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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卫国 《史学月刊》2013年11期 摘要：域外丰富的汉文史籍为东亚视野下的中国史学史研究提供了充足的资料，东亚视野下的史学史研究正符合当今中国学术新的发展趋向。因为东亚有丰富的中国史籍和汉文史籍，可以进一步完善清理中国史学遗产的任务，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史学演进的研究，并能更为全面地探究中国史学的规律。东亚视野下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将关注中国史籍的流播、演变，周边各国对中国史学的学习与改进，并系统考察周边各国修史制度对中国的模仿和变异，从而为中国史学史研究开拓新的领域和方向。 关键词：中国史学史 东亚视野 域外汉籍 “从周边看中国” 中国史学史研究，自上世纪初梁启超等学者开创以来，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现在已经相当成熟，对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任务、目的、内容等学科基本问题，学术界早已形成共识，出版了许多论著①。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2011年历史学由一个一级学科分成三个一级学科后，作为原来八个二级学科之一的“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也被一分为二，原来同在一起的中国史学史与外国史学史，被分在两个不同的一级学科之中，对于本学科的发展也产生了冲击，亦将影响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学科面临新的机遇之时，同时也带来新的危机，如何深化中国史学史研究，是一个亟待考虑的问题。而在东亚视野下开展中国史学史研究，或许可以视为一个新的发展方向。 一 东亚视野下开展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可能性 东亚是一个有别于世界其他地方的文明区域，这是因为它有着自身完全不同的特点。德国哲学家卡尔·亚斯贝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轴心时代”的理论，指出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的时期内，几乎同时在印度、西方和中国出现了精神的自觉，涌现了一批伟大的哲学家，产生了我们至今仍在思考的各种基本问题，创立了人类赖以生存的世界宗教。生活在轴心期三个地区以外的民族，或与之保持差距，或与之有所接触，被拖入历史②。东亚的朝鲜、日本、越南等先后被“拖入”了以中国为轴心的东亚文明之中。也正因此，东亚世界出现了完全不同的历史景象，诚如西嶋定生所言东亚世界的“四大支柱”：汉字、儒教、佛教和律令制度，构成了东亚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特点③，而汉字则是最为基础的“支柱”，正因为有了汉字，流传下来丰富的汉籍，成为东亚世界共同的财富。亚斯贝斯说：“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④当我们重新思考中国学术与历史走向时，尤其是在西方理论和话语冲击之下，我们越来越迷失的时候，放眼东亚，发现有如此丰富的域外汉籍，几乎还处于我们主流学术关怀之外，这不仅是我们学术上的失误，也对我们自身的认识上有所局限，因此，域外汉籍的研究，既可以带来新的丰富资料，开阔我们的视野，矫正我们认识上的偏差，也可以为中国史学史研究提供新的空间与资源。 首先，域外汉籍为从东亚视野下开展中国史学史研究，提供了资料上的保证。这些域外汉籍数量庞大，资料丰富，按照张伯伟先生的说法，大体上可以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历史上域外文人用汉字书写的典籍，这些人包括朝鲜半岛、越南、日本、琉球、马来半岛等地的文人，以及17世纪以来欧美的传教士。从主体来看，他们集中在东亚(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也就是大家熟知的汉字文化圈内。第二，中国典籍的域外刊本或抄本，比如大量现存的中国古籍的刻本、朝鲜本、越南本等，以及许多域外人士对中国古籍的选本、注本和评本。第三，流失在域外的中国古籍(包括残卷)，这些本来完全属于中国的文献，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有的在中国无存⑤。 第一类，历史上域外人士用汉文书写的典籍，这些典籍数量十分庞大，也效法中国，分经、史、子、集四部，皆是我们研究的重要资料。第二类，中国汉文典籍在域外的刊本，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类资料。历史上，在外交往来、经济贸易往来中，周边各国人士来到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就是搜求中国的书籍，带回本国去，或变卖，或刊行，所以许多中国古籍都成为周边各国的经典，例如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中国的正史、野史等各类史书，文集以及其他四部书籍，所以研究这些中国典籍在周边各国的流传、刊行、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课题。现在对中日书籍交流研究出版了不少成果⑥，而对于朝鲜与越南、琉球的书籍流传，研究尚十分有限，值得大力开拓。第三类就是在中国已经失传或者并不为人所知，而在周边依然留存，甚至影响很大的著述的研究，这类著作也相当之多，值得好好发掘。 其次，从中国学术发展的脉络来说，从东亚视野下开展中国史学史研究，正是当代学术发展的新趋势。 传统的中国是完全“在中国发现历史”，天朝大国的傲慢使得我们无法真正了解周边的历史，对于自身历史的认识也缺乏一种参照对象，因而不乏片面与偏见。按照葛兆光先生的说法，那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想象时代”⑦，认为中国很大，周边很小，中国文明，周边野蛮等等。既是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是儒家所倡导的华夷观、宗藩观念。然后在此观念下，在政治上，形成以中国为宗主国的朝贡制度。这种大国心态在观念、制度和习惯上的局限性，导致了后来的很多问题，比如鸦片战争爆发前的“闭关自守”等。这个时代非常漫长，几乎相当于整个传统时代。美国学者费正清编过一部论文集，题为《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⑧，集中了西方学者的一些论断，影响深远。由于汉文明传统的强大，在没有其他文化传统对比的情况下，中国一方面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天下观念，另一方面形成了以自身为天朝大国的朝贡体制。在很长时间里，尽管实际的世界知识早已经超越了汉族中国，但是在观念的知识世界里面，中国人仍然习惯地想象一个处在天下之中的“中国”。 20世纪初所建立的现代学术，完全是在西方学术体系下所建立的，西方的理论既是我们学术的出发点，也是我们认识结论的评判标准，尽管它有很大的贡献，但在某种程度上则是一种迷失自我的学术⑨。无论是李大钊、陈独秀、梁漱溟等人的中西文化比较观念，还是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批判”热，一直到90年代，西方文明仍然是我们观看自身的唯一参照。但是我们与西方文明原本是处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系统之下，差异十分明显。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学术界去解释中西差异时，往往去探寻彼此相同的部分，力图按照西方的历史模式去塑造出一套中国历史的发展模式出来，这样势必扭曲了历史的真相，我们的历史研究只是西方历史研究的比附与注脚，无法探寻到中国历史发展的真正规律。 周边的日本、韩国与越南，与中国有着共同历史背景的东亚，有着相似的文化观念，历史中彼此共存，文献中记载着彼此，留存下来丰富的汉籍，不正是新时代应当大力发展研究的领域吗？把东亚汉籍作为研究的新视野，不仅可以打破“在中国发现历史”的迷雾，也可以摒弃西方话语的天马行空，从而将中国学术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因此，在最近十余年来，中国学术界掀起了一股新的学术热潮，复旦大学葛兆光教授倡导“从周边看中国”⑩，南京大学张伯伟教授提倡“异域之眼”(11)。这种“异域之眼”不是“西方”，而是东方，是中国的近邻地区。葛先生重史学，张先生重文学，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即利用域外汉文史料重新研究中国历史问题，给我们展现了完全不同的层面，从而可以深化中国历史许多问题的研究。研究的视角由西方转向东亚，研究资料则是域外汉籍，而研究对象依然还是中国本身。资料的丰富、视角的独特，使得这一时代的观察和认识，将更为清楚明白，也更加能够使我们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不仅仅是对历史上的中国，文化上的中国，当然也包括现实的中国。这是新世纪的新学术取向，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术关注，也将引领中国学术走向新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新的学术趋势下，开始东亚视野下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也就不失为一个努力的方向。 二 东亚视野下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必要性 关于中国史学史的任务，讨论甚多，众说纷纭，但归根究底，不外三大任务：清理中国史学遗产，阐明中国史学演进过程，揭示中国史学发展规律(12)。以往主要关注中国史学范畴下的史学史研究，但是中国史学史的影响，远不止此。如在东亚史学视野下，能够更彻底完成这三大任务。主要原因有三： 其一，中国史学遗产也广泛地存在于东亚周边各国。历史上，中国史书大量流传到周边各国，产生很大影响，至今尚未引起相应的重视，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一大缺陷。有些史书，尽管历史上在中国影响相当大，但经几百年的流播，在中国早已失传，几乎不为人所知，而传到朝鲜、日本和越南后，却成为人所共知的重要典籍，因而也应该是中国史学史的任务。 从远古时期开始，中国书籍先传入朝鲜半岛，然后再传到日本和其他地区，周边各国对中国典籍表现出极为浓厚的兴趣。自箕子朝鲜以来，朝鲜使行人员抵达中国后，总是想方设法搜求中国典籍。同时，朝鲜历代王朝总希图中国王朝官方赐书，这样经过朝廷赐书与使行购求两条途径，将中国许多典籍都传入了朝鲜半岛，成为他们学习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朝鲜半岛一直以汉字作为官方文字，科举考试也仿效中国王朝，以儒家经典为主要的考试范围，因而促进了朝鲜士人阅读中国典籍，也进而推动了中国典籍在朝鲜的传播与影响。古代日本对中国典籍也极其重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日之间的海上航路可称之为“书籍之路”(13)，经、史、子、集四部书籍纷纷传入日本，对日本文化产生深远影响。几乎每一部比较重要的中国史书，都传到了日本，有着程度不同的影响。对于琉球和越南，也有着类似的影响。 朝鲜半岛何时开始接触中国史学，无确切记载。传说时代的箕子朝鲜，在朝鲜半岛实施“八条之教”(14)，将中华文化传入朝鲜半岛。箕子朝鲜是朝鲜半岛历史上长期所关注的一段历史，因为箕子朝鲜给朝鲜半岛上的王朝奠定了在中华世界体系中一个特定的位置，也为其以后效仿中国文化提供了先例(15)。西汉时期，汉武帝征服朝鲜卫满政权，并于公元前108年设立真番、乐浪、临屯三郡，次年又置玄菟郡，朝鲜半岛进入中原王朝直接管辖时期，一直持续了400多年。这期间，在朝鲜半岛上奠定了中华文化的根，中国史书也在朝鲜半岛得以广泛流布。三国时代，中国史书已被广泛阅读。《北史·高句丽传》载：“书有‘五经’、‘三史’，《三国志》、《晋阳秋》。”(16)《旧唐书·高丽传》曰：“俗爱书籍，至于衡门厮养之家，各于街衢造大屋，谓之扃堂，子弟未婚之前，昼夜于此读书习射。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晔《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春秋》、《玉篇》、《字统》、《字林》。”(17)可见，中国史书在唐朝之前便广泛流传到朝鲜半岛，成为他们广泛阅读的典籍。 唐朝与新罗文化交往密切，通过官方使者以及来唐留学生、僧侣之手，不少史籍传入朝鲜半岛。贞元四年(788年)，新罗“始定读书三品以出身。读《春秋左氏传》、若《礼记》、若《文选》，而能通其义，兼明《论语》、《孝经》者为上……若博通‘五经’、‘三史’、诸子百家书者，超擢用之”(18)。当时熟读《左传》、《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书已成为新罗科举取士的重要标准，‘五经’、‘三史’等史籍已广泛流入新罗。高丽对宋朝更是极为仰慕，多方搜求宋版书籍，书籍之多，甚至可以补充宋朝之不足。熙宁七年(1074年)，北宋神宗诏令国子监，允许卖《九经》、子、史诸书于高丽使者，由此大批史书流入高丽。北宋元祐六年(1091年，高丽宣宗八年)，宋哲宗竟通过高丽使节向高丽访求大量图书，总计128种、5101卷，刘兆祐将此128种书与《宋史·艺文志》相对勘，发现其中90种书未见载，其中史书最多，包括很多中国残缺不全或失传已久的史书，比如谢承《后汉书》、鱼豢《魏略》、孙盛《魏氏春秋》、干宝《晋纪》等(19)。 明清时期，朝鲜是受中国文化影响最深的藩国。特别是在明代，朝鲜对明朝奉行事大主义，对中国文化倾慕有加，中国史书因此在朝鲜半岛的流布更加广泛。朝天使每次来华，都会购买大批中国典籍归国。朴周锺《东国通志·艺文志》载：“东人之好古书，亦天性也。凡前后使价之入中国，伴行五六十人，散出分掌，自先秦以下，旧典新书、稗官小说之在我所缺者，不惜重直购回乃已。故中国书曰彼国反有异书藏本者，是也。”(20)同时，明朝廷曾多次赐给朝鲜书籍，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赐“《元史》一部、《十八史略》、《山堂考索》、《诸臣奏议》、《大学衍义》、《春秋会通》、《真西山读书记》、《朱子全书》各一部”(21)。成化十一年(1475年)，朝鲜使者韩明浍自明回国，向国王“进《新增纲目》、《通鉴》、《名臣言行录》、《新增本草》、《辽史》、《金史》……各一帙”(22)。这样一方面通过官方请求赐予，另一方面就是使行购买。经、史、子、集四部书籍，以及方志、族谱等等皆通过各种方式传入朝鲜半岛，成为他们学习和研读的重要典籍，其所收藏的书籍甚至可以补明清之阙。 日本亦如此。在三国时期，中国典籍就开始由朝鲜半岛传入日本。日本《和汉三才图会》载：“晋太康五年，应神十五年(284年)秋八月丁卯，百济王遣阿直岐者，贡《易经》、《孝经》、《论语》、《山海经》及良马。”(23)可见，早在西晋初年百济已将《易经》、《论语》等书籍传到日本，可以确定在此之前中国图书便在朝鲜半岛传布。唐朝时，大批遣唐使来华，加强了彼此往来，日本也借机大肆购求中国书籍。《旧唐书·日本传》载：“开元初，又遣使来朝，因请儒士授经。诏四门助教赵玄默就鸿胪寺教之……所得锡赉，尽市文籍，泛海而还。”(24)可见，日本遣唐使为了购买书籍，甚至将中国王朝所赐财物，也都“尽市文籍”。以后历朝如此，即便官方没有往来，民间贸易，搜罗中国书籍也是他们必不可少的活动。江户时代，往来中日之间的商船不绝，几乎每次日本商船来华，都会购买众多的书籍，就这样将中国各种书籍都传入了日本(25)。 与韩、日相比，越南跟中国的关系更为密切。10世纪前，越南是中国的交州，因而早早就播下了汉文化根基。五代时期开始独立，直到19世纪被法国殖民之前，越南一直是中国藩属国，也长达千年之久。越南多方收集中国书籍，而使行前来采购，也成为越南收集中国书籍的一个重要途径。中国书籍传到越南后，也多被重抄或者刊行(26)。经、史、子、集，无不被越南人所传抄。 大量中国典籍传入周边各国，有些典籍在中国早已不存或不受人关注，但在周边却是非常重要的书籍，即如乔治忠教授对于日本所藏《孔宅志》和曾先之的《十八史略》的研究(27)，就是很好的范例。元朝曾先之编撰的《十八史略》，其基本内容是按朝代、时间顺序，以帝王为中心叙述上古至南宋末年的史事。当时，乃是作为私塾中启蒙性的历史读本，最初篇帙仅为二卷，后不断经人注释、续编，在元明之际曾经流传非常广，并传到朝鲜、日本，成为他们习读历史的重要经典，至今依然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但是在中国清朝以后则几乎不为人所知，至今在中国史学史著作中几乎无人提及。另有些著作，尽管留存于中国，但周边也有各种不同版本，有全编，也有节编，即如明人陈建的《皇明通纪》，不仅明清有各种版本，朝鲜也有许多不同版本，甚至朝鲜英祖国王还指令史官删节此书，刊行《皇明通纪辑要》(28)。将这些不同版本的史著加以比较研究，相当必要。这些史书皆是在东亚视野下可以开展的研究。这类著作还有不少，值得好好发掘。对这样的史书进行考察，既可以弥补中国资料的不足，又可以进一步深化中国史学的研究。 第二，阐明中国史学演进过程。弄清中国史学发展的主流固然极其重要，若忽视周边史学的发展，也将不彻底。周边各国传统史学，皆是在中国史学影响下发展的，朝鲜、日本、越南历史上也是编撰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等体裁的史书。如果不研究这些体裁在周边的演进历程和变化特点，也就无法完整地完成这一任务。朱政惠教授指出：“对中国古代史学的特点和价值问题的探讨，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无法离开对海外中国古代史学研究方方面面成果的探讨。世界上《史记》的翻译本子那么多，美国、法国、俄国、日本、韩国都有，如果我们不去设法厘清世界各种文字的译本和研究文字，《史记》的国际学术影响和地位能弄清楚吗？韩国、日本、越南的古代重要史书，用的都是中国纪传体，你不弄清这些情况，能讲清中国纪传体史学体裁的价值和意义吗？”(29)所言甚是。 东亚汉文化圈中，史学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传统的中国史学对朝鲜—韩国、日本和越南的古代史学有着深刻的影响，几乎每一部重要的中国史籍，都传到了东亚其他国家，并且广受重视，成为他们习读历史的重要典籍，而他们所编修的史书，也基本上效法中国史书体裁。即以朝鲜王朝为例，朝鲜古代史书的主要体裁，完全效法中国史书。曾历事三朝，累官领议政的李宜显(1669-1745)，论当时史书的三种体裁称： 史书其类有三：一曰编年。《左氏春秋传》、司马温公《资治通鉴》……陈建《皇明通纪》……王汝南《明纪编年》……徐居正《东国通鉴》(纪新罗、高句丽、百济、高丽四代)。而朱夫子用孔子春秋笔法，作《纲目》，此则编年之中，立纲分目，又是一例也。宋、元则有东人金宇颙《宋元纲目》，明则有李玄锡《明史纲目》；高丽则有兪市南棨《丽史提纲》，而罗、句、济三国见阙……二曰纪传。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范晔《后汉书》、陈寿《三国志》……是为十七史。又有脱脱《宋史》、宋濂《元史》，皆为余家藏……《明史》则闻彼中方纂修而未就云，然何乔远《名山藏》、邹漪《启祯野乘》，略可考证。东国则有金富轼《三国史记》、郑麟趾《高丽史》。三曰纪事。纪事者，纪一事之始末也。宋袁枢始作《通鉴纪事本末》……明沈朝阳作《纪事本末前编》……明陈邦瞻作《宋元纪事本末》、淸谷应泰作《明纪事本末》，近徐相文重作《朝野记闻》，记国朝事，亦用纪事本末例(30)。 可见，不管是编年体，还是纪传体、纪事本末体，莫不是先论中国史书，再论朝鲜的相关史书，充分说明朝鲜的史书体裁乃是效仿中国的，其史学文化乃中国史学文化的一个分支。朝鲜重要史学家、文学家南公辙博览群书，其论史书体裁曰：“史有二道，编年与纪传也。编年起于《春秋》，而纪传则始自迁创之……编年为谨于法……纪传为详于事，二者皆不可废也。”(31)可见，朝鲜古代史书体裁与中国一样，最为重要的也就是编年与纪传二体。朝鲜史家也充分认识到二者的优点与缺点。高丽王朝金富轼主编的《三国史记》和朝鲜王朝郑麟趾主编《高丽史》是朝鲜半岛历史上“两大官修正史”，莫不是效法司马迁的《史记》。朝鲜半岛上编年体和纲目体史书也比较发达，如《东国通鉴》、《东史纲目》等都是较为重要的编年体和纲目体史书。李朝成宗时期名臣徐居正主编了《东国通鉴》，乃是仿效司马光《资治通鉴》而成的。纲目体史书创始于南宋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在高丽末期，《资治通鉴纲目》传入朝鲜半岛，很多史家效仿纲目体撰写史书。诸如金宇颙《续资治通鉴纲目》、俞棨《丽史提纲》、洪汝河《东国通鉴提纲》、林象德《东史会纲》、安鼎福《东史纲目》，都是重要的纲目体史书。要特别指出的是洪汝河《东国通鉴提纲》，不仅效法纲目体史书体例成书，且在断限和内容等方面还汲取了《史记》的成果(32)。可见，朝鲜半岛史书体裁上是效仿中国史书的，内容与史料上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大约在6世纪前半期，汉字已传入日本，日本人掌握了汉字的音读、训读方法，这时也出现了日本最早的历史书籍《帝纪》与《旧辞》，现两书俱佚失。之后，《古事记》问世，乃日本古代官撰史书，由太古传说起到推古天皇(628年)止，全书3卷，明显受到了中国史学史正统论观念的影响，其目的在于构建从神代到推古天皇的皇位继承体系，“其目的不在于记述历史事迹，而是一部自觉体现正统论中血统观念的史书”(33)。此后《六国史》出现，则是模仿中国史书而编成的官纂史书，即《日本书纪》、《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日本文德天皇实录》、《日本三代实录》，总称为《六国史》，乃是日本奈良、平安时期官方编撰的六部日本国史书。《日本书纪》成书于8世纪，借鉴中国正统思想以说明天皇继承中的正统问题，把天皇叙述为天照大神的后代，有别于其他血统。这种观念“没有中国文化的影响，在当时是不可能形成的”(34)。随后《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日本文德天皇实录》、《日本三代实录》五部史书，继续弘扬《日本书纪》的特点，吸收和继承中国纪传体史书的某些特点。此后，随着日本古代“律令制”国家逐渐衰微，武家势力抬头，修史机构由公家转入武家，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德川幕府时期。 德川幕府成立之初，重视运用各种手段，宣扬自己政权的合法性，同时采用各种方法加强对臣下和诸藩的控制，而编修史书，特别是编修能够品评人物的“纪传体”史书，往往能够达到幕府统治者的目的，因此，德川幕府历任将军，都对编修纪传体史书表现出了与以往其他武家政权不一样的热情，《大日本史》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大日本史》乃是江户时代水户藩编纂的汉文纪传体日本史。明历三年(1657年)德川光圀(1628-1701)在江户水户藩邸设立史局，明治三十年(1897年)基本完成，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出版，历时250年。此书乃日本官修最重要的纪传体史书，在日本史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其采用纪传体，乃多方面模仿中国纪传体史书而编成。为天皇立本纪，效仿了中国纪传体正史为皇帝立本纪；为王侯将相立传，亦是典型地效仿中国纪传体史书的做法。不过，其列传对中国正史既有模仿，亦有变异。如模仿中国正史中的“儒林”、“文学”等传立“文学传”；仿“孝友传”、“孝义传”、“孝行传”等立“孝子传”；仿“忠义传”立“义烈传”等。而此书的《志》根据日本特点，对中国纪传体史书中《志》的体例进行改进，共十志，包括“神祇、氏族、职官、国郡、食货、礼乐、兵、刑法、阴阳、佛事”十类，直到1895年才最终编成。另外，《大日本史》论赞也借鉴了中国的正史。在义例与正统方面，我国古代正统论是应王朝更替而产生的，这与皇统万世一系的日本有着根本差别。故《大日本史》既有模仿中国史书的特色，也根据日本历史的情况有所变通，从而形成自身的特征，最著名的就是“三大特笔”：一是将原被奉为天皇的神功皇后归入《后妃传》；二是为被其叔父大海人(天武天皇)举兵叛乱所推翻的“天皇大友”立本纪；三是在南北朝问题上，裁定南朝为正统。在日本政权分裂的南北朝时期，有讨论正统问题的必要，但其确定政权正统的标准也有异于中国——它以神器和大义名分为标准。所以，“《大日本史》虽借用中国正统正闰之成语，而所谓正统意义，正统标准，则为日本之特殊思想”(35)。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正统论思想传到日本后，在其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发生了变异。 作为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越南古代史书也是在中国史书的影响下生成的，主要采用汉文，编撰纪传体、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史书，其中最重要的编年体史书乃汉文编成的《大越史记全书》，此书是研究越南历史最重要的史书。该书历时二百多年才修成，全书25卷，分外纪全书、本纪全书、本纪实录三部分，是越南历史上最重要的编年体通史。此外，越南阮朝效仿明代，建立了官方撰修实录的制度，现留存584卷《大南实录》，乃是越南阮朝历代皇帝的编年体实录，记录了阮朝历代国王、宗室、贵戚、诸臣、忠义、列女、高僧、逆臣、奸臣等不同类型人物的事迹，涉及近代越南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多方面史料。 因此，朝鲜、日本、越南古代史书体裁，皆是模仿或借鉴中国史书体裁的，无论是官修实录、纪传体、编年体等体裁的史书，还是私修编年体等各类史书，皆是对中国史书体裁的模仿。正是在中国史书的影响下，周边各国才逐渐出现其自撰史书，逐渐形成其史学特色。故不研究周边各国史学的发展状况，就无法深入探究中国史学的演进过程，也无法真正了解中国史学的特色。 第三，揭示中国史学发展规律。中国史学自有特定的发展规律，传到周边各国也会发生一些变化。例如中国史学史上纪传体史书非常发达，留下了丰富的史料，但是在朝鲜半岛却并不发达，只有两部官修纪传体史书，日本与越南纪传体史书也并不多，原因何在？造成这种差异的背后根源如何，皆是值得认真考察的。即以朝鲜半岛为例，朝鲜半岛与古代中国联系最为密切，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史学影响最为深远的地区。韩国古代史学史，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史学史的一个分支，因为在1910年以前，韩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史书都是以汉文写成，且史书体裁、史学思想完全是模仿和学习中国史学的，但是迄今为止，学界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不了解东亚各国古代史学的状况，在某种意义上对于中国史学史的了解也是有缺陷的。透过东亚周边各国古代史学史的研究，某种程度上，可以更为清晰地把握中国古代史学的某些特点，从而更深入地把握中国史学的发展规律。 因此，从完整地完成中国史学史任务来讲，深化中国史学史研究，在东亚视野下进行研究极其必要。 三 东亚视野下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相关问题 东亚视野下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可以拓宽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范畴，推进某些史学问题的研究，具体而言，可以关注下列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系统考察中国史书在东亚历史上的流传与影响(36)。韩国历史上以“慕华”为其文化根基，以中国文化为本位，学习和模仿中国文化，成为朝鲜半岛历史上数千年来文化发展的基本特点。日本与越南，历史上也曾长期以中华文化为模仿对象，从史学上讲，几乎每一部比较重要的中国史书，在周边各国都受到重视。无论是《春秋》，还是“前四史”、《资治通鉴》，一直到清代官修《明史》等史书，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史学文化上，还表现在政治文化和日常生活之中。几乎每一部比较重要的中国史书对东亚周边各国的史学影响，都可以进行深入的专题研究。因而东亚视野下的中国史学史研究，首先将择取重要的中国史书，例如《春秋》、《史记》、《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等对周边各国史学的影响，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揭示中国古代史学深厚的影响力。同时透过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越南等地历史上对中国史学的吸收与变革，反观中国古代史学的特点，可以对中国古代史学某些层面给予新的解说。 即如以《史记》为例，即可看到中国史书在东亚周边的深厚影响。《史记》何时传入朝鲜半岛，已无从考查。不过可知的是，三国时期，《史记》与诸儒家经典就已成为君臣阅读的重要史籍。统一新罗、高丽王朝、朝鲜王朝，历朝历代，莫不对《史记》备加推崇。朝鲜士子，自入学时始便接触《史记》，以后会伴随一生。“所讲书，必先小学，次四书，次六经，间以先贤性理文字及《史记》，年三十以下背讲。”(37)可见《史记》是朝鲜王朝时期乡塾所讲授的书目之一。故而一般士人对《史记》非常熟悉。在朝鲜士人开列的必读书目中，必定有《史记》(38)，熟读《史记》是朝鲜士人的一种基本功夫。《史记》是朝鲜世子培养必读史书，也是国王经筵日讲的重要内容。朝鲜世子的培养非常重要，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习读经史。如何习读经史，孰先孰后，也很关键。朝鲜世子教育中，《史记》是必读书籍，当时有大臣指出“先读《史记》，次读经书，则文理易达”(39)。同样，如同中国朝廷的经筵制度一样，朝鲜王廷的经筵制度乃是大臣定期向国王讲授儒家经典与重要史籍。朝鲜国王要求大臣不仅要精通儒家经典，也要精通中国史书，以备顾问；熟读史书，以备经筵。《史记》是历朝国王经筵中必讲内容。而且大臣往往借讲史之际，联系现实政治，提出参考建议，以便更好地治理王朝。燕山君时期，领事鱼世谦对国王说：“进讲《史记》，欲观古人已行之事，法其善、戒其恶也。”(40)明宗时期，有大臣上疏曰：“自上圣学高明，‘四书’必讲之后，当以《史记》进讲。治乱兴亡，人物邪正之易知者，莫如《史记》。”(41)可见，总是将治国之事与讲《史记》联系起来，这样，使经筵日讲有经世致用之功效。 《史记》何时传入日本，尽管说法不同，但传入日本后，就颇受重视。推古天皇时期圣德太子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将“天皇”一词，移植出来，不再使用“大王”，此后，“天皇”成为日本民族的象征(42)。604年，圣德太子将《史记》的大一统思想引进《宪法十七条》，为大化革新奠定了基础。日本古代教育中，《史记》是重要的教科书。日本古代设有专门讲习学问的“大学寮”，其中设有专门讲习历史的“纪传道”，修习“纪传道”的学生被称为“纪传生”。《史记》是这些“纪传生”的必读之书。“纪传生”学成后，常担任大学头、侍读、式部大辅等要职，成为公卿，直接参与政治活动。亦有部分学生被选派到“撰国史所”，参与日本官方的修史活动。到室町时代，幕府设立足利学校，足利学校中规定“学校不得讲解除《三注》、‘四书’、‘六经’、《列子》、《庄子》、《老子》、《史记》、《文选》之外的其他内容”(43)。可见，古代日本学校对《史记》的重视，在中世武家教育和藩校教育中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因此，透过这种个案的研究，既能深入把握中国史学对周边深厚的影响，更能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史书与史学的价值，从而丰富对中国传统史学的了解。 第二，东亚的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越南历史上像古代中国王朝一样，也有官方和私家两套修史体制，这种体制乃是照搬古代中国而有所变更的，考察这种修史体制的发展变化及其特点，也是深化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方面。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设立史官记录史事的国家，两千多年来，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史官体系，也编撰了数量庞大的官修史书，成为中国史学史上一个极为突出的特点。西周时期，修撰编年体国史已成为官方政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春秋时期，官方记史制度得以发展，周王室与各诸侯国均设有专门史官，记录国家大事。中国先秦时期的史官名目繁多，诸如太史、小史、内史、外史等，各司其职，各记其事，已经有了较为完备的职责分工。汉代开始，有设立史官编纂本朝历史的传统。唐代以后由朝廷设立史馆，选任史官，修撰国史，成为定制。每当改朝换代之际，新王朝通常以为前朝修史的方式来宣示现政权的合法性，这种由朝廷主导的官方修史制度，对周边国家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古代朝鲜王朝中，中国史书的大量流入，刺激了其修史制度的创立。三国时代，新罗和高句丽便已模仿中国修史制度记录王朝大事，百济肖古王时期开始正式编史记事(44)。统一后的新罗对史学相当重视，模仿唐朝建立了修史机构，崔致远、金大问、僧人慧超等人皆曾编成了史书。高丽王朝立国伊始，便模仿唐、宋规模，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史馆制度，设立了春秋馆(45)。史馆常设，为修史工作正常进行提供了制度保障。与史馆建制相对应的是史官设置，“春秋馆置修撰、注簿各一人，检阅二人，后改供奉，正七品，修撰正八品，检阅正九品。又有领馆事、监馆事，首相为之。知馆事、同知馆事，二品以上为之。充修撰官、充编修官、兼编修官，三品以下为之”(46)。可见，由首相监修领馆事，监馆事的制度与唐宋史馆建制非常类似。史官虽名目繁多，但各负其责，分工协作，能有效地保证修史活动顺利展开。在高丽王朝时期，史官品位不高但职责重大，君主言行、百官政绩乃至国家时政大事都需及时记载。高丽王朝亦模仿宋朝建立了起居注制度和为前朝皇帝撰写实录的制度。1314年1月，命政丞致仕闵渍、赞成事权溥“略撰太祖以来实录”，可见此时各代国王都有比较系统的实录记载。1331年9月，“命修忠敬王实录”。1346年10月，又命府院君李齐贤等人“修忠烈、忠宣、忠肃三王实录”(47)。可见，高丽王朝史馆建制完备，撰修实录也成为定制。 朝鲜王朝史馆建制比高丽朝更加完备。1392年7月，太祖李成桂置艺文春秋馆，设史官记录国史。此后逐步完善，形成了“上番”、“下番”两批史官。“下番”史官乃仕于艺文馆。艺文馆乃是“掌制撰辞命，并用文官”(48)，置正七品奉教二员、正八品待教二员、正九品校阅四员，负责编修《承政院日记》。“上番”史官仕于春秋馆，乃是从正三品的修撰官、编修官到正五品、从五品的记注官，他们再以《承政院日记》与“各衙门紧关文书”为基础，加上大臣的上书、谏言以及诸道资料，进行核对，撰成《时政记》。其实，弘文馆的官员兼任春秋馆修撰以下的官职，故而是“上番”史官的重要人员。虽说艺文春秋馆负责编修时政记，实际上，弘文馆等其他衙门的官员也是全力参修。艺文、春秋馆在《时政记》基础上，再编成实录。现在保存下来的《朝鲜王朝实录》非常完备，记录了自太祖到哲宗长达470年的事迹，乃是研究朝鲜王朝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中朝关系最重要的史料之一。此外，各个官厅皆重视史书的编撰，现存各司誊录，即如《备边司誊录》、《承政院日记》等，乃载录本司相关的重要史实，较之《朝鲜王朝实录》更为原始，也更具价值。同时，朝鲜王朝官方也常常组织临时性编修史书，临时设馆，如编修《高丽史》、《东国舆地胜览》等等。官修史书相当频繁，留存史书也相当多，较之中国王朝，对官修史书更为重视。 日本置国史始于5世纪初，当时乃是掌管文书的官员。7世纪圣德太子时期，曾有编修国史之议。大化革新后，设纪传博士，以《史记》、《汉书》、《后汉书》、《昭明文选》等为教本，讲授史学。元正天皇养老四年(720年)，日本仿效中国正史本纪，编成第一部官修史书《日本书纪》，此后日本官撰史书一度停止。平安初期，日本设立“撰日本纪所”，用汉文先后修成五部国史，乃是专仿效中国正史之本纪而编成的官修史书，此后官修史书陷于停顿状态。而日本官修史馆也停废，一直到德川幕府时期，水户藩德川光圀于明历三年(1672年)设史馆，取名“彰考馆”，撰修一部纪传体日本史。明治二年(1869年)，设史料编辑国史校正局，八年，废止，设修史局。二十一年(1888年)，将其工作移交东京帝国大学，设临时编年史编纂挂，不久，又被裁撤。二十八年(1895年)，又加以恢复。可见，相对于中国和朝鲜来说，日本的官修史书并不发达，其官修史馆制度也是时设时废，并无一以贯之的制度留存。这是与中国、朝鲜在官修制度方面的差别。 越南原本为中国郡县，五代时，才开始独立。而其史学的发展，也是此后才有之事。其使用汉字，推行儒教文化，也很注重修史。宣德年间，明军撤退，黎朝独立，即开始国史编撰。越南史学以官方为主，黎朝国王命官员先后编成了《蓝山实录》、《大越史记》、《大越史记全书》。阮朝年间，官方也重视修史，明命元年(1820年)建立了国史馆，编修实录。后又编成一部编年体通史《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可见，越南历史上最重要的史书皆是官修而成的。 因此，在中国官修史学的影响下，朝鲜、日本和越南皆不同程度地重视官方修史。朝鲜最重视史馆制度的建设，自统一新罗开始，一直到朝鲜王朝，官方修史成就最多。日本官修史书不够发达，史馆也时设时废，没有形成一套连续不断的官方修史制度。越南立国较晚，但自黎朝开始，官方就特别重视修史，并且编成了一批史书。可见，朝鲜、日本、越南，其官修史书制度都或多或少受到中国修史制度的影响，不同程度上有继承，有变化，但都是中国史馆制度所影响的产物。 第三，日、韩、越三国古代史书体裁与编撰原则都是模仿中国史书的，考察其如何学习和效仿中国史学的，也是一项重要的内容。历史上域外人士用汉文书写的史籍，数量十分庞大，即以朝鲜半岛为例，朝鲜王朝世宗年间(1446年)颁布《训民正音》，创立谚文，才有自己的文字。其最初目的，并非以谚文取代汉字，而是用谚文去更准确地阅读汉字，纠正汉字的读音，实际上就像汉语拼音，所以一直到朝鲜王朝被日本吞并，官方与民间正式的文书、著作、书信、碑刻等资料，皆是汉文的，这样也就提供了非常庞大的资料。这些资料现在大部分都得以刊行，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史非常重要。朝鲜王朝留存下来许多官修史书，《李朝实录》、《备边司誊录》、《承政院日记》、《日省录》等等；还有大量的朝鲜历史上自编的史书，例如《三国史记》、《三国遗事》、《高丽史》、《高丽史节要》、《增补东国舆地胜览》等等，十分繁多。这些，足以给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史学史提供丰富的资料。 日本历史上汉文书籍也非常庞大，尽管他们很早就有假名，也很早就用假名写书记事，汉文资料不如朝鲜历史上汉文资料重要，但是也极其丰富，像《日本书纪》、《续日本书纪》、《大日本史》等等。越南有《大越史记全书》、《大南实录》等等，皆是我们研究的重要资料。被誉为韩国历史上的“两大正史”金富轼《三国史记》与郑麟趾《高丽史》，日本的《大日本史》，越南的《大越史记全书》等，皆是效仿《史记》等中国纪传体史书的代表作，因而择取日、韩、越等比较重要的史书进行专题研究，即可深入地了解日、韩、越古代史学的特色，进而可与中国古代史学比较。司马光《资治通鉴》、朱熹《资治通鉴纲目》，亦成为日、韩、越编修编年体与纲目体史书的范本。因而分析其如何学习以及在哪些方面作了改进，原因何在，皆可扩展中国史学史的研究。 第四，日、韩、越三国历史上在学习中国史学的同时，还编修了许多中国历史的著作，这些史书既是日、韩、越三国史学史的一部分，也可以说是中国史学史域外影响的重要部分，因为其史料来源、史书体裁、史学思想等等全都来自中国史书，研究其历史上所作的中国史学著作，对其史料、体裁、体例等问题的研究，考察其在哪些方面进行了取舍，从而与中国史学进行比较，也是东亚视野下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即如朝鲜王朝曾编修了四十多种宋、明史书，如朝鲜正祖御撰《宋史筌》、《宋史提要》，李恒老编《宋元华东史合编纲目》，李玄锡《明史纲目》，金堉《皇明纪略》等等，皆值得进行深入研究(49)。日本、韩国历史上也曾编过中国史书，这些皆是值得探讨的论题。 总之，东亚视野下的中国史学史研究，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有丰富的汉籍史料为基础，而迄今为止，尚缺乏系统研究，是一个有着无限潜力的领域，可以拓展和深化中国史学史研究。 注释： ①参见杨翼骧审定，乔治忠、姜胜利编著：《中国史学史研究述要》，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4～33页。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1～24页。瞿林东编：《中国史学史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②魏楚雄、俞新天：《译者序》，卡尔·亚斯贝斯著，魏楚雄、俞新天译：《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③西嶋定生：《東アツア世界と日本史—關連諸學からのアプロ》，雄山閣刊《歷史公論》，1975年1月～1976年11月连载。 ④卡尔·亚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第14页。 ⑤张伯伟：《域外汉籍研究入门》，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 ⑥即如日本关西大学的大庭脩教授对于江户时代传入日本的中国书籍的研究，出版了《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王勇等译，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北京大学严绍璗教授也有非常重要的成果，如《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钩沉》，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⑦⑨参见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78、279页。 ⑧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主编：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中文译本为《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杜继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⑩参见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从周边看中国》，中华书局2009年版。 (11)参见张伯伟：《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中华书局2011年版。 (12)参见乔治忠：《论中国史学史的学术体系》，乔治忠：《中国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7～8页。 (13)参见王勇等著：《中日“书籍之路”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陈坚、王勇主编：《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大庭修著，戚印平等译：《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4)《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658页。 (15)孙卫国：《传说、历史与认同：檀君朝鲜与箕子朝鲜历史之塑造与演变》，《复旦学报》2008年第2期。 (16)《北史》卷九四《高句丽》，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115～3116页。 (17)《旧唐书》卷一九九上《东夷·高丽传》，中华书局1975版，第5320页。 (18)金富轼：《三国史记》卷九《新罗本纪》，汉城保景文化社1986年版，第112页。 (19)刘兆祐：《宋代向高丽访求佚书书目的分析讨论》，《第三届中国域外汉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版。 (20)朴周锺：《东国通志》卷一六《艺文志》，汉城太学社1986年版，第3册，第10页。 (21)《朝鲜太宗实录》卷六，太宗三年十月辛未，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刊1960年版，第1册，第281页。 (22)《朝鲜成宗实录》卷五六，成宗六年六月壬午，第9册，第232页。 (23)寺岛良安：《和汉三才图会》，大坂冈田三郎右卫门1713年刊本。 (24)《旧唐书》卷一九九《日本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341页。 (25)参见大庭修著，戚印平等译：《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6)参见陈益源：《清代越南使节在中国的购书经验》、《中国汉籍在越南的传播与接受》，陈益源：《越南汉籍文献述论》，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86页。 (27)参见乔治忠：《〈十八史略〉及其在日本的影响》，《南开学报》2001年第1期。《〈孔宅志〉其书以及相关的历史问题——日本现藏孤本〈孔宅志〉发覆》，《求是学刊》2006年第5期。 (28)参见孙卫国：《〈皇明通纪〉及其续补诸书对朝鲜之影响》，《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2期。 (29)朱政惠：《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新思考：与海外中国学研究关系的讨论》，《安徽史学》2011年2期。 (30)李宜显：《陶谷集》卷二八《陶峡丛说》，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刊：《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181册，1996年版，第438页。括号中的文字，原文乃小字，以作说明。 (31)南公辙：《金陵集》卷一一《史圈序》，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刊：《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272册，2000年版，第215页。 (32)洪汝河：《木斋家塾东国通鉴提纲凡例》，洪汝河：《东国通鉴提纲》，汉城丽江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第529页。 (33)(34)乔治忠：《论中日两国传统史学之“正统论“观念的异同》，《求是学刊》2005年第2期。 (35)梁容若：《中国文化东渐研究》，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6年版，第233页。 (36)参见孙卫国：《中国史学对东亚史学的影响与交流》，《历史教学问题》2012年第4期。 (37)李縡：《陶庵集》卷二五《龙仁乡塾节目》，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194册，1997年版，第540页。 (38)赵翼：《蒲渚先生集》卷二十《致知》，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85册，1997年版，第354页。 (39)《朝鲜中宗实录》卷五五，中宗二十年八月乙未，第16册，第442页。 (40)《朝鲜燕山君日记》卷二五，燕山君三年七月戊午，第13册，第258页。 (41)《朝鲜明宗实录》卷七，明宗三年四月己巳，第19册，第589页。 (42)参见覃启勋：《〈史记〉与日本文化》，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43)川瀬一马：《足利学校の研究》，日本讲谈社1974年版，第32页。 (44)《三国史记》卷二四《百济本纪》，汉城保景文化社1986年版，第246页。 (45)(46)郑麟趾：《高丽史》卷七六《百官志》，汉城景仁文化社1972年影印本，第546、568页。 (47)郑麟趾：《高丽史》卷三四、三七，第435、476页。 (48)崔恒等撰：《经国大典》卷一《吏典》，日本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71年影印本，第54页。 (49)参见孙卫国：《朝鲜王朝所编中国史书》，《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