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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 史学理论研究 2013年第1期 据一线从事研究的年轻朋友说，新文化史不仅在西方史学界方兴未艾，成果辉煌，即便在中国，经过短短二三十年的发展，也已成为史学界令人瞩目的新兴学科，取得了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成果。这当然是学术界的喜讯。想起二十多年前的所谓“史学危机”，真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梦幻。 什么是“旧文化史”? 差不多三十年前，1983 年，我从安徽大学历史系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导师为方行、朱维铮。方行先生是新四军老革命、文化人，1949 年之后长期负责上海市文化工作; 朱维铮先生此时还没有解决职称问题，因而请方先生挂名，实际指导都是朱先生。我报考的这个专业为专门史，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化史”。据说，这是 1949 年之后，可能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文化史”的名义招生。这是我与文化史结缘之始。尽管是“第一次”，但从新文化史立场看，我所学的文化史，肯定属于“旧文化史”，或“旧的”文化史。 安徽大学由于地理环境制约，与外界交往不多，适合读书。我在安徽大学历史系，基本上就是按照旧的学科体制、学科分类一本一本地读。封闭的好处是心无旁骛，有机会潜心阅读。在那短短四年，我有计划地读完了后来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必备的基础著作。读书之外，大致按照传统学科分类，诸如到哲学系听中西哲学史，到中文系听中国文学史的课程。我们那时候，根本不知道会有一门课叫文化史，更不知道后来还会有“新文化史”。 到复旦大学就不一样了。朱维铮老师上来就告诉我，1949 年之后，中国就再也没有以“文化史”命名的书或课。现在是百废待兴，文化史一定会在不太长的时间里成为一门显学。事实也确实如此。我在复旦那几年，朱维铮老师和学术界同仁合作，召开中国文化史研究座谈会、“中国传统文化再估计”国际研讨会; 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专家合作编辑《中国文化》研究辑刊，交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与国内外学术带头人合作，雄心勃勃仿照王云五，编辑“中国文化史”大型丛书，交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并很快就出版了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 1987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有平、精两种版本) 、葛兆光的《禅宗与中国文化》、周振鹤、游汝杰的《方言与中国文化》等书，这些著作不仅构成 80 年代中国学术短暂繁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用事实表明中国文化史研究在一个并不太长的时间里确实获得了复苏，文化史必将成为一门显学看来也是指日可待。 三年的研究生生活很快就结束了。毕业了，分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专业对口，所学正所用，非常难得。此时的文化史研究室主任为丁守和教授。丁先生也是 80 年代文化史起步的创建者之一，因而我也就追随丁先生进行了一些比较广义的文化史研究。此时的文化史还没有分出新与旧，大家就是在文化史的名目下工作。那几年，追随丁先生编写过《中华文化大辞典》、《中国现代文化丛书》，参与主办过几次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顺势成立了“中国现代文化学会”，试图借此推动中国文化特别是现代文化的研究。 进入 90 年代，丁先生从研究室主任职务上卸任，刘志琴先生接替。刘老师是我的导师朱维铮的同班同学，也是 80 年代文化史研究的弄潮儿之一。刘老师的学术敏锐非常突出，她在那时及时地向学术界介绍新文化史研究，提倡、鼓励从事新文化史研究，将新文化史研究规范为“社会文化史”。这个概念虽说一直受到一些人的非议，却相当准确地描述了新文化史的概念、范畴和意义。 根据近二十年传进来的新文化史定义，所谓新文化史，其实就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是将社会的和文化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去研究，因而被称为新文化史，或被称为“社会文化史”。据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成果积累，以社会文化史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史研究已经受到学术界普遍关注与认可，是一门可以独立发展的新兴学科。回望过去三十年，我不自觉地介入了从“旧文化史”到“新文化史”的全部过程，我不知道自己的研究究竟属于新，还是属于旧，但我还是想说说新旧文化史的转换，以及我对新文化史的看法。 20 世纪 80 年代我们刚刚恢复对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时，毫无疑问，我们所说的文化史是旧文化史，旧的文化史强调大文化的分门别类，强调文化的拼盘或多学科组合，记得在 80年代和稍后出版的几种中国文化史，大致都在因袭老一代历史学家诸如柳诒徵、吕思勉等在 1949 年之前的作品，在时间上贯通古今，在门类上触及典章制度、思想学说、宗教习俗、风土人情、文学艺术，比较考究或理论素养比较高一点的作者或在这些内容之外增加一个导言，解释一下什么是文化史、文化史的研究对象是什么、中国文化的地理环境、形成机制、中外文化交流、外国文化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等。按照这个思路写作且比较优秀的作品，现在还能记住的有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合著的《中华文化史》，阴法鲁等人的《中国古代文化史》等寥寥几种。这些作品显然都属于“旧文化史”或“旧的文化史”范畴。 这些以“文化史”命名的作品给 80 年代的中国知识界以全新的感觉，毕竟很多年大“革”文化的命，文化好像都成了有害的东西，现在重提文化史的研究，政治上的立意当然有对阶级斗争为纲的反感、批判与超越，从研究内容或研究视角上说，也确实让大家耳目一新，不再像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史那样抽象、枯燥和乏味。我们那个时候也用大量时间去阅读一般学术史、思想史之外的东西，尤其是艺术门类中的戏剧史、舞蹈史、音乐史等，不管懂不懂，研究一般文化史的年轻一代都觉得应该这样做，应该了解这些学问。前面提及的大型《中国文化史》丛书，朱维铮、庞朴等先生当时的设计就有《士与中国文化》、《禅宗与中国文化》、《方言与中国文化》、《道教与中国文化》、《佛教与中国文化》、《园林与中国文化》、《雕塑与中国文化》等。那时有一个调侃的说法是: “文化是个筐，什么都能装。”如果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实际上还是各个既成学科的拼盘，即便稍具理论色彩的《中国文化史导论》，也不过是对各个既成学科的综述，中国文化史由此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似乎根本不可能。 什么是新文化史? 或许是因为“旧文化史”没有办法真正从文化的视角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因而稍后有“社会文化史”或“新文化史”的兴起。从学术传承内在理路说，新文化史肯定是接续旧文化史而来，其问题视角，解决问题的思路，显然也都是对“旧文化史”或“旧的文化史”的批判性反省，是“后现代思潮”对“现代化思潮”批判性的反省与重构。 在后现代思潮影响下，新文化史批判性地回望传统的文化史研究的问题与困境，以为传统的旧文化史研究只是“文本本身”研究的结果，而不知道和不注意文本本身的形成过程。在新文化史家看来，过程比结果重要，过程比结果更精彩，因而新文化史借用后现代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模式，甚至借用后现代所提供的语言及分析模式，以再现、实践、相对性、叙事、微观等，作为其最常用的语言要素。 根据新文化史家的分析，旧的文化史对结果的研究和重视，只是对最终事实的研究，即对已经成为事实的惟一可能性的研究。这种研究，对于思想家或学术型人物而言，这个最终事实就是思考的文本化成果。新文化史所强调的过程研究，更多地强调对文本化结果的探索，强调思考过程的研究。换言之，新文化史不满足于看到最终事实，而且通过对过程分析，探究事物发展演变的多种可能性。相对于旧的、传统的文化史研究，新文化史比较彻底地改变了提问方式，不再以追究事实真相为历史研究的惟一目的，而是通过对历史过程的分析归纳，联想起一切能够联想起来的物、事，重建过程，而不是揭示结果。 新文化史与传统历史学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不同，是对历史学使命感的消解。新文化史通过语言学转向，强调历史学的叙事意义和功能，而不是像过往新史学强调历史意义、经验和教训，不再以借鉴、资治、教化作为历史学的使命。在新文化史家看来，讲述一个好的故事，一个全然不同于他人讲述的全新故事，就是历史学的全部目的，而不是从这个故事、这个讲述中去获取什么经验，什么启示，什么教训，更不存在道德的镜鉴、政治的得失。故事，就是新文化史的目标; 叙事，就是新文化史的手段。 很显然，如果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新文化史，那么新文化史的方法、手段，很可能受到了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的启示，是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交融。社会学和文化学、人类学与历史学面对同一研究对象时，这几个学科所运用的工具，所采取的表达方式明显有别。比较成功的研究成果，在发布的当初有社会学、人类学的意思，其实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也就构成了历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明显的历史学或新文化史的色彩。 从学术史的向度说，中国传统历史学具有很好的叙事传统，不论是经孔子手订的《春秋》，还是孔子后学整理的《春秋三传》，虽说《公羊春秋》比较多一点道德说教，但他们大致上都比较重视叙事，注意讲一个不一样的动人故事。这个传统到了汉代司马谈、司马迁，刘向、刘歆两对父子史学家，进一步光大，《史记》、《说苑》中许多篇章栩栩如生的夸张描述，犹如亲临其境，读者从来没有怀疑其真实性。叙事是传统中国历史学的最大特点，直至帝制晚期，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学，除了刘知幾、马端临、章学诚等少数史学家注意制度史，注意史学理论或历史哲学的研究外，不论正史，还是野史、私史，中国的历史学家可以在理念上有很大差异，但在叙事上，却有着比较一致的共同追求，注意叙事的内在张力、戏剧冲突、故事的好看、传奇和经典。如果我们去仔细阅读章太炎等近代史学家用心书写的那些人物传记，尽管他们继续使用着文言，但他们所描绘的场景、刻画的人物性格，大都令人过目难忘，印象深刻。比如章太炎为邹容、秋瑾等人写的传记，即便从现在新文化史的意义上说，也是很好的叙事和故事建构。优美的叙事，是中国传统史学的特点，但在帝制晚期当西方新史学传入后，传统中国史学确实受到了巨大打击，以科学为价值趣向的新史学追求定量，更重分析，于是历史学不仅在价值取向上，而且在表达方式和为学趣味上，都发生了极大改变，历史学不再是一种为人为己的乐趣，而是被赋予沉重的使命感，历史书写不再是比拼才艺的文人雅事，而是一种职业。中国传统史学的式微，可能还有其他原因，但其书写方法的改变，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新史学在某种意义上说给中国历史学带来了一片全新的蓝天，但新史学确实对传统叙事有巨大伤害。20 世纪中国历史学之所以日趋没落，失去读者，可能就与新史学过度阐释历史意义、过度重视结果而忽略过程、过多抽象分析、过少具象描述，有着潜在的、互为因果的关系。传统史学的叙事优势被新史学消解了，然而如果仔细辨梳在借鉴西方近代学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现代社会学、人类学，我们又很容易发现这些来自西方的学问恰恰在叙事上大多吸纳了传统中国史学的叙事本领，他们当然不是后来中国新文化史的源头或鼻祖，但他们从传统中汲取方法，也相当值得重视。 1939 年，中国第一代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发表他的博士论文《开弦村: 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运用社会学方式描述中国东部太湖东南岸开弦村的社会生活、经济生活，涵盖中国东部一个普通村庄的历史、文化、地理环境、土地关系、职业分布、财产占有与继承、亲属关系及其在江村经济生活中的意义。这部著作后来更名为《江村经济》，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学名著。《江村经济》是一部社会学名著，我们透过这部名著也可以看到中国历史学叙事传统在社会学中的运用。《江村经济》并没有像一般社会学作品惯常使用图表、数据以及抽象的分析，而是以流畅的叙事、生动的语言去描述这个普通村庄的历史及其方方面面，如果当年从学科意义上不得不将其归为社会学的话，那么几十年后，当费孝通的描述已经定型为历史的时候，《江村经济》就不再是一本单纯的社会学名著，而是了解 20 世纪前半期中国农村社会的重要史料，甚至其本身就是一部值得参考的史学著作。其叙事有社会学、人类学的规范，也有历史学的叙事印痕、技巧与方式。 与《江村经济》相类似的社会学、人类学本土作品在 20 世纪前半期的中国还有不少，最近几年比较成功且大规模呈现的当数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大型丛书。这套大型丛书的整理者李文海、黄兴涛、夏明方等，都是历史学家，由此也能体会到不论整理者，还是使用者，都是将这些社会学调查当作民国史料的一个组成部分。仔细阅读这些调查报告，我们能分明感觉这就是民国社会生活史，那里不仅有社会学规范，而且其基本叙事框架，明显参照了中国历史学的叙事传统，是最近几十年新文化史发生前的新文化史。 社会学、人类学意义上的中国研究，运用西方近代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问题，对同时代引进中国的新史学具有一定意义的“对冲”，过分强调理性分析的新史学在这些新兴学科的影响下多少保留了一点叙事形式，用事实、故事，而不是全部用抽象的教条去解读历史、重构历史。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所谓“新文化史”研究，不论怎样变换方式，其实都是从社会学、人类学方向突破。比较有意义的文化史成果，基本上都是对社会学、人类学理论、方法的吸收、消化。 笔者个人对二三十年来新文化史成果的阅读非常有限，管窥所及，隐约觉得社会学之类的学科从形式到内容，在强烈刺激着历史学的变革。2011 年，新星出版社出版了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读者可以把这部作品归为社会学，也可以归为历史学。一部作品怎样归类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部作品行云流水般地描写一个中国村庄在过去六十年、上百年来的变迁，由此反映百年中国的苦难、辉煌、沉沦、复苏、光荣、梦想、屈辱、毁灭，从一个具体的、具象的小村庄，展示、呈现大历史。这样的作品或许不如新史学同类著作那样严谨、细致，注重细节的考订，但《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这样的作品，其实就是新文化史倡导的人道主义叙事、文本、细节以及地方性知识，这样的作品，如果基于批判的立场可以挑出无数的毛病。反过来，如果基于借鉴、模仿的立场，就分明能感到文字的魅力、叙事的力量。作者对中国农村、农民、农业的思考蕴涵其中，作者没有简单地告诉读者近代中国农业、农村不断走向衰落的结果，不是简单地站在农民的立场陈述农民的苦难与悲凉，作者的关注基本上不是结果，不是文本的研究，而是过程，是对历史情形最大限度的复原、重建。我们当然不必相信这些复原与重建的文字就是真实的历史，但我们必须感谢作者为历史的表达提供了另一种不一样的形式。 类似的作品在过去若干年还有不少，比如于建嵘的《安源实录: 一个阶级的光荣与梦想》、《岳村政治: 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梁鸿的《中国在梁庄》等，都是很有意思的作品，是用生动的细节去描绘一个时代的局部，他们的优势不只是文字的轻灵、优美，还在于故事性强，文献史料超乎想象的丰富、多元、多样。这些作者注意传统文献史料的收集、甄别和运用，注意田野调查，注意当事人回忆、口述。这些研究对于重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真实必将起到重要作用，即便不愿将这些作品归为新文化史范畴，但不应该影响历史学家对这些成果的参考和借鉴。 比较具有新文化史意味的历史学作品，在过去若干年也有不少。比如李霞的《娘家与婆家: 华北农村妇女的生活空间和后台权力》，以作者在山东一个村庄的田野调查为基础，从实践、性别角度重新考察了华北农村社会亲属关系体系，以妇女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亲属关系、经营活动，构建出了不同于父系谱系关系的实践性亲属关系网络，并使妇女在父系体制内创造出自己的生活空间与后台权力。这个研究结论是对过去中国农村社会情形描述的颠覆，根据作者的研究，所谓中国社会的男权统治可能还很值得重新研究，女性究竟在中国社会中承担怎样的功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可能均非传统说法那样简单。李霞的研究虽说依然具有社会学的特点，但毫无疑问，未来重新建构中国农村社会历史框架，不可能完全无视这些具有新文化史意义的描述。 未来中国新文化史的建构或者说理想的新文化史，主要不是移植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而有待于历史学者的自省、自觉，只有在经过历史学训练的专业工作者自觉意识到了新文化史的意义之后，成熟的新文化史作品才能批量呈现。从目前已有的成果看，国内外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对此已有相当程度的自省，相当多的研究者知道历史学必须改变，单纯以阶级斗争的方法、理论去解读丰富多彩的人类历史肯定不行。在国内学者中，南开大学、山西大学等一批与社会学有着比较久远历史渊源的学者，是比较自觉地运用社会学理论、方法从事新文化史研究的先驱，他们的成果即便还有某些方面需要继续完善，但依然是迄今为止的典范之作。 山西大学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人才济济，成果丰硕。由乔治强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史》是上世纪 90 年代最早的近代社会史著作，对于推动国内近代史研究的多样化启发多多。按照这个思路，乔治强、行龙稍后又有《近代华北社会变迁》，从社会而不是从政治的角度描述华北的社会生活、社会功能、社会构成，从人口、家庭、宗族、社区、阶级、阶层等诸多要素描述华北地区在近代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人际关系等复杂且多重面相，极大地丰富了历史学的表达，尽管作者、评论者都没有从新文化史角度发挥，这些作品其实就是中国新文化史的有益尝试。 近代中国社会史的一般研究为历史重述提供了一种可能，但是真正能够引起历史学发生革命性变化的作品，肯定是那些具有独到心得的深度研究。行龙的《以水为中心的晋水流域》、赵世瑜的中国民间寺庙文化研究、池子华的《中国近代流民》、王振忠的徽州社会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对上海城市文化史的研究等，不论使用怎样的学科名义，其实都多少带有新文化史的特征。 国内学者接触新文化史的理论还是迟了一些，国外的中国近代史学者在这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李怀印的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研究、王笛的茶馆研究、卢汉超的乞丐文化研究等，均较国内学者在理论上更自觉，在方法上更圆融。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研究者也会一步一步赶上来，国内学者在资料收集、甄别、释读上的得天独厚，也一定会日益显现。一个全新的新文化史学科，一定会渐渐成为近代中国历史研究领域中的一门显学，因为新文化史毕竟提供了更为方便的历史学表达方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