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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修《元史》，成书仓促，叙事疏谬，多受学者批评。197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校点本《元史》，集十余名专家数年之力，广泛采集《元史》不同版本、诸家续修元史和各种元代史料，写出校勘记2 800余条，订正了《元史》文字中大量的讹倒衍脱之处，允称善本。然校书如扫落叶，以《元史》卷帙之多、错谬之众，要想将其中的错误全部校理无遗，也是相当困难的事。本文拟以《元典章》为材料来源，对校点本未曾校出的《元史》错误举例若干，或有助于《元史》的进一步整理和研究。 学术界一般认为，《元史》本纪、志、表部分的史料价值高于列传。因为除元末顺帝一朝以外，本纪内容皆取材于元十三朝《实录》，志、表内容皆取材于《经世大典》。《实录》、《经世大典》现均已亡佚，故而《元史》本纪、志、表的材料具有某种不可替代性，就现在来看基本上已可视为元史的第一手资料。此言大体无误。不过如具体分析，本纪和志当中的一部分记载，今天仍然可以找到其最初的材料来源。因为无论《实录》和《经世大典》，主要都是抄撮、排比朝廷公文而成，这些公文原件，有一部分保存在《元典章》、《通制条格》、《宪台通纪》、《庙学典礼》等元代政书之中，今天尚能看到。这几种政书，又以《元典章》内容最为丰富，材料最为完整和原始。就《元典章》与《元史》纪、志相重复的内容而言，即使作为纪、志材料来源的《实录》和《经世大典》仍存于世，它们对有关问题记载的原始性也要逊于《元典章》。校点本《元史》已经大量利用《元典章》文书的内容进行校勘，但似乎利用得还不是完全充分。在70年代初，大陆地区尚无法看到元刻本《元典章》，只能使用错误万出的沈刻本，辅以陈垣《元典章校补》，辗转相校，十分不便，有所漏校也是比较正常的。现在我们已经通用元刻本《元典章》，对勘《元史》比过去方便多了。当然，即使是元刻本《元典章》，错误仍然极多，《元史》纪、志可以校正它的地方同样不少。本文暂且讨论以《元典章》校《元史》的问题，至于以《元史》校《元典章》，容日后有机会另行探讨。以下谨就对读《元典章》所见《元史》错误，分类陈述，敬请指正。 一 删节公文不当，致乖原意 中华书局校点本《元史》卷首的《出版说明》，申明其校勘原则是“只校订史文的讹倒衍脱，不涉及史实的考订”。《元史》纪、志中有一类较为多见的错误，就是对原始公文删节、改写不当，以致有失原意（当然，这类错误既可能出现于《元史》编纂之时，也有可能在《实录》和《经世大典》中已经发生，具体细节绝大部分已不得其详）。严格说来，这种错误也属于史文“讹倒衍脱”之列，只不过其讹误并非一二字那么简单，而是一句甚或几句话，错得相对复杂一些。对这类错误，校点本《元史》有出校之例。如《元史》卷一六《世祖纪十三》：至元二十八年“六月丁卯朔，禁蒙古人往回回地为商贾者”。校点本本卷校勘记根据《通制条格》卷二七《杂令·蒙古男女过海》和《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九·诸禁·杂禁·禁下番人口等物》两条原始公文，正确地指出《元史》此条记载“原意全乖，‘蒙古人’应作‘将蒙古人口’”，从而纠正了《元史》将原始公文中的宾语当作主语的谬误。这一类错误，通过对读《元典章》，还可以找到并改正若干。举例如下。 1.《元史》卷一六《世祖纪十三》至元二十七年五月条（校点本337页）： 丙寅，……江西行省言：“吉、赣、湖南、广东、福建，以禁弓矢，贼益发。乞依内郡例，许尉兵持弓矢。”从之。 这段记载的原始公文，见于《元典章》卷三五《兵部二·军器·拘收·弓箭库里顿放》： 尚书省咨，至元二十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奏过事内一件：“江西行省官人每与将文书来，‘吉、赣等处地面，湖南、广东、福建这地面相连着有。每年草贼生发呵，出备军器，聚集弓手人每收捕来。年时江南地面汉儿南人休把弓手（引者按，手字误，当据下引《通制条格》卷二七作箭）禁断时分，这里的弓手拘收了来。如今依着汉儿城子里与了的体例里与的’说将来有。俺商量的，在先中书省官人奏，‘每一个路里十副弓箭，散府里、州里七副弓箭，县里五副弓箭，教把呵，怎生？’么道奏呵，‘是也，那般者’，么道圣旨了来。如今依着那体例，路里十副，散府、州里七副，县里五副教执把，城子里达鲁花赤达达畏吾儿回回人每教管者。若收捕贼的勾当有呵，巡军根底教执把弓箭。无勾当时，拘收库里放着呵，怎生？”么道奏呵，“那般者。好人根底委付者。”么道圣旨了也。钦此。 这条材料亦见于《通制条格》卷二七《杂令·兵仗应给不应给》，文字基本相同，唯奏事时间误作至元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四日。不难看出，本文件“许尉兵持弓矢”，指的只是湖南、广东、福建交界地区的“吉、赣等处地面”。《元史》将湖南、广东、福建三地区与吉、赣并列，一并作为“以禁弓矢，贼益发”和“依内郡例，许尉兵持弓矢”的范围，是错误的。 2.《元史》卷一八《成宗纪一》元贞元年闰四月条（393页）： 庚申，河南行省亏两淮岁办盐十万引、钞五千锭，遣扎剌而带等往鞫实，命随其罪之轻重治之。陕西行省增羡盐钞一万二千五百余锭，山东都转运使司别思葛等增羡盐钞四千余锭，各赐衣以旌其能。 此条详见《元典章》卷九《吏部三·官制三·场务官·恢办钱粮增亏赏罚》： 元贞元年八月，福建行省准中书省咨，元贞元年闰四月十六日奏过事内一件：“汉儿、蛮子田地里合办的差发、税粮、盐等诸色钱粮数目，……各处委付着的行省官人每，并钱粮勾当里委付着的当该人每，去年勾当里在意向前，比合办额外增余的也有，办上额的也有，办不上额亏了的也有。南京省管着的两淮盐的勾当里行的人，每年时的勾当里怠慢，亏了五千定钞、十万引盐的上头，前者有车驾出大都来的那一日，失剌怯儿奏了，差的扎剌儿歹脱帖木儿、户部张尚书两个去来。做贼的勾当里入去来的人每，勘当得缘故是实，就那里要了罪过的勾当里，合着居役的交居役者，合罢了的交罢了。……京兆府盐的勾当里委付着的人每，去年比额多办出一万二千五百余定来。怯烈歹也先帖木儿等年时那里有来的省官每根底，做记验，与袄子；盐运司里向前干办来的人每根底，添与散官呵，怎生？又济南运司的盐课，在先年分不曾办额来。去年别思哈等除额外，多办出四千余定来。这的每根底，做记验，各与一个袄子。……怎生？”奏呵，“您的是也。向前在意来的每根底，添名分，更与赏者。”圣旨了也。钦此。 按《元典章》所谓“南京省”，即《元史》中的河南行省，“京兆府”代指陕西行省，“济南运司”即山东都转运使司。由《元典章》原文可见，元贞元年奉命前往河南行省查办亏空事件的，是“扎剌儿歹脱帖木儿”和“户部张尚书”两个人，“扎剌儿歹脱帖木儿”也就是“扎剌儿部的脱帖木儿”，“扎剌儿歹”是部族名。《元史》误将其当作人名，所谓“遣扎剌而带等往鞫实”，应当改为“遣脱帖木儿等往鞫实”。 如所周知，元代蒙古人有名无姓，又常以部族名命人名，男称“某某（部族名）歹（或台、带、 等同音字）”，女称“某某真”。以某部族名命名的人，未必出自该部族，甚至就目前所知绝大部分例子而言，都肯定并非该部族成员[1]。当元史载籍中出现“某某歹（或台、带、 等）”、“某某真”时，我们通常都将其视为人名。然而上引《元典章》这条材料却提示我们，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这个“某某歹（或台、带、 等）”、“某某真”，也许就是指“某部族的人”，而非单独专用的人名。当然这样的用法可能比较少见，但绝不能忽视它的存在。上引《元典章》文件后半段出现的“怯烈歹也先帖木儿”，含义同样也是指“怯烈部的也先帖木儿”，并非“怯烈歹”和“也先帖木儿”。请看同卷同目的另一份文件《场务官·增余课钞迁赏》： 行中书省准中书省咨，元贞二年七月十五日奏过事内一件：“‘管办钱的人每，办上额外中增一分呵，与赏，更添名分’么道来。如今各省里的去年办到的，虽有增余呵，不及赏的分数。唯京兆省、福建省这两处的呵，到给赏的分数。去年为京兆省的向前来的上头，也先帖木儿等省官每根底做记验，各与一个家袄子来。……” 这条材料最后一句话，说的明显就是上一条材料中后半段的内容。上一条材料所谓“怯烈歹也先帖木儿等年时那里有来的省官每”，到这条材料中变成了简单的“也先帖木儿等省官每”，可见上条中的“怯烈歹”只是部族名、修饰语，并非单独的人名。稽诸史籍，我们根本找不到这一时期的陕西行省有名叫“怯烈歹”的长官。相反也先帖木儿却有不少材料。他早年以世祖忽必烈近侍的身份，与不忽木、秃忽鲁等人同受学于许衡。至元三十一年任陕西行省平章政事，大德元年三月入为中书平章政事，任相不足一年，次年正月去职。封（应当是追封）咸宁王，谥贞献[2]。已经知道的各种材料都没有提到他的族属，据前引《元典章》来看，这位也先帖木儿显然是克烈（即怯烈）部人。 3.《元史》卷一九《成宗纪二》元贞二年七月条（405页）： 癸酉，诏……云南、福建官吏满任者，给驿以归。 此条详见《元典章》卷三六《兵部三·驿站·船轿·任回官员站船例》： 大德元年六月，行中书省准中书省咨。来咨，奏准“福建、云南任回官员，旱路里长行马里来，到水路里应付站船”，钦此。……照得先准中书省咨，至元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奏准，“福建行省官人每与将文书来，‘俺管底城子里做官来的人每，田地远么道，不肯来有。如今怎生般来的每根底，去时分铺马里去了，月日满呵，回来时分，俺根底要了解由文书的每根底，自己的长行头口里回来呵，沿路站里他每的马每根底，草料交与的’道有。俺商量得，他每的言语是的一般有。依着他每说来的，站里安下，饮食草料交吃着来呵，怎生？”么道奏呵，“那般者”，么道圣旨了也。钦此。……又准中书省咨，元贞二年七月初六日奏过事内一件，“云南、福建省官人每与将文书来，‘那里赴任去的官人每，铺马里去有。任满回来呵，长行马里来有。那般呵，煞生受有。人（引者按：此字疑衍）又那里做官人去的殁了呵，息妇孩儿每出来不得。’说将来有。俺商量的，这的每出来时节，旱路里长行马里来，到水路里呵，站船里来呵，怎生？”奏呵，奉圣旨，“那般者。”钦此。除钦依外，移准都省坐到任回官员品级各得站船数目，开坐前去，仰照验依上施行。 可见当时的规定，是在云南、福建任满北归的官员，旱路骑“长行马”，水路则乘站船。乘站船可称“给驿”，骑长行马就不然了。上面这条文件讲得很清楚，任满官员骑的长行马，是“自己的长行头口”。虽然可以在驿站歇息，享受饮食、草料供应，但毕竟是自备马匹，与骑乘驿站官马不同，负担仍然较重，“煞生受有”。因此，朝廷才允许他们遇水路乘坐驿站官船，以适当减轻个人负担。幸运的是，在现存《永乐大典》残卷所载《经世大典》部分内容中，也可以见到这份文件。《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九引《经世大典·站赤》： （元贞二年）六月，丞相完泽、左丞相吉丁（引者按：当作左丞杨吉丁。“相”、“杨”二字形近致误。杨吉丁又名杨炎龙，其任左丞事，见《元史·成宗纪》及《宰相年表》）等奏：“云南、福建行省言，‘赴任之官虽准给驿，然得代而还，则自备鞍马。且殁故者，妻子不能得出，诚可怜悯。’臣等议得，任回庶官，在陆途则乘己马，及至水路，官给驿舟送之。”奉旨：“准。” 毫无疑问，这条材料与上引《元典章》所载元贞二年七月初六日奏事是同一件事。唯《经世大典》所载“六月”，当为“六日”之误。因为就现存《经世大典·站赤》内容来看，其记载朝廷大臣奏事，例书月日，此条书月不书日，已属可疑。而且这一条材料的前面，又是七月二日的一份文件。只有将“六月”看作“（七月）六日”，才能解释得通。很明显，《经世大典》已对《元典章》所载蒙文直译体奏事公文作了改写，将原文的“长行马里来”改写为“乘己马”，“站船里来”改写为“官给驿舟送之”。改写的结果，含义更加明确。《元史》编者大概只看到后半句，以“给驿以归”一语笼统叙述，犯了严重的以偏概全错误。事实上，云南、福建行省提到的病故官员家属回乡问题，直到英宗即位后方才获准乘驿[3]。而任满官员自己能否“给驿以归”，似乎一直没有获得明确首肯。 在此顺便就元朝官员乘驿问题多说几句。元朝广设驿站，目的在于“通达边情，布宣号令”[4]，主要供朝廷官员出差、以及诸王、边将禀报军情急事时使用。至少在制度规定上，对给驿范围限制是很严的。从《经世大典·站赤》、《元典章》、《元史·兵志·站赤》所载各种规定来看，一般的地方官不要说任满回京、回乡，就是在任内因公务进京，或是赴任所上任，也不能普遍享受“给驿”待遇。至元十七年规定，外任官任所远在二千里以上，才“与铺马”，不足二千里的，只“教长行头口里去”。[5]元末成书的高丽汉语会话教科书《朴通事》中载有如下一段对话[6]： 你哥除在那里？除在南京应天府丞[7]。 几时行？昨日去了。 铺马里去也，长行马去？甚么长行马，五个铺马去了。 也不小可。去时节有甚么气像？比丞相争甚么？车马，茶褐罗伞，……那气像是气像。 可见直到元末，外官上任给驿前往，仍然并非通行待遇。当然元朝（特别是中后期）存在着严重的“给驿泛滥”、导致“站户困乏”的现象[8]，这是制度执行不严所致，并且破坏制度的人主要是诸王贵族、高级僧侣、朝廷大官，与我们上面谈的问题并不矛盾。 4.《元史》卷二一《成宗纪四》大德九年六月条（464页）： 庚辰，立皇子德寿为皇太子，诏告天下。……外任官五品以下并减一资。 此条详见《元典章》卷八《礼部二·官制二·选格·外任减资升转》： 大德九年六月初五日，钦奉诏书内一款节该：外任官员较之内任，升转甚迟。但历在外两任，五品以下并减一资。 《元史》卷八三《选举志三·铨法中》“凡减资升等”条所载略同。可以此次诏书规定“减资”者，并非所有的五品以下外任官，而只包括其中已历在外两任者。《元史·成宗纪》无端省去“但历在外两任”一语，误。 5.《元史》卷一○四《刑法志三·盗贼》（2660页）： 诸亲属相盗，……其别居尊长于卑幼家窃盗，若强盗及卑幼于尊长家行窃盗者，缌麻小功减凡人一等，大功减二等，期亲减三等，强盗者准凡盗论，杀伤者各依故杀伤法。 此条详见《元典章》新集《刑部·诸盗·总例·亲属尊卑相盗》： 延祐六年五月日，江西行省准中书省咨该：御史台呈：“据监察御史呈：‘切详规财物者，情莫重于盗贼；论亲属者，义莫别于服制。故盗贼有强有切，亲属有尊有卑，即今无服亲属相犯者止科其罪，免追倍赃，俱不流配刺字，有服之亲亦无减等之条，是乃轻重不伦，亲疏无别。今后凡尊长于别居卑幼家切盗若强盗，及卑幼于尊长家行切盗者，缌麻小功亲减凡人一等，大功减二等，周亲减三等，亦依上例不刺不配，免追倍赃。其卑幼于尊长家强盗，以凡人论。庶尊卑之分别，刑法之允当。’本台具呈照详。”送刑部，议得：“御史台元呈监察御史所言，‘……今后凡尊长于别居卑幼家切盗若强盗，及卑幼于尊长家行切盗者，缌麻小功亲减凡人一等，大功减一（引者按：原文如此，据文义及上文当作二）等，周亲减三等，亦依上例不刺不配，免追倍赃。其卑幼于尊长家强盗，以凡人论。’以此参详，如准所言相应。”都省准拟，咨请依上施行。 元末沈仲纬《刑统赋疏》的“通例”部分也收录了这件文书，文句小有脱落[9]。按《元典章》所谓“周亲”，亦即《元史》中的“期亲”（周、期同义），指服丧一年的齐衰之亲。这条材料讲的是对别居亲属之间盗窃行为的处罚（同居者共财，无所谓盗）。据《元典章》文义，这类犯罪行为可分四种：一，尊长于卑幼家窃盗；二，尊长于卑幼家强盗；三，卑幼于尊长家窃盗；四，卑幼于尊长家强盗。一、二、三种犯罪，均根据亲属服制关系远近，分别比照凡人同类犯罪减刑一至三等。第四种情况，因为是卑幼强盗，出于保护尊长的角度，不再减刑，即以凡人犯罪论处。相反第二种情况是尊长强盗，仍然减刑。这是唐律以来中国古代法典“以礼入律”的表现之一。《元史》笼统说“强盗者准凡盗论”，并不确切，前面应当加上“卑幼于尊长家”的修饰语。另外校点本《元史》在标点这一段时，将“别居尊长于卑幼家窃盗”与“若强盗”断开，后者紧接“及卑幼于尊长家行窃盗”，也是错误的。“若强盗”的主语同样是“别居尊长”，故应紧接前句，而与后句断开。“若”在这里是并列连词，并非“如果”之义。 《唐律疏议》卷二○《贼盗·盗缌麻小功财物》：“诸盗缌麻、小功亲财物者减凡人一等，大功减二等，期亲减三等。”以下的“疏议”解释说：此条只适用于“尊长于卑幼家窃盗若强盗，及卑幼于尊长家行窃盗”三种情况。如果是“卑幼于尊长家强盗”，则要按照同书卷一九《贼盗·恐喝取人财物》的规定，“同于凡人家强盗得罪”。[10]《大明律》卷一八之四《刑律一·亲属相盗》：“凡各居亲属相盗财物者，期亲减凡人五等，大功减四等，小功减三等，缌麻减二等，无服之亲减一等，并免刺。”减等之法比唐、元两朝更复杂，量刑也更轻。但紧接着又说：“若行强盗者，尊长犯卑幼，亦各依上减罪。卑幼犯尊长，以凡人论。”上述材料可以作为我们校正《元史》错误的旁证。 6.《元史》卷一○五《刑法志四·禁令》（2680页）： 诸章服，惟蒙古人及宿卫之士，不许服龙凤文，余并不禁。谓龙，五爪二角者。 此条详见《元典章》卷二九《礼部二·礼制二·服色·贵贱服色等第》： 延祐二年二月，钦奉圣旨，谕内外百官大小官吏军民诸色人等：“朕临宝御，励志俭勤，思与普天同臻至治。……命中书省立定服色等第于后： 一，蒙古人不在禁限，及见当怯薛诸色人等不在禁限。惟不许服龙凤文（原注：龙谓五爪二角者）。……” 《通制条格》卷九《衣服·服色》、《元史》卷七八《舆服志一》都有相同的记载。这条材料讲得很明白，所定服色等地，是针对汉族等被统治民族成员和一般官员的，蒙古人和怯薛成员（亦即“宿卫之士”）不受有关规定限制。但所谓“不在禁限”有一个补充规定，即“惟不许服龙凤文”。《元史·刑法志》改写不当，给人的印象是只有蒙古人和宿卫之士不许服龙凤文，其他人都可以服龙凤文，大谬。校正时只要将“惟”字的位置改动一下即可：“蒙古人及宿卫之士，惟不许服龙凤文，余并不禁。” 二 错字或脱字 这是一类比较简单的错误，也很容易校改。 1.《元史》卷一八《成宗纪一》元贞元年十二月条（398页）： 丙辰，……荆南僧晋昭等伪撰佛书，有不道语，伏诛。 此条详见《元典章》卷五二《刑部十四·诈伪·伪·伪造佛经》： 元贞二年二月，中书省准河南行省咨，峡州路远安县太平山无量寺僧人袁普昭，自号无碍祖师，伪造论世秘密经文，虚谬凶险，刊板印散，扇惑人心。取讫招伏，于元贞元年十二月十七日奏过，“‘京南府一个山里，普昭小名的和尚，伪造佛经，那经里写着犯上的大言语有，交抄与诸人读有。’么道，今夏南京省官人每与将文书来呵，俺上位奏了，差人与宣政院官一同问去来。如今问将来也，是实有。和他一处做伴当走弟每总廿四个人，那的内廿一个和尚，三个俗人。普昭小名的和尚根脚里造伪经来，着木头雕着自己的形，伪用金妆着，正面儿坐着，左右立着神道，那经里更有犯上的难说的大言语。又印写的其间，向前做伴当来的两个和尚，这三个的罪过重有。商量来。”奏呵，奉圣旨，“敲了者。”…… 《元史》中的“晋昭”，在《元典章》上引文件中三次出现，都写作“普昭”，当以“普昭”为是[11]。按：源自佛教净土宗弥陀净土法门的民间宗教白莲教，在元朝十分活跃，其徒众有一派以“普”字命名。如著有《庐山莲宗宝鉴》、元朝中叶在大都频繁活动、终使元廷解除对白莲教禁令的僧侣普度（俗姓蒋），元末天完红巾军重要将领邹普胜、欧普祥、项普略等，乃至后来归入朱元璋麾下的丁普郎，均属其列[12]。上面这位“自号无碍祖师，伪造论世秘密经文”的袁普昭，很有可能也属于白莲教中的“普”字号系统[13]。 2.《元史》卷八二《选举志二·铨法上》（2048页）： 凡选取宣使奏差：至元……二十九年，省议：“行省、行院宣使于正从九品有解由职官内选取，如是不敷，于各道宣慰司一考之上奏差、本衙门三考典吏内选取。「行台止于正从九品职官内选取，」不敷，于各道廉访司三考奏差内并本衙门三考典史内选取，仍须色目、汉人相参选取。自行踏逐者，亦须相应人员，考满例降一等，须历九十月，方许出职。 此条详见《元典章》卷十二《吏部六·吏制·书吏·宣使奏差等出身》。文件全文较长，但中间一段与以上《元史·选举志》文字几乎完全相同，兹不具引。校点本《元史》在此引用了《元典章》这条文件加以校勘，增补《元史》原文脱漏的“行台止于正从九品职官内选取”一句话，但却忽略了下面的一个错字。以下“不敷，于各道廉访司三考奏差内并本衙门三考典史内选取”一句中，“典史”二字在《元典章》文件中作“典吏”，当以后者为是。因为这条规定前半段讲行省、行院宣使从宣慰司奏差和本衙门典吏内选取，后半段讲行台宣使从廉访司奏差和本衙门典吏内选取，前后相符。如后者不是典吏而是典史，就讲不通了。元制：宣使、奏差是负责“来往传达”的吏员，典吏是负责衙门文书档案收发、保管等项工作的一般吏员，属于“设置面最广、而地位最低的吏职”。[14]因此行省、行院、行台典吏三考之后有机会升本衙门宣使，是合理的。典史则是县、录事司衙门中的首领官，行省、行院、行台之中，并无此职名。[15]即使有，以首领官身份（尽管它是地位最低的首领官），经“三考”后被“选取”为本衙门吏员，也绝无此理。 又按：历代正史《选举志》当中，似以《元史·选举志》最为难读（它在《元史》诸志中也属于相当难读的一种）。难读的原因，主要是排比案牍文件时漫不经心，缺乏总结和概括；剪裁、压缩文字时也过于随意，常使文件原意不明，甚或发生错误。但如果通过对读《元典章》“吏部”门保存的原始文书，就可以解决《选举志》中记载模糊难明的很多问题，并且纠正其中的一些错误。今后如有研究元代铨选制度、或整理笺注《元史·选举志》者，必恃《元典章》“吏部”门之助，可断言也。 3.《元史》卷八三《选举志三·铨法下》（2073页）： 凡补用吏员：至元……二十一年，省议：“江淮、江西、荆湖等处行省令史。拟捋至元十九年咨发各省贴补人员先行收补，不许自行踏逐，移咨都省，于六部见役令史内补充。” 此条详见《元典章》卷十二《吏部六·吏制·令史·收补行省令史》： 至元二十二年正月，御史台承奉中书省札付该，……都省议得：江淮、江西、荆湖等处行省见设令史，如遇阙员，拟将至元十九年四月以后咨发各省贴补月日人员，先行挨次收补。更或不敷，不许自行踏逐，移咨都省，于六部见役请俸令史内发遣补充。 《元典章》文件的年代“至元二十二年正月”，是御史台收到中书省“札付”的时间。中书省定议的时间，当如《元史》所言，在至元二十一年。《元史》“拟捋至元十九年咨发各省贴补人员先行收补”一句的“捋”字，不通。据《元典章》，显然是“将”字之误[16]。 4.《元史》卷八四《选举志四·考课》（2113页）： 凡通事、译史考满迁叙：……大德三年，省议：“各路译史如系翰林院选发人员，九十月考满。除蒙古人依准所拟外，其余色目、汉人先历务使一界，升提控一界，于巡检内迁用。” 此条详见《元典章》卷十二《吏部六·吏制·译史通事·路译史出身》： 大德三年五月准中书省咨，吏部呈：“照得各路司吏九十个月，于吏目内任用；译史九十个月，历务提领一界，于巡检迁叙。又大德元年三月初七日奏奉圣旨节该：‘如今蒙古文字，学的多是回回、畏兀儿人有。今后不争等依例委付，蒙古人依先体例，争一等委付。’钦此。今来议得：各路译史若循上例升转，比附司吏，似涉大优。参详，除蒙古人合依旧例，其余色目、汉人，实役九十个月，历务使两界，升巡检，似为相应。如准所拟，本部为例遵守。具呈照详。”都省议得：“各路译史如系翰林院选发人员，九十个（引者按：此处脱月字）考满。除蒙古人依准所拟外，其余色目、汉人，先历务使一界，升提领一界，于巡检内迁用。”除外，咨请依上施行。 《元史》中的“省议”，显然也就是《元典章》文件中的“都省议得”一段。两者有一处异同，《元史》中“升提控一界”，在《元典章》中作“升提领一界”，当以后者为是。提领与务使同属钱谷官（或称税务官），而地位稍高。《元史》卷八二《选举志二·铨法上》：“至元二十一年，省议：‘应叙办课官分三等，一百锭之上，设提领一员、使一员。五十锭之上，设务使一员。五十锭之下，设都监一员。……都监历三界，升务使。……务使历三界，升提领。’”提控全称为提控案牍，属于首领官，性质与提领、务使不同。从《元典章》文件可以看出，原来路译史的升迁途径是满九十月，历务提领一界，升巡检。吏部建议改为满九十月，历务使两界，升巡检（针对色目、汉人）。中书省稍作调整，定为满九十月，历务使一界，升提领一界，再升巡检。几种方案，都是在升巡检前要经过钱谷官的过渡。如果其中突然冒出首领官，似有不伦。另外《元史·选举志四·考课》在前面这段引文后面几行，还有如下一段记载： （大德）七年，……各路译史，如系各道提举学校官选发腹里各路译史，九十月考满，先历务使一界升提领，再历一界充巡检。 这里同样是历务使、提领各一界，再升巡检。总之，前引《元史》中的“提控”，应为“提领”之误。 5.《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市舶》（2402页）： （至元）三十年，又定市舶抽分杂禁，凡二十（一）「二」条，条多不能尽载，择其要者录焉。 至元三十年所定市舶抽分细则，《元史》原文谓有二十一条，校点本校改为二十二条。本卷校勘记（2409页）云：“按《元典章》卷二二《市舶则法》条作‘二十二件’，具体条文亦二十二则，据改。”查《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课程·市舶·市舶则法二十三条》： 至元三十年八月二十五日，福建行省准中书省咨，……圆议拟到下项事理，于至元三十年四月十三日奏过事内：“为江南地面里有的市舶司上头，……如今合整治市舶司勾当的，有二十三件勾当，商量来。”奏呵，“那般者。行者。”圣旨了也。钦此。 以下开列具体条文，亦实有二十三则。今按沈刻本《元典章》此条文书中误写作“有二十二件勾当”（第八册页七十二下），在罗列条款时又漏去第二十二条最后十字、第二十三条开始二十字，将两条误并为一条（同册页七十九下），校点本《元史》所据，当出于此。应以元刻本为正，作“二十三”。 6.《元史》卷一○二《刑法志一·职制上》（2611～2612页）： 诸上司及出使官，于使所受其燕享馈遗者，准不枉法减二等论，经过而受者各减一等，从台宪察之。 此条详见《元典章》卷四六《刑部八·诸赃一·以不枉法论·出使取受送遗》： 至大三年九月，行台准御史台咨，奉尚书省札付。刑部呈：“奉省判，礼部呈，孟弼、蒋时俊陈言：‘各路总管府俸给职田所收子粒，每年会计其数，比如都省之官俸给转多。府、州、司、县之官所收子粒，比之各道宣慰司官其数更多。凡遇上司官员并往来使客经过州县，中间要做梯己人情者，必然宰牛设席管待，更惠送段疋礼物，自己俸钞分文不出，却于里正、主首处科要。其里正、主首，必然科敛于民。有司官视为常务，廉访司官并不用心究察。’奉都堂钧旨：‘送刑部。’……今承见奉，本部议得：出使人员所至之处，非亲旧宴乐，尚有禁例，何况惠送段疋礼物。今后凡有出使人员，宜准所言，合依已行禁治。若有似此违犯官吏，率敛钱物，及使所赴宴或取受送遗，各以计赃，准不枉法论，减二等断罪。经过去处饮食取受者，各又减一等。如蒙准呈，札付御史台，许令监察御史、各道廉访司常加体察，遍行照会相应。”咨请依上施行。 《元史》此条明显出自《元典章》上引文书的后半段。根据《元典章》的内容，凡官员出使，在出使之地接受宴请、礼物的，按不枉法赃减二等断罪；在沿途所过之处接受宴请、礼物，“各又减一等”，亦即按不枉法赃减三等，含义十分明白。《元史》脱一“又”字，作“各减一等”，直似按不枉法赃减一等断罪，在沿途所过接受宴请、礼物，其罪反而比在出使之所更重，于义未安。《唐律疏议》卷一一《职制·因使受送遗》：“诸官人因使，于使所受送遗及乞取者，与监临同（引者按：指按同卷《受所监临财物》条断罪）；经过处取者，减一等。”可见在经过处取受，其罪减在使所取受一等，自唐已然。《元史》此处当据《元典章》补“又”字。 三 年代错误 以《元典章》对读《元史》的结果，还会发现《元史》中的一些年代错误。产生这类错误的原因，既可能是排比案牍文件时删改不当，将不同年代的文件误并为一条；也可能是前后颠倒，张冠李戴；还有可能是简单的错字。 1.《元史》卷八三《选举志三·铨法中》（2060页）： （至元）五年，诏：“诸荫官各具父祖历仕缘由、去任身故岁月并所受宣敕札付、彩画宗支，指实该承荫人姓名年甲，本处官司体勘房亲，揭照籍册，别无诈冒，及无废疾过犯等事，上司审验相同，保结申覆，令亲赍文解赴部。诸荫叙人员，除蒙古及已当秃鲁花人数别行定夺外，三品以下、七品以上、年二十五之上者，当儤使一年，并不支俸。满日，三品至五品子孙量材叙用外，六品七品子准上铨注监当差使，已后通验各界增亏定夺。” 这段话在“至元五年”年代下，混杂了两个不同年代的文件。从一开始到“令亲赍文解赴部”是第一个文件，其内容详见《元典章》卷八《吏部二·官制二·承荫·民官子孙承荫》及《通制条格》卷六《选举·荫例》，时间确在至元五年。自“诸荫叙人员”起，别为另一文件，详见《元典章》卷八《吏部二·官制二·儤使·品官子孙当儤使》： 至元九年十月，中书礼部承奉中书省判送，本部呈：照得至元八年十二月初三日承奉尚书省札付：“近据来呈，‘拟到六品七品子孙，许应当随朝儤使周年或减半年，并不支俸，满日依例铨注监当差使。’为此，移准中书省咨该，都省近奏：‘品官子孙当儤使底体例，与尚书省官人每商量了呵，怎生？’奉圣旨：‘那般者。’钦此。今议得：若依已拟，止于六品七品子孙内当儤使者，满日铨注流外监当儤使（引者按：原文如此，当作差使），切缘五品以下（当作以上）至五品（当作三品）子孙，便于合得品从叙用流官，似为未尽。拟除蒙古人员及已当秃鲁花人数别行定夺外，三品以下、七品以上通令承荫子孙，若年二十五以上，许当儤使一年，并不支俸。应当满日，其三品至五品子孙，照依施行体例，量材叙用。外，六品七品子，准上铨注监当儤使（当作差使），已后通例（当作验）各界增亏定夺。咨请行下合干部分，更为讲究回咨。……”量拟到应当儤使去处，具呈中书省判送吏部呈，蒙都堂园议得，准呈，送本部照会施行。 《元典章》这条文件有几处错字，可据《元史》及《元典章》中其他文件校正。但在文件年代上，它可以补充《元史》的缺漏。据上引文可知，《元史》中“诸荫叙人员”承荫前先在官府儤使（按指值班）一年的规定，是至元八年经中书省奏准，由尚书省在十二月下发的。当补年代“至元八年”。 2.《元史》卷八四《选举志四·考课》（2114页）： 凡封赠之制：至元初，唯一二勋旧之家以特恩见褒，虽略有成法，未悉行之。至元二十年，制：“考课虽以五事责办管民官，为无激劝之方，徒示虚文，竟无实效。自今每岁终考课，管民官五事被具，内外诸司官职任内各有成效者，为中考。第一考，对官品加妻封号。第二考，令子弟承荫叙仕。第三考，封赠祖父母、父母。品格不及封赠者，量迁官品，其有政绩殊异者，不次升擢，仰中书参酌旧制，出给诰命。” 此条详见《元典章》卷二《圣政一·饬官吏》： 至元二十二年二月钦奉圣旨内一款：在先考课虽以五事责办管民官，为无激劝之方，徒示虚文，竟无实效。自今每岁终考课，管民官五事被具，内外诸司官职任内各有成效者，为中考。第一考，对官品加妻封号。第二考，令子弟承荫叙仕。第三考，封赠祖父母、父母。品格不及封赠者，量迁官品，其有政绩殊异者，不次升擢，仰中书省参酌旧制，出给诰命施行。 文字与上引《元史》几乎全同，唯年代有异。另外《元典章》卷十一《吏部五·职制二·封赠》有《官吏考荫封赠》的标题，但无具体内容，仅书年代“至元二十二年”，下注小字“见圣政门饬官吏类”，显然是指同一文件。按《元史》卷二○五《奸臣·卢世荣传》： （至元二十二年）二月，……世荣既以利自任，惧怒之者众，乃以九事说世祖诏天下：……其九，定百官考课升擢之法。 可知至元二十二年确有考课制度的改革。考课中加入封赠内容，应当就是改革的重要部分。据此，《元史》年代似误，当从《元典章》改为二十二年。 3.《元史》卷八四《选举志四·考课》（2114页）： 凡封赠之制：……至治三年，省臣言：“封赠之制，本以激劝将来，比因泛请者众，遂致中辍。”诏从新设法议拟与行，毋致冗滥。礼部从新分立等第：…… 仍然是封赠的内容。此条详见《元典章》卷十一《吏部五·职制二·封赠·流官封赠通例（又例）》： 延祐七年十一月，钦奉至治改元诏书内一款：封赠之制，本以激劝臣下，比因泛请者众，遂致中辍。今命中书省从新设法议拟举行，毋致冗滥。 《元典章》新集《国典·诏令·至治改元诏》第十六款所载全同，许有壬《至正集》卷七五《公移·封赠》也完整无误地引述了此款文字。按此前元朝封赠制度具体细则，制定于延祐三年四月十八日，见《元典章》卷十一《吏部五·职制二·封赠·流官封赠通例》。封赠因故“中辍”，在延祐五年二月二十八日，见《元典章》新集《吏部·官制·总例·住罢封赠》及《元史》卷二六《仁宗纪一》。两年后英宗即位，为推进汉化改革，重议举行。《元史·选举志四·考课》将此事系于至治三年，恐误。而且《元史》在详述“礼部从新分立等第”的内容后（实际上主要是延祐三年细则的重申）又载：“至治三年，诏：‘封赠之典，本以激劝忠孝，今后散官职事勋爵，依例加授，外任官员并许在任申请，其余合行事理，仰各依旧制。”“至治三年”先后两次出现，显然有问题。第一个“至治三年”，当据《元典章》，改为延祐七年。 四 标点错误 校点《元史》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校勘姑置不论，仅就标点而言，由于元朝族名、人名、地名译名混乱，纪、志案牍文字冗杂，往往文义难晓，其困难也要高于其他正史的标点。中华书局校点本《元史》出版后，陆续发现了标点中的少量问题，因此在80年代重印时，挖改标点错误近百处。但通过对读《元典章》，仍可发现一些“漏网”的错误。如周良霄先生根据《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九·诸禁·禁宰杀·禁回回抹杀羊作速纳》，正确地指出：校点本《元史》卷一○《世祖纪七》至元十六年十二月“丁酉，八里灰贡海青。回回等所过供食，羊非自杀者不食，百姓苦之”一条，“贡海青”后不当断开，而应紧接“回回”。[17]这一类标点错误，还可以续举两例。 1.《元史》卷八二《选举志二·铨法上》（2045页）： 延祐四年，部议：“江浙行省各路见役司吏，已及两考，选充仓官，五万石之上，比同考满出身充典史，一考升吏目。五万石之下者，于典史添一考，依例迁叙。湖广行省仓官，如系路吏及两考，选充仓官一界，同考满出身充典史，一考升吏目，迁叙库官，周岁准理本等月日，考满依例升转。” 此条详见《元典章》卷九《吏部三·官制三·仓库官·仓库官升转》： 延祐四年十月，行省准中书省咨。来咨：“抚州路备大盈库申，库使张京另无俸给，如蒙定俸给禄，唯复依湖广省元拟，库官周岁满替，准理路吏月日，考满依例升转。官吏俸给已有定例，外据仓库官升转一节，本省未奉前因，咨请照验。”准此。送据吏部呈：奉中书省札付，本部呈：“江浙省咨：‘各路司吏历俸已及两考，在役，选充五万石之上仓官一界。如无侵欺粘带，合无将历过仓官月日比路吏一倍折算。历五百石（引者按：原文如此，据上下文当作五万石）之下仓官月日，以二折三。与元役路吏俸月通九十月，照依见奉递降通例，历典史一考升转。唯复五万石之上者，比同考满路吏出身，充典史，一考升吏目；五万石之下者，于典史内添一考，依例迁叙。’本部议得：江浙行省各路见役司吏，已及两考，选充仓官。如无侵欺粘带，比同考满出身，充典史，一考升吏目，依例迁叙相应。”都省仰依上施行。奉此。已下主事厅标附格例去讫。今奉前因，本部议得：江西省咨仓库官役满，未奉升转定例，以此参详，合依呈准江浙省元拟，如系路吏历俸已及两考，选充仓官一界，另无侵欺粘带，比同考满出身，充典史，一考升吏目迁叙。库官周岁，如无粘带，准理本等月日，考满依例升转。如蒙准呈，移咨行省照会，札付本部，为例遵守。具呈照详。都省咨请依上施行。 本条核心内容，是最后一段有关仓库官升迁的规定。这项规定讲了两种情况。第一，如果是由历俸两考路吏转任的仓官，任职一界后，比同考满（考满应为三考），即可充任最低级的首领官典史，再经一考，可升为级别稍高的首领官吏目。第二，如果是库官，任职一年后“准理本等月日，考满依例升转”。最后一句话，实际上没有讲清楚“本等月日”和“依例升转”的确切含义，或许就是文件开头“依湖广省元拟，库官周岁满替，准理路吏月日，考满依例升转”的意思，对此还可以进一步研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元史》中“一考升吏目，迁叙库官，周岁准理本等月日”的标点有误，应当改为“一考升吏目迁叙。库官周岁，准理本等月日”。前面讲仓官，后面另讲库官，并非一事。元朝仓库官并称，但仓官地位似乎略高于库官。《元典章》卷九《吏部三·官制三·仓库官·仓官贴补库官对补》，引用武宗时临江路总管万少中（姓万，散官少中大夫）上言，谓“仓官已有养廉定例，尚蒙省部定立出身，惟库官另无俸给养廉，又无优升定例”。如按照《元史》原来的标点，仓官升典史，升吏目，又“迁叙”库官，是不合情理的，只能自“库官”开始另作一句。 另外前引《元史》中“湖广行省仓官”六字，实系赘文。从《元典章》可以看出，这条仓库官升迁的规定是由吏部拟定、中书省批准，咨发各行省通行的。如《元史》所言，则一似单独针对湖广行省，谬甚。《元史》致误之因，大约是由于公文原件开头有“湖广省元拟”一语，遂将其插入通行规定之中。此类错误在《元史》特别是《选举志》中并非个别事例，兹不具列。 2.《元史》卷一○四《刑法志三·食货》（2649页）： 诸犯界酒，十瓶以下，罚中统钞一十两，笞二十，七十瓶以上，罚钞四十两，笞四十七，酒给元主。酒虽多，罚止五十两，罪止六十。 此条详见《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课程·酒课·犯界酒课不便》： 大德五年，江浙行省，据左右司都事赵承事呈：……照得元准中书省咨，……都省议得：今后犯界酒一十瓶以下，追罚钞一十两，决二十七下；一十瓶以上，追罚钞四十两，决四十七下。酒虽多，止杖六十，追钞五十两。 从《元典章》中很容易看出《元史》的标点错误。“笞二十，七十瓶以上”当标点为“笞二十七，十瓶以上”。《元史》（也许是此前的《经世大典》）在删节原始公文时，将“二十七下”的“下”字省去，又将下一句“一十瓶”的“一”字省去，“二十七”与“十”两个数字相连，就很容易点错了。查百衲本《元史》，“罚中统钞一十两笞二十”只好是一行的结束，“七”字为下一行开始。校点本的标点不慎致误，与此也有关系。日本学者编《元史刑法志研究译注》时，则对此条进行了正确的标点[18]。 [1]参阅冯承钧《元代的几个南家台》，载氏著《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 [2]元朝名为也先帖木儿的人很多。关于这一位也先帖木儿的材料，见《元史》卷一一二《宰相年表》、卷一三四《秃忽鲁传》、卷一九《成宗纪二》大德元年三月庚午条（译名作也先帖木而）、苏天爵《滋溪文稿》卷八《萧 墓志铭》（译名作野仙铁木儿）、同恕《榘庵集》附录贾仁《同恕行状》（称咸宁王野仙公）。王梓材、冯云濠《宋元学案补遗》卷九○将他列入“鲁斋门人”，称其为“贞献野仙铁木儿先生”。 [3]《元典章》卷三六《兵部三·驿站·给驿·远方病故官属回还脚力》：“延祐七年十一月钦奉至治改元诏书内一款：云南、四川、福建、广海之任官员，已有给驿定例。到任之后不幸病故，抛下家属无力出还，穷困远方，诚可哀悯。仰所在官司取勘见数，应付元去铺马车船，仍给行粮，递送还家。”同书新集《国典·诏令·至治改元诏》所载同。 [4]《元史》卷一○一《兵志四·站赤》。 [5]《元典章》卷三六《兵部三·驿站·给驿·礼上官员二千里外骑铺马》。 [6]引自刘坚、蒋绍愚主编《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元代明代卷）》（商务印书馆，1995）第335页。 [7]按《朴通事》虽成书于元末，但在明朝又作过一些修改，主要是把元朝的地名、官名、俗语用明朝通行用语予以改写。这里的“南京应天府丞”就是明朝地名、官名，并非元朝所有。 [8]参阅陈高华《论元代的站户》，载氏著《元史研究论稿》（中华书局，1991）。 [9]见黄时鉴辑点《元代法律资料辑存》（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第198页。 [10]参阅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中华书局，1996）第1406～1407页的笺释与解析。 [11]《元典章》沈刻本此条三处“普昭”均写作“普照”，陈垣《沈刻元典章校补》未校，或因古代昭、照二字通假之故。然据《元史》，似仍应校改作“普昭”为妥。 [12]关于一部分元代白莲教徒使用“普”字命名的问题，参阅杨讷《天完红巾军与白莲教的关系一证》，载《文史哲》1978年第4期；同氏《天完大汉红巾军史述论》，载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82）；同氏《元代的白莲教》，载《元史论丛》第二辑（中华书局，1983）。 [13]周良霄《〈元史〉校点献疑》一文（载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编《内陆亚洲历史文化研究——韩儒林先生纪念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已注意到《元典章》的这条材料，以为“僧名则‘普昭’似较‘晋昭’合理”，唯未指出可能与白莲教有关。 [14]许凡《元代吏制研究》（劳动人事出版社，1987）第13～15页。 [15]郑玉《师山集》卷三《送赵典史序》：“典史，县幕官也。其受省檄，秩从九品下。其事则检举勾销簿书，拟断决。禄卑位薄，务繁任重，一县之得失，百里之利害，常必由之。”王礼《麟原文集》前集卷五《录事司典史谢宏用美解序》：“典史，司。县幕佐也。持案牍之权，与官吏相可否，其职任之系不轻。然率由吏老将至而始任焉。”按幕官、幕佐皆指首领官，是金、元各级机构中掌管案牍、统辖吏员、协助长官处理政务的低级官员的通称。有关制度，参阅许凡《元代的首领官》，载《西北师院学报》1983年第2期。 [16]《元典章》沈刻本此条“拟将”二字误作“拟合”。 [17]周良霄前揭文。 [18]见小竹文夫、冈本敬二编著《元史刑法志の研究译注》（教育书籍，1962）第178页。 原刊《文史》2003年第三期，转自象牙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