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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松井太 著 杨富学 刘锦 译 原载《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4辑，达力扎布主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第273～284页 序说 1988至1995年，敦煌研究院石窟考古研究所对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进行了系统发掘，出土了大量的汉文、梵文、藏文、西夏文、叙利亚文、古回鹘文以及蒙古文文献，并整理出版《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三卷。本文拟就其中一件蒙古文文献进行研究。[①] 文献编号为B163:42，依《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知，面积16.8×18.6厘米，出自莫高窟北区石窟B163窟，现藏于敦煌研究院。和其它蒙古文文献一样，由内蒙古师范大学嘎日迪教授转译成罗马字母和汉文出版，并附有照片，见《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第410~411页和图版LXXX。 然而，通过蒙古时期（13至14世纪）中亚历史的研究，不难看出嘎日迪教授对B163:42文本的释读有数处错误，尽管笔者无缘稽核原件。在此，笔者对嘎日迪释文进行了修订，[②] 并译为英文，以之为据进一步研究佛教徒在甘肃和新疆地区活动的历史背景。荣幸的是，笔者以此文来纪念尊敬的将一生奉献于中亚佛教研究事业的百济康义教授。 文献转写修订本 1 [ ]（….）Boladun ĵarlγ-iyar 2 Kedmen Baγatur üge manu [ ] 3 yabuqun ilči Bül-e [ ] 4 -ta B(…)N-W Tege Toγtemür [ ] 5 olan čerig-ün aran-a ane 6 goņg diņg gui ši Dorĵi Kirešis Bal Sangbo lam-a [ ] šabinar- 7 luў-a Qar-a Qočo ĵug Bars Köl-e Biś Baliγ-a kiged iren odun 8 kereg-tegen yabuĵu odqui-dur ireküi-dür irüger-ün 9 tul-a ked ber boliĵu buu tüdetügei ačaўaņ temege 10 morid aņu ulaў-a šügüsün kemen buu barituγai γaγun 11 kedi anu buliĵu tataĵu buu abtuγai kemebei äyin 12 kemegülün ede gon ding gui ši Dorĵi Kirešis Bal 13 Sangbo lam-a [ ] šabiņar-luўaņ Qar-a Qočo [ ] （下残） 译文 根据卜剌圣旨（第1行） [这是我]克德门巴特尔的令旨：（第2行） “向往来行走的使臣布勒……（第3行）向……向帖哥和图黑特木尔（第4行）、向诸多军士……（第5行）因为灌顶国师朵儿只怯烈失思巴藏卜喇嘛与其徒弟们（第6行），穿梭于八儿思阔、别失八里及高昌其它[地方]（第7行），旅途应做事虔诚（即佛教的宗教仪式）并祈福众生（第8行），9 谁也不得阻其旅程，不许征用他们的川资、车辆、骆驼和（第9行）马匹，不能说“这些是驿站牲畜或给养”（第10行），没人可拿取其任何东西”。 我们[曾经]将这些授予（第11行）朵儿只怯烈失思巴藏卜[喇嘛]（第12行）及其徒弟们，高昌……（第13行） 疏证 1. 此令旨之颁布依据的是卜剌的圣旨，原文写作“[…](….)Boladun ĵarlγ-iyar”。蒙古时期，蒙古语Ĵarlγ （又作ĵrlγ或ĵarliγ，意为“圣旨”）一词仅限皇帝使用，而蒙古语üge（话语）则为王子、公主、贵族、大臣等之命令。[③] 在元代汉文官方文件中，我们时常可见圣旨起首的惯用套语：“皇帝圣旨里。”系由蒙古语qaγan-u ĵarliγ-iyar（皇帝圣旨）硬译而来。[④] 也许是考虑到这些因素，嘎日迪将其译作“（皇帝）圣旨里”。然而，没有一个元朝皇帝是用卜剌（Bolad）作为其名字的第二个部分，因此，文献中的[…]（…）-Bolad应该是其他蒙古王子的名字。笔者认为此人属中亚察合台汗国，因为令旨是由察合台汗国辖下吐鲁番地区的长官克德门巴特尔（Kedmen-Baγatur）签署的（参阅下文疏证2）。如能确认其名字中不清晰的第一个字母为-M-’或-Y-’，抑或是-K，那么，也许可以认为他即为宽阇（Könčeg，1308年左右）子、都哇（Duwa，1282~1307年左右）孙察合台后王卜剌，亦有可能为卜剌之子麻哈没的（Bolad-Muhammad）。[⑤] 察合台后王称自己的命令为üge（令旨、法令、命令），不称圣旨（ĵarliγ）。[⑥] 特殊情况见于两份由察合台汗国政令管理部门官员发布的蒙古文圣旨，其一见于《柏林吐鲁番文献（BTT）》第16卷第74号文献，称：“Yisüntemür-ün ĵarlγ-iyar（也孙帖木儿发布的圣旨）”。也孙帖木儿于1338~1339年间在位。其二见于《柏林吐鲁番文献（BTT）》第16卷第68号文献，称：“IlasqoĴa-yin Ĵarlγ-iyar（亦里牙思火者发布的圣旨）。亦里牙思火者在位时间在1363~1370年前后。通过蒙古文察合台后王令旨，可见宗王本人承认元朝皇帝的宗主权，然而其下属官员和追随者却毫不犹豫地用圣旨（ĵarlγ）这个词来指代察合台后王的命令，以示他们与元朝皇帝平起平坐。这从元朝驻安台山（今阿尔泰山）镇守官脱哈只（Toγači，波斯语作Ţūġāčī）和察合台汗也先不花（Esen-Buqa，1310~1318年前后在位）之使节之间所发生的争论中即可得到明证。脱哈只指责那些使节竟敢把也先不花的命令称为圣旨（yarlīġ）（yarlīġ，为波斯语写法，来自突厥语yarlïq，相当于蒙古语Ĵarliγ），也先不花的使节争辩说：“既然也先不花出自ūrūq（来自蒙古语uruγ，意思为成吉思汗的后裔），对我们来说，他就是[元朝]皇帝的代理人。”[⑦] 2. Kedmen Baγatur：克德门巴特尔，蒙古语Baγatur意为“英雄”，常用作人名或称谓。嘎日迪读该名前一部分为Kedümen，实应读作K[’](D)M’N=Kedmen。 这里应特别注意柏林吐鲁番收藏品中的蒙古令旨，即《柏林吐鲁番文献》第16卷第68号文献，由察合台后王亦里牙思火者属下官员克德门巴特尔于1349年发布。此外，通过对照字母和手迹，可看出两份命令出自同一位书手，例如：圣旨（ĵarlγ-iyar）；-TWR（与格、方位）；中间的钩-L-；ayin（于是）；还有发布者克德门巴特尔之名字（见插图1、2）。 《柏林吐鲁番文献》第16卷第68号文献是1902年由德国第一次吐鲁番考察队发现的，内容述及Tegür耕地免税问题，他当时正要搬至天山北部政治中心Biš-Balaγasun（即回鹘语 Biš-Balïq，别失八里）。敦煌蒙古文令旨B163:42也提到高昌地区的Biś Baliγ（别失八里）（见疏证7）。也许值得注意的是，该名又出现于1358年左右高昌畏兀儿亦都护发布的敕令中，写作Kädmän-Bäg（意为贵族Kädmän）。[⑧] 因此，克德门巴特尔（或作Kädmän-Bäg）必定是同一个14世纪后半叶的高昌官员，敦煌蒙古文令旨B163:42应是由吐鲁番发出的，同一时期被携至敦煌。 3. Bül-e：嘎日迪视作地名，但笔者认为应是人名，意为“权力”。见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院蒙古语文研究所编《蒙汉词典（Mongγol-Kitad toli）》（增订本），呼和浩特，1999年，第511页。 4a. -ta B(…)N-W：嘎日迪读作tan-u（你的），但他似乎把-W当成是下一个词的词首B-。 4b. Tege Toγtemür：嘎日迪把人名Tege误读为方位属格-teki。Tege，在汉文史料中写作铁哥或帖哥。 5. ane：嘎日迪读作ese（意为非、没有），不可取。在蒙古文察合台法令中，常用ane~ene（这、这些）或ede（那、那些）指代法令。参见《柏林吐鲁番文献》第16卷，第166页。 6a. gong ding gui ši：明显为汉语称谓之拼音，嘎日迪释作“宫廷国师”，即皇宫里的佛教国师。然而，该称谓在第12行再次出现时被写作KWN TYNK gui ši，所以，笔者考虑KWNK相当于gong，被书手误作KWN（gon）了，故而gon-ding gui-ši应视作灌顶国师。西藏自治区文物局所藏玉印上之八思巴文题字为gôn din / gui ši / Ĵi yin，即汉文“灌顶国师之印”之音译，可支持此说。[⑨] 西藏史料显示，萨迦派昆氏被封为灌顶国师的有朗噶勒巴（Nam-mkha’-legs-pa’i- rgyal-mtshan，1305~1343年）和兖噶仁钦（Kun-dga’-rin-chen，1339~1399年）。[⑩] 帕木竹巴（Phag-mo-gru-par）王朝的Sākya-rgyal-mtshan于1365年也被元朝皇帝赐予灌顶国师之称号，同时获ta’i-si-tu（大司徒）和chang gu’i gung（？国公）之号。[11] 中国历史早已证实，灌顶国师出现在元朝早期。 其一，1305~1308年间，灌顶国师、罽宾（Kašmir）国公毗奈耶利班的答（Vinayaśrī Paņdita）通过宣政院向爱育黎拔力八达（Ayurbarwada）王子（后来的元仁宗）推荐了一本由白莲派和尚编著的《庐山莲宗宝鉴》[12]。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命令称为法旨，在通常情况下，该词指元代萨迦派帝师的命令（藏文作gtam）。 其次，1322年，“西僧灌顶”要求元英宗“请释囚”。[13] 这里的灌顶似乎非人名而是灌顶国师的缩写。 其三，五台山汉文碑铭告诉我们，1333年后，来自罽宾的高僧阿麻剌室利板的答（Amalaśrī Paņdita）获“灌顶国师”称号，授权管理“西域僧侣部族”。[14] 综上所述，元代的灌顶国师是佛教（特别是西藏和罽宾）僧侣官位之一，具有很高的声望，甚至权倾朝野。[15] 无疑，敦煌蒙古文令旨B163:42中的灌顶国师不仅拥有藏文名字（参见下文的考证6b），而且还被元廷授予藏传佛教高级称谓。灌顶国师或其徒弟曾入住过B163洞窟，其中发现的与藏传佛教的另外两件写本可支持这一推定。[16] 6a. šabinar：šabi，意为徒弟，nar为复述后缀。嘎日迪读作sau qar，应予纠正。 6b. Dorĵi Kirešis Bal Sangbo lam-a：朵儿只怯烈失思巴藏卜喇嘛，系藏族人名Rdo-rje bkra-shis dpal bzang-po bla-ma之借用。嘎日迪所释Seiges应改为Sangbo。 在此，我们应关注明初汉文史料中出现的佛教法师朵儿只怯烈失思巴藏卜（藏语作rDo-rje bkra-shis dpal bzang-po）。此人曾被元朝授予“和林国师”，元廷撤退到蒙古草原后，明朝于1374年授予其新称号“都纲副禅师”。尽管其称号中有“和林”二字，但活动范围应在甘肃一带，因为他是与驻甘元将一起投诚明朝的。[17] 而且，他得到明朝封号时，距离1369年甘肃归顺明朝仅有五年，而《柏林吐鲁番文献》第16卷第68号文献圣旨的发布即在这一时期，发布者克德门巴特尔同样也是敦煌蒙古文令旨的发布者。因此，笔者认为敦煌令旨中的Dorĵi Kirešis Bal Sangbo就是明初的朵儿只怯烈失思巴藏卜，故敦煌令旨发布的时间可推定至14世纪后半叶，但在1374年之前。 6c. šabinar：系šabi（徒弟）+nar（复数）合成。嘎日迪读作sau qar，应予纠正。 7. Qar-a Qočo ĵug Bars Köl-e Biś Baliγ-a kiged：Bars Köl为突厥语，意为虎湖，元代汉文史料音译作八儿思阔或八立浑，无疑即今天新疆的巴里坤，位于哈密（Qamïl，阿拉伯与波斯文献作Qamūl或Qāmul）西北110公里处。[18] 在柏林所藏其它蒙古文令旨（如《柏林吐鲁番文献》第16卷第85+86号文献）中也有[Ba]rs-köl，说明巴里坤或为蒙古令旨颁发地之一。[19] 值得注意的是，在敦煌蒙古文令旨B163:42中，高昌指的是一个宽泛的地理范畴，包括巴里坤与北庭等，尽管北庭作为西回鹘王国的政治中心已有350多年历史了。[20] 高昌是东天山的代表，在文献中多有反映，如1276年忽必烈所颁圣旨提到回鹘王亦都护；在仅存汉文译本的《通制条格》中，仅提到火州、吕中（鲁克沁）和秃儿班（吐鲁番），但没有北庭；[21] 察合台汗国的许多蒙古文文献明确指出回鹘亦都护（Qočo-yin iduγ-qud）；[22] 一些回鹘文文献亦用Qočo-ulus（高昌国）指代自己的国家。[23] 12. gon ding gui ši：见上文疏证6a。嘎日迪读作köl-ting güi-ši，似乎有误。 13a. Sangbo lam-a：可以肯定的修订。 13b. šabiņar-luўaņ：参照第6~7行而作修订。嘎日迪读作bidanu unaγan（我们乘骑的马匹）应该摒弃。 新疆与甘肃之察合台汗国 察合台汗国指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死于1241年）后裔在中亚封地所建立的政权，自13世纪60年代开始即面临不稳定与解体。1266年，察合台后王八剌（Baraq）亡故，其子都哇（Duwa，又作duw-a或Duγ-a）成为察合台汗国一部分大藩的首领，听命于窝阔台系汗王海都（Qaidu）而与元朝分庭抗礼。1301年左右，海都亡故，都哇成为察合台汗国首领，且吞并了窝阔台汗国的大部分领地，最终于1307年重新确立了察合台汗国在中亚（包括新疆在内）的统治秩序。[24] 同时，由阿鲁浑（Aluγu，察合台孙）子出伯（Čübei）和哈班（Qaban）统领的察合台支系，在1281年（也可能在1277年左右）东向投奔元朝，获赐甘肃走廊周围作为其封地。14世纪时，元政府赐予这些“东察合台”支系以封号，即肃州（酒泉）之豳王、沙州（敦煌）之西宁王、哈密之威武西宁王（后称肃王）、瓜州之安定王。[25] 13世纪后期以来，察合台汗国的两支盟友——都哇（Duwa）及其后裔统治下的中亚察合台汗国和甘肃的“东察合台”诸王——在新疆周边地区发生龌龊，于13世纪末进行了数次严重冲突。1314~1320年间，元与察合台汗国在安台山地区爆发战争，但两支察合台诸王联盟在南部的边界仍保持相当的和平。甚至在15世纪末，察合台后裔所建吐鲁番国的统治者阿黑麻（Ahmad）仍拥有这么一个观念：他和甘肃、哈密等处于明朝统治下的蒙古诸王同属察合台家族。[26] 敦煌蒙古文令旨B163:42为研究中亚察合台汗国与甘肃走廊“东察合台汗国”之间的关系与相互影响提供了新的材料。前文考证可知，察合台汗国统治下的新疆地方长官克德门巴特尔所发布的令旨曾被携至敦煌，旨在确保佛教香客之安全。藉由这一实物可窥当时历史情形之一斑，令旨发布者克德门巴特尔和他的察合台系君主在西起吐鲁番东至敦煌之香客往来道路上拥有权威。这一史实生动地反映了中亚、新疆及甘肃诸察合台汗国之间关系的密切。[27] 察合台汗国和西藏佛教 敦煌蒙古文令旨的发现，证实了另外一个重要事实，即在察合台汗国新疆地方统治者的支持下，西藏佛教首领灌顶国师朵儿只怯烈失思巴藏卜一度成为新疆至敦煌间佛教事务的管理者。 有关察合台汗国与西藏佛教的关系，不能不涉及所谓的“察合台汗国徽记”，即双叶形印记**。自14世纪初开始，该徽记被用于蒙古令旨、回鹘政令及察合台汗国铸造发行的钱币上。徽记系藏文字母**的倒立，读作cha，为汗国缔造者察合台（Čaγatai）名字首字母的发音。[28] 然而，这还无法完全解释中亚察合台汗国何以采用藏文字母作为其皇家徽记的原由。而敦煌蒙古文令旨B163:42可以回答这个问题：14世纪后重建的中亚察合台汗国为佛教香客发布令旨，同时采用藏文字母作为族徽，宣示的是对藏传佛教的支持。[29] 尤有进者，卡拉在一件译自藏文的回鹘文佛籍背面的题跋中发现了1339年察合台后王也孙帖木儿发布的令旨，意在保护瑜伽行派（Yogacari）佛教寺院的土地。[30] 该题跋明确地揭橥了察合台汗国对西藏佛教寺院的优渥。 另一方面，敦煌蒙古文令旨中的灌顶国师朵儿只怯烈失思巴藏卜主要是管理甘肃走廊的宗教活动（见前文的考证6b）。众所周知，蒙古黄金家族把藏传佛教作为皇室宗教，为此，藏传佛教在元朝统治下臻至极盛。因此，灌顶国师朵儿只怯烈失思巴藏卜与其弟子，或寺院应得到甘肃地区“东察合台”蒙古首领的支持。 最明显的证据是敦煌发现的那若巴（Naropa）藏文著作《死亡之书》之回鹘文译本（现藏大英图书馆，编号8212/109）。依其跋尾可知，是奉敦煌西宁王家族出伯曾孙阿速歹（Asuday，波斯语作Asutāy）之命抄写的。值得注意的是，第47页正面有文字曰：“vzïr-lïγ baxšï-nïng adap-lïγ qooš linxu-a-sïnga asuday oγul yụkünürmän（意为：“我，阿速歹，怀着虔诚之心，命法师恭敬抄写。”）[31] 该题跋显示了阿速歹对西藏佛教的虔敬。阿速歹和他的家庭成员，如父速来蛮（Sulayman，西宁王）、母屈术（Küčü）及其兄弟，即西宁王继承者养阿沙（Yanga-Šāh，又作“牙罕沙”）和速丹沙（Sultan-šāh）等，也都出现在敦煌发现的两通汉文碑铭，即《莫高窟六字真言偈》和《重修皇庆寺记》中，前者使用了藏、梵、回鹘、八思巴、西夏和汉文六种文字。[32] 此外，1326年勒立于肃州文殊寺的汉—回鹘双语《重修文殊寺碑》反映了出伯孙察合台后王喃答失（Nomdaš）对文殊寺进行修葺并布施田亩的情况。文殊寺的僧官们多使用西藏和西夏名字。[33] 这也是“东察合台汗国”佛寺受藏传佛教影响的一个例证。 敦煌莫高窟和榆林窟的一些佛教壁画也暗示了察合台和西藏佛教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榆林窟第6窟并列两对蒙古王和王妃之供养像。[34] 他们属于“东察合台汗国”，最有可能是敦煌的西宁王家族或瓜州的安定王家族。同样，榆林窟第4窟亦应属于元代，堪充受藏传佛教深刻影响之典型，女施主戴着蒙古贵族妇女特征的高帽顾姑冠（boγtaγ）。[35] 同样戴顾姑冠的女施主像在深受西藏佛教影响的莫高窟332窟壁画中也有出现。[36]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中亚察合台汗国和甘肃“东察合台汗国”的佛教徒数量都是很可观的，至少可以说，其中信奉藏传佛教的施主，有可能受到元朝蒙古黄金家族的影响。同时反映出另外一个史实，新疆与甘肃之察合台汗国联系密切，皆由灌顶国师朵儿只怯烈失思巴藏卜管理佛教事务。 六、西藏佛教与回鹘 前文有关察合台与西藏佛教关系的论证中，已提到敦煌本回鹘文《死亡之书》和1326年勒立的重修文殊寺碑。我们在敦煌莫高窟332窟壁画中也发现许多回鹘文题记。[37] 除此之外，敦煌和甘肃走廊一些地方发现有回鹘文写本与印本，其中有些与藏传佛教息息相关，属于蒙元时期的有：P. Ouïgour 4521之其中3页有莲花座，上有禅定印（dhyānāsana）和藏文咒语，另1页有一方硕大的藏文圆形印章；[38] 伯希和编181窟发现的191~192和208号写本；[39] 莫高窟138窟主室南壁之八思巴文回鹘语题记：“baņdita N(?)MS(….) bolsun（班智达N(?)MS(….)书写）。”[40] 由是可定，甘肃的回鹘佛教徒在西藏佛教和“东察合台汗国”之间起到了桥梁作用。[41] 回鹘文佛教文献表明，在元朝统治下，藏传佛教也被传到新疆。[42] 在此，我们将再度审视敦煌本回鹘文《死亡之书》之题跋。它证明《死亡之书》是由哈密尊者阿阇黎（Ārya Ācar，来自梵语Ārya ācārya，意为“圣主、教主”）遵奉佟巴（Istonpa，来自藏语sTon-pa，意为“老师”）大师之令翻译的。由三鲁克沁（Üč Lükčüng，即吐鲁番东鲁克沁城）之和尚萨里都统（Sarïγ Tutung）应阿速歹的请求而抄写。[43] 此外，可举的例子还有如下：一个有着藏族名字的和尚，从哈密到榆林窟去朝山，并在那里留下了用回鹘—吐蕃双语书写的题记。[44] 这些表明甘肃的藏传佛教（或受藏传佛教影响的佛教）与哈密、鲁克沁之回鹘佛教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敦煌蒙古文令旨B163:42更有力地证实了这种联系，揭示出灌顶国师朵儿只怯烈失思巴藏卜是高昌、八儿思阔和北庭地区传法布道活动的管理者。引人注目的是，与该令旨一道于163窟出土的还有用于佛经印刷的回鹘文木活字。[45] 灌顶国师朵儿只怯烈失思巴藏卜与甘肃和新疆的回鹘佛教徒都难以联系起来，可能与其虽出自回鹘，但在藏传佛教大师的教导下取了一个藏族名字不无关系。[46] 可以推论，很多译自藏文或受藏传佛教影响的回鹘文密宗文献就是在蒙古王或政府支持下，由灌顶国师国朵儿只怯烈失思巴藏卜辖下的佛教团体携至吐鲁番或甘肃的。关于这一点，应注意到吐鲁番出土的一件回鹘文政令（编号SI Kr I 149，存圣彼得堡），系Čïnquγ寺三位回鹘佛教大师（tayšï）为谷物运输事宜而颁布。笔者认为，Čïnquγ寺应即镇国寺，又作大护国仁王寺，系元朝帝师在元大都（今北京）的驻锡之所。[47] 如果上述论证不误，那么，该政令则可证明活跃于北中国与吐鲁番的回鹘藏传佛教信徒曾得到官方的支持，与敦煌蒙古文令旨所反映的情况颇类。更有甚者，在黑水城（Qara-Qota）新发现的回鹘文契约（F13:W68，藏内蒙古大学）内容涉及僧侣Sarxapa-baxšï（萨尔哈帕大师，来自藏语sarahapa）携带行李和货物去肃州之事。[48] 1972年在台北出版的《站赤》一书及其它汉语历史资料反映出西藏佛教僧侣的诸种恶行。他们在蒙古统治者所授特权的庇护下，过度使用甚至毁坏政府的驿站设施。而在另一方面，法传布道活动对蒙古统治区，尤其是甘肃与新疆之文化接触与经济交流产生了影响。 结论 敦煌最新发现的蒙古文令旨B163:42对14世纪甘肃和新疆历史情况的研究投下了新亮光，尤其是察合台汗国和“东察合台汗国”之间在政治和宗教方面的相互影响，以及他们对藏传佛教的崇拜乃至回鹘藏传佛教信徒的活动。这一情况可看作是回鹘佛教徒从中原经由甘肃而至新疆从事宗教和商业活动的历史背景，敦煌回鹘文文献对这些活动多有记载。[49] 关于藏传佛教对回鹘的影响，已有丰硕的研究成果，与之相比，本文所揭橥的以上诸方面，可进一步丰富我们对回鹘宗教生活的认知。 [①] 对于前古典蒙古文、回鹘文、汉语拼音及其他语言的通用系统，笔者大体采用李盖提（L. Ligeti）：《蒙古语文献汇编 II 前古典时代的文献I （Monumenta linguae Mongolicae Collecta II Monuments Préclassiques I）》（布达佩斯，1972年，第235~236页）之转写系统。 [②] 在此，粗体字代表建议拟补的遗失文字；斜体字代表部分损坏；[ ]为残失部分；（…）表示可知字数但难以辨认。 [③] 杉山正明：《元代蒙汉合璧令旨研究（元代蒙汉合璧命令文の研究）》，《亚细亚语言研究（內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1989年第5期，第1页；杉山正明：《蒙古帝国及大元兀鲁思（モンゴ帝国と大元ウルス）》，东京，2004年，第372、393~394页；松川节：《大元兀鲁思命令文的书式（大元ウルス命令文の书式）》，《待兼山论丛》第29辑，1995年，第26页。 [④] 例如：B163:46，见彭金章：《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3卷，北京，2004年，第411~412页，图版LXXXI；现收藏于京都有邻馆的蒙古文信件，是威武西宁王不颜嵬厘（Buyan-Quli）致西宁王苏丹沙的信件，一般认为发现于新疆。参阅傅海波（H. Franke）：《一份14世纪的蒙古文信件残片（A 14th Century Mongolian Letter Fragment）》，《大亚细亚（Asia Major）》新辑第11卷2期，1965年，第138页；李盖提：《前古典时代的文献》I，第235~236页。其实来自敦煌或甘肃某地，见松井太：《黑水城出土蒙汉合璧税粮纳入簿残片（ヵラホト出土蒙汉合璧税粮纳入簿断简）》，《待兼山论丛》第31号，1997年，第45页，注13。 [⑤] 《贵显世系（Mu’izz al-Ansāb fi šağarat salātin moghūl）》，法国国立图书馆藏古代波斯文写本第67号，第32页背面。 [⑥] 策仁索诺姆（D. Cerensodnom）、陶贝（M. Taube）：《柏林吐鲁番收藏中的蒙古文文献（Die Mongolica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柏林吐鲁番文献（Berliner Turfantexte）》第16卷），柏林，1993年，第70、71、72、76号文献（以下简称《柏林吐鲁番文献》第16卷）。又见SI G120，刊卡拉（G. Kara）：《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黑水城及西域出土中世纪蒙古文文献（Mediaeval Mongol Documents from Khara Khoto and East Turkestan in the St.Petersburg Branch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东方写本（Manuscripta Orientalia）》第9卷2期，2003年，第28~30页，图16。 [⑦] 汉拔里（M. Hambalī）编：《完者都史（Abū al-Qasim ‘Abd Allāh b. Muhammad al-Qāšānī, Tārīh-i Ūlğāytū）》，德黑兰，1969年，第203页。参见刘迎胜：《元朝和察合台汗国之和战（War and Peace between the Yuan Dynasty and the Chagadaid Khanate 1312-1323）》，载阿米太（R. Amitai）共毕冉（M. Biran）编：《蒙古、突厥及其他（Mongols, Turks, and Others）》，莱登/波士顿，2005年，第342页。 [⑧] 《柏林吐鲁番文献》第16卷读作Kedme。勘以新令旨文字，笔者纠正为Kedmen / Kädmän。敕令编号为U 5288，见松井太：《署印回鹘文官府文书（ウイグル文クトルグ印文书）》，《内陆亚细亚语言研究（内陆ァジァ言语の研究）》第13卷，1998年，第1~62页。 [⑨] 程竹敏：《西藏文管会收藏的元代印章》，《文物》1985年第9期，第81~82页。 [⑩] 伯戴克（L. Petech）：《中部西藏与蒙古（Central Tibet and the Mongols）》，罗马，1990年，第82、127页；程竹敏：《西藏文管会收藏的元代印章》，第81页。 [11] 伯戴克：《中部西藏与蒙古》，第137页。Chang，可释常在中国历史上仍不清楚，可释作“靖”，也可释作“昌”。参阅达仓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拉萨，1986年，第165、211页；伯戴克著，张云译：《元代西藏史研究》，昆明，2002年，第136页。 [12] 《大正藏》第47卷，No. 1973，第303页c栏。杨讷编：《元代白莲教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6、7、186~187页；竺沙雅章：《关于白莲宗信仰（白莲宗について）》，《宋元佛教文化史研究》，东京，2000年，第436页。Vinayaśrī Paņdita对应于国师板的答，参见：《元史》卷24，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543页。关于《庐山莲宗宝鉴》的出版过程，见茨默（P. Zieme）、百济康义：《回鹘文〈观无量寿经〉（ウイゲル语の观无量寿经）》，东京，1985年，第57页。 [13] 《元史》卷28（原文误作27，径改——译者），第626页（原文误作625，径改——译者）。 [14] 日比野丈夫：《五台山元碑二通（五台山の二つの元碑について）》，《藤原弘道先生古稀记念史学佛教学论集》第1卷，1973年，第652~654、657~660页。 [15] 值得注意的是，蒙哥（Möngke，1251~1259年）汗所授予的蒙古国时期的第一位国师为来自罽宾的高僧那摩，而为忽必烈主持灌顶仪式的是第一任帝师八思巴。参阅《元史》卷125，第3074~3075页；中村淳：《再论蒙古时期的“佛道论争”（モンゴル时代の「道佛论争」の宝像）》，《东洋学报》第75卷3/4期合刊，1994年，第36、52~53页。同时，我们应注意1347年僧侣菩提瓦伽西拉（Bodhidhvaja-śīla）所写之回鹘文印本题跋。他列举了abišik birmiš їduq baxšї-larїm（我的神圣的灌顶师傅）和元朝皇帝（qaγan qan）、皇后（qatun）及黄金家族成员，见哈蔡（G. Hazai）《一件回鹘文印本残片（Fragmente eines uigurischen Blockdruck-Faltbuches）》，《古代东方研究（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第3卷，1975年，第97、100页；卡拉、茨默：《萨迦班智达〈甚深道上师瑜伽〉和〈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的回鹘文译本（Die uigurischen Übersetzungen des Guruyogas “Tiefer Weg”von Sa-skya pandita und der Mañjuśrīnāmasamgīti）》，柏林，1977年，文献46，第166页；茨默：《回鹘文木刻印刷品年代考（Bemerkungen zur Datierung uigurischer Blockdrucke）》《亚洲杂志（Journal Asiatique）》第269期，1981，第398~399页。这里的回鹘文abišik birmiš їduq baxšї应是由作为元朝授予的佛教职称灌顶国师的汉文译写而来的。 [16] B163:3正面是八思巴蒙古文《善说宝藏（Subhāsitaratnanidhi）》的残片，译自八思巴叔叔萨班‧贡噶坚赞（Sa-skya-Pandita Kun-dga-rgyal-mtshan）编译的藏文著作Legs par bshad pa rin po che’I gter zhes bya ba’I bstan bcos，简称《萨迦格言（Sa skya legs bshad）》。B163:4正面是一份涉及萨迦班智达和八思巴的蒙古时期的藏文写本。见彭金章《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3卷，北京，2004年，第415~416和442页。 [17] 《明太祖实录》卷87，第1551、1553、1577页及卷94，第1636页；宋濂：《翰苑续集》卷2（《宋濂全集》卷4），杭州，1999年，第810页。其中误“朵”为“孕”。见才让：《明洪武朝对藏传佛教的政策及相关史实考述》，《西藏研究》2004年第2期，第43~44页。此文复原怯烈失思为phrin-las，误，应纠正为bkra-shis。 [18] 伯希和（P. Pelliot）：《〈马可·波罗游记〉注（Notes on Marco Polo）》，巴黎，1959年，第161~165、83~86页。嘎日迪把Bars-köl译为巴儿术阔勒，仅指出它应是湖名。 [19] 《柏林吐鲁番文献》第16卷不清，但李盖提（L. Ligeti）作如是复原，可以接受。见其所著《柏林藏品中的蒙古文残片（Fragments Mongols de Berlin）》，《东方学报（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第24卷2期，1971年，第140~141、150页。 [20] 安部健夫：《西回鹘都城安在？（Where was the capital of the West Uighurs?）》，《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5周年纪念论文集（Silver Jubilee Volume of the Zinbun-Kagaku-Kenkyūsho）》，京都，1954年，第435~450页；安部健夫：《西回鹘国史的研究（西ウイガル国史の研究）》，京都，1955年；森安孝夫：《吐鲁番出土回鹘文佛教木杵铭文（Uighur Buddhist Stake Inscriptions from Turfan）》，巴赞（L. Bazin）、茨默编：《从敦煌到伊斯坦布尔——哈密顿纪念集（De Dunhuang à Istanbul. Hommage à James Russell Hamilton）》，蒂尔努，2001年，第149页。 [21] 方龄贵：《通制条格校注》，北京，2001年，第202~203页。 [22] 《柏林吐鲁番文献》第16卷，第70、71、72号文献。又见SI G120，前揭卡拉：《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黑水城及西域出土中世纪蒙古文文献）》，第28~30页，图16。 [23] 例如：Or. 8212/75A，刊于庄垣内正弘：《回鹘语与回鹘文献研究（ウイグル语·ウイグル语文献の研究）》第1卷，神户，1982年，第78页。对照茨默：《佛教回鹘社会（Religion und Gesellschaft im Uigurischen Königreich von Qočo）》，克雷弗，1992年，第90~93页。U 6195，刊于卡拉、茨默：《回鹘文密宗文献译本残卷（Fragmente tantrischer Werke in uigurischer Übersetzung）》，柏林，1976年，第6页，文献L。在柏林藏吐鲁番文献Ch/U 8032v中有qutluγ qočo ulus（赐福高昌国）。最后，似乎是一份印本题跋残片，草书，蒙古时期，从中偶然发现了bögülüg uluγ їduq qut（神奇的大亦都护）和qočo tngrim qutї（高昌公主殿下）。这些使我们想起回鹘亦都护与成吉思汗女（封号高昌公主）联姻一事。参见《元史》卷109，第2760~2761页。 [24] 巴托尔德（W. W. Barthold）：《中亚史四论（Four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sia）》，V. 米诺尔斯基（V. Minorsky）与T. 米诺尔斯基（T. Minorsky）英译本，莱顿，1956~1962年，第43~53页；加藤和秀：《察合台汗国之成立（チャガタイ·ハン国の成立）》，《足利惇氏博士喜寿纪念·东方学、印度学论集（足利惇氏博士喜寿记念才リエント学·インド学论集）》，东京，1978年，第143~160页；毕冉：《海都与中亚独立蒙古国的兴起（Qaidu and the Rise of the Independent Mongol State in Central Asia）》，里士满，1997年，第69~80页。 [25] 关于东察合台，参见杉山正明：《豳王出伯及其世系（豳王チュベイとその 系谱）》，《史林》第65卷1号，1982年，第1~40页；杉山正明：《第二察合台家族（ふたつのチセガタィ家）》，载小野和子编：《明清时代之政治与社会（明清时代の政治と社会）》，京都，1983年，第651~700页；杉山正明：《1314年左右大元乌鲁斯西方边境考（西历1314年前后大元ゥルス西境をめぐる小札记）》，《西南亚洲研究（西南アジア研究）》第27卷，1987年，第24~56页（收入杉山正明：《蒙古帝国及大元乌鲁斯（モンゴ帝国と大元ウルス）》，京都，2004年，第242~282、290~321、355~361页）。 [26] 杉山正明：《第二察合台家族》，第651~700页；杉山正明：《1314年左右大元乌鲁斯西方边境考》，第24~56页。收入杉山正明：《蒙古帝国及大元乌鲁斯》，359~361页。 [27] 可以补充的是，从中国北部经过甘肃、哈密到北庭的驿路是由察合台首创的，而后，在忽必烈（1260~1294年）统治时期由阿只吉（Ajiqi）管理，14世纪早期由出伯管理，参见《站赤》卷2，台北，1972年，第45页；《元史》卷21，第469页；《站赤》卷3，第56页；《站赤》卷5，第108页；《站赤》卷6，第139页；杉山正明：《第二察合台家族》，第651~700页（收入杉山正明：《蒙古帝国及大元乌鲁斯》，第318~320页）。因此，从令旨B163:42看，察合台汗国之令旨是通过驿路传递的，很有可能，穿行于高昌、八儿思阔、北庭和敦煌间的香客利用的也是这条驿道。 [28] 奥立弗（B. Oliver）：《察合台汗国钱币（The Coins of Chaghatai Mughals）》，《孟加拉亚洲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第60卷，1891年，第8~9页；兰司铁（G. J. Ramstedt）：《吐鲁番亦都护城出土蒙古文信件（Mongolische Briefe aus Idiqut-Schäri bei Turfan）》，《普鲁士科学院学报（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β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Hist. Klasse）》，1909年，第845页；傅海波（H. Franke）：《吐鲁番出土蒙古文文献的断代（Zur Datierung der mongolischen Schreiben aus Turfan）》，《东方（Oriens）》第15期，1962年，第406~407页；松井太：《附有印章的回鹘文政令文书（ウイグル文クトルグ印文书）》，《内陆亚细亚语言研究》第13期，1998年，第8~10页。 [29] 有关佛教寺院的令旨表明，察合台汗国的伊斯兰化尚未完成，特别是在吐鲁番地区。及至16世纪早期，伊斯兰化才最终完成。参见《柏林吐鲁番文献》第16卷，第9页；滨田正美：《从蒙古乌鲁斯到新疆（モグール·ウルスから新疆）》，载岸本美绪编：《东亚与东南亚传统社会的形成（东アジア·东南アジア传统社会の形成）》，东京，第98~103页；松井太：《蒙古时代回鹘农民与佛教教团（モンゴル时代のウイグル农民と佛教教团）》，《东洋史研究》第63卷1期，2004年，第26~27页。 [30] SI G120，见卡拉：《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黑水城及西域出土中世纪蒙古文文献》，第28~30页。参考松井太：《蒙古时代回鹘农民与佛教教团》，第26~27页。 [31] 羽田亨：《回鹘异本安慧俱舍论实义疏》，池内宏编：《白鸟博士还历记念·东洋史论丛》，东京，1925年（收入羽田亨：《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下卷《言语宗教篇》，京都，1958年，第162~163页）。此文为艾维斯阔格（J. Elverskog）所忽略，参见所著《回鹘佛教文献（Uygur Buddhist Literature）》，蒂尔努，1997年，第117~119页。参见庄垣内正弘：《大英博物馆藏回鹘语写本Or. 8212-109（ウイグル语写本·大英博物馆藏Or. 8212（109）について）》，《东洋学报》第56卷第1期，1974年，第044~045页；茨默、卡拉：《回鹘文度亡书——大英博物馆藏敦煌写本所见译自藏文的回鹘文纳若巴撰〈死亡之书〉（Ein uigurisches Totenbuch. Nāropas Lehre in uigurischer Übersetzung）》，威斯巴登，1979年，第162~163页。 [32] 沙畹（Ed. Chavannes）：《从博宁拓片到中亚十件汉文碑铭（Dix inscriptions chinoises de l’Asie Centrale d’après estampages de M. Ch. - E. Bonin）》，巴黎，1902年，第96~103页，注IX、X；杉山正明：《豳王出伯及其世系》，第1~40页（收入《蒙古帝国及大元乌鲁斯》，第269~274页）；敖特根：《蒙元时代的敦煌西宁王速来蛮》，《兰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第35~41页。 [33] 参见耿世民、张宝玺：《元回鹘文〈重修文殊寺碑〉初释》，《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第253~263页。沙加令真来自藏语Śā-kya-rin-chen（一位僧官）；速那令真来自藏语bSod-nams-rin-chen（和尚）。其他两位僧官的名字是耳你和耳立嵬梨忍普，为西夏人。毫无疑问，西夏佛教深受藏传佛教影响。 [34] 敦煌研究院编：《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东京/北京，1997年，图版179和180。 [35] 同上，第248页。关于顾姑冠，可参见多弗尔（G. Doerfer）：《新波斯语中的突厥蒙古因素（Türkische und mongolische Elemente im Neupersischen）》第1卷，威斯巴登，1963年，第210~212页，第89号。 [36] 敦煌文物研究所编：《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5卷，东京/北京，1982年，图版161和162；《中国敦煌壁画全集》第10卷《西夏元卷》，天津，1996年，图版175和176。 [37] 同上，图版161和162。 [38] 特肯（Ş. Tekin）：《元代回鹘文佛教文献（Buddhistische Uigurica aus der Yüan-Zeit）》第2卷，布达佩斯，1980年，特别是第155页及图版18、19、39、40；庄垣内正弘：《回鹘文〈菩萨修行道〉（ウイグル文「菩萨修行道」）》，《亚洲语言论丛（アジア言语论丛）》，1995年，第33~96页。 [39] 森安孝夫：《回鹘语文献（ウイグル语文献）》，山口瑞凤编：《敦煌胡语文献》，东京，1985年，第61、66页。 [40] 突厥语bandita借自藏语pandita。南壁上的题记尚未整理出版，所以茨默未提及。参见茨默：《用八思巴文书写的突厥语残片（Turkic Fragments in ’Phags-pa Script）》，《内陆亚细亚语言研究》第13期，1998，第63~69页。 [41] 敦煌出土有赞美西宁王速来蛮的回鹘文头韵诗，证实甘肃回鹘佛教与“东察合台”之间有密切关系。参见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Abuduishid Yakup）：《敦煌出土的两首回鹘文头韵诗（Two Alliterative Uighur Poems from Dunhuang）》，《言语学研究》第17/18合期，1999年，第3~4、9~10页。关于西宁王速来蛮的世系，采纳的却为《元史》之错误说法。 [42] 小田寿典：《回鹘文〈文殊师利成就法〉断片一叶（ウイグル文文殊师成就法の断片一叶）》，《东洋史研究》第33卷第1期，1974年，第96~99页；茨默：《佛教与回鹘社会》，第40~42页；艾维斯阔格：《回鹘佛教文献》，第13，105~125页。 [43] 庄垣内正弘：《大英博物馆藏回鹘语写本Or. 8212-109》，第044~045、048页；茨默、卡拉：《回鹘文度亡书》，第162~163页。 [44] 哈密顿（J. R. Hamilton）、牛汝极：《榆林窟回鹘文题记（Inscriptions ouïgoures des grottes bouddhiques de Yulin）》，《亚洲杂志（Journal Asiatique）》第286期，1998年，第127~210页。其中，文献S回鹘文作：män qamїl-lїγ yangї tsunpa yukünürmän（我哈密新人村巴顶礼了），侧有同一人用藏文书写的题记：iy cu pa btsun pa sar pa phyag’tshal lo（伊吾新人村巴顶礼了）；文献T回鹘文作：yangї tsunpa yukünürmän（我新人村巴顶礼了），侧旁藏文题记作btsun pa sar pa phyag’tshal lo（新人村巴顶礼了）。哈密顿与牛汝极论文中之藏文iy-rgu（来自汉文伊吾，即哈密）应纠正为iy cu，来自汉文“伊州”，该词可见于敦煌藏文写本P. t. 1003，作yi cu，见武内绍人：《敦煌与新疆出土古藏文文书初探（敦煌·トルキスタン出土チベツト语手纸文书の研究序说）》，山口瑞凤编：《西藏的佛教与社会（チベツトの佛教と社会）》，东京，1986年，第580页。在此，我要感谢大阪大学坂尻彰宏博士和赤木崇敏博士，他们善意为我提供藏文题记的修订本。 [45] 彭金章：《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3卷，北京，2004年，第136~139页，文献B163:49（1-10）。 [46] 同样情况的回鹘佛教高僧还有安藏（Anzang，死于1293年）、迦鲁纳答思（Karunadaz，死于1311年）、必兰纳识里（Piratyaširi，死于1332年），见小田寿典：《回鹘文〈文殊师利成就法〉断片一叶》，第96~99页；森安孝夫：《元代回鹘佛教徒的一书简（元代ウイグル佛教徒の一书简）》，护雅夫编：《内亚与西亚的社会与文化（內陸アジア·西アジアの社会と文化）》，东京，1983年，第219~222、223~224页；茨默、百济康义：《回鹘文〈观无量寿经〉》，第43~46页；傅海波：《迦鲁纳答思及其家人的汉文记载（Chinesische Nachrichten über Karunadaz und seine Familie）》，载艾默瑞克（R. E. Emmerick）等编：《吐鲁番和田与敦煌（Turfan, Khotan und Dunhuang）》，柏林，1996年，第83~93页。 [47] 松井太：《蒙古时代回鹘农民与佛教教团》，第182~183页和注15。关于帝师居住的大护国仁王寺，见中村淳：《从元代法旨上所看到的历代帝师的住所（元代法旨にえ见る历代帝师の居所）》，《待兼山论丛》第27期，1993年，第57~82页。 [48] 参见吉田顺一编：《黑水城出土蒙古文文献研究（ハラホト出土文书（ンゴゴル文）の研究）》，东京，2006，第111~113页。文中将萨尔哈帕（Sarxapa）之词源追溯至波斯语sūhābī或蒙古语 Sarbaa，但可能性不大，把Baxšї（师傅）译为“书手”也是不可取的。回鹘文Sarxapa应来自藏语sarahapa，是作为人名使用的，可参见卡拉、茨默：《回鹘文密宗文献译本残卷（Fragmente tantrischer Werke in uigurischer Übersetzung）》，柏林，1976年，第109页。 [49] 森安孝夫：《敦煌出土元代回鹘文佛教徒书简（An Uigur Buddhist’s Letter of the yüan Dynasty from Tun-huang）》，《东洋文库研究部欧文纪要（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第40期，1982年，第1~18页；森安孝夫：《元代回鹘佛教徒的一书简》，第209~231页；森安孝夫：《回鹘语文献》，第1~98页；森安孝夫：《敦煌出土元代回鹘文文献中的缎子（敦煌出土元代ウイグル文书中のキンサイ缎子）》，《榎博士颂寿纪念东洋史论丛》，东京，1988年，第417~441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