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陈其泰 原载：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摘 要：章学诚一生精于辨析史书体例，自信“创例发凡，多为后世开山”。他勇于开拓、革新的力量源泉，乃在于哲学上有极高的造诣。《文史通义》中《原道》诸篇，是其哲学探索之结晶。其精髓，是他认识到：作为社会生活根本法则性的“道”，是来源于社会实践，“渐形渐著”，不断演进发展的；应当摒除“道”是“天纵之圣”头脑中所固有、“六经”是万古不变的教条一类陈旧观念，而确立“道”是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正确观念，勇于根据社会实践的需要，开发出新的“道”。因此，他正确总结了二千年史学的演变，中肯地批判“正史”末流墨守成规造成的严重积弊，提出“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作为改革历史编纂的方向。其主张，对于20世纪历史编纂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章学诚 “道”的探索 历史编纂改革的方向 “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 20世纪“新综合体” 一、自信“为百千年后史学开蚕丛” 章学诚是乾嘉时期具有“别识心裁”的杰出学者，生前他的学说不被理解，遭尽周围人物的白眼，但他毫不气馁，对于自己的学术主张抱有充分的自信。其时，他因极不满意于《宋史》的芜滥舛误，曾经发愿重修，为此与其好友邵晋涵多番商量。章学诚清醒地认识到，历史编纂应当克服“正史”末流固守前代成法、体例陈陈相因的严重积弊，勇于改革，创造出新的著史格局。他在《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这封著名的书信中说： 神奇可化臭腐，臭腐亦复化为神奇，《纪事本末》本无深意，而因事命题，不为成法，则引而伸之，扩而充之，遂觉体圆用神，《尚书》神圣制作，数千年来可仰望而不可接者，至此可以仰追。岂非穷变通久自有其会，纪传流弊至于极尽，而天诱仆衷，为从此百千年后史学开蚕丛乎！今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增图谱之例而删书志之名，发凡起例，别具《圆通》之篇，推论甚精，造次难尽，须俟脱稿，便当续上奉郢质也。但古人云，“载之空言，不如见之实事”，仆思自以义例撰述一书，以明所著之非虚语。因择诸史之所宜致功者，莫如赵宋一代之书，而体例既于班、马殊科，则于足下之所欲为者，不嫌同工异曲。惟是经纶一代，思虑难周，惟于南北三百余年，挈要提纲，足下于所夙究心者，指示一二，略如袁枢《纪事》之有题目，虽不必尽似之，亦贵得其概而有以变通之也。[1]《文史通义》外篇三•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 在此之前，章学诚已撰成《文史通义•书教》篇，这是总结中国历史编纂学演进的重要论著，精辟地论述了《史记》、《汉书》的非凡创造力和体例的严密合理，对于《三国志》、《后汉书》以下诸史也有精到的评论，特别严肃指责了“正史”末流缺乏史识、体例错漏的弊病，认为正可以从吸收纪事本末体的优点找到救治的办法。章学诚有志于运用自己独到的史学见解纂修史书，他对宋代历史夙有兴趣，因邵晋涵对宋史也研习多年，因而建议两人一同动手改作《宋史》，既可互相讨论，又可各自著成各具风格的史书。“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是他苦心探求得出的重要结论。 章学诚自信他已为几百年来阻碍史学发展的难题找到了破解的办法，足以为后人开辟出一条新路，“为百千年后史学开蚕丛”。当时士林风气，是群趋于训诂考证之学，“惟古是尚”、“仰慕前修”的意识充斥人们的头脑，因此，勇于破除旧规、开拓新路的观点得不到重视，引不起回响。过了一百年之后，至20世纪初年，终于有了知音，这就是近代著名学者章炳麟。其时他在日本，正计划撰写一部《中国通史》。为此，他必然要对已有的编纂体裁和主张作一番探究和权衡抉择。章炳麟学识渊博，他是学者兼革命家，并已接受了西方进化论学说，对于计划中要撰写的通史立意很高，称其修撰的目的，一是为了“扬榷大端，令知古今进化之轨”，一是为了“振厉士气，令人观感”。[2]《哀清史》附《中国通史略例》他总结自司马迁、杜佑、司马光、马端临、王夫之等人著史的经验得失，觉得要撰成符合当下时代要求的通史，必须采纳章学诚“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的主张。因此，他一方面仿效纪传体众体齐备、网罗丰富的优点，另一方面又吸收纪事本末体的优点，故特意创设十篇“记”，作为全书的主干，显示“社会兴废，国力强弱”。依照他的设计，这部《中国通史》以五种体裁构成：一是“表”，有帝王表、方舆表、职官表等五篇；二是“典”，有种族典、民宅典、食货典等十二篇；三是“记”，有周服记、秦帝记、南胄记、唐藩记、党锢记、革命记、陆交记、海交记、胡寇记、光复记等，共十篇；四是“考纪”，有秦始皇考纪至洪秀全考纪，共九篇；五是“别录”，有管商萧葛别录、李斯别录、会党别录、畴人别录等，共二十五篇。而尤其强调，十篇“记”的设立，是因认为章学诚的主张恰恰说明了历史编纂“大势所趋，不得不尔”的发展趋势： 诸典所述，多近制度。及夫人事纷纭，非制度所能限，然其系于社会兴废，国力强弱，非眇末也。会稽章氏谓后人作史，当兼采《尚书》体例，《金滕》、《顾命》就一事以详始卒，机仲之《纪事本末》，可谓冥合自然。亦大势所趋，不得不尔也。故复略举人事，论撰十篇，命之曰《记》。 受章学诚主张之影响者，又何止章炳麟一人！与章炳麟约略同时，梁启超也计划编纂《中国通史》，他设想用“年表”、“载记”、“志略”、“传记”四种体裁，互相配合，与章炳麟的设计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再往后，从罗尔纲著《太平天国史》，白寿彝主编大型《中国通史》，以及目前正在修纂的大型《清史》，其体裁的设计，正反复证明了章学诚的主张确确实实反映了历史编纂发展的内在逻辑要求。① 二、章学诚“道”的探索的精髓 章学诚提出的改变“正史”末流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的做法，为历史编纂开辟新路的主张，竟揭示出20世纪历史编纂发展的内在逻辑方向，这无疑是学术史上的大事情。确实正如章学诚所言：“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1]《文史通义》外篇三•家书二那么，我们必须进一步追问：章学诚何以有如此卓越的睿智和见识？此乃关系晚清以来史学发展趋势的大问题，正有待于我们深入探究，发前人未发之覆。若以其熟习史籍为理由作解释，显然讲不通，因为在当时学者中，能做到熟习史籍者不乏其人，例如，赵翼著《廿二史劄记》，书中对于从《史记》到《明史》各部正史，都首先论述其编纂经过、特点，评论其史例之得失，言之甚详。再如王鸣盛著《十七史商榷》，书末附有《缀言》二卷，对于历代史书体裁、体例问题，也多有讨论。然则赵、王二氏，又何曾言及历史编纂已经弊病丛生，必须另觅他途呢？ 问题的关键，是章学诚在哲学观、价值观的认识上迥异于常人，在对事物发展的法则性、规律性的把握和概括上，达到了所处时代所能达到的高度。章氏有关哲学探讨的重要论述，见于《文史通义》书中《易教》（上中下）、《书教》（上中下）、《诗教》（上下）、《礼教》、《原道》（上中下）各篇，尤以《原道》三篇论述最为深刻、精警。恰恰是《原道》篇，在当时很受非议，论者纷纷责难其“题目太熟”，“不脱宋儒语录习气”。固然，前人所写以《原道》为题者有三篇，然而篇名相同，旨趣却殊异，论证的问题各不相同。《淮南子•原道训》讲清静、无为、寡欲，一切听其自然。《文心雕龙•原道》讲文章要以儒家的“道”来作指导，要体现“道”。韩愈是要捍卫儒家自尧、舜至孔、孟的道，来抵制佛、老，其文是宣扬维护儒家纲常名教的重要性。而章学诚的《原道》三篇围绕三个重要命题，深刻地论证作为哲学根本和理核心的“道”，作为人类社会演进法则的“道”，是怎样产生？如何演变？而当时士林中人以尊古信古、因循保守为思维定势，根深蒂固，因而不理解章学诚提倡新学说的意义，甚至本能地加以排斥，这是思想史上令人叹息的一页。 概言之，章学诚所从事的是具有极高价值的真理性探索，他继承发扬了中国思想史的优良成果并摒弃了种种错误的羁绊，因而在当时条件下结出了宝贵的硕果。章学诚“道”的探索的精髓是，他论证了三项极有意义的重要命题： 一是，“道”源于社会实践，逐步演化发展，“渐形渐著”。 《原道》上篇极具说服力地论证了：群居的人类为了解决日常生活需要问题，居住安全问题，就逐步产生分工、管理制度，由简单到复杂逐步形成，反映在观念上，“均平秩序之义”也逐步产生、发展；又由于公共事务越来越复杂，逐步产生出从管理小部落的首领，到产生管理国家的杰出人物。名目越来越多，制度越来越复杂，君臣制度，各种行政部门，行政区划，封建诸侯，设立学校，都随之形成、发展起来。章氏强调，不论是最初阶段的“三人居室，则必朝暮启闭其门户，饔飧取给于樵汲，既非一身，则必有分任者矣，或各司其事，或番易其班”；或是其后“又恐交委而互争焉，则必推年之长者持其平”，“至于什伍千百，部别班分，亦必各长其什伍而积至于千百”；或者国家形成之后，“作君、作师、画野、分州、井田、封建、学校”等等制度或观念的确立：都是按照人类生活和生产的演进而逐步产生和发展的，都显示出“不得不然之势”。因此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故道者，非圣人智力之所能为，皆其事势自然，渐形渐著，不得已而出之，故曰‘天’也。” 章学诚探讨“道”的本原和演进，是吸收了《周易》和《荀子•礼论》中的朴素唯物观点，而论述更加深刻，达到更高境界，是讲作为理论核心和社会生活法则的“道”，如何从原始混沌、草昧初开时代，逐步演进，由低级阶段达到高级阶段，讲到刑政礼乐制度的产生，负责管理和统治国家人物的出现，以至行政区划、井田、学校的出现，特别强调这是由于“事势自然，渐形渐著”，“不得不然”，逐步演进的。所以侯外庐评价说：他好像洞察到一些由原始公社、氏族公社到形成国家的演变。[3] 二是，要破除“六经”是圣人以“天纵之圣”创造出来的万古不变的教条的神秘观点，真正认识：“道”是万事万物形成之“所以然”的客观法则，万事万物、“圣人制作”、经书记载，都是在理和势条件下产生的结果，是“道”在不同阶段的表现形式。 章学诚极其雄辩地论述历代制度的创设，都是由于事物发展客观趋势推动下“不得不然”的产物： 人之初生，至于什伍千百，以及作君、作师，分州、画野，盖必有所需而后从而给之，有所郁而后从而宣之，有所弊而后从而救之。羲、农、轩、颛之制作，初意不过如是尔。法积美备，至唐、虞而尽善焉；殷因夏监，至成周而无憾焉。譬如滥觞积而渐为江河，培塿积而至于山岳，亦其理势之自然，而非尧、舜之圣过乎羲、轩，文、武之神胜于禹、汤也。后圣法前圣，非法前圣也，法其道之渐形而渐著者也。三皇无为而自化，五帝开物而成务，三王立制而垂法，后人见为治化不同有如是尔。当日圣人创制，只觉事势出于不得不然，一似暑之必须为葛，寒之必须为裘，而非有所容心，以谓吾必如是而后可以异于前人，吾必如是而后可以齐名前圣也。 这就充分证明，古代各种制度的建立，经书上所载“圣人之教”，都是客观趋势推动下有了需要以后促成创造，有了郁积因而需要宣泄，有了弊病需要革除。由此也就应当理解：后圣效法前圣，并不是效法前圣的具体做法，而是效法前圣依据客观的理、势所推动，把制度创制得更加显著、更加完善的道理，所以，客观趋势（或言“事物法则性”）的道，好比是车轮永远转动、向前发展，而具体的制度、事物，则好比车轮留下的一段一段的轨迹。“一阴一阳，往复循环者，犹车轮也；圣人创制，一似暑葛寒裘，犹轨辙也。”章学诚就是这样以极其形象、极其简洁明了的语言，解答了“道”与各种国家制度、“圣人制作”二者的关系。 千百年来儒生对经书顶礼膜拜，认为圣人之教和经书所载就是“道”的化身，圣人——六经——“道”三位一体，形成极度泥古、僵化的观点，章学诚针锋相对，论证“道”与圣人不能等同：“道有自然，圣人有不得不然，其事同乎？曰：不同。道无所为而自然，圣人有所见而不得不然也。故言圣人体道可也，言圣人与道同体不可也。”并进而提出：“学于圣人，斯为贤人。学于贤人，斯为君子。学于众人，斯为圣人。”因为圣人的作为只是体现了客观理势的需要，圣人如果不从众人的行为、欲望中得到正确认识，就不能成其为“圣人”。这一观点在将圣人视为万世师表、视众庶为愚昧无知的时代，更不愧为石破天惊的伟论。 三是，论述“道”与事功密切相连，六经不能尽“道”，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立言之士必须革新观念，勇于总结出新的“道”。 事物不断发展，“道”也要发展，当代学者应担负“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的时代责任，对后世事变予以总结，以推进对社会生活演进法则性之认识。这是《原道下》篇的核心观点，也是章学诚在哲学探讨上远远高于同时代学者之处！章氏强调当时考证学者以训诂章句专攻一经为学问的极致，实则只得一隅，未能认识古人学问的全体。当今学者应当树立高度的使命感，担负阐明穷变通久，总结六经之后社会生活发生的变化，推进和究明大道的时代责任：“夫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匿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言与立功相准。盖必有所需而后从而给之，有所郁而后从而宣之，有所弊而后从而救之，而非徒夸声音采色，以为一己之名也。”抛弃六经是孔子因其“天纵之圣”，从头脑中演绎出来的旧观念，抛弃“道”是固定不变、六经已经穷尽的旧观念，改变以为凭训诂章句即能获得古人学术真谛的错误态度，树立“道”与社会生活密切联系、因事物发展“道”也向前发展的正确态度，明确学者的责任是针对现实社会中“有所需”、“有所郁”、“有所弊”的问题，着力探究、总结哲理性的认识，勇于创造，回答时代的要求。 章学诚对其“道”的探索有充分的自信，说：“其所发明，实从古未凿之窦”。[1]《文史通义》外篇三•与陈鉴亭论学至20世纪初，梁启超处于近代学术潮流之中，对章氏的新观点更有深切的体会，故赞誉说：“（《文史通义》）实为乾嘉以后思想解放之源泉”，“为晚清学者开拓心胸，非直史学之杰而已”。[4]还有两位当代著名学者也作了精辟的评价。钱穆在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章学诚与戴震同处于乾嘉时期，对“道”与六经关系的认识有同有不同：“（东原谓）圣人之遗言存于经，故六经乃道之所寄。实斋则圣人之不得不然乃所以合乎道，而非可即为道。自然变，则圣人之不得不然者亦将随而变，故时会不同，则所以为圣人者亦不同。故曰圣人学于众人，又曰‘六经皆史’，则六经固不足以尽夫道也。”[5]叶瑛则在《文史通义校注》中强调《原道》上中下三篇是《文史通义》全书总纲，指出：“盖清儒自顾亭林以来，以为道在六经，通经即所以明道。实斋则谓道在事物，初不出乎人伦日用之间。学者明道，应即事物而求其所以然，六经固不足以尽之。《文史通义》本为救当时经学之流弊而作，此三篇实为全书总汇。”[6]这些论述都有助于我们理解：章学诚对“道”的探索是乾嘉时期关于事物本原、社会演进法则深层次考察的珍贵文献，达到其所处时代的最高水平。 三、提出改革历史编纂的方向 哲学是普照的光。由于章学诚在哲学观、价值观上站到了应有的高度，因而他能够对所处环境下面临的重要问题有更敏锐的观察和正确的分析。他的理论探索不作书斋式空谈，而是要运用于社会，“有所需而后从而给之，有所郁而后从而宣之，有所弊而后从而救之”。正是这种实践性、批判性、创新性特点，铸造了他“学术经世”的鲜明品格。他反对逐于时趋，人云亦云，在书中反复提出告诫：“学业将以救世，当视世之所忽者而施救挽焉，并轻重相权之义也。”[1]《文史通义》内篇四•说林到他晚年所写《上尹楚珍阁学书》中，对自己一生“经世”和“救弊”的宗旨作了这样深刻的总结：“学诚……谈史著文，耻为无实空言，所著《通义》，虽以文史标题，而于世教民彝，人心风俗，未尝不三致意，往往推演古今，窃附诗人义焉。”[1]卷二十九当时他的“经世”和“救弊”，主要着眼于学术领域。他勇敢地“逆于时趋”，对当时盛行的考证学风作了有力的针砭，指出其襞绩补苴、无益世事的实质：“君子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不知当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经术，则鞶帨之文，射覆之学，虽极精能，其无当于实用也审矣。”[1]《文史通义》内篇五•史释并提出区分功力与学问的著名命题：“学与功力，实相似而不同；学不可以骤几，人当致攻乎功力则可耳，指功力以谓学，是犹指秫黍以为酒也。”[1]《文史通义》内篇二•博约中深刻地指出沉溺于烦琐考据是抛弃了学术应当服务于社会人生的宗旨，是根本方向性的错误，他的精警言论已经预示了嘉道年间学术风气的转变。 同样是为社会和学术进步开发出新的“道”的思想指导下，他一反因循苟且的气习，剖析史书编纂存在的严重积弊，提出了改革历史编纂的方向，此后实则为20世纪历史编纂领域的深刻变化倡其先声。 与墨守旧规者不同，章学诚以革新的、发展的观点对待历史编纂。他说：“吾于史学，贵其著述成家，不敢方圆求备，有同类纂。”又说：“欲其抉择去取，故例不拘常。”[1]《文史通义》内篇一•书教下强调别识心裁，要根据著述的义旨确定编纂要求，灵活运用，这是他辨析体例的重要特点。纪传体“正史”在历代史书编纂中占据最重要的地位，章学诚独创性地以纵贯分析的眼光分析纪传体史书一千多年中的演变，总结其经验与教训，这是他对历史编纂理论的第一项贡献。他认为，纪传体本是三代以后之良法，司马迁发凡起例，具有卓见绝识，纪表书传互相配合，足以“范围千古，牢笼百家”，具有很大的包容量。加上司马迁对体例的运用能够灵活变通，“体圆用神”，不愧是撰述的典范。继之《汉书》、《三国志》，都是“各有心裁家学”的上乘之作。降而《晋书》、《隋书》、《新唐书》，“虽不出于一手，人并效其能”，所以能修成有价值的史书。后来的修史者墨守成规，不知根据需要变通，结果史才、史识、史学都反过来成为史例的奴隶，“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不敢稍变；如治胥吏之簿书，繁不可删。”“纪传之最敝者，如宋元之史，人杂体猥，不可究诘，或一事而数见，或一人而两传，人至千名，卷盈数百”，简直如洪水泛滥的河、淮、洪泽，祸患无穷。因此他大声疾呼非加以改造不可！这些论述纪传体演变和得失的看法集中见于《文史通义》《书教下》、《史学别录例议》和《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二文中。他所作的剖析强调史家著史贯穿创造的精神，要有独到的史识，并做到与恰当运用体例相结合，这种学术观念是当时众多的考证家们所不可企及的。章学诚还以辩证的观点，中肯地指出纪传体史书在反映史实上的缺陷。他强调史书的任务是记事。这话似最平常不过，但因为后来的修史者恰恰忘记了这条最简单而最重要的道理，章学诚重申这一点就是有的放矢。他认为评论体裁得失的重要标准就是看它能否恰当地记述史事，以此来衡量，纪传体的重要缺陷是难以反映史事演进的大势。“史以记事者也；纪传、纪年，区分类别，皆期于事有当而已。……盖史至纪传而义例愈精，文章愈富，而于事之宗要愈难追求，观者久已患之。”又说：“纪传之书，类例易求而大势难贯。”[1]《文史通义》外篇一•史学别录例议明确指出纪传体这一缺点，也是章学诚“辨析体例”的重要创见。归纳起来，章学诚认为，纪传体的长处是容量广阔和便于分类归纳，短处是难以反映史事演进的大势。从编撰思想讲，应该效法司马迁的别识心裁、灵活运用，坚决摒弃后人修史墨守成法，不知变通的弊病。 纪事本末体属于较后出的体裁，但在至明清时期作者接踵出现，而在理论上作探讨则未有人顾及，章学诚敏锐地抓住这一问题而加以阐释，这是他对历史编纂学理论的又一重要贡献。他认为，纪传体不利于反映史事大势这一缺陷，正好从纪事本末体得到弥补。他对纪事本末体的特点有精到的分析，说：“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夫史为记事之书，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讫自如，无一言之或遗而或溢也。”[1]《文史通义》内篇一•书教下这里强调历史事实本身千变万化，历史著述要与之适应，就必须采用纪事本末体的办法，“按事立篇”，“不拘常格”，“起讫自如”。以前杨万里为《通鉴纪事本末》作序，敏锐地看出这种体裁有利于讲清史事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搴事之成，以后于其萌；提事之微，以先于其明。”章学诚进一步从记述复杂多变的史实的需要来分析这种体裁的长处，所见比前人更为深刻。章学诚还认为，袁枢著书时只是为了阅读《通鉴》的方便，并未有很深的用意，应该对他的方法加以发挥提高。 章学诚对历史编纂学理论的第三项重要贡献，是在上述对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利弊作深刻分析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的主张，作为改革历史编纂的方向。其主张的实际内容，就是吸取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二者之所长，形成一种新的综合体。他自认这是为史书的编撰解决了大难题，开辟了新途径。他讲自己于史学“创例发凡，多为后世开山”，主要也是指总结了“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这一改革的总构想。他在《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中所言“神奇可化臭腐，臭腐亦复化为神奇”，“《尚书》神圣制作，数千年来可仰望而不可接者，至此可以仰追。岂非穷变通久自有其会，纪传流弊至于极尽，而天诱仆衷，为从此百千年后史学开蚕丛乎！”等语，当年已届五十五岁，这一认识是他经过数十年探求才获得的，表明他有如历尽艰辛攀上峰顶忽觉豁然开朗一样，欣喜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如何实现“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章学诚曾有过两种设想。一是采用“纪”、“传”、“图”、“表”四体配合。这是设想仍以“纪”为全书总纲，去掉原有的“书志”，而设立包含多种内容的“传”，与“纪”相配合。此一主张见于《书教下》篇。二是在《史学别录例议》中所言，采用“别录”的办法，即在全书前面标出一个时代最主要的事件，在每一事件之下将书中有关的篇名注明，以此提纲挈领，而又做到全书内容丰富，编纂方法灵活，互相配合。 章学诚提出的改革历史编纂的主张和开拓创新精神有力地启发、激励了后人，如果说他的主张影响了20世纪大型史书编纂的格局，诚不为过。然则，在学术上开拓新路又是很艰难的事。章学诚本人提出的两种设想同时在《文史通义》书中保存，说明其仍处于探索的过程中，而未找到满意的结果。后代学者的探索又何尝不是如此！章炳麟撰写《中国通史略例》，以其近代学术眼光，他深知一部通史，必须有让人满意的主干部分，但究竟是以“记”还是用“典”来概述社会大势，他并未能真正解决。梁启超纂著《中国通史》已成稿件中，撰有《春秋载记》、《战国载记》，表明其以此作为主干部分叙述历史大势的意图，但也未能达到较圆满地解决，且梁氏本人也未从理论上加以论述。继其后，罗尔纲著《太平天国史》，白寿彝主编大型《中国通史》，以及目前正在进行的大型《清史》纂修，都较章学诚等先驱学者的设想有很大的推进。但我们若更深入地讨论，则不难发现，近几十年的实践仍提出不少问题需要探索和解决。如，作为对大型史书成功与否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主干部分，《太平天国史》采用的是“序论”，大型《中国通史》采用的是“综述”，大型《清史》采用的是“通纪”，其间得失如何？何者最为优胜，足资他人借鉴？又如，大型史书中要不要设置“表”？如果须要，表的多少如何确定？哪些类型的“表”是非设不可的？又再如，这几项大的史书纂修工程，都继承了纪传体史书的特点，设立了“传记”。但宗旨也有不同，《中国通史》是选择每一时期各方面代表人物入传，记载详细，《太平天国史》和大型《清史》则将范围大大放宽，入传者甚众，究竟何者更为恰当？又，“传记”之中，专传与类传如何配合？我们如果把眼光再放大一点，则中国传统史书体裁形式丰富多样，如何批判继承、根据当今时代的需要而改造、创新，更有许多问题需要思考和解决。这对于建设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史学实有直接的关系。章学诚说得好：“盖必有所需而后从而给之，有所郁而后从而宣之，有所弊而后而救之。”我们应当发扬章氏勇于革新、创造的精神，解放思想，共同探讨，不断提出和解决新的课题，迎接历史编纂领域发展的更加美好的前景！ 注释： ①参见陈其泰：《近三百年历史编纂的一种重要趋势——论“新综合体”的探索》，《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2期；《纂修大型〈清史〉宜采用新体》，《清史研究》2002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2] 章太炎.訄书[M]//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327、328. [3]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507. [4]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50. [5]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423. [6] 叶瑛.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5：124. (责任编辑：admin) |