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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本土化的中国商会史研究理论体系

http://www.newdu.com 2017-11-03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 佚名 参加讨论

    郝日虹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3年5月17日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热点之一,中国商会史的研究价值逐渐受到学界关注。30 余年来,中国商会史研究在研究主题、理论方法、史料整理等方面均取得丰硕成果,同时也带动了经济史、社会史、城市史等诸多研究领域的发展。
    在研究视域不断拓宽的背景下,哪些主题有待被纳入研究范围?怎样进一步完善商会史研究理论模式?如何更为有效地对商会史料进行发掘和利用?针对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相关学者。
     新主题拓展商会史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朱英向记者表示,早期的商会史研究是作为辛亥革命史的一个分支领域加以拓展的,主要着眼于有针对性地回应西方学者的某些质疑,论证辛亥革命前的中国已经形成一支独立的资产阶级队伍,进而证明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邱捷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商会史研究初期,学者主要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这个角度来讨论商会问题,更多关注商会在重大政治事件中的动向。随着国内外学术交流的加强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商会史的研究主题逐渐得以拓展。
    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马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学者自觉地将现代化理论、社会组织系统论、法学理论、政治学理论运用于探讨近代中国商会诞生的社会背景、组织结构、社会功能、官商关系、商会与其他社团的关系、商会与近代城市发展、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商会与中国资本家阶级的成长一系列问题,拓宽了研究主题,提升了研究层次。
    邱捷告诉记者,相较于辛亥革命前后的商会研究,学界对民国后期、日伪统治时期商会的关注度仍显薄弱,需要进一步强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虞和平提出,商人外交亦是商会史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领域。“商人外交既是国民外交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民间经济外交的主体。考察中外商人外交活动的产生发展过程,分析中外商人外交与政府外交的关系、特点和方式,不仅弥补了近代中国的帝国主义侵华史、中外经济关系史、外交和反帝斗争史研究中对商人参与问题研究的不足,也为近代中国的殖民地化问题、反帝斗争问题、资产阶级问题、对外经济关系史和外交史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虞和平说。
     商会史研究大致存在三种阐释框架
    中国商会史研究的推进,不仅体现为研究主题的逐渐拓展,新理论的运用也是商会史研究不断深化的表征之一。
    马敏告诉记者,商会史研究大致存在政治史范式、现代化理论范式、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理论范式这三种阐释框架。阐释角度与方法的多样化给商会史研究带来新的启示。
    “以现代化理论范式来说,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社会科学理论,它格外强调社会转变过程中各社会系统、层面的相互影响和相互联系。这种观点促使研究者以系统、整体和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商会组织,并在政治作用之外,更多地从商会的组织系统、商会与社会的关系、商会与新式社团组织的相互关系中去把握商会的性质与功能。”马敏说。
    朱英认为,理论方法的丰富促进了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与此同时,他也表示,将源自西方的理论运用于我国商会史研究时,必须考虑如何在借鉴的基础上构建本土化的商会史研究理论体系。“这一观点已经成为目前学界的普遍共识。”朱英告诉记者。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郁建兴对此表示赞同。他以商会与国家关系为例,向记者解释了全盘照搬西方理论进行商会史研究的局限性。郁建兴说:“通过考察商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我认为,我国的确存在过市民社会,尽管它是不成熟的。不过这个市民社会与西方市民社会有所不同,它与国家的关系不是对抗,而是合作。如果单纯用西方理论来阐释,显然是不合适的。”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冯筱才进一步补充道,还有一些学者尝试运用有关社会网络、制度经济学、利益团体等的多种社会科学理论来研究商会。同时,他也强调,在尝试运用这些理论丰富商会史研究之前,要先行考察其对中国本土情境、本土史料的适用性。
     借助信息化手段提升商会史料利用价值
    中国商会史研究的深化与发展,需要以占有广泛而充分的商会史料为前提。受访学者普遍认为,商会史料作为商会史研究的重要基础,对其进行详细梳理和深入发掘,对于推动商会史研究具有积极意义。针对如何更为有效地利用商会史料推进商会史研究这一问题,学者纷纷提出自己的看法。
    朱英表示,进一步挖掘商会以及与商会直接相关的其他商人团体的资料,并加以整理出版,对于详细考察近代中国商会的多样化与差异性不无裨益。“目前,学界对于天津、苏州、上海的商会档案的挖掘整理工作开展得比较充分。不过,这些只是为数众多的商会史料中很小的一部分,还有更多地区的商会、同业公会资料或由商会直接创办的报刊资料尚待挖掘和整理。”朱英说,“这些商会史料的挖掘和利用,不仅能够弥补当前区域商会史研究的不足,还可以促使研究视野向县镇基层商会组织纵深,为商会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郁建兴则提出,商会史料的发掘和梳理仅靠商会史研究者难以完成,需要各方力量的支持,尤其是政府和工商联组织。此外,除商会史研究者外,其他相关学科的学者也应参与到商会史料的研究中。
    冯筱才告诉记者,商会史料的编辑、整理、出版对于推动商会史研究具有积极作用。
    冯筱才建议,在当前信息化时代,把各种商会史料按原来的面貌进行扫描或者缩印,并建立相应的可供全文检索的数据库,将使其利用价值大大增加,亦能节省研究者搜集史料的精力,有效降低研究成本。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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