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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成功的学术盛会 ——“西学与清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联合举办的“西学与清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8月24日至26日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和友谊宾馆隆重举行。出席会议的专家学者共110人，其中内地学者99人，海外学者11人，分别来自北京、上海、天津、黑龙江、内蒙古、山东、河南、安徽、湖北、浙江、福建、广东、香港、澳门、台湾等地，以及美国、日本等国家。与会代表既有戴逸教授、李文海教授、龚书铎教授等德高望重的老一辈专家，也有许多思想活跃、功底扎实的中青年学者，还有从事各个专门领域研究的人才。可谓基本囊括了国内外学术界相关学科领域研究有素、造诣深厚的专家学者。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西学与清代文化”。围绕这一主题，与会学者踊跃撰稿，提交大会的论文包括部分提要在内，达80篇之多，内容涵盖了历史、哲学、宗教、美学、音乐、绘画、陶瓷、天文、历法、数学、医学、建筑、地理等各个方面。其作者队伍之整齐，论文数量之宏富，涉及范围之广泛，成为本次会议的一大亮点。 本次研讨会集中讨论了西学与清代文化的诸多问题，概括而言，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 中西文化观 这方面的内容，主要包括中西关系、中西互视、中西思想文化观念等论题。诸如，中国的西学观，中国的士大夫和统治者上层以及近代思想家对西方文化的看法和认知；西方的中国观，传教士、西方启蒙思想家、西方社会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和认识。等等。 周积明、温丽丽《晚清续经世文编与晚清西学》，王先明《晚清“中体西用”论的再思考》，李志军《西学东渐的策略选择及历史进程》，周武《从中西之学到新旧之学》，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西学传入及其对中国学人和学界的影响，揭示了晚清时期西学观的变化。 李华川《清朝前中期国人对法国的认知》和王宪明《两个法国人三个中国人与18世纪法国两种中国观的形成》，分别探讨了清朝前中期的中法交往以及国人对法国的认知和法国的中国观。 孙若怡《精致文化与乾隆时期》，吴伯娅《从新出版的清宫档案看乾隆年间的西学东渐》，着重探讨了乾隆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有关问题。 王日根《西学与清代中国形象的变迁片论》，何瑜、柳岳武《西人眼中的康乾盛世》，刘凤云《从〈耶稣会士书简集〉看康乾时期的对外政策》，主要探讨了传教士以及西方思想家眼里的中国形象及其对中国的认知。 李纪祥《近代观与西学观——魏源研究的多元面向与反思》，许纪霖《政治美德与国民共同体：梁启超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研究》，姜义华《清末孙中山革命思想的西学渊源——上海孙中山故居西文藏书的一项审察》，对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的三个人物，即魏源、梁启超、孙中山，作了重新审视和进一步的探讨，推进了相关问题的研究。 二 西学与清代学术 这一专题，主要研究西学与清代学术的关系，包括经学、史学、舆地学、美学等相关问题。 王记录《钱大昕的西学观及其影响》，漆永祥《从〈汉学师承记〉看西学对乾嘉考据学的影响》，分别着眼于专人或专书，研究了西学与清代经学的关系，以及对乾嘉学者的影响。 张昭军《“先入之见”与“自以为是”——清前期来华传教士对程朱理学的跨文化诠释》，俞祖华《晚清西方传教士对儒学的认识》，分别探讨了传教士基于宗教立场对程朱理学有关命题所作的诠释，以及对中国传统儒学的认知。 李帆《西学视角下的戴震义理学——以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胡适对戴震义理学的解说为核心》，分析了后人对戴震义理学的解说；汪学群《康有为〈孟子微〉发微——兼论以西学补充印证》，以《孟子微》为例，对康有为以西学补充印证经学，做了进一步的探讨。毛瑞方《陈垣对清代西学的研究》，则全面探讨了陈垣对清代西方宗教文化的相关研究。 刘桂生《“列传”观念的历史演变与西方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阚红柳《以史证教与以史驳教——清初天主教传播与史学》，从中国传统学术的视角出发，从不同方面探讨了西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以及西学与清代史学的关系。 许明龙《关于冯秉正〈中国通史〉中的清史部分》，张先清《乱世文章——多明我会传教士与清初华南地方史书写》，贾建飞《19世纪西方的新疆研究及其与清代西北史地学的关系》，邹振环《〈泰西新史览要〉：“世纪史”的新内容与新形式》，张西平《〈耶稣会在亚洲〉档案文献与清史研究》，胡志宏《西方汉学家对清史感兴趣的原因》等论文，着眼于西人或西学的视角，分析了传教士和西方汉学家笔下的清史和地方史，以及西方史著对中国史学乃至中国社会的影响。 吴莉苇《17世纪欧洲流传的与耶稣会士相关之中国地图叙论》，华林甫《英档庋藏近代中文舆图的价值》，分别介绍了传教士绘制的有关中国地图的基本信息，并探讨了其学术价值和影响。 黄兴涛《清代西方美学观念和知识在华传播考论》，从观念史、知识史的角度，对西方美学在华传播的有关问题作了深入的考证和论述。 此外，湛晓白、江陵《清代初中期经学与西学关系问题研究述评》，则就清中期以前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方面，即经学与西学的关系问题，对近百年来学术界的研究状况作了疏理，并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三 传教士与宗教问题：传教与禁教 这一专题，主要围绕传教士的研究展开，包括传教与禁教活动，以及相关的宗教问题，等等。 李天纲《十六十七世纪东亚新知识体系的建立：徐光启〈海防迂说〉及与陆若汉之关系》，崔维孝《方济会石铎禄神父〈初会问答〉刍议》，高王凌《刘松龄，最后的耶稣会士》，陈玮《乾隆朝服务宫廷的西方传教士》，曹雯《清代早期中俄交涉里在华耶稣会教士的影响》，李景屏《传教士、天文历法与清前期钦天监》，吴义雄《谢卫楼与晚清西学输入》，郭大松、于建胜《狄考文与登州文会馆述论》，杨雨蕾《西学初传朝鲜——在华西方传教士与朝鲜燕行使臣交往的历史考察》，分别探讨了传教士及其著述的有关情况、以及与之相关的西学输入乃至东传朝鲜的问题。 龚缨晏《康熙“1692年宽容赦令”与浙江》，黄爱平《从清代档案看雍正乾隆时期福建地区的传教与禁教》，牛贯杰《清初的“历狱”与“排教”》，分别考察了清代前中期传教与禁教的有关问题。 房建昌《鸦片战争后西方秘密结社共济会的传入中国及组织的发展》，耿昇《西方人对中国开封犹太人的调查始末》，查时杰《从再造到没落——开封犹太教会堂在明清两朝的历史》，分别就西方秘密结社共济会以及开封犹太人的有关问题作了详晰的考述。 四 科学、艺术与西学 这一专题，主要考察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清代各专门学科如天文、历法、数学、机械制造、音乐、绘画、教育、医学等领域与西学的关系。 江晓原《欧洲天文学在清代社会中的影响》，吴蕴豪《历算无经与引进西法》，刘仲华《雷学淇及其古代天文学研究》，罗见今《从清代无穷级数发展的历程看西学的影响》，集中讨论了清代天文算学与西学的有关问题。 郑锦扬《西乐与清乐：西学与中国文化关系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沈定平《西洋铜版画在清宫廷的流传及其影响》，刘潞、郭蕾《清代广州十三行艺术》，冯锦荣《1644－1796清代宫廷天文仪器的制作》，汤开健、黄春艳《清朝前期西洋钟表的仿制与生产》，牛润珍、安允儿《王徵与丁若镛——16至18世纪中韩两位实学家对西洋奇器的研究与制造》，分别探讨了音乐、绘画，以及包括钟表在内的机械制造等专门问题。 王扬宗《益智书会与晚清的科学教育》，余新忠《晚清“卫生”概念演变探略》，张大庆《传教士与近代西方外科学的传入——以合信的〈西医略论〉为例》，刘贤《清末陈垣医学文章叙论》，研究了西学与晚清科学教育以及医学的有关问题。 可以说，本专题的论文，涉及到诸多自然科学领域的专门问题，有助于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不同学科领域之间的相互交流和探讨。 五、西学与中国近代化 本专题主要探讨西学与中国近代化的问题，特别是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对中国近代化产生的影响，其内容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学术等诸多方面。 熊月之《理解的困难与表达的偏差——晚清中国对美国总统制的解读》、马金华《近代西方财政理论在清末中国的传播及影响》、孙江《作为他者的洋教——关于基督教与晚清社会关系的阐释》，分别从政治、经济、社会的视角，阐述了美国民主政体在晚清中国的特殊命运，包括税收、预算、财政分权思想在内的近代西方财政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基督教与晚清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等问题。 王晓朝《从明清天主教文献看中国近现代理性思维方式的生成》，章清《“西学门径”之辨与中国现代学科的形成》，郭双林《晚清驻外使领与中国现代知识体系的建构》，王天根《严复与近代学科》，梁景和《西方文化与十九世纪后期中国文化精英的婚姻观》，吴春梅《西学东渐与晚清女学的兴起》等论文，分别就近代思维方式、学科体系、知识结构以及思想观念的变化，论述了西学对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的影响。 王栋《环球化、区域化及其超越“西方与非西方”模式：从岭南档案沉思中美文化相遇》，魏白蒂《初探清末民初美国基督教士背景及其早期在南京活动与金陵大学创起》，李金强《西学摇篮──清季香港双语精英的诞生》，李长森《澳门土生葡人与中国近代外文报刊》，郭秋萍《镌刻在哈尔滨城市中的西方文化》等文，分别着眼于某一地域，从中西文化相遇之后的某些具体内容和实际操作层面入手，探讨了中国近现代文化生长点的有关问题。 王晓秋《墙内开花墙外香——晚清汉译西书在日本的传播》，川尻文彦《晚清西学与明治日本：再思社会主义》，则探讨了晚清西学与日本政治、文化的关系。 特别值得提到的，是本次会议论文在研究方法论问题上所作的反思和检讨。改革开放以来，许多优秀的海外汉学研究论著被翻译、介绍到中国来，开拓了我们的视野，启迪了我们的思路，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的研究方法。但与此同时，国内学术界也不可避免地面临如何正确吸收和借鉴国外汉学研究成果的问题。对此，与会学者分别从宏观和微观的视角，提出了自己的思考。王俊义《庄存与复兴今文经学起因于“与和珅对立”说辨析──兼论对海外中国学研究成果的吸收与借鉴》一文，针对美国著名汉学家本杰明·艾尔曼教授提出的观点，即乾隆时期庄存与复兴今文经学起因于“与和珅对立”之说，以确凿的证据和细密的考证，说明了庄存与与和珅之间并未形成对立和冲突，其复兴今文经学与和珅无关；并且，庄氏也并非晚年才研治今文经学。由此，作者特别提出了如何借鉴和吸收海外中国学研究成果的问题。夏明方《十八世纪中国的“现代性建构”——“中国中心观”主导下的清史研究反思》，则对近年来国内外日趋兴盛的“在中国内部发现历史”的史学思潮，即“中国中心观”主导下的清史研究，是如何从政治、经济、思想等各个方面建构18世纪中国所谓的“现代性”这一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反思。两篇论文视角各异，研究对象也不相同，但都发人深省，足资参考。 本次会议不仅论文涉及内容广泛，而且日程安排紧张有序，学者参与热情高涨，发言十分踊跃，讨论也非常热烈。据统计，共有戴逸、王晓秋、王俊义、耿昇、李纪祥、江晓原等6位学者作大会学术发言，魏白蒂、杨国强、许纪霖、孙江等4位学者在大会发表感言，分别在三个分会场先后14个场次发言的学者达70余人。同时，还有28位学者分别主持了三个分会场14个场次的发言和讨论。堪称是一次严谨规范，高层次、高水平的学术盛会。 综观本次会议的学术研讨，具有如下特点： 其一，多元视野的研究和探讨 提交会议的各篇论文以及各个分会场的讨论，从各个角度、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对“西学与清代文化”这一主题所涉及的诸多问题，作了有深度、有新意的研究和探讨。有的侧重中西文化观的比较和阐发，有的着眼于西学与清代学术的关系，有的集中探讨传教士以及与之相关的传教和禁教问题，有的专注于某一领域的专门研究， 有的重视西学与中国近代化的有关问题。这种从多元的视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和探讨同一主题的做法，反映了学术研究的整合趋势。 其二，研究领域的拓展 本次会议的论文，有不少关注到前人较少涉及的领域，如音乐学、美学、绘画、艺术，机械制造以及医学、化学等方面，不同程度地推进和拓展了相关问题的研究。 其三，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学科领域的交流 本次会议的论文，既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又有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心得。在以往的学术研究中，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清史领域与自然科学各专门领域二者之间，往往相互脱离，而在本次研讨会上，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得以同场讨论，相互交流。这种跨学科、跨专业合作的尝试，不仅增进了不同学科、不同专业彼此之间的相互了解，而且推动了各自领域内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展。 其四，不同学术观点的交流和讨论 在提交会议的论文以及各分会场进行的讨论中，多有不同学术观点的相互交流和探讨。譬如，西学对清代前中期的思想学术以及思想家、学者究竟有无影响？如何看待和评价这一影响？又如，有学者提出“西学东渐的策略”，那么，这一“策略”，究竟是传教的策略，还是传播西学的策略？对这些问题，与会学者看法不一，颇有争议，并在会上就此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其五，新的文献资料的发掘和利用 在提交会议的学术论文中，有的发掘、利用国外收藏或出版的有关资料，如传教士的书信、著述，包括其绘制的清代舆图等，有的利用新近出版的清代档案、翻译的传教士书简等，还有的直接利用外文资料。这些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的发掘和运用，开拓了研究领域，也推进了研究的深入开展。 其六，方法论的反思和检讨 如何对待海外汉学的研究成果，如何正确地加以吸收与借鉴，以开拓视野，促进研究，是学者在从事清史特别是中西文化交流各领域研究之时必然面临的问题。在本次会议上，一些学者对海外汉学相关研究状况的所作的反思，对某些具体问题进行的考证分析，以及由此而涉及到的方法论的问题，不仅对与会的各位学者有所启迪，而且对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也将起到有益的促进作用。 此外，在本次会议的学术研讨中，还提出了一些具有共同性的问题，诸如，对传教士书简以及著述中涉及的人名、地名、职官等专有名词，在翻译时如何准确地还原和对应；在学术研究中，应当如何对待前人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如何遵守学术规范，等等。 总之，本次会议的成功召开，为国内外学术界在西学与清代学术文化这一领域研究有素的专家学者，特别是参与清史项目的学者和某一专门领域的专家，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讨论的平台。百余位学者就“西学与清代文化”所涉及的方方面面所作的研讨，不仅厘清了西学与清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诸多问题，推进了学术界相关领域的研究，而且为今日中国的改革开放，进一步走向世界，提供了历史的经验和借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