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中华书局推出了由北京大学历史系民族史教研室组织翻译的目前西方学术界研究内亚历史文化的巨擎塞诺(Denis Sinor)的部分已刊主要论文，将其结集为《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还附有一个极其详细的作者著述目录连同其他方面的丰富信息。这对于亟待掌握吸收国际前沿性学术成果，以求突破此前常局限于族别史治学格局的我国北方民族史学界而言，势必产生值得期许的积极影响。关于塞诺教授的治学历程与学术影响，译著的筹划人罗新教授已经在此书的前言部分作了扼要介绍，极便读者了解这位大家的学养背景，惟因体例与篇幅所限，有些地方不便展开论析。本文作为一篇学术评述，试从梳理塞诺经受的学术训练与其长期潜沿习得的治学方法着眼，同时结合对本书选收的若干代表性论作的解析，以勾勒展现战后西方学界在内亚史领域中出现的研究路数和学风上的新转向，并通过对其研究成果的客观评述来分析目前尚活跃在该领域的西方学术带头人的治学中所显现的优势与存在的不足，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反求诸已，准确地定位自己在国际学术分工中的相对位置，同时也清晰地反照出现存于自身学术研究中的优长与弱项。最后我们还将就译文中出现的一些小疵略加讨论，以就正于本书的译者与更多的读者。 一 从布达佩斯到巴黎：塞诺的学术训练历程 就塞诺这位硕学大家的学术成就来说，无疑是眩目而辉煌的，其取得的成果早就突破了语言的隔阂而受到国际同行的广泛赞誉。他曾经受邀专门为1974年出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第15版撰写“内亚历史”的辞条；[1]他还凭借其受人尊敬的学术素养和出众的组织协调能力长期担任国际常设阿尔泰学会（PIAC）的学会秘书长，并因其为推动国际阿尔泰学研究所作的巨大贡献荣膺过学会颁发的1996年度金质奖章。当然最为重要的还是经过他不遗余力的长期工作和艰巨努力，实现了将内亚史整合入剑桥世界历史丛书撰写计划的夙愿——其标志便是由他担任主编的《剑桥早期内亚史》在1990年正式出版。[2]是书的付梓意味着内亚的历史地位在英语世界的历史书写中最终得到了承认。鉴于其作出的贡献与取得的成就，历史悠久的英国皇家亚洲学会（RAS）特地以他的名字来命名荣誉奖章，以奖励那些在内亚研究领域中成就斐然的学人。而我国学界虽然对塞诺的成就并不陌生，但长期以来对其学识的介绍多限于阿尔泰比较语言学方面，因此在不少国内学者的眼中，塞诺似乎主要是一位知识渊博的语言学家。对于上述认知倾向，我们有必要关注一下塞诺本人对其学术身份的界定。在为自己的阿尔泰比较语言学论文集所作的序言中，他鲜明地表明了个人秉持的身份认同：“我认为自己只是一位历史学家而非语言学家……，我所从事的任何研究的目的都是要有助于对一种历史过程（a historical process）的澄清，至少我自己的意图是这样的”。[3]由此可见，塞诺更倾向于将自己定性为历史学家，并以后者的使命与职责自期。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注意到塞诺与那些通常以国别史或专门史为工作对象的历史学家的表面共性——都致力于对历史过程的澄清与描述，那么则容易忽视其人的学术个性：他所处理的历史课题往往是以精深赅博的语言学知识作为研究基础的。要相对全面地了解塞诺治史风格的成因，就不能不追溯到他早年所经历的学术训练。 根据其弟子编写的个人传记，原籍匈牙利的塞诺在布达佩斯大学求学阶段（1934-1939）主要接受的还是传统东方学的教育，受业于突厥学家内梅特（G.Nemeth）和对蒙古学﹑突厥学﹑藏学均有专精研究的李盖提（L.Ligeti）。[4]在此期间他不仅因学业表现优异而多次荣获奖学金，而且还在德国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关于考察新疆境内佛教壁画年代的论文，这可以看作是他涉足内亚研究殿堂的入门之作。[5]这一时期塞诺所受的学术训练主要是以坚实的语言学学习作为基础，并将其与释读原始文献和历史考据紧密结合。多年以后，当业已迈入老年的塞诺在回忆其学术历程时用一种类似于新兵营的训练来比拟其年轻时所经历的语言学习的严格程度，并相信正是由于这种一丝不苟的扎实训练才使得他日后在伯希和（Paul Pelliot）的课堂上能够应对这位似乎拥有无限知识但又律人甚苛的严师的问难。[6]这里不妨指出，由李盖提院士发扬光大的“布达佩斯学派”在20世纪的西方内亚研究中一直占据着显要的地位，在他的卓越领导和出色栽培下，引领造就出了一个实力强劲的科研团队。个中佼佼者有主攻蒙古学与藏学的罗纳塔斯(A. Rona-Tas)﹑兼治突厥学与蒙古学的卡拉(Gy.Kara)﹑藏学权威乌瑞(G.Uray)和汉学家埃塞迪(I.Ecsedy)以及对北亚民俗学和通古斯研究均有独到造诣的乌瑞夫人(K.Uray-Kőhalmi)等。这批学者多在大学阶段受过系统的以语言学和文献学为基础并且旁及其他领域的多学科训练，因此既能在以后的学术发展中很快建立起各自的研究重心，同时又能切实作到彼此在学术交流上的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他们发表成果的主要阵地就是匈牙利科学院东方研究所举办的学术刊物《匈牙利东方学报》(AOH)。可以预见，在布达佩斯受到良好学术栽培的塞诺如果当时选择留在国内发展的话，那么毫无疑问他以后必将成为该学派的中坚力量。然而主要出于对法国学者伯希和的景仰，塞诺在完成关于突厥佛教的博士论文后，未及举行口头答辩便来到了巴黎师从这位远近驰名的大师。对他来说，巴黎的求学经历预示着他以后选择的学术道路的重大转变。 据塞诺的小传，他在巴黎求学的导师除了伯希和以外，其他还有跟后者同辈的资深汉学家葛兰言(M.Granet)和当时正年富力强的戴密微(P.Demiéville)以及突厥学家让·德尼(J.Deny)等，自然其中以伯希和在学术上对塞诺的影响最为深远。塞诺晚年回忆称，正是在伯氏的课堂上，他才初次接触到如何处理艰深的汉文文献，并深刻体会到浩如烟海的汉文材料对于内亚历史和语言的研究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而伯希和治学的最高明之处即在于他能够游刃有余地跨越那些传统上横亘在汉学和阿尔泰学之间的学科樊篱，同时攫取这两大学术领域的原始材料相互发明映证，以至源源不绝地贡献出丰硕的原创性成果，覆盖了历史﹑语言﹑宗教﹑艺术等诸多学科层面。伯氏所致臻的学识上的弘通气象和他在个案研究中表现出的惊人水准至今在西方学界仍然无人能与比肩。[7]事实上，成名后的塞诺不断向学界呼吁阿尔泰学的研究应该具有真正跨学科的特性，并提醒那些纯粹语言学背景出身的学者应当注意从阿尔泰学以外的学术园地（例如汉学）汲取有用的素材。[8]由此不难窥知伯希和的治学方法对塞诺的持久影响。而另一方面伯希和对这位初出茅庐的年青学人的研究成果也相当重视，总是立即把它们发表在他所主编的学术期刊上。根据塞诺的著述目录，这些在伯氏鼓励下诞生的论文有的属于阿尔泰比较语言学领域，有的则偏重于历史学和文献学的范畴。[9]虽然后来塞诺在把这些早期论文结集出版时并不讳言它们的阙失和不足，但这些“少作”既然能够通过伯希和的审查而顺利发表则证明尚不到而立之年的塞诺对于内亚研究的造诣业已步入堂奥了。[10]就伯希和在学术上对塞诺的启发和提携而言，塞诺终生保持了感激，并始终以伯氏的及门弟子而自豪。难能可贵的是，他对老师的尊敬并未陷入到一种无条件的顶礼膜拜中，在透视其导师治学弱点方面，塞诺的观察无疑是清醒而准确的。 1976年塞诺在为其即将于次年出版的个人史学论集《内陆亚洲及其与中古欧洲的联系》所写的序言中，首先回顾了伯希和对起其早年作品的影响，但随即话锋一转，点出在老师去世以后，他开始尝试开辟新的研究课题——处理那些对历史的进程具有重要意义的主题，并坦然表白了他与前辈们在治学上的分歧：“纵然不能宣称我已接近伯希和与马夸特在知识广博上所达到的那种程度，但我认为有时我的治学可以超出他们的研究成果，并且探察到历史进程中的发展趋势，对于后者，老一辈学人却不会去关注，我却一直力图避免去追求那些‘无价值的知识’”。[11]在晚年所写的回忆文章中，塞诺对伯氏的治学缺陷陈述得更加坦率，他明指其缺乏从事历史研究所必备的基本素质，不能或不愿去区分孰为重要与孰为次要，并为老师不能欣赏福兰阁(O.Franke)写作大型历史综述的优点而深以为憾。实际上塞诺早在追随伯希和治学的期间，就已经敏锐地发现老师的许多研究仅仅是澄清了若干无关紧要的事实而已，可以说是一种时间和知识上的极大浪费。[12]塞诺对伯希和的上述观察恰好同他对格鲁塞(R.Grousset)的名著《草原帝国》的推重构成了绝好的对照。格氏的学术擅长主要限于东方艺术史领域，对内亚历史和语言的研究显然远不如伯希和内行，但他却善于消化吸收那些一流专家产出的原创性成果，并将其有条不紊地整合组织进一部部综论性著作中，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可以清楚地体认出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这部出版于1939年，从宏观上反映草原民族历史兴衰（上起斯基泰人，下到厄鲁特人）的《草原帝国》可谓格氏著述风格的典型体现。尽管因为成书时间过早而书中的不少内容已显过时，塞诺还是在文章中对其价值予以了高度评价，并在他编写的教材中将其置于综论性书目类的首篇位置。[13] 塞诺在法国的学习和工作期间还有两件事情值得一提，一是他于1942年至1943年在大学中作了以“中央欧亚史导论”为主题的六次讲座；[14]这是其尝试推广自创的“中央欧亚”(Eurasie Centrale/Central Eurasia)文化概念的开始，以取代早先那些地理探险家频繁采用，并被他的老师伯希和沿袭的“高地亚洲”(Haute Asie)这个地理术语。虽然他对如何界定“中央欧亚”概念的成熟思考最终定型于更晚的时间，但这种思考的发轫却无疑是在访学法国期间。二是他从1945年起开始编撰西方世界有关内亚研究的书目著作，其内容涉及语言﹑民族﹑历史﹑人类学等诸多方面，以便为专业研究人员提供必要的书目知识。[15]这份详细研究目录的编撰显然需要作者亲自查阅检览大量不同语种的各类学术出版物以求最大限度地避免遗漏，这对于当时正着手尝试突破传统学科分界的塞诺来说，无疑是一条拓展学术视野，增广知识储备并藉此熟悉前人研究成果的有效途径。 二 从译文集所收诸作看塞诺治史风格的特征 前面简述了塞诺的求学历程以后，下面转入对其史学研究特色的分析。最近30多年来，塞诺把他用英语和法语撰写的最为重要的著述编选为三本论文集，一本名作《阿尔泰比较语言学论文集》（Essays in Comparative Altaic Linguistics）的论集由印地安那大学出版社于1990年推出。两本内容全不重复的历史学论文集，均由在英语世界以专出学者论文选编而著称的伦敦Variorum出版社策划刊行，相继是1977年的《内陆亚洲及其与中古欧洲的联系》（Inner Asia and its Contacts with Medieval Europe）和1996年的《中古时期内陆亚洲的研究》（Studies in Medieval Inner Asia），前者所收的文章时限为1939年到1975年，后者结集的时限则为1977年到1995年。其中语言学论文集中的个别文章也分别见于两本历史学论集中。而为中国读者编选的《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选收的20篇译文中，原文均为英文，计有4篇来自《内陆亚洲及其与中古欧洲的联系》，12篇取自《中古时期内陆亚洲的研究》（占了该书所收的15篇英文单篇论文的绝大部分），1篇原刊于80年代初的词源学论文来自《阿尔泰比较语言学论文集》，剩下的3篇则源于近10年间出版的几种学术期刊。显然这部译文集主要彰显了塞诺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后期的史学成就。这一时段对于塞诺这样一位出生于1916年但直到最近仍然笔耕不辍的历史学家来说，正是学术产出的黄金时期，这二十余年间所发表的论文可以被看作是他经过漫长而艰辛的中年积累阶段之后到了老年才迎来收获的成熟之作。 [16]因此，译文集所收的论文在数量上固然仅占作者关于内亚历史文化著述的一小部分，但却大体勾勒出一位当今的西方学术权威在该领域持续攀登半个多世纪以后最终所登临的学术高峰。[17] 如果我们把译文集中所收的19篇专业论文（1篇回忆性文章除外）按照论著类型分类的话，那么可以大体上分为概论（或通论）﹑带有个案考察性质的专论和具有综合论述性质的综论。其中概论仅有一篇，即置于卷首的《论中央欧亚》；专论性质的则有《历史上的阿提拉》﹑《突厥的起源传说》﹑《突厥文明的某些成分》﹑《西方的契丹史料及相关问题》《突厥语balïq（城市）一词的来源》﹑《“乌迈”，一个受到突厥人礼敬的蒙古神灵》﹑《以切成两半的狗立誓》﹑《内亚的剥头皮习俗》；属于综论的则有《内亚史上的马与草场》﹑《北方野蛮人之贪婪》﹑《内亚的战士》﹑《略论中央欧亚狩猎之经济意义》﹑《大汗的选立》﹑《中古内亚的翻译人》﹑《中古内亚的外交实践》﹑《蒙古人在西方》﹑《论中央欧亚之水运》﹑《中央欧亚游牧帝国的历史与历史学》。专论性题目多数处理的均为内亚历史上的著名人物﹑某一民族的起源传说和内部成分﹑某种特定的精神信仰或者风俗习惯。而综论性题目则涵盖了内亚的经济基础﹑军事特征﹑权力构造﹑史学编撰以及内亚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和互动等带有普遍性的课题，这批论文中征引的材料带有明显的跨地域，长时段特点。[18]像这类综合色彩甚强而又深富创见的论著显示出塞诺的关注视野已经大大逾出了伯希和的治学范围，从而成功地开辟出一大片深蕴研究潜力的全新领域。稍稍检视以上论文的标题，可见“内亚”或者“中央欧亚”的术语会时时映入读者的眼帘。由此延伸出一个问题，作者是如何定义它们的，而这对其史学研究又有何启发或者促进？ 总的来说，“内亚”( Inner Asia)和“中央欧亚”(Central Eurasia)在塞诺的认识中是可以等同互换的，两者略微的差别在于前者相对来说，并不十分精确而后者在使用起来则显得有些笨重。[19]值得深思的是，塞诺一再重申，它们并非地理术语，而是文化历史概念。在1963年，他撰文称“中央欧亚”是语言学概念“阿尔泰”(Altaic)的历史对应名称。[20]另外在其授课提纲中，他又强调了该术语应该被理解为一个文化概念，至于在具体界定它所指涉的地域时，塞诺的处理又显得相当灵活：一方面指出其空间边界常随历史的变迁而变动；另一方面又大致规划出了它的地域界限——西起黑海草原并包括北高加索﹑库班河草原﹑伏尔加河-卡马河流域和乌拉尔山，南至高加索山﹑帕米尔山﹑塔里木盆地南缘的山脊及内蒙古河套地区，东到太平洋并包括中国的东北三省，北抵北冰洋。[21]而除了其北部的一些例外，分布在如此广袤区域下的民族所操语言多属于乌拉尔-阿尔泰语系的各个语言分支。[22]从生态环境角度着眼，该区域从北到南依次可以划分为四个自然带：苔原地带﹑针叶林地带﹑草原地带﹑沙漠地带，但是其中只有草原地带才能够承载起较高一级的政治体制，也只有草原才是理解内亚在人类历史上所起作用的关键。[23]因此作为一位立志走出琐碎考证，以澄清历史发展趋势为己任的史家，塞诺的关注重心自然落在了那些建立了游牧政权，并对人类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草原民族身上。这也是为何译文集中多数论文皆围绕匈人﹑突厥﹑蒙古等主题展开的原因所在。这种研究对象的抉择实际上完全符合历史学家从大处着眼的工作通辙。 而一旦切入具体研究课题，他秉持的内亚或中央欧亚为文化概念的理念就立即得到了实践。塞诺受到20世纪上半期在欧洲曾广泛流行的文化-文明史观的影响，相信内亚与欧洲﹑中东﹑印度等其他文化区域类似，其内部同样是由若干语言和文化成分结合而成，并受到历史进程的打磨和自然环境的塑造，因此完全可以自成一个单独的文化区域，不同之处仅在于内亚的文化特征更难于被人们所洞悉。他进而提出，人们对内亚世界文化共性的考察不应仅囿于从语言分类角度衍生出的传统三分法（即把内亚的民族与文化分为蒙古-突厥-通古斯三个单位，并相信其文化的共同性源于他们有共同的祖先）的陈旧解释模式，更应从各群体之间长达上千年的汇聚交流中着眼，而且这种共有特征体现在从艺术﹑诗歌到技术特性等诸多方面。[24]塞诺的上述观念绝非空洞的理论主张，而是给自己提供了犀利独到的观察视角，并切实有限地渗透到有关著述中。譬如他在讨论阿提拉葬俗时，即点出其中的嫠面和围绕灵柩赛马的丧葬细节正是内亚世界的特有习俗，因此也构成了可以被识别到的内亚文化-文明的特征。在进行上述考察时，塞诺不仅援引了他非常熟悉的西方史料，而且也未忽略汉文史料中的相关记载，这给读者留下了旁征博引的印象。[25]同样塞诺在考察斩狗为誓和剥头皮习俗时，也是从东西方众多语种的资料中辛勤爬梳出数量可观的珍贵史料，从而为自己的立论筑就了坚实的证据基础。作者在这两篇文章的论述关键之处，还非常恰当地引证了容易为一般历史学者所忽视的考古数据，“二重证据法”的自觉运用使得作者的研究指向了全新的高度。这种熔多学科资料于一炉的恢弘气象，可以说是塞诺摆脱旧式东方学研究格局的鲜明体现。[26]当然这些成果的取得不仅得益于作者的文化史观所提供的独到视角，而且也要归功于其在求学阶段习成的处理多语种材料的深厚功力。事实上，如果作者掌握的史料不出西方古典文献的范围，而对于重要性还在其上的多语种东方史料所知寥寥，那么不仅译文集中的10篇全面揭示内亚世界各个方面的综论无法顺利完稿；甚至那些个案研究的精彩程度也要大为逊色。故前述杰克逊对塞诺独具的处理多语种材料的学力的盛赞完全是对其学识的客观评价。 塞诺的某些论文的具体研究思路和方法对我们也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启发。限于篇幅，本文略举两例。译文集的第三篇《突厥的起源传说》按说在国内读者看来，并非一个全新的题目，毕竟多年以前陈寅恪和韩儒林就已发表了主题相似的研究成果。[27]而塞诺却由于学术资讯的隔绝，对中国学者的研究竟一无所知，自不免让人遗憾。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正因为他完全没有读到这些论著，所以对问题的思考才没有受到既有结论的影响，这使他的考察具有自己独到的视角，某些结论也正好可以和陈﹑韩的观点相互补充，下面试作比较： 陈寅恪的论文将东西方关于蒙古起源传说的各种记载化约为四类因素：蒙古民族自身的感生说﹑从高车-突厥等草原民族吸收的狼祖故事和锻铁情节﹑西亚穆斯林文献中的希伯来人种起源传说﹑蒙古佛教徒史家所增加的印度-西藏王统世系。限于主题，其文重在论证晚期的《蒙古源流》是如何在整合了第一﹑二类传说因素的《蒙古秘史》的基础上新增藏传佛教色彩浓郁的印度-吐蕃王统世系，以形成一全新的蒙古王室谱系，故对于第三类材料仅在笔下稍带即过。[28]他在文章的开始曾以“七级之塔，历阶而登。其构造之愈高而愈上者。其时代转较后而较新者”来喻指蒙古传说的起源与发展。此后发表的韩儒林的论文完全承袭了上述思路，并进一步搜集东西方相关材料以对陈氏着墨不多之处详加论证，且对北方民族传说中的各种母题（如感生﹑狼生﹑崇拜苍色等）逐一分析，全面厘清了此类故事的发展轨迹，可谓后出转精。他们的这一认知理路适与当时风行学界的“古史辩”派提出的“古史的层垒构造说”相契合，故将探究的目光聚焦于传说故事的历时性变迁上，而对“共时性”问题却显得熟视无睹。在前一方面，塞诺的研究超出中国学者的地方不多，但是在后一点上，他的论述犹有拾阙补遗之功。 塞诺采取比较文学研究中常用的母题比较法，将《周书·突厥传》和《酉阳杂俎》所述的三个突厥可汗家族起源传说中的各个主题详尽列表以资比勘，结果发现它们彼此间只有很少的主题互相重合，据此他认为三者的差异反映了不同民族的各自传统，由此否定了突厥民族的单一性，因为一个单一的民族不可能出现多个主题全然矛盾互不重合的起源传说。他对突厥汗国族群混杂性的考察与此前他对古突厥语词汇中的外来借词研究是相互促进的，其结论均揭示了突厥汗国内部民众构成的异质性。这对于容易不自觉地以今天的民族概念来把握古代人群的现代学者来说，无疑应当引起大家的审慎反思。 译文集中还收有一篇《论中央欧亚之水运》的论文，则属于历史学与语言学汇流交叉的杰作。[29]全文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引用各类史料论述文献中所见的内亚民族对舟船等浮渡工具的使用。文中征引的材料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显得跨度极大，充分反映出作者特有的娴熟驾驭多语种文献的能力，而且作者在文中并不满足于对相关资料的爬梳，还进一步将有关记载和各种舟船类型详加比照，以求更加精确地发掘出文献记载的价值，并通过自己的透彻解析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历史画面展示在读者眼前。显然只有对历史叙事富有精深造诣的史学名家才能如此成功地复原历史，这一点也是他在史才上超出其师辈的又一显证。 此文的第二部分，则着重于词汇学的考察。作者首先在蒐集阿尔泰语系中有关水运工具的词汇方面下了极深的功夫，就本文发表时的学科水平而言，作者汇辑的词汇可说近乎穷尽了当时语言学界所能提供的语言材料。正是在对资料充分占有的基础下，作者悉心探索了此类名词在阿尔泰语系中各语族之间的生成﹑借入与传播，并据此归纳出来源不同的语汇在后来所发生的词义衍生与转移现象，从中清理出物资文化交流的斑斑辙迹。作者由此得出了一些令人兴趣盎然的结论，如他发现阿尔泰语系中并不存在一个表示“船只”含义的共同词汇，蒙古人中最早使用的船仅是独木舟，表示桦皮船的词汇只见于通古斯语族中的各种语言等。同样他在文中所检出并讨论的大量阿尔泰语系从其他语言中所借入的船舶类词汇，也为我们考察各民族间的语言与文化的交流提供了生动的实例。总之，全文的这部分内容是作者特有的援语言入手研治历史的治学方法的精彩应用，深厚的语言学素养促使作者的治学起点远高于一般学者所处的观察平面。这对于尚待大力整合语言学研究成果的国内民族史学界来说，也是一个值得借鉴的正面例证。 三 从译文集中的某些阙失看塞诺治史的弱项 上文我们对塞诺治史的长处已有清晰的论说，且揭示了他青出于蓝的一面。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对其知识上的弱项也不必讳言。记得德国汉学家鲍吾刚(W.Bauer)在比较著名蒙元史学家傅海波(H.Franke)和他的导师海尼士(E.Haenisch)的学术工作时，曾说：“他在许多方面与海尼士比相距很远，但又在有些方面超出了后者。”[30]同样的评价似乎也很切合伯希和与塞诺师徒。首先伯希和的汉学造诣在20世纪的西方汉学家中可谓首屈一指，而塞诺仅仅是在他来到巴黎之后才初次接触到这门陌生而神秘的学科。虽然他也曾师从伯希和与戴密微学习中文，但毕竟不能流利自如地研读那些即使对东亚学者来说也非容易掌握的汉文文献，更不用说像伯希和那样能够凭借其渊博的的汉籍目录学知识，独立从原始文献中勾沉出以前不为人知的关键性史料。如前所述，塞诺的研究一旦超越个案层面，上升到整体把握内亚文化特性的综合性研究中，那么他就完全回避不了对中文史料的引用。事实上，我们看到，塞诺于此的主要补救之道，还是需要向西方的汉学著述求援。但是跟那些不精中文，只能有选择性地零散利用一些汉学成果的大多数阿尔泰学家相比，他浏览过的用西方主要语言写成的二手性汉学著述和有关的汉文史料译注的数量堪称可观，以至他对汉学书目的介绍在其书评总量中占有相当的比例。然而，研究历史的学者都知道，转引自己并不真正掌握的外文史料总是具有某种危险性，甚至还会促成比较严重的疏误。在这方面塞诺也未能例外。此外，跟运用汉文史料相近，塞诺对穆斯林史籍的利用常常也需要借助于西方语言的译本，这对他的有些研究结果同样会有负面的影响。当然一个志在全面研究内亚历史的学者还必须有能力处理其他学科如考古学和民族学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并且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最好能做到穷尽似的掌握。而在现代学科分工日益专业化和精密化的今天，对于学者个人来说，要想完全具备上述条件，已经不太现实，故塞诺著述中的某些失误在一定程度上映照出“大师之失乃力有未逮”的教训。鉴于此，本文的商榷谨取《春秋》责备于贤者之意，避免进行任何学术层面之外的评论。此外，考虑到译文集所收的不少论作发表于多年以前，而某些领域的研究以后又有了新的进展，因此本文的讨论一方面尽可能以论文发表时的学术水准作为衡量评判的尺度，另一方面又对其后的研究进展稍加提示，以利于此书的读者了解较新的学术资讯。以下即按译文集的编排顺序和页码先后将有关意见列举如下，且为求慎重，对于书中所讨论的部分笔者均已事先按核了外文原文。 本书首篇《论中央欧亚》的第2页在注明辽﹑金两朝的迄止时间时，分别作辽朝（907-1125）和金朝（1125-1234）。作者此处对辽﹑金的始建年份的表述有误。如按学界的传统观点，“大辽”国号的建立根据《辽史》卷四《太宗纪下》，是在太宗会同十年（947），此前所使用的国号是契丹，虽然后者的创建年份仅有《契丹国志》的孤证，表明是在916年耶律阿保机称帝之时，但却不可能前推到907年。故塞诺以后一年份作为辽朝的开始时间，盖将阿保机称汗的时间与辽朝建立的时间相混淆。[31]而金的国号建立如按传统观点，当据《金史》卷二《太祖纪》，是在收国元年（1115）。近年也有学者认为实际以金为国号的建立时间，要晚于这一年份，但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迟至辽朝天祚帝被俘的1125年。[32] 《历史上的阿提拉》（原刊于1991年）第35页在讨论青铜鍑与匈人的关系时，特申下说：“它们是典型的内亚冶金术的产品，从中国的鄂尔多斯到东欧的范围内，都可以找到。而且在新石器时代的岩画上它们已经出现了。（后略）”塞诺将青铜鍑的出现系于新石器时代的论断殊为失当，他在随后注明的资料出处是1973年出版的闵兴海尔芬(Maenchen-Helfen)的遗著《匈人的世界》(World of the Huns)中关于铜鍑的论述。按后者的书中第326-327页确实提供了南西伯利亚岩画中出现的铜鍑图象，但并未论证这些岩画的时代属于新石器时期。从岩画图象上看，这些铜鍑多数带有清晰的蘑菇状圆把手，这就给人们断定它们的时代提供了时间线索。实际上，早在塞诺此文问世以前，一位西德考古学家就已经在西方学术刊物上撰稿综述了前苏联考古学家对南西伯利亚早期考古学文化的分期研究，表明青铜鍑在当地的出现和流行是在塔加尔文化的晚期和结束期，对应年代约在公元前4世纪至前1世纪。[33]而该时段已经进入早期铁器时代，怎能断言铜鍑在新石器时期的岩画中就已出现呢？前苏联学者的断代得到近期研究结论的支持，因90年代以来两位国外学者在重新分析了上述南西伯利亚岩画上的铜鍑形态特征后，仍然倾向于维持公元前一千纪后半期的传统结论。[34] 另外文中把铜鍑归于内亚冶金术产品的提法也需要慎重考虑，首先所谓的“内亚冶金术”（Inner Asian metallurgy）一名并非一个有清晰界定的考古学习用术语，似乎只是作者基于其向来秉持的内亚文化观而创制出的概念，意在说明内亚文化区内有着统一的冶金工业传统，实际上既无法被考古学界所接受，又容易让一般读者产生疑惑。当前比较受到国际考古学界重视的是俄国学者概括出的欧亚大陆的十二大冶金技术区域(MMR)的划分，其中有七个冶金区的位置处于塞诺所定义的内亚范围中，但却拥有彼此不同的技术传统。[35]此外，如果仅仅从内亚的地理范围出发，那么至少目前还不能论定青铜鍑属于该地区冶金技术的典型产物，因为迄今我们所能找到的两件时代最早的此类考古发掘品，一件出土于北京市延庆县，另一件则出土于陕西省南部的岐山县，大致年代均相当于西周晚期。故80年代后期即有学者主张铜鍑起源于相当于后来的长城沿线区域内，而非传统上认为的欧亚草原。[36]不过在具体讨论其起源的地点和时间问题上，尚存有争议的余地。[37]要之，作为一篇发表于90年代初期的论文，由于对较新的考古资料全无措意，导致塞诺著述中的上述提法失之粗疏。 《突厥的起源传说》（原刊于1982年）第55页称《周书》完成于629年，误。据《旧唐书》卷三《太宗下》：“十年春正月壬子，尚书左仆射房玄龄﹑侍中魏征上梁﹑陈﹑齐﹑周隋五代史，诏藏于秘阁。”可知《周书》完成于贞观十年（636）。同页还将北周的建立时间注为556年，当作557年。第58页将唐朝的下限括注为930年，亦误，当改作907年。第59页称传说B记载了两位狼子：阿谤步和泥师都。按《周书·突厥传》原文作：“其部落大人曰阿谤步，兄弟十七人。其一曰伊质泥师都，狼所生也。”故狼子与阿谤步无关。第61页注1在解释《酉阳杂俎》中海神传说时，将“海”字译作英语中的“湖”(lake)，并声明是受到了《周书·突厥传》中的“弃草泽中”的启发。按“海”一词在塞外之地一般均指湖泊，《酉阳杂俎》的用法与此正同，故无需借助与其毫不相干的《周书》的文句来强为牵合。有关该字的解说，可参北宋程大昌《北边备对》“四海”条： 若夫西﹑北二虏有西海柏海﹑青海﹑蒲类海﹑蒲昌海﹑居延海﹑白亭海﹑鲜水海，皆尝傍海立称矣。然要其实致，则众水钟为大泽，如洞庭﹑彭蠡之类，故借海以名之，非真海也。李吉甫辨白亭海而曰“河北得水便名为河，塞外有水便名为海”，其说确也。[38] 此外第61页以下在讨论《酉阳杂俎》中海神传说时，还应当注意到岑仲勉《突厥集史》辑录的开元十八年（730）去世的契苾嵩的墓志，志文开篇即作：“公讳嵩，字义节。先祖海女（之）子，出于漠北，（住）乌德建山焉。”岑氏最早指出其文可以和《酉阳杂俎》的海神故事相比较，并解释为初唐的突厥人中即已有此传说，以后才被由热海东迁到东突厥腹地的契苾家族所袭用。[39]虽然对于上述看法还可以讨论，但却表明塞诺在研究突厥史时仅能利用分量较轻的刘茂才之书而不知参证汇辑史料更为丰富的岑著，这在史料掌握上是有其不足的。同页在讨论射摩舍利的名称时，还据刘书，仅指出舍利是649年设置的突厥州的名字，似乎并不了解作为州名的舍利只是对当时归附唐朝的突厥部落舍利吐利的省称而已。在塞诺此文发表之后，学界对射摩的名称还原有过一些讨论，但其结论都不十分令人满意。[40] 第64-65页在讨论突厥的狼祖传说时，引用的均为汉文文献，似还应引证11世纪印度作家比鲁尼(Bīrūnī)对8世纪前期称雄健陀罗一带的突厥沙耶王朝祖先传说的记载，称其祖名为böri特勤，出生于一个洞穴中。[41]而正如塞诺所指出的，böri正是突厥语“狼”之义，故这个狼特勤出生于洞穴的传说与他所讨论的汉文史料应属于同一系统，只不过其形象已经趋于人格化。此外关于突厥语böri在更早时候的汉文文献中的出现，还应该参考卜弼德(P A.Boodberg)的两项研究，一是在他于1932年所撰的去世以后才正式刊布的《胡天汉月方诸》札记中，将曹丕《典论》论汉武帝的文句“刈单于之旗，剿阏氏之首，探符离之窟，扫五王之庭”中的符离也还原为突厥语böri，以该词与单于﹑阏氏等名号并列为由，赞同晋灼的“王号说”。[42]第二是他在正式发表的论拓拔语的文章中还指出北魏太武帝拓拔焘的小名佛狸也是böri（“狼”）的对音。[43]卜氏的以上论著均刊于塞诺此文发表之前，其论述主旨对于考辨突厥语“狼”一词在草原上的流传显然颇有助益。 第71-72页作者在讨论成吉思汗的远祖孛儿帖赤那由《蒙古秘史》中的“苍狼”形象向后来的人格化形象的转变时，使用的蒙古文史料主要是17世纪以来的清代史籍。根据他引述的材料，17世纪初期的《黄金史纲》首先将孛儿帖赤那换为人名，然后他又检出了喇嘛罗布桑丹津的《大黄金史》中出现了“天之子孛儿帖赤那出生了”的内容，并注意到同样的表述也见于另一部史书《黄册》（Šara tuji）之中。（按中文本72页的翻译有误，系混淆了两部《黄金史》的作者和名称，详见本文最后一部分）作者似乎很同意孛儿帖赤那从狼向人的转变是由于后起的佛教观念的影响，当然此前陈寅恪等人也有类似的看法。不过，在此问题上，我们不应忽略更早成书的藏文史籍的记载。撰写于元朝灭亡之前的《红史》（Hulan debther）在叙述蒙古王统世系时，首句即为：“在蒙古的君主世系中，第一位是天的儿子孛儿帖赤那。”（hor gyi rgyl rabs la dang por gnam gyi bu spor ta che）[44]而《红史》作者明确宣称上述蒙古可汗的世系材料是来自《脱卜赤颜》(yeke thob-čan)，也即元朝宫廷内秘藏的历代大汗在位大事记，其中也包括成吉思汗之前的祖先谱系。在蒙元王室秘藏的史书中，《脱卜赤颜》和《史集》的来源《金册》同属一个史源传承的系统，而《蒙古秘史》则属于另外一个系统。[45]因此，成吉思汗的远祖孛儿帖赤那的“人格化”为天子早在元朝就已出现，而在元朝灭亡之后，包含了原属《脱卜赤颜》的这一片段的部分文本还继续在草原上流传不辍，并最终为晚期的《大黄金史》和《黄册》的作者所引用。塞诺的论文对此完全失考，这使他的研究结论出现了不可避免的认识缺环。我们这样评价并非是对其要求过苛，因为蒙古历史学者比拉（Š.Bira）早在60年代就在一份塞诺非常熟悉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他对《红史》的初步研究成果，虽然其对《红史》的史源判断并不准确，以致于把孛儿帖赤那的修饰语“天子”(gnam gyi bu)当作是《蒙古秘史》中“从天降生的”(de’ere tenggeri-eče ĵaya’atu töreksen)一语的对译，但毕竟初次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信息。[46]而在塞诺的论文发表以前，还有一位藏学家通过举证居庸关过街塔蒙古语铭文中所见的用“天子”指代元朝皇帝的用法，结合上述《红史》的表述，论证了“天子”一词被蒙元皇室运用的史实。[47]如果塞诺对这些研究能够有所措意的话，那么像文中所下的“除了《蒙古秘史》以外，好象还没有一部史书反映出苍狼孛儿帖赤那事实上是蒙古人的祖先这样一种观念，也没有什么地方将他列在蒙古谱系的开端”这一臆测即可以完全避免。另外作者在第72页把《大黄册》（Šara tuji）的成书时间误定为16世纪初期，应更正成17世纪中期（1651-1662）。[48]第73页将元朝的开始年份错系于1279年，应作1271年。 第77-78页在描述了穆斯林史籍中记载的蒙古人祖先熔山出穴经过之后，称根据拉施特《史集》，那时带领他们出山的首领不是别人，正是孛儿帖赤那，并说这位波斯史家还告诉人们，直到他生活的时代，每当蒙古人举行纪念这一事件的活动时，均由其统治者率先锤打烙铁，并使其官员为之仿效。按作者此处混淆了14世纪的《史集》和17世纪的阿布哈齐的《突厥世系》对同一桩事件的不同描写。塞诺引用的《史集》第一卷一分册俄译本的第154页以下在描述熔山经过时，并没有出现其时蒙古人首领的名称。他所指出的同书第一卷第二分册俄译本中第9页出现的孛儿帖赤那纯属误记，因该页的内容仅称孛儿帖赤那是逃往深山避难的蒙古人先祖的后代，其事迹与熔山迁徙主题无关。[49]事实上别的学者在引用《史集》以讨论孛儿帖赤那的事迹时，都没有产生将孛儿帖赤那和熔山外迁故事相联系的误解。[50]同样《史集》在描述蒙古人对出山一事的纪念活动时，也只是提到了锤打烙铁的仪式，但并未明说必须经由统治者带头执行。[51]事实上将孛儿帖赤那说成是率领蒙古人出山的首领始于阿布哈齐的文学创造，而且前述统治者率先锤打烙铁，并使其官员为之仿效的细节亦是出自这位晚期作家之手。故塞诺此处的误引导致他把晚期才有的情节归于早期的史著，并以之来讨论蒙古帝国时期的史学编撰情况，显然未中鹄的。此外作者在第78页还说根据《史集》，赤那思(chinos)就是借助七十个风箱离开山窟的那些蒙古人。按这里对《史集》第一卷第一册俄译本184页的理解有误，那里是说赤那思部落的一部分，又被称作捏古思；而后者的这一名称还可以指代另一个属于蒙古迭儿列勤部落集合中的一个参加了拉风箱工作的部落。[52]故作者此处的评论反映了他将在《史集》中属于尼伦部落集合的赤那思人与原系迭儿列勤部落集合并在熔山传说中拉过风箱的捏古思人混为一谈。 《突厥文明的某些成分（6-8世纪）》（原刊于1985年）第85页在叙述突厥兴起时，称土门联合中原王朝在522年结束了柔然在蒙古的统治。522年当更正为552年。第94页称胡峤947-953年间代表契丹人出游过一趟。按根据《契丹国志》卷二十五所收的《陷北记》中的胡峤自述，胡氏是辽朝北府宰相萧敌鲁之子萧翰的书记官，因受萧翰下狱的牵连而与萧氏的其他部曲一齐被安置到辽东的福州，福州的契丹人怜惜其遭遇，“教其逃归，峤因得其国种类远近”。故文中称其“代表契丹人出游过一趟”的提法也就无从谈起。第94-95页还作《曲江张先生文集》的作者是8世纪中期的张九龄。而据《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四，“开元二十八年二月，荆州长史张九龄卒。上虽以九龄忤旨意，然终爱其人。（后略）”故张氏在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已卒，说他是8世纪中期人则不够准确。 第95页集中讨论了默啜突厥的问题，行文中引证了多位学者的观点，但所下的结论并不明晰，最后只是简短地表示“无疑默啜突厥是一个真实的部族，而不简单地是一个地名。”虽然该名称在汉文文献中仅于《曲江集》中出现了一次，然而根据敦煌出土的PT1283Ⅱ藏语文书，默啜突厥指的即是8世纪前半期活动于蒙古高原的组成东突厥第二汗国部落联盟体制的十二个主要部落，这就使人将其同汉文文献中经常提到的这一时期前后的北蕃“十二部”或“十二姓”联系起来。[53]考虑到该敦煌藏文文书中所揭示的十二部名单中，有的像悒怛(Hebdal)实际上是自有来源的民族，而有的如卑失(Parsil)和奴剌(Lolad)则应当说是与一般突厥人有相当差异的“别部”，故把默啜突厥理解成一个不同族群与部落的政治结合体较一个单一的真实部族（people）更为合适。[54] 随后的第95-96页又讨论了黄头作为部族名称的问题，其中提到他通过有关索引得知《契丹国志》中有三处涉及黄头室韦的地方，但因未检原书，不知它们是否和也被收入此书的胡峤的《陷北记》中的黄头室韦重合。按《契丹国志》中所见三处黄头室韦的出处中，仅有一处出自《陷北记》，另外两处则分别是在卷一的“太祖击黄头室韦”﹑卷十三《后妃传·太祖述律皇后》中的“黄头﹑臭泊二室韦乘虚合兵掠之”。第96页还以室韦曾为突厥臣民为由，推测《曲江集》中的黄头突厥即胡峤行记中的黄头室韦。这一推断证据不足，按黄头突厥见于《曲江集》卷十四的《贺圣料突厥必有亡征其兆今见状》，其中称根据从突厥脱出的契丹妇女报告，突厥汗国内部的默啜突厥与黄头突厥正各自整顿兵马，准备内斗。可是我们知道，黄头室韦的活动地带是在远离突厥本土蒙古草原的大兴安岭一带，似乎尚难断言这些僻处东北森林地带的室韦人会在作为突厥故土的蒙古草原上与默啜突厥发生直接冲突。塞诺在讨论这一问题时，仅引用了较早沙畹(E.Chavannes)对黄头室韦地望的简要注释，未能直接参考两《唐书》中对室韦各部尤其是黄头室韦的位置描述。实际上拉切聂夫斯基(P.Ratchnevsky)早在60年代就发表文章汇释了他从南北朝到隋唐时期的正史中辑录出来的关于室韦的汉文记载，其中也包括了黄头室韦的部分材料。[55]塞诺对此成果本应作到了然如胸。 第96页还评论了刘茂才对黄头一词的见解，后者认为黄头突厥是以颜色名称作为部族名字的表现，并举出了突骑施中的黄姓分部作为旁证。塞诺以“头”字未被解释为由，不赞成这种解说。国内学者也有持论与刘氏相近者，项楚在注释《昭君变文》中的“单于见明妃不乐，唯（传）一箭，号令□军，且有赤狄白狄，黄头紫头，知策明妃，皆来庆贺”时，即认为其中的“黄头紫头”或指突骑施的黄姓与黑姓。[56]此外还有学者将黄头解释为黄色的头发或者头缠黄布。[57]笔者认为，如从汉文文献出发，解释为黄姓或者黄发均于史无征，最恰当的理解还是出自陈寅恪检出的《新唐书》的《王式传》和《田令孜传》中的相关记载，这两条史料明确将“黄头”解释为黄帽。陈氏且疑唐末五代文献中常见的黄头军为胡族军队。[58]王永兴在此基础上详举了其他相关的文献用例，进一步证合了陈说。[59]联系上引变文中“黄头紫头”的用法，愈见此说信实可从。故我们倾向于将黄头突厥解释为以头戴黄帽为特征的一个突厥部落，同样的解说也应适用于黄头室韦及黄头女真。[60] 本文的第96-97页还讨论了所谓的牛蹄突厥问题，笔者认为作者的有关考察有其合理的部分，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作者质疑那种将牛蹄理解为雪橇的传统解释，自有可取之处。但他所持的牛蹄突厥并非神话民族，而是一个具有历史真实性的突厥部落的见解则立论不周。塞诺的主要证据仅限于前述PT1283Ⅱ藏语文书和《陷北记》都有关于牛蹄突厥的记载。除此之外，还应当补上8世纪中叶的杜环《经行记》中的一条史料：“苫国北接可萨突厥。可萨北，又有突厥，足似牛蹄，好噉人肉”。对比这三则关于牛蹄突厥的记载，可知它们的有关描述大体相合，尤其藏语文书和《经行记》均有他们好食人肉的记叙，这充分彰显了其记载的相同点，但三者在对牛蹄突厥的地理叙述上却出入甚大。藏语文书说此类人是居于突厥驳马部北面的大山对面。[61]而驳马部的大致方位是在西西伯利亚的叶尼塞河流域与鄂毕河流域之间。[62]故藏文文书中牛蹄突厥的方位当在较此更北的高纬度地带。《陷北记》对其的位置记叙则要模糊得多，仅笼统地说是跟单于突厥﹑黑车子等并在北方，基本方位似不出蒙古高原的北部。《经行记》则明指其在可萨突厥以北，按当时的可萨突厥主要活动于伏尔加河流域的中游与下游。[63]其北方主要是斯拉夫人的地域。故三者对牛蹄突厥所处方位的描述相差甚远，如果其为一真实部族的话，很难设想会出现这种难以解决的地理位置上的矛盾现象。只有将有关描写理解为针对一非现实民族的神奇传说，上述疑问才能得到合理解释。而其中所见的那些共性成分则反映了此一传说在欧亚大陆北方流传的情况。事实上，一直晚到13世纪的蒙古扩张时期，前往蒙古的西方教士还在当地搜集到了位于比萨莫耶德人更远的濒海北极地区生活着牛脚狗面人身怪物的离奇传说。[64] 作者在第99页讨论突厥九姓问题时，对那种将其勘同为突厥碑文中的九姓(Toquz Oγuz)的观点未持异议，并分析了PT1283Ⅱ藏语文书中所见的九姓突厥(Drugu rus dgu)的用法。作者认为该名称首次出现是在629-630年之间，把它定义为一个并非单一民族的部落联盟，称其名称与九姓回纥或三姓葛逻禄类似，并构成了突厥的一个特殊类别。这里首先似应区分一下作为近义名称使用的九姓与九姓突厥的不同出现时间，出现在630年前后的族称是九姓而非九姓突厥，这见于《旧唐书》卷六七《李勣传》中的传主与李靖会师时所说的一段话：“颉利虽败，人众尚多，若走渡碛，保于九姓，道遥阻深，追则难及”。《资治通鉴》卷一九三系此事于贞观四年（630）二月。汉文史料出现九姓突厥则是在《旧唐书》卷八三《薛仁贵传》中，称薛氏“寻又领兵出击九姓突厥于天山”，此事发生于龙朔二年（662）。两相比较，虽然它们内涵相近，但九姓在唐代史料中远较九姓突厥常见，故有学者怀疑《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关内道》所记的在燕然﹑鸡鹿﹑鸡田三羁縻州定居的“突厥九姓部落”中的“突厥”实乃衍文，更有人将文献中的“九姓突厥”均视为“九姓铁勒”之讹误。不过根据塞诺提到的PT1283Ⅱ藏语文书中的九姓突厥来看，所谓“突厥九姓”的提法确有史实依据，并非后世史官臆造或讹作。就此而言，塞诺强调该藏语文书对于研究一度存在争议的九姓突厥问题的价值是颇有眼光的。该条史料再加上1955年西安东郊韩森寨出土的《九姓突厥契苾李中郎墓志》，适足为这个此前曾在学界聚讼不休的话题判一定案。[65]不过笔者对塞诺将九姓突厥与九姓回纥和三姓葛逻禄这样的部落联盟体等量齐观的见解则持保留态度。实际上汉文史料中“姓”的含义随具体使用环境的不同而呈现出显著的差别。它有时是指代“部落”之义，如九姓回纥和三姓葛逻禄分别是由九个部落和三个部落组成的部落联盟。但“九姓突厥”则是一个比部落联盟更高一级的部族联合体，其名称中的“姓”应当被理解为部族才合适，因为九姓突厥下面包括了回纥﹑契苾﹑仆固﹑拔曳固﹑浑﹑同罗等诸多不同的族称，而且其中如回纥等下面还自分部落。故九姓突厥的内部结构远非普通部落联盟的体制所能涵盖，应当将其理解为一个因政治原因而结合在一起的多族联合体，这与前面我们论析过的默啜突厥有着一定程度上的形式相似处。 此外，作为一篇全面列举并考察突厥内部不同成分的论文，作者似还应增加对三十姓突厥和三旗突厥的考察。以笔者浅见，澄清这两例个案要比研究带有强烈传说色彩的牛蹄突厥或者史籍中语焉不详的黄头突厥﹑白服突厥更富历史价值。前者见于默啜可汗之女毗伽公主的汉文墓志铭中，志文称默啜可汗为三十姓可汗，由此产生三十姓突厥的指代范围问题。我们知道，在塞诺此文发表以前，东方学者不论，西方学者如沙畹﹑伯希和﹑鲍姆巴奇也都撰写专文讨论过这方墓志。[66]其中策格雷迪还就三十姓的组成发表过富于启发性的见解。[67]因此这一问题完全应该引起塞诺的充分重视并予以讨论。[68]而三旗突厥(üc tuγ Türük)一名则出现在8世纪中期前后记载回鹘在漠北草原取代突厥霸权的历史形势的突厥文碑铭中。1913年蓝司铁刊布了他对Sine-usu碑铭（中国学者称《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文》）的译文，其中三旗突厥于碑文中两见，一见于北面碑石第8行，一见于西面碑石第7行。前者述其越过了黑沙沙漠，并详记了其随后所处的地点。后者则因三旗突厥后面的内容残缺而不知其详。[69]以后发现的Terkhin碑文中的东面碑石第7行也出现了该名称，可以与前述Sine-usu碑文相参照，具体内容也被学者作了相对完整的解读译释。[70]突厥学家巴赞在1982年还发表专文考察了碑文上与三旗突厥相关的地名的词源和方位，将其与内蒙古的大青山﹑黑山与黄河相勘同。[71]上揭诸文均是塞诺处理关本课题所不应忽视的，但他的论文竟全未涉及，不免令人遗憾。[72] 《内亚史上的马与草场》（原刊于1972年）第110页作者称929年时，党项和吐谷浑派往中原的使者翻了几翻。按此文译者已经指出该论述与作者间接引用的汉文文献不合。实际上塞诺此段论述完全引自哈密屯(J R.Hamilton)出版于1955年的《五代回鹘史料》(Les Ouighours à l’époque des Cing Dynasties)中对《五代会要》中的党项部分的译注，而作者的上述评语均不见于汉文原文和有关译文，显出于作者的误解。同页还将宋代茶马司的建立时间说成是在12世纪，这实际上是轻信了罗萨比（M.Rossabi）的有关论述。据《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七》的记载：“至元丰六年，群牧判官提举买马郭茂恂又言茶司既不兼买马，遂立法以害马政，恐误国事，乞并茶场买马分一司。从之”故茶马司的建立是在元丰六年（1083），并非晚至12世纪。 《北方野蛮人之贪婪》（原刊于1978年）第126页提到：Agathias对沙比尔人（Sabir）人在555-556年希腊-波斯战争中行动姿态的描述。按文中的希腊-波斯战争明显应更正为拜占庭-波斯战争。 《内亚的战士》（原刊于1981年）第135页将蒙古帝国时期的波斯历史学家志费尼(Juvaini)的生卒时间括注为“约1252-1261”，明显有误，当作约1226—1283，可参考波义勒（J.A.Boyle）为《世界征服者史》的英译本所作的导言。[73]第137页误将司马迁写作《史记·匈奴列传》的时间系于约公元前200年。第141页在论证内亚战士的英勇气质时，引用了7世纪东罗马作家对居住在中国边境的一支内亚民族Mukri的描述，但未对该名称作出勘同。按伊朗学家亨宁(W.B.Henning)早在50年代就已经将该名称与唐代《梵语杂名》中对高丽的称呼亩久里（﹡Mukuri）和藏语文书中对高丽的称谓Muglig以及突厥碑文中的Bökli合并考察，揭示了它们之间的联系。故东罗马史料中的Mukri指代7世纪时期割据辽东半岛西部和朝鲜半岛北部的高句丽当无疑问。[74]考虑到在塞诺的著述中，一般不把主要以朝鲜半岛为活动中心的民族划归内亚的范畴，所以这里似不宜以高句丽的情况来说明内亚的军事文化特征。 第142-143页在论述马镫的起源时，指出其并非是内亚地区的发明。这与本书前面第10页所持的中央欧亚的人发明了马镫的观点显然有别，应该说作者的新解较旧说更为可取。不过其随后所提出的一项论据却不无可议：最早的马镫图像出自朝鲜和日本，可以断代为公元4-5世纪。（按译者把原文中表示地理名称的Korea译作韩国，不可取）由于文中没有列出支持该说的参考文献，故只能推测塞诺大概根据某种二手文献的介绍方得出这一认识。在上世纪50年代，朝鲜的考古学者确实曾把高句丽时代的马镫断定为世界上最早的马镫，不过所给出的断代仅早到5世纪而已。[75]至于日本，则从未出土过5世纪以前的马镫实物。事实上，目前被断代在5世纪以前的与马镫相关的文物均发现于中国大陆，较早的一件铜制实物出土于断代相当于4世纪前半期的安阳孝民屯的墓葬中，另一件则是时代更早的长沙金盆岭西晋永宁二年（302）墓葬中所出的悬挂着马镫的骑俑。[76]在塞诺写作此文时，前者尚未出土，但后者的简报则早已问世。实际上截止到70年代末，对中国考古材料非常敏感的日本学者已经在他们争论马镫起源的论文中普遍援引了这一材料，其中如樋口隆康遂以此为基础明确提出马镫的中国内地起源论，最初可能是由3世纪后期不善于骑马的汉族发明的。[77]由于语言的隔阂，塞诺对于上述一手性中文原始报告和二手性日文文献均未能寓目，从而造成了其论说的缺憾。不过，此前乌瑞夫人的一篇讨论北亚游牧民族军事装备的法文论文中也已引证了上述永宁二年的骑俑马镫的材料，虽然她提出的马镫是由3世纪的匈奴人发明的观点尚嫌证据阙如。[78]复加上1979年出版的卜弼德文集中又披露了其生前对马镫见于4世纪时中国西北的文献证据的搜集分析，故塞诺对马镫早期出现地域的观察甚至未及汲取当时西方学界较新的成果。[79]第143页注释2在考辩中世纪时期的游牧民族中使用马镫的历史时，还下了一个令人疑惑的论断，他在反驳柔然-阿瓦尔同源论时，特地强调没有证据显示柔然和随后取代他们的突厥人使用过马镫。柔然人有无使用过马镫，目前确实因为支持材料的缺乏而难作结论。但突厥人对马镫的使用则久已为考古数据所证实。吉谢列夫(S.V.Kislev)在1950年出版的《南西伯利亚古代史》就已经揭示了6-8世纪的阿尔泰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中所常见的马镫实物。[80]出土这些马镫的墓葬的主人必然有许多是属于当时业已加入汗国体制的突厥人。另外60年代前期曾在蒙古国考察的蒙匈两国联合科学考察队也在突厥时期的墓葬中发掘出了铁制马镫。[81]故作者认为古突厥人不使用马镫的观点失于武断。 第149页将匈人首领阿提拉活动的时期括注为4世纪，当纠正为5世纪。第153页曾引用司律思神父（H.Serruys）的《明蒙关系史研究之三：马市》（Sino-Mongol Relations during the MingⅢ. Trade Relations:The Horse Fairs1400-1600）中的一段史料概括，称在1437年明朝一位高官为自己辩护，否认曾用盔甲和弓箭与蒙古贡使交换骆驼。按这段史料实际上出自司律思原书第69页，事件所发生的年代是在1434年而非1437年。第154-155页在叙述传教士鲁不鲁乞的东行历程时，称当时居住有日耳曼战俘的Bolat小镇的方位不能确认。按该城的汉语译名作孛罗，在耶律楚材《西游录》和常德《西使记》中都有记载。其地理位置大致位于今新疆博尔塔拉蒙古族自治州的赛里木湖附近。此前伯希和的遗著和罗依果对《西游录》的译注对其所在的相对方位均有考察，而它们却不见于塞诺的注释中，反映了作者对前人的成果参考未周。[82] 《略论中央欧亚狩猎之经济意义》（原刊于1968年）第158页称627-628年的冬春之际，严重的寒冷和大雪造成羊马皆死，突厥陷入饥荒。为了获取食物，其可汗率兵进入朔州组织会猎。按译者已在同页注出本于《旧唐书·突厥传上》的上文原文：“其国大雪，平地数尺，羊马皆死，人大饥，乃惧我师出乘其弊，引兵入朔州，扬言会猎，实设备焉。”故原文仅说突厥人担心唐朝利用其陷入饥荒的窘境而出兵攻打他们，故才以狩猎为名义进入朔州境内，实际上是为战斗做好准备。作者的上述理解与文意颇有出入。第160页说在11世纪中国东北的女真部落中，存在着分别擅长捕捉鹿﹑兔﹑野猪﹑狼﹑雕和苍鹰的团体，并在此基础上作了更多的解说。据作者自注，其论据部分来自石泰安(R.Stein)在《通报》(T’oung Pao)上发表的《辽志》（Leao-tche）一文第99页的部分内容。复检石氏原文，可知其搜集列举了主要见于《辽史·穆宗本纪》中的从事捕猎和驯养任务的宫廷奴仆如兽人﹑鹿人﹑狼人﹑彘人﹑鹰人﹑鹘人等的名单之后，以辽代文献中女真人善于训鹰和向辽朝进献过鹿人为由，推断这些仆从中至少有一部分人应当属于女真人。故石泰安并未将上列诸类人均说成是女真人，而塞诺因为未核汉文原文，对这些人的仆从身份及其工作性质全不明暸，因此别出心裁地将其理解为女真人内部的一个个从事专业化狩猎活动的民族团体，甚至推测此类名称的来历可能与图腾崇拜或者跟相邻部族对他们的称谓有关。这就离汉文史料的本意愈行愈远了。 《大汗的选立》（原刊于1993年）第168页称根据《周书》，传说中阿史那的儿子因为跳得最高，结果被他的九个异母兄弟选为首领。按《周书》此处的原文作：“讷都六有十妻，所生子皆以母族为姓，阿史那是其小妻之子也。讷都六死，十母子内欲择立一人，乃相率于大树下，共为约曰，向树跳跃，能最高者，即推立之。阿史那子年幼而跳最高者，诸子遂奉以为主，号阿贤设。”细玩文意，可知参加跳高选拔而成绩最优者即阿史那本人，并非其子。文中的“阿史那子”即名叫阿史那的那个儿子之意，这跟诸子的意思是完全并列的。第171页则称契丹首领阿保机据说生自一道阳光，而且一出生即有三岁儿童的体质。作者此处未注史源，似根据《辽史》卷一《太祖本纪 上》：“初，母梦日堕怀中，有娠。及生，室有神光异香，体如三岁儿。”上述引文并无其出生于一道阳光之义。 第173页作波斯地理学家马苏底，按当作阿拉伯地理学家马苏底。第174页引用突厥文阙特勤碑铭的记载，说：“他们聚集起来，有七十七人。”按此处的七十七人在该碑文的各种现代语言译本中均作七十人，实际上本书前面第6页述及这段话时，也正确地引作七十人。第175页-176页在论证内亚社会存在的以相对和平的方式选举首领的现象时，以阿保机为例，称其做了九年的契丹部落联盟首领之后，被迫离任。但其后他得到机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部落并迁往一富庶地区，并通过对那里的经济资源的控制，得以使其他部落也承认他的首领地位。根据作者自注，这段叙述的前半部分仍旧来自石泰安《辽志》第50-51页对有关汉文史料的法文译文，其原文见《契丹国志》卷一，称阿保机被迫离任时，对其他要挟其退位的首领说：“我为王九年，得汉人多，请帅种落居古汉城，与汉人守之，自为一部。”而后“七部许之”。石泰安然后对汉城的位置作了注释，但并未援用任何史料论证阿保机以和平方式再次取得部落联盟首领的地位，相反，在后面的第52页中他又将《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中所叙阿保机用阴谋手段假借与诸部首领会宴之机，杀害前来与会的毫无戒备的各部大人的故事译作法文。虽然此段记载多少带有传说性质，但阿保机通过武力而非和平的手段统合契丹各部并取得君主的地位则殆无可疑。惜塞诺对后面这部分译文未加注意，所以误以阿保机的事例来论证内亚君主以和平的方式得到拥立的权力特点。另外第176页的开始还把阿保机的卒年定为906年，当为926年之误。 第180页称在窝阔台死后，其皇后支持其长子贵由继位，而当父亲死时贵由正授命西征。按作者此说不知典出何据？或许与他对《史集·贵由汗纪》一段话的理解有关：“当窝阔台合罕去世时，他的长子贵由汗还没有从远征钦察草原中回来。[83]”这段话容易给人留下当其父于1241年底去世时，贵由尚身在军旅之中的印象。但《史集·窝阔台汗纪》却对贵由行踪作了更为清晰明确的交代：“贵由汗和蒙哥合罕在鼠年（1240）秋，奉合罕之命回去了，并且在相当于伊斯兰教历638年[1240.7.23—1241.7.11]的牛年（1241），在自己的斡耳朵中驻下了。”[84]《元史》卷二《太宗本纪》则说1240年“冬十二月，诏贵由班师”，所系班师时间晚于《史集》，又据后者记载，贵由受封之地是在位于今新疆西北部的霍博至叶密立一带，故《史集》中称其返回的斡耳朵当在此地而非蒙古本土。[85]考虑到行程距离，即使依《元史》所记，贵由在1240年底或1241年初才由钦察草原一带动身启程，也足以在1241年底其父去世之前回到其位于西域的封地，故《史集》将其归程时间的记述系于尚处于窝阔台统治时期的本年度内是可信的。[86]另外《元史》的《定宗本纪》和《宪宗本纪》关于传主的西征记事均未下延到1240年初以后也可作为有力的旁证。故前引《史集·贵由汗纪》的那段话实际上反映当其父逝世时，贵由尚呆在自己的封地内，因此自然远离蒙古本土，绝不能理解成其时他本人还在尚未结束军事行动的西征军队中。[87] 第183页将那场将蒙哥确定为大汗的选汗大会的召开地点说成是在距离蒙古本土数千英里的拔都宫廷里。由于《史集》对选汗大会的地点记叙模糊，而重在表现拔都对蒙哥的拥戴之功，故容易使人产生该地点是在拔都宫廷中的错觉。但《元史》卷三《宪宗本纪》称：“岁戊申，定宗崩。朝廷久未立君，中外汹汹，咸属意于帝，而觊觎者众，议未决。诸王拔都﹑木哥﹑阿里不哥﹑唆亦哥秃﹑塔察儿，大将兀良合台﹑速你带﹑帖木迭儿﹑也速不花，咸会于阿剌脱忽剌兀之地，拔都首建议推戴。”此处的阿剌脱忽剌兀已被伯希和勘同为此前拔都为了应对贵由的讨伐而前往的距海押立一周路程的阿剌豁马黑。[88]故此地与地处萨莱的拔都宫廷毫不相涉。同页塞诺还称反对蒙哥继位的窝阔台系的势力主张应由贵由的某个儿子成为大汗。此说亦误，按窝阔台系力量当时抬出的汗位候选人并非贵由之子而是其侄子失烈门，此事在《元史》卷三《宪宗本纪》和《史集》里面均有明晰记载。[89] 《中古内亚的翻译人》（原刊于1982年）第204页出现了“《新唐书》卷46-50《百官志》”的提法。按《新唐书》的《百官志》是从卷四六到四九。同页还根据戴何都的著转引了《新唐书·百官志》的有关内容，述及在中书省的官员中，有四个“蕃书译语”，品级只比二十名乘驿高一点。按其原文出自《新唐书》卷四七《百官志 二》“中书省”条，作：“蕃书译语十人，乘驿二十人”。故文中所说的译语人数量有误。第205页引用蒲立本（E G.Pulleyblank）的著述，将年轻时的安禄山作为职业口译者的代表，所根据的文献依据实际上是《新唐书》其传记下的“通六蕃语，为互市郎。”盖塞诺因为“通六蕃语”就把“互市郎”理解成职业性翻译了。这种界定至少是偏颇的，因为互市郎的职业身份是市场上的买卖中介人，恰如蒲立本的英文原文将其翻译成现代英语中的“中介人”（middleman）一样，只不过安禄山从事这项生计是在他生活的北方边地。按照《安禄山事迹》的记述，其工作性质是“为诸蕃互市牙郎”，需要经常跟不同的少数民族打交道，因此他具有的掌握多种语言的能力才能对他的日常工作助一臂之力，进行口头翻译只不过是从事这些商业中介性事务的一项基本内容而已，不宜据此就把他看作真正意义上的职业翻译。而且经出土文书证实，在唐代的一些如西州这样的边境地区，社会上确实活跃着一个职业的译语人群体，他们的身份才近似于今天所说的以口译为主的专业翻译，其工作范围涉及军事﹑商业﹑法律等诸多官私领域。[90]故在唐代的边境社会中，互市郎和译语人是两种不同的职业身份，虽然他们的工作性质都与口译有关。 第206页转引了1911年比尔(S.Beal)对《大慈恩三藏法师传》卷二一段话的翻译，其原文作：“可汗乃令军中访解汉语及诸国音者，遂得年少曾到长安数年通解汉语……”，但这段话被比尔误译为，可汗找到了一个年轻人，他以前曾在长安住了许多年，因此通晓汉语。实际上可汗找到的这个人只是在他年轻时在长安住过几年并习得汉语而已，换言之，此时他为玄奘担任翻译时已经不再年轻。比尔此处的译文又误导塞诺提出了一些本不必要的疑问。作者在第210页认为《耶律楚材神道碑》中提到的回鹘译史安天合从其姓氏上看，应当是个粟特人。按这一新说明显证据不足，因13世纪时在中国的西北地区，粟特人作为一个民族早已消失，仅仅在中亚的花剌子模还有少量信仰基督教使用自己语言的粟特人。[91]第210-211页在解释宋元时期的通事军时，倾向于从字面意思上将其理解为由翻译人组成的军队。近来的一项研究改变了这一传统认识，指出这些通事军实际上是一种由流寓他国的异族人组建的带有雇佣军性质的军队，并不必然意味着他们平时或者以前担任过翻译。[92] 《中古内亚的外交实践》（原刊于1988年）第231页称1217年成吉思汗派往花剌子模的商使被对方处决。这里的1217年为1218年之误。第236页引用了何四维(A.F.P.Hulsewé)对《汉书·西域传》的部分英译章节，偶有不忠实于译文之处。作者说大宛的国王在汉使砸碎了金马后，打发他们离开。按此处的汉文原文作：“宛中贵人怒曰：‘汉使至轻我！’遣汉使去。”何四维的译文中把贵人翻译为英语中的noblemen（贵族），大致可从。[93]故国王一词系塞诺误加。第239页引用何氏的注释，称公元前一世纪时，康居的地望是在撒马尔干。按汉代的康居在地理上并不等同于南北朝以降的康国，后者才位于撒马尔干一带。研究汉代康居方位的最基本史料还是《史记·大宛列传》所载的“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不少学者如白鸟库吉等均以此条记载并结合其他材料考证出康居当时是处于从今天的楚河流域到锡尔河中游一带，大体上处在撒马尔干的西北方向。[94]其说大体可从。实际上何氏此书刊出后数年，意大利汉学家达芬纳(P.Daffinà)即在《通报》上撰文，对其作进行了全面商榷式的评论，内中就揭出注者对康居地望解说的不确，且指示了相对合理的答案。[95]这篇书评在西方汉学界颇受重视，为一般引用何氏译注的学者所必读，故塞诺此处的引用失误本来可以得到避免。 《西方的契丹史料及相关问题》（原刊于1995年）第250页以下着重论述了鄂毕乌戈尔人可能与契丹人存在交往的问题，并提到了1549年出版的《莫斯科札记》中出现了标志鄂毕河源头的契丹湖。按根据巴德利所搜集的资料，在比这一时间更早的1525年，一位俄国大使在跟人谈话时展示了一幅俄国地图，其上已经描绘出了作为鄂毕河源头的契丹湖。[96]作者在解释鄂毕乌戈尔人的口头文学和他们的语言中一再出现契丹人的原因时，似乎很想把它归结为1218年西辽灭亡之后，哈喇契丹人向四处扩散所致。这种解释自然可备一说，不过笔者认为这个问题连同所谓的契丹湖名称的出现都可以从另一角度着手解释，即将其主要归因于历史上西辽向北方的扩张对鄂毕河流域居民产生的持久影响。根据穆斯林史料的记载，西辽兴起之初，耶律大石就曾在西迁过程中攻打过他所途经的吉利吉思人，此后当他在八剌撒浑正式称汗以后，又继续向四方扩张，并使位于叶尼塞河上游谦谦州的吉利吉思人服从了自己的统治。史载：“他这时把沙黑纳派到从谦谦州到巴儿昔罕……的各个地方。”[97]而从西辽统治腹心的中亚七河流域要抵达谦谦州一带就必须穿过鄂毕河上游及阿尔泰山附近，故可以认为上述地区和谦谦州一样在当时都附属于西辽。这一点也能够从《金史》卷一二一《粘割韩奴传》中所记的粘拔恩部君长向金朝交纳当初耶律大石颁发给他们的牌印一事中得到印证，因粘拔恩部的位置正好包括了鄂毕河上游尤其是其发源地一带。[98]所以鄂毕河上游一带曾一度归属于西辽并构成其疆域的北限，虽然西辽对这些北方地区的统治仅限于一定时期，但仍然对当地的一些民族造成了很深的影响并长久地保留在他们的历史记忆中，例如柯尔柯孜人的民间口头长诗《玛纳斯》等就有表现其主人公和契丹人冲突战斗的大量情节，明显反映了早期的吉利吉思人反抗西辽统治的历史信息。此外晚近时期的阿尔泰地区的操突厥语的Altay Kizi人中还有一部分人称作Qïdat-Todoš，这被学者认为是可能反映了早先西辽在此地区的存在。[99]上述现象启发我们，契丹湖的传说和乌戈尔人中间流传的契丹人的故事很可能也应属于类似的情况。 《蒙古人在西方》（原刊于1999年）第268页称术赤在成吉思汗去世前的几个月已经死去了。按这一说法的史源出自较晚的《兀鲁伯简史》(Shajarat al-Atrāk)，称其比他的父亲早死六个月，亦即死于1227年二月。[100]此说后来得到了格鲁塞等人的采纳。[101]但这实际上却因与时间更早的史籍所提供的关于术赤去世的时间框架严重冲突而难以取信。《史集》没有提供术赤去世的准确时间，惟提到当1225年秋季成吉思汗筹划最后一次远征西夏时，长子术赤已死。[102]《史集·术赤汗传》还说成吉思汗一度误听不实之词，准备讨伐术赤，结果却意外传来了后者的死讯。[103]这后一条记载也暗示成吉思汗萌生讨伐术赤的意图，只能是在1225年秋讨伐西夏之前，因一旦出师西夏的行动付诸实施之后，断无可能中途改弦易辙，再兴西征钦察草原之役。同一条史料后面还说，根据那些从金帐汗国前来的使臣们的陈述，术赤死的时候是在三十至四十岁之间。而据伯希和等的考察，术赤约生于1184年。[104]那么以其去世于1224-1225年时的年龄推算，大致还处在四十岁的时段，但如果是逝于1227年，则大大突破这一年龄上限。《世界征服者史》同样没有明记术赤的卒年，仅说他到豁兰八失朝见成吉思汗并从那里返归，然后大限已到。[105]巴托尔德据此理解为他在朝见结束返回领地后不久即身亡。[106]考虑到成吉思汗在豁兰八失草原逗留的时间是在1223年春季和夏季，[107]那么《世界征服者史》的上述记载愈发不能证明术赤活到了1227年才去世。故综合以上论据，将术赤的去世年份置于1224-1225年间要比1227年之说更为合乎早期史料的记载，至于后一说，因其非常可疑，对之当持谨慎态度而不应像作者这样无保留地信从。[108] 第269页称，蒙古军队集结在不里阿耳以准备西征的时间是在1236年年初，并注明源自《世界征服者史》。但后者只是说，参加这次西征的王公只是在春天时从各自的领地出师，赶去进行这一战役。[109]而《史集》则明记这些从蒙古本土和西域出发的王公1236年春天起程后，于途中度夏，最后到秋天才在不里阿耳同术赤家族的人马汇合。[110]考虑到从蒙古到位于伏尔加河流域的不里阿耳的地理距离，《史集》提供的集结时间显得合乎情理，故应当把蒙古军队的会师时间置于当年的秋季。 同页接下来的叙述有时显得时间线索不很明确，需要根据行文的顺序和结构才能把握。作者对1236年开始的这场西征战争的叙述是从蒙哥迫降钦察首领写起，继之叙述了蒙哥成功地抓捕了另一个钦察首领八赤蛮并征服了阿兰人，从而完成了对钦察草原的占领。然后又称蒙哥和其他蒙古军队均在不里阿耳城会合，并于1237年秋攻克了该城。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特地注出，在最后进攻此城之前的一年内，蒙古人没有发动其他的战争以显示他们对此次攻城战役的长期准备性。那么根据作者对西征历史的时间确定，可知他将八赤蛮被俘虏等事均置于1236年秋季以前，当然这和作者此前确定的西征军事行动于同年年初已在不里阿耳草原展开在时间上应当是先后衔接的。可是，根据我们上面的引证和分析，真正的军事行动始于该年秋季，由此八赤蛮被俘的时间就必须重新确立。关于这一点，《元史》和《史集》所记龃龉，而伯希和所作的解释现在看来还是可以接受的，他依据《史集》的记载，将此事系于1236-1237年之交的冬季，而《元史》的1237年之说则被理解为该消息抵达窝阔台汗廷的时间。[111]另外作者给出的蒙古人围剿阿兰人的时间也需要细致考察，因为据《史集》等的记载，此次对阿兰人的战事持续时间很长，并不仅限于捕获其首领哈赤儿兀库剌，还包括了以后对阿兰人的著名都城篾怯思的围攻。据米诺尔斯基（V.Minorsky）考察，《史集》和《世界征服者》有关该城的失陷记载并不一致，而前者的记录比后者可靠，其陷落的时间是1239年。伯希和结合《元史》与《史集》的各自记载，更精确地将其事定于1239-1240年之交的冬季。[112]至于将不里阿耳城的沦陷时间系于1237年秋更是一个极富争议的话题。根据某种俄国编年史的记载，该城于1237年秋被蒙古人攻陷。这一时间被不少史家信从。[113]但依照《世界征服者史》的记载，蒙古人于1236年秋会师后，西征的首役就是攻下了不里阿耳城。[114]因此多桑(d’Ohsson)等学者在其史著中即采1236年之说。[115]另外有的俄国编年史如《拉甫连齐耶夫编年史》亦称在1236年的秋天，“不信神的鞑靼人从东方侵入不里阿耳国，攻陷了著名的大不里阿耳城，屠杀老人和孩子，他们掠夺了大量财物，火烧了他们的城市，并占领了他们的全部国土。”[116]可见1236年之说确有相当的史料依据，作者在采纳他说时至少应对该说另注标出。 作者在第270-271页引述了《蒙古秘史》第275节的拔都向窝阔台控诉贵由的书信中的话，并补充说大汗得到书信后，漫骂贵由且作出了有利于拔都，授权其指挥下一场战役。从作者对该段内容的位置安排可知，他把此事置于1238年前后。但此处涉及的拔都与贵由的冲突时间却非常可疑，作者对此不察，未作任何考辨即将此事叙于笔下。拔都书信的开头明确记叙事情发生的背景是在庆祝西征取胜的归宴上，当时的情况是：“合罕叔叔的福荫里，篾格惕城破着，斡罗速惕百姓虏着，十一邦百姓行正教投入着。”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托窝阔台叔叔的福，（我们西征军队）攻破了阿兰人的首都篾怯思，掳掠了俄罗斯百姓，还使十一个国家（或部族）的百姓也归顺了我们。[117]而这里的十一邦百姓则是指《蒙古秘史》262节所列举的北方的十一个部族，其中恰恰包括了马扎剌惕（匈牙利人）阿速惕（阿兰人）等。[118]如果以拔都的以上奏捷之语为基准，那么导致双方矛盾公开化的这场宴会当举行在1240年底蒙古基本征服俄罗斯之后，甚至将其定在1241年中期蒙古在入侵匈牙利战役中获胜之后也没有明显不妥，绝不会在作者所倾向的1238年左右。但正如前文所分析的，贵由及蒙哥在对俄罗斯的战役尚未结束时就已开始受命东返，故《元史》有关两人的传记对他们参加西征战役的下限均是1240年初的围攻阿兰人之役。尽管拔都和贵由的宴会冲突很可能确有其事，但其发生的时间却不会像《秘史》陈述的这样偏晚，惜囿于史料的缺乏，目前尚难下断语。在此疑窦未明之际，对于引用这类不易确定其真实年代的材料应当特别慎重。 至于塞诺随后所补充的大汗作出由拔都负责指挥随后的战役的看法也缺乏有力的根据。事实上，在紧接下来的第276-277节的内容通篇都是太宗责骂其子并严拒其来相见，仅最终在别人的规劝下，才收回陈命并劝戒贵由的话。内中只是提到“那个野外的事，巴秃说来有”，也即让拔都负责野外之事，这是一句含义笼统却缺乏具体所指的话，未必含有专门委任其人在即将进行的战役中负总指挥之责的意味。更何况这两节的真实性大为可疑，因贵由自从参加西征以后，直到太宗去世，父子之间再未谋面，完全谈不上如《秘史》所说的太宗在旁人劝说下才接见他并当面训斥之，故表面上出于其口的这些有利于拔都的言论疑非信史。[119]另外，塞诺还将拔都信中最后的那句话专门译出，作“正是被派去镇压异族叛乱之时，我们自问是否已经取得了胜利？”按罗依果的译文也与此相同。[120]但正如小泽重男所解释的，这句话的后半部分——蒙古语复原为jöb-i tab-i bolqu bolba(旁译 是么 是么 做的做了)，其实是一句拔都自我表功的话，意在用疑问的口气显示自己在西征中出力很大，把完成出征的任务看作是自己的功劳。[121]故从拔都居功自傲的心态来看，完全谈不上其时还需要警醒式地自问“我们是否已经取得了成功？”此处塞诺给出的译文明显不合当事人的说话意图，不如改译成“我们自问是究竟怎样才取得了成功？”更能体现拔都此话的深意。 作者在第274页称从1239年初直到1240年12月之前没有发生重大事件。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在1239-1240年之交，蒙古军队攻下了位于高加索地区的阿兰人的都城，此事的重要性不容忽视。作者在282页中指出在窝阔台去世后，拔都很满足于成为蒙古帝国的西部实际统治者，他对继任者贵由表现出很大的忠诚。塞诺的这一看法可能是受到了《世界征服者史》的误导，其说贵由继承汗位后，拔都应其要求，出发去迎接他，但贵由却在半路上去世了。[122]实际上，事情的真相当如《史集》所言，拔都一直非常警惕地关注着贵由向叶密立方向的进发，并在拖雷遗孀的告诫下，作好了应对不测的战争准备。[123]杰克逊详尽地搜求比勘了种种不同的记载，解析了贵由与拔都的对抗实质，认为志费尼因其所处的时代稍早，故其书含有隐瞒事实真相的企图，意在掩盖拔都与拖雷家族的特殊关系，并力图制造一种汗国内部精诚团结的假象。[124]对于这场仅仅因为贵由的猝亡才得以避免的内战，汉文史料中也有记叙，目之为“定宗皇帝征把秃王”。[125]故那种认为拔都对贵由极为忠诚的观点恰与事实全然相反。 作者在第286页指出当贵由继立为大汗并接见教皇特使之时，在后者眼里其年纪约在40到45岁之间，而作者却认为，其人的真实年龄比之要小10岁。塞诺对贵由的实际岁数估算不知依据何在，但我们知道，《元史》卷二《定宗本纪》作“三年戊申春三月，帝崩于横相乙儿之地，在位三年，寿四十有三。”故贵由在即位之初，不可能如塞诺推算的是在30到35岁之间。第287页说窝阔台家族内部在贵由去世后，提议由后者的儿子继承汗位。按实际上他们提出的候选人选是贵由之侄失烈门，其史料根据前文已叙。文中第295页中将伊利汗国君主海合都的在位时间括注为1201-1295，当作1291-1295。 作者写作此文的目的有如其自述是试图由博返约地以简捷明快的文风来介绍蒙古人在西方历史的主要特征，因此整篇论文中不少落笔之处写得十分浓缩，并未详注其见解来源而是径直代之以简明扼要的评述。应当说大多数评论均能透过表象，鞭辟入里地切中历史画面的本质，允称是全文的精华所在，但也有个别评议似乎离开史料证据过远，给人留下推论过度的印象。作者在第289页评论拔都的政治权威时说，在他的一生之中，蒙古帝国是两头政治；表面上其为三位大汗效劳，但实际上是和这三人并驾齐驱。这一评价明显是言过其实了。在三位大汗之中，拔都的权威肯定无法和其叔窝阔台相比，这从前引《秘史》中拔都给大汗的申诉信中可见一斑，不仅信件内容充分反映出贵由仰仗着自己是大汗长子的身份敢于对这位堂兄言行放肆，而且也彰显出拔都本人其实并无足够的权威来约束驾御这些桀骜不逊的贵胄子弟，只能把解决调停的希望寄托在大汗身上。既然如此，怎么能轻言其权威能够和大汗匹敌呢？至于拔都和蒙哥的声望在帝国内部孰更有影响的问题，传统的观点也已受到新兴研究的挑战。如爱尔森在其著作中专门就此问题批评了以巴托尔德为代表的认为拔都在实际地位上可以和蒙哥平起平坐的观点。他指出从亚美尼亚海屯国王和欧洲特使的外交对象上看，金帐汗国并无独立的外事决定权，所以拔都尚须把这些外国使臣遣送到蒙古本土以让蒙哥最后定夺。而当蒙哥下令其弟旭烈兀进军西亚时，拔都也必须派兵助征，此外蒙哥还有权在金帐汗国领土上实施扩户，其经济措施也要畅通无阻地在拔都的控制区域内付诸实施。[126]故即使就蒙哥而言，拔都是否具有了与其平等的权力和地位都还有可以质疑的余地。仅仅对于统治时间最短而又威望不高的贵由，拔都才敢于公然与之分庭抗礼，并不惜与其一战以捍卫自身的利益。所以塞诺对拔都的上述评语总体上已经超出了史料所允许的推论限度。 《论中央欧亚之水运》（原刊于1961年）在第一部分进行历史考察时，未能充分利用艾伯华(W.Eberhard)从汉文史籍中搜集的材料。他辑出了《后汉书·南匈奴传》中对匈奴使用马革船的记载。[127]这则汉明帝永平八年（65年）的史料对于塞诺考察内亚的水运工具应当是非常重要的，因其在文中引证的关于革船的较早史料已经晚到了10世纪前后，故对其的引征可以将革船在内亚的出现时间大大提前。第319页作“12世纪的Marwāzi提到一个部族Fûrî或者Qûrî，生活在吉利吉思以东无法穿透的森林里”，“他们运东西的船，是用鱼皮或野生动物的皮制造的。”按作者自注，此段引文源于米诺尔斯基译注的《马卫集》（Taba’i al-hayawan）的第31页。复检原文，发现所谓使用皮船的民族所处的大致方位是在吉利吉思地区的向着高昌(Chīnānjkath)的方向，由此可见他们是处在叶尼塞河上游的南方。同书作者还称这些人为野人，所住地方均为密不可穿的森林，到处积水，峡谷接连不断并且雨水连绵。他们与外界语言不通，以木制弓，身披兽皮衣服，在战争中常将掳掠物付之一炬，仅仅留下武器和铁。故《马卫集》并未将这些“野人”说成是Fûrî或者Qûrî部族，因同书的前面部分已经提到了后者，称其妇女以贝壳代替珍珠作为装饰品，这与对上述森林中人的描写毫无共同之处。与以上森林民族的几乎完全一致的描写实际上也见于11世纪的波斯文史料《记述的装饰》，该书将其方位定于从吉利吉思穿过草原前往Fûrî或者Qûrî的路途上。[128]而Fûrî或者Qûrî已被勘同为唐代的骨利干。[129]后者地处环贝加尔湖地区。[130]因此那些使用皮船的森林居民无疑与Fûrî或者Qûrî不是同一族系，前者应位于叶尼塞河上游南方的图瓦地区，那里河流湖泊众多而又森林密集，在元代文献中被称为八河之地，确实同上述史料的描述相吻合。后者当仍在贝加尔湖一带，而当时的交通路线则可以从叶尼塞河上游南下经过图瓦地区进入蒙古草原的北缘，再沿草原带向东行进最后北上抵达贝加尔湖流域，从而避免直接穿越横亘在叶尼塞河与贝加尔湖之间的莽莽原始森林。 作者在第321页指出，一道用八思巴字母拼写的蒙古语诏令中所出现的表示“筏子”的词（hua）不可能如刊布者鲍培(N.Poppe)建议的那样，即中文“筏”字的音译。按鲍培的意见无误，在柯蔚南(W.S.Coublin)总结的元代用八思巴字母拼写的汉字中，与“筏”同音的“伐”字即拼作Hwa，实际上跟鲍培的标音完全一致。[131]作者在第333页提出，蒙古语中的ongγuča（‘船’）的词源应与ongqur（‘低洼，空洞’）有关。按元明文献中所见的东北部临近鞑靼海峡居民所乘的“黄窝儿”或“广窟鲁”船疑即ongqur的词首擦音未脱落形式﹡hongqur。[132]按照伯希和的意见，这种形式表征了13-14世纪古典蒙古语的语音特点。本文搜集了阿尔泰语系中为数众多的表示各类船名的词汇，而在引述词义时多借助近人编撰的词典，但这些工具书由于编定时间相对较晚，故有时在释义方面不免忽略其古训，从而影响到作者以历史语言学的视角考察问题。如塞诺在第337页根据郝爱礼(E.Hauer)的满德词典，将满语的veihu译作“木船，小船，船”。这一训释未能反映出其在较早时候的词义。实际上，清代的满汉文献多释该词为“独木舟”。例如西清的《黑龙江外纪》作：“威呼，独木船也，长二丈余，阔容膝，头尖尾锐。”[133]吴桭臣的《宁古塔纪略》：“江中往来，俱用独木船，名威呼。”[134]这里的威呼即满语veihu的音译。图理琛在《异域录》中对楚库柏兴附近的河流描绘时，其汉文本称“独木船﹑刀船一百左右”，满文本相对应的地方作：weihu jaha tanggū isime。[135]赖德懋(O.Lattimore)在1930年对松花江流域赫哲人的实地调查中，也已指明威呼在满语和赫哲语中专指独木舟，只是汉人才有时用它来称呼木板船。[136]由于塞诺不明该词较早专表独木舟之义，故倾向于将它与通古斯语中的ugda来比较，并推测它们具有对等关系。其实指代木板船的后者跟威呼在构造上属于完全不同的船型，况且两者在语音上亦不构成对应关系，所以他的猜测自然无法成立。 作者在第338页引用李盖提(L.Ligeti)提供的词例，相信女真语中已经存在一个形式作jaxudai的表示船的词，相当于满语的jahūdai‘船’。按李盖提对这一词例的读音构拟并不能成立，因为《金史·国语解》作：“沙忽带，舟也”。按照金宋时期的语音规律，它对应的女真语原型只能构拟成﹡šahudai而非jaxudai。[137]换言之，从﹡šahudai向jahūdai的音变必然发生在宋金时期以后。作者在同页考察满语jahūdai时，列出了《五体清文鉴》中和它相对应的其他几种语言中的词汇，作者将其中的维吾尔语形式（实际上是察合台语）拼作kem，并注明“原文如此！”以示原文给出的形式可能有误。由于作者未注明其引用的此书版本，故使人难以核对其征引的材料。这里仅采用民族出版社影印的故宫本《五体清文鉴》，发现该词的写法虽不规范，字母m的后面拖着类似于r的笔划，但其下的满文注音却切出了确切的音值：kama。[138]该形式让我们联系到固代耶(M.Pavet de Courteille)编撰的察合台语词典中的表示船之义的kamä一词。[139]故笔者怀疑塞诺此处给出的kem的形式出于误解。 附带一提的是，此文处理的问题自80年代以来也曾引起过国内一些学者的关注，先后反映在黄时鉴﹑贾敬颜﹑陈星灿对北方地区自古以来流行的革制渡河工具的论述中。[140]黄﹑贾两先生的文章主要立足于对文献记载的考察来清理史实，而陈氏的新作除了征引古代文献外，还结合近人的旅行见闻深入地探讨了皮船得以适用于黄河上游的原因。不过他们的论文均非以历史语言学的视角切入到问题点，故与塞诺的论文路数明显有异。而在研究方法上比较接近于此文的，仅有台湾学者陈庆隆的《内亚游牧民族的船舟》。[141]但陈文限于篇幅，仅考察了蒙古-突厥语族对舟船的利用，且行文重心依然落在对史实的爬梳上，文中显示的语言学知识多较塞诺论文浅显，征引词汇也大体未出后者的范围，当属对其作未能寓目所致。另外日本学者岩村忍和相马隆也都在更早的时期发表了关于革船的研究成果，前者致力于将历史文献与实地调查获悉的材料相结合，以说明革船在中国西北地区的出现历史及其在当时的应用现状。[142]后者的论文则取材更见宽广，其考察的重点在于西亚和中亚，也延及中国西北一隅，有助于我们以开阔的视野来思考这一跨地域的文化现象。[143]而司律思则结合文献令人信服地辨析了浮水工具浑脱的汉语属性及其对应的蒙古语词汇，深化了塞诺的类似研究。[144]可惜上述成果与塞诺的论文一样，长期以来为我国学者所忽略，故特在此对其大概略作介绍。 《以切成两半的狗立誓》（原文刊于1992年）的第370页中说据《圣武亲征录》的记叙，在阿勒灰泉盟誓时，被宰杀掉以当作牺牲的动物是一匹白马，而《元史》记这一事时只用了第二个字。按《元史》的原文作：“哈答斤部﹑散只兀部﹑朵鲁班部﹑塔塔儿部﹑弘吉剌部闻乃蛮﹑泰赤乌败，皆畏威不自安，会于阿雷泉，斩白马为誓”。[145]故《元史》此处细节记载全同《圣武亲征录》。第371页根据威特森(N.Witsen)的记叙，生动地描述了卡尔梅克人斩狗并舔其血以立誓的情节，却未注意到几乎跟它完全一致的内容也见于17世纪出使中国的俄国使节对于通古斯人立誓场面的描述中。[146]在塞诺此文问世以后，又有一位学者发表了更为详尽的研究阿尔泰语系各族举行盟誓仪式的论文，而斩狗为誓的礼俗构成了该文着重论述的部分。文中披露的这类事例较塞诺的论文更为丰富，如引述了亦见于佩切涅格人（Pečeneg）和奥塞梯人中的类似风俗等，大概可称作目前对此主题讨论得最为深入的论文。[147]不过稍稍让人奇怪的是，该文竟然没有提到塞诺的既有研究。 《内亚的剥头皮习俗》（原文刊于1993年）第379页提到巴泽雷克墓地的年代时，未作明确判断，仅列出了彼此冲突的两种传统观点。而在此文发表以后，对该墓地的测年研究有了新的进展，现在已经能够较为肯定地将其年代确定为公元前301年到前235年间。其中埋藏着被剥去头皮的死者的2号墓穴的绝对年代在公元前301年到前282年之间。[148]塞诺的这篇论文在取材上有两个缺憾，第一点，既然他已经引用了乌戈尔人中的史诗材料，那么似更应对早已被学者们注意到的同样性质的口承材料即高加索地区奥塞梯人中的纳尔特武士史诗的某些细节作出征引。杜梅齐尔（G.Dumézil）很早就发现这类故事中出现了主人公如索斯卢科（Soserruquo）等被女人们要求他把敌人杀死后再剥下其头皮以制成皮大衣的情节，并将它与希罗多德笔下的斯基泰人的类似风俗作了比较，以证明纳尔特故事的古老渊源。[149]其二是作者对内亚周边特别是位于其南缘的华北地带的考古材料缺乏关注，河北省邯郸涧沟的龙山文化早期的住房遗址早在1957年就出土过留有切割头皮痕迹的头骨和完整的头盖杯，距今时间约在4000年以前。70年代末有考古学家曾专门著文讨论过这一值得研究的现象，并将其与北方游牧民族的风俗作了比较，且指出了华北的剥头皮实物在时间上早于欧亚大陆北部和西部的类似发现。[150]9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又在约公元前17世纪前后的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晚期的河南省焦作大司空遗址的灰坑中发现了尚存有剥头皮痕迹的头骨，进而激发了国内学者将其与国外材料进行对比研究的兴趣。[151]最近国外学者又公布了图瓦墓地出土的类似考古材料，其时代分别属于早期的斯基泰时期和晚期的匈奴时期。[152]由此看来这一奇特风俗在华北和内亚均有长期的流行，而无论该风俗在这两大地域之间是否存在着文化传播与交流的关系，对此作更为深入的跨地域比较研究都颇富学术旨趣。 在本节的最后，需就文中存在的专用名称的还原问题作一集中的探讨。按照国际学界通行的学术规范，塞诺的论文不可回避地需要处理为数甚多的专名还原问题，它们多系阿尔泰语系中的特定词汇，这实际上是一项似易实难的繁重工作，因为其中一个字母的转写不慎就会导致原词的词形失真甚至可能由此与其他词汇相混淆。总的来说，塞诺凭借其深厚的阿尔泰语言学功力，已经最大限度地避免了这方面的失误，仅在个别地方，微有瑕疵： 第72页将喇嘛罗布桑丹津名字的藏文形式写作：Blo-bzan bstan-jin，蒙古文形式写作Lubsan Danzan。正确的藏文形式当作：Blo bzaŋ bstan ’jin，蒙文形式作Lubsang danjin。第171页将回鹘传说中的不古汗的名字复原为Buqu khan。围绕这一名称的复原，以前曾出现了不少争论。现在根据钱币学的研究和对柏林收藏的吐鲁番出土的回鹘语文献题记的释读，可以确知其形式为Boquq khan，该词的意思是“肿块，树瘿”，以暗示其人诞生于树的神奇经历。[153]第208页将效力于元朝的回鹘人阿鲁浑萨理一名复原作Arγun Sariγ（按此形式见英文原文，在译为中文时被删），这里他将萨理看作突厥语Sariγ“黄白色”的音译。实际上李盖提早就撰文考证其应当复原为Salï，举出了回鹘语文献中作为人名出现的Salï tutung（萨理都统）﹑Sïnandu Salï﹑Salï beg等众多实例以证成其说，并结合其出现的语境指出该词的原始词义是指一种宗教头衔。[154]其说得到学界广泛赞同。[155]故此处的阿鲁浑萨理一名的回鹘语原型为Arγun Salï。第213页将为加宾尼服务的两名库蛮突厥翻译的名字各复原成Temür和Shonkkur，并指出其分别是铁和鹰的含义。按此处对后一个库蛮突厥语（钦察语）的还原有误。根据德福(G.Doerfer)对该词在钦察语文献中出现情况的搜集，分别有sonqur（见于编定于14世纪中期马木鲁克王朝时期的钦察语词汇表）﹑sonγur（见于1303年完成汇编的《库蛮语汇集》）﹑soŋqur（见于金帐汗国时期的钦察语长诗《库思老和希琳》）三种形式。[156]伯希和认为，这个被加宾尼拼写作Songur的表示‘鹰隼’之意的人名最合适的复原形式当为钦察语sonqur。[157]但比较上述关于该词的三种钦察语形式，易知sonγur的形式更为准确。 第237页将突厥君主木杆可汗的名字还原作Mughan，其形式需作检讨。该名称出现在蒙古高原的布古特粟特文碑铭和新疆小洪那海的石人像下部的粟特文铭文中。1972年前苏联学者首次在刊布他们对布古特碑文的解读成果时释读出这个不见于突厥卢尼文碑铭中的可汗名称，给出的还原形式是﹡Muhan-qaghan。[158]日本学者吉田丰等将其转写作mwx’n x’γ’n，还原为﹡Muqan qaghan。[159]大泽孝在对小洪那海石人像的粟特文释读的工作中，也辨认出木杆可汗一名，所作的转写和还原与吉田丰的处理完全相同。[160]考虑到该词应是用粟特字母转写的6-7世纪的古突厥语词汇，故复原时宜参照卢尼字母转写的古突厥语标音方案，因此﹡Muqan qaghan的形式比﹡Muhan-qaghan贴切，而塞诺还原作Mughan就更失妥当。第284页将窝阔台的孙子失烈门一名还原成Siremün。鉴于13-14世纪时，汉语的‘失’字在音译蒙古语词汇时一般对应的都是Š-，故正确的还原形式当参照伯希和与韩百诗所给出的Širemün。按照他们的考察，这个词是Saloman(所罗门)的突厥语变体Šilemün的对音，不过联系到《史集》等波斯文史料中将此词写作Shiremün,故更倾向于采用Širemün的形式。[161]1954年在泉州又发现了一方用叙利亚文拼写的突厥语景教墓碑，根据村山七郎的释读，墓主人的名讳即作Mari Šlemün Abïsquba，更为珍贵的是，该墓碑的叙利亚文旁边刻有与其相对应的两行汉文，其中墓主的姓名作“马里失里门阿必斯古八”。[162]这里的‘失里门’显然与‘失烈门’为同音异译。故此方双语材料证实了伯希和的观点无误，惟顾及到汉字‘烈’一般用来译写突厥-蒙古语的le-音节，故Šilemün/Širemün两种还原形式不妨并存。当然在从基督教常见的教名Saloman(所罗门)向用叙利亚文拼写的突厥-蒙古式人名Šilemün/Širemün的转变过程中，明显经历了叙利亚语Šelêmôn的中介。[163] 除了上述明显不当的还原外，其他有的形式还可以适当改进。如第286页将拖雷之妻唆鲁合帖尼之名复原为Sorquqtani。虽然这一还原有穆斯林文献作为依据而不能说错，但它实际上是原词的音变形态，因此这里本应采用该词的原生形式：Sorqaqtani。[164]第288页将拔都之子撒里答还原为Sartak，但辅音-k不能出现在当时的蒙古语刚音词中，所以应代之以伯希和的Sartaq的复原形式。[165]第289页将阿里不哥还原为Ariq-Böke。这一较为陈旧的形式现在也已逐渐被Ariγ-Böke的复原方案所替代，后一形式才代表了该词的原生形态。[166]第291页将蒙古将军那海复原为Nogai，宜改为Noqai，表示蒙古语的‘狗’之意。 以上大致是笔者在阅读此书过程中发现的一些可议之处，稍稍把这些意见归纳一下可知，作者的多数失误均与其对中文史料的理解不当或者所见不周有关，其中不少误解系由于在转引其他学者的相关引文时失于核校史料原文所致，可见作者对汉文史料的驾驭能力殊为有限，故而影响了其立论的坚实。还有一些问题则反映出作者对于相互比勘不同语种史料的工作有些重视不够，著述中不时流露出轻于引文却粗于考辩的学风，这一点突出体现在他的蒙古史研究中。就上述两大缺陷而言，显然塞诺跟伯希和还存在明显的差距，这也是他的若干著述在个案研究的精密程度上稍逊其师一筹的原因所系。此外，作者的治学范围既然囊括整个内亚，那么就必然要求其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有着近乎竭泽而渔般的掌握。但是限于其眼界，不仅绝大多数本该参考的中文和日文研究成果其未能寓目，甚至有时对于西文研究成果，尚还存在百密一疏之漏，如此则文中偶有差池也就在所不免。[167]不过上述失误多数都属于细节问题，对于作者论述的主旨并无全局性的影响，故这些阙失绝不至损害他所做出的巨大学术贡献，同样也不会影响我们对其业绩的尊敬。当然如果以塞诺取得的成就来返观国内的相关学术领域，则会发现目前的形势兼有乐观和不利的因素。从最近30余年我国学界在北方民族史和中西交通史等领域内积累的成果来看，国内学者对汉文史料的利用仍然较西方学者具有明显的优势，而且研究队伍中能够使用少数民族文字材料和域外穆斯林史料的学者也呈现出日渐增多的态势，这些都是当前学术形势中让人感到乐观的一面。但是通过对像塞诺这样的西方史家的著作的学习，也从另一方面提醒我们，古代西方世界所留下的希腊-拉丁文记载同样需要引起重视，而我国学界在发掘古典史料方面目前似乎还仅处于起步水平，可以说国内大多数从事相关领域研究的学者对西方史志的熟悉程度尚远不能与塞诺及不少国外阿尔泰学家对中文材料的利用相比。因此对于有志于跨出族别史的域限以扩大研究视野的学者来说，除了尚需发扬擅长汉文史料的既有长处以外，努力克服语言障碍以便掌握数量可观的西文史料应当说也是今后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一项长期任务。 四 对译文集中若干误译之处的匡正 主要归功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民族史教研室师生的努力，本译文集的翻译质量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准，译者在翻译工作中尽其所能地查对核实了原著的大量引文的出处来源，并出注纠正了原作在这方面存在的不少错误，可以说是一部完全达到学界期望的“学者译书”标准的高质量译著。故即使对于那些有条件阅读塞诺原著的读者来说，仍然不失为一部值得信赖的佳作。然而由于塞诺著述中引用材料的语种繁多，许多外语专名又显得非常陌生，再加上从筹划翻译到正式出版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所以译文中偶而闪现一些小的失误也在情理之中。考虑到此书必将成为国内不少学人需要时时参考的案头之作而许多读者却未必能有条件接触到原书，故笔者拟在查证原著的基础上，对译文集中可商榷的地方略事检讨，以就正于译者和广大的读者。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本译著因为是出于多人之手，所以难以避免会涉及到译名的选取和统一的问题，可能是由于时间的仓促，导致同名异译的现象在本书中不时出现，虽然这对于专业的学者来说一般不会造成混淆，但对于一部分非专业读者而言，则难免会使其产生疑惑。例如本书中提到的前往蒙古出使的教士Jean de Plan Carpin和William of Rubruk的中文译名，书中在大多数情况下采取的是加宾尼和鲁布鲁克的音译形式，但有时也被译作柏朗嘉宾和鲁不鲁乞（分别见书中第124页和154页）。又如伏尔加河流域的Khazar人一般在本书被译成可萨，但个别情况下也作哈扎尔（见书中第149页）。类似的问题还有一些，可以说是该书在编辑过程中存在的一个技术缺陷。下面来看译文中的若干不周之处： 该书第72页页首部分的中译文和英文原文句意不符，先将其列表对照如下
按英文部分开头的代词‘They’是指代作者上文所述的孛儿帖赤那的人格化痕迹。两相对照，可知译者混淆了两部《黄金史》的名称。塞诺的原文明明是说那部于1655年出自喇嘛罗布桑丹津之手的著作的蒙古语书名是Altan tobči nova，而在译者笔下，这位喇嘛所著的史书却被调换成了Altan tobči。Altan tobči nova在我国学界一般被译作《大黄金史》，而Altan tobči才被译为《黄金史纲》。关于这一点，可参看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汉译蒙古黄金史纲》的引言部分。这种将两部《黄金史》的译名弄混的情况还出现在本段的其他部分，可以说本段凡是出现《黄金史纲》的地方，所对应的原名都是Altan tobči nova，均要改正为《大黄金史》，相反凡是出现《黄金史》之处，对应的原名都是Altan tobči，故要回改作《黄金史纲》。译者的这一混淆很容易让那些不能读到原作的读者滋生误解。再看第73页首段第四至五行的译文：“《圣武亲征录》在记载成吉思汗的谱系时，只追溯到了他的八代祖脱奔咩哩犍和他的妻子阿兰果火。”可是看过《亲征录》的读者就知道，该书开卷就是“烈祖神元皇帝讳也速该”之类反映成吉思汗父亲事迹的记载，并非从他的八代祖先写起。难道是塞诺此处弄错了？其实对照英文原文，方知又是译者误会了作者原意。此处的英语原文如下：The official annals of the Mongol dynasty of China(1279-1368),the Yüan shih, have drawn heavily from the Sheng-wu ch’in –cheng lu.In the case of Chinggis’s genealogy, it goes further back, to Dubun Mergen and his wife Alan Qoa,his eighth generation ancestors. 其意思是说，官修的《元史》多取材于《亲征录》，而在记载成吉思汗家族的谱系上，《元史》一直上溯到他的第八代人那里。译者显然是把第二句话中的主语‘它’(it)错误地理解为《亲征录》了，而且又没有回查此书和《元史》的相关章节。 译者在第94页的末行将张九龄的文集译作《唐丞相曲江张先生文集》，按‘唐丞相’三字不见于英文原文，系译者私加，但这种表述不大符合文献用名规范，当删。第106页第二段的段末处所给出的译文是：三分之一的骑马，三分之一的人徒步。按英语原文为：“two parts(of the Turk army)were mounted,one part was on foot”，可翻译为：（突厥军队中的）两部分人骑马，一部分人徒步。译文明显误解了原文。在第121页第二段最后一句的位置，译者以其私加的男性用语‘他’指代匈牙利的著名女汉学家Hilda Ecsedy，误。译者在第139页第二段将原文为波斯的(Persian)历史学家Mirkhwond误译成叙利亚的历史学家，而且译者将此人生活的Timurid译成帖木耳时期则属曲解，因该历史学家生活的时代据本文括注是1432-1498，而帖木耳在1405年就已经去世了。实际上，学界一般把Timurid译作帖木耳王朝时期，以示并不局限在这位开国之君的统治时间内。译者在第321页第二段中将有关南室韦制作筏舟渡河的记载说成是在《隋书》卷81中，按作者此处原文正确地标作卷84。第342页第二行的“匈牙利人Anonymus”应直接译作“一位匿名的匈牙利人”。在第367页的页下注中，译者又以私加的男性用语‘他’指代匈牙利的著名女民俗学家乌瑞夫人(K Uray-Kőhalmi)，亦误。第375页第二段的中间有一句话作：“对至少是头骨和腿骨的保存，是为了确保受害者不会复活”，而与此句相对应的原文作：The preservation of at least the skull and the legbones ensure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vitim。按英文要表达的意思是，对有关骨头的保存，是为了确保受害者复活。可见译者将文意理解反了。本书的第391页第三段的第二句译文作：“在早期青铜时代（公元前一千年的开头）”，查核原文却是：In the Early Iron Age(at the beginning of the First Millennium B.C.)，故知译者把英文的“早期铁器时代”错译为“早期青铜时代”。 另外本文中常常对于外语专名采取径书原文不加中译的处理方法，这对于那些没有固定译称的专名来说，当然无可厚非，但也有个别专名实际上已经存在通用的译称，故对于它们，不妨从众。如第243页的Hugo Grotius一般在我国的法学界被译为雨果·格老秀斯。第305页提到的乔治·N·克尔松在我国世界史学界则被固定地译作寇松。还有如第237页出现的突厥Silziboulos可汗，学界目前普遍认为其人即室点密可汗，故翻译时最好加注指出。总之，上述失误和不足相对此书的整体翻译水准来说，不过是白璧微瑕而已，而从阅读此书中获益的读者都有充分的理由感谢为优质翻译集中诸文而付出过辛勤劳动的各位译者。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国的学界和译界能够联合推出更多的反映国外内亚历史研究前沿性成果的优秀译著，以便为国内学者了解掌握这些研究成果创造通畅的途径。 原刊《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四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年 [1] D.Sinor, “Inner Asia, History of”, in.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5th edition Vol.9, Macropaedia 1974 pp595-601,. [2] D.Sino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全书正文为518页，概括了从史前时期直到蒙古兴起之前的内亚历史的大致发展脉络。目前该书的续卷也已由狄宇宙（N.Di Cosmo）等分工撰写完成，并于2009年在剑桥出版。 [3] D.Sinor, Essays in Comparative Altaic Linguistics, Indiana Univesity1990, ix. [4] 本文引用的塞诺传记采自Ruth I.Meserve等原著，冈田英弘译为日文的《デニス·サィナ—教授小传》，《东方学》第74辑，1987年。 [5] D.Sinor, Zur Datierung einiger Bildwerke aus Ost-Turkistan, in. 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24, 1938, SS83-87. [6] 关于这一点，可以参看由罗新翻译的塞诺的回忆文章《怀念伯希和》，收入《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05-406页。 [7] 这从日本学者森安孝夫的有关评价中可见一斑，他结合其出席在巴黎举行的纪念伯希和诞辰一百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的体会指出，当时伯希和一人的研究领域早已被分割成汉学﹑藏学﹑突厥学等几大领域，而目前对这些领域都有兴趣的学者已经不可能如伯氏那样掌握其全部材料。参森安孝夫：《ィスラム以前の中央ァジァ史研究の现况につぃて》，《史学杂志》第89编10号，1980年。 [8] D.Sinor, Stand und Aufgaben der internationalen altaistischen Forschung, in. Sprache, Geschichte und Kultur der altaischen Völker. Protokollband der Ⅻ.Tagung der PIAC 1969 in Berlin, von G.Hazai und P.Zieme, Berlin 1974,SS35-43. [9] 参《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第424-425页。 [10] 有关的自我评价可参D.Sinor, Essays in Comparative Altaic Linguistics, ix. [11] D.Sinor, Inner Asia and its Contacts with Medieval Europe, London:Variorum 1977, = 1 \* roman i. [12] 参《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第407，413页。 [13] D.Sinor, Central Eurasia, in.Orientalism and History ed by D.Sinor, Bloomington,Ind.,1970 p113, 115;同作者.Inner Asia: a syllabus, Bloomington,Ind.,1971 ,ⅹⅹⅰ.亦参《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第18，20页。 [14] 参《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第455页。 [15] 该书于1963年完稿并出版：D.Sinor ed. Introduction à l’étude de l’Eurasie Centrale, Wiesbaden 1963. [16] 在《中古时期内陆亚洲的研究》的序言中，塞诺对自己这些作品的学术水准也显得相当自信而坦然，“由于我的工作，我问心无愧，并希望有朝一日能名列上帝忠实仆人中的一员，因为我充分施展了上帝赐给我的才能。”D.Sinor,Studies in Medieval Inner Asia, London/Variorum,1996. Preface. [17] 据称这批被译为中文的论文篇目是由塞诺本人亲自遴选确定的，可见它们堪称作者的得意之作。英国蒙古学家杰克逊在对《中古时期内陆亚洲的研究》的书评中，也盛赞塞诺所表现出的驾驭多语种材料的学力几乎无人可以媲美。参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Vol31/1, 1999, p140. [18] 这类论文在上引杰克逊的书评中，即被称为处理的是亚洲游牧民族的“普遍性主题”(the general theme)。 [19] D.Sinor, Inner Asia: a syllabus, p5;同作者The concept of Inner Asia,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p2. [20] D.Sinor, The scope and importance of Altaic studies, in.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83/1963. [21] D.Sinor, Inner Asia: a syllabus, p2,pp7-8. 在后来的著述中，塞诺专门举例说明了其边界的易变性，例如当11世纪塞尔柱土耳其人进入小亚细亚时，那里也成为“内亚”的一部分，参D.Sinor, The concept of Inner Asia, p3. [22] D.Sinor, Inner Asia: a syllabus, pp19-23. [23] D.Sinor, The concept of Inner Asia, pp4-7. [24] D.Sinor, What is Inner Asia, in.W.Heissig ed. Altaica Collecta:Berichte und Vorträge der Ⅻ PIAC 1974 in Bonn/Bad Honnef, Wiesbaden1976, p247,253-254. [25] 参《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第34-35页；原文参D.Sinor, The Historical Attila, in.Attila. The Man and his Image, ed F.H.Bäuml, Budapest:Corvina, 1993, pp8-9. [26] 参《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第367-377页，378-385页。这两篇论文都是作者在1990年度和1992年度的国际阿尔泰年会上宣读的会议文章。 [27] 陈寅恪：《〈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原刊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三分，1931年，复收入氏著《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15-125页；韩儒林：《突厥蒙古之祖先传说》，原刊于《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第四卷，1940年，复收入氏著：《穹庐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74-303页；塞诺的论文参《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第54-82页；英文原作题为：The Legendary Origin of the Türks, in.Folklorica:Festschrift for Felix J.Oinas,ed .by E.V.Zygas, IN:Indiana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1982, pp223-257. [28] 近年来对陈氏此文的主要观点颇有执异议者，因与本文关系不大，这里不作置评。 [29] 参《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第312-347页；英文原作题为：On Water-Transport in Central Eurasia in.Ural-Altaische Jahrbücher33/1961. [30] 张国刚：《德国的汉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95页。 [31] 关于辽朝国号的始建时间，与上述传统意见不同，也有人持938年说者，参佟家江：《契丹首次改辽年代考》，《民族研究》1983年4期；最近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可参刘浦江：《契丹开国年代问题——立足史源学的考察》，《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4期。 [32] 刘浦江：《关于金朝开国史的真实性质疑》，《历史研究》1998年6期；Hok-lam Chan, The Dating of the Founding of the Jurchen-Jin State:Historical Revisions and Political Expediencies, in.Tumen jalafun jecen akū:Manchu Studies in Honour of Giovanni Stary, Wiesbaden.2006,pp55-72. [33] K.Jettmar, Cross-Dating in Central Asia: The Chronology of the Karasuk and the Scythian Periods, in. Central Asiatic Journal1970, p256 plateⅢa -Ⅲb. 亦参同作者Art of The Steppes, Crown Pub.New York1964, p74. 较早的苏联考古学家曾将南西伯利亚的铜鍑归于青铜时代冶金术的产物，参A.P.Okladnikov, Yakutia before its incorporation into the Russian state,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70, pp173-175.按该书实际上是出版于1955年的同名俄文著作的英文版。 [34] 甲元真之：《大ポャ-ル岩壁画と铜鍑》，原刊《筑波大学比较民俗研究》第6卷，1992年，收入氏著：《东北ァジァの青铜器文化と社会》，东京：同成社2006年，第247-261页；埃尔迪·米克洛什著(Erdy Miklos)，杜亚雄译：《遍及欧亚中部的匈奴鍑及其岩画形象》，《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4期。后一论文实际是对作者的英文论文Hun and Xiongnu Cauldrons:Finds Throughout Eurasia (发表于Eurasian Studies Yearbook67/1995) 的简写本。 [35] E.N.Chernykh, Ancient Metallurgy in the USSR. trans.by S.Wright, Cambridge University.1992, pp6-10. [36] 刘莉：《铜鍑考》，《考古与文物》1987年3期。 [37] 近期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专文参下列论文，林俊雄：《フン族ぁらわる》，收入安田喜宪编集：《讲座 文明と环境》第6卷《历史と气候》，东京：朝仓书店，1995年，第83-91页；郭物：《论青铜鍑的起源》，收入《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92-409页；腾铭予：《中国北方地区两周时期铜鍑的再探讨——兼论秦文化中所见铜鍑》，收入《边疆考古研究》第一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4-53页；陈光祖：《欧亚草原地带出土“鍑类器”研究三题》，收入《欧亚学刊》第八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37页；乌恩岳斯图：《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青铜时代至早期匈奴时期》，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88-192页。 [38] 收入《全宋笔记》第四编第八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124-125页。 [39] 岑仲勉：《突厥集史》（下），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825﹑827页。 [40] 森安孝夫将P.T1283Ⅱ藏语文书中所见的Zhamo可汗比定为射摩，但这一勘同仅据对音相似而作出。芮传明则将翁金碑中的突厥人的祖先yami可汗考证为射摩，然据V.Rybatzki的研究，yami的转写形式并不可靠，应当隶定为yoluγ。参森安孝夫：《シルクロ-ドと唐帝国》，东京：讲谈社2007年，第322页；芮传明：《古突厥碑铭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97-298页；V.Rybatzki,Titles of Türk and Uigur Rulers in the Old Turkic Inscriptions,in. Central Asiatic Journal44/2000, p209. [41] E.Esin, Tös and Moncuk:Notes on Turkish Flag-pole Finials, in. Central Asiatic Journal16/1972,p19. Esin是根据Togan教授对比鲁尼原书的一个稿本的校正作出这一判断的，该稿本中此特勤的名称作Böri. 而克里雅斯脱尔内则据E.Sachau的校刊本所提供的Börh的读法，将其还原成突厥语baraq“毛茸茸的，长毛犬”，但他也认为，该词也具有狼的含义，因此同样倾向于将此名称与古突厥人的窟生神话和狼祖传说相联系。参S.G. Kljastornyj, Al-Birūnī’s version of an Old Turkic genealogical legend, in.Lars Johanson ed. Turk Language Vol.2.1998, pp247-252. [42] P A.Boodberg, Selected Works of Peter A.Boodberg, ed .by A P.Cohen, Berk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pp74-76. [43] P A.Boodberg, The Language of The T’o-pa Wei, i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6/1936,p178. 因论据牵涉过远，这里不拟评论白鸟库吉首创的把乌孙王名拊离也勘同为böri的观点。 [44] 蔡巴·贡噶多杰原著，东噶·洛桑赤列校注：《红史》（藏文本），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年，第28页。 [45] 有关的讨论参周清澍：《藏文古史——〈红册〉》，《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4期；苏鲁格：《〈红史〉﹑〈史集〉﹑〈蒙古秘史〉所录蒙古世系之异同》，收入氏译注：《蒙古政教史》（清 耶喜巴勒登著），北京：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81-89页。 [46] Š.Bira,Some Remarks on The Hulan debther of Kun-dga’ Rdo-rje, in.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17/1964, p77. [47] P.Kvaerne, Mongols and Khitans in a 14th-Century Tibetan Bonpo Text, in.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34/1980, p95. [48] W.Heissig, Die Familien-und Kirchengeschichitsschreibung der Mongolen, TeilⅠ, Wiesbaen 1959,SS83-84. [49] 亦参[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52页；同译者：《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6页。 [50] 可参陈得芝：《蒙古部何时迁至斡难河源头？》，《南京大学学报》1981年2期；村上正二：《モンゴル部族の族祖传承》，收入氏著：《モンゴル帝国史研究》，东京：风间书房，1993年，pp220-221。 [51] 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第253页。 [52] 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第252﹑301页。 [53] G.Clauson, A propos du manuscript Pelliot tibetain1283, in.Journal Asiatique1957, pp11-24; K.Czegledy, On the Numberical Composition of the Ancient Turkish Confederations, in.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25/1972, pp275-276. [54] 关于卑失（突厥文形式作bersil），其在反映6世纪欧亚草原西部历史的一件叙利亚文献中就已出现，写作barsilq，与悒怛(aβdel)﹑苏拔(saβir)﹑阿拔(aβar)﹑十姓(onogur)﹑拨忽(burgar)等草原部族并列。参K.Czegledy, Pseudo-Zacharias rhetor on the nomads, in. L.Ligeti ed. Studia Turcica, Budapest.1971, pp137-138.卑失人在7世纪以降又作为不里阿耳汗国中的重要民族而见于当时的阿拉伯文献。参A.Rona-Tas, Hungarians and Europe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Budapest 1999,p224. 而奴剌在姚汝能的《安禄山事迹》中则是与朱耶﹑契苾﹑处蜜﹑浑﹑思结﹑吐谷浑等部族并列的对抗安史叛军的十三诸蕃部之一。故卑失和奴剌虽然名列默啜突厥之中，但实际上却是和普通的东﹑西突厥人有显著区别的单独部族，宜被列入汉文文献常称的“别部”之类。 [55] P.Ratchnevsky, Les Che-wei étaient-ils des Mongols? in. Mélanges de sinologie offerts à Monsieur Paul Demiéville vol.Ⅰ,Paris. 1966, pp225-251. [56] 项楚：《敦煌变文选注》（上）（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60页。 [57] 佐口透著，章莹译：《新疆民族史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8页。 [58] 《陈寅恪读书札记·旧唐书新唐书之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09﹑136页。 [59] 王永兴：《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309页。 [60] 类似的解说亦参宫崎市定：《读史劄记：五代军阀の系统》，《史林》21卷1号，1936. [61] 王尧﹑陈践编译：《敦煌吐蕃文献选》，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第166页。 [62] 白鸟库吉：《白鸟库吉全集》卷四，东京：1969年，第626页。亦参丁国范：《唐驳马简介》，《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一期，1977年；周清澍：《读〈唐驳马简介〉的几点补充意见》，《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三期，1978年。 [63] P.Golde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Tuikic Peoples, Wiesbaden 1992, p232. [64] [法]贝凯﹑韩百诗译注，耿昇译：《柏郎嘉宾蒙古行纪》，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8-59页。值得注意的是，在南西伯利亚操突厥语的绍尔人（Shor）的民间传说中，也提到一种名叫qašqa的牛蹄人，可证这一传说的流布持久性。参C.Schönig, Südsibirisch-türkische Entsprechungen von Völker- und Stammesnamen aus der Geheimen Geschichte der Mongolen, in M.Erdal ed. Exploring the Eastern Frontiers of Turkic,Wiesbaden 2006, C221. [65] 该方墓志的价值在于首次以出土史料的形式证明了唐代部分铁勒人使用九姓突厥作为自称的史实性，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参石见清裕：《天宝三载「九姓突厥契苾李中郎墓志」》，收入氏著：《唐の北方问题と国际秩序》，东京：汲古书院，1998年，第216—219页。按石见氏此文初刊于1990年。 [66] Éd .Chavannes, Épitaphes des deux princesses turques de l’époque des T’ang, in.Festschrift Vilhelm Thomsen, Leipzig 1912, pp78-87; P. Pelliot, La fille de Mo-tch’o Qaghan et ses rapports avec Kül-tegin,in. T’oung Pao13/1912, pp301-306; A.Bombaci, The Husbands of Princess Hsien-li Bilgä, in.L.Ligeti ed. Studia Turcica,pp103-123. [67] K.Czeglédy, On the Numerical Composition of the Ancient Turkish Tribal Confederations, pp275-276. [68] 最新关于三十姓突厥的考察，参M. Dobrovits, The thirty tribes of The Turks, in.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57/2004, pp257-262; 铃木宏节：《三十姓突厥の出现——突厥第二汗国をめぐる北ァジァ情势》，《史学杂志》2006年，第115编10号。两文的共同处是将西突厥十姓列入到三十姓中，故与先前Czeglédy的计算结论大不相同。 [69] G J.Ramstedt, Zwei uigurisch Runeninschriften in der Nord-Mongolei, in Journal de la Société Finno-ougrienne30/3,1913. pp1-63. [70] T.Terkin, The Tariat(Terkhin) Inscription, in.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37/1983,pp43-68. [71] L.Bazin, Notes de Toponymie turque ancienne, in.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36/1983,pp57-60. [72] 日本学者谷宪认为三旗突厥属于突厥的右厢部落，参谷宪：《天宝元年前后の北ァジァ情势——Bazin说の检讨を中心として—》，《史遊》15/1984， pp11-12. [73] 参何高济据波义勒英译本转译的《世界征服者史》（上册），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序言”第13-25页。 [74] W.B.Henning, A Farewell to the Khagan of the Aq-Aqatärān, in.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1952,p501n5. 亦参护雅夫：《ぃゎゅるbökliにつぃて》，收入《江上波夫教授古稀纪念纪念论集 民族·文化篇》，东京：山川出版社，1977，第299-324页。 [75] 有关的简要报导参冯鸿志编译：《具有世界最早年代的高句丽生铁“马镫子”》，《考古通讯》1957年1期。 [7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安阳孝民屯晋墓发掘报告》，《考古》1983年6期；湖南省博物馆：《长沙两晋南朝隋唐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3期。 [77] 参增田精一：《镫考》，《史学研究》第81号，1971年；相马隆：《轮镫源流考》，《ォリェント》第14卷1号，1971年；樋口隆康：《镫の发生》，《青陵》第19号，1972年。 [78] K.Uray-Köhalmi,La Périodisation de l’histoire des armenents des nomades des Steppes, in.Études mongoles5/1974, pp149-150.按乌瑞夫人此文原系其用匈牙利语写作于1972年出版的有关专著的法文概要，故发表时删去了所有注释出处。参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59/2006，p366对其著作目录的介绍。笔者管见所及，欧美学者中引用上述马镫材料者，可能以她为最早。 [79] P. A.Boodberg, Selected Works of Peter A.Boodberg, pp112-113. 较早一些西方学者如夏德﹑伯希和均认定汉文文献提到马镫最早是在记述5世纪历史的《南齐书·张敬儿传》中。卜氏此短文则检出《太平御览》所保存的原书今已不存的《三十国春秋·王鸾传》的记载，显示4世纪上半叶时马镫即已得到使用。 [80] 吉谢列夫著，莫润先译：《南西伯利亚古代史》（下册），乌鲁木齐：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81年，第98-99页。 [81] I.Eedélyi et. Results of The Mongolian-Hungarian Archaeological Expeditions 1961-1964, in.Acta Archaeologic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19/1967, p353. [82] Paul Pelliot, Recherches sur les Chrétiens d’ Asie Centrale et d’Extrême-Orient,ⅠParis 1973,pp141-142; Igor de Rachewiltz, The His-Yu-Lu by Yeh-lu Ch’u-Ts’ai, in.Monumenta Serica21/1962, p50.前者认为此城当在赛里木湖的稍南或东南。后者认为该城位于此湖的东方。又80年代以来关于此城的调查和研究主要有：张承志：《关于阿力麻里﹑普剌﹑叶密立三城的调查及探讨》，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主编：《中国民族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陈得芝：《常德西使与〈西使记〉的几个问题》，《元史及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4集，2001年。 [83] 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二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209页。 [84] 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二卷，第67页。 [85] 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二卷，第7页；亦参波义勒英译，周良霄译注：《成吉思汗的继承者——〈史集〉第二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7页。 [86] 此前的学者常忽略这一点，以为贵由的班师目的地是在蒙古本土，由此在对细节的叙述上出现一些误解。参E.Bretschneider, Medieval Researches from Eastern Asiatic SourcesⅠ,London 1888, pp318-319n758; W.Abramowski, Die chinesischen Annalen von Ögödei und Güyük—Übersetzung des 2.Kapitels des Yüan-shih-, in. 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10/1976, S148n177. 至于其他大多数王子班师的时间应是在1241年的晚些时候，以致当太宗去世时，他们还在归程中。参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二卷，第238页。 [87] 鉴于上述根据《史集》所建立的时间框架的合理性，笔者认为难以将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的那段文学色彩甚浓的记叙采作信史，他说太宗在1241年的某个较晚的时候才召贵由回本土，而当后者兼程前往还未抵达叶密立时，太宗就已经去世了。参何高济据波义勒英译本转译的《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292页。不过《世界征服者史》的这段记叙成为了爱尔森(Th T. Allson)在他为1994年出版的《剑桥中国史》中有关蒙古汗国兴起历史所写的篇章中所作的有关论述的基础。参[德]傅海波等编，史卫民等译：《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 907-1368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48页。 [88] [法]伯希和著，冯承钧译：《蒙古与教廷》，中华书局，1994年，第210页; W.Abramowski, Die Chinesischen Annalen des Möngke:Übersetzung des3.Kapitels des Yüan-shih, in.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13/1979, S35n21. 关于该次大会的新研究，参刘迎胜：《阿剌脱忽剌兀忽里台大会考》，《西域研究》1995年4期。 [89] 《元史》卷三《宪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4页；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二卷，第205页。 [90] 李方：《吐鲁番文书中的译语人》《文物》1994年2期。 [91] Paul Pelliot, Recherches sur les Chrétiens d’ Asie Centrale et d’Extrême-Orient, p117. 在此之前，西北地区的粟特人早已大量融入到其他民族中，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5大中祥符四年（1011）夏四月癸丑条下出现的秦州回鹘安密即为一例。 [92] 刘晓：《宋元时代的通事与通事军》，《民族研究》2008年3期。 [93] A.F.P.Hulsewé, China in Central Asia :The Early Stage:125BC-AD23, Leiden:Brill.1979, p227. [94] K.Shiratori（白鸟库吉）, A Study of Su-t’e or Sogdiana, Memoirs of the Rea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2/1928, pp89-90; K.Enoki, Sogdiana and the Hsiung-nu, Central Asiatic Journal1/1955, p47. [95] P.Daffinà,The Han Shu Hsi Yü Chuan re-translated:A Review Article, in.T’oung Pao1982, pp324-325. [96] [英]约·弗·巴德利（J.F.Baddeley）著，吴持哲等译：《俄国·蒙古·中国》（上卷 第一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11-212页。此书原版于1919年。 [97] 参何高济据波义勒英译本转译的《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417-418页。 [98]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辽·宋·金时期》，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图幅73-74。 [99] C.Schönig, Südsibirisch-türkische Entsprechungen von Völker- und Stammesnamen aus der Geheimen Geschichte der Mongolen, S236. [100] [俄]巴托尔德(W.Barthold)著，张锡彤﹑张广达译：《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16-517页。 [101] [法]格鲁塞（R.Grousset）著，魏英邦译：《草原帝国》，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4页; [德]傅海波等编，史卫民等译：《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 907-1368年》，第429页。《中国大百科全书》的《中国历史》分卷中也持1227年说，但标有问号以示不能定夺。参《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元史分册》，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第160页。 [102] 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317页。 [103] 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二卷，第141页。 [104] Campagnes de Genghis Khan:Cheng-Wou Ts’in-Tcheng Lou, trad et anno. par P.Pelliot et L.Hambis, Leiden:Brill, 1951,p266. [105] 何高济据波义勒英译本转译的《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314页。 [106] [俄]巴托尔德(W.Barthold)著，张锡彤﹑张广达译：《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下)，第516页。 [107] [俄]巴托尔德(W.Barthold)著，张锡彤﹑张广达译：《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下)，第513页；亦参何高济据波义勒英译本转译的《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164-165页。 [108] 在塞诺此文发表前夕，已有学者依据《史集》的有关记载，主张术赤死于1225年春季。参Qu Dafeng and Liu Jianyi, On some problems concerning Jochi’s life, in. Central Asiatic JournalVol.42, 1998, p290. [109] 何高济据波义勒英译本转译的《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317页。 [110] 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二卷，第62页。 [111] [法]伯希和著，冯承钧译：《库蛮》，收入冯氏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二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62年重版，第30-31页。 [112] V.Minorsky, CaucasicaⅢ: The Alān Capital﹡Magas and the Mongol Campaigns, in.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14/1952, pp221-232; [法]伯希和著，冯承钧译：《库蛮》，第32-33页。 [113] I.Hrbek, Bulgar.—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Ⅰnew edition p1308, Leiden 1960; David Morgan, The Mongols second edition, Blcakwell2007, p121. [114] 何高济据波义勒英译本转译的《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317页。 [115] [瑞典]多桑原著，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上册），上海：上海书店，第208-209页；I.Zimonyi, The Volga Bulghars between wind and watr(1220-1236), in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46/1992-1993, pp347-355. [116] [苏联]格列科夫﹑雅库博夫斯基著，余大钧译：《金帐汗国兴衰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71页。在最近I.Vásáry为《剑桥内亚史》（续卷）中所写的相关章节中，引用了当时正欲前往大匈牙利地区传教的修士们的记载，也表明蒙古人摧毁伏尔加河流域的不里阿耳国家的时间为1236年底。参I.Vásáry， The Jochid Realm: the western steppe and eastern Europe, in. N.Di Cosmo et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nner Asia: The Chinggisid A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69. [117] 参Igor de Rachewiltz trans with comment.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A Mongolian Epic Chronicle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Ⅰ, Leiden:Brill2004, p206; 小泽重男：《元朝秘史全释续考》（下），东京：风间书房，1988年，第484-485页。 [118] Igor de Rachewiltz trans with comment.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A Mongolian Epic Chronicle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Ⅰ, p194；Ⅱ,p959, p1011. [119] 已有学者据此断定这几节的不少内容是后人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有意识地添加的。有关的论析参余大钧：《蒙古秘史成书年代考》，《中国史研究》1982年1期。 [120] Igor de Rachewiltz trans with comment.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A Mongolian Epic Chronicle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Ⅰ,pp206-207. [121] 小泽重男：《元朝秘史全释续考》（下），东京：风间书房，1988年，第490页。 [122] 何高济据波义勒英译本转译的《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314页。 [123] 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二卷，第143﹑205﹑221页。 [124] P.Jackson, The Dissolution of The Mongol Empire, in. Central Asiatic Journal22/1978,pp196-202. [125] 其见于元代中期人袁桷的《拜住元帅出使事实》，有关的分析参杨志玖：《定宗征拔都》，收入氏著：《元史三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7-76页。 [126] Th T. Allson, Mongol Imperialism: The Politicies of The Grand Qan Möngke in China,Russia ,and the Islamic Lands,1251-1259.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pp54-59, 134-143. [127] W.Eberhard, Lokalkulturen im Alten China. ersten teil:Die Lokalkulturen des Nordens und Westens, Leiden:Brill 1942, S300. [128] 参王小甫根据巴托尔德的俄译文翻译的《记述的装饰》摘要，《西北史地》1983年4期。 [129] V.Minorsky trans with comment. Sharf Al-Zamān Tāhir Marwāzi on China, The Turks and India, London 1942,p106. [130] A.P.Okladnikov, Yakutia before its incorporation into the Russian state, pp305-337. [131] W.S.Coublin, A Handbook of ’Phags-pa Chinese,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7, p174. [132] 黄窝儿一名见于元代《经世大典序录·招捕》，广窟鲁则见于明代《辽东志》卷九《外志》，参姚大力：《元辽阳行省各族的分布》，《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8期，1984年。 [133] [清]西清：《黑龙江外纪》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9页。 [134] [清]吴桭臣：《宁古塔纪略》，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页。 [135] 今西春秋整理：《校注异域录》，天理大学1964年，第79﹑187页。 [136] O.Lattimore,The Gold Tribe“Fishskin Tatars”of the Sungari, in.Memoirs Amer.Anthropological Soc., No.40.1933, p37. [137] 孙伯君：《金代女真语》，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253页。 [138] 《五体清文鉴》（下），北京：民族出版社，1957年，第3698页。 [139] M.Pavet de Courteille, Dictionnaire Turc-Oriental, Paris.1970, p454. 目前国内出版的察合台语词典则按新维文的正字法将该词写作kemä，解释为“船，小船”。参买买提吐尔逊·巴吾东等：《察合台语详解词典》（维吾尔文），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39页。 [140] 黄时鉴：《浑脱》，《内蒙古大学学报》1978年2期；贾敬颜：《马革船﹑牛皮船和羊皮筏子》，收入氏著：《民族历史文化萃要》，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42-144页；Xingcan Chen, Where did the Chinese animal skin raft come from? in.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75/2003,pp170-183. [141] 陈庆隆：《内亚游牧民族的船舟》，《大陆杂志》第85卷1期，1992年。 [142] 岩村忍：《黄河上游的皮筏——农牧交错地域に於る回民职业の一考察—》，《民族学研究》第10卷1期，1944年。 [143] 相马隆：《革船考》，《ォリエント》第15卷1期，1973年。 [144] H.Serruys, Hun-T’o: Tulum, Floats and Containers in Mongolia and Central Asia, i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44/1981, pp105-119. [145] 《元史》卷一《太祖本纪》，第7页。 [146] [荷]伊兹勃兰特·伊台斯﹑[德]亚当·勃兰德：《俄国使团使华笔记（1692-1695）》著，北京师范学院俄语翻译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50页。 [147] H.Göckenjan, Eid und Vertrag bei den altaischen Völkern, in. Ural-Altaische JahrbücherN.F.16/1999-2000, SS11-31. [148] J.P. Mallory etc, The Date of Pazyryk,in.Ancient interactions:east and west in Eurasia, ed.by K.Boyle etc, Cambridge 2002, pp199-211. [149] G.Dumézil, Les énarées scythiques et la grossesse de narte Hamyc, in.LatomusVol.5,Fasc3-4.相似的情节还见于Soserruquo将巨人Ayniwzh杀死后，将其耳部的皮肤剥下制成五个马鞍的故事中，参J.Colarusso, trans and annot. Nart Sagas from the Caucasu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2, p226. [150] 严文明：《涧沟的头盖杯和剥头皮风俗》，《考古与文物》1982年2期。 [151] 陈星灿：《中国古代的剥头皮风俗及其他》，《文物》2000年1期。 [152] 对此的介绍参陈星灿：《中亚地区新发现的剥头皮材料述略》，收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213-215页。 [153] L.Ju.Tuguševa, Ein Fragment eines frühmittelalterlichen uigurische Textes, in. R.E.Emmerick ed.Turfan,Khotan und Dunhuang vorträge der Tagung Annemarie V.Gabain und die Turfanforschung,Berlin Akademie Verlag1996,S357; F.Thierry, Les monnaies de Boquq Qaghan des Ouighours(795-808), in.Turcica30/1998, pp263-278. [154] L.Ligeti, Sur quelques transcriptions sino-ouigoures des Yuan, in. Ural-Altaische Jahrbücher33/1961, pp235-240. [155] P.Zieme, Die Stabreim-Texte der Uiguren von Turfan und Dunhuang, Budapest.1991, S319; V.Rybatzki, Die Personennamen und Titel der Mittelmongolischen Dokumente, Helsinki2006, S153. [156] G.Doerfer, Türkische und Mongolische Elemente im Neupersischen.Ⅲ, Wiesbaden 1967,SS272. [157] Paul Pelliot, Recherches sur les Chrétiens d’ Asie Centrale et d’Extrême-Orient, p95. [158] S G.Kljaštornyj and V.Livšic, The Sogdian inscription of Bugut revised, in.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26/1972, p85. [159] 吉田丰﹑森安孝夫：《ブゲト碑文》，收入森安孝夫﹑ォチル编集：《モンゴル国现存遗迹·碑文调查研究报告》，中央ユ—ラジァ学研究会，1999年，第123页。 [160] 大泽孝：《新疆ィリ河流域のッゲド语铭文石人につぃて—突厥初世の王统に関する一资料》，《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研究报告别册》第20号《ユ—ラジァ游牧社会の历史と现在》，1999年，第333-335页。 [161] [法]伯希和著，冯承钧译：《蒙古与教廷》，第217页。L.Hambis et P.Pelliot, Le Chapitre CⅦ du Yuan che, (supplément au T’oung Pao vol.38)Leiden 1945, pp174-175; P.Pelliot, Notes sur L’Histoire de la Horde d’ or ,Paris 1949, p46. [162] S.Murayama, Eine Nestorianische Grabinschrift in Türkischer Spracher aus Zaiton, in. Ural-Altaische Jahrbücher 35/1964, SS394-396; 夏鼐：《两种文字合璧的泉州也里可温（景教）墓碑》，《考古》1981年1期；牛汝极：《十字莲花：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50-151页。 [163] 上述叙利亚语形式早在781年所立之《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右面第三行即已出现，对应的汉名作“僧去甚”。其转写参Paul Pelliot(supple. par J.Dauviller ), Recherches sur les Chrétiens d’ Asie Centrale et d’Extrême-OrientⅡ，1。La stèle de Si-ngan-Fou, Paris 1984, p61. [164] V.Rybatzki, Female Person Names in Middle Mongolian Sources, in The Role of Women in the Altaic World: PIAC 44th Meeting, Walberberg, 26-31/August 2001, ed by V.Veit, Wiesbaden 2007, p224. 这一形式要较先前伯希和对Sorγaqtani的复原在汉语对音和蒙古语词源两方面都更贴切。伯氏观点参冯承钧译：《莎儿合黑塔泥》，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四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1-16页。在晚期的蒙古文献中，该名有时写作soorqaγtai beki。 [165] P.Pelliot, Notes sur L’Histoire de la Horde d’ or , p34. [166] L.Hambis et P.Pelliot, Le Chapitre CⅦ du Yuan che, p89; [美]柯立夫（F.W.Cleaves）著，罗贤佑译：《〈高丽史〉中的蒙古语汇Ajirγa Mungqa[γ]》，收入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史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第16页；V.Rybatzki, Die Personennamen und Titel der Mittelmongolischen Dokumente,SS148-149.在晚期的蒙古文献中，该名有时被写作arig-böke或aribuq-a。 [167] 以此译文集为例，塞诺的书中仅有一处直接引用日文著述的观点，而且还是在文章的附言中（参本书第384-385页），故其对日本东洋史成果的了解基本不出其国学者用西文发表的研究论述的范围，而对中文著述则根本未作明显的引证，其学术视野的受限由此可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