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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娟 杨富学[①] （西北民族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730030；敦煌研究院，甘肃 兰州 730030） 原刊《敦煌学辑刊》2011年第4期，第84～97页 摘要：豳王为元代诸王之一，始祖为察合台系的出伯、合班兄弟，形成于14世纪初期，包括豳王、肃王、西宁王和威武西宁王，分别驻牧于酒泉、瓜州、敦煌和哈密。豳王家族虔信佛教，但史书了无记载，幸赖敦煌、酒泉等地发现的各种文献，依稀可以考见豳王家族事佛活动之一斑。从中可以看到，豳王家族不仅对西域至敦煌间的佛教活动进行保护，而且常以供养人的身份出资兴建佛寺、修缮洞窟、塑造佛像、抄写佛经，尤其是对酒泉文殊山石窟、敦煌莫高窟、瓜州榆林窟等多处石窟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复。受其影响，西域至敦煌间的佛教在当时亦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使河西石窟的营建活动在元末渐趋高涨，莫高窟、榆林窟现存的14处元代洞窟大都为元朝晚期之遗存。 关键词：蒙古；豳王家族；西域；河西；佛教；石窟 一、豳王乌鲁斯的形成及其对河西西部和西域东部的统治 豳王为元代诸王之一，13世纪晚期崛起于河西。豳王乌鲁斯的创建者为中亚察合台系的出伯、合班兄弟，其曾祖为成吉思汗之次子察合台，祖为拜答里，父为阿鲁浑(又作阿鲁忽，Āl$ū)。史载，1259年，元宪宗蒙哥在进攻南宋时亡殁，次年，其弟阿里不哥和忽必烈先后各自召集宗亲大会,宣布继承蒙古大汗之位，进而引发了元王朝长达四年之久的内战。这场权利之争，对蒙元历史，特别是元代西北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忽必烈忙于镇压阿里不哥叛乱时，分封于中亚的术赤系、察合台系、窝阔台系诸王渐趋强大，不断侵占大汗领地，随后又结成了反忽必烈集团的军事联盟，相继宣布脱离大汗的统治，给元政府的统治造成了极大威胁。恰值此时，察合台系之出伯、合班兄弟率军东奔，主动投归忽必烈麾下,于至元十九年（1283年）参与了元廷平定斡端（今新疆和田市）叛王的军事行动，世祖命令大将旦只儿“从诸王合班、元帅忙古带军至斡端，与叛往兀卢等战，胜之”。[②] 以其功，元政府于至元二十年春正月“赐诸王出伯印”。[③] 大德六年（1302年），元政府命“甘州军隶诸王出伯”，[④] 驻节于甘州（今甘肃省张掖市）。《蒙兀儿史记》称： 出伯……置本营于甘州，兼领沙州以西北至合剌火者畏兀儿地征戍事。陇右诸王驸马及兀丹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吐蕃乌斯藏宣慰司、巩昌等处便宜总帅府并听节制。[⑤] 其中的“兀丹”即斡端，今新疆和田，合剌火者即今新疆吐鲁番市。可见，当时出伯管辖范围相当广袤，东起甘州，西至新疆吐鲁番盆地。而塔里木盆地南缘的和田、吐蕃及陇右、陇中地区（巩昌，今甘肃省陇西县）亦受其节制，益发显示出其地位的重要。 大德八年（1304年），忽必烈“封诸王出伯为威武西宁王，赐金印”。[⑥] 蒙古崛起朔漠，肇兴之初各种制度尚不完善，因此诸王初无位号，仅有六等印纽的赐予，中统以后才开始以国邑之名封号，但仍以六种印纽分等。威武西宁王位列诸王第三等，佩金印驼纽。大德十一年，出伯进封豳王，[⑦] 由三等诸王晋升为一等，佩金印兽纽，驻节地由甘州移至肃州（今甘肃酒泉市），豳王乌鲁斯得以正式形成。接着，天历二年（1329年）出伯子忽答里迷失（又作忽塔迷失、忽答的迷失、忽塔忒迷失）被封为西宁王，佩金印螭纽，位列二等诸王，驻于沙州（敦煌市）。该年十二月，忽答里迷失进封豳王。[⑧] 说明出伯已于是年亡故。翌年，忽答里迷失晋升后留下的西宁王之位由侄速来蛮（出伯孙）继袭。[⑨] 元统二年（1334年）五月，又以出伯子亦里黑赤袭其旧封为威武西宁王，[⑩] 地位次于西宁王，佩金印驼纽，驻于哈密。出伯兄哈班之后宽彻于天历二年八月被封为肃王，[11] 位同豳王，为一等诸王，佩金印兽纽，驻于瓜州。[12] 本文所谓的豳王家族即为豳王、西宁王、威武西宁王和肃王的总称。有元一代，豳王家族受元政府之命统领镇戍诸军，防守西起吐鲁番东至吐蕃一线，“镇御有劳”，[13] 始终处于巩固元朝西北边防的第一线。 肃州为蒙古所并始自1226年，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置肃州路总管。次年，蒙古攻占沙州，以其地“隶八都大王”。[14] 瓜州在西夏覆灭之后一度废弃。至元十四年，元政府复设瓜沙二州，隶肃州，归中央政府管辖，授当地百姓田种、农具。十七年，沙州升格为路，设总管府，统沙、瓜二州，直接隶属于甘肃行中书省。十八年正月，“命肃州、沙州、瓜州置立屯田”。[15] 是后于至元二十四年始筑沙州城，“以河西爱牙赤所部屯田军同沙州居民修城河西瓜、沙等处”。[16] 四年后，以政局不稳，元政府尽徙瓜州居民入肃州，瓜州名存实亡。[17] 自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始，北方蒙古人大量入居河西，诸王贵族进驻重要城镇，一些比较集中的农业区和水草丰美的牧地，均为其所有。原本富庶的农桑之地，也在战争期间饱受抢掠、烧杀和摧残，忽必烈之后虽有所恢复，但已无复昔日之盛。及至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整个肃州路仅有“户一千二百六十二，口八千六百七十九”。[18] 呈现出的是一派衰败、凋敝的景象。瓜、沙二州虽无统计数字，但人口数量不会在肃州之上。 大德七年（1303年）六月，由出伯所率蒙古大军屯驻瓜沙，使当地衰败景象始得改变。《元史》卷21载： [大德七年]六月己丑，御史台臣言：“瓜、沙二州，自昔为边镇重地，今大军屯驻甘州，使官民反居边外，非宜。乞以蒙古军万人分镇险隘，立屯田以供军实，为便。”从之。[19] 出伯为总管河西与西域军事之要员，地位显赫，他的入居，使河西之政治、军事地位大为提高，原本日渐式微的局面大为改观，生产得到恢复并发展。至大二年（1309年）八月，中书省臣言“沙、瓜州摘军屯田，岁入粮二万五千石”。[20] 说明当地包括军屯在内的农业生产已恢复到相当的水平。《蒙兀儿史记·出伯传》载： 当是时，朝廷宿重兵和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鄂尔浑河上游），以西陲军事委之出伯。出伯治军严重，常坚壁垒，远斥堠，以待敌，来则峻拒，去勿深追……以是出伯在边十余年，河西编氓耕牧不惊，诸王将拱听约束，朝廷无西顾之忧。[21] 豳王家族驻军西陲，多次击败窝阔台后王海都、察合台后王都哇等叛军的进犯，保持了西陲局势的相对稳定，使元朝中央得以集中兵力，最终平定了海都、都哇之乱，同时也使辖下的河西及西域东部地区的免受战火的破坏，社会相对安定，人民安居乐业，与天山南北蒙古诸王数十年间相互争雄，战火连绵，民不聊生的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22] 豳王辖地一旦遇到天灾人祸，元政府也会很快施以救助，如延祐元年（1314年）六月，“豳王南忽里等部困乏，给钞俾买马羊以济之”。[23] 延祐四年闰正月“给豳王南忽里部钞十二万锭买马”。[24] 至顺三年（1332年）十一月，元政府“赐诸王宽彻币帛各二千匹，以周其贫”。[25] 这些举措，无疑会促进当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威武西宁王所驻的哈密，比河西更早归入蒙古。1209年，高昌回鹘亦都护巴而术阿而忒的斤臣属蒙古，不久即助蒙古军占领“罕勉力、锁檀回回等国”。[26] 这里的“罕勉力”即哈密。至元十八年（1281年），甘肃行省设立，哈密则与肃、瓜、沙一样，同隶甘肃行省管辖。次年，哈密城主的斤迭林捐资帮助当地屯垦。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增派汉军及新附军500人来哈密力屯田。1334后，哈密成为威武西宁王封地。元覆亡后，威武西宁王兀纳失里割据自立，至永乐年间（1403～1424年）演变为哈密忠顺王。 二、豳王家族之奉佛 有元一代，藏传佛教盛行，被蒙古统治者尊为皇室宗教和“国教”，成为“全族信仰”，上至皇室贵族，下至黎民百姓，所有蒙古族成员差不多都是虔诚的佛教徒。自世祖忽必烈以下，历代蒙古大汗，都要接受国师灌顶，在执政的过程中也多有帝师佐政，而皇室子孙自幼也要随佛僧学道，皇室贵族更是争相师从佛僧。本文所述豳王家族，系出察合台家族，贵为皇室之胄，自然亦是藏传佛教的尊从者和推崇者。遗憾的是史书对此了无记载，惟敦煌等地发现的古代文献可填补这一空白。 20世纪初，英人斯坦因（A. Stein）曾从敦煌携归回鹘文写本一件，内容为《吉祥胜乐轮(Sri-cakrasamvara)》，现藏伦敦大英图书馆，编号为 Or. 8212-109（旧编号Ch. xix.003）。其中叶46a～46b有题记曰： tört türlüg käzik-lärig yol-ča uduzmaq-lï$ tärïng nomlu$ tamngaq-ï$ čo$-lu$ yalïn-lï$ ulu$ baxšï·naropa-nïng käntü a$ïz-ïndïn nomlayu yarlïqamïš·sakï-lï$ toyïn ulu$ baxšï čo$ ba$-lï$ darma tuačï čoskï irgämsan nomlu$ tuu$ atl$ baxšï üzä yaratmïš ärür……qamïl-lï$ ary-a ačarï tükäl-lig bilgä istonpa baxšï-nïng bošu$ yrl$-ï üzä ävirü aqdaru tägintim∷∷∷či čing onunč-ï bars yïl altïnč ay tört yangï-qa üč lükčüng balïq-lï qulut mn yangï boš$utčï sarï$ tutung asuday o$ul-nïng lingči-si üzä bitidim sadu ädgü∷ 四种次第成就法，此为纳若巴大师讲说之真义……由萨迦僧人大法师法幢（Dharma tvacï）大师制成……哈密尊者阿阇黎（Ārya Ācar）遵佟巴（Istonpa）大师之令翻译……至正十年（1350年）虎年六月初四日我三鲁克沁（Üč Lükčüng）城之后学萨里都统（Sarï$ Tutung）奉阿速歹（Asuday）王子之令写。善哉！善哉！[27] 继之，在第47页正面又有如下文字：“vzir-lï$ baxšï-nïng adaq-lï$ qooš linxu-a-sïnga o$ul yükünürmn（我，阿速歹，怀着虔诚之心，命法师恭敬抄写）。”[28] 这里的蒙古王子Asuday即第二代西宁王速来蛮（Sulaiman）之子阿速歹，其名不见于《元史》，但见于《莫高窟六字真言碣》和《重修皇庆寺记》（详后）。从写本中诸多藏文术语来看，应译自藏文，内容属于印度著名密教大师纳若巴（Nāropa，1016～1100年）所传度亡之书。依题记知，该写本正是来自今新疆鄯善西南鲁克沁之回鹘法师萨里都统奉王子阿速歹之命而于至正十年（1350）在沙州缮写的。这反映出了阿速歹对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的虔诚，同时也反映了西域回鹘僧徒与豳王家族的密切关系。 豳王家族之奉佛，在榆林窟第12窟前室甬道南壁的回鹘文题记中亦可得到证明。题记现存文字11行，其中前4行载： 1. ……quḍlu$ [1uu] yïl (………) 2. qa$an qaḍun[s]oy[u]rqadïp qamïl-qa Y[ ]N 3. [buya]n qulï ong bašla$-lï$ biz X’D(…)P(…) 4. (…)MYŠ qïsaq-čï napčik-lig qamču T’V’[ 在吉祥的[龙]年[…月…日]皇帝和皇后赐予恩典[……]给哈密（qamïl）[……]我们，以不颜嵬厘（buyan qulï）王为首驾车者[……]MYŠ，甘州（Qamču）-[……]来自纳职（Napčik）[……][29] 其中的不颜嵬厘王（buyan qulï ong）为第一代豳王出伯之孙，亦即第一代威武西宁王亦里黑赤（Ϊlïqčï~Yïlïqčï）之子，来自哈密之纳职（Napčik，哈密西65公里处拉甫却克古城）。高昌回鹘王国时期，纳职地位重要，据敦煌文献P. 2962《张议潮变文》和P. 3451《张淮深变文》记载，纳职回鹘曾于9世纪下半叶多次入侵瓜沙地区。[30] 今天的拉甫却克古城遗迹仍颇具规模，有南北二城，平面呈“吕”字形分布。由于其内残留的遗物多属汉唐或更早时期，故学界一般称之为汉唐故城。[31] 从敦煌文献和榆林窟回鹘文题记看，纳职的繁荣其实并非至唐代而终，而是在其后继续保持繁荣，高昌回鹘以之为东向经营瓜沙之冲要，在元代充任威武西宁王驻牧之地，具有比较重要的战略地位。 题记中的不颜嵬厘王又见于日本京都有邻馆收藏的蒙古文写本残页（No. 4, red series），其中有buyanquli uei vu sining ong之谓，意即“威武西宁王不颜嵬厘”为威武西宁王不颜嵬厘致西宁王苏丹沙（Sultan-šāh）的一封信札。[32] 是证回鹘文题记中的buyan qulï ong之身份为威武西宁王无疑。《元史》卷38《顺帝纪一》载元统二年（1334年）五月己丑条载：“诏威武西宁王阿哈伯之子亦里黑赤袭其父封。”[33] 值得注意的是，在黑水城出土TK248《甘肃行省宁夏路支面酒肉米钞文书》中曾提到“嵬力豳王”。[34] 此“嵬力豳王”与《元史》中的“邠王嵬厘”和榆林窟题记中的不颜嵬厘实指同一人。至正十二年（1352年，亦即回鹘文题记中的龙年）秋七月，邠王嵬厘“以杀获西番首贼功”而获赐金系腰一条。[35] 此为莫大之殊荣。遂亲赴榆林窟朝山，以报答佛的护佑之恩。榆林窟题记所言：“皇帝和皇后赐予恩典”，所指即为此事。[36] 1989年，敦煌研究院石窟考古研究所对敦煌莫高窟北区B163窟进行发掘，获汉文、西夏文、回鹘式蒙古文、藏文、八思巴文文书多件，其中编号为B163:42的蒙古文文献为新疆地方长官克德门巴特尔下达的令旨，旨在确保新疆至敦煌佛教香客之安全，计有文字13行，兹引录如下： 1 [ ]（….）Boladun ĵarl$-iyar 2 Kedmen Ba$atur üge manu [ ] 3 yabuqun ilči Bül-e [ ] 4 -ta B(…)N-W Tege To$temür [ ] 5 olan čerig-ün aran-a ane 6 goņg diņg gui ši Dorĵi Kirešis Bal Sangbo lam-a [ ] šabinar- 7 luў-a Qar-a Qočo ĵug Bars Köl-e Biś Bali$-a kiged iren odun 8 kereg-tegen yabuĵu odqui-dur ireküi-dür irüger-ün 9 tul-a ked ber boliĵu buu tüdetügei ačaўaņ temege 10 morid aņu ulaў-a šügüsün kemen buu baritu$ai $a$un 11 kedi anu buliĵu tataĵu buu abtu$ai kemebei äyin 12 kemegülün ede gon ding gui ši Dorĵi Kirešis Bal 13 Sangbo lam-a [ ] šabiņar-luўaņ Qar-a Qočo [ ] （下残） 根据Boladun圣旨，克德门巴特尔[颁发]令旨：“向往来行走的使臣布勒……向……向帖哥和图黑特木尔（第4行）、向诸多军士……因为灌顶国师朵儿只怯烈失思巴藏卜喇嘛与其徒弟们，穿梭于八儿思阔、别失八里及高昌其它[地方]，旅途应做事虔诚（即佛教的宗教仪式）并祈福众生，谁也不得阻其旅程，不许征用他们的川资、车辆、骆驼和马匹，不能说‘这些是驿站牲畜或给养’，没人可拿取其任何东西”。 我们[曾经]将这些授予朵儿只怯烈失思巴藏卜[喇嘛]及其徒弟们，高昌……[37] 第1行出现的Boladun其人，文献刊布者嘎日迪认为“应是皇帝，目前确定不了此人”。[38] 敖特根则认为给其“一个准确的定位实为困难”。[39] 惟日本学者松井太将其考订为察合台后王都哇孙、宽阇（Könčeg，1307～1308年）子卜剌（Bolad），亦有可能为卜剌之子麻哈没的（Bolad-Muhammad，1341～？）。[40] 对这一解释，笔者不敢苟同。因为，首先，14世纪初，窝阔台汗国已被察合台汗国所吞并，豳王所率蒙古军防御的对象正是察合台汗国。于此情况下，察合台汗国统治者所颁令旨能够在豳王统治区内通行是不可想象的；其次，按照惯例，只有蒙古大汗才有资格颁发圣旨，Boladun若是察合台汗，作为宗王是无权颁发圣旨的。退一步说，察合台汗因不服忽必烈的统治而僭越自称圣旨，这样的圣旨在察合台汗辖境内有效是有可能的，但必不可能行于蒙古大汗辖属的河西地区。职是之故，笔者认为，这里的Boladun当为元朝某大汗，而令旨的颁布者克德门巴特尔（Kedmen Ba$atur）则应为吐鲁番当地的蒙古统治者。吐鲁番被察合台汗国占领时当元顺帝至正七年（1347），[41] 故可将令旨颁布时间的下限推定在是年。 高昌长期以来一直为元廷与察合台汗国争夺的主战场，双方互有胜负，呈拉锯状，但迄14世纪上半期大部分时间，该地都在元朝中央政府控制之下。元顺帝至正七年（1347），“西蕃盗起，凡二百余所，陷哈剌火州，劫供御蒲萄酒，杀使臣”。[42] 火州由此陷入察合台汗国之手。故可将令旨颁布时间的下限推定在是年。 文书中的灌顶国师朵儿只怯烈失思巴藏卜（rDo-rje bka-sis dpul-bzan-po）喇嘛又见于《明史·西域传》，据载洪武七年（1374年）“又有和林国师朵儿只怯烈失思巴藏卜，亦遣其讲主汝奴汪叔来朝，献铜佛、舍利、白哈丹布及元所授玉印一、玉图书一、银印四、铜印五、金字牌三，命宴赉遣还。明年，国师入朝，又献佛像、舍利、马二匹，赐文绮、禅衣。和林，即元太祖故都，在极北，非西番，其国师则番僧。”此事又见于《明太祖实录》卷87洪武七年（1374年）二月戊戌条、卷89洪武七年五月庚辰条。这一记载说明，元朝灭亡后，朵儿只怯烈失思巴藏卜随蒙古皇室北撤，继续充任北元之国师。只是由于某种原因，该国师脱离北元而南归，入朝明廷。[43] 该令旨颁发地在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市），出土地在敦煌，说明当时自吐鲁番至敦煌间，当地蒙古统治者所颁布的政令是可以通行无阻的。颁旨的目的在于保护佛教香客在其间通行往来的方便与安全，文中提到，灌顶国师朵儿只怯烈失思巴藏卜喇嘛与其徒弟们曾穿梭于八儿思阔（今新疆巴里坤）、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12公里处北庭遗址）及高昌等地，足见在新疆地方统治者的支持下，西藏佛教首领灌顶国师朵儿只怯烈失思巴藏卜一度成为新疆至敦煌间佛教事务的管理者。[44] 另外，作为元代皇室宗教的藏传佛教，在元代的发展已臻至顶峰。因此，藏传佛教高僧朵儿只怯烈失思巴藏卜及其弟子也必然会受到河西察合台系豳王家族的优渥。 三、豳王家族与河西石窟的营造 瓜沙位于西北边陲，扼守东西交通之孔道，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重镇，同时又是中西文化交汇之地，佛教文化昌盛。1226年，瓜沙二州归蒙古所有，但已无复昔日之盛。14世纪初，随着蒙古豳王家族进驻瓜沙诸地，当地社会生产才得以逐步恢复发展，而莫高窟、榆林窟的佛事活动也于这一时期渐趋高涨。至顺二年（1331年）瓜州知府、瓜州郎使郭承直与其子郭再思、司吏吴才敏、巡检杜鼎臣等巡礼榆林窟，是元代最早的纪年题记。[45] 镇守沙州的西宁王速来蛮，也于至正八年（1348年）在莫高窟立《六字真言碣》，率领王子、王妃、公主、驸马等诵经奉佛。[46] 三年后，速来蛮又主持修复莫高窟皇庆寺（第61窟门外）。[47] 至正十三年，守镇官员下令重修榆林窟，第15窟有墨书题记写道：“大元守镇造……太子业□□里至三危，睹思胜境，现□□观见光相□室中，闻香气于岩窟，由是重建精蓝，复兴佛刹，广□缁流于四姓，多兴禅定于岩间也”。[48] 至正十七年，甘州画师史小玉在莫高窟绘制了精美的第3窟壁画。[49] 在莫高窟第444窟中先后出现有至正三年、至正八年及两条至正十七年的题记。[50] 1367年，临洮画师刘世福在榆林窟作画并在第13窟题壁。可见在崇奉佛教的出伯家族，特别是西宁王家族的推动下，沙州之地重兴营建石窟的高潮。目前所知莫高窟现存10个元代洞窟（1、2、3、95、149、462、463、464、465、477）中，以元代中后期者居多，属于元初的洞窟较少，而榆林窟的4个元代洞窟（第3、4、6、27窟）均属于晚期之遗墨，完全继承了西夏显密结合，汉藏结合的思想和艺术传统。而这一时期正是出伯家族崛起于河西，统辖瓜沙之地的重要时期。显然，豳王出伯家族以其在西北地区特有的政治地位和雄厚的经济实力，在虔诚信仰的驱使下，积极投身对莫高窟、榆林窟多个洞窟的重修与重绘，史书尽管缺载，但河西诸地出土的碑刻则如实记录了这一史实。 先看敦煌莫高窟发现的《莫高窟六字真言碣》和《重修皇庆寺记》。 现存敦煌研究院的《莫高窟六字真言碣》立于元顺帝至正八年（1348年），碣石上方横书正楷“莫高窟”三字，中央阴刻四臂观音坐像。在其上方及左右方刻汉、梵、回鹘、藏、西夏、八思巴等六种文字。其音均为“唵嘛呢叭咪吽”，即所谓六字真言。在六字真言右侧“功德主”一栏下有速来蛮西宁王、脱花赤大王，太子养阿沙、速丹沙、阿速歹、结来歹，妃子屈术、卜鲁合真、陈氏妙因之题名，右题“维大元至正八年岁次戊子五月十五日守朗立”。莲座下则为沙州路河渠司提领成罗沙等题名。[51] 立碑人为当时坐镇沙州之第二代西宁王速来蛮。[52] 上文提到的波斯文史籍《贵显世系》记载速来蛮三子分别为Asutai（阿速歹）、Sultān Sh(ah)（速丹沙）和Yaghan Shāh（牙罕沙或养阿沙），与《莫高窟六字真言碣》完全一致。而牙罕沙亦有三子，分别为：Ajudai、Arkashirin、Darmabala。其中，Darmabala（音译“答剌麻八剌”）来自梵文Dharmapāla，意为“护法”。[53] Arkashirin见于《明实录》洪武二十四年春正月条和《明史》卷330《沙州卫传》，在那里写作“蒙古王子阿鲁哥失”。沙州诸蒙古王降明后，于其地置沙州卫。[54] 而Sultān为阿拉伯语，古译“速丹”或“速檀”，今译“苏丹”，原意为“力量”或“权柄”，用以称呼穆斯林国家的统治者；Yaghan为突厥语，意为“象”；“沙”（Shāh）则为波斯语，说明养阿沙、速丹沙之取名皆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而其父名速来蛮则来自阿拉伯语Sulaimān，今译苏莱曼，为穆斯林常用名。其后代的取名却来自梵文，表现出佛教的强烈影响。 继《莫高窟六字真言碣》后，速来蛮又出资在文殊洞（即今莫高窟第61窟）外重修了皇庆寺，并勒立《重修皇庆寺记》之碑。而这一重修活动亦得到了其它文献记载的印证，如清人徐松曾记嘉庆年间莫高窟“文殊洞外，有元《皇庆寺碑》”；[55] 道光年间曾任敦煌知县许乃谷诗《千佛岩并序》亦言：“文殊洞外有《元皇庆寺碑》，至正十一年建。功德主为西宁王，记文者沙州教授刘奇也。”[56] 文殊洞即莫高窟第61窟，为五代曹元忠所建。窟前土层遗址中发现有“元代粗瓷碗片及铜器、骨刻残片等物”，另有“木炭、土块、白灰墙皮”等火烧灰烬层，[57] 足证元代曾在文殊洞前依窟建寺，此寺当即皇庆寺。该寺建成之时代，《重修皇庆寺记》言谓“唐宋间”，实不确。据考，当建于元皇庆年间（1312～1313年），但若干年后塌毁，西宁王速来蛮再予重修，并立《重修皇庆寺记》之碑以志之。[58] 该碑现存敦煌研究院，文曰： 沙州皇庆寺历唐宋迄今岁月既久，兵火劫灰沙石埋没矣！速来蛮西宁王祟尚释教，施金帛、采色、米粮、木植，命工匠重修之。俾僧守朗董其事，而守朗又能持疏抄题以助其成，佛像、壁画、栋宇焕然一新。[59] 参与皇庆寺修复的施主，除了速来蛮家族外还有来自沙州的施主桑奇同知等72人，肃州施主智宝法师等14人，晋宁路施主殷君祥等27人，沙州路河渠司提领丁虎哥赤等13人。所涉及的人物众多，身份各异，既有官又有民，既有僧亦有俗，既有汉族又有少数民族，既有近地之民又有远方来客，可见敦煌在元代仍然是佛教僧众们的倾心向往之所，信徒怀着虔敬之心，共赴敦煌，发心修缮洞窟，以做功德。《重修皇庆寺记》言： 寺成而王薨。守朗合掌涕泣而请日：“皇庆寺废而兴、毁而新，皆王之力也，岂可使后之人无闻焉！愿先生记之。” 这一陈述表明，在皇庆寺修缮完毕之后不久，速来蛮薨亡。薨亡具体时间，学界多言为至正十一年。[60] 继之，李正宇进一步指出至元五年（1339年）速来蛮得任波斯义阑克第十六汗王，他应亡于至正十一年春夏间，其子养阿沙袭父封，继为西宁王。[61] 同处于豳王家族治下的酒泉亦有用汉文、回鹘文合璧镌刻的《重修文殊寺碑》出土。碑原立文殊山石窟寺群正中的一处石窟，即文殊寺中，记载了豳王家族修建佛教寺院的过程。其中汉文碑铭曰： 且肃州西南三十里嘉谷山者，乃一切贤圣栖神化远之归心。林泉秀美，涧壑寂寥，神光现于长空，石室藏于畔侧。爰有郑善进睹兹祥瑞，发心修盖文殊殿已经年远。今遇喃答失太子[常]闻[圣]境之地，每慕觐仰之心，同众兄弟等于六月二十三日，特进焚香。[62] 从碑文可以看出，文殊山石窟创建于北魏，直至元代仍是香火兴盛之地。第三代豳王喃答失兄弟不仅前往文殊寺发愿，更捐资对文殊寺进行修缮，使文殊寺得以“寺宇周成，梁材整台，殿方高墙，壁乃彩绘，圣容间金，而五色粧就，宝瓶琉璃结砌周全，钟楼碑楼工成咸就，周围垣墙悉成已毕”。[63] 显然，该碑所反映的当为喃答失对文殊寺进行修葺并布施田亩的情况。另外，汉文碑文尾跋提及多位文殊寺僧官，多使用西藏和西夏名字，如沙加令真（第22行）来自藏语Śā-kya-rin-chen（意为“一位僧官”）；速那令真（第26行）来自藏语bSod-nams-rin-chen（意为“和尚”）；而其他两位僧官的名字分别为耳你、耳立嵬梨忍普（第22行），亦应为西夏人。[64] 由于西夏佛教和蒙古族所信奉的藏传佛教有很深的渊源关系，故而夏僧颇受蒙古王室所优渥重用，[65] 如来自河西走廊的西夏遗僧杨琏真加与杨暗普父子就是元代佛教界显赫一时的人物。杨琏真加任江南释教总摄、总统达十数年，杨暗普任宣政院长官，主管佛教事务达20年之久，进而受封秦国公，在元代佛教界独一无二。[66] 而酒泉文殊寺中亦见有西夏人出任僧官，说明在豳王家族治下的河西地区，西夏僧人同样受到重用。带有藏族及西夏名字的僧人活跃于文殊寺内，反映出当时河西地区藏传佛教氛围之浓郁。 通过对以上三通河西碑刻的考查，不难发现，豳王家族在驻守河西期间，虔心向佛，将石窟的营建活动推向了高潮。伴随着豳王家族对于河西石窟、佛寺的修建，敦煌艺术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而元代的绘画艺术亦达到了高度的成熟，在人物精神面貌的刻画上进一步接近现实，带有更浓的世俗性，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审美观念和宗教观念。[67] 元代藏传佛教盛行，敦煌诸地亦概莫能外，这一点从敦煌元代洞窟中就能得的充分的体现，如第3窟、第465窟都是元代晚期的代表窟，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而第61窟中绘有的“炽盛光佛”，很可能就是因为皇庆年间全国灾害频发，速来蛮在重修皇庆寺时特意绘出此图，以图消灾弭患。[68] 莫高窟464窟的修复亦与豳王家族息息相关。该窟后室有梵文六字真言，前室南壁有用梵文、藏文、回鹘文和汉文书写的六字真言，北壁则有梵、回鹘、藏、汉和八思巴文书写的六字真言，与壁画浑然一体，为同一时代之遗墨，故而可知前后室之壁画均为元代遗留。值得注意的是，石窟西北角的一个小方室，原为禅室，但后来成为瘗埋“元代公主”之墓。1921年，滞留于莫高窟的沙俄残部，曾对该墓进行了盗掘，将其中的珠饰钗钿洗劫一空。[69] 惟留一只“公主”脚，至今尚存敦煌研究院。[70] 至于“元代公主”之说是否可信，今已无从考证。在莫高窟北区，用于瘗埋僧人骨灰、遗体和遗骨的瘗窟较为多见，有25个，其中15个是专门为瘗埋死者而开凿的瘗窟，另有7窟是改造原来的禅窟而成。[71] 464窟“公主墓”显然属于后者。但需注意的一点是，464窟规模与通常的瘗窟是不可相提并论的，若没有特殊且尊贵的地位，是不可能有如此殊胜因缘的；尤其是当时为了掩人耳目，竟对石窟整体结构进行了改造，将原来的甬道加长一倍以上，在前室之西南和西北二角各构成新的方室，其中西北角方室将公主墓完全隐藏了起来。加长的南北二壁上均依据回鹘文本《金光明最胜王经》而绘制了十地菩萨像，显然，该窟前室与甬道的改造者为回鹘人。[72] 该窟内不仅发现有大量回鹘文木活字，[73] 而且还出土了大量回鹘文文献，其时代可以定在14世纪早期到中期。[74] 而回鹘与豳王家族关系密切，如该窟出土的回鹘文《吉祥胜乐轮》就是至正十年（1350年）阿速歹为超度某位亡故亲属而请人抄写的。[75] 抑或葬于此窟的那位公主，未可知也。莫高窟北区（很可能同为464窟）还出土有赞美西宁王速来蛮的回鹘文头韵诗两首，[76] 均藏北京大学图书馆，编号为北大 D 154v和北大 附 C29V。[77] 由是以观，“元代公主”墓之说当非空穴来风，而是可信的。这里的“元代公主”，当为豳王家族成员之一，考虑到该窟与西宁王速来蛮、阿速歹父子的关系格外密切，此公主很可能为速来蛮之女。如同莫高窟《六字真言碣》所显示的那样，速来蛮家族成员有王子、王妃、公主、驸马等，称号几同于中原大汗。说明诸王之女也被称作公主。[78] 曾出家为尼的某公主，亡后瘗埋于464窟。否则，敦煌何来公主呢？而亡于他地，并未在莫高窟464窟修行过的中原大汗之女绝不可能在死后千里迢迢瘗埋于西北边陲与其无甚关联的该窟之中。 敦煌莫高窟、瓜州榆林窟中保存有元代所绘的多幅供养人像，如榆林窟6窟前室西壁明窗两侧，各有元代画上下二铺供养人像，每铺画像皆作一男供养人和一女供养人床上对坐的构图，所着皆为蒙古装，男戴宝冠，女戴顾姑冠，[79] 显系蒙古上层贵族形象。虑及这些供养人来自豳王家族辖地，最有可能是沙州西宁王家族或瓜州的肃王家族。同样的梳妆又见于榆林窟第3窟、第4窟。二者同属元代，明显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80] 另外，在榆林窟第3窟中，亦绘有男、女供养人各五身。其中一年轻男供养人魁梧健壮而又眉清目秀，双手合十，虔诚礼佛，身份显然是蒙古贵族，很可能是负责瓜州屯田的某位军事长官。同样戴着顾姑冠的女施主像在深受西藏佛教影响的莫高窟332窟也有出现。[81] 另外在莫高窟332窟中，亦绘制三身男供养像，身着被称作“塔护”的蒙古族骑士装束，后有随从二身。 榆林窟第6窟前室西壁北侧蒙古贵族供养像 通过以上的论述，可见豳王家族在统治河西西部与西域东部期间，热衷各种佛事活动，不仅努力保护佛教在统治区内的传播与弘扬，而且出资修建佛寺、修缮洞窟、塑造佛像、抄写佛经，在其推动下，佛教在当地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与繁荣。 众所周知，在元朝统治者的推崇下，藏传佛教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而汉传佛教则开始走向落寞，仅在江南地区获得了一定发展，而北方的许多汉传佛教寺院被藏传佛教所替代，汉僧的数量也急剧减少。豳王家族对汉传佛教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政策，使得汉传佛教得以部分保全，不仅免受灭顶之灾，而且还有所发展。这一史实可从元代晚期汉僧在河西地区的活动、汉文佛经文献的大量出土及敦煌石窟中流行于汉族地区的显密洞窟的兴修得到佐证。在敦煌元代洞窟中，存在着不少汉传佛教风格的显密洞窟，如第3窟、第61窟、第95窟等皆是，其内容显然是在前期绘画技艺的基础上的发展与创新，从而形成新的题材和画面。第3窟建于至正十七年（1357年）前后，甘州画师史小玉以折芦描与铁线描、游丝描、钉头鼠尾描相结合，把线描造型推到极高的水平，壁画设色清淡典雅，其绘制、艺术语言、民族风格都呈现出明显的中原汉传佛教绘画特点。[82] 豳王家族于忽必烈时期崛起于河西，历成宗，至武宗以后势力大张。作为蒙古族的一员，豳王家族敬信佛教，不仅对佛教实行保护，而且常以施主的身份予以供养，以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及雄厚的经济实力，修复了酒泉文殊山石窟，又主持或参与了敦煌莫高窟、瓜州榆林窟多处石窟或寺院的重修与重绘。豳王家族事佛，促进了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在西北地区的弘传与发展。上行下效，使河西地区佛教石窟的营建活动，在经过元初的低落后，于元末进入了高潮。 [①]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百年敦煌学史研究”（07JZD0038） 敦煌研究院科研项目“敦煌民族专题研究”。 作者简介：张海娟（1985- ），女，辽宁沈阳人，硕士研究生，主攻方向为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杨富学（1965-），河南邓州人，敦煌学博士，研究员，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兼职教授、博导，主要从事敦煌学与西北民族史研究。 [②] 《元史》卷133《旦只儿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231页。 [③] 《元史》卷12《世祖纪九》，第249页。 [④] 《元史》卷20《成宗纪三》，第443页。 [⑤] [民国]屠寄：《蒙兀儿史记》卷42《出伯传》，北京：中国书店，1984年，第337页。 [⑥] 《元史》卷21《成宗纪四》，第461页。 [⑦] 《元史》卷108《诸王表》，第2738页。 [⑧] 《元史》卷33《文宗纪二》，第745页。 [⑨] 《元史》卷108《诸王表》，第2739页。《元史》卷34《文宗纪三》，亦载至顺元年（1330年）三月“甲戌，封诸王速来蛮为西宁王”（第755页）。 [⑩] 《元史》卷38《顺帝纪一》，第822页。 [11] 《元史》卷33《文宗纪二》，第739页。 [12] 有关豳王家族的世系与活动，请参见杉山正明：《ふたつのチヤガタイ家》，载小野和子编：《明清時代の政治と社会》，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3年，第677～686页；《モンゴル帝國と大元ウルヌ》，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4年，第312～321页；胡小鹏：《元代西北历史与民族研究》，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第22～50页。 [13] 《元史》卷36《文宗纪五》，第802页。 [14] 《元史》卷60《地理志三》，第1450页。 [15] 《元史》卷100《兵志三》，第2569页。 [16] 《元史》卷14《世祖纪十一》，第299页。 [17] 《元史》卷60《地理志三》，第1451页。 [18] 《元史》卷60《地理志三》，第1450页。 [19] 《元史》卷21《成宗纪四》，第452页。 [20] 《元史》卷23《武宗纪二》，第513～514页。 [21] [民国]屠寄：《蒙兀儿史记》卷42《出伯传》，第337页。 [22] 高自厚：《撒里畏兀儿与蒙古宗王出伯——裕固族源流中蒙古支系的由来》，《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第34～39页。 [23] 《元史》卷25《仁宗纪二》，第570页。 [24] 《元史》卷26《仁宗纪三》，第577页。 [25] 《元史》卷37《宁宗纪》，第813页。 [26] 《元史》卷122《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传》，第3000页。 [27] P. Zieme und G. Kara, Ein uigurisches Totenbuch. Nāropas lehre in uigurischer Übersetzung von vier tibetischen Traktaten nach der Samelhandschrift aus Dunhuang British Museum Or. 8212(109), Budapest 1970, S. 160-162；杨富学：《回鹘之佛教》，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3～124页。 [28] P. Zieme und G. Kara, Ein uigurisches Totenbuch. Nāropas lehre in uigurischer Übersetzung von vier tibetischen Traktaten nach der Samelhandschrift aus Dunhuang British Museum Or. 8212(109), Budapest 1970, S. 162. [29] Dai Matsui, Revising the Uigur Inscriptions of the Yulin Caves, Studies on the Inner Asian Languages XXIII, The Society of Central Eurasian Studies, 2008, p. 18；杨富学：《榆林窟回鹘文威武西宁王题记研究》，《庆贺饶宗颐先生95华诞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待刊。 [30] 杨富学：《〈张淮深变文〉所见“破残回鹘”来源考》，《文献研究》第1辑，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年，第16～29页。 [31] 《哈密文物志》编写组：《哈密文物志》，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8～69页。 [32] H. Franke, A 14th Century Mongolian Letter Fragment, Asia Major (n. s.) Vo.11, no.2, 1965, p. 120. [33] 《元史》卷38《顺帝纪一》，第822页。 [34]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合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14页。 [35] 《元史》卷42《顺帝纪五》，第901页。 [36] 杨富学：《榆林窟回鹘文威武西宁王题记研究》，《庆贺饶宗颐先生95华诞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待刊。 [37] Dai Matsui, A Mongolian Decree from the Chaghataid Khanate Discovered at Dunhuang, Peter Zieme (ed.), Aspects of Research into Central Asian Buddhism: In Memoriam Kōgi Kudara,Turnhout 2008, p. 160; 松井太：《東西チャガタイ系儲王家とウイゲルチベツト佛教徒》，《內陸アジア史研究》第23號，2008年，第26～27页。 [38] 嘎日迪：《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和八思巴文文献标音释读》（二），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3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411页。 [39] 敖特根：《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文献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67页。 [40] Dai Matsui, A Mongolian Decree from the Chaghataid Khanate Discovered at Dunhuang, p. 160; 松井太：《東西チャガタイ系儲王家とウイゲルチベツト佛教徒》，第26～27页。 [41] 田卫疆主编：《吐鲁番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63页。 [42] 《元史》卷41《顺帝纪四》，第879页。 [43] 札奇斯钦：《佛教在蒙古》，《华冈佛学学报》第5期，1981年，第152页。 [44] Dai Matsui, A Mongolian Decree from the Chaghataid Khanate Discovered at Dunhuang, p. 167; 松井太：《東西チャガタイ系儲王家とウイゲルチベツト佛教徒》，第35页。 [45] 榆林窟第12窟、13窟汉文题记。见张伯元：《安西榆林窟》，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98、202页。 [46] 李永宁：《敦煌莫高窟碑文录及有关问题》(二)，《敦煌研究》（试刊）第2期，1982年，第108～112页。 [47] 同上，第112～116页。 [48] 榆林窟第15窟《大元重修三危山榆林窟千佛寺记》。见张伯元：《安西榆林窟》，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07页。 [49] 史苇湘：《丝绸之路上的敦煌与莫高窟》，《敦煌研究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4页。 [50]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175页。 [51] 上引李永宁：《敦煌莫高窟碑文录及有关问题》（二），第110页。 [52] 参见敖特根：《蒙元时代的敦煌西宁王速来蛮》，《兰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第40～46页。 [53] 荻原云来编：《汉译对照梵和大辞典》，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年，第634页。 [54] 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77页。 [55] [清]徐松著，朱玉麒整理：《西域水道记》卷3，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58页。 [56] [清]许乃谷：《瑞芍轩诗抄》，清同治七年刻本。 [57] 潘玉闪、马世长：《莫高窟窟前殿堂遗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39、40页。 [58] 上引李永宁：《敦煌莫高窟碑文录及有关问题》（二），第116页。 [59] 同上，第112页。 [60] 李永宁：《敦煌莫高窟碑文录及有关问题》（2），第111页。 [61] 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367页“速来蛮”条（李正宇撰）。 [62] 耿世民、张宝玺：《元回鹘文〈重修文殊寺碑〉初释》，《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第263页。 [63] 同上，第263页。 [64] Dai Matsui, A Mongolian Decree from the Chaghataid Khanate Discovered at Dunhuang, p. 168, note 33; 松井太：《東西チャガタイ系儲王家とウイゲルチベツト佛教徒》，第36页。其中的“耳立嵬梨忍普”，耿世民、张宝玺写作“耳立”、“嵬梨忍普”，见其所著《元回鹘文〈重修文殊寺碑〉初释》，第263页。以何者为是，存疑。 [65] 陈广恩、陈伟庆：《试论西夏藏传佛教对元代藏传佛教之影响》，《宁夏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第101～104页。 [66] 陈高华：《略论杨琏真加和杨暗普父子》，《西北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第55～63页；陈高华：《再论元代河西僧人杨琏真加》，《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2辑（总82辑），第159～180页。 [67] 敦煌研究院编：《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5卷，北京：文物出版社、东京：平凡社，1987年，第231页。 [68] 敦煌研究院编：《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5卷，第231页。 [69] 史苇湘：《丝绸之路上的敦煌与莫高窟》，《敦煌研究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5页。 [70] 刘永增：《回鹘写本与敦煌莫高窟第二藏经洞》，《敦煌研究》1988年第4期，第44页。 [71] 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1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346～347页。 [72] Yang Fuxue, Three Uighur Inscriptions Quoted from Altun Yaruq in Dunhuang Mogao Grottoes 464, Presented to “Şingko Şeli Tutung Anısına Uluslararası Eski Uygurca Araştırmaları Çalıştayı” (4-6 June, 2011, Ankara). [73] 史金波、雅森·吾守尔：《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西夏和回鹘活字印刷术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洞窟所出多种民族文字文献和回鹘文木活字综述》，《敦煌研究》2000年第2期，第154～159页。 [74] Moriyasu Takao, An Uigur Buddhist’s Letter of the Yüan Dynasty from Tunhuang敦煌 (Supplement to "Uigurica from Tun-huang"),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40, 1982, p. 15；[日]森安孝夫著，杨富学、黄建华译：《敦煌出土元代回鹘文佛教徒书简》，《敦煌研究》1991年第2期，第46页。 [75] P. Zieme und G. Kara, Ein uigurisches Totenbuch. Nāropas lehre in uigurischer Übersetzung von vier tibetischen Traktaten nach der Samelhandschrift aus Dunhuang British Museum Or. 8212(109), Budapest 1970, S. 160-162. [76] Abuduishid Yakup, Two Alliterative Uighur Poems from Dunhuang,《言语学研究》第17/18号，1999年，pp. 3-4、9-10. [77] 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40、316页。 [78] 上引《敦煌莫高窟碑文录及有关问题》（二），第108～112页。 [79] 敦煌研究院编：《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图版179和180。 [80] 敦煌研究院编：《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第248页；董晓荣：《敦煌壁画中的固姑冠》，《敦煌研究》2006年第3期，第27～32页。 [81] 敦煌研究院编：《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5卷，图版161和162；段文杰主编：《中国敦煌壁画全集》第10卷《西夏、元卷》，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6年，图版175和176。 [82] 段文杰：《晚期的莫高窟艺术》，《敦煌石窟艺术研究》，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3～124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