统”，师傅和俺达一同受到处分。 “他拿脚踏他的皇长子，然后命令打他，[9] 说他在皇后丧仪上不够悲哀。另外把两个大臣打得是这样厉害，以致一个当天死了，一个过几天也死了。另一个大家认为最有智慧有文化的一品官，也在宫廷遭到审问，几个月后才得到赦免。另有一个地位一样的人，虽经他母亲求情，还是在皇帝眼前挨打，几乎打死，然后很没面子的从宫廷拉出去了。” 随后，因为丧仪中的过失，刑部堂官署理满尚书盛安、汉尚书汪由敦、侍郎勒尔森、钱陈群、兆惠、魏定国均被革职留任，阿克敦斩监候，秋后处决（后被赦），光禄寺卿、少卿、署丞被降级调用，工部被全堂问罪，礼部尚书海望、王安国降级调用，宗人府也几次受到申饬。 其后，外省官员也被殃及。两江总督尹继善、闽浙总督喀尔吉善、湖广总督塞楞额、漕运总督蕴著、浙江巡抚顾琮、江西巡抚开泰、河南巡抚硕色、安徽巡抚纳敏等五十三名，均在惩处之列。 风暴继续扩大，由于“违制剃髮”，总督尹继善、大学士高斌受到严谴，周学健（另有受贿罪）与塞楞额则被赐令自尽，湖南巡抚杨锡绂、湖北巡抚彭树葵均被革职。[10] * * * 事情却还没有结束， “正在皇帝在宫中对自己人发疯的时候，在四川发生了一个起义，很长时间就存在着星星之火，现在它爆发成了一场大火。这也是上帝对皇帝的惩罚。他派了十万多满洲部队，目的是进攻这些上帝的子民，打败他们。但是这些起义者依靠很大的胆略把他们打败了，而且使他们伤亡很大。更大的羞辱则是所谓软弱的中国人，打败了最能打仗的满洲人。皇帝失望了，决定撤回部队。底下的军官通过私下活动，跟敌人秘密对话，答应给他们很多钱，还派了人质，并给他们无限通商贸易的自由，这本来就是这次冲突发生的原因。要求他们表面上服从皇帝的权威，请求给予和平。这对起义者有利，他们足以自豪了。对皇帝则不是，为此，皇帝在整个中国都被看不起。认为他是一个相当没有决心和胆怯的皇帝。虽然他自己希望老百姓会像对一个胜利者那样崇拜他。” 这就是著名的第一次金川之役，是乾隆十三年的另一件大事。金川之役耗费了军费近二千万两（当时一年岁入惟二千七百余万），调用了十万官兵（加上夫役几近二十万人），死伤上万，阵亡总兵、副将、参将等将领数十人（对方只有人口一万，战士数千）。为了这场意想不到的挫折和惨败，处死了经略大臣讷亲（皇帝最宠爱的大学士、军机大臣）、川陕总督张广泗、大学士庆复等。[11] 战争最终以一个虚假的“胜利”结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讷亲身为一等公、保和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兼管吏户二部，为皇上亲手调教培养，十余年来“第一受恩之人”，现在成了第一“负恩”之人。他的“军前正法”，使满朝为之震惊。皇上简直就是以之泄愤、立威了。这在乾隆朝十几年时间里还是没有过的。 皇帝不得不说：“朕御极之初尝意至十三年时，国家必有拂意之事，非计料所及者。乃自去年除夕，今年三月，迭遭变故。而金川用兵，遂有讷亲、张广泗两人之案，辗转乖谬，至不可解免。实为大不称心。”[12] 在乾隆十四年底的同一天里，刘松龄还写了第二封信，这次是寄给他的兄弟Vajkardu的。[13] 在这封信里，他专门谈到了金川之役： “（在战斗中）军队伤亡惨重，满洲人真丢了面子。他们的军事能力已经落下去了，他们的胆子也落下去了。 “虽然满洲人在全国丢了面子，皇帝还把它当作一个大的胜利来庆祝，比法国打败比利时更大的庆祝。不过虽做了样子，全国还是在笑皇帝。 “现在事情全部过去了。但我看不出这些满洲人还能有多长时间来控制中国？满洲人的力量已经弱了，从几个地方能够看得出来，这一次打仗就看得更清楚了。一个共同的认识，是中国人是比较容易赶走满洲人的，如果在江苏、浙江发生了什么起义的话。” 刘松龄几乎把这称为“解放”，他的立场好像是更多的多站在了“受压迫者”的一边，强调了他们和满洲人之间的矛盾。这不是很值得注意的么！ 这里还有两个问题值得探讨，第一个，是刘松龄对清朝军事力量的看法，他认为，通过金川之役，可以看出满洲人的军事能力已经低落了；[14] 而在稍后一封关于平定准噶尔的信里，他都没有一句话夸赞清朝的军事力量。 第二个方面，是对金川之役这场战争的缘起，清朝一方的史料把过错都推在了对方身上，如说他们抢劫行旅（“夹坝”），侵略友邻，威胁进藏道路塘讯等。而据刘松龄说，这次冲突发生的原因，本是为了争取“无限通商贸易的自由”，这就打破了单方面史料的限制。 中国学者很容易说，刘松龄“错了”。他们更为相信官方的史料，好像清代官书上有的，才算是有，没有的，或不符合的，就不能证明似的。殊不知，那是靠不住的。原因之一就是，清人一直在修改他们的史料，特别是档案史料。其结果，必然是几乎什么都“考订”不出来，什么“考异”都无法证明。 汉人——或当代那些相信传统经济是“自给自足”的汉人学者——不够重视经济贸易，这不奇怪，但周边或内地的其他民族并不是这样的。读一读《大清高宗实录》，就可以知道与北方民族打交道时，“贸易”占有了多么重要的地位！金川就应该“例外”么？那里岂不是以盛产黄金而闻名？[15]…… 让我们再来举一个例子。乾隆三十六年（1771）至四十一年（1776）发生了第二次金川之役，据说，起因就很复杂，除了官书档案所记大小金川强横不驯外，据章嘉国师若必多吉说：该部之人多骠悍尚武，地方到处是狭谷峻岭、河流环绕，道路艰险难行。该地流行“格鲁派”以外的各种教派，而主要崇奉“本教”。因附近一些汉人地方官吏敲诈欺压，故彼等倡乱反叛。[16] 同样或类似的情况，难道不可能发生在第一次金川之役吗！ 清史研究，正如其他历史研究一样存在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史料的问题。这一问题又因为清代实行严厉的文字管制而更形严重，其实施又是这样的成功，以致“持不同政见”的史料只有在外国人的记载中，才可偶一见之。而有关材料，过去我们熟知的只有朝鲜使臣报告，此外就不多见了。刘松龄私人信件的史料价值，也就不言自明。我们最好还是在这里多停留停留。 * * * 对传教士的迫害并没有继续下去，刘松龄继续写道： “我们发现，打击我们的官员的地位下降了，但是欧洲人和天主教、基督教的最大敌人正是皇帝自己，而且他身体还好（不会立即死亡）。他基本上听从他父亲的原则，欧洲人只是在宫廷有用，而在外地各省没有什么用。所以他下决心把传教士从各省赶走，但容忍他们在首都存在。不过传教士也受到限制，不能帮助信教的中国人，也不能保护他们。官员有一个背后使坏的办法，封闭了我们所有的渠道，不让我们用书面的或口头的办法和皇帝说话，以保护这些传教士。……” 刘松龄似乎拥有多重的身份，他是一个传教士，传教，在他看来是最崇高的使命；他同时又像是一名“外交官”，或“驻外记者”，向自己国家（或教会组织）报告驻在国的“新闻”，或在报章发表自己的发现；有的时候，更像是一名“持不同政见者”；但他同时也是中国的一个官员，[17] 负责“天文”等“科学”工作；有时也不免参加一些外交事务（乾隆十八年刘松龄即因迎接外国使臣“甚属黾勉”，而被给予三品职衔）。他接着写道： “阁下您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处在怎样危险的情况下，和在怎样的宫廷，给怎样的君主服务。我们受得了这种工作，只是因为职业的目的，希望我们在这个国家的存在和为皇帝的服务，可以给上帝显著的贡献；其次为了可以保护我们这个残破的传教站；第三，为了好几千中国教徒的利益。 “关于我和我的同伴的工作，我们忙碌的进行天文观察，我希望如果上帝让我长寿和有更多的力量，能够尽快的完成一部比较厚的书（按：即后来出版的著名的《天文观察》）。除了日食和月食，我们也观察木星的卫星，它怎么从木星的影子出来和进去。也通过跟那些不动的星的比较，观察其他卫星的位置。我们作的是那么仔细，以致把所有的天上星球的变化都作了记载。” 他又谈到需要新的天文仪器，以及经费不足等问题；但尽管有着这些困难，他仍与圣彼得堡和伦敦的科学学会建立了学术关系（亦被选为伦敦皇家学会外国会员）， “1745年，圣彼得堡的男爵Korff，过去圣彼得堡科学院的院长，现在瑞典宫廷的大使，他代表全体圣彼得堡科学学会会员邀请我们和他们通信。同时他很高兴的赠给我们三箱他们科学院出版的珍贵的书籍。对于这些没想到的邀请和礼物，我们靠自己三个教堂的经费，给他们寄了一箱中国的书。有的是数学方面的，有的是其他内容。是我的前任，按照那时一些比较准确的方法所做的观察。圣彼得堡科学学会收到了这些书，特别高兴，我们今年得知，他们决定利用第一个俄罗斯的商队，带来一批欧洲的新书，和新的西伯利亚的地图。我们正在热切的期望这批礼物明年能够到达。 “伦敦国王学会（科学院）的书记，Cromwell Mortimer 先生，他也作了努力，给我写了一封热情的信，希望我们给他及其同伴提供科学的服务，并以他们的名义，请我们经常通报天文研究的成果。因为他的热情的态度，我们今年收到了一本哲学论文。 “出于同样的目的，法国的De l`lsle给我们北堂神父Gaubil（宋君荣）写了一封比较长的信，里面描写了当代欧洲天文学的情况，也写了巴黎、伦敦和博洛尼亚科学院为进一步发展天文学所做的努力。同时他希望我们也对天文学的发展作出贡献。”[18] 笔锋一转，刘松龄又写道： “当然我们来了这个国家不是为了天文学，不过，我不耽误任何机会如果有时间我们就搞科学，一部分是为了继续和欧洲的朋友们互相联系，一部分是为了劝说中国人，他们还有多大差距，为了能完全掌握科学，所以他们还需要我们。现在有很多假的科学家在中国，他们在宫廷也自称是最了不起的天文学者，如果他们得到了承认，将成为最后一次对基督徒和欧洲人的打击，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灾难。 “在安南的北部和南部的朝廷，我们两个欧洲传教士，南部的Joseph Neugebauer和北部的Venceslav Palechek，他们两个比我们更安全、顺利得多，因为没有人阻碍他们的工作。Palechek 对安南的国王说明了他自己要从西方来到东方的目的。那个国王非常赞成的喊起来：我们怎么能打击有这么好的教师的宗教呢！同时，他命令释放所有的、以前为了这个宗教被关起来的人，而且以后不再为此打扰他们。在蒙古，王爷和其他的王对我们和我们的宗教也有非常好的态度。我希望在上帝的帮助下，中国的皇帝的眼睛也会打开，尊敬我们的宗教。 “你阁下如果非常认真的作礼拜，是我一个非常朴素的要求。” 也许，刘松龄只能寄希望于欧洲那些同仁的祈祷和祝福了。在南堂居室昏暗的灯光之下，真说不出他有多么的孤独。[19] * * * 还是在十年之前，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刘松龄到达北京，并进入了钦天监。乾隆八年（1743年），他补授为钦天监监副，从乾隆十一年（1746年），开始担任监正一职。到写这封信的乾隆十四年（1749年），他正好46岁，当今皇上正值38岁，都方进入中年。 大清需要这些外国人的服务，让他们在政府里担任较高的职位，参加若干重要的工作。若没有这些外国人，那一切都不会是这个样子。但皇帝就完全不了解他们复杂的另一面吗？他明明知道，传教士的第一目标是传教（“科学”只是为之服务的一个手段），明明知道他们跟一些“教案”有关，知道他们不喜欢官方任命的那些“信使”，而宁可另外寻找“自己人”（刘松龄的信件大多是那样发出的）。[20] 显然，作为一个中国的皇帝，他就必须包容这一切。[21] 否则，又怎么解释皇上的那些行为呢？ 在这之后，刘松龄还在钦天监服务了25年，直到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以忧郁卒，[22] 终年71岁。他前后一共在中国达35年之久，一如已知的那些成文不成文的规定，他没有娶妻，没有生子，也再没有回到他的祖国，最后就葬在了北京阜成门外的墓地里。那个曾被“诅咒”过的皇帝，则到更久以后的1799年，89岁高龄，才不情愿的离开了这个世界。也许，无论是外国传教士，还是中国的皇帝，他们彼此相对而言，始终都是一个“迷”。并给我们后人留下了更大的谜团。 在同时代人中，刘松龄享有良好的声誉，据说，公正无私之忠诚，始终构成其性格之一面；其处理事务谨慎贤明，刚毅而有才具，全国神甫皆爱戴之；宋君荣（Antoine Gaubil）在其信札中常誉扬松龄之工作勤挚，学识渊博；又有记载说，刘松龄交游甚广，对人殷勤谦和，不特中国大员敬重其人，即与之交换信札著作之欧洲第一流学者亦皆表示钦尚；[23] 据说，1747年（乾隆十二年），刘松龄曾为教难事上疏皇帝为之“辩护”。[24] 表明他是一个有责任心的勇于公开表达自己意见的人。 在剩下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刘松龄当有不小的变化，他更了解中国了，可能也更爱中国了。他曾写了不少文字赞扬中国的文化，甚至夸奖了当今皇上的认真和治国能力，[25] 不过所有这些，就不是我们一篇短文所能容纳的了。 [1] 按：Nikolaju Giampriamu（喜大教）以前也来过中国；所谓耶稣会“东亚省”及“拿波里省”，不是别的，而是耶稣会自己划分的“省份”（或译“教区”）。此信后来发表于耶稣会杂志《新世界报告》Der Neue Welt-Bott，第4书，34段, 编者Franz Keller, 维也纳1758年，信696号 第125～128页，参见Mandarin, Hallerstein Kranjec na Kitajskem Dvoru，Muzej Menges, 2003，pp.257－260；翻译：米加（Mitja Saje，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哲学院亚非系主任），2007年5月，北京，校对：Marta Elmer，2007年12月；又，费赖之（Louis Pfister）《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95，页653）有传，称喜大教神甫，1716～1720年在朝治理历算，似得皇帝信任；1721年赉康熙皇帝敕大主教嘉乐书，赴罗马递呈教皇，奉命未还云云。 [2] 亦有谓嗣后对信教者即持宽大态度，迫害之事几绝迹者（参见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册，页8；鞠德源等：“清宫廷画家郎世宁年谱”，《故宫博物院院刊》，1988年2期，转引自郭成康：《清史编年》第五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页15）；又，1737年，在印度果阿的时候，刘松龄就开始注意了解中国的情况，也听说了新皇帝的即位，及有了一点希望等，米加讲述，2006年7月，斯洛文尼亚。 [3] 以上参见郭成康：《乾隆大帝》，中国华侨出版社，页912～917；黄爱平“从清代档案看雍正乾隆时期福建地区的传教与禁教”，《西学与清代文化》，中华书局，2008，页189～196。 [4] 按：此人当为周学健，时为江南河道总督，按中国史料的记载，他并非绞死，而是“赐令自尽”的。 [5] 这可能就是尹继善了；但刘松龄信中不少说法与中国史料不符，这是不难理解的，似乎也应多方查证。 [6] 参见郭成康：《乾隆大帝》，页917。 [7] 乾隆十二年十二月乙酉谕，《高宗实录》卷三〇五；按：此日正是旧历除夕。 [8] 参见郭成康：《乾隆大帝》，页721～722；或说是去帝舜庙。 [9] 此刻刘松龄还不可能知道，就在两年以后，这一位皇长子也薨逝了，见《高宗实录》卷三六〇，乾隆十五年三月戊午谕。 [10] 据费赖之说：其时，帝已年高（按：实不到50岁），而残忍殊甚，致受天罚。其嫡生之独子殁于中国新年元旦；若干时后正后继殁，帝痛愤之极，几类疯狂。曾足踢皇长子仆地而痛击之；又将朝中重臣二人杖毙；征苗之役劳师无功，全国怨愤。若使中部诸省亦有叛乱，时人咸信清朝必亡，《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页784；较之更早谈到这一问题的，是马戛尔尼使团成员约翰·巴罗（Barrow），他写道：在一次巡察中，皇帝看中了一个才貌双全的苏州女子，有意带回京城去。皇后通过一个太监得知皇帝有了新欢，害怕今后失宠，郁郁不乐，几天之后便以一条白绫自尽了。皇帝听到这个伤心的消息十分沮丧，立即返京。他的一个儿子没有穿对丧服，皇帝恼怒之下，猛踢了一脚，不幸踢在了要害部位，最终证明乃是致命的一脚；又：皇帝曾经棒打他的两个已成年的儿子，《我看乾隆盛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页165～166、277。 [11] 以上参见周远廉：《乾隆皇帝大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成崇德：《十全武功》，见《乾隆皇帝全传》，学苑出版社，1994。 [12] 乾隆十三年十二月辛卯谕，《大清高宗实录》卷三三〇。 [13] 信件，第8号，参见Mandarin, Hallerstein Kranjec na Kitajskem Dvoru，Muzej Menges, 2003，pp.266－270；按：刘松龄的弟弟Vajkardu也是耶稣会士，为比利时国王的神父，米加讲述，2006年7月，斯洛文尼亚。 [14] 大约同时，这场战争在李安德（1692？～1772）的日记中被翔实地记录下来。他是一位著名的来华天主教传教士，在其传教基地成都，他叙述了清军高昂的阵亡损失：一些士兵被金川人砍成肉泥，一些士兵饥寒交迫成了残废，一些士兵为逃避敌军追击纵身跳下悬崖，许多将校在绝望中上吊自杀。冻疮严重削弱了清军的战斗力。清军阵亡士兵的遗孀在官府没有发给她们抚恤款项的情况下，到成都地方官的衙门门前示威抗议。在这种糟糕的形势下，谣言四起，甚至谣传乾隆帝已经驾崩（罗伯特·恩特曼Robert Entenmann：《李安德在四川西部的第一次金川战争1747——1749》，《中西文化关系杂志》，第19期，1997，第8、10、13页）。为此，亚历山大·伍德赛德（Woodside）在《剑桥清代史》第五章《乾隆朝》里写道，满洲旗人所向无敌和办事高效的声誉在金川宝塔形状的碉堡前完全破灭。 [15] 据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吴敬梓（1701～1754）“摄取的故事素材有发生在1748年（即乾隆十三年）的”（前言），可能即指第三十九回所说，“过了半年，松潘卫边外生番与内地民人互市，因买卖不公，彼此吵闹起来，那番子性野，不知王法，就持了刀杖器械，大打一仗……”（页381）；又，金川是有名的黄金产地，还盛产药材，都可以和其他地区交换。 [16] 《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331－332页，郭成康：《清通鉴》卷一二八；按：所谓“本教”，即藏传佛教红教“嘎当派”，所谓“格鲁派”乃黄教教派。 [17] 据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页782）：中国政府给他们的“酬劳”，仅供传教士一小部分需要尚虞不足，彼等所恃以为生者，盖为欧洲慈善家之捐款，就中以德意志捐款为巨。 [18] 以上圣彼得堡、伦敦、巴黎诸人皆属费赖之所谓“欧洲第一流学者”之列。 [19] 同时有另一个法国传教士写信，也说到北京的生活是多么寂寞，米加讲述，2006年。 [20] 如乾隆三十一年九月甲戌，军机大臣等议覆，两广总督杨廷璋奏称，西洋人在京效力者，其乡信往来，向系澳门夷目，或在省行商雇人代为传递。嗣经奏准，严禁行商脚夫等，私行代递。但自定例以来，阅今六七年，未见有西洋人呈请转达奏咨之事。至询问傅作霖、刘松龄等，据称向来西洋人所有书信，其从京城寄至广东者，亦由提塘递送，《高宗实录》卷七六八，并未承认乃私下递送。 [21] 如刘松龄等人恐怕不止一次涉足传教案，这次仅是其中的一例（如他所说“皇帝保护了我们，没让审判”云云）；又，据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页783）：刘松龄虽在朝陆续治理历数天文，然于灵魂之救赎，信众之感化，仍以余暇尽力为之。其信札有云：“每次与教外人语，不特不将教法隐秘，辄纠正其错误，说明吾教真理”。又（页783、806），1748年，有人谮刘松龄与傅作霖于帝，谓其将十字架、祈祷书、图像、念珠及其他信物散给被难之教民，然帝置而不问，其事遂寝；而四年之后，乾隆皇帝就把刘松龄的官位从五品提升为三品；这也成为一个“先例”，以致马戛尔尼来华时，接待英国使臣的钦天监官员也一律提为三品。 [22] 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页785：刘松龄闻耶稣会废止消息，即于1774年10月29日以忧郁卒。 [23] 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页782、784。 [24] 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页785；又，页738：乾隆十一年教难时，北京诸耶稣会士闻讯，急求朝中友好营谋挽救，然皆无效；页983：1768年前后，京中又有一教难开始，刘松龄与钦天监同僚二人，尽其所能以真情向帝表白，但教难仍不免于爆发，特其势不如所畏之大也。 [25] 米加讲述，2006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