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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全球史的中国史研究 王永平 《历史研究》 2013年第1期 全球史 （global history）兴起于20世纪下半叶，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史学流派之一。自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全球史传入中国以后，在中国史学界也引起巨大反响，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全球史，并有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借鉴全球史的理念与方法来研究历史，在传统研究范式中取得创新。然而，方兴未艾的全球史在中国主要还是受到世界史和史学理论研究者的青睐和欢迎。与他们热烈谈论和倾心引介全球史的热情相比，全球史在中国史研究者中却显得相对冷清，鲜有回应。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局面？全球史与中国史研究有关系吗？在我们的中国史研究中需要全球史吗？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 一、中国史与世界史学科的分立 在中国的历史学研究领域中，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分立是一个既成事实：世界史首先是除中国史之外的地区与国别史，其次才是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历史；而中国史则主要是以历代王朝兴衰和社会变迁为线索的断代史和各种专题史的分解与整合。中国的历史学研究者也都很注重这种学科的划分和自己身份的认同，除了极个别学贯中西的权威和大家，大多数学者都会划地为牢，自觉站队，给自己贴上 “我是研究中国史的”和 “我是研究世界史的”标签，形成两个研究内容完全不同的 “学术圈”。如果不这样，就好像是一个没有 “组织”和不被圈内人认同的“学术盲流”一样。这种状况的形成既有历史学科本身发展的原因，也是现实需要的考量。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分立，产生很多弊端，如以研究中国古代史见长的何兹全早就指出 “在我们的历史知识中，中国史和外国史挂不上钩的情况是比较普遍的”，“搞中国史的不问世界史，搞世界史的很少搞中国史”，以致所谓 “世界史”讲的是中国史以外的世界史。所以他大声疾呼“我们需要包括中国史的世界史”。[①]这种人为割裂的现象造成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学者不大了解中国史，而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也不太熟悉世界史的状况。虽然研究者可以通过大量阅读中国史和世界史的论著来弥补自己相关专业知识的不足，但是由于两个学科的分立，使得研究者的专业意识与学科方向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事实上造成了他们对对方专业知识的了解难免浮光掠影，学术视野狭窄，要么言必称希腊、罗马，要么只知有汉唐而无论世界，所谓培养具有学贯中西、胸怀世界的通识型人才的目标往往流于空谈。 诚然，多年来中国史学界也在不断呼吁构建新的世界历史学科体系，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在世界通史的编纂中加入中国史的内容，并在这方面进行了不懈努力和长期实践，涌现出了一批重要的世界通史著作，取得和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但是，在编写世界史时，如何处理中国部分迄今仍然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刘新成就提出： “在把中国史纳入世界史之后，‘世界史’中的中国史和中国史本身应该有什么区别？”[②]另外，即使是在世界史著作中加进了中国史及其相关的内容，世界史与中国史往往还是 “两张皮”，很难真正融会贯通。因此，如何克服二者之间的分立所带来的诸种困惑，从而建立起一种真正的有机结合，全球史的探索可以说为历史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富有启发意义的理论思考和实践价值。 二、比较与融通：全球史研究中的中国史 全球史的兴起不仅为历史学的研究带来了新视角，而且还为历史学家观察人类社会和历史提供了新方法。许多全球史史学家都以独特的视角和方法对中国史给予了特别关注和重新解读，如斯塔夫里阿诺斯的 《全球通史》、麦克尼尔的 《西方的兴起》以及本特利、齐格勒合著的 《新全球史》等，都将中国史的研究纳入全球范围加以考察，强调跨国界、跨地域范围的比较与借鉴、互动与关联，使中国史研究具有新的广度与深度。也有学者吸收全球史的观念与方法，用以研究中国历史，产生了新的成果，如在区域史研究中，滨下武志在 《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等论著中，把中国放在东亚或整个亚洲的空间范围内进行审视，从新的角度对历史上的中国以及亚洲与欧洲关系进行阐释。[③]在社会经济史领域，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④]王国斌的 《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⑤]弗兰克的 《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⑥]等论著，以全球视野为参照系，交互比较中西发展道路的歧异，将中国置于世界历史的发展之中，强调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揭示了中国历史独特的发展逻辑。在环境史研究中，庞廷的 《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⑦]贾雷德·戴蒙德的 《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⑧]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⑨]等论著，将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放在世界环境变迁中考察，从环境因素、人类活动和环境意识的角度发现了中国与世界环境变迁的许多共性与特性。 在西方，关注、研究中国历史、文化有着悠久传统，并形成了一门国际性的显学———汉学，或称中国学。汉学的产生和发展，伴随着近代西方的崛起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海外殖民扩张而展开，又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普遍发展有关。一般认为，汉学萌芽于16—17世纪来华传教士的著述当中。到19世纪初，汉学正式形成。汉学以整个中国为研究对象，内容涉及中国的方方面面，举凡中国的历史、社会、政治、经济、民族、语言、文学、哲学、宗教、科技等等，都在汉学家考察的范围之内。迄今为止，国际汉学已经取得丰硕的成果，涌现出来一批杰出的汉学家。与西方汉学相比，全球史研究中的中国史究竟与它有什么不同呢？ 首先，在研究视角和研究理论上，汉学家们不太注重理论建构，但他们却擅长从微观史学的角度对中国历史与文化进行详细的考察与论证，如劳费尔的 《中国伊朗编———中国对古代伊朗文明史的贡献，着重于栽培植物及产品之历史》、[⑩]谢弗的 《撒马尔罕的金桃》 （中译本改称《唐代的外来文明》）、[11]谢和耐的 《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等，[12]都是这方面的名著。但是，“这种片面方法导致的结果就是造成了一个拥有大量信息但研究领域零碎、狭隘的学科。”[13]而全球史史学家则习惯于从宏观视角审视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互动与关联，把 “全球视野”与 “区域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创造出了 “小地方—大世界”的研究范式。[14] 其次，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资料上，汉学家们大多精通多种语言文字，尤其是汉语，甚至藏语、梵文、突厥文、吐火罗文等运用甚少或是已经不用的 “死文字”，因此他们特别注重将语言学与文献学相结合来观察中国历史，尤其是随着近代考古学的发展，大量中国文献与文物的出土与发现，如甲骨文、金文、敦煌文书、汉简、碑刻、档案、图像、域外汉籍等，更是为汉学家们的研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料。而全球史史学家则重视吸收和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运用跨学科、跨地域和横向联系与比较研究的方法，将中国史放在全球史的大背景下来进行考察。在研究资料的选取上，全球史史学家既注重从中国的历史文献入手，又注重发掘其他语言文字中的相关记载，从横向比较与互证分析中发现它们的关联性。如麦克尼尔在撰写 《瘟疫与人》时，“为了尽力发掘中国的瘟疫史料”，将公元前243年直到1911年的资料 “整理成一个详细的附录”，并 “结合黑死病时代及其此后亚欧大陆其他地区的情形”，由此考察 “瘟疫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15] 第三，在研究内容和研究侧重点上，汉学家们大多从 “中国中心论”的角度出发，习惯于将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叙事单位来进行论述，重视从中国历史与文化自身发展的状况来进行研究，虽然他们对发生在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交往或碰撞给予了足够的关注，但对那些超越民族与国家界限的交流与互动却重视不够。在实际研究中，注重细节描述和具体历史事件的实证研究，与中国传统学术中注重名物、训诂与考据之学有某些相通与类似之处，这样就使得历史研究变成一堆碎片式的累积。全球史史学家则从跨文化互动的独特视角出发，将中国历史置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相互交往体系与网络当中，进行一种鸟瞰式的全景描述。如威廉·麦克尼尔与约翰·麦克尼尔在 《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中就认为：“人类历史上处于中心位置的，是各种相互交往的网络。”[16]他们正是将中国历史置于其所编织的这张“人类之网”中来进行考察的。又如滨下武志在 《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中也考察了与中国相关的各种各样的 “网络”，如 “海上网络”、“通商口岸网络”、“海外金融网络”以及交错的 “印度网络”与 “华人网络”等等。[17] 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问题时，非常关注中西交流与中外文化的比较研究，并从中找寻 出中西文明交流与互动的蛛丝马迹。如夏德的 《中国与罗马东部》 （中译本改称 《大秦国全录》）、[18]赫德逊的 《欧洲与中国：从古代到1800年的双方关系概述》、[19]梯加特的 《罗马与中国：历史事件的关系研究》、[20]让－诺埃尔·罗伯特的 《从罗马到中国：恺撒大帝时代的丝绸之路》等。[21]这些论著已经突破传统汉学研究的观念与范畴，具有一种独特的 “世界性”视野。例如梯加特的研究视野十分开阔，他在做了大量分析、比较之后发现：“在罗马帝国的盛衰期，其本土及北境、东境经常遭受蛮族的进攻、骚扰，而这类 ‘侵扰’，以及罗马帝国主动发起和被动接受的诸多战争，又往往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中国对西域地方的经营及政局变化的影响。”[22]这说明至少在两千年前东西方世界已经 “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交往体系”。[23]这样一些研究已经与后来出现的 “全球史”研究有某种相似之处。 三、中国史研究中需要全球史吗 在中国史研究领域中，如何引进和运用全球史的理念与方法，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话题。有学者就呼吁 “在全球史中重新思考中国”。[24]事实上，“全球史观的兴起也影响着当前中国史学的路向”。[25]近年来，有些中国史研究者已经开始尝试在全球史视野下重新审视中国历史，涉及众多领域，如基础领域有全球史观下对中国史教学、中国史学科建设等方面的反思；还有学者对 “全球史观”与中国史研究的相关领域进行了思考，如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范围的拓展、中国城市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国环境史研究、中国教育史研究，等等。此外，在中国史研究中，运用和借鉴 “全球史观”来开展具体问题的研究也有成果问世。因此，在当今世界联系日益紧密的大环境之下，全球史如果缺乏中国史就是不完整的，而在中国史的研究中也迫切需要了解和引进全球史。 在中国史研究中，虽然 “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几乎没有市场，但我们也要反对和警惕狭隘的 “中国中心观”的膨胀。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国内持续高涨的 “李约瑟热”，到热捧美国学者柯文撰写的 《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26]都是这种思维的反映。具体到中国史的研究中，通常也会在不经意间贯彻这种历史观。如过分强调中华文明的独立发展道路和在东亚文明中的中心地位，陶醉于中国古代的各种发明创造和在世界史上的领先地位，动辄就以 “我们古已有之”来回应世界新生事物和新兴潮流的诞生与出现，而忽视域外文明的存在及其影响，结果导致盲目排外与妄自尊大情结在社会上时有泛滥。这样就很容易形成一种“中华文明优越论”的感觉。所以有的学者明确指出：“‘中国中心论’也不对”。[27] 无论是 “欧洲中心论”，还是 “中国中心观”，都是一种有失偏颇的狭隘历史观。我们只有在历史研究中，将中国史真正放在全球史的大背景下来把握，才能更好地理解不同时期中国历史进程和世界其他地区历史进程的相互联系和区别，也才能更正确地理解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中国史研究中，向来有重材料、轻方法的倾向，并且近年来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当年陈寅恪、傅斯年等曾主张将语言学与历史学结合起来，运用多种多样的语言研究问题，努力发掘新的史料，将研究视野从中国拓展到 “四裔”乃至世界。但是，这样一种学术传统似乎早已被淡忘了。我们在强调中国史研究中引进全球史，并不是要否定传统中国史的研究，只是希望在中国史的研究中注入一种新的研究理念和方法，开拓新的研究课题和领域，不断发展和深化我们的中国史研究。 有的学者担心在全球史潮流中，国别史是否还有意义？[28]其实大可不必，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全球史要求打破各自孤立的地区———国别史的藩篱，也不能继续作为地区———国别史的堆积。但迄今为止的全球史最重要的层级、分析研究全球史的最重要单位，仍然应当是‘国家’（nation－state，包括多民族的国家和单一民族国家）。”[29]“全球史学不能完全代替旧的国别史，但它的确丰富了传统世界史的视角和方法，扩展了我们的历史视野，使我们注意到跨越民族、国家和文化区域间的人口迁移、帝国的扩张、技术转移、环境变迁、文化宗教和思想的传播、经济的波动等等对全球历史的影响和意义。”[30]这样一些问题也正是在中国史研究中，需要开拓和挖掘的新课题和新领域。 在中国史研究中，中外关系史、中外交流史和中西交通史向来是研究的重要内容。但在叙述方法上，往往是以国家为单位分别说明其纵向发展后，再单独叙述同一时期中国与其他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结果造成 “纵向描述与横向描述两张皮的现象”； “而 ‘全球史观’着眼于不同文化之间的 ‘互动’，着重阐述不同文化之间互相影响的形式和内容，重心放在建立相互联系的 ‘过程’上面”，“以互相关联的 ‘网络’为单位，同步说明该地区的纵向和横向发展”。[31]全球史史学家认为互动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社会发展源自变化，而变化的起点是接触外来新事物。对新事物的取舍过程就是传统的蜕变过程，尽管社会对新事物通常并不抱欢迎态度，但抵制新事物的结果同样导致社会变化。[32]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互动”也是中国社会发生变化与进步的动力。全球史史学家认为：“世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自远古时代就已经开始。世界上没有一个文明可以孤零零地存在而与外界毫无关系。”[33]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在中国史研究中较多地强调东亚地理环境的相对封闭和中华文明的独立发展道路，以致造成了一个只有在汉代张骞通西域之后中国才与世界发生联系的错觉。本特利 （Jerry·H·Bentley）曾经指出：“尽管在中国和印度、西南亚之间存在高山和沙漠的阻隔，贸易网络还是早在公元前3千纪的时候就把中国与西方和南方的大陆连接起来了……古代中国也是在一个彼此影响、彼此交流的世界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贸易、移民和中国农业社会的扩大，促进了东亚和中亚各民族彼此之间正常关系的发展。”[34]也就是说中华文明早在五千年前就与世界上的其他文明发生了联系，张骞通西域只不过是古代中国开始大规模探索与了解世界的一大壮举。 然而，长期以来在中国史的研究中，国内外学者在论及丝绸之路的开通时，大多只强调张骞西域之行的贡献。其实，在世界古代文明史上，这也并不是一件完全孤立的历史事件，早在此前约二百年，希腊—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发动的东征，就到达了中亚的巴克特里亚 （大夏）和南亚的印度河流域———此后张骞才到达这些地区。也就是说， “就丝绸之路的全线贯通而言，亚历山大东征和张骞通西域都发挥了同样的历史作用”。[35]假如我们在中国史的研究中，能够将张骞通西域与亚历山大东征联系起来，就能更好地理解这一时期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不同人群之间渴望 “相遇”及其所产生的文化影响，这也正是全球史史学家所要表达的一种 “互动模式”。 在中国史研究中，佛教东传也是一件大事。佛教大约是在两汉之际从印度传入中国的 “新事物”，由于佛教是一种外来的异质文化，它在初传入华时，曾经产生过严重的水土不服现象，受到本土文化的强力排拒，甚至酿成 “三武一宗灭佛”的激烈冲突。尽管中国社会对佛教这一外来 “新事物”并不抱欢迎态度，但抵制它的结果同样导致中国社会发生了变化。佛教为了尽快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开始了中国化或本土化的过程。经过与本土文化的排拒、吸纳、依附、融汇，最终演化为中国化的佛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唐宋巨变中，理学的兴起与道教的变化就都受到佛教的影响。因此，中国社会对佛教这一外来 “新事物”的吸收、取舍过程本身也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蜕变过程。 另外，在中国史的研究中，还有一个非常容易被忽视的历史现象，就是 “胡化”问题。在我们的研究中，一提到少数民族 “汉化”问题，通常就会大讲特讲，认为这是一种社会进步现象；反之，一提到 “胡化”问题，就会有意回避或者干脆不提，认为它与历史的 “倒退”，或者与野蛮甚至落后相联系。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与偏见。在全球史视野下，“汉化”固然是历史发展的主旋律，但 “胡化”也不容忽视，它曾经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产生过重大影响，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汉唐社会胡气氤氲———胡服、胡食、胡音、胡乐、胡舞、胡骑、胡俗———盛极一时。这种 “胡化”现象甚至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还有反映。假如我们在中国史研究中，能够将 “汉化”与 “胡化”现象结合起来，就能更好地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共生共存的包容格局。 当然，现在讨论全球史观对中国史已经和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还为时过早。全球史观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视野空前开阔、思维空前开放的看待历史的全新视角与方法，它所致力于通过跨学科、长时段、全方位地探讨和关注人类生活层面的相互联系与互动，尤其是关注跨越地域和种族的互动与交流，诸如人口的迁移、疾病的传播、帝国的扩张、生物的交流、技术的转移、思想、观念和信仰的传播以及自然生态环境的变迁等等问题，都是我们在以往的中国史研究中所忽略的一些重要历史现象。如果我们能够真正将全球史观应用和贯穿到中国史研究当中，那将为我们的研究范式带来重大改观。 [①]何兹全：《我们需要包括中国史的世界史》， 《光明日报》1984年3月14日，收入 《何兹全文集》第2卷 《中国史综论》，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961—963页。 [②]刘新成：《〈全球史评论〉发刊词》，《全球史评论》第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3页。 [③]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朱荫贵、欧阳菲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④]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⑤]王国斌： 《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李伯重、连玲玲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⑥]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 [⑦]克莱夫·庞廷： 《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王毅、张学广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⑧]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谢延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 [⑨]威廉·Ｈ．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余新忠、毕会成译，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年。 [⑩]劳费尔：《中国伊朗编———中国对古代伊朗文明史的贡献，着重于栽培植物及产品之历史》，林筠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 [11]爱德华·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12]谢和耐：《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耿昇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13]夏继果：《理解全球史》，《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1期。 [14]刘新成：《〈全球史评论〉发刊词》，《全球史评论》第1辑，第3页。 [15]威廉·Ｈ．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中文版前言”。 [16]约翰·Ｒ．麦克尼尔、威廉·Ｈ．麦克尼尔：《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王晋新、宋保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页。 [17]滨下武志： 《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王玉茹、赵劲松、张玮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18]夏德：《大秦国全录》，朱杰勤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 [19]Ｇ．Ｆ．赫德逊：《欧洲与中国》，王遵仲、李申、张毅译，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 [20]弗雷德里克·Ｊ．梯加特：《罗马与中国：历史事件的关系研究》，丘进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 [21]让－诺埃尔·罗伯特：《从罗马到中国：恺撒大帝时代的丝绸之路》，马军、宋敏生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22]弗雷德里克·Ｊ．梯加特：《罗马与中国：历史事件的关系研究》，“译者前言”。 [23]丘进：《中国与罗马：汉代中西关系研究》，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第207页。 [24]艾尔曼：《在全球史中重新思考中国》，《解放日报》2010年6月18日，第19版。 [25]程美宝：《全球化、全球史与中国史学》，《学术研究》2005年第1期。 [26]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27]林甘泉：《“中国中心论”也不对》，《北京日报》2007年1月22日，第19版。 [28]葛兆光：《在全球史潮流中国别史还有意义吗？》，《中国文化》2012年第2期。 [29]董正华：《论全球史的多层级结构》，《贵州社会科学》2011年第11期。 [30]何平：《全球史对世界史编纂理论和方法的发展》，《世界历史》2006年第4期。 [31]刘新成：《“全球史观”与近代早期世界史编纂》，《全球史评论》第1辑，第23—39页。 [32]刘新成：《互动：全球史观的核心理念》， 《全球史评论》第2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3—12页。 [33]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文明之间的交流与现代史学的走向———一个跨文化全球史观的设想》，《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34]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上册，魏凤莲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8—135页。 [35]杨巨平：《亚历山大东征与丝绸之路开通》，《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