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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于 沛 转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站 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中，20世纪具有极其伟大的意义，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结束了中国两千余年封建君主专制统治；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就整个世界的范围来看，在20世纪也发生了空前的历史剧变。俄国十月革命、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二战后雅尔塔体系的建立和瓦解；80年代中期，全球化作为一种趋势和过程，正在向我们走来。所有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进程、特点和趋势发生深刻的影响。 事实正是如此， 20世纪中国史学出现了从不曾有过的深刻变化：随着中国封建专制社会的解体，封建主义史学为资产阶级史学所代替；在激烈的社会革命、社会变革，以及科学进步中，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断成长壮大。作为中西文化交融中的一种主动的文化选择，20世纪中国史学广泛汲取了有益于自身建设的外国史学的积极成果。在漫长的中国史学发展史上，20世纪的中国史学不仅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且还以其所表现出的鲜明的时代特征，直接影响到新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趋势。 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处在崩溃的前夜。中国封建主义史学，同样孕育着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无论是社会的巨变，还是史学的变革，在本质上都反映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都是时代的呼唤。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及20世纪初八国联军的入侵，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中国，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实际危险。内忧外患进一步促进了近代中华民族的觉醒，"救亡图存"、"求强求富"，彻底改变中国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成为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追求。然而，封建主义的思想和文化已无法解决中国社会发展提出的这个尖锐的问题。为了实现"救亡图存"这个历史性的任务，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向西方寻求救国的真理。20世纪初，进化论和进化历史观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封建史学的基础，成为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在史学领域思想解放、破旧立新的锐利武器。20世纪初，梁启超举起"史界革命"的大旗，以及中国新史学的出现，是这一时期以进化史观为核心的史学发展的直接成果。正是进化论、进化史观的广泛传播，才为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的问世开辟了现实道路。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古典文化的优秀传统得到发扬。"五四"时期，疑古史学思潮的出现和疑古史学的兴起，是中国古典学术"疑古惑经"传统继承和发展的产物。1923年5月，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中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他的观点在中国史学界引起广泛的反响，并以其为中心形成了中国史学的疑古派或古史辨派。 20年代末、30年代初形成了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史料学派"，该学派在理论上主张"史学本是史料学"，并贯穿于史学研究实践中。傅斯年认为，中国的历史研究，"如不问西洋人的研究学问法，仍然是一无是处"。 1920-1926年，他先后就读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研读心理学和哲学。在德国，深受兰克学派的影响。 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时，傅斯年任所长。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旨趣》中提出了以下著名的命题："历史学不是著史"，"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他的这个主张，同兰克所标榜的"历史学家只追求事实真相"的"纯客观主义"同出一辙。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国史坛出现了以西方"文化形态史观"为理论基础的"战国策派"，主要代表人物有陈铨、何永佶、林同济、雷海宗等。他们因在昆明创办《战国策》杂志，后又在重庆《大公报》创办《战国副刊》，并在这些报刊上论述自己的历史学理论而得名。文化形态史观的创始人是德国学者斯宾格勒，他在《西方的没落》中系统地阐释了文化形态史观。英国学者汤因比继承并发展了斯宾格勒的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文化形态史观。林同济在《形态历史观》一文中指出，"大凡欧美三四十年来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发展略加留意之人，恐怕都晓得他们各科门的权威学者正在如何不谋而合地朝着我所指出的方向迈进。其中尤堪参照的，我认为是所谓'历史形态学'者"。 1946年，林同济、雷海宗合著的《文化形态史观》出版，集中反映了战国策派的史学理论和思想。 20世纪上半期，除了上述论及的"新史学"、"疑古派或古史辨派"、"史料学派"、"战国策派"外，还有一些学者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提出了有较广泛影响或较大反响的理论与方法。 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提出"二重证据法"。所谓"二重证据法"，就是将地上、地下的文献资料相结合，尽可能地运用更多更新的资料相互印证，去进行历史研究，以求更符合历史的真实。陈寅恪曾概括指出王国维的史学方法是20世纪初中西史学交融的产物。 陈寅恪是在20世纪初新史学的影响下，开始其史学生涯的。在治学方法上，深受王国维的影响，并以其为楷模。他提出"诗史互证，以诗证史"的史学方法主张扩大历史认识的视野，将其放在广泛的历史背景中去分析。他还主张历史研究应有一定的时代的特点，顺应历史的潮流。他说："一时代之学术，比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新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时代学术之潮流"。 陈垣的史学方法被后人公认为是"竭泽而渔"的方法，他的研究领域在宗教史、元史、中西交通史等方面，而为了在这些领域求真求实，他在目录学、年代学、校勘学、史源学、史讳学以及在文献学和辑佚、编纂等方面进行了大量艰苦的开创性和奠基性的工作，表现出他严谨的治学精神。陈垣针对当时国际汉学中心不在国内，而是在外国的现实，表示一定要将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陈垣虽致力于古史研究，但他始终强调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抗日战争期间，他完成的研究成果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二 20世纪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开始传入中国。1903年，留日学生马君武撰文《社会主义与进化论之比较（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他认为马克思把阶级斗争看作历史发展的动力，是唯物史观的奠基人。1905年，朱执信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中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进行了简要介绍。此外，日本社会活动家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英国社会党主席汉德曼的《社会主义经济论》也译成中文出版，在宣传唯物史观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五四"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成为20世纪中国史坛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它的出现，是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唯物史观及以它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广泛传播紧紧联系在一起的。1919--1920年，李大钊在《新青年》等刊物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史观》、《研究历史的任务》、《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开始用唯物史观认识和分析中国历史，向封建主义史学和当时颇有影响的历史进化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这一切表明他在社会生活和科学研究的实践中，彻底摆脱了庸俗进化论的影响。 如果说李大钊的《史学思想史讲义》，是我国最早用唯物史观总结西方史学发展历程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专著；那么，他在1924年5月出版的《史学要论》，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专著。他强调历史学应该重视理论的概括和总结，而不能永远停留在史料的记述和整理上。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方法论基础。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风云变幻的中国大革命时代的产物，它自诞生之日起，就同中国革命实践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自觉地回答当时中国社会发展中提出的一系列尖锐的问题，如积极参加上世纪30-4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问题和中国农村性质的论战，这些论战涉及到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社会阶段和所谓"商业资本主义社会"或"前资本主义社会"和"专制主义社会"等问题。这不仅是重大理论问题，而且是关系到中国的命运和前途的重要现实问题。继李大钊之后，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堪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代表。他们不仅是学识渊博、才华出众的历史学家，而且是真诚的爱国者，是自觉投入争取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坚强战士。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史学日益产生重大的影响。在学习唯物史观，批判和清除资产阶级的史学理论及封建主义传统史学消极影响的同时，广大史学工作者对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开展了热烈的争鸣和讨论。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中国史坛出现了繁荣景象，人们至今记忆犹新。历史学家们就中国古代史分期（即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中国封建土地制度、中国古代农民战争、汉民族形成、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以及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关于中国古代民族关系、亚细亚生产方式、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历史人物的评价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热烈的讨论。但在一段时期内受"左倾"思想的影响，简单化、概念化、教条主义盛行，使中国史学发展出现了曲折，而在"文革"10年动乱中，则受到严重的摧残。"文革"结束后，历史科学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学者们打破了"左倾"思潮影响下盛行的种种精神枷锁，拨乱反正，对中外史学理论的关注，对某些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和争鸣，成为"文革"后中国史学复兴的重要标志之一。 三 外国史学思想传入中国，并在许多方面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这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中不应忽视的重要内容之一。 20世纪初，进化论和进化历史观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封建史学的基础，严复的《群学肄言》、《天演进化论》系统阐释了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论原理，大力宣扬赫胥黎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此后，不少欧美和日本学者的社会进化论著作，陆续译成中文出版，社会历史进化理论向"天不变，道亦不变"等封建传统思想，以及中国封建史学的复古观及"一治一乱"的循环史观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 "五四"运动之后，大批在欧美和日本读书的留学生陆续回国，一些人先后将日本史学家坪井九马三、九米邦武、浮田和民，英国史学家巴克尔，美国史学家鲁滨逊、班兹、塞格利曼，法国史学家朗哥诺瓦、瑟诺博习等人的代表作译成中文出版。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不少中国学者明确提出借助西方史学的先进思想改造中国旧史学的问题。北京大学教授朱希祖明确指出："我国现在的史学界实在是陈腐极了，没有一种破坏，断不能建设"。 "建设中国新史学"成为一个令人鼓舞的口号。 在"破坏"中国旧史学，"建设"新史学的过程中，以鲁滨逊为代表的美国"新史学派"理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何炳松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西方史学原理"时，即以鲁滨逊的《新史学》为课本。美国新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作，在当时几乎全部译成中文出版。除《新史学》（1924年）之外，还有约翰生的《历史教学法》（1926年），绍特威尔的《西洋史学史》（1929年），桑戴克的《世界文化史》（1930年）、班兹的《史学史》（1930年）、《西洋史进化概论》（1932年）、《新史学与社会科学》（1933年）等。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出版的《历史问题译丛》、《史学译丛》，以发表苏联史学家的史学论著为主，其中不少是关于民族问题、封建社会与奴隶社会问题，以及批判欧美资产阶级史学思想的文章。《历史研究》先后编辑出版了《苏联关于封建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讨论》（三联书店1956年）、《苏联关于游牧民族宗法封建关系问题的讨论》（科学出版社1957年）、《封建社会发展阶段问题译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俄国农民战争译文集》（科学出版社1960年）等文集。此外，还有《封建社会历史译文集》（尚钺编，三联书店1955年）、《苏联史学家在罗马第十届国际史学家代表大会报告集》（三联书店1957年）等。 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介绍和学习苏联史学理论和方法，尤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它对中国历史学家和广大史学工作者自觉地掌握和运用唯物史观研究或学习中外历史，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毋庸讳言，在学习苏联史学积极的合理的内容的过程中，苏联史学理论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以及运用唯物史观所存在的教条主义僵化模式和不良倾向，也不可避免地对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现在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当时介绍苏联史学时，只介绍其中一方面的观点，而不是全面地介绍论战双方全部的观点，或者将另一方的观点作为批判的对象，从政治上全盘否定。这种介绍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加之自50年代中期起，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革命出现了主要表现为"左倾"的失误和曲折，则更使那些负面的影响长期不能得到克服。 "文革"结束后，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改革开放的广阔背景下，形形色色的外国史学思潮介绍到中国来，中国史学也走出国门，彻底结束了"左倾"思想影响下的封闭状况。新时期中外史学交流出现的高潮，远非昔比，至今方兴未艾。 和以往相比，新时期中外史学交流更注重对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的研究，1983年5月，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并做出了加强外国史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组织力量，译介出版有代表性的外国史学理论名著的决定。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筹备并成立了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主要任务是追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史学发展中的一些前沿性的理论问题，进行重点研究。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开始招收外国史学理论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世界史所博士后流动站还接受了研究外国史学理论的博士后，以加强这方面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主要由世界史所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编辑的《史学理论》、《史学理论研究》杂志，其宗旨之一，就是介绍和研究当代外国史学思潮和史学理论方法论。1993年成立的"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研究分会"，广泛团结了一批外国史学理论研究专家，这一切对开展外国史学理论研究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当代中国的史学已有了长足的发展。世纪之交的中国史学同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史学相比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主要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广泛汲取包括外国史学在内的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在科学研究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它继承、发扬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优秀传统的同时，自觉克服以往曾出现过的消极影响。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是开放的科学体系，为当代中国史学的繁荣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而不是限制历史研究发展的这样或那样的教条。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史学仅仅是开始结束自我隔绝状态，那么今天的中国史学已经成为国际史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历史学家研究视野不断扩大，决定了中国历史研究的领域不断开拓，所研究的问题也不断深化，并及时追踪国外历史研究的最新动向，在系统研究的基础上积极汲取其有益内容，并就外国史学发展中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做出自己的回答。例如，对全球化问题的重视，以及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研究"全球历史观"，并从中国史学的实际出发，借鉴其积极内容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即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战略力量的深刻变化导致了雅尔塔体系的建立，而 1989年东欧发生了巨变，1991年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瓦解，使雅尔塔体系不复存在。正是在雅尔塔体系建立并在建立后又逐渐告别这个体系这样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全球历史观"在50年代西方各种重构世界史的潮流中开始为人们所关注，而80年代以来全球化趋势的加快，则使其进一步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一切在西方学术界已经产生并继续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在中国史学界同样也产生了明显的反响。 1955年，英国史学家G·巴勒克拉夫在其论文集《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史学》中，最先明确提出这个问题，以后又在《当代史导论》、《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等著述中对其作了进一步阐释。他认为： "今天历史学著作的本质特征就在于他的全球性"，世界史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1他特别强调考察世界历史进程时，应该有"全球性眼光"，因为世界史不仅仅是世界各地区史的总和，若将其分割再分割 ，就会改变其性质，正如水一旦分解成它的化学成分，便不再成其为水，而成了氢和氧。 近年，美国历史学家I·沃勒斯坦的多卷本著作《现代世界体系》在学术界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已译成包括中文本的10余种文字出版。I·沃勒斯坦从全球出发，将资本主义的历史放在世界性的体系中去认识，认为资本主义从其萌生之时起，就不是某个国家的孤立的现象，而是作为一个世界性的体系出现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就是把世界逐渐卷入核心、边缘的历史。 德国学者A·G·弗兰克。他在其代表作《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的《导论》中，详尽分析了"真实的世界历史与欧洲中心论的社会理论"，他通过研究1500年到1800年的世界历史，猛烈地抨击了"西方天然优越" 的种族主义观念，认为欧洲中心论"不过是一种胜利者的神话和十足的种族主义神话"。2 2000年5月，A·G·弗兰克来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同中国学者进行了内容广泛的交流，他在讲演中强调整体的世界体系不是存在了500年，而是5000年。他还提出世界史研究的4个规则是"只有普遍历史，没有别的历史"；"整体大于个体之合"；"横向整合的宏观历史"；"要做世界史，就要作物质的经济的世界史"。A·G·弗兰克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史学界引起了热烈的反响，认为A·G·弗兰克重构世界史的观点是"极具挑战性"的，尽管有不少争议，但却给人们以深刻的启迪。 我国进步历史学家对"欧洲中心论"始终持批判立场，强调历史研究的"世界性眼光"。周谷城教授早在1949年出版3卷本《世界通史》时，一改以国别史为世界史基础的传统框架，不是以西欧为中心，而是从整体出发研究全球的历史。1983--1993年，吴于廑教授在《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游牧民族》、《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历史上的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亚欧大陆传统农耕世界不同国家在新兴工业世界冲击下的反应》相互关联的四篇论文，以及1990年《中国大百科全书· 外国历史》卷的"世界历史"总述中，精辟地阐释了有丰富的全球历史观思想的新的世界史体系。他对斯宾格勒、汤因比、G·巴勒克拉夫和L·S·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学术思想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时指出西方史学的缺陷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根本克服。他认为世界历史作为历史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主要内容是"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世界历史学科的主要任务是以世界全局的观点，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历史"。历史正是在不断的纵向、横向发展中，"已经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世界历史"，因此，"研究世界历史就必须以世界为一全局，考察它怎样由相互闭塞发展为密切联系，由分散演变为整体的全部历程，这个全部历程就是世界历史"。1 2000年末，《光明日报》记者对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和北京大学历史系的世界史专家学者进行了采访，就"人类即将迈入21世纪，世界全球化趋势日益加速的今天，……如何构思和编写出符合时代要求并具有学术价值的世界史，如何评判和借鉴国内外史学界已编写和出版的世界通史和文明史成果"，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记者强调，"将全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从宏观角度审视和研讨历史，已成为史学界的重大课题"。2 事实正是如此，正分别主持两部《世界文明史》和《世界历史》的马克*、张芝联、武寅三位教授，分别就自己所主编的3部著作的主要特点进行分析时，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当代中国历史学家的全球历史观思想。 四 通过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史的简要回顾，人们已经不难看到中国史学发展的基本特点：首先，中国史学的发展是和中国社会的发展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历史学不回避中国社会发展中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努力做到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使自己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前进。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史学理论所依托的有生命力的史学思潮，往往和反映了社会历史矛盾运动发展趋势的社会思潮有着直接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是分不开的，史学思潮同样也是社会思潮，或者说，史学思潮是社会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上世纪初在我国广泛传播的进化论-进化史观，以及后来代替它的唯物论-唯物史观等……，当然，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发展历史上，还曾出现过其他种种史学理论或史学思潮，但很快就消失了。它们之所以昙花一现，成了过眼烟云，是因为它们脱离了史学自身发展所离不开的时代的需求，脱离中国史学所依托并深深扎根其上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 其次，20世纪汲取外国史学的优秀成果，对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通过上述简要的回顾，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过程中的某些规律性的现象。这种汲取，以及外国史学在中国的影响，是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广阔背景下进行的。这一切与时代同步，它虽然直接表现在历史学学科上，但却反映了时代的要求。没有进化史观，就没有20世纪初的中国新史学；没有唯物史观，就没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没有二战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就没有学习苏联史学和苏联史学理论的热潮。而今天的科学汲取外国史学理论的高潮，则是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的直接产物。20世纪中国史学史表明，开展中外史学交流，以及认真汲取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的积极成果，从来都是和中国历史科学的建设联系在一起的。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社会和历史学学科发展的特点所决定，汲取外国史学的具体内容，以及外国史学对中国史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不同，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其主流始终是借鉴外国史学的有益营养以丰富和发展中国的史学。因此，中外史学的交流不能脱离中国历史学的历史与现实。除去客观的社会存在所决定的意识形态内容之外，不同的价值判断标准、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思维方式，都会提出许多问题。这样，就要求我们从中国史学建设的实际出发对其进行认真的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将对外国史学及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的介绍和研究，紧紧地同中国史学的建设联在一起。 最后，在20世纪，史学理论研究是中国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20世纪我国史学发展的重要结论之一，就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主要成就，首先是理论上的成就，没有史学理论的不断进步，就没有历史科学的发展。关注历史进程中的重大理论问题，以及历史学自身发展中的理论问题的研究，是近20年80年代以来我国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和明显特点，没有史学理论研究的历史学是不完整的历史学，它反映了改革开放后新时期中国史学的进步，特别是近年在史学自身理论研究方面已取得了长足进展。例如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原来基本上是一空白，近年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历史认识的一些主要问题，如历史认识的主体和客体，以及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历史认识过程的一般特点，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历史认识的模糊性，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历史思维，史料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等，都有学者进行研究。在史学方法理论方法，近年主要关注是计量方法、比较方法，以及心理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人口学方法、政治学方法、口述方法等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研究者认为，这些方法是科学的史学方法的补充，对促进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对今后中国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上述不仅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特点，还是中国史学的优点，这些特点和优点，在某种意义上规定了新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趋势。今日的中国正处在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之中，现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为历史研究提供了空前广阔的舞台，历史研究不仅面临着尖锐的挑战，而且也面临着自身发展的难得的发展机遇。我们应该自觉地站在时代的前列，顺应历史的潮流，将历史研究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联系在一起，投身于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现实生活中去，努力做到历史感与现实感的统一，使历史研究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 全球化是一不可逆转的趋势，包括中国史学在内的中华文明在创造未来新的人类文明中将放出新的光彩。全球化和人类文明的多元化、文化的多样性并不冲突，在中外文化交流、碰撞和交融的广阔背景下，中外史学的联系与交流将会进一步加强，中国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既不会脱离当代国际史学发展的主流，同时也不会失去自己悠久的传统，在中外史学碰撞、交融的过程中，中国史学不但不会失去自己的根基，不会失去自己的民族性，相反会在保持自己优秀传统的基础上更加自主地健康成长，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史学将从全球视野出发，用世界的眼光广泛地汲取任何有益的营养，而使自己不断获得发展的新的动因，中国史学将为世界历史科学以及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近20年以来中国历史研究所表现出的理论化趋势，在未来将会得到进一步加强。一方面，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历史研究需要理论的支持和指导，在史学理论研究不断取得新的成果的基础上，不断推动历史科学向前发展；另一方面，在研究成果的表述上，将更加重视研究结论的理论描述和理论概括，当然，这有别于以"概念"为研究内容的所谓"理论历史学"，并不失去历史学的学科基本特征。 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轨迹，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它的特点和发展趋势的分析，使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真正的历史学家不仅仅是在编撰历史，而且还是在科学理论方法论的指导下通过自己艰苦的工作在创造历史，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这样，这是我们应该永远牢记的宝贵的启迪。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