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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新趋向 陶飞亚 《史林》2013年第2期 ［摘 要］ 近年来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在取得进展的同时也呈现一些新趋向。一是打通中国古代和近代史并开始触及新中国以后的基督教史。二是从世界史视野来看中国基督教的历史。三是开始研究基督教附属事业之外的基督教思想与中国文明等核心问题。四是与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学等学科结合带来新的突破。但这一领域也面临着如社会认同度不够、利用西语文献不足、缺乏理论探讨、宗教文化知识薄弱及学术国际化程度不高等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 中国基督教研究; 新趋向; 碎片化; 学术国际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的一个新现象就是基督教史研究逐渐兴起。上海历史学界在这一研究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上海自开埠以来就是基督教活动的重要地区，有丰富的史料遗存。如徐家汇藏书楼的天主教史料及广学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的新教史料都为上海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因此，上海基督教史研究起步非常早、研究力量比较雄厚。如顾长声在陈旭麓先生鼓励下可能是当时最早推出研究传教士专著的学者了。朱维铮先生也在上世纪 90 年代组织过中国基督教史的国际学术会议。现在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宗教所、复旦、华东师大、上海大学、上海师大和同济等校有一批资深学者和年轻学人结合的跨学科研究队伍，在国内外学术界相当活跃。近几年上海几乎每年都会举行多个国内国际的基督教研究学术会议，都会有一些重要成果问世，在这一领域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学术影响。当然，国内如华中师范大学东西文化交流中心、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陕西师大、兰州大学、汕头大学等的基督教或宗教研究中心都是很有特色和成就的。特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在中国基督教研究方面更是发挥了开拓和引领的作用。 不过，由于基督教史研究在中国史学中的相对边缘性地位，学科边界尚不是特别的清晰，在研究对象的时间和空间上正在不断地延伸，必然会带来一些新的发展。另外，中国基督教从源头上是从西方国家传过来的，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基督教历史研究有着持久和广泛的兴趣，在不断的学术交流的情况下，海外海内彼此都会受到对方的影响，也会催生出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新趋向。 第一个新趋势是纵向的两头延伸，实际上是打通中国古代史、近代史，甚至延伸到新中国之后的历史。过往研究的重点基本上局限在晚清和民国，在其中又往往以基督新教为主。这一打通之后目前研究明末清初到清中前期的天主教史开始受到重视，出了一批优秀的博士论文。但这和有深厚传统的欧洲学界来比还是相当薄弱的。向下延伸时还碰到一些难点问题，主要是建国初期在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中的一些历史人物如倪柝声、王明道等，仍然被看成是一些敏感问题，资料收集难度较大，发表和出版困难较多。鉴于有学者碰壁的教训，很少有研究者愿意去触及这些问题。结果是大陆学者尽量回避或者很少研究的，海外却在不断地研究。美国人研究上海天主教的英文专著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书评，而国内对这一问题几乎没有研究。因此，这种不对称的现象对我们学术发展是弊多利少的，学术知识积累和对问题的认识受到局限，在国际学术界关注的一些重要问题上大陆学者只能当看客，自然地话语权也受到影响。 第二个是横向的跨越，也就是在世界史的跨国家跨文化的视野中，来看中国基督教的历史。基督教的兴起与发展本身就是一部海外传教史。历史上天主教和新教的传教运动是无远弗届的。但是基督宗教在其传播过程中，势必会与传入地区的传统文明发生某种程度上的碰撞，打破该地区原有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态平衡。同时，近代基督宗教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实际上伴随着西方国家新航路的开辟和资本主义时代的兴起，传入地区在看到福音的同时也往往看到枪炮和特权。以上两点的存在，致命基督教对于中国这样以儒家文明为主的内陆国家而言，具有极大的冲击力。其结果就是，“基督教是文化侵略”这个研究范式长期占据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主导地位。改革开放让中国重归世界，同时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在经过多种研究范式的转化之后，大多数学者早已摆脱以往的“受害者”的预设思路，形成较为平和包容的学术心态。从世界史而言，中国基督教实际上是全球化时代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双重特征。在以往的研究中，正是因为缺乏这种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的比较，以致于在对研究对象的描述和结论的确定上都有失重心，显得漂浮，甚至以观念的历史覆盖事实的历史。而如果从世界史角度来考量中国基督教，就会发现哪些是中国特有的，哪些则是共有，眼界思路必将大大拓宽。因此，如果意识到中国只是席卷大半个世界的普世传教运动中最大的“传教工场”而已，那我们就应该在比较的视野中来考察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命运，而以前只有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点。而这里有许多令人好奇的现象。例如，天主教和基督教都在差不多的时期来到东亚传教的。曾经同样处在儒家文化圈的三个国家，目前基督教人口比例各不相同。韩国约到了 30%，而日本则在 1% 左右。[①]中国新教徒按 2010 年的调查约在 2% 左右。我们或许可以概括出就文化移植和宗教传播而言，被移植国家的政治文化生态会影响到这种移植结果的一般性认识，但要具体说明则还需要大量的实证研究。另外，以往研究中国基督教自立运动或者教会大学等现象时，很少想到从世界史角度考察。结果到韩国、日本、甚至土耳其都看到了西方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大学，看到这些国家后传教运动的民族教会，觉得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应该有一个世界史的广角研究，才能更清楚地看出基督教在中国历史的个性。[②] 第三是迈向核心问题。历史上的中国基督教曾经有许多附属事业，例如教育、医疗、出版、慈善事业等等。因此，国内的许多研究都偏重于基督教的附属事业，例如教会大学的研究，而对基督教本身想传入中国的思想价值反而着眼较少。但是，新中国初年通过一系列的运动，过去基督教的那些附属事业都已经被融入了国家体系，那些曾经很有名的教会大学和医院都不复存在。因此，用一个不够严格但又比较形象的词来说，新中国的基督教，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实际上近乎是“裸教”而已。在形式上与基督教基要派只管传福音，其他事业一概不管或少管的主张是比较接近的。这里就引申出一个问题，如果说在近代中国的现代性转型中，基督教一度起过历史作用的话，那么它在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这一轮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飞跃中，基督教在物质文明方面的贡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如果有所贡献也只能是在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方面。那么，彼此关系或许就类似魏晋唐宋以后时期的佛教之于中华文明的关系了，相应的问题就是基督教到底给中华文明带来了什么? 佛教经典的翻译带来了中国语言和思想变化，基督教经典译介和传播的影响是否更加深刻和普遍。如果引入时间的概念，那么历史学在这方面有很多的研究空间。在这个方面，汕头大学的基督教研究中心的三年计划，已经直指这个方向了。 第四是学科的交叉性。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最初是从义和团与反洋教运动的研究中面世的。由于基督教本身所具有的多学科特点，所以当下的基督教史研究除了历史学科开展的研究之外，形成了与许多学科交叉的局面。其中，交叉层级最多的是哲学，如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浙江大学等校哲学系或者哲学学院的基督教研究中涉及史的内容相当丰富。其次是社会学人类学，如华东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的社会学系与基督教历史研究也有交集。再次是与文学学科的结合。如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以“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为依托，侧重文学、文论与基督教的跨学科研究。此外建筑、音乐及医学学科都有涉及中国基督教史的论著。在这些学科中与基督教史研究有结合也有互相的推动，带来选题和方法的变化。 总之，纵向看来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有了不少发展，从一个需要向人解释其学术“合法性”的新学科，已经成为许多学校新的学术增长点，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包容性发展的结果。不过，这个领域也还存在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与佛、道教历史的研究，有一些显然不同的结构性特点，造成其自身研究的难度。中国基督教就其历史起源而言，实际上是天主教三次进入中国，直到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利玛窦等入华才在中国永久性存续下来，新教则是在鸦片战争前夕进入中国。前者在中国至今是 400多年，后者只有 200 多年。基督教在中国文化中的转型，不像佛教是过去完成时态，而是一种现在进行时态。而且由于佛教在印度的销声匿迹，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宗教身份已经确凿无疑了。基督教一方面在西方文化中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一些基督教文化的主流国家在文化价值方面与中国文化是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和张力的。另一方面基督教在晚清传播与西方侵略中国的同步性，使其在中国起源留下了不公义的烙印。这使得研究中国基督教历史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为什么要研究基督教? 研究基督教很敏感等看法虽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质疑之声少了，但在非学术界还是时有所闻的。这对中国基督教历史研究的深入发展还是一种看不见觉得着的阻力。 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另外一个难点也可能转化为优点的是史料语言的多样性。由于传教士来源的国家众多，所以从明末清初直到传教士退出中国的 1950 年代以前，绝大部分资料留存在西方国家的档案馆、图书馆中。仅在美国一地，Archie R． Crouch 在 1989 年出了第一版、吴小新在 2010 年出第二版的《基督教在中国的学者指南》就调查了超过 1200 个图书馆、档案馆、历史研究团体、教会团体机构，形成了包括 554 个门类将近 800 页的在华教会资料信息的专书。[③]加拿大也编辑了目录指南。此外还有欧洲非英语国家的资料。如此丰富的资料向中国基督教历史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语言能力的要求，更多的前往欧美国家查找史料资源的要求。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那仅仅依靠汉语一种语言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与西方学者可以依靠几种语言的研究成果，其资料搜集运用方面的水平就高下立判了。而且就汉语基督教文献来说，由于中国基督教史长期以来未被纳入中国主流学术界的法眼，因此，基督教历史的中文文献的基础建设相当薄弱。正是有鉴于此，上海大学宗教研究中心的《汉语基督教文献书目的整理与研究》被列为 2012 年的国家社科规划重大课题，这一课题的实施将成为基督教中文文献基础建设的重要一步。 基督教史在中国仍然是一个根基很浅的领域。一些史学传统中的应有之义还很少被提出。比如仍然缺少对中国基督教历史的宏观把握。中国基督教史至少也有几百年的历史，如何来分期呢?分期的标准又是什么? 它与中国史的分期是一致的，还是有自己特点? 笔者认为假如以政教关系作为一个依据的话，那么，从明末清初，康熙晚年禁教、1840 年被迫驰禁、1900 年的义和团运动、1922 年非基运动、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直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大致是可以作为分期的时间节点的。这些节点实际上也成为中国基督教史研究“范式”转移的参照物。在 1949 年以前，基督教在中国社会除了宗教性、社会性外，还有参与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的历史作用。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个现代性的作用不复存在，更多是限定在宗教道德层面的作用。当然，如果如西方学者比较关注的从西洋基督教在中国，到中国基督教的逐渐取而代之，或者说基督教中国化的发展进程，则另有分期的看法。这些问题的探讨会有助于具体问题的深入。 与宏观问题相关的，是史学界近来谈的较多的“碎片化”现象在基督教史研究领域的体现。基督教史研究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一地碎片琳琅满目。对基督教具体问题的研究正在越来越丰富多彩。正是这样的碎片在奠定中国基督教史的基础。不过，碎片相对于整体来说必定存在某种缺失。缺失在哪里呢? 比利时鲁汶大学的钟鸣旦讲到西方基督教研究的“范式转移”时曾经说，欧洲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第一时期是以教会或神学院中人写的历史，其中不乏有护教的立场和写圣徒传的传统。这在科学规范的学术标准来看是有偏颇的。但欧美的中国基督教史正是在批评和否定这个“教会”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基础上得以发展的。而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基本上完全是由世俗的学术界推动的，有利的一面是其客观性，但不足的一面则是对西方和中国基督教自身的内容了解太少，对圣经、基督教思想、宗教经验、基督教在西方世界发展如果不是茫然无知的话，也是知之甚少。中国教会缺少自己的历史叙事也使得世俗学术界听不到他们的声音，缺少了对话的起点，因此在研究教会历史和基督教人物方面乏善可陈。另外一个问题是缺乏理论和方法的思辨。除了王立新曾经讨论过文化侵略和文化帝国主义的概念外，历史领域研究者的理论兴趣似乎不如宗教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那样强烈，因此也限制总体学术水平的理论化程度。 最后，还要提到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突出的国际性。应该看到的是，无论在纵深横跨的层面或者迈向核心问题的深度上，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如果和西方中国基督教研究的成果相比，还是很不够的。中国基督教通史的成果，美国方面前面有赖德烈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史》，[④]去年有裴士丹的《中国基督教新史》[⑤]。欧洲学术界在新世纪的前十年先后由钟鸣旦和狄德满推出大部头的《中国基督教研究手册》。[⑥]同时还有专著、博士论文及许多资料书籍的编辑出版。国内这些年基督教史的研究不断推进，光是这个领域产生的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至少已经有 3 篇。但国内还很难说已经有了足以与欧美相提并论的巨型总结性研究。即使在具体专题研究方面，海外成果也有可以参考之处。例如，在国际上有很大影响的北美亚洲年会上，从 1995 年至 2012 年有关中国基督教研究的小组会有 29 个，论文 69 篇，内容包括了耶稣会来华传教、晚清基督教来华宣教、基督教本土化、家庭教会、中梵关系等历史的或者现实的角度研究中国基督教的相关问题，涉及基督教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⑦]但遗憾的是，在这样重要的国际学术平台上，基本上看不到国内学者的参与，在当今各方面推动中国学术国际化的趋势下，这也是中国学者要关注的问题。 [①] Mullins，Mark R． ，Young，Richard Fox ed． ，Perspectives on Christianity in Korea and Japan: The Gospel and Culture in East Asia，The Edwin Mellen Press，Lewiston / Queenston / Lampeter，1995． ，xiii － xvi。 [②]莫菲特：《亚洲基督教史》卷 2，1500 －1900，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 [③] Wu，Xiaoxin，Christianity in China，A Scholar’s Guide to Resources in the Libraries and Arch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Second Edition，2009，p． xxxiii [④]赖德烈: 《基督教在华传教史》，雷立柏、静也、瞿旭彤、成静译，雷立柏等校注，香港道风社 2009 年版。 [⑤] Bays，Daniel H． ，A New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A John Wiley ＆ Sons，Ltd，Publication，2012，． [⑥] Standaert，Nicolas，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Volume One，635 － 1800，Brill，2000; Tiedemann，R． G．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Volume Two，1800 – present，Brill，2010． [⑦] http: / / www． asian － studies． org / absts / main． htm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